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通佚书看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论文（整理3篇）由网友“RONALDO”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从一通佚书看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篇1：从一通佚书看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论文
在清归安姚氏所编刻《凤墅残帖释文》卷五，即原《凤墅法帖》卷十七“南渡文艺帖”之“辛稼轩”名下，收有辛弃疾书信一通。经查检几种辛氏文集，如清人辛启泰刻《稼轩集钞存》，邓广铭先生《辛弃疾诗文钞存》，以及由邓广铭先生辑校审订、辛更儒先生笺注之《辛稼轩诗文笺注》，均未收此文，故可确定其为稼轩佚文无疑。根据姚氏释文，该书信连署衔、署名在内计三十行，今先抄录其全文如下:
弃疾坎壈之迹，奔走半天下，二三十年间，名公巨卿、硕生鸿儒，弃疾不佞，皆获伏下风而接余论，独一世伟人，每有惄如调饥之叹。初春入都，得望温厉，遂降此心。且蒙顾睐接纳，如平生欢，其何幸如之!猝猝南征，八月间始交贱事，求访故事，当以吏椟上罢，任不胜任之谢。然区区庸敬，岂所以施诸达人大观之前!弃疾则陋矣，言之汗下。
载惟察院问学之富、践履之实，忠肝义胆可以贯日月而沮金石者，固已见之议论之余矣。海内学士日俟廷告，由禁林而上政途，盐梅霖雨之事，不于门下，将谁属乎?弃疾泚笔以俟修庆。
弃疾求闲得剧，衰病不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汹涌，平陆江海。吁，可畏哉!弃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归，单骑留此，即上祠请。或者谓送故迎新，耗蠹属耳，理有未安，少俟来春，当伸此请。故应有望于门下宛转成就之赐也。
三山岁事得中熟，然亦不敢不为救荒
之备。弟才薄力腐，任大责重，未知济否。 尚幸警诲，引睇实荣。伏纸不胜依归之剧。右谨具呈。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权知福州军州辛弃疾劄子。
《凤墅法帖》原为南宋曾宏父所编，系根据其家藏宋人手泽，特别是时人与其父三复（字无玷）往还书信，编刻而成，元、明以后已残，至清，数家各得其一部分，以其原书多草、行体，诸家分别为主释识，而归安姚氏所刻《凤墅残帖释文》十卷，虽仅及曾宏父原刻四十卷之四之一，然就现存情况看，已最为完本。其文献真实性，可由历代名家的题跋得到证明，这里拟引用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学者钱大昕的跋语作说明。钱氏云:“《凤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幼卿所刻，正帖二十卷，续帖二十卷，皆宋人书。其云‘凤墅’者，镌于庐陵郡之凤山别墅故也。予所得仅两卷，一为‘南渡名相帖’，一为‘南渡执政帖’。……卷中所载，皆诸公书翰，而与其父少师往还之帖居其太半。古人书问，不轻假手门客。行草大小疏密不拘，要皆秀逸可爱。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弆手泽久而不忘，亦征名臣之有后矣。”跋中“与其父少师往还之帖居其太半”一句，最关紧要，它十分清楚而雄辩地说明了曾氏此帖的文献来源和文献真实性。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附志》著录有曾宏父《凤墅帖》二十卷，《画帖》二卷，《续帖》四卷，当是曾氏刻石未全时本。而残存之《凤墅法帖》，现藏上海图书馆，据悉，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影印本对观摩、赏鉴宋人法书，无疑是最好的版本。而本文所据之底本，乃清人之释识本，即前文所称《凤墅残帖释文》。今日所见之《释文》，亦有三种版本，其一即钱氏所藏二卷本，见录于《贷园丛书初集》、《丛书集成初编》两种丛书中，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另藏有清抄本;其二为叶氏藏八卷本，所知仅有南京图书馆藏清赵氏非昔轩抄本，清赵宗建为之校、跋;其三为十卷本，最为全本，亦即本文之底本，她是合叶氏、钱氏所藏汇刻而成，前八卷排以“释文一”至“释文八”之序，当来自叶氏藏;后二卷以“释文上”、“释文下”标卷次，当来自钱氏藏。书口下题“咫进斋丛书 归安姚氏刊”，而考归安姚氏光绪九年刊《咫进斋丛书》，并无此书，当是未及收入者，此足以补其缺。
篇2：从一通佚书看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论文
《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云:“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指出:光宗绍熙三年（1192）春，稼轩赴福建提点刑狱任;秋九月，安抚使林枅卒，稼轩摄帅事;十二月，由三山赴行在。绍熙四年春，光宗召见于便殿，奏对，迁太府少卿（邓先生据楼钥《攻媿集》中制词改《宋史》本传）;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熙五年，秋七月，以谏官论列罢帅任，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九月，又被论列，降充秘阁修撰，并于该年再到期思卜筑。
据此，由书中“初春入都”四字，以及“八月间”、“岁事得中熟”、“至日前”等内容可知，此通佚书当作于绍熙四年八月秋收后至冬至之间。
书中所称赞之“察院”，当为稼轩寄书对象。考《宋史·职官四》:“御史台……其属有三院……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又云:“庆元二年，侍御史黄黼言:监察御史，高宗时尝置六员，孝宗时置三员，令分按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员，自后常置三员。”据此知，孝宗时置监察御史三员，然实际只有二员;光宗时沿孝宗旧制，置监察御史二员。另据《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和卷三九三《黄度传》，汪义端、黄度二人均曾于绍熙四年任察院，那么，
汪、黄二人中的'一人是否即为稼轩致书对象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书中所谓察院，系称呼受书人旧职，非稼轩作书时在任之察院。《法帖》编者曾宏父，以及前引钱大昕氏，在跋语中均多次说明，这些法帖多系书主与曾父三复往还之书，而曾父确曾任过察院之职，如《释文》卷三，当原《法帖》卷一五“南渡儒行帖南渡史学帖南渡续魁帖”之“石华文”名下，所收石宗昭致曾三复书中，即有“伏自察院暂领藩府，宗昭亦继归田里”之语;同卷吴猎致曾三复书，亦称“右谨具申呈察院先生台席”。这在整部《释文》中有多处实证，今不一一列出。故稼轩此书中所谓察院，应指《法帖》编刻者曾宏父之父曾三复，这是理之当然，毫无疑问。此亦足证佚书之可靠。
《淳熙三山志》卷二二《郡守》载:“辛弃疾，绍熙四年八月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似言稼轩知福州时的官阶为朝散大夫，但据此佚书，应为“朝奉大夫”，比朝散大夫低一级 （参《宋史·职官志九》） 。同时，八月亦为到任时间，其任命时间估计不会迟于五、六月或六、七月。
稼轩知福州时官职，《宋史》本传，及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 （以下简称“蔡谱”） 等，俱言为“知福州”;但据此佚书，开始时应为“权知福州”，其“权”字之落，可能是在作此书之后，大概要到绍熙五年初了。
稼轩自“初春入都”至八月间匆匆回至闽地，其间在京时间甚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很快又离京的呢?我们当然可以猜测是由于朝事不宁，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稼轩不愿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之中，朝中又缺乏强有力的援助，等等，但是，佚书中的一段话却更能透露其中的原由:“弃疾求闲得剧，衰病不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汹涌，平陆江海。吁，可畏哉!”其中，“求闲得剧，衰病不支”云云，自是托词，而更直接的原因应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汹涌，平陆江海”，也即京城里的那些达官要人，竟然不断地向他索要钱财，一旦稍有怠慢不予答应或满足，便会平白地给他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大的事端。盖稼轩入京前在福建时，已经着手发展经济，作为一路之帅臣（摄帅），自然易让人以为多财;加之，他前此官湖南时，“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 （《宋史》本传） ;而还有一件事就发生在居京期间，更易让人认为他富有财产:“为大理卿（按:“大理”应为“太府”）时，同僚吴交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宋史》本传） 所以，这些“如云”之“冠盖”，才对他“朝求夕索”。稼轩财力既有限，又不胜其烦，故请求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便很自然。比较之下，“蔡谱”所言“辛在摄帅时曾上疏言经界事，经界乃划清田地界址，于大地主豪户不利。据《宋史·朱熹传》载，当时宰相留正反对经界，故辛之内调可能与留正有关”，以为是留正使得稼轩出朝，恐的确尚需实证做进一步之证明。
稼轩在福建任上的心态，“蔡谱”绍熙四年“光宗召见，上登对劄子，迁太府少卿”条后，据稼轩《最高楼》（吾衰矣）词出列“拟乞归，赋词”条，加按语云:“辛弃疾雄才大略，对清闲之京官生涯，历来不感兴趣，故于每次奉召内调，均有怨恨牢骚。上年岁杪奉召离闽时所赋两词，见其心情。本年初过建安词中亦有‘玉殿何须侬去’之句。‘拟乞归’虽未必定有此事，但确表示其消极思退之心情，当可认为本年所作……”指出稼轩此年情绪低落，有乞归之思，相较其他辛氏年谱、传记，为深入、细致些。今此通佚书中“弃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归，单骑留此，即上祠请。或者谓送故迎新，耗蠹属耳，理有未安，少俟来春，当伸此请。故应有望于门下宛转成就之赐也”云云，竟然连妻儿家小先期西行的想法都已产生，可谓直接而充分地表明了其欲请祠归隐的心态，足证“蔡谱”之高明。然佚书既明言“至日前……少俟来春”，则其退隐之志应是绍熙四年八月自京归闽后萌生的，而“蔡谱”系这种归隐心态于“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条之前，则显与事实有一定距离。
篇3：从一通佚书看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论文
在清归安姚氏所编刻《凤墅残帖释文》卷五，即原《凤墅法帖》卷十七“南渡文艺帖”之“辛稼轩”名下，收有辛弃疾书信一通。经查检几种辛氏文集，如清人辛启泰刻《稼轩集钞存》，邓广铭先生《辛弃疾诗文钞存》，以及由邓广铭先生辑校审订、辛更儒先生笺注之《辛稼轩诗文笺注》，均未收此文，故可确定其为稼轩佚文无疑。根据姚氏释文，该书信连署衔、署名在内计三十行，今先抄录其全文如下:
弃疾坎壈之迹，奔走半天下，二三十年间，名公巨卿、硕生鸿儒，弃疾不佞，皆获伏下风而接余论，独一世伟人，每有惄如调饥之叹。初春入都，得望温厉，遂降此心。且蒙顾睐接纳，如平生欢，其何幸如之!猝猝南征，八月间始交贱事，求访故事，当以吏椟上罢，任不胜任之谢。然区区庸敬，岂所以施诸达人大观之前!弃疾则陋矣，言之汗下。
载惟察院问学之富、践履之实，忠肝义胆可以贯日月而沮金石者，固已见之议论之余矣。海内学士日俟廷告，由禁林而上政途，盐梅霖雨之事，不于门下，将谁属乎?弃疾泚笔以俟修庆。
弃疾求闲得剧，衰病不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汹涌，平陆江海。吁，可畏哉!弃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归，单骑留此，即上祠请。或者谓送故迎新，耗蠹属耳，理有未安，少俟来春，当伸此请。故应有望于门下宛转成就之赐也。
三山岁事得中熟，然亦不敢不为救荒
之备。弟才薄力腐，任大责重，未知济否。 尚幸警诲，引睇实荣。伏纸不胜依归之剧。右谨具呈。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权知福州军州辛弃疾劄子。
《凤墅法帖》原为南宋曾宏父所编，系根据其家藏宋人手泽，特别是时人与其父三复（字无玷）往还书信，编刻而成，元、明以后已残，至清，数家各得其一部分，以其原书多草、行体，诸家分别为主释识，而归安姚氏所刻《凤墅残帖释文》十卷，虽仅及曾宏父原刻四十卷之四之一，然就现存情况看，已最为完本。其文献真实性，可由历代名家的题跋得到证明，这里拟引用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学者钱大昕的跋语作说明。钱氏云:“《凤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幼卿所刻，正帖二十卷，续帖二十卷，皆宋人书。其云‘凤墅’者，镌于庐陵郡之凤山别墅故也。予所得仅两卷，一为‘南渡名相帖’，一为‘南渡执政帖’。……卷中所载，皆诸公书翰，而与其父少师往还之帖居其太半。古人书问，不轻假手门客。行草大小疏密不拘，要皆秀逸可爱。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弆手泽久而不忘，亦征名臣之有后矣。”跋中“与其父少师往还之帖居其太半”一句，最关紧要，它十分清楚而雄辩地说明了曾氏此帖的'文献来源和文献真实性。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附志》著录有曾宏父《凤墅帖》二十卷，《画帖》二卷，《续帖》四卷，当是曾氏刻石未全时本。而残存之《凤墅法帖》，现藏上海图书馆，据悉，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影印本对观摩、赏鉴宋人法书，无疑是最好的版本。而本文所据之底本，乃清人之释识本，即前文所称《凤墅残帖释文》。今日所见之《释文》，亦有三种版本，其一即钱氏所藏二卷本，见录于《贷园丛书初集》、《丛书集成初编》两种丛书中，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另藏有清抄本;其二为叶氏藏八卷本，所知仅有南京图书馆藏清赵氏非昔轩抄本，清赵宗建为之校、跋;其三为十卷本，最为全本，亦即本文之底本，她是合叶氏、钱氏所藏汇刻而成，前八卷排以“释文一”至“释文八”之序，当来自叶氏藏;后二卷以“释文上”、“释文下”标卷次，当来自钱氏藏。书口下题“咫进斋丛书 归安姚氏刊”，而考归安姚氏光绪九年刊《咫进斋丛书》，并无此书，当是未及收入者，此足以补其缺。
此通佚书对研究辛弃疾在绍熙年间的一些行实和心态，具有重要价值。
《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云:“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指出:光宗绍熙三年（1192）春，稼轩赴福建提点刑狱任;秋九月，安抚使林枅卒，稼轩摄帅事;十二月，由三山赴行在。绍熙四年春，光宗召见于便殿，奏对，迁太府少卿（邓先生据楼钥《攻媿集》中制词改《宋史》本传）;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熙五年，秋七月，以谏官论列罢帅任，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九月，又被论列，降充秘阁修撰，并于该年再到期思卜筑。
据此，由书中“初春入都”四字，以及“八月间”、“岁事得中熟”、“至日前”等内容可知，此通佚书当作于绍熙四年八月秋收后至冬至之间。
书中所称赞之“察院”，当为稼轩寄书对象。考《宋史·职官四》:“御史台……其属有三院……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又云:“庆元二年，侍御史黄黼言:监察御史，高宗时尝置六员，孝宗时置三员，令分按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员，自后常置三员。”据此知，孝宗时置监察御史三员，然实际只有二员;光宗时沿孝宗旧制，置监察御史二员。另据《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和卷三九三《黄度传》，汪义端、黄度二人均曾于绍熙四年任察院，那么，
汪、黄二人中的一人是否即为稼轩致书对象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书中所谓察院，系称呼受书人旧职，非稼轩作书时在任之察院。《法帖》编者曾宏父，以及前引钱大昕氏，在跋语中均多次说明，这些法帖多系书主与曾父三复往还之书，而曾父确曾任过察院之职，如《释文》卷三，当原《法帖》卷一五“南渡儒行帖南渡史学帖南渡续魁帖”之“石华文”名下，所收石宗昭致曾三复书中，即有“伏自察院暂领藩府，宗昭亦继归田里”之语;同卷吴猎致曾三复书，亦称“右谨具申呈察院先生台席”。这在整部《释文》中有多处实证，今不一一列出。故稼轩此书中所谓察院，应指《法帖》编刻者曾宏父之父曾三复，这是理之当然，毫无疑问。此亦足证佚书之可靠。
《淳熙三山志》卷二二《郡守》载:“辛弃疾，绍熙四年八月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似言稼轩知福州时的官阶为朝散大夫，但据此佚书，应为“朝奉大夫”，比朝散大夫低一级 （参《宋史·职官志九》） 。同时，八月亦为到任时间，其任命时间估计不会迟于五、六月或六、七月。
稼轩知福州时官职，《宋史》本传，及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 （以下简称“蔡谱”） 等，俱言为“知福州”;但据此佚书，开始时应为“权知福州”，其“权”字之落，可能是在作此书之后，大概要到绍熙五年初了。
稼轩自“初春入都”至八月间匆匆回至闽地，其间在京时间甚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很快又离京的呢?我们当然可以猜测是由于朝事不宁，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稼轩不愿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之中，朝中又缺乏强有力的援助，等等，但是，佚书中的一段话却更能透露其中的原由:“弃疾求闲得剧，衰病不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汹涌，平陆江海。吁，可畏哉!”其中，“求闲得剧，衰病不支”云云，自是托词，而更直接的原因应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汹涌，平陆江海”，也即京城里的那些达官要人，竟然不断地向他索要钱财，一旦稍有怠慢不予答应或满足，便会平白地给他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大的事端。盖稼轩入京前在福建时，已经着手发展经济，作为一路之帅臣（摄帅），自然易让人以为多财;加之，他前此官湖南时，“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 （《宋史》本传） ;而还有一件事就发生在居京期间，更易让人认为他富有财产:“为大理卿（按:“大理”应为“太府”）时，同僚吴交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宋史》本传） 所以，这些“如云”之“冠盖”，才对他“朝求夕索”。稼轩财力既有限，又不胜其烦，故请求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便很自然。比较之下，“蔡谱”所言“辛在摄帅时曾上疏言经界事，经界乃划清田地界址，于大地主豪户不利。据《宋史·朱熹传》载，当时宰相留正反对经界，故辛之内调可能与留正有关”，以为是留正使得稼轩出朝，恐的确尚需实证做进一步之证明。
稼轩在福建任上的心态，“蔡谱”绍熙四年“光宗召见，上登对劄子，迁太府少卿”条后，据稼轩《最高楼》（吾衰矣）词出列“拟乞归，赋词”条，加按语云:“辛弃疾雄才大略，对清闲之京官生涯，历来不感兴趣，故于每次奉召内调，均有怨恨牢骚。上年岁杪奉召离闽时所赋两词，见其心情。本年初过建安词中亦有‘玉殿何须侬去’之句。‘拟乞归’虽未必定有此事，但确表示其消极思退之心情，当可认为本年所作……”指出稼轩此年情绪低落，有乞归之思，相较其他辛氏年谱、传记，为深入、细致些。今此通佚书中“弃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归，单骑留此，即上祠请。或者谓送故迎新，耗蠹属耳，理有未安，少俟来春，当伸此请。故应有望于门下宛转成就之赐也”云云，竟然连妻儿家小先期西行的想法都已产生，可谓直接而充分地表明了其欲请祠归隐的心态，足证“蔡谱”之高明。然佚书既明言“至日前……少俟来春”，则其退隐之志应是绍熙四年八月自京归闽后萌生的，而“蔡谱”系这种归隐心态于“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条之前，则显与事实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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