公文“抄”作杂谈（精选3篇）由网友“uknowwhy”投稿提供，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公文“抄”作杂谈，希望大家能够受用!
篇1：公文“抄”作杂谈
公文“抄”作杂谈
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自从学习写作开始，此番论调就在耳边萦绕不停。特别是从事公文写作以来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对所谓有定评的大材料无不细心揣摩，然而“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者比比皆是，深感“天下没有不抄的笔杆子”。然而，细细品味，才知小抄者形似，中抄者神似，大抄者抄于无形，以彼家之语言，阐此户之思想，凭甲方之结构，创乙类之新意，宛如冰糖葫芦，山里红虽是买来的，竹签子却是自产的，冰糖一滚，浑然天成，又有谁敢说这不是新的创造呢？以此为切入点，谈点公文写作的粗浅感受，与诸君共勉。
一、以“没有不抄的笔杆子”谈抄的重要性
长期的实践，使我们感觉到――每一次写材料经历的思维过程，与初学写作时的过程是何其相似，初学者从摹仿开始，老成者从参考起步，其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进入状态的速度不同，初学者缓慢，老成者迅达，如此而已。摹仿是抄，参考也是抄，一个是抄的初级形式，一个是抄的升华阶段。试想，公文文体的严格规定性，注定我们在写作时继承的多，创新的少，甚至可以说在文体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创新。文体的继承，就是文体的“抄”。公文的内容是反映组织的意志，是“代人立言”，其指导思想必须同组织的领导者保持一致，特别是作为地方组织的公文一般是以落实上级精神为主的多，在精神上必须同上级保持一致，这必然要体现在语言文字载体的同一，必要的内容，必要的`语言，必要的引经论典，所有这些其实质就是必须做好“抄”字文章。看得远，是因为站的高；写的好，是因为有参考。抄是引用，抄是参考，抄是引经论典，抄是你之所以看得更远的巨人肩膀，抄是之所以写得更好的前期平台。笔杆子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也是抄出来的。
二、从“如何让人觉得不是抄”谈抄的艺术性
抄不是抄袭，而是参考，引用，摹仿，所以必须讲求艺术性，有条原则必须予以坚持。
一是不能全抄，全抄就是抄袭。抓住重点，突出特点，这篇材料需要什么就抄点什么，缺少什么就抄什么。但绝对不能整篇全抄，全抄就是抄袭。谋篇之初，可能是文体未定前，那就不妨参考文体，以了解这种体裁的要求和具体模式；立意之始，也许结构未明，那就不妨引用结构，以彼之骨架塑此之雕像；或内容，或语言，杂取种种，皆以此论。
二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人，要抄的广泛。一篇文章，文体采用甲种形式，结构融汇乙类骨架，内容涉足丙的涵盖，语言渊源于丁的精彩，甲、乙、丙、丁优化组合，是它又非它，这不是新的创造又是什么呢？参考要广泛，引用不单一，摹仿看不见。
三是抄要分清类型，不能千篇 一律。抄上级的文件，重在落实批示，贯彻精神，本已十分精确的语言，何用更改？抄下级的汇报重在抓住事例，事情要清楚，数字要准确，为经验提供例证，为观点提供论据。抄外单位的材料重在写作技巧，语言精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三、从“怎么就算是会抄”谈抄的实践性
话好说，事难办，文章不好写。如何在公文写作中运用抄的技巧，需要大量的实践。这决不是讲一讲秘诀就可以一下子完成的，那如何实践呢？
篇2：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夫贵妻耻――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作者/眭达明
工部尚书吴中，山东武城人，有材能，然惟声色货利是好，宠妾数十，甚畏其妻。尝领诰命，妻命左右诵之毕曰： “此文天子自为乎？儒臣代草乎？”曰： “亦儒臣代草耳。”妻曰： “代草甚当。今诵之终篇，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为妇人所诮，亦足羞矣。
――《典故纪闻》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99页
古代任命比较重要的官员时，要颁发一种类似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的文书作为授官凭信。这种文书在北周出现时被称为告身，授官时即颁给本人。如《北齐书・傅伏传》记载：北周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齐名将傅伏，“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开国公，即给告身”。其后，这一制度由北周历经隋唐传至明清。
唐朝的授官凭信也叫告身，但颁发程式比北周完备，授官按品级分册授、制授、敕授、旨授、判补五种。前三种颁发需经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最后由尚书省盖印付本。旨授经尚书省，分别由吏部（文官）、兵部（武官）授给。判补则由吏部颁发。中唐以后，官爵冗滥，出现空名告身；甚至未有告身，先给信牒。宋代嫔妃、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以及其他受封赠者皆给告身，由官诰院掌其事。元丰改制后，人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明清时，授官凭信被称为诰命或敕命。敕命有两种：一种称之为“坐名敕”，用于任命地位较高的文武官员，敕内要写明官职姓名，本官任满或因故去职时，敕命要缴回注销，接任官员再发新敕；另一种称之为“传敕”，用于任命地位略低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的职权一般比较稳定，敕内只列官衔，不具姓名，本官离任去职时传给后任，敕书仍不丧失其现行效用，因而称为“传敕”。
告身文书的形式与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虽然颇为相似，但它的内容有许多不同。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文字简单，只需写明任职者的主要职衔，而明清时的诰敕文书则要阐明所任岗位的性质，规定任职者的职权范围，对任职者提出工作要求等，作为明确责任和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
《明太祖集》收录了众多明初诰命文书范本，其中肛部尚书诰》全文是：
昔圣人也朴，民俗亦厚，制不饰华。六曹之设，内工官居数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无异伎，国无奇役，然而工务虽筒，其成也必精，其废也必当。故一举而无再为，一废而无复造，所以民逸者多，劳者少，因是而官贤，称君圣德。
今之人受职任事，则又不然矣。凡临事之际，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公，于国则不利，与民为害，是有人神共怒，祸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尝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复为，是不隔禽兽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选人，在福民之福，固国以奉天地。是以前贤能体君心，而以务事工，得家保而国昌。
今朕设工部，实法古制。特以尔某为工部某官。当敬事，信工无弊，上下咸合。汝贞良哉！ （《明太祖集》卷四，黄山书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67页）
相对于明初的诰命文书，清代任命外任官的敕谕（敕命），内容要丰富和规范得多。一份完整的清代敕谕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要写明受文者的全部职衔，包括兼衔兼职，以明确本人的权力、地位和品级，享受不同的政治与生活待遇。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皇帝颁给台湾二品总兵官王巍的坐名敕，就写明他的职衔是“台湾总兵”。
二是要写明受文者的管辖区域、驻扎地点及管辖哪些官吏等。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道： “兹特命尔镇守福建台湾等处地方，驻扎台湾府城。管辖本标中、左、右三营，统辖北路副将、台湾水师副将、澎湖水师副将、台湾城守营参将、南路营参将、南路下淡水营都司、北路淡水营都司各营大小将领及守御等官，俱照题定经制事例管辖。”
三是要写明受文者的全部工作任务并提出相应任职要求，这是敕谕内容的主体。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道： “尔须操练兵马，振扬威武，申明纪律，抚恤士卒，严明斥堠，防遏奸宄，修浚城池，缮治器械，相度地势险易，控制要害处所，责成该汛弁兵力图保障。各营额兵，务选补精强，毋容积猾老弱糜饷。一应本折粮饷，听该管衙门给发。所部官丁，必须严加钤束，秋毫无犯，使兵民相安，不得借打草放马为名，骚扰农业。如遇寇警，即统兵戮力剿捕，不得观望，致误军机。”敕谕详细规定了任职者的职责和要求，以便官员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和应做的工作。对敕谕中没有授权的临时性工作古人也考虑到了。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有这条补充规定： “敕中开载未尽事宜，皆申报总督、巡抚、提督参酌施行。”这实际上是授予王巍一定便宜行事的权力。
四是要写明受文者服从哪些上级的领导和指挥，哪些问题需向上级请示执行，哪些问题需和其他有关官员咨商决定或联名执行，这也是敕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些不仅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也是严格的纪律要求。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尔仍听闽浙总督、福建水师提督节制。”又说： “如招抚事体重大，即申报总督、巡抚、提督，奏请定夺。”
五是明确不能插手和干预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一应钱粮词讼、民事，俱系有司职掌，不得干预。”
六是在敕谕正文的最后写明训诫条文，让官员铭记于心，时刻自儆。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尔受兹委任，须持廉秉公，殚力奋勇，歼寇固圉，斯称厥职。如或贪黩乖张，冈循怠忽，纵寇殃民，贻误封疆，国宪具存。尔其慎之！” （王巍坐名敕见《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员工福利委员会1972年3月再版戊编第3本第211页）
由此观之，明清时的诰敕文书既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职权证明书，也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责任委托书，同时也是大臣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凭证和国家考核官员政绩及实行奖惩黜陟的依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敕谕文书正文的最后写上一段训诫条文（明朝的《工部尚书诰》结尾处也写有少量训诫文字），对官员示以儆戒，无疑能起到约束官员奉公守法的作用。
当然，在贿赂公行、官吏贪腐成风的大环境下，仅靠一纸任命书训诫约束，其作用十分有限。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文头引文中所写的一幕：皇帝颁发诰命文书给吴中，又一次提升他的官爵。吴太太将诰命夺过来，让人读给她听，然后问吴中： “诰命是皇帝亲自写的，还是秘书代笔？”吴中说： “应该是秘书代笔。”吴太太说： “写得非常恰当。”吴中说何以见得？吴太太说： “听完整篇诰命，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不就是说你吗？”吴中历来畏妻如虎，听她这么一说，更是不敢做声。
在妻子眼里，吴中显然不是做大官的'料，皇帝用这样的人，不是瞎了眼就是用人政策出了问题。于是丈夫的官做得越大，吴太太越是感到耻辱。知夫莫若妻，相信吴太太的判断不会有错。
俗话说“夫贵妻荣”，吴中的妻子却“夫贵妻耻”，真是太有趣了。
吴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让自己的妻子如此瞧不起？
《明史・吴中传》和《明宣宗实录》中说：当了二十多年工部尚书，后来又官至太子少保和少师的吴中，在负责北京故宫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皇帝陵墓的营建过程中，虽然“职务填委，规画井然”，并且“勤敏多计算”，获得了皇室的肯定和赞赏，但对工人师傅刻薄无情，像劳改犯一样管束，一点也不体恤。他还私自将宫殿建筑材料送给权势人物建私宅。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并养了许多情人。于是在皇帝眼里，吴中是个能人，社会舆论却一直鄙视他，在妻子心目中更是毫无地位。再结合文头所引用腆故纪闻》中的说法，可见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认为吴中是一个有能力、有政绩却无口碑的人。他还是一个好色之徒。贪官背后都有女人，古今皆然。
如此贪得无厌又品格低下的一个人，也就怪不得被妻子瞧不起，要对其升官进行讽刺挖苦了。
当然，吴太太叫人读丈夫的封官诰命，没有听到“清廉”二字，便讥笑他“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显然是一种借题发挥，故意加以讽刺和挖苦。诰敕文书很少对任官者的道德品行作出评价，只规定受文者的职权范围和任职要求，皇帝颁给吴中的诰命没有使用“清廉”二字，是很有可能的，实属正常。
不过从上面引用的王巍坐名敕的内容来看，训诫条文中是使用了“廉”字的。清朝的公文和公文制度大多沿袭明制并有所完善和发展，而明朝皇帝颁给吴中的诰命在训诫文字中却没有使用“清廉”二字，难道真是作者有意为之？诰命文书都是出于儒臣（秘书）之手，如果真是公文作者有意不用“清廉”二字，那么起草这份诰命的秘书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认为像吴中这种无清无廉的官员，在颁给他的诰命中是不配使用“清廉”二字的，否则就会弄脏这两个神圣的汉字。
吴太太自己不看诰命而要别人读给她听，说明她不识多少字甚至是文盲。受国家教育培养多年的高官丈夫不如文盲妻子懂得为官之道，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在听读过程中，吴太太对清廉二字如此关注和敏感，表明她对丈夫的道德缺陷早就深恶痛绝。吴中身边有这样一个“廉政贤内助”，本来可以让自己少犯甚至不犯错误，事实本身却不是这样，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依靠夫人反腐、搞“廉政贤内助”什么的，看来完全行不通。要解决干部腐败问题，还得要有好的用人机制，必须在建章立制上想办法、下功夫，否则难免成为笑柄。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篇3：又启某事――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又启某事――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又启某事――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口眭达明
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斋中宾客，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辄奔归安都。上性严整，内衔之，安都弗之觉。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常（尝）陪乐游园禊饮，谓上日：“何如作临川王时？”上不应。安都再三言之。上日：“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启借供帐水饰，欲载妻妾于御堂宴饮。上虽许之，意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座，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会重云殿灾，安都帅将士带甲入殿，上甚恶之，阴为之备。……乃下诏暴其罪恶，明日，赐死。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第5233页
永定三年(559年)六月，陈武帝陈霸先去世。当时皇太子陈昌被北周拘押在长安，名将侯安都等人便拥立陈霸先的侄子临川王陈蓓做了皇帝，是为陈文帝。第二年．北周为了挑动陈朝内部的争斗，故意把陈昌送回陈朝。陈昌在回来的途中，写了一封信给陈`，措辞很不谦虚，陈蓓看后一肚子不高兴。他把侯安都召来，故作平静地说：“太子就要回来了，我应该让位，另找一个藩国作为自己养老的地方。”侯安都听了，非常不安，急切地说：“自古以来哪有被替代的天子！我这个人很愚笨，只知道忠于陛下，因此不敢接受这个命令。”说完，毛遂自荐要求由他去“迎接”陈昌。在渡江时，侯安都把陈昌推到水里淹死，回来后却报告说陈昌不小心失水而死，以掩人耳目。因这一“功劳”，侯安都不仅被封为清远公，朝廷还特意立碑颂扬他的功绩。
此后，侯安都自恃功高过人，越来越横行骄奢，渐无人臣之礼。他经常聚集文武官员骑马射箭，吟诗作赋，然后亲自排列好坏次序，给予各种奖赏。部下很多将领不遵守法纪，有些要被查问收捕的.人就常常逃到侯安都那儿寻求庇护。有一次，重云殿失火，侯安都竟然擅自带领将士披挂铠甲冲入殿内。陈文帝性格内向、作风严谨，对侯安都的所作所为，表面上虽然没有表示过什么，内心其实很有看法。侯安都不但没有察觉，而且越发放肆起来，在陪陈文帝喝酒时，为图一时愉快和舒服，竟然傲慢地伸开双脚，用手据膝，倾斜偏倚，毫无坐相，一点规矩和礼节都不讲。有一次喝得兴奋，侯安都还放肆地对陈文帝说：“现在的生活跟你做临川王比起来怎么样？”陈文帝没有吱声。侯安都再三追问，陈文帝才冷冷地说：“我登上皇位，虽说是天命，但也是依靠你将军的力量。”宴会结束后，侯安都又向陈文帝开口借用宫中供设的帷帐及游览船上的装饰，准备带着他的妻妾和家人一起游览，并在皇宫的大厅里开设宴会。陈文帝虽然答应了他，但心里很不高兴。第二天，侯安都就坐在陈文帝的御座上，宾客坐在群臣的位子上，举杯向他祝寿。陈文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更让陈文帝恼火的是，侯安都行为毫不检点，对皇帝一点都不尊重，每逢有事向皇帝报告或请示，公函已经封好，想到要加上什么，(本网网 )又拆开信封补写上“又启奏某某事”。把正式公文当成了文书草稿，随意添加，任意涂改，真是太不像话！陈文帝忍无可忍，终于在天嘉四年（563年）五月把侯安都给杀了。他的死，原因虽然很多，但他写作公文时的“傲慢不恭”，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公文写作是件非常严肃认真之事，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应郑重对待，侯安都却随意为之，如此倨傲不恭，确实少见。他由此得祸，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由此，我想起了宋朝魏泰在炼轩笔录》中记载的一件事。宋仁宗景祜年间，有个叫陆东的朝官被派到苏州做通判官，并代理知州。有一次他判了一个人的流放罪。古时被判流放的犯人，要在脸上刺字，陆东就命人在这个犯人的脸上刺上“特刺配某州牢城”的字样。刺完之后，下属人员相互议论说：“凡是说‘特’的，都是罪没有那么重，而由于朝廷一时的旨意才判刑的。如今这个人本来就该发配，再用‘特’字，就不符合官府行文的通例了。”陆东听了这话后非常害怕，赶紧把“特刺”二字改成“准条”，并下令在犯人脸上重新刺。此事传出之后，人们都笑话他。后来，有人向朝廷中书省和枢密院推荐陆东，说他有才能，建议提拔。参知政事石中立听到后，说：“我知道此人。不就是代理苏州知州时在犯人脸上打草稿的那位先生吗？！”因而坚决主张不用此人。（《东轩笔录》卷之十）
侯安都之死，岂不也是在报给皇帝的公文上打草稿所致吗？！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 刘备随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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