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通用10篇）由网友“宅男18”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
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
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一，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①，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川，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国家与文明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以农业的发明和农耕聚落的出现为起点，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这样三大阶段。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对以往学术界曾流行的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采取了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社会即文明社会到来时的一些现象和物化形式来对待，在阐述国家和文明起源过程中来分析这些文明现象。至于“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对于酋邦等理论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心聚落形态”来解决从史前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阶层起源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特征等问题。 “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解决的是进人国家社会之后国家形态的演进问题。
二、从村邑聚落到都邑国家的
三大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过程也就是史前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起点，我们之所以要从“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这一阶段说起，这是因为农业的发明乃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以农耕畜牧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起点。农耕聚落的定居生活促进了人口增长，土地集体所有制即聚落所有制得到了发展，从而以聚落为单位的经济、军事、宗教礼仪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的活动开始形成，社会一反过去的分散状态，朝着区域与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农业起源并初步发展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 -90间。属于这一时代的遗址，在南方，有距今1万年以上的湖南道县寿雁镇自石寨村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以及距今100008500年的浙江浦江县黄宅镇上山遗址等;在北方，有距今11000 -9000年的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河北阳原县于家沟遗址，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北京怀柔县转年遗址等。这些遗址说明中国农业的起源分为南北两个系统，无论是南方的稻作农业，还是北方粟黍旱作农业，都应该是多元分散式的起源，而绝非起源于某一中心地然后向外扩散传播。与中国多元分散式的农业起源相联系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既是本土的亦是多元的。
大体说来，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些聚落，在采集、捕鱼、狩猎和种植谷物的广谱的取食经济中，虽说农作物比例在逐步增大，农业技术也在逐渐发展，可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口不多，物质也不丰富，人们过着平等但又贫乏的聚落生活，所以这是一种原始的极简单的平等社会类型，然而通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却从此迈出。各类玉器上生动的或抽象化的神的形象(或称为神徽纹样)，不但告诉我们，宗教发达，崇尚宗教的观念甚为强烈，是良诸文明的显著特色;还告诉我们，在良诸都邑邦国的君权所含有的族权、神权和军权这三项中，神权居于更突出的位置。良诸文明中神权政治太过强烈，过于强大，这大概是其文明崛起和一度发达的动因，但当它遭遇自然环境变故时③，也将会不堪重负而崩溃。在良诸文化的后继者马桥文化中，良诸文化原来的玉文化特色和玉礼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一去不复返。我们推测，大概是良诸文明的上层集团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离开了家乡，或者是走散了，他们到了别的地方也再未能聚集起创造辉煌玉文化的能量，而那些没有走的普通民众融合到“马桥人”中之后，因“马桥人”并不崇尚玉礼文化，这些良诸文明的“遗民”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发展原来的玉礼文化，从而使得良诸文化的特质并未被马桥文化所继承，故二者的文化面貌截然不同。
三、撷项至尧舜禹时期的部族国家与族邦联盟及其向华夏民族的迈进
我们在研究龙山时期的早期国家和族邦联盟时，必然要面对夏代之前的古史传说。而研究古史传说，首先要处理的是它的时空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曝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嫁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额项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我们可以把五帝传说做一个时代分期，即以额项为界，划分为两大时代:黄帝时代与额项帝誉尧舜禹时代’Ai 黄帝时代是国家诞生前夕的“英雄时代”。《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之世，不靡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停。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
四、王国、王朝国家与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的王权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的出现使得中国的早期国家由邦国形态转变为王国和王朝国家形态。对于夏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和形态，以往的学术界或者认为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或者认为是“城邦联盟”、“方国联盟”等。笔者认为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一种复合制国家形态，它的复合制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国(属邦)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不是平等的联盟关系，而是以王为“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在不平等的结构中构成多元一统(或称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
复合制的夏王朝是由夏后氏与从属于夏王的.其他族邦所组成。其属邦，有的是和夏后氏同姓的族邦，如《史记·夏本纪》所载，“太史公日:禹为姐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启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祀氏、增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有的则是异姓族邦，如韦、顾、昆吾、有虞氏、商侯、薛国等。韦、顾、昆吾都是商汤灭夏时首先征伐的属于夏王朝内的族邦。《国语·郑语》说“昆吾为夏伯”，说的是昆吾乃从属于夏的侯伯之国。《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这是说薛国之邦君担任夏的车正之官，负责为夏王造车。《国语·鲁语上》说“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也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杆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这是说商部族首领担任过夏王朝的治水之官职，并因此而殉职。这些从属于夏王朝的各地邦君之所以能在朝廷任职为官，就在于复合制的王朝国家结构。
商王朝的复合制是由“内服”之地的王国与“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属邦所组成’川。商王朝内的属邦在甲骨文中多有记载，如甲骨文中听命于商王调动的侯伯等国。在商代，最能说明它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的就是《尚书·酒浩》所说的“内服”、“外服”制。《酒浩》说“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这是说在商王之属下分内、外两服，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还有百姓里君;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
王国和复合制王朝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是自上而下、层层行政隶属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其机制就是郡县制。在帝制国家结构中实行的郡县制，与先秦时期的采邑和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采邑与分封都是世袭的，而郡县制中的各级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王朝与封国，王朝内王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诸侯国内邦君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它们之间虽有上下隶属关系，但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因而无论是封国、封地还是采邑，都与战国秦汉以来的地方行政机构不同，不能据此而划分出地方行政管理级别。这就是复合制的王朝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在国家结构和统治方式上的差别。
篇2：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把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时间定得太迟，甚至认为“真正的”中国国家的产生要到西周乃至春秋以后；而另外一些学者为了“证明”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地域组织，又不惜对文献资料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路径
同中国古代国家形式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相联系，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路径也与古希腊罗马有所不同。对于这种形式的国家的产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虽未提及，但在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反杜林论》中却有很好的论述。他是从古代共同体中统治与奴役关系发生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的。他首先提到，在许多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公社不得不设立各种职位并赋予承担这些职位的个别人员以某种全权，“这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他又说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及人口密度增大等原因，使各个公社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格局，这导致各个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并建立新的机构去保护整体的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些作为公社集合体的代表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行使更为集中的权力，由此发生了对于公社集合体的“独立化”倾向，到后来，社会职位的世袭制也出现了，终于促使他们由起先的“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并最终集结成一个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在恩格斯后来所写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说到，由于这种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恩格斯指出，上述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发生，是并行不悖的“两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页）。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国家产生的道路同我国古代，尤其是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夏代国家的产生，是十分相似的。按照这条道路产生的国家，很自然地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公社”即氏族组织内部的结构，这也与我国三代国家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性质相吻合。
有意思的是，同样也是国际学术界一些谈论早期国家的学者表示赞同恩格斯的上述说法，并对之有所发展。除哈赞罗夫以外，另两位组织《早期国家》撰写工作的h・j・m・克烈逊和p・斯卡尔尼克在其论文中也这样写道：“然而，恩格斯较早时期的著作《反杜林论》讨论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由以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恩格斯在那里谈到了‘职能’上的权力到‘剥削’的权力的渐变。他认为，这种阶级形成与国家发展的过程更带有普遍性，曾经存在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包括古希腊罗马）。正如克列多尔（krader）在1975年所说的‘社会的公仆变成了最高统治者；部落的酋长随着原始社会转化为阶级社会而成为统治者……’。” 《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 如此说来，这样一条由原始氏族部落酋长随着自身“公仆”角色的转换而导致的国家产生的途径倒是更具有普遍性，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只是少数特例了。这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古代第一个国家――夏
夏是公元前21世纪在我国文明发展最充分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国家。经过近年来考古界的大量工作，夏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的存在在多数人心目中已是没有什么疑问了。过去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见到夏代的有如商周时期那样的甲金文字，因而将夏归入古史的传说时代，现在看来，所谓“传说”即较晚文献对于夏代历史的追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应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其邻近的偃师商城的材料。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所载夏代晚期统治的范围内，它的内涵符合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的政治中心所应具备的`条件（遗址规模、手工作坊、宫殿、用作礼仪的青铜器及玉器等），这些条件又恰好发生在夏代晚期的纪年范围之内，遗址的废弃则在商代初期。另一方面，紧接着二里头遗址废弃后兴建的偃师商城刚好坐落在二里头的东邻，它的城圈的规模稍逊于作为商代都邑的郑州商城，也应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邑或军事中心。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同文献所载商汤灭夏后建立的西亳的地望适相吻合。这一切，都透露出文献记载的夏商两个王朝权力更迭的信息。至于夏代早期的历史，我以为也有一些可作为旁证的考古材料，那就是位于豫东鲁西的众多古城。这些城址多属龙山晚期，延续至夏代前期，比同时期其它地方的古城密集且规模可观，我以为这就是文献所说的“鲧作城郭”的反映。王国维曾说夏自太康迄于后桀与商人错处河济之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河济之间”就是豫东鲁西。《左传》亦记载夏后相居住在今天豫东的濮阳（“帝丘”）。目前，禹都阳城尚未在考古工作中被落实，但上述豫东鲁西的古城多属于夏后氏的同姓或异姓盟邦是没有问题的，如夏的一个最近的同姓族邦有莘氏的地望就与近年在山东阳谷发现的古城十分接近。这些盟邦应当就是今天人们提到的“夏人”或“夏族”，是夏代国家的“内服”成员。它们都围绕着帝丘这个夏代的都邑分布着，其情形有如商代的“多子族”及“多生（甥）”族围绕着“大邑商”分布一样，证明夏代同样存在着一个合乎早期国家构成的政治格局。
夏代国家的产生，与前述恩格斯及今人类学家谈到的早期国家形成的路径是相类似的。史载夏统治者权力的获得，首先即是与夏后氏首领鲧、禹在以尧、舜为首的部落联合体担任公职相联系的。这项公职，众所周知，即是他们受联合体各部酋长共同推举所从事的领导治水的工作。对于禹治洪水的传说，有人（包括过去的疑古派）不太相信，我想我们同样不能对之采取随意抹煞的态度。近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豳公S》（“豳”字从裘锡圭释）铭文已记有禹“堕山浚川”的文字，表明此项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已有广泛流传。总之，对于尧舜时代居住在古河济地区的广大部族来说，治水是一项关系到联合体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鲧、禹起初负责这项工作的角色实属“公仆”的性质，文献如《墨子》、《韩非子》都曾赞誉大禹在“公仆”任上的尽心尽职。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组织氏族部落广泛参与，要对各部族的人力、物力集中调配，在此过程中，鲧、禹难免要使用自己的职权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较为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合体机构发生权力集中的倾向，使之逐渐凌驾于众部族之上，而禹则在长期担任这一要害公职中树立了自己及其家族的权威，由原本是有崇氏（后改称夏后氏）的首领继任为部族联合体的首领，最后发展成君临众族邦之上的具有赫赫声威的夏代国家的国王，也就是全社会的“主人”。《国语・周语》谈到这一演变过程时说，由于禹治水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将大禹治水与夏朝国家建立联系在一起的直白表述。夏代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夏的“家天下”的确立，即禹和他的儿子启实现了由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到世袭王位制的转变。前引恩格斯有关早期国家产生的论述即谈到了部落联合体中公职人员在由“社会公仆”到“社会主人”转变过程中“社会职位的世袭”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经典《礼记・礼运》篇也把“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作为“大同”之世进入“小康”（即国家社会）的标志，看来，在以王位世袭制亦即家天下制度的确立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建立的标志这一点上，不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我们的先哲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篇3：[班主任论文]论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
[班主任论文]论班集体的形成和发展
班级是学校开展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教学和管理活动的基层组织。班集体不是一群人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有正确的共同目标、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严密的组织，能产生巨大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作用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主体。培养良好的班集体，是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一般说来，班集体是在以班主任为主的教师集体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下，通过各种活动，经过各个阶段逐步形成的。
一．班集体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1．组建班集体框架阶段
开学伊始，几十个来源不同情况各异的同学走在一起，一个新的班级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时候，班级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没有组织结构，没有约束机制，也没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同学之间相互陌生，尚未建立稳固的情感纽带。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松散的群体改建成一个具有一定归属感和凝聚力的'班集体，就成为班主任的首要任务。
在这个阶段，由于班级的管理机构没有建立，班级活动和管理时时处处依赖班主任的决策指挥，班主任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班级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班主任工作最细致最繁忙的时期之一。此时，班主任要根据学校及有关部门的要求，结合本班实际，提出明确具体可行的班级管理要求和目标，增强班级的约束力。同时班主任也要特别注意自身的言行，把自己的管理素质和品德修养全面展示给全体学生，供学生效仿。否则，如果班主任在这一阶段给学生留下不良印象，则很难补救。
此外，班主任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初步建立班级的领导集体。由于在开学初期同学们普遍有一种较高的表现欲，希望自己在未来的班级中获得较好的肯定。这时，班主任可根据学生实际开展一些多边交流活动，抓紧时间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选择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在此基础上逐步委任一部分班干部。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特别注重培养班干部的威信，以便以后从繁杂的日常管理中抽身出来。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班级管理以班主任的具体操作为主。
2．构建班集体管理体制阶段
经过前一阶段的共同学习和生活，同学之间开始熟悉，并产生了一定的人际关系；涌现了一批崭露头角的积极分子，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干部开始发挥核心作用，班集体的雏形开始形成。这时，班主任可直接指导班干部，由班干部独立主持一些班级活动，通过班级活动，有目的地逐步把这些班干部变为班级的骨干力量。在此基础上，班主任要抓紧时间创建班委会，发挥班级民主，把一批品学兼优、具有一定领导才能、热心班级事业的同学纳入班级的领导机构，根据本人实际和班级需要安排班务工作。
班干部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班级建设的成败。在确立班干部队伍后，班主任要精心指导班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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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论文
论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论文
行政诉讼通常是法治国家保护公民免受强大国家机器压迫而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又是法治国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本文试图就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展开讨论，以期为行政诉讼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一、行政诉讼的概念及其产生原因
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程序。行政诉讼具有多重性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责任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等。
其产生原因是： 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它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反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被支配和服从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往往易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行政机关则不仅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还拥有来自于全社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这就使行政机关有可能凭借它所拥有的支配力或影响力，使相对人服从于行政机关的权势，因此行政相对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的侵害，并在受到侵犯时能及时予以有效救济迫切需要由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 ，通过公正、权威的适用法律来审理行政案件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以保障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正是为了满足行政相对人的这一合法的要求，并且经过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过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法治国家及其实现条件
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观念：
第一、善法恶法观念：以正义为标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即如果一部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标准，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并且具有抵抗恶法的意识，该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满足了实质法治的最低要求。
第二、法律至上观念：该观念要求消除特权，立法者和统治者守法，法律是全体民众的主人，不论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反之，如果公众心目中的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或宗教信仰等其他东西，那么这个国家就肯定不是法治国家。在凡有权力高于法律的地方，法律都是随执掌权力者的意志被随意塑造的，都是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连形式法治都不能实现。
第三、权利文化观念：天赋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以来人们追求人格独立、身份平等和行动自由的必然结果和普遍共识，而权利文化观念则是其中应有之义。它首先表明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为义务，其次还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和法律同意让渡的部分权利，为公民更好地行使权利服务，如果权力行使背离保障公民的宗旨，公民有权通过法律改造之。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还必须在制定具体的宪法和法律等国家基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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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论城市森林发展与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论城市森林发展与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概括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森林内涵的不同阐述,连续5届的'“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城市森林建设理念,国家森林城市的评选为中国城市森林发展确定了方向和目标,指出了中国城市森林建设理念.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现代农业科技 英文刊名：XIANDAI NONGYE KEJI 年，卷(期)： “”(21) 分类号：S732 关键词：城市森林 国家森林城市 内涵 理念篇6：论“反对本本主义”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摘要
论“反对本本主义”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摘要
“反对本本主义”不仅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认识基础和理论前提,也为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指明了途径,并提供了方法论指南。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和发展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历史任务。
作者： 张英
作者单位：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刊名：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2) 分类号：A841
关键词： 反对本本主义 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篇7：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学论文
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学论文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观
既然社会生态学是协同发展论的科学基础，那么，为了创立和实施协同发展战略，首先就应当建立起有关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态观念，亦即社会生态观的优先确立。
（一）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
人类群体（社会）与其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关系或社会生态系统，它是既有生态的自然属性，也有生态的社会属性，还有生态的经济属性这样三重性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生态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态，是生态关系（系统）的自然存在状态，如与人类群体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社会性或社会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社会存在状态，如人类社会创建起来的实业生态系统、运载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民居生态系统、军兵生态系统、管控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经济性或经济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经济存在状态（是社会生态的又一重要形态），如生态经济领域的生态生产力系统、生态生产关系系统、生态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经济基础系统、生态经济效率系统、生态经济价值系统、生态经济流通系统等等。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全人类参与的全球生态（地球生物圈或生态圈层次），还是部分人群参与的区域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城乡复合生态层次），都被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通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或者被归纳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之中了。
（二）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
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自然是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同步发展即协同发展了。显然，这里的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生态的系统协同发展、社会生态的时间协同发展和社会生态的空间协同发展等诸方面的协调同步与统一运作。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社会生态研究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平衡状态即进入社会生态平衡时，该系统才能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否则，协同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一）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态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大体保持均衡，从而维持着该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便达到了生态平衡的状态，亦即进入了社会生态平衡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由于物资、能源和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就进入到了供小于求这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反之，当物能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便进入到了供过于求的另一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将一切“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统称为“自组织着的系统”。那么，何以并无外力作用，系统却能自我组织起来呢？这显然是因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即各子系统之间“通力协作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就是这种“自组织着的系统”，它的各组成要素即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无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协作”或“协同工作”，就能够不断地自行产生即“自组织”起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不言而喻，这种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系统状态，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态。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1、系统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均衡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只有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统统都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而不是生态失衡状态时，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任一生态失衡的子系统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子系统一道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2、时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历史发展阶段，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3、空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空间拓展状态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空间拓展状态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空间拓展状态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哲学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及自组织平衡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社会生态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经过升华，将会不断地丰富与深化社会生态哲学，而社会生态哲学对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则将发挥指导作用。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认识论
生态系人即身处生态系统中的人，它们和社会生态系统，分别成为社会生态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认识客体（研究对象），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正是这对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协同运作或协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态认识，能够沿着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认识→再社会生态实践→再社会生态认识的正确路线和方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下去。不言而喻，社会生态认识论正是生态系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然结果，亦即生态系人与社会生态系统这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不断协同运作即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在向唯物主义认识论升华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指导。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辩证法
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还存在着各子系统之间协同运作的自组织矛盾运动，它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1、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样两种基本的辩证关系：前者是人天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人天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和谐共存的相关性或相关度时，才是良性循环的最佳相关性或度，由此方能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态系统对立统一的辩证相关性或度，便是其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否则，社会生态系统就根本不可能协同发展。
2、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互相协作，进而产生出新结构和新功能的系统，不就是哈肯所发现的“那些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即组织着的系统”吗？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即自我组织，也就是该系统“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内在“协作”即“自组织”的矛盾运动，成为了社会生态系统“一切运动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为该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动力源泉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生态生产力论
社会生态哲学的生态生产力论深化与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生产力论，主张生产力系统必须纳入新的“自然生态力”或“生态生产力”，才能确保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完整和功能齐全，亦即“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如果不能把“生态生产力”纳入到生产力系统中的话，那么我们就还停留在“半边生产力”的传统认识和实践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依然还是深陷在旧生产力的理论泥潭中而不能自拔。为了切实全面实施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在致力于该系统的系统协同发展、时间协同发展和空间协同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生态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同等重视和协同发展，以便“把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有机协调地结合成为完整的生产力”，由此方能完成“自然力与社会力的统一和有机协调的结合”，从而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社会系统工程宏伟蓝图的最优化目标。
篇8：论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与发展
论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 本文主要从宗教、历史及个人等方面论述了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阐述了格里高利圣咏的基本特征，并简述了其发展及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 格里高利 圣咏 附加段 继续咏 宗教剧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上，格里高利圣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中世纪教会音乐的历史是围绕着对格里高利圣咏的建立、修饰、扩展而展开的。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原因，在音乐历史长河中，经历了长期、复杂变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论述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和发展及其重要意义。 1.圣咏的概念 在西方宗教仪式中，一般把礼拜活动中的唱诵经文称为圣咏。格里高利圣咏使用于罗马教会礼拜仪式，以著名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命名，因表情肃穆、风格朴素，也被称为素歌。格里高利圣咏被认为是西方专业音乐发展的源头，因为它不仅具有宗教文化的职能，而且孕育出专业音乐的萌芽，对后来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格里高利圣咏的成因 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格里高利一世的贡献，事实上，格里高利圣咏是在格里高利一世之后一百多年的加洛林时代才开始广泛传播的。圣咏的形成过程也是十分复杂的。 2.1基督教的迅速发展 公元四世纪以来，基督教从地下走向公开，很快在各地广泛传播，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也要求从原始状态步入完善和规范。不同地区的基督教会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礼拜方式和圣咏音乐。这一时期流行的圣咏主要有这样几个：罗马的古罗马圣咏，米兰的安布罗斯圣咏，西班牙、葡萄牙一带流行的莫扎拉比克圣咏，爱尔兰、苏格兰及英国北部一带的凯尔特圣咏，以及流行于今法国、比利时一带的高卢圣咏。格里高利圣咏形成于约8、9世纪，它以罗马礼仪为基础，融合了高卢地区的礼仪因素，最后逐渐影响到西欧其他地区的圣咏，成为罗马天主教圣咏礼仪的统一规范和最高权威。 2.2格里高利一世的贡献 为了使基督教的礼拜典仪规范和统一，格里高利一世制订统一的教会礼仪，整顿教会歌唱学校，并积极参与推广新的圣咏。 2.3历史原因 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还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公元754年，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登基加冕，成为法兰克王，作为回报，丕平随即废除管辖地区的高卢圣咏，引进纯正的罗马教仪。因此，也可以说格里高利圣咏是罗马教会和世俗王权相互利用的结果，是政教联姻在音乐上的一个产物。 2.4查理大帝的贡献 一开始从罗马带到高卢的圣咏可能只有词而没有音乐，为了让法兰克人掌握罗马圣咏，查理大帝为之不遗余力，一方面进一步取缔地方圣咏，强行推广罗马化的礼拜仪式，另一方面积极建立学校，训练人才，并邀请英国著名学者阿尔昆担任主持，管理全国教会学校。 2.5成形 罗马的音乐是通过口传进入高卢的，当它在新的土壤中时，一些高卢当地的礼仪音乐因素不可避免地被融合于外来的罗马圣咏，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圣咏DD格里高利圣咏。 3.格里高利圣咏的基本特征 格里高利圣咏的基本功能是服从宗教礼拜活动，基本功能决定其基本特征。所以最一般特征为：风格朴素、以拉丁文为歌词；音乐形式是无伴奏的纯男声、单声部；即兴式而无明显节拍特征；建立在单纯的自然音阶基础上；旋律音调比较平缓，以级进和三度进行为主，音域比较窄。格里高利圣咏的歌唱方式主要有四种：独唱、齐唱、交替歌唱（唱诗班分成两部分交相呼应）、应答歌唱（独唱咏唱后，唱诗班重复）。各种歌唱方式根据礼拜进行的不同场合决定。圣咏的咏唱内容有诵经祈祷和礼仪歌唱两种。其中诵经祈祷是一种类似于平调的半唱半念的朗诵风格，旋律性较差；而礼仪歌唱则突出庄重和神圣，旋律性增强。根据旋律与歌词的结合情况，礼仪歌唱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音节式：一个旋律音对应于歌词的一个音节，音域较窄；纽姆式：若干音与歌词的一个音节对应；花唱式：由一个花唱片段对应于歌词的一个音节，具有华丽装饰特征。 格里高利圣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音乐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种：1.诗篇歌调DD这是最古老的圣咏，一般咏唱圣经中的诗篇。歌唱程式为：由一个短小旋律引入，歌调主体建立在一个静止的吟诵音上，最后通常有一个作为过渡的连接引入后面紧跟的交替圣歌。2.交替圣歌DD这种形式最早是在咏唱诗篇时前后加的叠句，由交替歌唱而得名。后来这种叠句与诗篇脱离，演化成一种独立的歌唱段落，在弥撒、日课中均有使用。3.应答圣歌DD这种形式由独唱者咏唱，唱诗班重复歌唱而得名，最常用于一些比较精细修饰的礼仪部分，如升阶经、哈里路亚。4.赞美诗DD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圣咏歌唱形式，由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从拜占庭引进，歌词为有格律的诗体，属于音节式，只用于日课的礼拜仪式。 4.格里高利圣咏的扩展 9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礼仪作为一种统一的宗教活动程序被确立，格里高利圣咏被视为规范的礼拜音乐。与此同时，教廷对圣咏进行扩展，即以不同方式对原圣咏近一步修饰或雕琢。圣咏的扩展主要体现于弥撒礼拜仪式，产生了附加段、继续咏及宗教礼仪剧，它们使教会单声部音乐达到空前繁荣。 附加段是指在原有的格里高利圣咏基础上进行附加或插入新的材料，形成圣咏的扩展。附加段长常用于日课中的交替圣歌、应答圣歌等部分。方式有引入式的，即在原圣咏前附加新的段落；也有中间插入式的，即在圣咏中间插入新的内容。附加和插入的目的在于对原圣咏内容进行说明、解释、引申。就具体附加手段来看，可以是附加新的内容，或新的旋律材料，也可以二者同时附加。附加段现象集中产生在北方地区，圣加尔修道院是创作附加段的重要中心。附加段兴起于9至10世纪，11世纪达到兴盛，12世纪逐渐衰落。 继续咏产生于9世纪左右的圣加尔修道院，一位名叫诺特克的僧侣和散文作家是继续咏的重要创造者。据诺特克述，他曾常常为无法记住复杂的花腔唱段而苦恼。后来一位来自法国的僧侣在花腔唱段下方填词，使记忆旋律的困难顿时消除。诺特克受此启发，按歌词音节配乐方式，精心为旋律填上散文歌词，继续咏由此产生。它在形式上的特点是：除开始段（a）和结束段（b）外，中间包含若干对长度不一的诗行，每一对用一旋律，典型形式为：abbccdd……n。继续咏在中世纪后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有很重要的影响，数量达到几百首。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多、影响增大，慢慢显示出对礼拜音乐权威的危害，16世纪特兰托宗教会议下令取缔在圣咏中使用附加方式，除少数几首被保留外，大部分继续咏被禁用于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 5.结语 格里高利圣咏的扩展在封闭的教会音乐中拉开一丝裂缝，通过附加段、继续咏、宗教剧，教会音乐开通了一条伸向外部世界的渠道，礼拜音乐的性质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化。所以，格里高利圣咏是西方音乐发展的重要基础，单纯的格里高利圣咏一旦被精心修饰扩展，具有审美意味的艺术化音乐也就呼之欲出。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5. ［2］［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 ［3］［英］杰拉尔德?亚伯拉罕著.牛?译，钱仁康，杨燕迪校订.简明论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与发展牛津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12.
篇9：论以国家能源发展需求为导向论文
论以国家能源发展需求为导向论文
论文摘要：文章以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国家级特色专业为例，介绍了热动特色专业的建设思路、教学改革措施、建设成果及专业特色等，可为相关院校、相关专业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论文关键词：特色专业；热能与动力工程；能源动力；质量工程
为适应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己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发挥自身优势，办出专业特色，“十一五”期间教育部、财政部将择优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通过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出专业水平和特色，为同类型高校相关专业建设和改革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创办于1958年，原名为电厂热能专业，历经五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成为本校师资力量最强、就业形势较好、招生人数较多和学生成才率较高的专业之一，本专业累计毕业生人数已达10616人，在校生人数2647人。尤其最近几年，在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共同组成的校理事会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科实力得到了质的飞跃，毕业生就业形势一直保持在全国各专业的前列。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已经成为我国发电领域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得到了发电行业的充分肯定，在我国发电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
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的热动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加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优化师资队伍，强化实践教学，具有鲜明的“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特色和“电力行业”特色，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效果。
一、建设思路与改革措施
1.建立并形成热动专业人才培养调研机制
通过校理事会定期开展能源动力、发电（火电、气电、风电和核电等）、环保等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形势调研和毕业生就业状况研讨与分析，根据国家的人才需求，制定适应不同专业方向的模块化、层次化人才培养方案。
2.以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所形成的规范性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教学管理模式为建设起点，加强精品教材的培育和建设
课程教学体现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普遍采用国内外高水平的新版教材，继续组织编写高质量的适用教材，形成深入开展教学研究的有效机制。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教师培养和使用机制
有计划地选派青年教师到企业进行锻炼，到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或短期合作研究；鼓励和支持教师参加企业的短期高级技术培训、生产一线观摩、调研和相关会议；聘请一定数量的具有企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人员兼职授课，形成学校和企业、学校和国内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定期人员交流机制。
4.改革实践教学，推进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为了适应我国能源与电力发展对全新实践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热能与动力工程实验教学中心整合相关实验室资源，依托电站设备状态监测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本科生设立的“能动之光”科技创新项目，建成了包含电厂实践教学模块、动力工程基础实验模块、热能动力工程实验模块、创新实验模块的集知识学习、技能拓展、工程训练、创新能力培养为一体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涵盖专业基础实验、专业实验、综合实验、创新实验，能够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实现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无缝链接，体现“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色。
二、建设成果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强、重实践的学科，着重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集现代信息技术与热能动力工程知识为一体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求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不仅要掌握全面的理论知识，而且必须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以适应现代能源、电力行业相关领域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以国家能源电力需求为建设导向，从方向凝练、人才培养、教学体系构建、师资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专业建设别具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灵活多样
为适应国家能源电力行业发展的需要，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依托一级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点，在热能与动力工程和电厂集控运行方向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开设燃气轮机联合循环、核工程与核技术、制冷与空调工程、新能源等专业方向，覆盖主要发电形式，具有鲜明的电力特色。通过与国家大型企业合作，采用“订单+联合”的培养模式，使专业教育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满足了国家对社会紧缺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和应用人才的需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加强基础、突出能力、注重创新，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按照“夯实基础、突出能力、注重创新、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既加强培养学生厚重的基础，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近年来热能与动力工程及相关专业方向毕业生的一次签约率超过98%，毕业生因“作风扎实、动手能力强、有较强的创新精神”深得能源电力行业及其他用人单位的广泛赞誉。
3.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积极打造优秀教学团队
高水平教师队伍是专业建设的有力保障。近年来，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按“博士化、工程化、国际化”要求进行师资队伍建设，引进急需人才、培养未来人才、用好现有人才，新引进的教师均为名牌高校的博士或博士后，有数名教师在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进行为期半年的工程化训练，有计划、分年度派教师赴美国、法国、英国、丹麦、日本等能源和电力较发达国家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目前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教学团队教师队伍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合理，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4.以精品课程建设为核心打造课程体系，带动教材建设
根据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建设计划，以创建精品课程为课程体系建设重点，核心课程全部建成精品课程，同时带动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教材建设，有力推动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建设水平。到目前为止，已建成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7门省市级精品课程、3门学校精品课程；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3门及其他教材12门。 5.建设特色实验中心，构建分层次、模块化的实验教学体系
热能与动力工程实验教学中心构建了“专业基础-专业-综合-创新”分层次、模块化的实验教学体系，进一步丰富了华北电力大学“四模块”（基础实验模块、校内实践模块、仿真实验模块、校外实践模块）实践教学体系的内涵。208月热能与动力实验教学中心顺利通过北京市教委组织的专家组评审，荣获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
三、鲜明特色
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特色专业时刻以国家能源电力需求为建设导向，以其包容并蓄、均衡有道的精神，不断派生出一批新专业和学科方向，并将继续不断强化内涵、扩展外延，满足国家对能源电力不断发展的新需求，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
1.突出专业特色和行业特色
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以为国家能源与电力工业培养热动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专业建设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具有鲜明的“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特色和“电力行业”特色。
2.支撑学校的大电力学科体系
近年来，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针对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工作所形成的新的人才需求，调整和优化了专业方向的设置，从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孵化出来的风能与动力工程、核科学与核技术等专业成为华北电力大学大电力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升学校服务于我国能源电力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3.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完备，特色鲜明
从复合型人才培养角度出发，建立了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分层次、多模块相互衔接的理论与实验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实现了系列化、层次化、模块化、厚基础、宽口径，增加学生学习的选择性、自主性，体现“重实践、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色。
4.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积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通过设立“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采用校企联合“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为全校本科创新人才培养起到推动和示范作用。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从年开始试办，选派优秀博士生导师做班主任，因材施教，2007级实验班学生在大一第二学期末一次性全部顺利通过国家四级英语考试。实践证明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是成功的。
四、结论
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教学条件、师资队伍、实验条件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已经成为我国发电领域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得到了发电行业的充分肯定，在我国发电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对电力高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人才培养更是关键，我们坚信，通过不懈努力，华北电力大学的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一定会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热动特色专业，为国家培养更多能源与动力领域的优秀人才。
篇10：论辽西古文化区与中国文明起源论文
论辽西古文化区与中国文明起源论文
一、辽西古文化区简介
辽西古文化区的地理位置是指分布在我国西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及其南麓至渤海湾的广大区域。本文探讨的辽西古文化主要是指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其中红山文化在20世纪初已被发现，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在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相继被发现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坛也被发掘出来，再加上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加上他认为红山文化已出现了突破公社形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已“使得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这些都使得辽西古文化区迅速受到全国考古学界同仁的强烈关注。
二、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学界在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一直是中原中心论。随着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的多中心文明起源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成果，地方文化研究出现新高潮，一时间多中心文明起源学说对中原中心论的单一中心起源说产生了极大的挑战，而考古界的学者也对中国文明起源到底是单一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争论不休。对辽西古文化区来说，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也就是是否承认辽西古文化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源头，辽西古文化区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单一中心起源论。他们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虽然也吸收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某些因素，但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而“满天星斗”中提到的红山文化，虽然有庙冢的存在，但并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址，因此我们并不能“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且缺少文字、青铜器这些判断文明出现标志的基本要素，与黄河流域在年代上差距很大，也没有直接的文化联系，因此认为它仍然是处于野蛮时代，而并非所谓的“文明的曙光”。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辽西古文化区代表的红山文化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如红山文化没有铸造青铜器、文字、城市，虽然祭坛规模宏大，但并不像金字塔一样工程浩大，需要国家采取暴力手段去压迫奴隶，而且当时渔猎经济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让人不仅怀疑红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积石冢随葬的玉器较少，并不能反映当时已出现阶级分化。
第二类则是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多中心起源论。
除苏秉琦以外，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礼”是观念形式上的最高体现。红山文化的祭坛等礼制建筑的发现，与中国的祭祀礼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正是由于礼制的诞生，促使原始社会瓦解，进入文明时代，且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随葬的陶器上发现了有“目”和无“目”的饕餮纹，又因其在青铜器上具有特殊意义，更是进一步说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渊源。
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并且在同时期，中原的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出现类似现象。而且良渚遗址群的墓地和祭坛，以及大量出土的玉器和漆器，更是让人推测其已进入早期的文明社会。我们无法证明中原的文化发展水平一定高于其他区域，也不能说其他地区的文明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明起源是多中心文明起源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第三类则是对中国文明的单一中心起源论和多中心起源论进行充分的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根据文字、城市以及青铜器的标准，再加上参考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在龙山时代，并且是“本土起源，以夏人和夏文明为核心和代表，包括‘九州’范围内的.各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并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存在多个源头，但“有主源和核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控制地方，而不是各个地方独立，因此夏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主源和核心。进而推出事实上并没有多中心，“所谓的多中心也就是无中心。”
也有学者从文字、城市、铜器及国家的出现等几个对界定文明起源的标志进行分析，得出支持单一中心起源的学者，大体认为文明起源是源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而支持多中心起源的学者则是认为文明起源要早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
还有学者则认为，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的矛盾在于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定义并不一致，前者是狭义的定义，认为华夏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而后者运用广义的定义，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因此提出我们在考虑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要充分考虑中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这个大圈中的一部分，它会影响其他地区，也会被其他地区所影响。
三、文明起源的标志
在考古学界，一直比较受推崇的是摩尔根对文明的定义:“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蒙昧进化到野蛮，并由野蛮最终过渡到文明。通常情况下，学界都有一种认识，认为文字、城市、青铜器等要素是将一个社会阶段判定为文明的标志。根据上文，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包含这些要素，那么是否我们就因此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专著《历史研究》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文明。其中位于南美洲的秘鲁文明并没有使用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而是运用不同色彩的绳子打结来记录，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古秘鲁文明的存在。而在城市是否是文明的标志问题上，位于尼罗河平原的“古埃及文明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在青铜器方面，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并没有青铜器的发现。同样，如果我们只用古秘鲁文明或古埃及文明的标准作为准绳的话，不符合它们标准的中华文明就要因此被否定吗?
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文明”。而在牛河梁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大型礼仪建筑更是证明在红山文化时代已产生了中华传统的礼制因素，而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此外，我国一直有崇拜龙图腾并且爱好玉器的传统习俗，在红山文化时期发现的C形龙和玉猪龙都是中国古代龙的形态，足以说明在红山文化时期已产生了早期文明。
更有学者指出，在没有武力冲突作为催化剂的情况下形成的文明，很可能并不会形成防御性的“城”之类的我们以往判断文明的标准。更有学者补充提出在兴隆洼文化发现了环壕聚落，且应带有围墙，只是因为年代过久且气候不易保存，所以尚未发现，而这些都是后世都城的雏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辽西古文化地区是否是“中国文明的曙光”虽然现在仍存在异议，但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中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希望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增多，经验不断丰富，在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下，终究会使这个问题的答案水落石出。
★ 西周礼乐制度
★ 礼制建筑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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