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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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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范文

篇1：历史论文参考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他们“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

人们惊叹于他们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阔的经营领域，并为他们创造的晋商文化所折服。

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进取敬业的精神是晋商之魂；为世人所赞叹的大院文化、会馆文化、票号文化等，如今已成为山西乃至中华民族丰富历史文化的瑰宝，倍受世人瞩目。

晋商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因晋商的推动而形成、发展、繁荣的山西地方戏曲至今仍在三晋大地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山西素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明清时期，戏曲演出非常盛行，经久不衰，而且戏种丰富，有梆子腔、太谷秧歌、眉户戏、碗碗腔等多种地方戏曲，其中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梆子最为著名，流播广远，并且对华北地区的其他地方剧种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成了明清及近代戏曲艺术的繁荣。

追根溯源，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的戏剧研究者认为二者的发展是同步的：“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山西晋中地区有句民谣也揭示了晋商与戏曲艺术的密切关系：“祁太溜子，蒲州戏子。”“溜子”指钱铺、票号，代指晋商。

而晋南蒲州地区的戏曲演员众多，被称为“戏窝子”。

民间将这二者连在一起，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许多富有的晋商对戏曲情有独钟，积极出资请班唱戏、承办戏班，支持戏曲演出，才使得许多蒲州籍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

晋商爱好戏曲，除个人兴趣外；与“演戏酬神”习俗密切相关。

“演戏酬神”是山西人纪念、供奉关羽的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晋商中的商业习俗。

关羽是山西解县人，从明崇祯年间开始，被尊为“关夫子”，成为武圣人，备受朝廷及民间的尊崇。

人们对其顶礼膜拜，为其广修庙宇，其中关羽家乡解州的关帝庙被奉为“天下第一武庙”，与曲阜的孔庙齐名。

由于是同乡，山西人对关羽自然更加崇拜，奉为保护神，县县建有关帝庙。

每逢祭扫、庆典、节日，都要请戏班在关帝庙唱戏，用以酬神，关羽自然是众神之首。

有财力的商人便成为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

因为，除去与关夫子同乡而对其尊崇外，晋商对关羽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明清时期，晋商势力迅猛发展，足迹遍布天下，但是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与行商途中的艰辛使得精神慰藉成为晋商不可或缺的需求，于是，山西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忠义神勇的关公便成为晋商的保护神与财神，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

为表达对关公的尊崇，财力雄厚的商人自然要在“演戏酬神”中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戏曲的发展。

晋商之所以支持山西戏曲的发展，还因为山西戏曲是维系身在异乡的晋商群体的一条精神纽带。

明清晋商经商多在千里或万里之外，长时间远离家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自然难以言表，听一听带有浓重乡音的家乡戏可以略减思乡思亲之情。

于是，身在异乡的晋商们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商埠所在地演出。

山西商人在商业重镇多建有山西会馆，会馆内多筑有戏台，每逢年节便请班唱戏，同乡们借此时机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联络情感，交流信息。

晋商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群体，维护他们之间感情的最好纽带就是家乡来的东西，会馆戏台上的乡音乡曲正是联结“身在异乡为异”的晋商群体最好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为晋商孤寂苦行的商旅生涯带来一缕清风、一丝慰藉。

于是，山西戏曲成为晋商的所爱，晋商的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戏曲活动就兴盛到哪里。

商路即戏路。

由于晋商对家乡戏的钟爱，随着商路的拓展，山西戏曲尤其是梆子腔也逐渐走出三晋，传及全国，从而在清朝后期引发了一场梆子戏的盛行热潮。

梆子腔又称秦腔，也叫山陕梆子，因其粗犷悲壮，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清初传入北京时并不为士大夫们所欣赏。

但由于晋商们不吝重金请班演出、资助捧场，终于在同治、光绪年间，使梆子戏在北京极一时之盛，并进入清宫，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喜爱的戏曲艺术。

在北京，义顺和、宝胜和是最为著名的两个梆子戏班，主要演员大多是山西名伶，如三盏灯、盖天红、水上漂等。

因晋商的捧场，这些演员名噪一时，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

篇2：历史论文参考

清末民初，天律是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晋商多在此设号，因此，山西戏班及名伶来京演出必到天津。

上海的丹桂茶园、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也经常演出梆子戏，并邀请山西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来沪演出，以满足晋商观看家乡戏的需要。

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的通商枢纽，在这里经商的晋商尤多，所以山西戏曲在张家口颇受欢迎。

此外，随着晋商商路的拓展，北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南到四川、云贵，西到甘肃、宁夏、青海，均有山西戏曲的足迹，并且在一些地方曾风靡一时。

有人说：凡是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戏的演出。

此话反映了山西戏曲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

晋商除邀请戏班演出外，还经常出资自办戏班，到各地演出，使山西戏曲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与提高。

第一个组建梆子戏戏班的是榆次聂店富商王钺，他在咸丰年间组建了“四喜班”，不仅请来了盖山西、秃红、一杆旗、一条鱼等名角，还从苏州置办了戏服、行头，该戏班轰动一时。

此外，榆次王湖村富商创办的“三合班”、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创办的“小梨园”、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的“太平班”、张家口一带的晋商创办的“狼山戏班”等也名噪一时。

除了爱听戏、看戏，有的晋商还会唱戏，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有的晋商甚至还成为票友，粉墨登场。

此外，一些晋商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为山西戏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祁县富商渠源滏是著名的票友，他对梆子腔极为迷恋，在渠家大院中建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戏台，在这里组建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并经常亲自登台献艺。

咸丰年间，他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戏曲演员，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进行探索和改良。

祁县富商韩子谦痴迷戏曲，置家族商业于不顾，终日与梆子腔、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邀请晋剧(中路梆子)名流聚会，切磋技艺。

1925年，韩子谦同时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四年后同时获取两校毕业文凭返晋，专心致力于晋剧艺术的研究和改革。

在他的支持下，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山西的梆子腔在京师的命运与晋商的命运紧密相连。

辛亥革命后，晋商衰落，无力再为梆子腔捧场，梆子腔失去最有力的资助者和最热心的观众群，于是随着晋商的衰落走向低潮，在京师戏曲界的.地位逐步为京剧所取代。

但是，发源于三晋大地的山西戏曲仍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20世纪30年代，当留声机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时，第一批灌制唱片的剧种中就有山西梆子，这时山西梆子从晋商的大院、会馆、戏台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舒展着身姿。

并且，在晋商带动山西梆子向外省发展的过程中，山西梆子与当地的声腔结合演变衍生出一些新的剧种，如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这些优美的声腔与山西戏曲一起，在新的时代继续用那优美的神韵演绎着帝王将相与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

篇3：历史论文参考

摘要:明清时期晋商“重商轻学”，形成了“学为商之用”、“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

本文对晋商这种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明清时期晋商教育价值观

山西的民风，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尚武”到隋唐之后的“文风极盛”，直至明清时期的“由文入商”而最终形成了晋商一贯的“重商轻学”的风气，这种风气深入人心，因而晋商将其培养出的最为优秀的子弟大多投入经商贸易之途，从而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形成了“学为商之用”、“学而优则商”的教育价值观。

一、“学为商之用”

商人与教育之间有着不能忽视的密切联系。

晋商兴起后，山西出现了明显轻学的倾向。

这种倾向主要发生在下层民众之中，他们对于科举不寄希望，在经过基本的知识教育之后，便将子女送出业商。

与此同时，晋商又有重学的一面。

商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商人从实践中体认到学对商的重要助益作用，因而对学转而十分重视。

如乔、常等商业家族，就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

盐商张允龄在外经商，非常关注子弟的学习，他常常“购诸子传疏义及史汉诸书，车载之”(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30)。

他们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最重要的原因是认识到了读书对于经商的重要性，为经商服务是其教育的最终目的。

我认为，晋商对教育功能的认识是从外部、内部两个方面的需要出发的。

(一)商业经营对教育的需要

很多晋人在经商的过程中，依然坚持读书学习。

这其中有个人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他们可以多闻博识，增强搏击商海的能力，“以心计阜通货殖”。

晋商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加以利用。

晋之俗谚有云:“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晋商认为在商业活动中商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需要各种知识:谋略、兵法等)，而这种素养的修习甚至比高中状元还要难许多。

商人只有综合运用所具备的各种知识才能，才可能准确分析变化莫测的商场形势，运筹帷幄，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最优选择，获得厚利。

高的文化素养必须依靠教育，所以说，教育为商业活动的展开和辉煌提供必要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是最为基本的。

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有一定修习的人，在商界往往也能胜人一筹，例证比比皆是。

(二)商人内心对教育的渴求

中国悠久的“抑商”传统形成了人们一贯的“轻商”、“贱商”思想，商人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衡境地: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民众的肯定。

晋商对于这种“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卑微低贱”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极度失衡是不甘心接受的，晋商由于社会的不公评判而产生这种认知和情感，并由此而引起各种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希望能改变社会的失衡评判，得到社会认可和肯定。

但是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失衡的状态呢?社会主流意识长期为“荣宦游而耻工贾”，为了赢得尊重，重要手段就是借助教育:首先，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自身素养，结交文士，以期在知识上与士阶层缩小距离，在心理上与士阶层达成沟通，同时使自身的经商品位有所提升，赢得上层社会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在晋商商帮中，不乏学识渊博、文采风流的商人，连自视甚高的的清朝举人刘大鹏都不无赞叹地说:“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于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

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其次，他们在经商成功之后，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而重心就在教育事业上。

晋商家族在延名师以课子侄的同时，还不忘投资资助或开办私塾、义学乃至书院，匡助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没有能力受教育的青年俊秀提供了良好的受教机会。

这些惠及桑梓的教育活动，实现了商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对地方文化生活的实质性参与，以某种具体的形式显示出自己在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自身价值，即可以“显亲扬名”、“光耀门楣”，重塑和提升其在民众间的形象和地位。

晋商的这种教育价值观，正好表明了:商人不再仅仅局限于治生获利这种较低层的需要满足了，而是诉求于更高层次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向往――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中包括上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认可，满足了商人内心对肯定自身价值的一种渴求。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一向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完善、修养的一个最完美的过程。

“尽己”之后而能“及人”，属于仁德的范畴，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晋商的精神血液之中，他们在拥有了财富之后，“尽己及人”的传统观念让他们不会将财富全部据为己有，而是通过种种“散财”的义举来达到“及人”的目的，表达对社会的关怀。

对教育的投资是晋商“尽己及人”的最重要方式，他们捐资资助、兴建的义学、书院等惠及当地贫寒子弟，为他们提供了正规学校教育。

这种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在晋商心中形成了一种对教育的渴求――将自身经商所得财富通过投资教育惠及他人，切实践履儒家“尽己及人”的观念。

二、“学而优则商”

“学而优则仕”是长期以来封建社会教育的最高鹄的，也是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尺，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一种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并进而入仕作官，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

然而就在这一背景下，山西商人在经商的同时介入教育，将商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渗透到教育领域，冲击了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新的气息。

(一)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改造与突破

山西商人深懂得:“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于是，他们以过人的勇气，超人的胆识，打破了数千年形成的“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和“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定律，树立了“学而优则商”的新观念。

他们重视教育，但其教育的目的更明显地指向了商业。

培养经商所需的优秀人才，成为他们教育的重要目的。

晋人视商为本业，不再只是把经商看作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往往读几年书就去经商了，很平淡又很自然。

如果说少部分人弃儒经商或许为境遇所迫，那么大部分人经商则主要是对人生事业的一种选择。

榆次富商常氏，以商起家，八世后便兼儒贾以传家，有清一代其家族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子孙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

将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并非只有几家如此，这对晋商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二)晋商教育价值观中的“重商”与“重仕”

重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晋人在重商的同时同样重仕。

这是因为传统的重仕观念仍有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着眼于入仕对于商业的益处，以官来保商、兴商。

家族中有做官的子弟，不仅能直接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能为其商业提供政治上的保证。

他们所更看重的是官位给经商带来的实际益处。

晋商对于经商和入仕二者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厚利而薄名”，这种价值观缘于晋人务实不尚虚名的传统观念，“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04页)、“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坐”……在“名”与“利”的取舍上不仅明显地倾向于利，而且可以看出他们把从事商业而取利作为人生的目标和寄托。

原本是中国传统教育目的的功名官位，已被晋人当作经商的手段。

对儒贾观的改造，是晋商的一个大胆创造，同时又与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相一致。

他们巧妙地消弭了儒与贾之间的对立，使儒贾相通，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这种观念的变化包含着他们在道德评判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

从晋商的儒贾观来看，他们重儒又重贾，甚至在取舍上更倾向于贾。

既然经商被他们看作是最佳选择，以商业作为其教育价值的指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明]沈思孝.晋录.四库全书存目存书.济南:齐鲁书社，.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山西大学图书馆馆藏.明万历二十三年张泰徵刻本.

[3]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4]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5][日]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篇4：历史论文参考

历史论文参考3000字

摘要：

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

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

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解释是作者精神的重构，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我国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

但是，由于认识和正确解读等方面的理由，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例如，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源于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于阗地区的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是一种古代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系文字的出现时间相近，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在历史上总共存在了7以上，被用于铸币、书写契约及翻译佛教文献。

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

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

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

但是理由在于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么突然又在异国他乡流行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如果现在有一本这样的文献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否可以运用诠释学去“理解”并最终解释呢？目前，我国虽然收集保存了一批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东巴文、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但真正能理解和读懂这些文字的人大多早已故去，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变成了难解之谜。

如果能把诠释学的“理解”策略，引入到图书馆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与研究上去，那隐藏于这些民族古籍中的神秘大门，一定会被诠释学这把理解和解释文本的钥匙逐一打开。

篇5：历史论文参考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二、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篇6：历史论文参考

论文关键词：“飞将军”李广的运数之“奇”

西汉名将李广作战英勇，治军独特，深得君主器重，按说驰骋疆场，应该一生顺利，但事实正好相反，李广虽然武艺高超，善制强敌，但总是在战场上碰到不利的情况。古代占卜中以偶为吉，以奇为凶，所以李广被人称为“数奇”。他的一生的确运数不佳。

公元前129年，刘彻派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和李广四位将军各领一万骑兵，分路进击匈奴。李广兵出雁门，碰上匈奴大队人马，兵败被俘，他在敌人回军时瞅准机会夺得战马，逃脱归京。朝廷将李广交给法官，法官因为李广作战损失太多自己又被活捉，判决斩首，李广纳金赎罪，成为平民。

在长安附近过了近一年平民生活，因匈奴进攻辽西，打败了韩安国的军队，李广被启用为右北平太守。前123年，李广等六位将军由大将军卫青统率兵出定襄，以十余万骑进攻匈奴，诸将中许多人杀敌斩首达到一定标准受封为侯，而李广的部队偏偏没有功劳。三年之后，李广率四千骑兵出右北平人文历史论文，与博望侯张骞的万余骑兵分道而行，相约会合。不料李广的部队半路上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包围，交战中汉军损失过半，李广和儿子李敢在危急中以英勇善战精神稳定了士气，第二天继续拚杀，张骞的部队赶到后匈奴才解围而去，而战后李广的军队已所剩无几。按照法律，张骞约会失期，受到惩罚，李广功罪相抵，没有封赏。

李广在公元前166年的萧关之战中初露头角，若当时他不小于十八岁，那到公元前123年时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将军了，尚未像许多将军一样受封侯爵。当初李广与堂弟李蔡俱以郎官身份在汉文帝刘恒朝中干事，景帝刘启执政时李蔡位至二千石，已达到官秩和俸禄的较高等级，武帝刘彻执政时李蔡因军功封为乐安侯，不久位至丞相。李蔡为人属于下中，按当时的九等划分法当属第八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李广当时没有爵位和封邑，官位没有超过九卿，而李广属下的军吏和士兵有些都取得了封侯之赏。和普通人一样，李广对这一问题并非毫不计较，他曾和当时善于占卜的知名望气人王朔闲谈说：“自汉朝出击匈奴以来，我未尝不在其中，但各部校尉以下，中等才能的人，以军功取侯者几十位。我作战不在他人之后，至今却没有一点功劳得到封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来李广本人在老年时对自己未被封侯一事也是深感不平。

前1，刘彻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平分十多万骑兵和几十万部队，从定襄和代郡分两路出击匈奴论文下载。李广多次请求随军参战，刘彻觉得他年老，不同意，过了许久，又答应他随卫青之军参战，任他为前将军。但刘彻认为李广做事不顺，暗中告诫大将军卫青不要让李广担任正面进攻，以免耽误了胜敌的`机会。卫青军队出塞后，从俘虏口中知道了单于的处所，决定自率精兵突袭，他让李广合并于右将军赵食其的部队，从东路进击。这条路稍有迂回，行程较远，大军行进会缺少水草，难以结队而行。李广不同意这种安排，对卫青说：“我被任为前将军，您却改让我从东路出兵。我从年轻时就与匈奴作战，今天才遇上单于，故甘愿作前锋，与单于决死。”卫青因刘彻的告诫，不让李广担当正面进攻，因而尽管李广一再请求，卫青始终没有答应。他让长史（相当于秘书的将吏）下文书给李广的军府，写道：“赶快到军部，照文书上说的办。”李广没有向卫青告辞就走了，心中恼怒人文历史论文，带着士兵与右将军赵食其一同从东路出发。部队没有向导，不时迷失道路，落在了主力部队的后面。及见到主力部队时，正面战场的大战已经结束，大军已回到了沙漠之南。这次战斗因东路军迟到而致单于溃败逃走，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两军会合时卫青派长史送酒给李广，顺便询问他们迷路的情况，准备向刘彻汇报作战过程，李广没有回答。卫青又派长史召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听候审问，李广说：“各校尉无罪，是我迷失了道路，现在我自己去上供状，听候审问。”他回到自己的幕府，对部下说：“我从年轻时起与匈奴作战大小七十多次，这次有幸随军与单于直接交战，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走迂回的东路，偏偏迷了路，这岂非天意！况且我已六十多岁，不能再面对那些舞文弄墨的办案人员了。”于是竟拔刀自刎。

李广自刎，他的全军将士都哭了。老百姓听到此事，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也不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为他流泪。这次与李广一同出征的赵食其被法官判为死罪，他纳金赎为平民。

李广征战一生，至老年尚无封侯之赏，并不是封赏者对他有意刻削，而是他的军功的确没有合于受封的律令标准。前119年的出征正好是与匈奴单于直接交战，李广将其视作自己大显神威、为国建勋、成就功名的绝好机会，但却被调往东道偏师，不幸又迷路失约，使汉军失去了后路截击部队而致单于在困窘中遁逃。尽管大将军卫青对他本人持以安慰态度，但李广既不能忍受军吏问责的羞辱，更不能忍受这次立功机会的丧失，愤懑之情一时难寻解脱之方，竟选择了自刎的方式。

李广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却一次次错过了立功封侯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数运不济呢？李广最后一次出征前曾向望气者王朔询问个中缘由，让王朔看看是否属于自己生相上的问题，王朔说：“您自己回忆一下，是否有自己非常悔恨的事情？”李广回答说：“我当年做陇西太守时，羌人反叛，我诱降了八百多人，后来用骗术把他们在一天之内全部杀死，至今最悔恨这件事。”王朔告诉他：“灾祸没有被杀掉已降之人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不得封侯的原因。”王朔并没有直接回答有关生相的问题，却转而从李广一生的行事中寻找缘由，他的说法自然未必能被人们完全接受，但他却道出了望气之人观察生相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从一个人的社会活动中考察他的行事特点，从而粗断他的命运。

诱降和骗杀羌人之事，与李广未得受封并无直接联系，但它反映了李广行事的恶狠和个人心理上龌龊阴暗的一面。这类心理深层的弊失普通人多不能免除，但要将其恶狠地付诸实施，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尤其作为一郡之守，他的行事会产生较大范围的社会影响，会使人们对一种恶的行为产生更多的怨望。而一个人的处事行为不会是孤立的，它是一定行为方式的体现人文历史论文，这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会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甚至枝末细节上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人们对其人格特征的基本认识，也会形成相应的报答回应。社会是一个由复杂因素而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对一个人的报答回应与该人表现于社会的人格特征在善恶性质上总是大体符合的，从长久的时间系统上考察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王朔的望气之法并非没有道理。

李广在当年被匈奴俘虏逃回后，他赎罪为平民。这期间他与灌婴的孙子灌强隐居于京郊蓝田的南山射猎，有一次他与一名随从骑马外出，与友人在乡间饮酒，晚上回时路过霸陵亭。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当时的亭长由霸陵县尉兼任，专司守陵之职。那晚上霸陵尉喝醉了酒，对路过驿亭的李广呵斥阻止，李广的随从急忙分解说：“这是前任李将军论文下载。”县尉说：“现任将军也不能夜间通行，何况前任将军。”迫使李广在霸陵亭下住宿一夜。过了不久，北方战事吃紧，刘彻征用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请求让霸陵尉与他一块去，朝廷同意了，霸陵尉到达军中，李广即将其斩杀。

由此事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广在陇西骗杀八百羌人，绝非偶然之为，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一种行为方式的自然表现。以某种恶狠的方式报复和待人，正是他现实人格的一部分。霸陵尉拒绝李广晚上过亭，如果是照章执行政令，那他就并无任何过错，不认情面而严于守职，正是一种应予赞赏的行为，也许李广的军事活动更需要这样忠于职守的人物；即便霸陵尉是无故关亭，那也属酒后妄为，不至于杀头之罪。李广杀了霸陵尉后曾向刘彻上书谢罪，刘彻曾批字作复，大意是说：作为将军，是国家制敌的凭借，《司马兵法》上认为将军具有“登车不轼，遭丧不服”等免于俗礼的必要，这是要求为将者要有威严，所谓“怒形则千里惧，威震则万物伏”。我所期待于你的是对匈奴报仇除害，你若免冠徒跣，叩头请罪，那不是我的期望！刘彻在批复中几乎完全回避了李广请罪之事，体现了宽厚的谅解和热切的期待。然而，这是刘彻的聪明之处，李广上任前要求霸陵尉相随，人们一定会认为他要重用此人，答应这一条件的不是刘彻就是朝廷有关机构，但李广凭借刚刚到手的权力，却公报私仇，这虽然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报复之心，但却使用了欺诈方式，最终也把答应他条件的上司置于了不义和尴尬的地位。适逢朝廷用将之际，刘彻并没有追究李广擅杀之责，甚至给了他不少的宽慰和激励，但心底决不会没有丝毫怨怒；如果国家最高层由此认定李广是一位心胸狭窄、睚眦狠报的人人文历史论文，那日后对他的任用和封爵也就不会没有应有的顾忌。刘彻曾暗中告诫大将军卫青不要让李广担任对单于的正面进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总是表明他密切关注着李广的为人和作战。征战一生的李广未得封侯，他的尴尬和急切心理刘彻不会不知，天下在握的刘彻也并非没有破例赏封某人为侯爵的先例，但更多的可能是刘彻对李广不愿开启这一封口，他宁愿让李广在前线去拼杀，凭自己的斩首之功去猎侯。战场立功常有许多不定因素，而刘彻对卫青的告诫也表明，他也不愿把最好的立功机会交给李广。王朔提醒李广，人生的不顺要在自身的行为中寻找原因。李广的心性弊失和命运不顺表明，王朔关于看相望气的方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还在前朝刘启执政时，李广以骁骑都尉身份随从太尉周亚夫参加平定吴楚之叛的战斗，他在昌邑之战中率一支轻骑部队冲击叛军，砍敌帅旗，立下显赫战功。昌邑是梁国的要塞，平叛胜利后梁王刘武授给李广将军之印，李广接受了这一将印，但他没有想到，自己是朝廷派出的将官，接受诸侯的封任犯了朝廷的大忌，李广回京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奖赏，反倒被调任到边郡上谷为守，带有贬谪之意。刘武是刘启的亲弟，平叛时双方互相支持，兄弟两人的关系当时尚十分要好，也许李广没有想到更多的问题，将受印仅仅视作皇家对自己的看重和个人应得的奖赏，但他作为一名已在皇朝任职的将官，意识不到朝廷与诸侯本有的利害关系，对名利只是一味地接受而不知必要的拒绝，也显示了他政治上的短视和幼稚，这一自身原因也必然成为他人生发展中的一种限制。

篇7：历史论文参考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即公元9，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1]孙培青.论唐代广文馆的兴废[J].教育评论,1987,(5).

[2]徐晖.唐代国子监学官与文学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刘加夫,熊礼汇,闵泽平,霍有明.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篇8：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摘要：

教育以培养合格的人才为根本目标，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首要目标是要使得学生成人，其次才是培养学生成才，成人就是指要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较高的道德品质，遵守各项社会准则及道德标准，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不会威胁和伤害他人的人，而这样的一批学生才能够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本文主要围绕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的培养展开研究。

关键词：

高中历史；健全人格；培养

健全人格是指能够正确认识自己、他人、社会和自然，用正确的眼光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事物，用符合大众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行为去从事各项活动。高中阶段学生的人格还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健全人格教育对于这一阶段学生显得格外重要。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培养的意义

高中历史课程中的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能够提供给学生们足够的参考和借鉴，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健全人格培养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高中学生很快将成人并步入社会，如果教师只向学生灌输文化知识，却并不注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学生们很可能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陷入迷茫，而当今社会的诱惑非常多，高中学生非常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形成扭曲的三观，这对于他们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严重损失。高中历史教学中开展健康人格培养对于高中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有助于提升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很多高中学生对于历史知识学习缺乏兴趣，他们通常会感觉这些历史知识太过遥远，与现代生活并没有什么联系，而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也相对比较枯燥，很多历史教师都是围绕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人物、意义和影响等内容进行讲解。在历史教学中开展健全人格培养可以促使教师从人文角度进行深入阐释，更加详实地刻画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帮助学生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进而提升他们对历史学科的`兴趣。

3、有助于学生形成坚毅的性格品质

高中学生承受着非常大的学习压力，很多学生的意志品质不够坚定，心理素质相对较差，很容易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心理变化，特别是在遇到挫折后经常会出现动摇。积极开展健全人格培养对于培养学生的性格品质作用非常明显，学生们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始终保持阳光的心态，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培养的主要目标

1、乐观向上，热爱生活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学生意外伤亡事故使得我们认识到很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生命的宝贵，生命对于他们自身及其家人的重要意义。历史教师首先让学生们形成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生活态度，不要尝试危险的活动，注意安全，珍爱自己的生命，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不轻言放弃。

2、遵纪守法，道德高尚

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生活中的各项纪律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基本准则，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这也是中华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历史教师首先要让学生们遵纪守法，在此基础上不断培养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用较高的行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3、勇于创新，独立自主

高中学生在未来将成为建设祖国的核心，而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教师要让学生们形成勇于创新的意识和品质，在生活和学习中坚持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科学精神，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对于高中历史教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顺利开展都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健全人格的培养策略

1、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

传统的历史教学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师通常会将教材上的内容仔细讲解给学生，教学重点集中在考试将会考查的知识点上，这种方式并不是非常适用于健全人格培养。教师可以灵活运动多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例如故事讲述法、史料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等方式，通过不同教学方式的穿插和切换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感触历史，拉近学生与历史史实及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们能够更加全面地感知历史，从中接受人格教育。

2、积极开展课堂外实践活动

单纯的课堂教学很难满足高中学生人格培养的需要，特别是学生们无法将课堂学习到的内容实际应用到生活之中，不利于学生用健全人格的各项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因此高中历史教师有必要积极开展课堂外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参观各种历史遗迹或博物馆，带领学生融入到历史场景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向学生们讲解各种知识是非常有助于学生们深入理解和体会教师讲解内容的，也是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

3、将健全人格评价纳入评价体系

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于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积极性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教师应该将学生的人格培养同样纳入历史课程考查评价体系之中，分析学生们是否能够采用正确的观点去对待历史实践，是否真正理解了教师所进行的思想观点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根绝学生平时表现及实践表现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学方向和教学重点，努力使得学生们获得更好的健全人格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历史教学资源围绕教学重点展开更加有效的教学活动，从根本上影响学生的言行举止。

四、总结

历史课程是高中阶段一门非常重要的人文学科，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灿烂的历史，在历史教材中我们能够发掘出非常全面的人文素材，教师合理利用这些教学资源展开人格培养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这对于正处于心理塑造及人格塑造关键时期的高中学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篇9：人文历史论文

人文历史论文

【摘要】保定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定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它们丰富的人文内涵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二师“七六”**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

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篇10：历史论文的参考

历史学是以史论统一为原则，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史，即史实、材料，包括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论，即结论、观点，包括评价历史时所采取的态度、所下的最后论断。有史无论，历史学就成了一堆没有“灵魂”的材料；反之，有论无史，历史学就成了一架没有“血肉”的躯壳。只有史论统一，历史学才能显示鲜活的生命力。因此，历史教学既不能局限于“史”的传授，也不能局限于“论”的灌输，必须坚持史论统一的原则，把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和概括史料本质进而得出结论的分析、综合能力即历史思维能力放在首位。

一、史料引用要准确无误，观点要正确鲜明

一般而言，教材上引用的史料都是经过专家考证了的，当属无误。教师补充史料时，就要注意补充的史料的准确性。一些经过考证属于谬误的或过时的材料，不能引用。同时要注意精选史料。历史教学课时少，史料引用要有所取舍。如讲述汉初的贫困，可引用《史记》“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记载；讲述慈禧太后的卖国，可引用她“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言论，等等。

观点要正确鲜明，要严格按照教材上的观点讲授，教师切忌凭个人主观臆断随意发挥，将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观点传授给学生。如新中国成立初的“反右”运动，虽然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但这次反右是应该肯定的，它的意义在于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若教师对此加以否定，学生因知识面狭窄，会对教师的观点深信不疑。教师不正确的观点给学生以错误的思维导向，更谈不上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了。

二、发掘教材内涵，有机补充“史”“论”

教材限于篇幅和编写特点，有些地方以“史”述，有些地方重“论”述。这就要求教师细心发掘教材内涵，有机补充“史”“论”。

某些史实，教材上虽有所评价（结论），但由于学生理解不深，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就有必要补充“史”，以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如讲授隋唐文化中的李春营建赵州桥时，为了让学生对赵州桥的特点与价值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教师先让学生在阅读教材和观察插图的基础上回答：“赵州桥有哪些特点？”学生对教材上的“大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匀称”“经历了1300多年至今完好”等理解较快，很快就能答出来，但对赵州桥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却发现不了。这时，教师再指导学生看图、思考之后，有的学生就能了解到“桥的'跨度大”“有37。37米”的表象特征。教师再问：“桥的跨度大有什么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使学生认识到：跨度大、弧就平，弧平就便于行人走、车马过；同时也说明桥的建筑难度大，工匠技艺高。然后教师概括出赵州桥的主要特点：跨大弧平、拱上加拱、匀称美观、经久坚固。这样学生对教材上的“赵州桥是今天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在中外桥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论”领会更为深刻了，并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同一类型的知识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教材上总结的五条经验都是“论”，这就需要教师补充“史”并予以说明。

某些史实，教材没有明确的分析和结论，学生难于理解，甚至产生错觉。如北宋初年“杯酒释兵权”的史实，教材上写得较为详细，有的学生学了之后就发表议论：“赵匡胤真狡猾！”“这是阴谋！”学生只看到“政治手段”这个表象（史），没有认识到这一措施的实质与历史作用（论）。教师就应引导学生思考：“怎样看待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通过讨论，学生明确：“这确实是一个阴谋，但从历史实际出发，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条重要措施。它削弱了朝中大将的兵权，也解除了唐朝中期以来长达2之久的节度使的兵权，有利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应当予以肯定的。”这样引导学生认识“论”，就使学生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同一类型的知识如对美国19世纪的领土扩张，教材以“史”述为主，教师讲完“扩张史”后，就应当及时引导学生认识美国领土扩张手段的多样性、持续性和凶残性，指出美国的领土扩张史清楚地表明：“美国标榜的‘和平’‘自由’‘人权’到底是什么货色！”这样补充“论”，就发掘出了教材隐含的观点。

有机补充“史”“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局限于“以本为本”的讲授是不够的，必须吃透教材，发掘教材内涵，努力探讨教法和学法，注重启发、诱导学生分析和归纳。这样，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才能落到实处。

史论统一，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目前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历史教学环节。所有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都要借助史论统一的历史思维方法作出解答，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大教学与训练的力度。

篇11：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应构建一个与现有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钱乘旦提出的“现代化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但是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化体系

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是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世界近代史，或者说以什么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并按这个中心思想将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系统地、有机地组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先后出版了多种《世界近代史》。这些著作大多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内容大同小异，由于主导思想和史实编排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体系。

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杨生茂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该书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按照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来确定近代时期，即近代是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于19俄国十月革命和19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刘祚昌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卷。该书是崔连仲、刘明翰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也是将世界近代史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原来定为1917年十月革命，后来改为1900年。三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

该书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说是按照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观点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但仍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并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00年，终点则定在1900年。综合起来看，第一种与第二种起点相同，终点不同;第二种和第三种终点相同，起点则不同。三种体系的共同点是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第三种体系强调世界历史是在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由分散而发展成为整体的。

以上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至今天，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这三种体系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我们不拟详加评论，但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提出与之不同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新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而在这个方面，我国著名学者钱乘旦提出了一个设想，可以称之为“现代化体系”。钱乘旦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因此，他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钱乘旦根据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将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他所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从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的中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虽然这个体系目前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出版按照这个体系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但是这个新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和创见。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赞同钱乘旦的意见，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确是世界各国走向和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但是，就“现代化体系”涉及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想谈点补充意见。

我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近代和现代。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史，第二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史。在我们看来，所谓近代，就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时期。

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世界近代史)开始于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时代)。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划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界标。我们认为，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主张以工业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其下限是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这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性。现代化不仅没有同一模式，而且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近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俄国的现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现的)，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以另一种地位和方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它们在近代时期并没有实现现代化，以致其现代化任务还要留到现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去完成。

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即钱乘旦所提出的新体系的第五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工业社会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兴起。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亚非拉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个别国家例外)，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并没有结束，因此也可以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看成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不同于现代化第一个时期(近代时期)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将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第二个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为什么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我们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

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说，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理论根据。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历史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因此，从古至今，才会出现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题或主线，就是现代化。

其次，这个主题抓住了世界近代时期历史发展的核心和实质。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开始于近代时期，如果将世界近现代史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近代时期的历史则是它的上部。因此，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正是体现了世界近代时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想对老一辈世界史学者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谈点看法。“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形成为整体看成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互交叉发展的结果。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发展事实表明，世界的确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也必须包含“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使人感到这个提法只是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实质。“从分散到整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提出这一观点的吴于廑先生所说过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总序》)因此，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实质，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现代化。

再次，“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曾受到“苏联体系”的影响。包括世界史在内的苏联历史著作强调阶级斗争，把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史学无不突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对于世界近代史的界定，过去就曾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后来编写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则将“走向衰亡”去掉了。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去掉“走向衰亡”的提法，已初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而今天“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提法，则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再如，过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强调革命斗争，对改革则颇多微词，甚至斥之日“改良主义”而进行批判。其实，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革命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同样都应该受到重视。在世界近代时期，英国、美国、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德国、俄国通过改革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日本通过革命加改革的方式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近代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不会单纯强调革命而忽视或者贬低改革的作用。

复次，新体系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某些历史著作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就世界近代史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总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掠夺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主角，从而形成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漠视东方各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当然是错误的，理应予以摈弃。但是，重视东方各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东方中心论”。应当承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各国，到近代时期的确是落后了。正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近代东方各国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但其结果大多归于失败或者造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某种曲折。因此，无论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东方中心论”，都不符合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双重使命”，以及在造成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指自然经济的崩溃)时西方资本主义“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观点，虽然并不是直接论述世界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却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来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能够防止片面性，避免产生“欧洲中心论”或者“东方中心论”，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

最后，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具有涵盖宽广的优点。世界近代史有着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大多偏重在政治史方面，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很少，使读者感到历史著作非常单调和枯燥，以致阅读兴趣不大。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些改进，但是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并在这一体系框架下编写出的世界近代史，我们相信将是一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文字生动、富有特色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这个主题。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说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即从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现代化”首先体现于经济领域，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完成，就为现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都要适应现代社会而发生改变，或者说它们本身也都需要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涉及世界近代历史的全部内容。正如钱乘旦所说的：“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由此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既有着学术上的深度，同时也具有内容上的广度。按照这个新体系来进行编写，肯定能够将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个体系，它不仅是本门学科的“主心骨”，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时候，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在思索这个课题的过程中，联系已有的多种世界近代史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缺陷，想到了若干要求(也可以视为“原则”或“规则”)。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适和恰当，谨提出和同行学者商讨，并望共勉。

我们认为，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考虑到以下一些要求：

首先，应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作为世界通史组成部分的世界近代史，应该从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来考虑。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它在整个世界通史中所处的位置。世界近代史上接世界古代史，下联世界现代史;它的起点即世界古代史的终点，它的终点即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时候，就不能孤立地只着眼于近代，同时也需要看到古代和现代。正是出于对这种整体性的考虑，我们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也就是说，将世界通史划分为三个部分：世界古代史是农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农业社会)的历史;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工业社会)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知识经济时代(或者称为信息社会)的历史。这种划分，不仅反映出人类历史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且也体现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并说明了世界近代史是现代化第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

其次，应注意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虽然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拼凑，但它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因此其内容是十分纷繁复杂的。不过，无论多么纷繁复杂，无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叙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科技进步、教育兴盛等等，都应该围绕着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联系，那就只能看到历史知识的堆集和罗列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历史发展(无论纵向或横向)具有内在联系呢?这就关系到主题或主线。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的作用，就在于围绕着它，就能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因而才能使世界近代史形成一个体系、一个整体。用主题或主线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好有一比：“以线穿珠不见线。”就是说，诸多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好象一颗一颗的珠子，只有用一根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才会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当然，在叙述诸多历史事件(历史知识)的时候，这个主题或主线并非显露于外，而是隐藏于内的，这不正表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吗?!

再次，应考虑到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近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现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因此，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把世界近代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它的体系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它在内容上与主题或主线的内在联系，而且在解释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它同世界现代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使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保持某种一致性。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有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这方面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我们看到，当前国内有代表性的两种世界通史著作，一种是崔连仲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种是吴于廑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种版本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都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历史”;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则称“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而关于世界现代史，人民版《世界通史》现代卷表述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地说什么是世界现代史;高教版《世界史》现代史编则笼统地说“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显然，对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上述界定，在提法和表述上不具有连续性。这种提法和表述的不一致，使人们看不到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最后，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世界近代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有一个时间范围;作为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时期，也需要有它的上限和下限。不管世界近代时期之内如何具体分期或分段，但是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却是构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时间断限也是构建体系的一个要素。这个时间断限，应当同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作为起始和结束的明显标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定在1500年(“地理大发现”在此前后)。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下限，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都定在1900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其理由是“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这个“巨大变化”，指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这时(1900年)最终形成了。作为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发生在1900年前后，即：18的美西战争，1899―19的英布战争和1904―19的日俄战争。虽然我们对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两种断限都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因此应该说，这是符合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现有世界近代史体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赞同“现代化体系”的设想。但是，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下大力气才能完成，我们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和讨论。

第一，现有的几种世界近代史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各有千秋，可以诸说并存。这些体系，代表了众多学者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各种观点，都有他们的依据和理由。这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们虽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否定。同其他学术见解一样，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主张也不一定要强求一致。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第二，在相互尊重、诸说并存的基础上，开展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充分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有学者提出，为了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现在应该从“百花齐放”的状态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并在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相对而言的“大一统”。这个意见很好。希望对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第三，目前，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除了正式出版的《世界近代史》之外，也可能还有各高校教师自己编撰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但是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关于世界近代史体系的学术讨论，并不会对高校历史院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院系的学生，应该对有关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建议，无论使用哪一种世界近代史教材，都应该将其他体系的不同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从而启发学生的思考，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可能促使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师生互动和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讨论。

第四，积极启动按照新体系编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如前所述，世界近代史不同体系的著作已有多种。“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主张虽然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按照这个主题编撰的世界近代史著作。看来，从新体系的提出到最后完成著作，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建议，高校历史院系和科研机构应组织人力对新体系及其框架的设想继续进行探讨，使“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的世界近代史新体系日臻完善。然后，结合具体史实，编撰成书。我们盼望着新体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3).

篇12：历史论文格式及写法

(一)历史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和论文取向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其它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教学总结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毕业，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1)思想教育的贯彻;(2)历史知识的讲授;(3)教学质量的提高，(4)教学经验的总结，(5)教学艺术的研讨，(6)学生学习的考察;(7)教师业务的进修，(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基督教的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方法，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篇13：历史论文开题报告

历史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德国知识分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选题意义和背景。

在德国甚至在欧洲历史上，都很难找到另一个世纪比世纪更能激发思考者心灵的激情。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忿恿了可憎的暴君，因而我们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对威廉二世、希特勒的批判，却忽视了他们背后的知识分子。在那些充满激情和易被时代风潮所迷惑的年代，那些智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君的罪行视而不见。知识分子虽说不掌政治握权力，但往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召力，他们显然属于万民景仰、然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所以，对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不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一战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国际学术界非常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周年，欧洲学术界声明要将一战史作为今后五年研究的主题之一，足以见得一战史在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就我国史学界来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相当薄弱，无论是微观的个案研究还是宏观的理论探讨都不充分。因此，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着广阔的学术创新空间。③再者，史学界对于一战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爆发的原因、战争的经过、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而对知识分子在一战中的行为以及他们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却长期被学者所忽视，知识分子在一战中的言行通常被当做年精神”所席卷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虽然从上个世纪年代开始对一战的研究有了大的转向，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一战，但即使如此，也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知识分子与一战这一研究领域。更遗憾的是，国内并没有展幵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因此，对一战中知识分子的研究，有助于拓展国内一战史研究。除此以外，我们说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二战爆发的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一战甚至一战前，一些学者更是认为纳粹使用的思想和词语在一战中就已经流行甚至合法化，而知识分子正是这些思想和词语的倡导者、发明者，所以对一战中知识分子的研究也这有助于对二战的理解。

其次，一战期间知识分子狂热的战争激情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我们知道一战中知识分子对战争的宣传鼓动成为了各国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德国，战争期间德国知识分子出产的关于战争的作品多如牛毛。到年年底为止，来自知识分子的战争散文就达册，战争诗达万首，战争文学达册。就连温和派的知识分子，如弗里德里希梅内克，也加入了宣传战争的行列。一战期间，德国知识界达成广泛的共识，为所谓的“民族防御战”而进行宣传和辩护。不仅如此，德国各阶层更是达到空前的团结，致使“年精神”、“八月经历”等词语成为了德国民族的象征。因此，研究德国一战中的知识分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时德国国内普遍的爱国热情，对德国国内对待战争的态度及其对战争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对一战中德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今这个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言行受到更大的关注，如何做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对一战中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借鉴，将有助于我国当代知识分子进一步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好地评估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更好的坚守良知，勇于担当，力争为中国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②历史行而无远，一战中知识分子的言行，就如一记肃穆的警钟，既时刻敦促着知识分子要负起责任，也提醒社会公众保持必要的警锡。

2、论文综述/研究基础。

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重大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仅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局势等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受到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的影响，使得某些历史事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与种族不平等理论密切相关的还有“生存空间”不足，要求向外武力扩张的极端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正是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这些极端思想的理论工具的推动和指导下，德国一步步走向一战的深渊。德国知识分子溢美战争观点既是德意志军国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应，又为军国主义文化传统增加了理性色彩，并使其影响不断扩大，使军国主义传统更加根深蒂固，从而将对战争的崇尚、对军队的激情融入到德国人生活之中，使一战成为了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爆发的第一次高峰。

3、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战前夕的德国被各种极端思想所笼罩。德国知识分子凭借他们握有社会上的话语权，一方面对这些极端思想大肆宣传，另一方面竭力影响德意志帝国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致使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渗透到德国的各个社会阶层，推动了德意志帝国迅速走向通往世界战争之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之时，德国出现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战争的全国性高潮。总动员的那一天，人们为战争而奔走相告，为战争而狂呼，整个德国社会各阶层被变成了一个统一体。

正如路德维希所描写的那样：”当这场战争在年爆发时，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一样感到意外。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像年以后那样期望准备好这场战争。所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惊慌失措，而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这场战争。“在战争后期，关于釆用哪种和平方式来结束战争的问题，使得支持战争的德国知识分子，在关于战争目标分歧的基础上，完全分裂为两个持不同主张的团体。虽然支持战争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仍有优势，但他们无疑在走下坡路。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的分裂，而且还在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战争热情已经退去，逐渐重新审视自己，理性对待战争，走向反战的道路。纵然一些执迷于战争的知识分子仍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战争的努力，也改变不了德国战败的结局。相反，受到战争洗礼的部分德国知识分子不仅致力于战后的和平，而且在纳粹统治时期再一次落入战争的深渊时，不再非理性地鼓吹战争而是成为了坚定的反战主义者。

4、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本文主要探究了德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战争狂热一面加以论述，分析了知识分子这些思想及行为对一战进程及结束的影响，并尝试对知识分子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出初步的分析。其重点是在对德国知识分子战争狂热表现的论述。

本文的第一个难点在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涵盖面很广，要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囊括其中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此外，由于论文需要基于一战期间有关德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或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但本人德语水平有限，外文资料的参考和引用方面还是以英文为主，无法参考有关的德文资料，这无疑是本文的一大缺陷。

5、预期的结果。

不可否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绝大多的德国知识分子是失职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和结束都有一定的影响。正是德国知识分子积极地宣传和鼓动，使得年德国举国上下都处于一种病态的渴望战争的心理中。正是德国知识分子为战争的摇旗呐喊，使得德国在其人力、物力等方面与协约国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四年了之久。教授们在战争年代对青年们崇尚战争的教育，不仅使得德国丧失了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而且在德国青年一代人的心中埋下了战争的火种。也正是因为德国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采取支持战争的非理性态度，切断了德国与交战各国的科技文化联系，从而阻碍了德国乃至欧洲的科学文化发展进程。

(一)成为推动战争爆发和进程的鼓手

(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

(三)阻碍德国及欧洲的文化发展进程

6、参考文献。

[1]艾米尔·路德维希着，杨成绪、潘琪译：《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法)安托万·基扬着，黄艳红译：《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巴拉拉·W塔奇曼着，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八月炮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4](美)彼得·帕雷特主编，(美)戈登：}A.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5]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6]丁建弘，李霞着：《普鲁士精神和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7]费里茨·费舍尔着，何江、李世隆等译：《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8](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着，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