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对整个古代历史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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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整个古代历史有什么影响

篇1:汉武帝对整个古代历史有什么影响

汉武帝的评价1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行三铢钱……秋七月,诏曰:“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罢苑马,以赐贫民。”……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曼,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遣将军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三月,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汉武帝的评价2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礻亶,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武帝的评价3

显然,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重点评价内容放在封禅方面,强调了帝王权威在当时的社会的表现,以及人们对皇权的认知。通常情况下,人们一向认为司马迁刻意丑化汉武帝的形象,但在《孝武本纪》的赞语中,我们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尽管司马迁的文字描述凸显了汉武帝对无上权威的崇拜和好大喜功的虚荣,但从另一种角度说,封禅往往被视为帝王权威合法性的象征,而司马迁在本文结尾处的赞语中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至少没有对汉武帝进行口诛笔伐。尽管司马迁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汉武帝种.种缺陷的讽刺,但同时也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封禅行为的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是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也是国家祭礼系统的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并形成一定的礼治模式。因此,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描述并非全是贬义,的确达到了客观公正。

相比之下,班固在《汉书》中的文字显得更加厚道,他用许多褒义词汇将汉武帝捧为圣人,在“赞曰”二字之后,班固用焕焉、洪业、三代之风、雄才大略等词语突出汉武帝能力之强,并将其作为后世帝王的楷模,与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堪称天壤之别。这种写作方式和语言表达和《史记》所体现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反,而思想格局和批判精神显然低于《史记》。尽管不能因此确定班固刻意夸大汉武帝的才能和功绩,也不能说班固刻意扭曲事实,但终究采用了春秋笔法,不能排除有歌功颂德的嫌疑。

汉武帝的评价4

第一,司马迁和班固的个人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不同。司马迁更像是一名拥有先秦古风的大学问家或名士,他对仁政和民本思想格外重视。从他对陈胜、项羽等人的描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将皇权专制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认为真理的解释权在帝王手中,所以司马迁才会借陈胜之口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也正是因为司马迁对严刑峻法持反对态度,因此才会间接批判商鞅和秦始皇等崇尚法治之人,并且在《酷吏列传》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进行严厉的抨击。例如,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盛行、酷吏大行于世的讽刺,其目的是劝谏汉武帝恢复汉初宽缓的政治局面,正本清源,以德治国。 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孟子的仁政思想,侧重于先秦儒家的道德理念,在思想大一统的汉朝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班固在思想或价值取向方面比起司马迁无疑要逊色一筹,他生活在东汉时期,社会背景和西汉初期已是截然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在被汉武帝和董仲舒合谋扭曲篡改之后,再加上光武帝时代的谶纬之学滥觞,东汉的人文精神在气节和风骨方面已经明显大不如前。班固持正统思想与经义眼光来评价作为正统的先代帝王,种.种描述体现着班固以经学思想为核心的价值尺度,其目的是为了宣扬汉德、匡正汉主和挽救时弊。因此,受主流价值观影响,班固比起司马迁,必然会多一些忠君思想和儒家的伦理道德。

第二,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司马迁的生活年代距离汉初不远,思想文化比起后世更有开放性以及思维活力。尽管汉武帝将学术控制在专断政治之下,并通过表章儒术与收集遗书等手段来粉饰太平,牢笼英雄和统一思想,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大背景仍然处于国力上升阶段,并且在很多领域呈现出强势崛起的趋势,因此,文化专断与思想扼杀在汉武帝时代并没有真正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汉武帝之前的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文明,民众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文明体系的影响之下完全可以保持原始与朴素,这一时期的史官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粉饰太平或者歌功颂德。按照西北大学孙皓晖教授的说法,这种最为原始朴素的民族精神可以被称作“原生文明”,这种文明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自觉生存的第一生命载体,以及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因此,作为私人修史的文学家而言,司马迁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思想独立性,并且能够对当时恶劣问题持批判态度。

汉武帝的评价5

从这种角度分析,《史记》的成书必然处于思想动荡的年代,它的人文精神更侧重于对国计民生的思考,而不是后世腐朽的儒家伦理道德。尽管《史记》的字里行间带有司马迁个人浓厚的主观色彩,以至于让读者更倾向于将《史记》列为文学作品而非史学典籍,然而《史记》中的批判精神恰好是对当时社会最真实的揭露,它反映了一个庞大帝国在强势崛起的背景之下,有多少类似与宗教信条般荒诞不经的理论来维持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滋生了多少客观现实问题与阶级矛盾。与之相反的是,班固的生活年代相比于司马迁的生活年代,其时代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是非标准的评价方式都有明显的差别。和之前不同的历史时期相比,东汉的文化格调明显缺乏之前战争年代的阳刚之气和斗志争心。具体而言,在东汉儒家经典谶纬化解说的大背景下,班固粉饰新朝与西汉的血脉接续关系,运用的理论就是已经完全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的滥觞反而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学术语言的严谨性。《汉书》和《史记》相比,在语言表达上似乎更具有真实性,而不同于《史记》中类似于小说的表达;此外,尽管班固从司马迁的作品中提取了不少现成的文字,却也通过比较和《史记》形成互补关系。例如,《汉书》增述了事件因果与人物,整合成了“太子无辜”这一评价点,并以此叙述出凶手与原因。也就是说,在东汉意识形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班固仍然可以发挥出一定的学术造诣,并将《汉书》的创作作为一个时代的史学符号。

篇2:汉武帝对历史的影响是什么

汉武帝的评价1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利用严刑峻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其实延续了秦始皇时期的统治特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改朝换代要慢得多。大家起来造反,秦朝灭亡了,皇帝改姓了,但秦朝留下的那些社会制度、基本的社会状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中,不会那么快就彻底改变。所以汉武帝任用酷吏,施行严刑峻法这个特点,其实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而起用儒家学者这一点,恰恰相反,代表了历史的变革性。这是秦始皇时期没有的、汉朝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新特点。

司马迁对当时的这些现象观察得很深刻,但他看不到历史的后续发展。班固恰恰是受这些后续发展的影响,重新来评估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好比司马迁看不见自己背后的东西,班固站在司马迁身后,司马迁看不见的东西班固看到了。而展现在司马迁眼皮底下的那些东西,站在后面的班固又不如司马迁看得真切。所以,这还是一个角度问题。

关于汉武帝内政建设上的成绩,除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晚年改辙”这个板块,也可以算在里面。只不过这段历史比较特殊,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话题。

汉武帝的评价2

关于“外服四夷”,司马迁说汉武帝西伐大宛的时候,正好碰上“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史记·大宛列传》)从东到西,到处都是蝗灾、虫灾,但老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压力。司马迁用很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么一个事实,读来令人心酸,当时的老百姓苦啊!作为目击者,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积极开拓,持批判态度,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百姓的惨况。但司马迁的问题仍旧是看不到汉武帝这些行动对以后历史的影响。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有更高的认识:正是因为当时人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得汉朝文明和西域文明有了充分交流。而且除了西域之外,汉武帝把汉朝的触角伸到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正是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初步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名将。最著名的像卫青、霍去病、李广,三部史书都有详细介绍。我们看到,在《史记》里司马迁对李广和李陵这对祖孙充满了感情,而对卫青、霍去病的人品不怎么认可,认为他们是仗着汉武帝的宠信,才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但司马光经过分析之后,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卫青的成功和李广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卫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善于领导,也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是个帅才。而李广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作为汉武帝来说,能够大胆起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将领,事实证明非常成功,体现出汉武帝有知人善任的优点。所以,司马光在最后评价汉武帝的时候,专门有“善用人”这三个字。

汉武帝的评价3

历代皇帝在晚年时,都会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储君的选择问题,像汉武帝这样在位五十余年的雄主也概莫能外。本来太子是早已确立的,他就是卫皇后卫子夫的儿子刘据,但刘据在汉武帝看来过于羸弱不累我,和雄才大略的自己比相距甚远。只不过没有更好的选择,汉武帝、太子和卫皇后之间,才一直维持着一种不温不火的关系。随着汉武帝的子嗣多起来,这种关系逐渐被打破,尤其是大将军卫青去世之后,整个卫氏家在朝堂上的影响力下降,加上冠军侯霍去病的英年早逝,导致卫氏一族趋于衰落,太子刘据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窥视储君之位的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整个西汉朝局危机四伏。

祸乱的开始的标志是巫蛊。所谓巫蛊通俗点讲就是弄一个木头或着布娃娃,写上名字和诅咒的话,然后埋到地下。最早干这件事的人是陈阿娇,那个金屋藏娇故事的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汉武帝刘彻本人。正是由于陈阿娇善妒和巫蛊的原因,她才被废黜而改立卫子夫为后。

汉武帝的评价4

巫蛊之祸的起因和一个大侠有关。汉武帝晚年猜忌心很重,基本上不和太子、卫皇后见面,太子刘据和卫子夫则一直低调做人,做事谨小慎微,因此双方相安无事。一天,汉武帝在宫中发现了一个佩剑的男子,看其装束并不是宫内的人,汉武帝大惊,但当时并没有发作,而是找来负责皇宫宿卫的官吏问话,结果得到的答案是:这不可能,没有陛下的旨意,不可能有人随意进入皇宫!

汉武帝大怒道:“你的意思是我老眼昏花、出现幻觉了,是吗?”还没等宿卫的官吏解释,这位可怜人就被砍掉了脑袋,但这件事情并没有不了了之,一定要彻查到底,在我眼皮底下,居然有人配刀悬剑,出入宫闱如入无人之境,那我的安全怎么保障?不久之后,汉武帝知道了神秘客的名字:朱安士,这个朱安士究竟是何方神圣呢?汉武帝立刻让人调查,这一调查不得了,原来朱安士号称阳陵大侠,是和郭解一样出名的游侠。汉武帝心想:“这还了得,郭解不过是恣意妄为目无法纪,这个朱安士出入皇宫居然畅通无阻,他背后肯定有人撑腰,一定要抓住他,挖出他背后的主使之人。”于是朱安士成为了全国通缉的对象,但是各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朱安士还在京城里到处闲逛,却没有人能抓得着他,将他绳之以法。

汉武帝的评价5

丞相公孙贺认为这件事对于自己和卫氏,都是一个机会,于是便自告奋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成功的抓住了朱安士。公孙贺是卫青的好兄弟,他曾经救过卫青的命,正是在卫青的提携下,公孙贺凭借军功最后登上了丞相之位,他也是卫氏家族最后的靠山。

公孙贺抓朱安士有两个目的:第一可以为自己的儿子脱罪,当时公孙贺的儿子由于犯罪,正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公孙贺想凭借抓住朱安士功劳为自己的儿子免罪;第二巩固自己的丞相之位,做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最可靠的后盾,因为近几年来朝局已经在逐渐朝着不利于太子的方向在发展了,自己这个丞相急需树立威信,为太子的储君之位固本。但公孙贺不知道,这件事本身就是针对他和太子的圈套,扳倒了公孙贺,就等于彻底孤立了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于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囚徒朱安士的一封检举信竟然直接递到了汉武帝的手里,信中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承认进宫的人就是自己,自己进宫的目的是替公孙贺请求太子和卫皇后的帮助,替公孙贺的儿子脱罪;第二件是揭发公孙贺和卫青之子的阴谋诡计,包括汉武帝两个嫁入卫家的女儿的不可告人的事。

按道理,一个囚徒的话是不能轻信的,但是汉武帝不仅信了还立刻执行了,公孙贺灭族,卫青之子处死,连汉武帝自己的两个女儿也被处死了。卫氏一族在朝廷里的最后依靠被彻底铲除了,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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