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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

时间：2022-10-25 07:47:21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浅谈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精选5篇）由网友“gxxxxxx”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浅谈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浅谈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

篇1：浅谈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

浅谈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

行政法治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行政法治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阐述了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及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国目前在行政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实现行政法治的途径。

一、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及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

关于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治就是保障和维护行政权的有效实施，强调国家管理的作用，称为管理论；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治就是要控制和限制行政权，称为控权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治既要保障行政权的有效实施，维护公共利益，又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称为平衡论。平衡论就是要在行政权和公民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两大权利、两大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平衡论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此我也认同此观点。

为什么我们既要行政权又要控制行政权呢？美国政治家詹姆士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政府，如果政府是天使，那么我们也不需要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个体无法抗拒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力量对自己的迫害，单个个体无法保护自身利益的实现，他们需要行政权来给与帮助和提供服务，于是他们通过代议制将自己“私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权力”，交给政府来行使。国家就是一种公权力。一方面国家行政权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是公民的私权利转化，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权又是国家权力中最活跃、最具有扩张性的权力，它不像立法权那样是静止的、抽象的、原则性的，也不像司法权那样是被动的，不告不理的。行政权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同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可以说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要都要受行政关系的制约。行政权是最不可萎缩又最不可扩张、最需要自由又最自由无度，最需要控制又难以控制的权力。因此若要通过立法和法律手段来合理配置行政权和公民权，通过法律对行政权严格授权和监督，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行政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规定，行政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律，行政违法、行政不当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体现出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

（二）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国真正的行政法治建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我国并没有等民商法律制度建成后再建立行政法律制度，而是在一只脚跨入市场经济时代的同时，另一只脚同步跨入行政法治时代。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以要求政府行为应当法治，政府干预不应随意而应有规则。中国行政法治的过程如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自发的，而是政府推导和政府推进型的。中国行政法治建设是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若干次改革、政府职能多次改变而推进的。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我们逐步走上行政法治的健康发展轨道。回顾20多年来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得历程，其标志就是有几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第一部是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它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国第一部民告官的法律。在此之前，普通法院由民事法庭来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案件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后，各个基层法院都建立了行政法庭来受理行政案件，通过行政诉讼途径来解决，这样促使了我国行政诉讼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第二部是1993年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它标志着我国人事管理朝法治化迈了一大步，人事管理在考核、录用、提拔、交流、培训、轮换和回避等制度改革都取得突破。

第三部是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它包括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司法赔偿也叫刑事赔偿，是司法侵权对公民的赔偿。行政侵权对公民的赔偿叫行政赔偿。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公民就行政侵权造成的损害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公民的行政救济就有了法律依据。

第四部是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是第一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对后来规范其它具体行政执法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设定权、实施权、原则、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五部是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它进一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它是在1990年的《行政监察条例》基础上上升为《行政监察法》的。

第六部是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它总结了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实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和完善。这是一部重要的行政自我监察、自我纠错的法律。它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受理机关等内容。它比《行政复议条例》进展了一大步。

第七部是2003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它从立法原则、执法价值取向、执法模式的设计、制度创新上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管理理念进行了突破和改革。

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据统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451个法律和法律性文件，国务院共制定了966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共制定30000多件行政规章。这些都为我国的行政法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范，使行政法治有法可依，同时为行政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我国当前行政法治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完备、规章制度的不完善，人员业务素质的参差不齐，以及大环境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越权处罚，无权处

（一）依法行政的意识滞后

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由于我国缺乏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传统，加上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从而严重阻碍着行政法治的实现。具体而言存在以下几种错误观念：一是人治观念。有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甚至是不重视，总认为依法行政不管用，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法行政还多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有些领导干部甚至置法律于不顾“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二是法律实用主义观念。将法律仅视为一种治人的工具，当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适用，对自己不利时就不执行。不谈依法治官而只谈依法治民，不谈依法治权而只谈依法治事，不谈依法治高层而只谈依法治基层，不谈依法治自己而只谈依法治他人，

自己摆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位置，忘记了自己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从而无视法律的规定。三是行政执法中重结果、轻程序观念。有些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往往只注意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结果，而忽视了在出发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有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受环境、心情、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随意性，个人情绪化的操作。

（二）行政法治的法律体系不完备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虽已初步形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虽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原则规定多，具体措施少；实体规范多，程序规范少。有些法律、法规的一些条款太原则，不便操作和畸轻畸重。法律体系不成熟，使得行政机关在行政职权时，粗看早已“有法可依”，但细究仍无章可循。此外，我国的法律、法规有80是行政部门起草的，有时行政机关过多地行使应当属于人大的立法权，有的部门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过程中，从狭隘的部门保护出发，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的利益和权力，争审批权、收费级、发证权和处罚权等，从而在立法工作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之间亦缺乏协调和统一，甚至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现象。

（三）行政执法体制不顺

现存的行政执法体制不顺。具体表现为：一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从法理上说，执法主体只能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企事业单位不能拥有执法权，然而目前行政执法主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并不少见。以政企不分为例的有：工商部门管市场，又办市场；城建部门管理城市建设，自己也搞城市建设，并进行自我质量监督等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人为形成监督不力。二是行政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配合，结果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三是管理系统交叉过多，职责不清。如对个体户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多家执法部门。由于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客观造成行政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四是行政执法的目的不明确。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事务的正常管理，社会秩序有序，并表现为一种法律秩序。它是法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然而有些行政机关，尤其是有特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其执法的目的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对于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而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仍然存在的违法行为，却无人予以。长期以往，势必导致行政特权的利益化，经济利益的部门化与个人化，最终导致腐败现象产生。

（四）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应该说，我国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全面和严密的，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行政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上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监督的法律规定，以致使人民群众等一些社会监督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监督机制上，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直接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例如，作为行政系统内的专门监督的行政监察，由于它与行政机关有着行政隶属关系，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履行其监督职责，以致弱监、虚监、失监现象相当严重。还有，行政复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些同志因怕麻烦而推诿等不愿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情况还个别存在，在行政复议决定上，该撤销或者变更而维持的情况还时有发生，上下级之间“官官相护”的问题还尚未彻底解决，等等。

三、实现行政法治的有效途径

对行政机关提出依法行政要求，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是民心所向的问题。如何提高我国依法行政程度，克服前进道路中的消极因素，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特别是公务员的法治观念和整体素质

要培养和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首先要树立法治观念。为此，必须明确：第一，宪法至上。法治的实质是宪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其次，法律具有极大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再次法大于权。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最后一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树立权力制约观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三是树立人权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最讲公平、最重视保护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高举人权的旗帜。四树立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的观念。程序违法同样构成违法。

（二）加强立法，注重立法质量，完善法律体系。

实现依法治国，坚持依法行政，一是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要对那些过时的、相互间存在相冲突、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清理。同时要特别抓紧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救济、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在建立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状况；改变实施细则滞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在行政程序方面，规范行政为达到行政目的而必有经历步骤、采用方式、以及实现这些步骤和方式的时间和顺序，制定和完善行政程序法，从而完善行政法律体系，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二是注重立法质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倾向。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其质量。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文件修改过于频繁，并且有些在实践中难以施行，问题的要害在于立法者对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缺乏科学而精细的调查研究，或者着力于通过立法解决本部门的编制、级别、经费及其他种种具体问题。应当看到，一个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与否以至于最终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是否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调整的那部分社会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立法必须提高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影响法律的全面、公正和完整。同时，避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调整社会事务时发生重复、冲突或疏漏，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三)理顺现行行政执法体制

理顺现行行政执法体制，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讲求实效的原则，走综合执法之路。要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行政执法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目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要力求做到实际、简明、准确、可操作性强。具体推行时，关键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树立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机关的职权。在我国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不可能具有并行使某项行政职权。凡法律没有授予的，行政机关就不得为之，法律禁止的当然更不得为之，否则就是超越职权。在内部，超越职权就是行政机关横向超越了某行政机关的职权或纵向超越了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在外部，超越职权就会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职权法定，越权无效，是依法行政的主要原则之一。二是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切实改变过去那种执法岗位不清，职责不明，权力行使层级之间相互扯皮、揽功诿过的现象，有效地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管理秩序，提高行政效率。三是架构执法评考体系，突出执法效能评估，完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将行政职权的行使与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奖惩紧密挂钩，实现行政权的规范运作。

（四）完善依法行政的监督机制。

完善依法行政的法律监督机制，是实现依法行政的根本保障。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强和完善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尽快制定《人大监督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选举和任免干部时，应该把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否依法办事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在听取他们的述职报告时，应把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执法状况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所在政府和单位实施法律、法规工作报告以及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评议执法工作等形式，督促行政机关做好执法工作。二是加强和完善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充分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依法审查、督促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完善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法律制度。三是加强和完善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建立和完善报告工作制度、执法检查制度、审查批准制度、备案检查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充分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作用，实行行政监察和财务审计。四是加强和完善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实行政务公开制，公开执法内容，公开执法程序。总之，应当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以确保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终达到依法治国之目的

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依法行政，就必须革除一切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旧观念；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行政法律体系；就必须理顺现行行政执法体制；就必须强化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才能不断推进行政法治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方略。

（作者单位：中共建邺区委党校）

马梦诗

一、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及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

（二）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四部是19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是第一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对后来规范其它具体行政执法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设定权、实施权、原则、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五部是19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它进一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它是在1990年的《行政监察条例》基础上上升为《行政监察法》的。

第六部是19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它总结了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实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和完善。这是一部重要的行政自我监察、自我纠错的法律。它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受理机关等内容。它比《行政复议条例》进展了一大步。

第七部是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它从立法原则、执法价值取向、执法模式的设计、制度创新上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管理理念进行了突破和改革。

二、我国当前行政法治存在的问题

（一）依法行政的意识滞后

（二）行政法治的法律体系不完备

（三）行政执法体制不顺

（四）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存在缺陷

三、实现行政法治的有效途径

（一）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特别是公务员的法治观念和整体素质

（二）加强立法，注重立法质量，完善法律体系。

(三)理顺现行行政执法体制

篇2：试论我国实现法治的途径

试论我国实现法治的途径

摘要：我国法治建设理论的重心在于正确界定法治的内涵，明确法治建设目标的基础上，设计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实现法治的途径……本文在探求我国所期望的法治含义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形成社会法治基础的实现法治的横向途径和推进法治建设发展的实现法治的纵向途径，以期能够引导我国法治建设有序、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法治；横向途径；纵向途径

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了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重任。围绕“法治”，广大学者在理论上从各个角度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希望找到一种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进步的良方。然而笔者认为，我国法治建设理论重心在于正确界定法治内涵、明确法治建设目标的基础上，设计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实现法治的途径，从而引导我国法治建设有序、健康、快速发展。因此本文在阐述我国所期望法治含义的基础上，试图对实现法治的途径作一探讨。

一、我国所期望的法治含义探析

什么是法治？古往今来许多法学家对此进行了引经据典的阐述。对法治作出早期经典解释的是古罗马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1] 其包括三层含义，即第一，法治代表理性的统治；第二，法治是以民主共和为基础；第三，法治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这一解释意义在于把法治与法制区别开来。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包括立法、司法制度、律师制度等，这种法制是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的，它不含价值判断，可能是良法，也可能是恶法。法治的法则具有良好的价值取向，即反映人民意志，反映自由、民主、平等价值的法。

到了近代，法学家对法治的理解又有不同。英国法学家拉兹认为，从字面上看，法治就是“法律之治”。它包括两个方面：（1）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2）从狭义上理解，法治是指政府受法律的治理，遵守法律，即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可以认为拉兹阐述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对政府的行为提供有力的约束。法国法治论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注重“法的精神”和“人民主权”，其中包含着法、自由和政体的关系，他们认为的法治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具有自由、平等；公意；合法政府；法律至上四个基本要素，代表着在人民主权基础上以法律至上权威为保障维护自由、平等的正义。

法治含义的进一步发展是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2] 确认了法治为一个“能动的概念”，它“不仅被用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的民事的和政治的权利，而且要创造社会的、经济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和文化的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样条件下实现。”《德里宣言》确认的法治原则是：（1）根据法治精神，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个人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防范行政权力的滥用，而且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3）法治要求正当的刑事程序。（4）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这样就给法治赋予了新的内容：维护人的尊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要求司法独立、公正和律师自由。

在我国还有的学者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对法治进行阐述。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治国；依法的法应是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法；是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是反映全体人民利益的法。“依法治国”中的“治”就是“法治”，治国的根本首先是指国家机器，然后才是指人民；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人民是治不好的。[3] 这种阐述不仅对治国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是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良法；同时也提出了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治权、依法治官。

通过上述法治含义的比较，可以看出法治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法治具有普遍性，不同时代和国家的法治

[1] [2]

篇3：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摘要：文章从“良法之治”和 “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关键词：生态环境，环境，自然资源，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没有哪一个法领域能像生态环境法那样，几乎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出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就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笔者认为，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往往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众所周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曾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也是这条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通盘考虑和综合平衡，所立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冲突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实施的效果，对造成实践中的执法困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法律来说，“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3]，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众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地位非常尴尬。《环保法》地位的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环保法》是1989年由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与其他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立法层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法起到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从内容上来讲，虽然现行《环保法》在立法体例上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两大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由国家环保机构负责起草修订的环保基本法却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并没有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因此无法适应自然资源综合性、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实践中，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基本上是针对单项污染防治和单项资源要素保护进行的，缺乏对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形成了分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重重。例如，按照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上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等众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环境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必然与环保部门发生权力冲突。生态环境立法上如此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很多部门经常从部门利益出发，对本部门有利可图的，往往互相争夺审批、发证、收费、处罚、解释等权限，闹得不可开交，而无利可图的则往往无人愿意负责，互相扯皮、推诿，人为造成许多工作漏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其职能根本无法落实。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环保法》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与此相应，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2、提高立法阶位，改由全国人大颁布，以便与《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地位相符，以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3、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2、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中，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例如《环保法》第29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对于何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其他的一些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

其次，立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环保程序法，甚至连作为环境纠纷非诉讼处理重要方式之一的环境仲裁制度都无法可依，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而环境自力救济因没有统一、明确的程序，实践中受害者经常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没有明确、合理、完备的实施方式和途径，环保实体法中的内容便无法落实，其效力便无法得到保障，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便成了空中楼阁。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却对公众参与的程序、方式、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均未加以规定，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远未起到立法预期的效果。又如，《环保法》第6条在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时，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向何部门检举、控告以及有关部门对检举、控告处理的程序、期限、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未做出任何规定，最终使得该规定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其实际的作用就是除了宣示立法者的立场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针对上述情况，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应注意对其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以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另外，在当前制定统一的环保程序法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应针对环境资源法中实体性规定，通过在本法中或在其实施细则中及时地补充相应的、完善的程序性规范，以确保实体性规范的实施。

3、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4].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这种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在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中不是个别的现象。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因此，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依然不能法治”[5]，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来说，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一）、“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

学者在分析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实效时严肃地指出[6]，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轻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知法犯法，作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以权代法、以亲代法，干预、阻碍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办法，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没有这一原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我国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因为民众如果从经验中得出连政府都带头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法律的信念，甚至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更不必说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去除那种将“发展就是硬道理”庸俗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评定干部政迹方面，不能仅以经济增长数据为标准。同时，执法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在环境执法时做到勇于执法、敢于执法、严格执法、依法执法。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人民检察院环境司法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以切实保障环境执法依法进行。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严格执法的实现，在立法确立生态环境法律中有关规定的实施主管部门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意想，要切实考虑该部门是否适合行使主管职能，在制度设计时充分地考虑到“制度防恶”，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二）、“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7]学者梁治平先生在论述我国法实施时指出，“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剧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8]而由一群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诚如现代化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以上学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仿佛专门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那么，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

们的自觉行动中。

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注释：

[1][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中国环境管理》第2期。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104页。

[6]王曦、秦天宝：《中国环境法的实效分析：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考察》，《环境保护》第8期。

[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0]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第106页。

[11]参见：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现代法学》第6期。

[12][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高军

篇4：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高军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通盘考虑和综合平衡，所立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冲突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实施的效果，对造成实践中的执法困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法律来说，“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3），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环保法》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与此相应，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2、提高立法阶位，改由全国人大颁布，以便与《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地位相符，以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3、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2、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中，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4）。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这种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在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中不是个别的现象。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因此，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依然不能法治”（5），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来说，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一）、“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

学者在分析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实效时严肃地指出（6），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轻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知法犯法，作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以权代法、以亲代法，干预、阻碍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办法，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7）学者梁治平先生在论述我国法实施时指出，“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剧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8）而由一群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诚如现代化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以上学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仿佛专门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那么，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们的自觉行动中。

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篇5：人的解放与法治的实现

人的解放与法治的实现

[摘要] 人的解放是法治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目标，两者乃是一种互动关系。本文通过中西历史的比较，提出人的解放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揭示了思想启蒙于法治的巨大促进作用。进而认为，中国推行法治应以权利本位观为指导，注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以破除依附性，促进和实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法治的实现有赖于主体人的解放，因此应重视人们法律观念的现代化和主体的觉醒。

[关键词] 法治人的解放互动启蒙

中国社会有着漫长的封建历史，这样的历史传统在中国人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一种普遍性人格，这种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的依附性太强，缺乏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解放。这种民族心理特征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的旨意在于探讨人的解放与法治实现的关系，解析依附性人格对中国推进法治的影响，阐述法治在破除依附性、促进人的`解放以及人的解放对法治实现的积极作用。

所谓依附性人格，简言之，就是指缺乏独立的主体性人格，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习惯于依赖他人（如权威）、他物，而不靠自己独立的思维和行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之所以依附性太强，其根源是，首先，从封建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来看，在国家、宗族、家庭、个人四个层次中，由于宗法伦理的深刻影响，个人没有独立的意义，个人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从经济关系看，封建土地地主私有制形成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缺乏商品经济中私利意识的催化，个人意识也相应的比较淡薄。最后，从思想文化上看，儒家思想自汉以后被统治者作为教化工具，用以建立和维持“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义妇听、兄友弟恭、长惠幼顺”[1]的宗法制社会组织秩序。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影响，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民主、法治的启蒙、引导，所以旧的依附关系仍普遍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身份关系由过去主要限于家庭、宗族变为集体组织、单位而已，人们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是独立的，而依赖于单位和组织。集体组织和单位对个人几乎事无巨细，一一包管。这种制度在让人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同时，也使个人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依附性境地。而且，“当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全仰仗于单位这一唯一的提供者时，人们就不可能摆脱单位对自身的束缚，就难以拒绝单位代表国家对自己提出的任何要求”。[2]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一旦裁员，个人心理承受力那么脆弱，所以，从传统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人的依附性，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和市民社会。

一、人的解放-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一）“三R现象”与启蒙运动

有学者指出，欧洲大陆国家14-16世纪时出现了三R现象：一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是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一是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三个方面虽然不同，但集中一点是人文主义的胜利。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由得到了承认解放。[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走向近代的两大变革，可谓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文艺复兴在复兴古典文化科学的口号下，高扬人文主义旗帜，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将人们的思想意识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创了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新世纪；宗教改革总体上说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变革，是深层价值观念的革命。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下，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中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而不是上帝）或人性（而不是神）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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