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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教会大学的回归

时间：2023-06-20 07:30:05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呼唤教会大学的回归（共7篇）由网友“元小秦”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呼唤教会大学的回归，欢迎大家收藏分享。

呼唤教会大学的回归

篇1：呼唤教会大学的回归

呼唤教会大学的回归

据报，截止7月，全球已开办孔子学院268所，已开办孔子课堂72所，合计340所，分布于83年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26个国家93所，非洲国家23所，欧洲28个国家122所，美洲11个国家91所，澳洲2个国家11所。中国在外国大半教育，当然是好事,起码说明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在加快。然而，交流总是双向的――我们在对外输出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对内输入教育呢？毕竟，中国只是个发展中大国，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都是我们十分奇缺而又亟待输入的宝贝呵。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并不乏输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和成效。譬如，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的教会大学就是显著的例子。说到教会大学，我们第一印象就是那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然而，事实上，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说到这些大学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相对于传统封建教育而言，教会大学是一种破坏力量，它对传统封建教育培养仕宦之才的教育理念，国家严格控制各级官学的管理体制，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涵养为主的教学内容以及把儒家典籍作为千古不变的基本教材等等，都是一种冲击。这一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当一段时期内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应该说，在传统封建教育的衰败、瓦解直至被废除的历史过程中，教会大学所起的作用，总的来看，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这个过程。而对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式教育的萌芽而言，一方面，教会大学所强调的宗教教育、它的试图使中国基督化的办学目标，与新教育的指向并不一致。因此，在所有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教职的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中都有不准传教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明确规定；教会大学为培养宗教人才而设置的课程、所采取的种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有形、无形的举措，始终未被认同。另一方面，教会大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被视为西方教育的移植体，对于一切有志于学习西方、改革封建教育、培育人才以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志士仁人而言，教会大学在诸多方面又具有示范、导向和借鉴的意义。其次是它的实践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最后是它的自由度。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了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如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另外，教会大学还成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正是因为教会大学有这些特点，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不妨以名扬中外的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有4位校长（周诒春、曹祥云、严鹤林、赵国材）是圣约翰的毕业生，人们甚至戏称清华为圣约翰的“殖民地”）。在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大学先后向中国政府立案，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这些中国人校长绝大多数都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如吴贻芳（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王世静（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湛恩（毕业于东吴大学）、韦卓民（毕业于文华大学）、陈裕光（毕业于金陵大学）、张凌高（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陆志韦（毕业于东吴大学）、林景润（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等等。他们当中有的人担任这些大学的校长达20多年，如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陈裕光之于金陵大学等，为这些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贡献出毕生的精力。此外像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圣约翰大学）、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圣约翰大学）等均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孟宪承还曾在圣约翰大学工作过相当长时间。这里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圣约翰大学。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此外，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总结这些教会大学的成就，我们起码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第一，这些大学促进中外高等教育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教会大学是基督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传播的载体，它输入西方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传导者，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输入到中国，不但对中国教育的进步，而且对中国整体社会的近代化都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加速了国人对西方文化世界的了解。同时，它又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媒介。第二，为近代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和社会服务培养了许多宝贵的人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教会大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他们活跃于社会的各个行业，为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燕京大学1924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高质量毕业生受到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的青睐；协和医学院围绕高标准、高质量，经过严格的淘汰，培养出一批拔尖的医学人才，如建国以前国民政府医药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大多系协和出身。第三，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许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由于教会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前，必须进行财政预算，而且在图书馆、实验设备、系科数量和类型以及教师资格等诸多方面都有一系列的最低标准，这就促使教会大学的实力得以加强。同时，由于教会大学大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与保护，使得它们在战争年代免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显然是对中国有限教育资源的有益补充。同时，教会大学还将西方的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带到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使我国高等教育教育在起步阶段就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借鉴。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吸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科技文化，乃是这个进程的必由之路，而这条路的终南捷径，勿庸置疑，就是大量引进其先进教育――对外国开放教育，势在必行！

篇2：诚信演讲稿：呼唤诚信回归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评委：《周易》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学的我们渴望收获才华，我们渴望搏击信息大潮，收获才能，引领it走向。胡适先生说过：“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放弃了学问，便摧毁了自己。”然而，我们校园中出现有背于学校主流文化的现象，却不由得让我们重新进行了思考。我们的学生是否还怀有拼搏、收获的心，对待生活。

在课堂上沉浸在电脑世界、手机世界里的同学们，我们是否想过我们每天收获了什么?在校园的幽僻处，总有几个?人约黄昏后?，动情处他们竟会旁若无人。我们那样就不觉得惭愧吗?此外，在宿舍里的`?腾云驾雾?，?快活似神仙?，考场中的照抄作弊，熄灯后的大呼小叫。作为中跨世纪新一代青年就是我们这样吗?

大学生活的三年中，困难、挫折在所难免，但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我们内心深处不放弃，不抛弃，有希望，有梦想，始终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相信成功一定会回报汗水，相信自己就是胜利，相信风雨过后就必定是明媚的阳光，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困难必定只是短暂的，痛苦也只是一瞬间，幸福和快乐才是主旋律。

谢谢大家!

篇3：诚信演讲稿：呼唤诚信回归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信守诺言就像捍卫自己的荣誉。”的确，有一件事让我明白了诚实的价值。

那是在暑假发生的。那天，我和表哥去一家商店购物。商店里有无数的商品，如香肠、瓜子、冰淇淋等。我们眼花缭乱。客户多，工作人员太忙。

表哥要去哪里？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表弟不见了。我赶时间。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失去表哥，家人会骂我。我焦急地喊着表哥的名字。突然，我看到一个长得像表哥的人。我走过去一看，是他。他正盯着一包三元的小奶油蛋糕。我问他：“你想吃吗？”“嗯，好表哥，给我买个包吧！”我根本不想给他买，他不肯走，只好哄他：“今天的钱不够，明天我给你买好吗？”表哥欣然同意。

第二天，表哥来找我买黄油饼干，我说：“我今天没空。”

三天过去了。我去找表哥玩，他却说：“我不和你玩，你骗人。”这时我意识到我的脸突然变红了。我说：‘去吧，我现在带你去买。“表哥很开心，陪我去店里买饼干。

它让我明白，做事一定要诚实，否则别人看不起你，你的荣誉也就没了！

篇4：呼唤道德的回归

呼唤道德的回归

在学校里，我们应该首先遵守《中学生日常行为准则》，看见校园里有纸屑就该主动捡起，放入垃圾箱里;看见有人破坏花草树木，破坏公共设施，也主动去制止;再者就是要遵守公共秩序，如看见有人随地吐痰应主动劝说等。我相信只有人人爱护公用设施，大家才能共享生活中的方便;人人保持环境卫生，爱护花草树木，大家才能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人人遵守公共秩序，大家的学习、工作、娱乐才会秩序井然，顺利进行。

在家中，也需要遵守道德要求：回到家，不随手乱扔垃圾破坏父母劳动成果;不经常大吵大闹，影响父母或他人休息;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为父母分忧。

在社会上，就更要讲究公德。意大利但丁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知识不健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健全的人却难于用知识去弥补。”把没有盖好的窨井盖盖好，把盲道上的障碍物推开，捡起地上的垃圾，帮扶弱势群体。在别人困难时伸出热情的双手，送去你温馨的祝福…….做社会道德的一分子，这样社会才会更加美好。

离北京奥运会越来越近了，那一把把点燃圣火的奥运火炬，凝集了我们无数中国人的热情。而道德文明又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也能体现出我们民族的素质与道德修养。所以我们播下一个动作，便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便收获一个品格。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管住我们的口，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管住我们我们的脚，不践踏花草………虽然这些是都很小，但是只要每一个人都做一件道德的好事就能使社会迈出一大步，在社会上迈出的每一小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用处却很大很大。

让道德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吧，因为每一份道德是一份力量，无数道德融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破土的小苗，将会在每一个人心里萌发，只有人人心中充满道德，世界才会更加的光明，未来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篇5：呼唤诚信回归议论文

呼唤诚信回归议论文

近年来，人们对诚信的呼吁声越来越大，这也许并不是中国古人的诚信记录比现在好得多，而是现在人们的诚信意识在缓慢地苏醒。这恰如分蛋糕一样，早些时候，我们的面前其实没有蛋糕，所以大家一团和气，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东西。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概是有了一个蛋糕可供众人分配，但蛋糕不够大，不能保证每一个人可分得到心满意足的一块，况且又没有特别清晰可信的分蛋糕的规则，结果众生你争我夺甚至尔虞我诈，无非是想让自己的那一块又大又好，这自然使得别人的蛋糕分得就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对诚信的呼唤最为迫切。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蛋糕做大了，分蛋糕的规则也明确了，社会诚信就会好得多。因此，中国人现在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并非倒退，而是我们正在爬坡。

古时候杜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他作为寒士之一是有切肤之痛的;而白居易吟唱“地不知寒人要暖，少把人衣作地衣”时，我相信他尽管位高爵厚，但也是出自真诚的。因为我们曾经太贫苦，所以诚信可能总是一种在梦中浮现的奢侈品。

现在中国渐渐地走向富裕了，因此诚信问题一下子就凸现出来，我们身边几乎充斥了各种不诚信的企业和个人，各种极其富有想象力的欺骗，例如给馒头里放点洗衣粉;给猪喂点瘦肉精或多多注水;给甲鱼鳝鱼喂点避孕药等等，让人叹为观止。各种企业的虚假广告、产品和利润，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有人发起寻找中国股市中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这样的事。为什么诚信突然缺失而我们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

现时人们对诚信的渴望，实际上具有某种预言的性质。如果我们仍然一无所有或者要斗私批修，那么我们自身尊重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意识就仍然沉睡未醒，恰恰是改革开放30年，唤醒了人们内心沉睡的意识，而在醒来时我们又处于蛋糕尚不够大的年代，所以就有了各种不诚信的纷争，其实背后，不过是个利字也!但这依然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我们常常说美国等过国民诚信到比较傻的程度，但百年前美国人也并非现在这样有诚信，以前美国的汽车旅馆中，手纸、茶杯乃至毛巾的不翼而飞，几乎是家常便饭，在物质财富很丰裕后，这样盗窃细小财物的行为就少得多了。中国许多地方也是一样，像福建晋江、浙江温州等等，其地方产品都曾经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现在地方经济和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自己就起来要讲究诚信，并且已经和当年之吴下阿蒙有了天壤之别。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仓廪实然后知礼节的意思吧!

如何呼唤诚信回归?有两手政策，一手当然是做大蛋糕，让每个国民至少有能维持温饱的一份，这大约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吧!另一手是要确立分蛋糕的规则，否则朝令夕改，个人和企业就难以有讲诚信的基础。一个蛋糕如何才能分得公平?这需要权力的制衡机制，例如一个人拥有先切蛋糕的权力时另一个人相应地应拥有先挑蛋糕的权力，这样一块蛋糕才能分割得均匀。没有制衡的权力，我们就不能期望权力拥有者会卑微谨慎地使用权力，而多半会以权力谋取私利。这样分蛋糕过程中，如果立规矩者没有规矩，那么社会诚信的基石就非常不稳固，并且最终影响到国民们努力做大蛋糕的辛苦劳作。

篇6：呼唤道德的回归

呼唤道德的回归

人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呼唤什么?这恐怕是古往今来许多智者先贤所共同苦苦思索探寻的一个话题。

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呢，在我看来是道德，它也是人生的追求之一吧。道德是一个亘古如一的话题，即使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我们能做的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社会上的某些行为：

某药厂厂长为更新本厂设备，决定吸引外资，一个欧洲商人参观了药厂，看到工厂的技术很满意，准备与该厂签订合同。这时，厂长看自己就快要大功告成了，十分得意，咳嗽一声，随口把一口痰吐在地了。顿时，外商的脸色显得很难看。他认为，连厂长都这样不讲文明，怎么想象这个工厂能生产符合卫生标准的药品!于是立即拒签合同。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就拿最近的说吧：今年5.12的汶川大地震，四川省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在地震发生时，他像童话里的那个天使，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学生得救了，而他自己却献出了51岁的生命!地震后，消防官兵和武警官兵们抢赴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灾区人民;人们给灾区人民捐钱捐物，献血，有的人还领养了灾区的孤儿;还有的.人到灾区去当志愿者.特别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整日整夜地忙来忙去，顾不上休息，还有为灾区人民运送救援物资的航空人员和一些司机更是忙不过来，有的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这都是有爱心、有道德的表现啊!而相反同样为人师表却在地震中暴露出他不道德的本色，范“跑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竟然在灾难来临时不顾自己的学生、母亲，撒腿就跑，事后还在网上发帖子厚颜无耻的为自己申辩。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些有道德的和没有道德的人与事，都离我们很近。作为中学生，要怎样做才能有道德呢?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最需要毅力，道德高尚的人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我们想要成为一名道德高尚的中学生，必须从根本的小事做起：

篇7：语文教学呼唤常识回归

语文教学呼唤常识回归

作者/ 钱梦龙

被人们遗忘的、最基本的常识，

往往能给人们带来最真实的力量。

――[韩]车炳直《常识的力量》

一、语文教学是怎样逐渐远离常识的

现在各行各业专家泛滥，语文教育界是重灾区之一。

语文教学的有些道理，原本只是并不复杂的常识，可是经过专家们一次次“有深度”的“理论挖掘”，终于变得逐渐复杂起来，以致离常识愈来愈远，使人忘记了它平实的本来面貌。比如：

1.不可捉摸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作为一个概念，虽然还没有确切的界定，但根据常识推断，“语文素养”就是一个人在语文方面的素养，这还是大体清楚的，但经专家一阐释，反倒变得模糊不清了。

如有位专家这样界定“语文素养”：所谓语文素养其实就是人的一种生活质量。语文素养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它在语文生活理论的观照下，被升华为一种表达人的语文生活境况的文化范畴。它的核心，是对语文的生活意义的“批判态度”。这种对语文生活意义的“批判态度”，是建立在关于语文的生活意义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素养，就是语文生活的素养，其核心，就是人的语文生活方式。它标志着人的语文生活的质量。

又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制订了提高语文素养的17项基本要求，试转引其中10――17项如下。

10.爱国主义精神、乐于合作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1.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意识。

12.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强的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13.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14.基本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能力。

15.开放的视野、创新意识和初步的创新能力。

16.自信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17.初步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能力。

语文素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素养？语文课究竟要从哪些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看了以上的高深理论和“基本要求”，不是让人更清楚，而是让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2.扑朔迷离的“定性”难题。语文课程的“定性”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个“工具性”，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质疑的意见，于是一下子涌出了许多试图取而代之的“性”，诸如“实践性”“社会性”“时代性”“模糊性”“言语性”“语言性”“文学性”“审美性”“人文性”等等，大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被语文老师戏称之日“性骚扰”。但据专家们说，不给语文课程定性，就无法确定语文课程的目的任务，因此定性是个绕不过去的难题。这个“定性难题”，最后由教育部制订的语文“新课标”作出的权威性结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才算得到了解决。

但事实上，这个权威的“定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特点并非语文课程所独有，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等等，哪一门课程不具有“两性统一”的特点？既然“两性统一”是各门课程的共性，那么把它作为对语文课程的“定性”，在科学性上就站不住脚。第二，在“两性”关系的表述上，尽管强调“统一”，但“工具性”和“人文性”似乎总是两个可以分别呈现的东西，这种两性对举或分立的思维模式，反映到教学实践上，就出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互相抗衡、此消彼长的现象；语文教学中总是反复出现“不是此性压倒彼性，便是彼性压倒此性”的轮回，恐怕绝不是偶然的。在当前，由于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语文教学的大批判，不少论者把应试模式下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工具性”，以致语文教学已经出现了读写听说训练逐渐淡化、人文内容过度膨胀的倾向。

3.大量引进西方理论。中国的语文教育姓“中”还是姓“西”？这应该不是个问题。中国的语文教育，教的是我们的汉民族语，理所当然姓“中”。但不少研究者似乎忘记了民族语教育这一事实，偏偏摒弃了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积累的大量宝贵的经验，而是试图从西方理论中寻找中国语文教育的模式和出路。具体表现就是大量引进国外的各种思想、学说，这也使语文教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起来。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把所谓“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语文教学，着实热闹了一阵子，随后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现在是更加热闹了，随着国门大开，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主体间性、非指导性教学理论等等，都被一些研究者奉为圭臬，纷纷引进。正是这类引进国外理论的文章，把本已十分复杂的语文教学更是抛到了云里雾里，越来越让人看不清其本来面目了。比如在某语文刊物上读到了下面这段宏论：

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始终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教师并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教师是单脑，学生是群脑。教师不过是学生读的一本书……而学生也是教师要读的一本书。

不错，师生是平等的，古人早就说过“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但这决不等于师生无差别，更不能由此导出教学过程中“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这个结论呀！凭我的有限的常识，实在想象不出没有教师指导的教学是怎样进行的。

以上种种事实，都使语文教学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正如一位外国诗人说的，“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常识，回到当初出发的原点，追问一下：中小学究竟为什么要设置语文课？说得更直白一点，语文教学究竟是干啥的？

二、语文教学究竟是干啥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就不难发现，任何国家都在中小学开设语文课程，而且都把语文作为一门重点课程。对这门课程虽然各国有不同的命名，但实质都一样，即对下一代进行本民族语言的教育。如：

美国语文课程的内容包括阅读和英语两科。(语文教学论文 )阅读主要是通过对各种类型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英语主要是学习拼写、语法、篇章、修辞、标点等语言知识和听说写作等技能。两门学科有着明显的互补关系。

法国一直重视母语教育。法国小学语文教学，提出要流利地阅读并能正确地理解，能掌握简单的拼写规则，懂得并使用最基本的语法规则，学会正确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初中的法语课程，强调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强调阅读中的分析理解。高中语文教育要求使学生能够准确而自如地运用法语，并使学生受到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教育。

日本上世纪70年代，受美国“回到基础”，强化语言教育的影响，在《改善的基本方针》中对中小学国语教学提出明确要求：“教育内容在精选基本事项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明确语言教育的立场，以求表达能力的提高。”新大纲将语文的结构分为“语言事项”和“表达及理解”两个领域，前者是讲授语言规律和法则，后者是培养听说读写的语文交际能力。

拿我国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小学语文叫“国语”，中学语文叫“国文”，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一律改称语文，但实质都一样，都是对学生进行汉民族语的教育。最新修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各国对语文课程内容的确定和表述尽管各不相同，但对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对下一代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课程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回到了一个常识性的判断：语文课程的基本任务就是使学生学会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如果我们这样定位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排除那些使语文课程越变越复杂的“附加值”，使语文教育变得尽可能简单一些，明了一些，面目可亲一些。比如说。

1.“语文素养”就是“语文的素养”。凡与语文无关的素养就不应进入“语文素养”的范畴，比如思想品德修养、爱国主义等。（这不等于取消语文课的思想品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2.对语文课程“定性”是多此一举。事实上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语文课程都没有“定性”的麻烦，但他们不仅照样确定了语文课程的目的任务，而且不大容易出现两个“性”互相抗衡、此消彼长的现象。

3.既然是民族语教育，就首先应该尊重本民族在长期的母语教育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尤其要重视叶圣陶、夏丐尊、吕叔湘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不要总认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科学”。

必须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学生在语文课上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的？

我们在语文课内指导学生学会阅读一篇篇选作课文的文质兼美的范文，因为范文是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典范，它们为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提供了最直观的样板。学生正是通过阅读这些范文，学习规范的民族语言，积累语料，培养语感，提高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的。因此，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无非就是通过范文的教学和读写听说的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简言之，语文教育就是通过读写听说训练对学生进行母语（这里说的母语当然指的是汉民族共同语）教育。

有人会质问：把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局限在母语教育，是不是把语文教育的内容简单化、狭窄化了？这其实是多余的顾虑。学生在语文课上，面对的语言不是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抽象的符号，而是承载着丰富的人文信息的“言语成品”――篇篇文质兼美的范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如果真正学会了阅读，就不仅可以学到规范的民族语言，而且必能从文本语言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信息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思想品德修养。（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苏联教育家达尼洛夫说得好：“本族语是对学生进行普通教育的基础。本族语本身包含着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的最大可能性。”

请看下面我执教《论雷峰塔的倒掉》的一段教学实录。

生：课文第4段“现在，它居然倒掉了”，我认为应该把“居然”改为“果然”。因为作者是一直希望雷峰塔倒掉的，现在“果然”倒掉，语气好像顺一点。

师：你“居然”敢于为鲁迅改文章，真是勇气过人！（笑）这问题挺高级的，请大家发表意见。

生：我同意改为“果然”。“果然”表示塔倒是在意料之中，因为塔是终究要倒的嘛！作者是早就料定它要倒的。“居然”表示出乎意料，用在这里是有些不合适。

师：好啊，又有一位主张为鲁迅改文章的勇敢者！（笑）到底要不要改？我想再引用前一堂课上一个同学的话：“鲁迅写文章是不会乱来的。”（笑）鲁迅这里用“居然”，总有用“居然”的道理，大家是不是也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替他想想？

生（1）：我认为用“居然”比“果然”好。

师：好，你为鲁迅辩护，如果先生还在，我想他会高兴的。（笑）不过你要讲出理由来。

生（1）：“塔是终究要倒的”，这是必然的，作者又希望它倒掉，但是塔毕竟是不大会倒的，现在雷峰塔这么快就倒掉了，是出乎意料的，当然要用“居然”。

师：言之成理！我再做一点补充。大家看，紧接着“居然”这一句，下面是什么句子？

生：（齐读）“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师：“居然”表示雷峰塔倒掉这件事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普天下的人民则为之无比欣喜，有一个成语恰好能够表达人民这种出乎意料的欣喜的感情，你能说出这个成语吗？

生（1）：喜出望外。

师：你真行！我现在宣布：你为鲁迅辩护成功！（笑）现在请大家再把第3、4两段连起来朗读一遍，体会一下“我”从“希望倒掉”直到“居然倒掉”以后那种喜出望外的感情。

学生对鲁迅文章中一个词的讨论，事实上已不仅是对一个词的词义和用法的辨别，而且自然而然会涉及对文章内容的完整理解以及对这个词所蕴含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的体味。这既是语言的学习，也是思想情感价值观的熏陶感染。我想，只要语文教育真正着眼于语言的学习，那么那种游离于文本语言之外、架空文本进行的所谓“人文教育”和喋喋不休的繁琐分析、空洞说教，就失去了立足之地。所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也只有在以语言学习为目标的教学过程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同时，由于认定了母语教育这个目标，也就可以简化教学头绪，彻底摆脱多少年来强加给语文教育的种种“额外”负担，有利于语文教育轻装前进。

语言教学的核心是培养语感。叶圣陶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认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语言的敏锐的感觉。”语感，是不经由逻辑路径直接、迅捷地感悟语言的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核心。语感的养成，要靠不断的语言实践和读写经验的积累。语感敏锐的人，一接触语言文字，就能立即产生丰富的直感和联想，并能捕捉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仍然是阅读。阅读教学中重视对范文的诵读，重视对范文语言的涵泳、揣摩、品味，这是学生获得语感的必由之路。

再看一段教学实录。

师：昨天请同学们自读《少年中国说》，这堂课想先听听大家对这篇文章的总的印象。请随意说，有什么印象就说什么。

生（1）：这篇文章虽然是文言文，但是我觉得并不难懂。有些句子虽然不完全理解，但我感觉到作者的感情很强烈。

生（2）：文章写得热情奔放，用了很多排比句，读起来很有劲。

生（3）：作者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字里行间有一种自豪感，读了使人振奋。

师：你们能不能具体说说，哪些句子读起来有劲，哪些句子使人振奋？

生（4）：第2段写老年人和少年人的不同性格，一句写老年，一句写少年，很有意思。

师：什么叫“很有意思”？

生（4）：……一句句对比……很新鲜……

生（5）：这一段里还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读的时候感觉很有气势。

生（6）：我觉得结尾处一些句子读起来顺口，而且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不过，里面有些句子我还不大懂。

师：既然不大懂，怎么还会受到鼓舞？

生（5）：……好像有一点感觉……有些句子我翻译不出来。

师：哦，这叫做“跟着感觉走”。（笑）你所谓的“不懂”，大概是指不会翻译，是吗？（生点头）其实，你感受到了作者的热情，这就是一种理解，不过这种理解靠的不是理性的分析，而是靠直接的感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感”，它有时候比理性的分析更重要。读文言文，我倒宁可要你们对文章有一种准确、生动的感觉，而不要为了翻译而忽略这种直接的感受。

要知道，有些文言句是很难用现代语对译的，这篇文章最后的一些句子，就很难翻译得不走样，因为它是韵文，跟一般的散文句子不一样。你既然已经从这些句子感觉到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说明你已经大体上读“懂”了，也说明你有很好的语感。

学生的语感就是在对范文反复的诵读、涵泳、品味中逐步形成的，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教师的正确引导。

三、语文教学还要不要训练

把语文课的基本任务定位于母语教育，必然会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常识性问题：语文教学还要不要训练？

先要给训练正一下名。有人认为训练就是刻板、机械的字词句操练，甚至就是“题海战”。这是对训练的极大误解！训练，是教师指导下学生的实践活动，它是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的基本形态。语文训练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读写听说实践。学生要提高语言能力，要培养语感，必然离不开实实在在的语文训练。这其实是个极普通的常识问题，不必用高深的理论去阐释，也无需论证。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教学中的训练有精当的论述，他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叶圣陶语文教育书简》1961.7）叶老认为学生“自能读书”“自能作文”（也就是“学会学习”）的能力正是训练的结果，也是语文教学成功的标志。训练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经验中一笔重要的遗产。语文教育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读写听说训练、实实在在的语言训练，便是抽空了语文教育的内容，势必变成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从近几年语文教育愈来愈凌空蹈虚的倾向看，这种忧虑不是多余的。

遗憾的是，教育部委托专家研制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新课标”）中根本找不到训练的位置，而“新课标”是指导全国语文教育的国家文件，由于“训练”在“新课标”中的缺席，便渐渐丧失了其合法的身份，以至成了“保守”的代名词，似乎一谈训练，便是守旧，便是倒退，便是主张“应试教育”。淡化训练的后果事实上已经初见端倪：凌空蹈虚式的语文课愈来愈多。

对“新课标”中为什么不提训练，研制组的专家们是这样解释的：“要‘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因此‘训练’不应该像过去那样作为唯一的教学实施方式或者作为教学实施的‘主线’。”（见《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工作说明）我不明白，“新课标”研制组和修订组的专家们为什么如此排斥训练，如此排斥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长期积累的这一宝贵经验？我想，可能还是源于他们对训练的误解。比如“修订说明”中说的“要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试问：怎样才能帮助学生“学会学习”？除了把学生引导到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去反复实践，别无他途，这叫做“在学习中学会学习”，正如人们常说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其实这就是一个训练过程。至于“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等，都不过是不同的训练方式而已。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新课标”修订组组长温儒敏先生在他的多次公开发言中也曾一再强调训练的重要。“读写能力实践性强，要反复训练”，“我们不害怕提训练”，“要理直气壮地抓基本训练，抓工具性，不然会有问题的”。这是温先生在“全国高中语文课标、教材、教学研讨会”上所作的题为《对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专题报告中关于训练的一些基本论点。他尖锐地指出，语文教学如果不抓基本训练，就“会有问题”。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修订稿”中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训练呢？这只有一个解释：“修订稿”是各种不同观点互相妥协的产物！

结语

我从1952年开始在中学教语文，现在虽已退休，但我仍然把自己看成一名基层学校的语文教师。长期在基层学校工作的经历，固然使我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但也限制了我的视野，加以我对某些故弄玄虚的高深理论的天生的恐惧感，因此我所理解的语文教育往往局限于浅显的常识范围。比如“语文素养”这个概念，根据我所知的语法常识，它是一个偏正短语，中心词是“素养”，“语文”则是“素养”的修饰、限制成分，意在表明这个“素养”仅仅是“语文方面”的素养，其他如思想品德、爱国主义等等，虽然也关乎素养，但不属于语文的范畴，因此不应包含在“语文素养”的范围之内，也不能从这些方面去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常识告诉我，一个品德高尚、热爱祖国的人很可能语文素养很差；反之，一个语文素养很高的人，也不一定品德高尚、热爱祖国。假如有位专家以此指斥我：难道语文教育能不管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爱国主义吗？对这样的指斥我是不予回应的，因为这个指斥本身犯了“偷换论题”的常识性错误。

当然，常识有时候也会骗人，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常识是不能违背的，比如行人要走人行道，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开车要靠右行驶，不能闯红灯，不要醉驾等等，一旦违背这些常识，小则害己，大则害人。常识是什么？是人们在经历了无数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积淀以后获得的理性知识，它具有天然的公理性。读者诸君如果读了拙文后觉得我的某些话有些“出格”，跟很多专家所说的不一样，那就证明常识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十分稀缺的物资。语文教育为什么会变得愈来愈复杂，恐怕也与常识稀缺有关。因此，我想，把某些已被丢弃的常识捡回来，用它们重新审视一下当下愈走愈远的语文教育，应该不算多此一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