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闲适诗新探（推荐8篇）由网友“锡兰红茶”投稿提供，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姚合闲适诗新探，希望大家喜欢!
篇1：姚合闲适诗新探
姚合闲适诗新探
摘 要： 姚合在闲适诗中流露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却并没有因此而反感仕途本身。姚合的“吏隐”是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闲适状态，于是，诗酒娱情就成为必然的审美途径。姚合的闲适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 姚合 闲适诗 吏隐
姚合是中晚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唐才子传・姚合》：“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蔽之间，最工模写也。”[1]124姚合的闲适诗在当时和后世都颇有影响。蒋寅以武功诗为切入点，论述了姚合闲适诗表达“吏隐”观念的诗史意义；周衡则通过姚合的闲适诗梳理了“吏隐”观念的发展过程①。
现有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以闲适诗为基础探讨姚合的“吏隐”观念，对闲适诗本身的关注则颇为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姚合闲适诗的实质，对“吏隐”观念进行全新解释，在此基础上揭示姚合闲适诗在唐代后期的政治文化意义。
一
元和十五年，姚合任武功主簿，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等闲适诗，《瀛奎律髓》：“姚少监合初为武功尉，有诗声，世称为姚武功，与贾岛同时而稍后，似未登昌黎之门。”[2]340以姚武功而得名，可见，武功主簿期间的诗歌创作对于姚合的意义之深远。事实上，姚合这一时期的闲适诗已经基本形成独特风格，成为后来发展难以偏离的基调。
流露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六》：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其十五》：谁念东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尽，终日逐人忙。《其二十一》：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主簿是唐代最基层的官员，处理的都是政务琐事，而且，武功是京兆下属的畿县，地近长安，所以，深受约束，主簿也难以得闲，于是，姚合时常自称小吏，极言繁忙，《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佟！镀淙十》：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可见，因为政务琐事缠身，姚合几乎已经没有为政一方的积极思想，只是感慨于自己难以摆脱劳碌。
但是，姚合并没有因此对自己卑微的职位本身产生反感，更没有对现实进行抨击，《其一》：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很明显，远离长安的武功县对于姚合而言反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获得隐逸乐趣的场所，实际上，在清幽的武功县悠然自得地隐逸就是姚合武功闲适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其二》：因病多收药，缘餐学钓鱼。养身成好事，此外更清虚。《其十三》：岐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同官数相引，下马上西坡。《其二十二》：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
姚合将自己的窘境归因于不谙政务的个性，《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只是看山立，无嫌出县居。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这样的个性让本来应该闲适的状态变得难得，强烈的.厌倦感和隐逸的闲适感在武功闲适诗中同时出现恰恰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因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而渴望闲适，同时，难得的闲适之后又反过来让厌倦感更加强烈。而且，虽然强烈厌倦政务琐事，但是姚合并没有脱离仕途的真正意愿，《其十四》：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这样其实是姚合积极入仕思想的自然延续，《寄狄拾遗时为魏州从事》：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愚虽乏智谋，愿陈一夫力。当时姚合尚在魏博节度使幕府，可见，姚合并不只是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还有豪迈的一面。面对故人的得路和自己的寂寞，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不甘，更不可能选择更加寂寞的隐逸。《罢武功县将入城二首》：乍抛衫笏觉身轻，依旧还称学道名。欲泥山僧分屋住，羞从野老借牛耕。妻儿尽怕为逋客，亲故相邀遣到城。无奈同官珍重意，几回临路却休行。青衫脱下便狂歌，薤栽莎惫牌隆R翱拖喾晏砭撇。春山暂上著诗魔。亦知官罢贫还甚，且喜闲来睡得多。欲与九衢亲故别，明朝拄杖始经过。这是姚合离任武功县主簿时的心声，因为摆脱了政务琐事而一身轻松，但是，原先的闲适感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消失，于是，“几回临路却休行”就顺理成章，这从侧面说明武功主簿任上的姚合真实的生存状态。
正因为如此，诗酒娱情就成为姚合必然的审美途径。《其七》：客至皆相笑，诗书满卧床。《其八》：山宜冲雪上，诗好带风吟。《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远通涧，垒山高过城。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其十八》：听琴知道性，寻药得诗题。《其二十》：宦名浑不计，酒熟且开封。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锋。惊禽时并起，闲客数相逢。旧国萧条思，青山隔几重。诗酒为姚合营造出一个与清幽的自然环境相辅相成的审美空间，从而让姚合的身心能够和难以摆脱的政务琐事拉开距离，获得片刻的闲适感。
二
蒋寅认为姚合“耽诗已经与吏务与功名相抵触――诗人因诗而求闲告假、冷淡功名”，“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云云，这很值得商榷[3]28，29。
事实上，在不愿脱离仕途的基本前提下，耽诗恰恰是姚合在武功县主簿任上所保持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引而申之，是姚合热衷功名的曲折表现，并延续到了金州、杭州刺史任上，《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自知为政拙，众亦觉心公。亲事星河在，忧人骨肉同。簿书岚色里，鼓角水声中。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旧山期已失，芳草思何穷。林下无相笑，男儿五马雄。这与武功县主簿任上何其相似，区别在于政务琐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厌倦感随之而消退，虽然也难以真正轻松，但是，至少闲适感已经不再难得，这时的姚合其实是在更加开阔的自然环境中隐逸，因为心境的开阔而有自然环境的开阔，《杭州官舍偶书》：钱塘刺史漫题诗，贫褊无恩懦少威。春尽酒杯花影在，潮回画槛水声微，闲吟山际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鹤归。无术理人人自理，朝朝渐觉簿书稀。姚合并不是在自嘲吏治的不足，恰恰相反，是在表达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状态，仕途与隐逸的结合，所谓的“吏隐”，就是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闲适状态，《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七言二首》：太守吟诗人自理，小斋闲卧白O风。“无术理人人自理”与“太守吟诗人自理”一为自述，一为溢美，两者都是姚合“吏隐”的理想状态。 三
安史之乱后，政治局势动荡，以吏治之才见长的官员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出任宰相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容斋随笔・用计臣为相》：“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p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L、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D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缘以度支，魏扶、魏、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4]388
如果说玄宗朝宇文融等人受到重用是因为玄宗“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的话，那么，安史之乱后，第五琦等人受到重用则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原因，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5]20处理实际政事特别是财政之事的能力就有了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唐代后期越来越多的财政官员能够任宰相，从而形成洪迈所说的“用计臣为相”的局面的主要原因。于是，在唐代贤能标准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吏能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的认同。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对于难以脱离仕途的士人而言，吏治之才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居易《别州名》：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今春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故云。当时的白居易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杭州刺史任上寄情诗酒，心生“中隐”，但是，还是为自己在杭州的政绩而自豪。执此而论，对于姚合而言，政务琐事已经难以否定，所以，“吏隐”是最明智的选择，闲适诗本身就是“吏隐”的表现。无论是白居易的“中隐”还是姚合的“吏隐”，代表的都是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注释：
①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6-31.周衡.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6-69.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0.
[2]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蒋寅.“武功体”和“吏隐”主题的发展[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
[4]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Z].北京：中华书局，.
[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篇2：语文唐诗《姚合诗鉴赏》鉴赏
语文唐诗《姚合诗鉴赏》鉴赏
【作品介绍】
《庄居野行》是唐代诗人姚合的作品。此诗描述了作者在田地间行走时与路人的对话，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全诗叙写精要简练，遣词精当贴切，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原文】
庄居野行
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⑴。
借问屋中人⑵，尽去作商贾。
官家不税商⑶，税农服作苦。
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⑷。
采玉上山颠⑸，探珠入水府⑹。
边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⑺。
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
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⑻。
我仓常空虚，我田生蒺藜⑼。
上天不雨粟⑽，何由活蒸黎⑾？
【注释】
⑴比屋：一作“比邻”，相连接的许多人家。
⑵借问：请问。
⑶税商：征税于商人。“税”用作动词。
⑷侵垅亩：一作“侵垄亩”，侵占了庄稼地。
⑸山颠：一作“山巅”。
⑹水府：神话传说中龙王的住处，这里指水的深处。
⑺此物：指上文的珠宝玉器。
⑻把：持，拿。
⑼蒺藜：长有细刺的野生草本植物。
⑽雨粟：落下粟米。“雨”用作动词，落下。
⑾烝黎：百姓。
【白话译文】
在田间行走，无意中发现村庄中的很多人家空无一人。向路过的村人打听才知道，这些屋子里的人都外出做生意去了。官家不向商人征税，偏偏征税于劳役辛苦的'农民。在这里居住的人，纷纷做生意谋出路去了，以致这里的土地无人耕种，任由行人往来，变成了道路。
这些经商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采玉，下水求珠。可边疆士卒要吃要穿，这些珠宝如同泥土，无法充饥御寒。古来一人耕种，三个人还吃不饱。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家，竟没有一个人拿着犁锄耕田。我们的粮仓已经空虚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田园已经完全荒芜。上天不落下粮食，有什么办法去养活众多的老百姓呢？
【创作背景】
姚合在元和十一年（8）登进士第后授武功主簿，任此职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赏析】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
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即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
【作者介绍】
姚合，陕州硖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太和中前后在世。以诗名。登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第。初授武功主簿，人因称为姚武功。调富平、万年尉。宝历中，（公元八二六年左右）历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出任荆、杭二州刺史。后为给事中，陕、虢观察使。与马戴、费冠卿、殷尧藩、张籍游，李频师事之。诗与贾岛齐名，号称“姚、贾”。仕终秘书监。合著有诗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及选王维、祖咏等十八人诗，为极玄集一卷，又摭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撰诗例一卷，（均《唐才子传》）并传于世。更多古诗词赏析内容请关注“”
篇3：姚合简介
姚合
姚合（775--854后） 唐诗人。陕州峡石（今河南陕县南）人。元和进士，授武 功主簿。官秘书少监。世称姚武功，其诗派也称“武功体”。其诗多写个人日常生活和自然景色，喜为五律，刻意求工，颇类贾岛，故“姚贾”并称。其诗为宋江湖派诗人所师法。所著有《姚少监诗集》。又编有《极玄集》。
篇4：姚合《闲居》全诗翻译赏析
姚合《闲居》全诗翻译赏析
闲居
姚合
不自识疏鄙， 终年住在城。
过门无马迹， 满宅是蝉声。
带病吟虽苦， 休官梦已清。
何当学禅观， 依止古先生？
译文
不知道自己生性疏懒粗鄙，一年到头住在繁华的都城。
门前从来没有车马的痕迹，院子里尽是一片蝉的叫声。
身上有病痛吟诗虽觉辛苦，不再做官梦境已变得幽清。
什么时候去学学禅机参悟，皈依佛家好古修道的先生。
赏析
《闲居》是唐代诗人姚合的作品。此诗描绘了一种清闲、清静的闲居生活，表现了闲居的禅趣，表明一位闲士对古禅的向往，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的黑暗鄙视厌恶之情，反映了诗人无心功名、达观平和的心境。全诗语言朴实清润，娓娓道来，充分体现了姚合的诗风。
姚合极称赏王维的诗，特别追求王诗中的一种“静趣”，此诗就反映了这个倾向。
首两句：“不自识疏鄙，终年住在城。”姚合自称“野性多疏惰”（《闲居遣怀》其八）。一个性格疏懒，习于野性的人，认为不适宜为官临民，这在旁观者看是很清楚的。而自己偏不了解这点，终年住在城里，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求静不得，求闲不能，皆由于自己的“不自识”。本不乐于城市，今终年住在城里，总得自己寻个譬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因此认为在城市亦算是隐居。“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武功县诗》）自己作这样一番解释，是明心迹，也见心安理得了。这儿写身处县城，却透露了心地的静趣。
景况也确是这样：“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这第二联写的正是适应自己疏鄙之性的境地，从首二句一气贯注而来。没有马迹过门，就是表明来访者稀少，为官很清闲。蝉声聒噪，充满庭院，是因无人惊扰，反觉闹中处静；写的满耳声音，却从声音中暗透一个“静”字。上句写出清闲，下句写出清静。正是于有声处见无声，反感静意笼罩。
在这清闲、清静的城中一隅，诗人是“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这第三联从“病”写性情。病，带点小病，旧时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风雅事；病而不废吟咏，更显得闲情雅致。现今“休官”，连小小的职务也不担任之后，真是梦境也感到很清闲，很清静了。写来步步幽深，益见静境。唐人由于受佛家思想影响，有所谓更高一层的.境界，就是把生活逃遁于“禅”，所以第四联作者自问：“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何时能摒除一切萦心的俗务，求古先生（指佛）学这种禅观呢？观，即观照。妄念既除、则心自朗然无所不照。这样的境界，就是禅观（即禅理、禅道），是清闲、清静的更高一境。借禅理说心境，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的黑暗鄙视厌恶之情，成功地描摹了作者所追求的艺术上静趣的境界。
姚合是写五律的能手。他刻意苦吟，层层写来，一气贯注；诗句平淡文雅，朴直中寓工巧，而又畅晓自然，所以为佳。
篇5：谈秦观闲适诗
前人对秦观诗的评价是“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诗似小词”;“小石调”;“女郎诗”;“过岭后诗，严重高古，与旧作不同”;“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这都是针对秦观整体诗风的评价。而就其闲适诗的研究却不多。孙斯提硕士论文首次辑录秦观闲适诗及准闲适诗，从题材、意蕴、艺术手法、风格、继承、影响诸方面，讨论了秦观闲适诗。本文仅对秦观诗歌艺术风格加以讨论。
一、秦少游作品的题材意蕴
秦少游青年时代曾怀有“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的报国志向，终其一生却 “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入仕前，乡居期间有很多书写耕读漫游诗作，如《喜雨得城字》、《睡足轩二首》(其二)、《抱瓮》、《读列子》、《汤泉赋》、《游汤泉记》、《马上口占二首》、《落日马上》、《同子瞻参寥游惠山三首》、《和孙莘老游龙洞》等。大致是一种“吟玩”、是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一边抒发对闲适生活的渴望，一边苦苦追求着科举功名。第二类作品是咏物诗，这是闲适诗较常见的一类题材。如《蒙顶茶》、《茶臼》、《茶》、《盆池钓翁》、《饮酒诗四首》等。这类咏物遣兴诗，或写对闲适状态的追求，或写得闲之乐。第三类作品是写斋居与病处生活，如描写斋居的《四绝》、病中乐趣的《病中》等。第四类是唱和与释道诗，以《次韵酬周开祖宣义》、《游仙二首》为其代表，抒发了寄情山林的归隐之心和归心释道的情怀。
从少游一生来看，其诗歌经历着求闲与得闲的过程――读书漫游时追求仕途，却受到闲适思想的羁绊;官场得意时却发出了“令人却忆鸱夷子，散发五湖狂醉中”。的慨叹;被贬谪岭南，才灵魂得以超脱，写下了求闲而得闲诗作。
二、秦少游闲适诗艺术魅力
秦观的诗歌风格上具有语言浅近，冲淡自然、清新妩丽、诗词融通，专主情致几大特点。创作手法上利用反问句式，刻意增强语势;重复书写归隐情结，申诉心音;意于平中出奇的语言特色，更是状物传神。
反问句式，增强语势：“我亦愿为方外友，风流何必并时生?”“几人堪此乐?逢客莫轻论。”“文昌但愿花前老，张翰何须身后名!”“何日一筇江海上，与君徐步看生潮。”“太平谁谓全无象，寓在群仙把酒时。”“何日同归去?重飞九转砂。”“何时并筑邗沟上，引水浇花半亩宫?”“何人共禅悦?居士有浮休。”
重复书写归隐情节，使用古代隐士相关典故，有陶渊明、茶仙陆羽、王羲之、李白、竹林七贤、张衡、范蠡等。
语言风格意于平中见奇，如《春日五首》(其一)、《秋词二首》、《盆池钓翁》、《次韵邢敦夫秋怀十首》(其二)、《西城宴集元v七年三月上已日诏赐馆阁官花酒以中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二十有六人二首》等，都是典型代表作品。
语言浅近，冲淡自然承袭了白居易;清新妩丽承袭了鲍照和谢灵运;诗词融通师于老师苏轼。而专主情致则是他独具特有的风格。
三、秦少游闲适诗的继承与接受
秦观闲适诗对庄子、陶渊明、白居易、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王维、韩愈都有所继承，又受同时代“二晏”、苏轼、柳永等影响，兼容并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秦观之后，南宋诗人陆游深受其影响，用其名为字，字为名;取名陆游，字务观。野史云陆母为秦观粉丝，此不做赘述。陆游的诸多诗作，如《游山西村》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即化用了秦观《秋日三首》的“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间笑语声”。
胡应麟评价陆游：“宋人语如‘雪消池馆初晴后，人倚阑干欲暮时’，‘寒食园林三日近，落花风雨五更寒’，‘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类，时咸脍炙，不知已落诗余矣”。陆游“已落诗余矣”的特点正是秦观“诗词似小词”之风格。
篇6：谈秦观闲适诗
秦观，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熙宁十一年(1078年)作《黄楼赋》，苏轼赞他“有屈宋之才”。元丰七年(1084年)秦观自编诗文集十卷后，苏轼为之作书向王安石推荐，王安石称他“有鲍、谢清新之致”。 因秦观屡得名师指点，又常与同道切磋，兼之天赋才情，所以他的文学成就灿然可观。他后来于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哲宗于绍圣元年亲政后(1094年)“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秦观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即位后秦观被任命为复宣德郎，之后在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
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其散文“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历来词誉甚高。然而其词缘情婉转，语多凄黯。有的作品终究气格纤弱。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南宋张炎之《词源》：“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文苑传》。著有《淮海集》40卷，以及《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等作品。。其所编撰的《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极善书法，小楷学钟王，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行楷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后世称之为“淮海公”。
未仕期
秦观在未仕期间，大多在故乡高邮居家耕读，为科举做准备。然而亦时常游历于江淮吴楚之间，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 在这段期间秦观的主要出游地有二：一为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秦观同孙莘老、参寥子游访漳南老人于历阳惠济院，浴汤泉，游龙洞山。又往乌江拜谒项羽墓，极尽山水名胜。此次出游共赋得诗词三十余首，并作《汤泉赋》一篇，以记途踪。二为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秦观前往越州省亲，适逢苏轼自徐州徙往湖州，于是便乘苏轼官船一同南下。途经无锡，与苏轼同游惠山，又经吴兴，泊西观音院，同访诸寺。端午过后，遂别苏轼赴越，中秋时，与参寥子、辩才法师同游龙井，其后又与郡守程公辟游玩鉴湖、拜谒禹庙，相得甚欢。直至岁末年关家书催归，秦观始依依不舍的乘船北上。写下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来描述离别情意，透露出对此段漫游岁月美好的缱绻不舍。
“学而优则仕”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秦观亦不例外，然而秦观的科举征途却屡遭挫折。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却是抱着满满的期望换来落第的命运，于是他便马上“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 ，可见这一失败，对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打击。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秦观再次应试，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认清了“风俗莫荣於儒，材能咸耻乎未仕” 的社会现实。因此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秦观在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其同样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入仕期
朋党倾轧是北宋政治上的大难题，更是令朝廷不安的一大乱源。秦观入仕之时，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于此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元丰八年(1085年)，秦观登科以后，任定海主簿及蔡州教授。因其亲附苏轼，被视为“旧党”，从此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无奈却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元祐五年(1090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元祐七年(1092年)，秦观授左宣德郎，又由秘书省正字，左迁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实录》，甚得恩宠。数月之间，拔擢连连。此三年亦为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宦达未久，元祐九年(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
篇7：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 (《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 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 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篇8：李白妇女诗新探
李白妇女诗新探
在《李太白全集》中，描写妇女的诗歌共有130余首，约占全部诗歌的1/9。这与历代诗人作品中反映妇女生活的诗作相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反映妇女问题的广度、深度上。都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与李白相媲美。李白通过对妇女题材的诗歌处理，从不同角度为这些妇女呐喊、为这些“卑贱者”讴歌，控诉着整个社会的不公。
孤独寂寞，相思成疾――商妇吟
盛唐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相对稳定，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工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吸引着许多男人外出经商，商人重利轻离别。很多商人为了谋取商利，远离家乡，从而使商妇遭遇离别之苦。
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李白，曾两次漫游大江南北，对商人阶层的生活、思想感情了解颇多，他怜悯商妇的悲苦。为她们写下了不少诗篇，替她们倾诉内心的苦楚。如《长干行》：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濒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衰。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诗中以商妇自述的口吻，抒发对远出经商的丈夫的相思之情。诗人用年龄序数法和四季相思的格调，巧妙地把一些生活片断连缀成完整的艺术整体。商妇与她丈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是自结婚以后，丈夫常常外出经商，使得她寂寞寥落。这与童年朝夕相处、嬉戏共乐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中充满着商妇的离愁别恨和青春虚度的悲哀。
他的《江夏行》将一位商妇的思念与寂寞心情写得淋漓尽致：谁知嫁商贾，夸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合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
商妇看到与自己丈夫同时出发的东邻西舍很快就回来了。唯独自己的丈夫没有遵守诺言。看到别人夫妻团圆，自己却形单影只。不禁伤心地流下泪来，因此她得出一个结论：“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其内心的苦楚溢于言表，情调凄凉。
离愁别绪。哀怨惆怅――征妇吟
如果说嫁作商人妇是一种不幸。那么当了征人的妻子就更加痛苦了。商人还有可能回来的一天，还有见面的一线希望，而征夫一去，恐怕生离亦即是死别了。
李白描写征妇的这些诗篇，飘着硝烟，燃着烽火，流着泪水，带着哭泣，写得异常辛酸哀怨，充满了对穷兵黩武的当权者的不满，对征人之妇的关心与同情。
如《关山月》就反映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离别之苦。诗中这位孤单而苦思悠长的.征妇面对久经征战不归的亲人思绪万千。她等待丈夫重返家园的一线希望已显得十分微弱，几乎已接近绝望，“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她将永远在绝望中叹息。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和过于愁苦，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但诗人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相思之情，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把眼前的思乡别离之情融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揭露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的牺牲给无数征人及家属带来的痛苦。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北风行》全篇笼罩着一种悲凉的气氛：大雪纷飞，凛冽的北风怒吼着，阴霾密布整个天空，一个忧心忡忡、愁肠百结的征妇由眼前的过往行人，想到远行未归的丈夫;由眼前的苦寒景象。引起了对远在长城的丈夫的担心。“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纹金。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征妇不忍再见丈夫留下的遗物，在矛盾的心情下将遗物焚毁。可是哀思与忧伤却是有增无减，于是在极度悲痛之中发出了“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的呼号。这惨痛的呼号是诗人也是广大人民，特别是战祸蒙受者对穷兵黩武的战争所发出的抗议。
爱的荒漠。凄婉悲凉――弃妇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妇女没有经济地位，只能充当丈夫的附属品。封建伦理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把妇女压在社会的底层，她们根本不被看做是一个“人”，而只是男人的玩物。在爱情和婚姻方面，她们不仅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婚后往往遭受到被玩弄、被遗弃的痛苦。
如《白头吟》描写的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之间的故事。卓文君抛弃豪富的家庭同司马相如逃往成都，卖酒度日。而当司马相如升官发财后。便对卓文君的爱情产生了动摇，准备纳茂陵女为妾。诗人从婚姻悲剧的主要承受者女子的角度，表现被遗弃的悲哀。诗歌末尾两句“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点明题旨。既写出了女子的悲怨和痛苦，也对朝三暮四的轻薄者表示出愤怒和谴责，含蓄中吐露出压抑不住的愤慨不平之气。
爱情的悲歌不仅在民间可以听到，就是在深宫长殿里也隐约可闻。封建社会的女子是十分不幸的，即使她们当了宫娥嫔妃，也像笼中的鸟儿一般，没有生活的自由，没有爱情的欢乐。她们被玩弄、被摧残之后，随时都可能遭到抛弃。李白对这些宫中“弃妇”也投去了无限同情的目光。
如他的《妾薄命》描写了陈皇后由得宠到失宠的不幸下场。“汉帝宠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诗中用比喻说理，用比兴议论，“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作比，比中见意。全诗不仅体现了诗人对失宠后阿娇的同情，也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爱驰的悲剧命运。
侠肝义胆，勇武刚毅――勇妇吟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不仅有对“商妇”、“征妇”、“弃妇”的深刻同情，还有对一些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秩序的“勇妇”的大胆歌颂。尽管妇女在当时的地位低下，但她们并非全是哀怨如诉、缠绵悱恻的弱者，其中的一部分妇女，她们的聪明才智和忠肝义胆甚至在一般男子之上，她们耍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努力。
如《东海有勇妇》刻画了一位“损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刚烈女子形象。她武艺高强，剑术通神，心胸磊落，大义凛然。她面对仇人“十步两踵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诗篇洋溢着对勇妇侠义精神的歌颂和赞美之情，读来令人激情振奋。
再如《秦女休行》：“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诗人以热烈赞颂的感情塑造了一个为父报仇的女英雄形象。讴歌了她刚直无畏的豪侠本色。
通过这些描写勇妇侠女的诗篇，我们不难看出李白对侠女勇妇行为的描写，不是盲目的歌颂，而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像《秦女休行》和《东海有勇妇》中的女主人公，都是负有不共戴天的冤仇而又无法伸冤血恨、不得已而采取复仇的行动。因此，李白歌颂含冤奠伸而能不畏强暴的弱者，实际上也是对封建社会秩序大胆的挑战。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也有。一些庸俗的“携妓”类的作品。如“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这些描写实际上正是唐代风气的真实写照。因为在唐代，携妓歌舞乃是一种时尚。就连杜甫亦有《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之作，何况不拘小节的李白。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而对此类作品大惊小怪，视为李白道德上的污点。
李白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强烈的思想感情和对劳动人民的赤诚，为我国妇女的自由平等、思想解放，唱出了自己的歌声。真正做到了与“卑贱者”同呼吸、共命运。李白的妇女诗，也将与他的其他优秀诗篇一样，与岁月长青，与历史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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