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鸟意象的文化意蕴（共6篇）由网友“liuchunxia”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给各位读者分享的宋词中鸟意象的文化意蕴，欢迎大家分享。
篇1：宋词中鸟意象的文化意蕴
翻开宋词，我们的感觉不仅是意象叠出，更是形式多样，手法各异。创作主体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分别从形态、色彩、视觉等不同角度对鸟意象加以描绘，使其呈现出不同形式。
1.1自然之鸟
鸿雁南飞，燕子春归，任何自然中禽鸟的活动在词人的情感世界也会荡起层层涟漪。陆游《乌夜啼》：“绣屏惊段潇湘梦，花外一声莺。”深闺独处，恼人的黄英啼叫声惊醒了作者思念爱人的潇湘梦，从而引出深深的幽怨与千万缕怅恨。再如贺铸《夜捣衣》词：“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飞。”看到雁已归来想到人仍未归，心中的万般牵挂与怀念被大雁掠过的浮影牵动，久久不能平息。
1.2图案之鸟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云：“一切景语皆情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凡事进入眼中的一切物相对情感饱满的诗人而言都可以引发创作灵感，细致到衣着、饰物上的鸟类图案。温庭筠的《菩萨蛮》：“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以婉丽绮靡的风格体现出花间派特有的意境美。着力描写对镜簪花看见罗袄上新帖的成双成对的金鹧鸪，触动心中的孤独之感，由衣上贴金来刻划细节，悲愁深隐其中。《南歌子》：“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以女子的口气，写少年手里拿金鹦鹉，胸前绣金凤凰，以实鸟写绣鸟，已景传情，以境制胜，把情感赋予景物之上，达到“一切景语皆情语”，符合古代美学对意境的追求。
1.3典故中的鸟类意象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不尽意”是我国古典文学最具独特的美感所在，可见典故对于诗词的神秘魅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欧阳修《采桑子》：“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中，“辽东鹤”一语出自晋代陶渊明《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虚灵山后化鹤归辽。”后来用来表示怀着思恋家乡的心情久别重归，慨叹故乡依旧而人事变迁很大。此词抒写了词人二十年来的人生感慨。张耒《风流子》中“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浮沉。”“青鸟”一词借用“青鸟传书”的典故写分手后的恋人牵肠挂肚。“青鸟浮沉”指时时佳音无凫，难寄愁思，细腻深婉。
篇2：宋词中鸟意象的文化意蕴
频频出现于宋词中的鸟意象，不仅增添了语言上的美感和魅力，更是表达出了词人难以表现的情感。久而久之，不同种类的鸟意象被赋予了不同的情感类型，承载了特定的文化内涵。
2.1寄托孤独意识
自从人的主体意识、存在意识和生命意识觉醒以来，孤独就伴随着人类。孤独是文人常有的心理状态，代表着一种精神追求，也符合了我国古代文学以悲为美的抒情模式。史达祖《双双燕》是表达孤独意识的典型，“飘然袂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清俊。”本词借成双成对的燕子书写闲愁闺怨，词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春社过后，燕子归来，成双成对戏弄春光，过着欢乐愉快的生活，反衬创作主体的无限孤独。再如蒋捷《虞美人・听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蒙蒙细雨，茫茫江面，西风中孤雁阵阵哀鸣，将词人四方漂流、孤苦无依的忧愁渲染至极，表现出了悲剧性的诗意美。
2.2抒发思乡之情
历史上的宋朝，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未能避免少数民族的侵犯，政治上的动荡对于文化有较大的映射作用，边塞鸿雁作为候鸟的一种，漂泊不定的行踪和催人肠断的哀鸣往往能使征人们产生无限慨叹。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此诗作于范仲淹守边期间，诗人看到南归的大雁毫不停留地飞去了衡阳顿时百感交集，心生无限悲凉之感，思念起万里之外的家乡。秦观《踏莎行》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桃源无觅，又远离家乡，独自谪居在凄凉的驿馆里，日落时分杜鹃的啼叫更加勾起诗人的`愁思，触动了他一腔身世凄凉之感。
2.3向往美好爱情
升华爱情理想的禽鸟意象自然以鸳鸯最为典型。“鸳鸯从小自相双，若不多情头不白。”(张仙《木兰花》)这是用鸳鸯表现相守到老的爱情。又有象征情人两爱相约，情深意长的鸳鸯。如张孝祥《浣溪沙》：“豆蔻枝头双蛱蝶，芙蓉花下两鸳鸯。”更有悼念亡妻的双鸳鸯，如贺铸《鹧鸪天》：“梧桐半死清霜后，白头鸳鸯失伴飞。”鸳鸯雌雄相得，用情专一，被人们冠以“爱情鸟”的美誉。以鸳鸯分离喻夫妻死别，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思念，堪称绝佳。爱情鸟意象对词人各种情爱的展示使宋代的恋情词或多或少笼罩上了一层伤感色彩，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独特的审美品格。
2.4对大自然的喜爱及对自由闲适的避世生活的向往
对大自然的歌颂是历代文学常有的母题之一，具有代表性的是欧阳修的《采桑子》，“鸥鹭闲眠，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表现出游览西湖的雅兴与留恋光景的人生态度，风格清疏高洁，已脱去了词的脂粉气。 再有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中“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此词写于故国沦丧后词人故地重游，书写今昔兴亡的悲慨，此时的只想闭门逃避冷酷的现实，以求忘却。
篇3：汉魏六朝诗中团扇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汉魏六朝诗中团扇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陈欣(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团扇自班婕妤《怨歌行》始进入诗歌成为意象，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反反复复的动情歌咏，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人的审美取向。然而，团扇作为宫怨弃妇的象征始终是最主要的文化意蕴，并成为怨女思妇常用的情感载体。
［关键词］团扇;意象;文化意蕴
［收稿日期］－04－10
团扇又称为宫扇。团扇进入诗歌中成为文学意象，始于西汉成帝嫔妃班婕妤的《怨歌行》。
一、《怨歌行》:团扇与文学的邂逅西汉成帝嫔妃班婕妤《怨歌行》曰:“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据《汉书・外戚传》记载，班婕妤是左曹越骑校尉班况之女，汉成帝初即位时选入宫，开始担任少使，没过多久大得成帝宠幸，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姐妹入宫独擅帝宠，班婕妤“恐久见危”，自请退居长信宫侍奉太后。此诗托物寄情，委婉地抒写了红颜薄命女子终遭遗弃的悲惨命运和满腹怨情。团扇形如满月，色如霜雪，质地精美，实乃借以喻自己品质高洁、容颜秀丽，同时也象征着诗人对团圆的向往。夏日溽暑难耐，团扇常被人们带在身边以驱暑，正如同诗人初入宫时蒙君王宠爱而形影相随。然而，炎热的夏季不能常驻，其青春美貌也会随时光消逝。秋季凉风渐起，失去了用处的团扇就被弃置箱中无人问津，正如同诗人失宠而被遗弃，从此幽居冷宫。
此诗最早见于《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亦收录，郭茂倩《乐府诗集》载入《相和歌辞・楚调曲》。
《玉台新咏・怨歌行》序云:“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但因《汉书》本传只提及其赋作而未载其曾作此诗，而且《文选》李善注又引《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1］(pp．25－26)故历代均有人疑其非班婕妤所作。除上述两条证据外，论者大多从五言诗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来推测其时不能产生如《怨歌行》这样较为成熟的五言诗。客观而言，这些都不能视为确证。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辞―19―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此语自来即多误解，后人以此作为伪托之据，实在是断章取义，没能整体观照刘勰这段话的涵义。刘勰紧接此段说:“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这里，刘勰只是对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的原因加以推测，“按”之后才是刘勰的观点，其表达十分明确。刘勰认为，从《诗经》到汉成帝时代都有五言流传，历史已经很久了。很明显，刘勰肯定至迟在西汉成帝时已有五言诗，而这也正是班婕妤所处的时代。
钟嵘亦十分肯定班婕妤的诗才，在《诗品》中把她列入上品。其序云:“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并给此诗以很高的评价:“《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2］(p．94)钟嵘《诗品》所收录女作家仅四位，唯独班婕妤列居上品，而在品评其他三位即徐淑、鲍令晖、韩兰英时都以班婕妤作为参照。评徐淑时云:“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评鲍令晖、韩兰英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可见钟嵘对班婕妤诗的推重。
此外，《文心雕龙》、《诗品》序均以李陵、班婕妤连称。钟嵘认为，班婕妤源出于李陵，评班婕妤诗“辞旨清捷，怨深文绮”，与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相符合，李、班连称实因二人诗同叙怨情。揣摩刘勰所云“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之语气，刘勰此语应有所本。今所见在刘勰之前最早怀疑李陵诗真伪的是颜延之，颜延之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刘勰语应本于此，但颜氏此语并未涉及到班婕妤。所以，刘勰“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一语并不是真正怀疑李班二人诗作的'真伪，而是要借以引出五言诗的起源问题。所以，今人的苏李诗文为伪托之论不能施之于班婕妤《怨歌行》，而应分别讨论。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曹植《班婕妤赞》结二句‘临飙端干，冲霜振叶。’上句是否本“凉飙夺炎热”而来，未敢遽断，如系本‘凉飙’句，则《团扇》之作，又在建安才人之前矣。”［3］(p．147)西晋傅玄有《班婕妤画赞》，而其《朝时篇》(一作《怨歌行》)有“已尔可奈何，譬如纨扇裂”，即本班婕妤《怨歌行》首句。
西晋陆机作《班婕妤》(又题作《婕妤怨》)云:“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玉阶”来自班姬《自悼赋》“华殿尘兮玉阶落”句，而“团扇”即指《怨歌行》的托扇自喻。可见，早在傅玄、陆机生活的西晋已被认作是班氏之作。上述几位文人处在魏晋时代，距汉代不远，所见到的五言诗的资料要丰富得多，在五言诗发展历史这个问题上应该近于是。另外，此诗的内容情调及团扇的托喻等都与班婕妤的身世怨情相吻合，故属之班婕妤作较为妥当。
二、六朝诗中“团扇”意象及文化意蕴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和价值，关键是看能否得到后世读者的认同。《怨歌行》的文学接受史正说明了这一点。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云:“班婕妤说礼陈诗，修佩，《怨歌行》不在《绿衣》诸什之下。”［4］(p．1403)《怨歌行》一出，班婕妤即成了宫廷怨妇的代言人，而“团扇”意象也经班婕妤之手而成为宫怨的绝妙象征，自此与宫怨、闺怨产生了历史性的关联。
或许由于后世文人对班婕妤品德、才情的景仰以及对其不幸命运的同情，魏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歌或拟班婕妤作，或袭班婕妤语，或用为典故，不一而足，代不乏出。西晋陆机的《班婕妤》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拟作，主要描写班婕妤在退居长信宫后的凄凉愁苦而日渐绝望的心境。此后的拟作主要有江淹《班婕妤咏扇》、沈约《怨歌行》、阴铿《班婕妤怨》、刘令娴《和婕妤怨诗》、刘孝绰《班婕妤怨》、萧纲《怨诗》和《怨歌行》、萧绎《代旧姬有怨诗》、《班婕妤》及孔翁归与何思澄各一首《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诗》、何楫《班婕妤怨》等，然而，这些诗作大多仍结合班婕妤秋扇见捐的悲剧性命运，抒写其失宠之后孤独悲怨的内心感受，表现手法往往雷同，新意苦少。魏晋南北朝诗歌中有许多诗作借用“团扇”意象之独特意蕴来抒写其所咏主人公的心境和命运，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也拓展了“团扇”意象的表现范围。
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喧暑，相忆莫相忘。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东晋・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
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东晋・谢芳姿《团扇歌二首》)桃叶是王献之爱妾。王献之曾作《桃叶歌三首》:“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乐府诗集》引南朝陈智匠《古今乐录》曰:“《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答王团扇歌三首》即其答作。《古今乐录》曰:“《团扇歌》者，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王东亭闻―20―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间。’后人因而歌之。”这几首诗的产生显示出不同于两汉的
中国大学网篇4：浅论宋词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识
浅论宋词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识
论文摘要：宋代士大夫文人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及个性觉醒与生存不自由现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生存之痛积淀为一种文化悲感意识。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来抒写这种文化悲感意识。表达他们仕途坎坷，英雄失路的悲伤;执着理想，生命漂泊的苦痛;以及生命束缚，生存不自由的叹息。
论文关键词：宋词;雨意象;悲感文化意识
英国作家斯托雷奇曾说“中国人的忧伤是很细致很深沉的。忧郁似乎是中国诗的基调。”作为中国诗的宋词自然不例外，在两万多首宋词中出现“雨”字的词有4910首.所抒发的情感类型中以悲怨、忧伤等情感为基调的词占总体的62%。可以说宋词雨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伤感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表现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生存叹息。宋词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忧而不伤、悲而不绝望的情感意识不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讲的悲剧意识.“西方人的悲剧，强调彻底的失败、彻底的牺牲、彻底的奉献。”而中国文化由于受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不可能具有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精神，笔者认为，将宋代士大夫文人阶层由于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及个性觉醒与生存不自由现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生存之痛.而表现出来的情感意识称为文化悲感意识更为切合实际。这种文化悲感意识借助雨的催发、升扬，在宋词中将士大夫文人细腻而伤感、缠绵却坚毅的心理世界表现了出来。
一、仕途坎坷。英雄失路之悲
宋代士大夫文人受宋庭推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 他们积极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期望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及党争的存在，宋代士大夫文人命运多舛，仕途道路坎坷，甚至绝大多数士大夫文人都有过被贬的经历。他们的政治理想不但没有实现。甚至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士大夫进退之间犹驱马牛.不翅若使优儿街子，动得以指讪之。”士大夫文人在遭受了种种磨难之后，对生存的不自由和仕途坎坷有了更深的体会，萧庆伟说：“绍圣之后，对政治的恐惧和对个体生存的忧虑，是元佑党人共同的心理背景。”㈣这无疑给词坛带来许多忧伤的风雨。士大夫文人壮志难酬，英雄失路的悲伤情绪在凄风冷雨中更显惆怅悲苦。
(一)更能消，几番风雨——士大夫文人仕途坎坷、内心迷茫之悲。“儒家所大力倡导的积极有为的人世精神，成为这一时代(宋代)的最强音，是普遍存在于儒家社群之中的精神风貌。”但面对不可挽回的颓败的局势，宋代士大夫文人虽有经邦济世之志。在现实中却处处碰壁，深刻体会了生存的困顿与仕途的坎坷.前途无法把握的悲苦在风雨中更加凄切。如吴潜《满江红》：
万里西风.吹我上、滕王高阁。正槛外、楚山云涨，楚江涛作。何处征帆木末去，有时野鸟沙边落。近帘钩、暮雨掩空来今犹昨。
秋渐紧，添离索。天正远，伤飘泊。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词人凭栏而望，沉入遐思时，“暮雨掩空来”，词人不禁临风嗟叹，“征帆木末”不知驶向何方引起的前途渺茫之感与掩空而来的“暮雨”添加的凄凉之意，惹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慨叹.抒发出郁积已久的愤闷不平之气。城头的号角声混合着秋风、雨意，共同构成了萧瑟悲凉的氛围，词人无尽的愁思在这广阔的空间郁结、回荡，而无处排遣。全词借助雨意象营造的氛围表现了词人沉痛悲郁的情感。
(二)万事尽随风雨去——士大夫文人人生迟暮、壮志难酬之悲。年华逝去，而壮志未酬，是士大夫文人最大的遗憾，无情的风雨带走了时光，也带走了士大夫文人的希望。士大夫文人内心的迟暮之感愈加凄苦。如辛弃疾《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绘。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则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捏英雄泪。
作此词时词人南归已十余年了，满怀报国的热情。遭到的却是冷遇、闲置，自己的济民救国之志难以实现。当词人再一次登临赏心亭时，郁结在心头的激愤之情终于不可遏止的抒发了出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推进已经发展到最高潮。词人痛惜年华如流水般地逝去。收复失地的事业却一直受到风风雨雨的摧残.当年的小树已长大成材，而自己也年岁见长，如再闲置，恐怕再也无力为国家效命疆场了。整首词表现了词人年华流逝、壮志难酬的复杂而郁愤的心情。
二、执着理想。生命漂泊之苦
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执着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坚毅精神一直影响着后代的知识分子。宋代士大夫文人虽然在现实中屡屡受挫，但他们仍执着坚持，不愿归隐。他们或因仕宦而游走他乡，或因党争而贬谪异地，始终处在羁旅漂泊之中。由于漂泊而造成的身体的疲惫和劳累或可忍受。但是仕途道路的渺茫与功业无望而引发的忧虑却常常困扰着士大夫文人的心灵，因此士大夫文人对生命安顿的憧憬便有了双重的意义。“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的心灵的安顿似乎比身体的安顿更加重要，家不仅仅是宦游疲惫的游子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安顿心灵，让心灵得到宁静、憩息的港湾。这种对于安宁与温馨的向往。正是饱受漂泊流离之苦的宋代士大夫文人心灵的真实写照。
(一)客愁生怕秋阑雨——士大夫文人旅途凄冷、羁旅漂泊之苦。宋代士大夫文人普遍具有一种居庙堂之高而心存江湖之志的心理，他们一面积极努力于儒家倡言的经世致用的功业建树中，一方面又积极追求庄周提倡的个性自由的精神，这种矛盾纠葛时时困扰着宋代士大夫文人。宦旅漂泊的劳累与内心的向往不得实现的现状使得士大夫文人仕途羁旅的困顿更显凄切。如张辑《疏帘淡月·秋思》
篇5：从《聊斋志异》中美狐形象探究狐意象文化意蕴
袁焕玲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动植物幻化为人的意象并不罕见，其中狐意象更为鲜明突出。《聊斋志异》在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关于美狐的塑造可谓达到了巅峰，蒲松龄对狐精的重塑是对于古代狐意象的一项大胆创新。在蒲氏笔下，狐狸脱去狐之形态，不仅幻化为人，而且还被冠之人性美的光环，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拟晋唐小说”，“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加以青睐；郭沫若亦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给予蒲氏高度褒赞；老舍也评价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蒲松龄以其独特的视角创新的手法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美狐世界。
一、狐意象的文化意蕴及流变
（一）神灵之狐
远古时期的先民因为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落后，对自然界中一些神秘现象不知其所以然，便想当然地认为自然界冥冥之中有一个精灵主宰，于是乎对大自然中的某种动物或植物虔诚膜拜，一心信奉，由此便产生了图腾崇拜。作为原始图腾的神灵之狐的记载可追溯到上古神话。据有关史料记载，九尾狐是由九个氏族组成的狐图腾部族，而九尾狐在先秦神话《山海经》中曾经三次被提及；另有一则神话是讲大禹娶涂山氏为妻，后来在涂山氏帮助下治水成功的故事，可见其中的涂山氏即是以狐为图腾的。
（二）祥瑞之狐
狐作为一种灵异神兽，被视为祥瑞象征的传说和记载，体现在许多典籍中。那时的人们认为，狐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说，狐有“三德”，他认为，狐的毛色、体形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中庸、尊卑、仁义等美德，于是便对九尾狐肃然起敬加以虔诚地崇拜起来。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家成室，我造彼昌……”（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可见，人们对九尾狐产生的是一种生殖崇拜，因为一方面它能使家庭繁衍子孙，家族后代昌盛；另一方面，天子又以为它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于是狐之祥瑞之征便在民间盛传开来。在《聊斋志异・青凤》篇中，写有一狐，自称是涂山氏后裔，让耿生讲述其祖先治水之伟绩，应是源于此处。
（三）兽妖之狐
自汉代起，狐蛊惑为患之说日渐盛行。狐作为兽妖的形象出现，明显已带有妖化的标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狐，妖兽也，鬼所乘之。”在人们的观念中，狐变成了鬼所驱使的可惧的妖兽。从现有文献看，作祟、害人多见于早期的狐故事。而到了清代蒲松龄的笔下，狐之兽妖内涵便多被正面意义所取代。由此可见，蒲松龄在构建狐原型意象时有意识地作了取舍，把狐早期妖兽之性摒弃殆尽，而把狐具备的美好品德沿袭承继了下来，成功塑造了笔下集众多美德于一体的狐女典型。
二、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狐意象比较
（一）六朝志怪及唐传奇中的狐意象
狐意象出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并不是源起于《聊斋志异》，而是经历了一次次嬗变。早在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中，便记载有狐与人或友好相处或作祟害人的内容。如在东晋干宝著的《搜神记》中，便写有神仙道术、异事奇闻、妖魅物怪等故事。与后来不同的是，此中的狐妖幻化为学识广博的男性形象，为男化的儒狐。东晋郭璞在《玄中记》中说，有狐五十岁变幻为妇人，百岁幻为美女……可知狐幻化为女的观念亦在逐渐发展。在《太平广记》传说中狐女则是极具魅力的，描述其口中有媚珠，若能得之，定为天下所爱。唐朝自居易的诗中亦写过狐之媚态的内容，“嫣然一笑百媚现，见者十之八九迷。”明清小说中的狐女大都是千娇百媚的了，清代戏剧家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这样写道：媚态在狐女身，似火之有焰，灯之有光……这些关于狐“媚”的描写仅是媚惑，却不是“美”。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狐女形象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具备了人形之美，更具备了人性之美。
（二）《聊斋志异》中的两大类狐精形象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精形象的集大成者，成功描绘了一幅狐女群像图，无论是工笔细描还是粗笔勾勒，大都是美、善、智慧的象征。《聊斋志异》中专写狐精的作品有70余篇，专写狐女的达40余篇，占一半有余。在蒲氏笔下，大多狐女美丽善良、温润可亲，亦人亦狐，亦狐亦仙，是作者浓墨重彩宣扬讴歌的形象。
蒲松龄笔下的狐精形象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妖化害人之狐，这是蒲氏吸收借鉴民间传说的狐意象创作而成。二是具人情、存人性、和善可亲之狐，它们是蒲松龄重笔着意刻画的狐精形象。这类幻化为女子的狐精更具人情味，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各具情趣，也更多地得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这些美狐形象光艳绚丽，互相辉映，均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意志。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这片浩渺的夜空中，如一颗颗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蔚为壮观。
三、《聊斋志异》中的美狐形象
人与异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的传统题材，而在明清文言小说中，狐意象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聊斋志异》在继承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演绎了人与异类之狐仙故事的新内涵。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作品中，狐意象渐被人化，虽已初具人的外形，但多是妖化魅人的恶的一面。而《聊斋志异》则使狐意象从形象到内涵都有了全新的突破，人情味更浓，狐身上的女性善得到更深层的挖掘与表现，人性与神异性被巧妙地融为一体。蒲氏笔下的狐意象改变了传统的狐媚观念，成为文学意义上的“美狐”，由此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之所以魅力无限，并不仅仅是“以色事他人”。对于美丽，蒲松龄不仅给予这些狐女接近完美的容貌，还给她们注入了美好的心灵――集恩义、善良、仁恕、孝道于一身。她们是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
（一）人形美
《聊斋志异》创作的为狐幻化的女子大都具有艳丽的容貌，美似仙人。写婴宁风华绝代，嫣然含笑；写胡四姐笑容可掬，媚丽欲绝；还有婀娜生姿、娇波流慧的娇娜；就连无名无姓的狐女们都是态度贤淑，旷世难寻，环玲珑，回眸一笑百媚尽见……这些美狐或有不染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玲珑俏丽的曼妙之美，蒲松龄给读者塑造了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
（二）人善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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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聊斋志异》中美狐形象探究狐意象文化意蕴
从《聊斋志异》中美狐形象探究狐意象文化意蕴袁焕玲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动植物幻化为人的意象并不罕见，其中狐意象更为鲜明突出。《聊斋志异》在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关于美狐的塑造可谓达到了巅峰，蒲松龄对狐精的重塑是对于古代狐意象的一项大胆创新。在蒲氏笔下，狐狸脱去狐之形态，不仅幻化为人，而且还被冠之人性美的光环，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拟晋唐小说”，“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加以青睐；郭沫若亦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给予蒲氏高度褒赞；老舍也评价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蒲松龄以其独特的视角创新的手法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美狐世界。
一、狐意象的文化意蕴及流变
（一）神灵之狐
远古时期的先民因为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落后，对自然界中一些神秘现象不知其所以然，便想当然地认为自然界冥冥之中有一个精灵主宰，于是乎对大自然中的某种动物或植物虔诚膜拜，一心信奉，由此便产生了图腾崇拜。作为原始图腾的神灵之狐的记载可追溯到上古神话。据有关史料记载，九尾狐是由九个氏族组成的狐图腾部族，而九尾狐在先秦神话《山海经》中曾经三次被提及；另有一则神话是讲大禹娶涂山氏为妻，后来在涂山氏帮助下治水成功的故事，可见其中的涂山氏即是以狐为图腾的。
（二）祥瑞之狐
狐作为一种灵异神兽，被视为祥瑞象征的传说和记载，体现在许多典籍中。那时的人们认为，狐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说，狐有“三德”，他认为，狐的毛色、体形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中庸、尊卑、仁义等美德，于是便对九尾狐肃然起敬加以虔诚地崇拜起来。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家成室，我造彼昌……”（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可见，人们对九尾狐产生的是一种生殖崇拜，因为一方面它能使家庭繁衍子孙，家族后代昌盛；另一方面，天子又以为它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于是狐之祥瑞之征便在民间盛传开来。在《聊斋志异·青凤》篇中，写有一狐，自称是涂山氏后裔，让耿生讲述其祖先治水之伟绩，应是源于此处。
（三）兽妖之狐
自汉代起，狐蛊惑为患之说日渐盛行。狐作为兽妖的形象出现，明显已带有妖化的标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狐，妖兽也，鬼所乘之。”在人们的观念中，狐变成了鬼所驱使的可惧的妖兽。从现有文献看，作祟、害人多见于早期的狐故事。而到了清代蒲松龄的笔下，狐之兽妖内涵便多被正面意义所取代。由此可见，蒲松龄在构建狐原型意象时有意识地作了取舍，把狐早期妖兽之性摒弃殆尽，而把狐具备的美好品德沿袭承继了下来，成功塑造了笔下集众多美德于一体的狐女典型。
二、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狐意象比较
（一）六朝志怪及唐传奇中的狐意象
狐意象出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并不是源起于《聊斋志异》，而是经历了一次次嬗变。早在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中，便记载有狐与人或友好相处或作祟害人的内容。如在东晋干宝著的《搜神记》中，便写有神仙道术、异事奇闻、妖魅物怪等故事。与后来不同的是，此中的狐妖幻化为学识广博的男性形象，为男化的儒狐。东晋郭璞在《玄中记》中说，有狐五十岁变幻为妇人，百岁幻为美女……可知狐幻化为女的观念亦在逐渐发展。在《太平广记》传说中狐女则是极具魅力的，描述其口中有媚珠，若能得之，定为天下所爱。唐朝自居易的诗中亦写过狐之媚态的内容，“嫣然一笑百媚现，见者十之八九迷。”明清小说中的狐女大都是千娇百媚的了，清代戏剧家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这样写道：媚态在狐女身，似火之有焰，灯之有光……这些关于狐“媚”的描写仅是媚惑，却不是“美”。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狐女形象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具备了人形之美，更具备了人性之美。
（二）《聊斋志异》中的两大类狐精形象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精形象的集大成者，成功描绘了一幅狐女群像图，无论是工笔细描还是粗笔勾勒，大都是美、善、智慧的象征。《聊斋志异》中专写狐精的作品有70余篇，专写狐女的达40余篇，占一半有余。在蒲氏笔下，大多狐女美丽善良、温润可亲，亦人亦狐，亦狐亦仙，是作者浓墨重彩宣扬讴歌的形象。
蒲松龄笔下的狐精形象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妖化害人之狐，这是蒲氏吸收借鉴民间传说的狐意象创作而成。二是具人情、存人性、和善可亲之狐，它们是蒲松龄重笔着意刻画的狐精形象。这类幻化为女子的狐精更具人情味，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各具情趣，也更多地得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这些美狐形象光艳绚丽，互相辉映，均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意志。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这片浩渺的夜空中，如一颗颗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蔚为壮观。
三、《聊斋志异》中的美狐形象
人与异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的传统题材，而在明清文言小说中，狐意象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聊斋志异》在继承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演绎了人与异类之狐仙故事的新内涵。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作品中，狐意象渐被人化，虽已初具人的外形，但多是妖化魅人的恶的一面。而《聊斋志异》则使狐意象从形象到内涵都有了全新的突破，人情味更浓，狐身上的女性善得到更深层的挖掘与表现，人性与神异性被巧妙地融为一体。蒲氏笔下的狐意象改变了传统的狐媚观念，成为文学意义上的“美狐”，由此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之所以魅力无限，并不仅仅是“以色事他人”。对于美丽，蒲松龄不仅给予这些狐女接近完美的容貌，还给她们注入了美好的心灵——集恩义、善良、仁恕、孝道于一身。她们是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
（一）人形美
《聊斋志异》创作的为狐幻化的女子大都具有艳丽的容貌，美似仙人。写婴宁风华绝代，嫣然含笑；写胡四姐笑容可掬，媚丽欲绝；还有婀娜生姿、娇波流慧的娇娜；就连无名无姓的狐女们都是态度贤淑，旷世难寻，环珮玲珑，回眸一笑百媚尽见……这些美狐或有不染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玲珑俏丽的曼妙之美，蒲松龄给读者塑造了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
（二）人善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善是相通的。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一个个狐女形象，感情丰富，心地善良，品格高尚，不由得让人心生敬意之情。孝敬长辈，怜爱丈夫，宽恕敌人，牺牲自己……无不折射着真善美的力量。《莲香》中的狐女便是一个贤妻的典型形象，桑生因痴恋鬼魅，身体每况愈下，生命近乎垂危，莲香不畏路遥道远，克服险阻采摘草药，于危难之际拯救了桑生的性命。莲、怜相通，这个“怜”字实是对莲香品性的揭示，她的宽容和善良，最终感动了李氏，与她友好相处，亲如姐妹。莲香对李氏的怜惜不仅仅是出于对桑生的爱，更是莲香善良敦厚之性情使然。又如《娇娜》中的狐女娇娜，与孔生以诚相待，患难与共，在人生旅途中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险阻。感于其义善之举，作者蒲氏赞曰：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一诤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闻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足矣。
作者笔下的狐女形象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们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践行大义之举，舍弃一己之爱而全力成全所爱之人。狐女红玉在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的过程中受阻，当得知冯生有“父在不得自专”无奈的苦衷时，牺牲小爱，积极主动为冯生聘娶邻村女为妻。后当冯妻不屈而死时，红玉又幻化为侠义之士助冯生渡过难关，步入坦途。
（三）人情美
蒲松龄小说中的不少狐女虽着花鬼狐魅的外衣，却是温善可亲、多具人情、妄为异类的人类灵魂。尊老相夫、贤惠能干之形象跃然纸上。葛太史小姐的贤惠能干；（《白于玉》）周氏的相夫孝亲；（《陈锡九》）珊瑚的温柔敦厚。（《珊瑚》）还有，在《细柳》中，蒲松龄描绘了一个外表文静、内心刚强、巾帼而丈夫的细柳，作为继母，有后母之贤；作为贤妻，尽心尽力地支撑家庭危局。这些狐女身上有着浓郁的人情味，她们在父母公婆间巧妙调和，不藏怒，不宿怨，克己奉家，不嫌贫贱，不惧艰险，是一个个相夫孝亲的贤妻良母形象。蒲松龄在《小翠》中借异史氏之口盛赞道：一狐矣，仅因无心之德，常怀犹思所报……始知仙人之情，实为更深于流俗也！
作家冰心说：生活中如果没有女性，我们将失掉50%的真，60%的善，还有70%的美。而《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其魅力就在于他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为读者塑造了众多由花妖狐魅变成的女性形象，每一个都是光彩照人的，每一个都是性格鲜明的，每一个都是真善美的化身。《聊斋志异》中最辉煌的 篇章就是女性的生命史，作者所塑造的美狐形象是作者托物喻志、超越现实、实现生命价值的载体，更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反映。
［参考文献］
［1］杨辛甘霖，美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彭诗琅，聊斋志异［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3］马瑞芳，狐鬼与人间：解读奇书《聊斋志异》［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4］啸马．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审美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
［5］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6］李修生，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袁焕玲（1970-），女，河北廊坊人，廊坊卫生职业学院高级讲师，大学学历，研究方向为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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