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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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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共5篇）由网友“tiantianyou”投稿提供，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希望能帮助大家!

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篇1：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这里的魏晋，也包括了三国南北两朝，明清，则指代明朝开国至清朝初期。其中包含了历史上两个有名的战乱时期，同时也是思想文化艺术上的两大活跃期，在这一时期，名士佳人鱼贯而出，文学流派各领风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历史上归结为“魏晋风流”，而对于明末清初，我在此称其为“明清癫狂”。

魏晋风流的研究在国内早已风生水起，叙述详备。各位名人雅士也已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像长相俊朗的潘岳，陆机，其貌不扬的左思，俊才飘逸的谢灵运，谢I，一生抑郁的陶潜，嵇康，疯疯癫癫的阮籍，桀骜不驯的范晔，孔融，规规矩矩的山涛，向秀，擅写评论的刘勰，钟嵘，擅作骈文的丘迟，吴均等，都历来为人称道。但其中之大人物，该数嵇康了。

嵇康生活在三国的晚期至西晋初，晋书里说他“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而且“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均见《晋书》本传）《世说新语》里称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的确一表人才，同时又是沛王曹林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郎中这样的官位。嵇康在诗书文赋音乐无不有所作为，但这样一位皇亲国戚，俊才豪杰却在39岁即惨死于政治斗争之中，英年早逝？几百年后的大诗人自居易就感叹道“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

嵇康的一生始终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一方面希望“终老于莫厘飘渺之间”，可又无法忍受“伪士满朝，腐儒误国”的政治。因此，他不会像阮籍一样完全出世，疯疯癫癫，游戏人生；也会不像山涛那样完全入世，规规矩矩，做老好人。在魏晋时期要想保住性命无非是阮籍，山涛这两类，夹在这中间的嵇康自然就难逃一死了，连他自己也说“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驰之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庭有法，自惟至熟。（我没有阮籍那种天赋，却有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随机应变：缺少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讳的毛病。倘若长久与人事接触，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虽然想避掉灾祸，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有一定的礼法，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据说嵇康经常服用五石散这类热药，导致心情烦躁，愤懑不已，他去竹林打铁实际上也是为了发泄这样的不良情绪。史书中说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又有司隶校尉钟会也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

这样一个人，能在乱世中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更不用说一辈子做他的竹林七贤了。难怪在死之前，他对儿子嵇绍说：“不用担心，我死了，你山涛伯伯会照顾你的、”看来他对自己的死早巳作出了预言，但没有去躲避，他讽刺山涛出仕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他们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悔恨的心情］――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多么率直的嵇叔夜啊，山涛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红尘中，阮籍也因为写了篇略带奉承的文赋而声名扫地。只有嵇康，在几千年以来的正史中始终扮演着正面的角色，始终拥有魏晋风流集大成者的地位。就如他临终前的大呼：“《广陵散》今绝矣！”一代风流也就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嵇康最宝贵的不是他浩如烟海的诗文骈赋乐章书法，而是一种狂士精神，一种苦闷的乱世情结，这种情结。是汉末党锢之祸以来的文人气节与三国隐士懿范的融合，正是这种情结，熏陶着此后一代又一代文人，不至于在魏晋这样一个庸碌的时代中出现大批庸碌的'文人，相反则是俊采星驰，人杰地灵，终成魏晋风流的大气候。魏晋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宽衣大袍，不鞋而屐。魏晋时期的气候并不见得怎么炎热，这些文人雅士为什么要穿成这样。鲁迅先生就认为这与他们服用五石散有关，五石散是当时的一种补药。吃了以后会体热，先生还为此做过一番非常有趣的讲话：乞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里暂且不说鲁迅先生的论证是否正确，但由此看来这些名人是有些癫狂，像嵇康这么个壮汉，好端端吃补药干嘛，前面说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发泄行为。服五石散，穿宽大袍，不鞋而屐只是他们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苦中作乐，苦于沉闷黑暗的现实，乐于自己乌托邦的幻想，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管什么礼乐文明了，像嵇康就说自己“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功其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就更加了，拿着个酒壶流来荡去，图个逍遥自在。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是非常繁盛的，流行着诸如太康体、宫体、永明体、玄言诗等派系，历史学家，文学家对这些华丽之作贬褒不一。我个人认为这些诗歌均是文人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他们乱世情结的寄托和个人理想的抒发，毕竟魏晋三国南北朝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时代，子弑父，弟杀兄，人人疯狂，唐宋大家要读懂他们也不容易，不要说光用几个派系去理解，更不能单从品味文字价值这样一叶障目的手法去考虑分析了。

一朝潮过潮又起，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来到了明清，这就完全是一个狂士的乐园了。高启狂完方孝孺狂，方孝孺狂罢前七子狂，前七子狂后归有光接着狂，此后公安派、唐宋派、后七子、复社粉墨登场，李贽、徐渭再领风骚，明亡之时唐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顺着路儿一狂到底。

这个时期是一个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封建专制不断走向鼎盛，一方面又是各类政治文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们说两汉魏晋隋唐宋元以来的狂士大都是在儒家教义下的“儒狂”，还处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束缚之下，而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文人们已经嗅到了封建王朝的腐烂气息，并开始从制度方面进行思考反省，像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等等。这虽不能说是一场完全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仍有许多局限性，像唐甄，张溥就有“英明君主救世”之说，但在专制盛行的时代，有这些论点，的确已难能可贵了。

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狂士精神及其消退》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明清的狂士风采，他把王阳明的“圣狂”定义为最高等的狂，袁宏道的“龙德之狂”其次，方孝孺的“寄道之狂”也可圈可点。的确，此三子应集明清癫狂之大成。

王阳明的“圣狂”表现在他对“点也狂”的参悟，这个点不是点线面的“点”，而是孔子的学生曾皙，据说这个曾点在孔子授课时不好好回答老师问题，自顾自地在一旁鼓瑟，他独特的举动，构成了“点也狂”的典故来源。但孔子似乎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吾党之小生狂简”里面，大约也包括了曾点这个特长生。历史上对“点也狂”的研究论述有很多，但王阳明却不同，他在《传习录》里写到：

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这个曾点尊敬得很，两人可以说“狂”气相投。在王阳明嘉靖三年的诗歌《月夜二首》也可看出：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最后两句更是带点得意，认为自己和“点也狂”一样，不拘礼数，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看透世间万象，“已心生万象”，其观点也可见一斑。

袁宏道的狂也就相对复杂了，刘梦溪先生称赞其为“狂之醒者”，认为其狂得有分寸，更有种忏悔之意。宏道对“狂”有一番具体的分析“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他说要是他的朋友癫狂了，他就“北面而视之”，俯首称臣了。可见在他看来，癫狂简直是对人至高无上的称赞了。就像方孝孺说的那样“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如果认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随便好了，“你说老子癫狂，老子就癫狂好了。”癫狂已不是骂语了，反而令人受宠若惊啊！而袁宏道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提出了“道不足以治天下，无益之学也；狂不足与共天下，无用之人也！”即在他看来，如果自己的学问不与国事相结合就是“无用之学”，自己的狂不用于治国安邦，则为“无用之人”一袁宏道的狂，的确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狂了。

明朝的狂是从何而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确对癫狂之士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因素。明朝的政治是腐败的，始终处于宦官与官僚的半战斗与战斗相混杂的状态，这导致了国力的大衰退，据说明末时的疆域已萎缩到不到四百万平方公里，只有如今中国的三分之一。这时候的士人癫狂，自然有些“带泪的微笑”了。李贽就写道“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为什么乱说乱作，就因为现实世界有太多束缚人创造精神的枷锁，特别是人性的丑恶带给人的种种限制，佯狂只是暂时给自己一点慰藉，同时也是他们活在乱世的一种手段。这与魏晋的风流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像李贽、张溥、袁宏道最后还是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也是士人之哀。

魏晋与明清的狂者精神与乱世情结很值得当今社会去思考。我认为，不是要人人去学做狂士，举国皆狂只会带来更惨重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狂士一个发发牢骚的机会，那狂士自然就不会拉着别人一起狂了。但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我们的社会在牢骚中也能不断地进步，要不然，老夫子们牢骚发的再多，只是当当饭后纳凉的笑话罢了。

篇2：魏晋风流晚唐诗

魏晋风流晚唐诗

散文，我最爱余秋雨的先生像流传了千百年，有一股自然而然的历史气息。蕴于笔锋之下黏稠的历史气息，沉甸甸。连带着那文字读起来也是沉甸甸的，一字一句压着喉咙，吞进肚里，流进心里。在其一篇篇厚重的历史中，有一股风，刮动着上下五千年的岁月，搅动着这苍茫大地的分分合合。那风流，属于魏晋。

没错，我要说的就是那片《遥远的绝响》，但今天我要写的不是《遥远的绝响》，我要说的是魏晋。那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有着风流的人物，却也有着最为黑暗的历史，如同余先生所说，那是一个名士凋零的岁月。每当读到那冠盖时光的文献，想到哪残遭戕害的作者，心中压抑不住悲伤，眼眶无法任就明亮，黑暗的岁月，贯穿千年，直击我的心灵。然而，那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那时，阮籍还在由缰痛饮，嚎啕大哭。那时，嵇康还在洛阳城外结庐打铁，挥洒汗水。时间拉长，我们还会看到流觞取水的王逸少，指点江山的谢玄。英雄的向往，时代的渴望，我心中是如此的悸动，那是畏惧，是渴求，是无法阻挡梦。

然而，魏晋的风流，确如余先生所言，是遥远的绝响！

英雄落幕，却为消散。大英雄时代，留下的不仅有压抑的和平，还有精神的自由。等级森严，士庶分明，却不乏狂放不羁之辈。那个时代，五胡乱华，国破家碎，身死族灭，风雨飘摇之下，人杰辈出，天才涌现。他们在随后的岁月中，演义这可歌可泣的后英雄时代，在精神的囚笼中，劈剖自己，用生命的牺牲，祭奠着千年的中华印记。这印记烙进岁月，唯余风吟。

魏晋风流，不可不言阮籍。他是最高尚，最伟岸，最风流的第一等人物。阮籍时常驾着牛车，逐路而行，穷途而哭。他哭的悲愤，哭的伤心，哭的自在。阮籍为自己哭，哭世无英雄，孤独一生。阮籍为他人哭，哭韶华而逝陌生女子。这哭无关乎伤，无关乎痛，无关乎情，无关乎爱。只为生命的脆弱美丽，为世间的无情压抑。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最纯粹的眼泪。在不知凡几古往今来亿万万的岁月中，也许那是唯一的，真正的人的眼泪。

时至今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任不断地被失败了的，或心怀英雄梦的人们提起。它属于阮籍。遥想刘项，慨叹古今，这英雄是谁？这竖子又是谁？才华卓越天资横溢的阮籍啊，在你眼中，究竟谁才是英雄？千年的文人墨客渴望而不曾解析，今日的我，又如何一窥究竟呢？

魏晋的时代还很长，但我不认再将笔锋横移，不敢触摸那半段血淋淋的风流。怕这穿透千年的目光，惊扰了那股风，不幸揭开了那风流画卷下黑白的底面。就让驾车的阮籍，流觞的王逸少，取才八斗的谢灵运。乘风而去，绝响千年。

魏晋风流，风流魏晋。

篇3：魏晋风流之生死篇

魏晋风流之生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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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正如在第一部分中谈到的，本意是指士人中享有社会名望者，即“有名之士”，是一通称。汉代那些以儒道为生命承担的志士，如李膺、范滂等，当时也都有名士之称。不过，后世所言“是真名士自风流”之“名士”，却专指那些不拘礼教、任性纵情、生活悠然又风貌倜傥的读书人，这就赋予“名士”一称一种特别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所言的著名人士，究其所以，正是由于魏晋名士的影响。苏东坡诗曰：“临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从乐寓公。”（《次韵张琬》）陆游诗曰：“饮酣自足称名士，安用辛勤读楚辞。”（《放逐》）或誉对方为名士，或以名士自称，用的都是魏晋典故，显示其放旷不羁的士人风貌。那么，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们可以借助于《世说新语》一书来作解读。

1、魏晋风流之生死篇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庄子德充符》）人生本是一生命的过程，这过程始于生，终于死，生与死是人生之两端，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依据，当然是人之大事了。因此，人如何看待生死，就会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遭遇宫刑后强忍羞辱地生活，为的就是一定要完成《史记》之书。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故发愤著书，决心借助于《史记》的流传而使自己的生命在死后仍然可以延续，即所谓不朽。人之所以可以流名于后世，有赖于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在古代社会里，首先就是儒学伦理道德的价值观认同。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正如熊掌的价值要高于鱼，儒学道义的价值要高于个人的生命。汉代那些为维护儒学之道而蹈水火、赴刑戮在所不惜的志士，实践的正是孟子所言之“舍生而取义者也”。

但是，在魏晋时期，崇尚老庄之学的名士们却有了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人虽然不愿意去死，但是死亡却是不可避免的。人非但不可以避免死亡，而且也不可能选择死亡的方式。人唯一可以掌控的，只是活着的时光。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表示不以生死系怀（晋书卷49）。张翰公然宣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20）陶渊明也说：“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11）相比于汉代士人认同社会价值而追求生命的不朽，魏晋名士更重视活着时的自我感觉。人的生活是需要有意义支撑的，总是要有所珍惜的。那么，既以身后之名为虚妄，面对死亡，魏晋名士所主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那就是“嵇康临刑”。

嵇康，字叔夜，是竹林七贤中与阮籍齐名的领军人物。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儿，他因此成为曹魏王室的姻戚，任官中散大夫。这是一个职闲薪优又可与皇帝亲近的官职，后人因此称他为嵇中散。他身材高大，容貌英俊，学问渊博，又长于书法，通音乐，善抚琴，多才多艺，在当时名气很高，很受人们的仰慕。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争夺政治权力之际，他在政治态度上应该是亲曹魏的，但在行为上却表示不问世事，讲老庄之学，修养生之术，以避祸远害。不过，尽管嵇康以不问世事来避祸远害，他却是必死的。首先是，他这样一位名声赫赫的人物，社会影响太大，在司马氏与曹魏两大政治集团对垒之时，不支持本身就意味着不赞同，这就已经招致司马氏的不满，只是碍于他的名气太大，不便随意加害罢了。其次，嵇康禀性率直，言语无忌，难免树敌，这就更增加了他遇害的危险。何况他所得罪的都是司马昭的人。如山涛举荐他去吏部作官，这是到相当于今天的人事部或组织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担任实职，他非但不去，还要说自己生性自由，不喜约束，说是“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饷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仅此婉言拒绝倒也罢，他还要说自己一旦为官，就有七不堪二不可，会有杀身之祸。因此，山涛的举荐实在是陷他于罪，并以山涛不足为友而与之绝交；行事截绝，不留情面。又如钟会仰慕他的学问名声，带着人去看他。他与向秀正在树下打铁，一个掌钳，一个挥m，视若无见，钟会很尴尬，只好自己找了一地儿坐下，没趣地看了一会，就起身离开。而就在钟会起身离去之时，一直沉默的嵇康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话颇有一点挑衅的意味：“那么，您抓住我的什么把柄了呢？”故钟会恼怒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言语之中，已有杀气。山涛与钟会都是司马昭集团中人，嵇康虽然是不问政治，但其才华超越，为人真率，行事无忌，怕是使那些忌惮他的人无时不想置他于死地。

嵇康有一好友叫吕安，与他政治倾向、生活趣味都相同，也与司马昭集团保持着距离。吕安的哥哥吕巽却是司马昭集团中人。吕安的妻子很美，吕巽好色而侮辱了她，于是兄弟失和。吕安向嵇康说起此事，嵇康考虑利害而劝吕安释怨不计，于是出面为兄弟二人作了调解。但吕巽毕竟心中有愧，在吕安已经放下怨恨之后，反而恶人先告状，向朝廷打报告说吕安在家对母亲不孝。这在当时是一桩大罪，要判死刑的，吕安因此下狱。在审讯之时，吕安讲述事情的原委以明吕巽的陷害，并引嵇康为证，这就将嵇康牵进了案中。司马昭本对嵇康不满，但又顾虑于嵇康的名气，这时钟会就劝司马昭说：嵇康固然有才，龙章凤姿，却是一不起之卧龙。不为我用者，越有才，越有害，何不趁此机会除掉他呢？司马昭遂下决心，以吕安不孝一案的牵连而杀嵇康。《世说新语》记载说，当嵇康被判死刑，太学生三千诣阙请求减免死刑而让他到学校中来作教师。这更使司马昭认识到不合作的嵇康影响之大，绝不可赦免，因此，嵇康无罪，而嵇康必死。《世说新语》是这样来写嵇康临刑的：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

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雅量-2

嵇康之死，完全是一莫须有的'罪名，可以说是政治迫害。可是，在面对死亡之际，他既没有表现出反抗迫害的慷慨正义，也没有因为心底坦然而表现出无所畏惧。“神气不变”四字，是说他面对死亡时的神情举止，与其平素完全没有区别。“神气不变”写出了嵇康面对死亡的态度：人总归是要死的，有生就有死，活得长是一死，活得短还是一死。既然死亡不由人掌控，那么，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既然同为一死，又何必计较长短与原由呢？生死不过是一变化，就像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流转一样。唯处变不惊，顺其变者乃为大智。这就是庄子所主张的“一死生”之学。魏晋名士主张以超然于生死的泰然为高，其理论就来源于庄子的生死哲学。因此，玄学名士嵇康面对死亡而“神气不变”。

但是，既然超然于生死之外，嵇康的演奏与叹息又是为着底事呢？《广陵散》是一著名的古曲，据说早已失传，嵇康是在月夜郊野之中得到一鬼魂的传授，《广陵散》才复现于人世。因此，唯有嵇康一人能奏此曲。说久已失传的《广陵散》得之于鬼魂，不过是说这支琴曲高妙深奥，如果没有超凡的演奏技艺，如果没有深刻的音乐理解，就难以操琴。这种传说，当然是对嵇康的音乐素养与琴艺的高度赞美，同时也提示了《广陵散》一曲是古代音乐文化的精粹。

古人就死，亲属要临场送行。嵇康在东市临刑，不知他的妻儿是否到场？但据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之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向以琴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矣。”则其亲族是在现场的。虽然在《晋阳秋》中乐曲之名的说法有不同，但同样表现了嵇康临刑时的坦然与对乐曲不传的遗憾。嵇康面对死亡，不眷怀生命，不牵挂妻儿，不嘱托家事，却对《广陵散》表现出这样浓烈而炽热的感情，这是他临终之时唯一未曾放下的事情。这就让我们体会到，嵇康虽然超然于生死，却依然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只是他所热爱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而是音乐这样的代表了人类精神财富的艺术创造。唯其爱得深切，他曾舍不得轻易地传授给人，也唯其爱得真切，他才遗憾《广陵散》是因为他的死而将要失传，并由此而自责。

嵇康这种对于文化艺术的热爱，体现在他对于文化艺术的欣赏与理解之中。因而他对于人生就有一种超然于物利的审美追求，或者说是持有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这种对文化艺术的热爱与欣赏，是魏晋名士人生观的重要构成，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世说新语伤逝》记载：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

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枢中，因恸绝。 --伤逝10

王鳎太原人，担任过司徒左长史，因而称他王长史。他是东晋名望最高的名士之一，长于清谈，姿容俊秀。据说他到市场上去买帽子，卖帽子的老太太喜欢他的俊美，新帽子送给他而不肯收钱（晋书卷93）。刘矗沛国人，曾任丹阳尹，因称刘尹，是与王髌朊的清谈高手，二人又是很好的朋友。当时的人物品藻曰：“刘辞逦导蛄睿王魑氯筇窈汀！毙学清谈既是一种哲理的探讨，又是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社交活动，代表了名士们的精神文化。名士清谈时必持麈尾，麈尾也就成为名士文化的象征。王魉朗辈湃十九岁。当他在灯下转动麈尾而叹“如此人”时，其伤感不在人而在“如此”二字，麈尾就是“如此”二字的落实。而麈尾是名士文化的象征，因此，王魉伤感的并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这一生命所承载的名士文化。所以，刘匆将这犀牛角装饰的麈尾放入王鞯墓撞闹中，并且悲伤欲绝：今后的清谈，再也没有这样高妙清远的析理对手与论辩知音了！

因为是持一种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由此而珍爱生命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所以魏晋名士虽然是超越生死，不以生死系怀，却满怀着对生命的怜惜与尊重。《世说新语德行》记载：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白日见鼠行，

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悦。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

损人，无乃不可乎？” --德行-38

简文帝司马昱在登上皇位前，做过抚军将军。床是一种面宽脚矮的坐具。参军，是他手下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令部下面的参谋处中的一个小参谋。手板，是见长官报告情况时持在手里用来写提要的木板，类似于见皇帝时所用的笏。门下，是将军府中执掌军纪禁令的官员。弹即弹劾。教，是将军下达的指示。

司马昱之所以不许擦去坐具上的灰尘，留着以便观赏老鼠爬行时留下的爪子印记，是因为人的生命随时光而逝去，却往事如烟，不见任何痕迹，而那薄薄灰尘上零乱散布的小小的老鼠的爪印，昭示着人世间这些小生命的活动，也就唤起人对于自身的生命无痕的伤感。参军不理解将军司马昱的悲怀，看到老鼠在大白天公然行走于将军的坐榻之上，顺手就用手板去打杀。司马昱不高兴了。于是奉迎长官的门下官员就打报告要惩罚这位参军。然而司马昱说，老鼠被杀，心中尚且难过，何况于人呢？他因为感慨于人生而借观于鼠迹，正是由于人与鼠同为生命之物的缘故。老鼠是生命，参军亦为生命，凡生命是不可以随意残伤的，无论身分如何，地位如何，情境如何，物类如何。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也许与司马昱信奉佛教有关，但在感情上，则与名士们的审美的人生态度一脉相通。后来苏轼有诗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比喻，恐怕就是由这则记事的联想而触动的灵感。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名士崇尚老庄之学，直面死亡，真诚坦荡，却对于人生的艺术创造，对于个体的生命，有着一种深深的悲悯。相比于两汉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他们似乎是将儒家传统中勇担道义的铁肩化为了珍爱美好、尊重生命的柔肠。

篇4：《魏晋风流十讲》读书笔记摘抄

《魏晋风流十讲》读书笔记摘抄

1、有时候，合乎礼的东西被强调得过了头，就不再合情了；反过来，看似不合礼的行为，往往反倒是真情的流露。所以，不管曹丕在历史上的形象多么不堪，我都要为他这一刻的表现喝彩。在他让大家“驴鸣送葬”的这一刻，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人格魅力。这一刻，外在的身份和地位都被剥除掉了，只剩下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真我”！（编注：公元2，王粲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当时的曹丕还是世子，亲率众文士为王粲送葬。因王粲平生喜爱驴叫之声，为了寄托对他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一片驴叫之声。具体典故请见《世说新语》）

2、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传奇性、超越性和浪漫气质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传统士大夫的心灵世界中，隐逸，有着远比出仕为官更高的精神品性。

3、老子说过一句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能够洞察他人的品行与才能者，可以称作智慧；能够觉悟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者，可以算作高明。后来就有个成语，叫做“知人之智，自知之明。”

4、清议，从字面上看，也就是清正的议论。具体说，也就是以激浊扬清、弘扬正道为目的，以批评现实政治和当朝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清正的议论。清议的发起者，是以儒家道统自居、具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和广大忧国忧民的太学生；清议的形式，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其中最流行的.形式就是民谣和谚语，当然也包括上书、奏议和口头的议论；清议的性质，则是批评性的，无论议论朝政还是臧否人物，往往言辞激烈，不留情面。

5、像孔融这样的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虽不算多，也不算少。有人经常奚落这些如飞蛾扑火般与专制暴政对抗的读书人，说他们不够聪明，“不懂政治”。孰不知，有些中国文化人坏就坏在太聪明，太懂政治。人一聪明，便容易失掉良知；人太懂政治，便容易失掉正直。要我说，聪明不聪明不要紧，有没有良知很重要；懂不懂政治没关系，正直不正直很关键。

6、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孔融死后，知识分子的士气就低落了，嵇康死后，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清议就断绝了。每一次杀戮，对于知识分子的元气都是一次重大的摧残。嵇康死后，历史进入了“后清议时代”，也就是读书人不谈政治、只谈玄理的清议时代。

篇5：魏晋名士的风流：王羲之：东床快婿

魏晋名士的风流：王羲之：东床快婿

book.sina.com.cn 司马放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雅量》

这则《世说新语》的故事，便是妇孺皆知的成语“东床快婿”的由来。美中不足的是，《世说》的记载略显简陋，其实故事本应是这样的：

琅e王氏的众位公子们，得知坐镇京口（今扬州）的大将郗鉴派人来为他年轻貌美的女儿郗璇挑选如意郎君，都很激动，都希望被能被选上。这样既能娶到美丽的妻子，又能得到岳父的数万大军做后台，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所以，他们都为郗鉴门生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个个都穿上了锦袍，束起了玉带，带上了金冠，挥动着麈尾（羽扇）。此外，他们还涂抹了不少水粉，使面色看起来更加白皙红润。他们还暗中在衣服里面，带上了自己喜爱的香囊，使得每一个举手投足间，都有暗香浮动。

历时两三个小时的精心化妆打扮后，他们终于迎来了郗鉴门生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于是，个个都在房内正襟危坐，等待媒人的物色挑选。

郗鉴的门生一进入东厢房，扑鼻而来的就是一股香粉的味道。等他从那浓浓的香气中缓过神来，定睛一看，只见，诸位琅e王氏的美少年，就如橱窗里陈列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精巧地罗列在眼前。虽然他们个个服饰、发型、身上的香味，都略有不同，但一眼望去，那华美的服饰，精巧的头冠，都很漂亮。外加他们统一的白皙红润秀美的面孔，纤巧粉红亮丽的双唇，都让他看花了眼，挑花了心，一时间，难以在他们中分出个高下。

正当这位郗鉴的门生，在满园春色中，目眩神迷之际。偶然间，他蓦然回首，忽然看见一位上半身赤裸的美少年悠闲地横卧在东边窗户下的床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一瞥，却牢牢抓住了那位门生的眼球，使他的视线不再飘移。

门生仔细一看，只见那位裸躺在床上的美少年，披着一头秀美的长发，那黑色就如同染过的一般，在春日中，在清风下，好似一条流动的黑色波浪。这条三七分岔的黑色波浪，长长地遮掩住了那位少年的一只眼睛。至于他的另一只明眸，在黑色波浪旁，就更显得盈盈带水，并与那长长的睫毛相得益彰，又显得含情脉脉。

那位少年，他脸上的肤色，在那条仿佛染过色的黑色波浪衬托下，尤其显得冰清水嫩，而他的鼻子和红唇，也在那张水灵儿的脸上，如同画上去的那般，标致迷人。

可以说，这位少年的长发和脸庞，充满着中国书画的灵秀之美。

顺着那张秀美的面孔，郗鉴门生的视线慢慢下移到了美少年冰清玉洁的身体上。只见，少年的身材，就如黄金比例般协调；少年的身体，更是强壮、火暴、令人喷血。少年明明是很放松、很悠闲地躺在床上，可他的两块胸肌，八块腹肌，仍然充满野性、充满张力，随着他的呼吸，在他的身体上，鲜明地上下勃起着。

此时，一缕春光，从窗口斜射了进来，照在了少年身上。只见，他原本就冰肌如雪的玉体，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再加上那健美性感的肌肉，可以说，他的身体，就是一块女娲补天遗落在人间的天然玉石，被古希腊最优秀的雕塑家，历时数年，精心雕刻而成的白玉雕塑。

总而言之，少年强壮的身体，充满着古希腊雕塑的力量之美。

似乎是感觉到了有人在关注自己，那位少年，稍稍直了直身子，然后竟自娱自乐地在床上唱起歌来。只听，这么一个秀气的美少年，嗓音却非常低沉而又富有磁性，有成熟男人的性感。他唱的是当时著名的江南民谣《子夜歌》，其歌曰：

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

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正当那门生沉醉在那不但低沉磁性，而且性感勾魂的歌声中时，房屋内的其他王氏子弟，又都拉着他攀谈起来。在交谈的过程中，虽然氛围很愉快，王氏子弟们的对答也很得体，但总让那门生感觉，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包括说话时做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是事先经过精心安排的，显得太过刻意。显然，他们给那门生留下的印象，远不及那个在东床上玉体横陈的少年那般深刻。

这之后，门生回到了扬州，把那天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都告诉了郗鉴。戎马半生的郗鉴，也是慧眼识英雄，当下就拍板：“那个在东床上玉体横陈的少年，就是我的好女婿了。”紧接着，他又派那门生，带着部分嫁妆，再去王家，得知此人便是王羲之。再然后，便是王羲之与郗鉴的掌上明珠郗璇的洞房花烛，春宵一刻了。

听了这故事，你可能会觉得郗鉴的决定太过草率，不能理解。但其实，这个决定恰恰反应了郗鉴的老谋深算。为什么呢？那得从郗鉴的家世背景说起。

郗鉴出身的高平郗氏，是一个比琅e王氏资历更深的传统儒学世家（郗鉴的玄祖父郗虑是东汉儒家经学大师郑玄的入室弟子）。但在魏晋时，世代显宦的高平郗氏，没能在变革的年代中，与时俱进，跟上新形势下的主流文化发展要求，而是死守儒家经学的传统家风。显然，在变革的年代里，故步自封，死抱传统，无疑是慢性自杀。所以，东汉时，还十分显赫的高平郗氏，在魏晋时，就逐渐门户衰落，被挤出了甲等士族的行列。这直接导致了自小饱读儒学经典的郗鉴，为了复振家族，不得不从“杀人越货”的.流民统帅干起。尽管后来郗鉴投笔从戎，获得了成功，但回首那段充满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的成功之路，郗鉴仍不免时时感到胆寒和侥幸。所以，他再也不愿意，让他的儿女子侄，重走他那条“用性命搏成功”的老路。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完成高平郗氏从儒学世家到玄学世家的转变，以适应东晋“玄风大盛”的士族社会。显然，从顶级玄学世家琅e王氏，招纳一位玄学名士气很重的女婿，无疑是向其他家族发送一个他立志改变家风的积极信号，将大大提高士族社会对高平郗氏玄学修养的认识和评价。当然，郗鉴主动联姻琅e王氏，也有地方大将寻找京城政治强援的考虑。

那么，婚姻中的男方，对这场政治联姻是如何盘算的呢？那得先从琅e王氏的大家长，王导的小算盘说起。

自从堂兄王敦的叛乱被平定后，王导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变，他还是宰辅大臣，还在京城里掌管着朝政，但他毕竟在地方上少了一个军事强援，他所说的话，他所做出的政令也因此降低了不少分量。同时，他还必须时时面对陶侃、庾亮这样手握重兵的地方统帅的挑衅和威胁。此时，领雄兵坐镇长江下游军事重镇京口（今扬州）的郗鉴，前来与他联姻，对王导而言，真是求之不得，雪中送炭。所以，王导才会十分爽快地让郗鉴的门生，在琅e王氏还未有婚约的子弟中，随意挑选郗鉴的女婿。

说完了王导，再来谈谈“东床快婿”的主角--王羲之过人的聪明。

其实，与琅e王氏的其他子弟一样，当年二十七岁，并且还未成名的王羲之也很希望能被郗鉴的门生选中，从而获得美人和事业上的双丰收。但王羲之比其他人聪明的地方就是，他一早就看穿了郗鉴此次招婿，有公开表明改变家风立场的意图。所以，在其他人都穿戴整齐，并用得体的语言与郗鉴门生交流的时候，王羲之才故意特立独行，故意在东床上玉体横陈，故意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唱民谣小调，以此来突显自己放荡不羁、率情任性的名士风范。

当郗鉴从门生口中得知王羲之在东床上种种吸引人眼球的怪异、放荡行为后，他马上知道，王羲之就是自己想要的女婿。因为“另类”和“放荡”本身就是玄学名士鲜明的外在特征。他当下就知道，即便王羲之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甚至是不学无术，但仅仅凭借着琅e王氏的门第和特立独行，放荡不羁的作风，就已经注定是大名士了。当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不是仅凭借喝酒这一项绝技，就一招鲜吃遍天，成为响震当时，名垂青史的大名士了吗？

就这样，郗鉴、王羲之翁婿二人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造就了这段“东床快婿”的千古佳话。让人欣慰的是，王羲之与郗璇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郗璇为王羲之生了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七个儿子，而且还很长寿，一直活到了9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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