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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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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篇1：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摘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分析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材料用于史前研究，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问题，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中国、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科学文化”这一项目或内容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史前研究问题和原因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时代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历史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理论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一、“问题”列举和分析

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1、关于物质文化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1.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前，此时尚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规律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经济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目前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1.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

篇2：西方人类学文化研究论文

西方人类学文化研究论文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

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

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象征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思潮，象征人类学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人们将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礼仪、神话、戏剧、会面行为、打趣、诙谐和俏皮话等语言表现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象征人类学学派认为，文化是作为经历而存在的，它仅出现在它被实践的时候，所以，人类学家要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实践、行动、表现或表演，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学派主张，只有将意义和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将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或内隐的，通过象征符号习得并传递的行为模式或规定行为的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体现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并选择的)思想，尤其是附在这些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认为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左右行动的因素。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解释人类学学派，成为美国人类学界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人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研究文化并非是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的科学，而应是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的科学。人的行为之所以是象征行为，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象征性动物，人类通过象征符号来积累经验、进行沟通，并代代相传，人类学家所要寻求的是象征行为的意义，由象征行为传递的意义进而有机形成的体系就是文化。文化是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它是由各种象征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

人类的行为是符号性行动，文化是被行为化的文本，因为意义是公众的，所以文化是公众所有的，文化由社会通行的意义结构所组成，人们通过这些结构构成信号领会并相互联系，文化是意义的构架，人类用它来解释自己的经验、指导自己的行为。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行为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文化的研究和应用是跨学科的，站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给出的概念范畴自然不同。经历了一百多年发展历程的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根据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其每个阶段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色。全面、系统地了解一个事物的特别是其历史发展过程，是正确认识、分析和运用这一事物的必要前提，将西方人类学各流派关于文化的研究进行比较完整的回溯和分析，对于构建反映时代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理论，对于当前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篇3：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李鸿忠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定义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从定性上说就是违反政治原则、违反组织纪律，一些人为了不伤自己，不怕伤党、不怕伤组织、不怕伤事业，把社会的不良习气搬进了党内、污染了组织。好人主义说到底是“好人”自己当了，“主义”全都丢了，贻害无穷。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与人、事、因、制的关系

人是主要负责人，事是见不得人的事，因是私欲和利益，制就是纪律问题、党性问题。

风气从第一责任人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就是政治生态系统形成的“元”点。这个谜底要揭开，这个问题要认识清楚。各级党委书记要深刻认识“第一”的重要性和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要把《党章》《准则》《条例》带在身边、印在脑海，用好制度武器，从管好自己开始，从抓班子带队伍做起，用好“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向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宣战，久久为功，切实肩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李鸿忠提出2个强调

第一，要深刻认识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的危害性，如任其发展，将影响天津政治生态、干部队伍、经济社会发展。圈子文化直接挑战中央权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弱化、分解、分化、消解中央的权威;好人主义挑战的是原则，与党章党规党纪格格不入，遇事不讲原则先讲“策略”、强调“艺术”、做“老好人”，兜来兜去就是把原则抛在脑后，是私利在作祟。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是违背党的性质宗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共产党员不是普通群众，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不能混淆界限，必须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戒律，服从组织程序，遵守纪律规矩，不允许有任何干扰侵犯，决不能随意化、庸俗化、娱乐化。

第二，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必须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立场、运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要切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党纪办事，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特别要把战斗性摆在突出位置，从政治生活管起、严起，在党内营造实事求是、勇于批评、敢于战斗的环境氛围。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第一责任人是核心，是关键。党委(党组)书记要经常主动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在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用真功，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和价值观，增强“四个意识”，高层次构建自身动力，不屈从、不让步、不趋炎附势，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和政治立场，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筑牢抵御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防线。

篇4：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官官勾结、权权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这些团团伙伙的不良风气，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问题不容小觑。(人民日报) “朋党之争”是唐朝末年，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此后，此起彼伏，两个小圈子之间从未中断，直至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为此，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以史为鉴，笔者以为，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

“小圈子”以权力、利益为核心，以关系网为纽带，利益与关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渐进化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而“小圈子”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进入其中短期之内可能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体沦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也导致了许多腐败窝案，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 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讲话中提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而现实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广大党员干部更应永远明白，真正的“护身符”，不是“哪条线”“某圈子”“谁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纪守法的戒尺。

篇5：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我省将相继进行市、县(市、区)、乡(镇)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工作。为严肃组织人事纪律，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现作如下通知：

一、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严格按照《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办事，真正把那些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坚决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和“带病提拔”。

要严格执行民主推荐的有关规定，正确运用推荐结果，坚持考察对象在得票比较集中的人员中产生，以体现群众公认原则。同时，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领导干部个人推荐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署名推荐材料。要运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按要求精心组织考察工作。对反映考察对象的问题，凡性质严重、内容具体、线索清楚的，必须认真调查核实;问题没有查清之前，不得提出提拔使用的意见。对拟提拔人选，在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前，必须就廉政情况听取纪检机关的意见，纪检机关应认真负责地予以答复。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时，必须逐个介绍情况，保证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实行集体决策。

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组织好党代会选举工作，尊重和保障党员和代表的民主权利，坚决防止和纠正违反选举规定、侵犯党员和代表权利的行为。

二、在换届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以下纪律

(一)不准拿原则送人情、做交易，封官许愿，行贿受贿，“买官卖官”;

(二)不准为自己或他人提拔调动找关系、说情打招呼、搞串联，“跑官要官”;

(三)不准搞小圈子、小团体、拉帮结派，进行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

(四)不准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的情况;

(五)不准以威胁、贿赂、欺骗或其他手段妨碍、侵犯党员、代表和委员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六)不准传播小道消息，造谣诬陷他人，干扰换届工作;

(七)不准超职数、自设职务名称、超职级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

(八)不准在换届选举前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九)不准拒不执行干部调动和交流的决定;

(十)不准采取授意、暗示等方式把个人意志变为以组织名义推荐干部;

(十一)不准要求提拔本人的配偶、子女、其他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

(十二)不准擅自更改干部出生时间、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和学历;

(十三)不准借换届选举之机，违章调度资金、转移资产、突击花钱或私分公物。

三、对违反换届政策规定及其他组织人事纪律的，要综合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手段，依纪依法从快严肃处理

1、严厉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对“跑官要官”的，要严肃批评，记录在案，并取消其被推荐、考察和作为候选人的资格，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跑官要官”行为制止不力或丧失原则、不择手段为“跑官要官”者说情打招呼的，要依纪严肃处理;对受贿“卖官”的，要依纪依法严惩;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有关规定处理。

2、严厉打击“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以暴力、威胁、欺骗、伪造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选举人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对控告、检举选举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压制、迫害的，对诬告陷害干部、干扰换届工作正常进行的，均要视情节给予组织处理或依纪依法处理。

3、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对需要进行离任审计的领导干部，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要求，认真做好审计工作，并把审计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借换届选举之机，违章调度资金、转移资产、突击花钱或私分公物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4、坚决纠正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及有关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行为。对在换届选举期间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任用干部的，一经发现和查实，一律取消其任职决定，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四、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各市(地)、县(市、区)委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换届期间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和组织人事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各级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有针对性地加强检查和指导。要把集中检查与重点抽查、上级检查与自我检查结合起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换届期间，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将联合派出检查组，对各地换届工作中组织人事纪律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要予以通报，以警示教育干部。

要畅通党员干部和群众监督的渠道。通过设立举报信箱或电子邮箱、受理“12380”专用举报电话等，认真受理群众举报。要正确引导和鼓励署名举报，准确区别没有事实依据、诬告陷害与反映问题线索清楚、性质严重、内容具体的举报件性质，对后者要及时、认真进行调查核实。举报受理工作中发现的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党委和上级纪委、组织部门报告。

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各级党委及其纪委、组织部门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保持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支持领导班子配备改革，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遵守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各项规定，坚决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凡本地区本部门用人上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查处不力的，要追究党委及其有关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凡因领导干部、考察工作人员主观原因造成用人失察失误的，要坚决追究责任，性质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篇6：食品安全管理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食品安全管理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食物中毒、滥用杀虫剂、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生产流通环节的问题.笔者论述了食品安全的定义及内涵;介绍国内、外食品安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食品安全的可行性对策: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立和健全食品安全管理的专门机构,加强食品流通秩序的管理,构建系统的食品安全教育培训体系,加强社会监督,发挥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等.作者：孙斌 SUN Bin 作者单位：浙江警官学院安全防范系,杭州,310018;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期刊：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ISTICPKU Journal：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年，卷(期)：, 16(11) 分类号：X923 关键词：食品安全安全管理法律体系存在问题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