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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汪曾祺作品特点
汪曾祺作品特点
1、浅谈汪曾祺散文的特点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2、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特点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他的优秀之作无不以情见长。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异常简单。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对这样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对此则解释为必须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注：见《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载《晚翠文谈》）。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人能够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顾过去。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把回忆中的人物原型给予随心所欲的艺术加工，以满足自己的美学情感，因为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现实人物进褒贬，也就无法进行艺术加工，更谈不上满足作家的审美情感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了。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转向过去，在如梦似幻的记忆深处找寻自己的抒情之境。（此处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谈》）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对于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对语言的“诗化”是自觉的，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语言应该诗化这一观念。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本份老实的瓦匠们最会踩高跷（《故里三陈》）；顶不济的修鞋匠，也要养几盆悬崖菊，在花影缤纷中运锉补鞋（《皮凤三楦房子》）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篇2：张九龄作品特点
张九龄作品特点
张九龄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名诗人，他从小就擅长写文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那张九龄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张九龄的诗与他的为人处事作风和性格是分不开的，从诗中可以看出其高洁的操守及人格魅力，他的生活追求，他的政治理想抱负都在诗中有了体现。
张九龄比较著名的诗作有：《晚霁登王六东阁》、《感遇十二首》、《望月怀远》、《湖口望庐山瀑布泉》、《咏燕》、《赋得自君之出矣》等，尤其是在他遭贬之后所做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成了千古绝唱。
张九龄诗作的风格，以清澹为主，被成为中国唐代山水诗的开山鼻祖。和他同时代的，他的恩师兼好友张说曾评价他说：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在他的诗作中，没有浓墨重彩的色调，有的是简单、清雅之风。他崇尚自然，借物寓情，手法独特，《诗薮·内编》卷二称他为：“唐初承袭梁、陈，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而张九龄诗风的清澹派，也由此定论。
张九龄诗篇的格调，基本上都是清新、积极、向上的，即使在他被贬谪时所作的诗篇，也丝毫看不出有消极、悲观的色调。
张九龄的诗作，即使在被贬时，字里行间也不见他消极的感情，相反的，他总是以一种洒脱、自然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境，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拓展阅读：张九龄《望月怀远》
望月怀远
唐代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翻译
茫茫的海上升起一轮明月，此时你我都在天涯共相望。
有情之人都怨恨月夜漫长，整夜里不眠而把亲人怀想。
熄灭蜡烛怜爱这满屋月光，我披衣徘徊深感夜露寒凉。
不能把美好的月色捧给你，只望能够与你相见在梦乡。
注释
⑴怀远：怀念远方的亲人。
⑵首二句：辽阔无边的大海上升起一轮明月，使人想起了远在天涯海角的亲友，此时此刻也该是望着同一轮明月。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
⑶情人：多情的人，指作者自己;一说指亲人。遥夜：长夜。怨遥夜：因离别而幽怨失眠，以至抱怨夜长。竟夕：终宵，即一整夜。
⑷ 怜：爱。滋：湿润。怜光满：爱惜满屋的月光。这里的'灭烛怜光满，很显然根据上下文，这应该是个月明的时候，应该在农历十五左右。此时月光敞亮，就是在现在今天，熄掉油灯仍然感受得到月光的霞美。当一个人静静的在屋子里面享受月光，就有种“怜”的感觉，这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而已，读诗读人，应该理解当时诗人的心理才能读懂诗词。光满自然就是月光照射充盈的样子，“满”描写了一个状态，应该是月光直射到屋内。
⑸末两句：月华虽好但是不能相赠，不如回入梦乡觅取佳期。陆机《拟明月何皎皎》：“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盈手：双手捧满之意。盈：满(指那种满荡荡的充盈的状态)。
鉴赏
《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而写的。起句“海上生明月”意境雄浑阔大，是千古佳句。它和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鲍照的“明月照积雪”，谢朓的“大江流日夜”以及作者自己的“孤鸿海上来”等名句一样，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一个奇特的字眼，没有一分点染的色彩，脱口而出，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这一句完全是景，点明题中的“望月”。第二句“天涯共此时”，即由景入情，转入“怀远”。前乎此的有谢庄《月赋》中的“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乎此的有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写月的名句，其旨意也大抵相同，但由于各人以不同的表现方法，表现在不同的体裁中，谢庄是赋，苏轼是词，张九龄是诗，相体裁衣，各极其妙。这两句把诗题的情景，一起就全部收摄，却又毫不费力，仍是张九龄作古诗时浑成自然的风格。
从月出东斗直到月落鸟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诗中说是“竟夕”，亦即通宵。这通宵的月色对一般人来说，可以说是漠不相关的，而远隔天涯的一对情人，因为对月相思而久不能寐，只觉得长夜漫漫，故而落出一个“怨”字。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与“相思”呼应，以“遥夜”与“竟夕”呼应，上承起首两句，一气呵成。这两句采用流水对，自然流畅，具有古诗气韵。
竟夕相思不能入睡，或许是怪屋里烛光太耀眼，于是灭烛，披衣步出门庭，光线还是那么明亮。这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竟是这样撩人心绪，使人见到它那姣好圆满的光华，更难以入睡。夜已深了，气候更凉一些了，露水也沾湿了身上的衣裳。这里的“滋”字不仅是润湿，而且含滋生不已的意思。“露滋”二字写尽了 “遥夜”、“竟夕”的精神。“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两句细巧地写出了深夜对月不眠的实情实景。
相思不眠之际，没有什么可以相赠，只有满手的月光。诗人说：“这月光饱含我满腔的心意，可是又怎么赠送给你呢?还是睡罢!睡了也许能在梦中与你欢聚。”“不堪”两句，构思奇妙，意境幽清，没有深挚情感和切身体会，恐怕是写不出来的。这里诗人暗用晋陆机“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两句诗意，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不尽情思。诗至此戛然而止，只觉余韵袅袅，令人回味不已。
篇3：席慕蓉作品特点
席慕蓉的作品包括散文和诗歌两大部分。席慕蓉散文作品中最大的特色有两大方面，一为对花卉的描述，二为颜色的词汇使用。另外，兼论席慕蓉的写作技巧，席慕蓉的写作笔法擅长运用重覆的句型和问句，这使她的文章呈现舒缓的音乐风格而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在句法的经营上，除了着重整体的效果外，也追求词藻的华美。她的文章都以人物作中心，在浅白的诉说里，很容易看出她的真诚，具有冲澹型散文的特点。
而席慕容的诗歌多写爱情、乡愁、时光和生命，爱的抒发已成为席慕容诗歌的第一主题。而在这些爱的情感中，有甜蜜，也有忧愁。席慕容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的视角，来体验着生命中的温存。其中席慕容的诗作《无怨的青春》、《一棵开花的树》和《致橡树》饱含了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席慕容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其中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一直深受海内外读者喜爱。
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作者在生命现场遇见了一棵开花的树，在替它发声。”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一直被解读成“女孩子站在那里等男孩子看她”的情诗。
全诗共三节。第一节抒写了“我”对“你”的深切期待。“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痴人痴语,痴得让人感动。你能说这不可能吗?五百年太长,但和巫山上的神女相比,五百年又太短。为爱而期待,千年万年又何妨。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尽管美丽得有点忧伤。这里诗人运用夸张的手法,先声夺人,把热烈、诚挚的爱涂抹得如此浓重。诗的第二节,“我”以树的形象出现。“树”作为一个意象承载了“我”的爱的全部内涵。五百年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佛,“佛于是将我化作一棵树,”诗人为何要将“我”化作一棵树呢?这正是诗人的匠心所在。“我”作为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日日夜夜守望着爱情,坚贞不渝,何等的热烈、执著。
这种感情非此意象难表达。诗的第二节接着写道:“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花开还要“慎重”,可见不是随意开放,只是为“你”而开放,将“我”“最美丽的时刻”奉献给“你”。“朵朵”，花开热烈，正因为“我”对“你”爱得热烈。“前世的期盼”照应诗的第一节“求了五百年”，说明这种热烈的爱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由来已久，使人联想到爱情的逾久弥坚。
诗的第三节写“我”的心灵低语。“当你走近请你细/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颤抖的叶”发出的微响是来自我心底对爱的声声呼唤，因此，“颤抖”的不再是叶，而是“我”热切期盼的心，可“你”却没有停留地走过去，“我”的倾诉付诸东流。无论何种原因,这种结局对“我”来说都是残酷的、令人心碎的。既然花只为“你”开放,而“你”却“无视地走过,”那花还为谁荣呢?“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飘零的分明是花瓣，却又不是花瓣，看似矛盾，实则是物化的情感。花自飘零，人自惆怅，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通过对一棵开花的树的描写来表达作者对于自然的感悟。即生命是不断的经过、经过、经过，她写的东西都是在生命现场里所得到的触动。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把一位少女的怀春之心表现得情真意切，震撼人心。
篇4：席慕蓉作品特点
席慕容，女，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后随家定居台湾。
她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一本新诗集《七里香》，在台湾刮起一阵旋风，其销售成绩也十分惊人。一九八二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成长的痕迹》，表现她另一种创作的形式，延续新诗温柔淡泊的风格。代表作品有《记忆广场》、《成长的痕迹》等。
作品风格
席慕蓉的散文诗中表现出来，如幻似梦，似有若无，又远又近的境界。人存不存在前生?我们就不用去作科学的探讨与论断了，仅就《前缘》一文而言，诗人是借前生的存在来表达她对相悦者炽烈的爱恋。
席慕蓉这爱恋曾被忽视：“你若曾是江南采莲的女子，我必是你皓腕下错过的那一朵。”
这爱恋含着埋怨：“你若曾是那逃学的顽童，我必是从你袋中掉落的那颗崭新的弹珠，在路旁的草丛里，目送你毫不知情地远去。”
这爱恋甘愿牺牲：“你若是面壁的高僧，我必是殿前的那一炷香。焚烧着，陪伴你过一段静穆的时光。”
三个并列的意象，均用词精美，格调清新，特别是把相悦者与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地位，突出了己方的主动与猛烈，极大的增强了情感的穿透力。
正因为如此：“今生相逢，总觉得有些前缘未了，却又很恍惚，无法仔细地去辨认，无法仔细地向你说出。”这无法分辨，无法述说之情，就起了如幻似梦，似有若无的作用。
也因为将此生与前生交错描写，给我的感觉是又远又近，远近界限难以划分，现实与理想难以划分，心相与理析难以划分。
篇5：林清玄作品特点
林清玄作品特点
林清玄作品特点
一、林清玄的作品特色
林清玄是台湾当代重要的'新生代散文家，其散文创作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这类作品往往包含了深远的禅意，林清玄的散文独树一帜，自成风格，其散文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写作能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关注现代人生存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伴之以人文的关怀和思考。他的散文风格简朴、清新、智慧、幽远，能做到虚实生辉，空灵流动，具有诗性之美。
林清玄用一颗菩提之心关注现世人生，显现出博大的悲悯情怀，其散文也呈现出质朴、清新、真纯的特点。悲悯情怀是林清玄的情感内核，悲悯是其散文的精神特质，清真成为其散文重要的美学风格。
二、个人简介
林清玄，1953年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旗山，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学者。毕业于中国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其笔名有秦情、林漓、林大悲、林晚啼、侠安、晴轩、远亭等。著名散文《查塔卡的杜鹃》。文章《和时间赛跑》、《桃花心木》选入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曾任台湾海外版记者、《工商时报》经济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他是台湾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也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作家”之一。
代表作品：《菩提十书》、《身心安顿》、《清净之莲》、《桃花心木》、《生命的化妆》等。
篇6：韩愈作品特点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篇7：韩愈作品特点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调张籍》中所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1、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2、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3、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
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篇8：黄庭坚作品特点
1.学古创新
由于宋代“尚意”书风盛行，尚意支配下的个人抒情为主产生下的个性、人品对书法作品影响很大，对书法创作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黄庭坚极具个性的书法创新在北宋书法独树一帜。黄的老师苏东坡不仅重人品而且在书法创作上提出“不践古人”曾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作为苏门四士之一的黄庭坚对苏东坡的这个口号加以阐发，在实际创作上更出新意，创出比其老师苏东坡更具新意的书法作品。他曾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这是他在诗学、书学上的典型的创新精神。他强调创意，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古创新，《宋史?本传》称：“山谷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2.高古自然
黄庭坚书法追求高古的同时，将个人的性格、感情、才气等主观的要素都化为客观的表现，使客观境界代替主观达到物我融合的境界，即所谓“天人合一，一一自然”。他的书法常以“韵”来体现其纯朴平淡的“自然”，代表其“超逸绝世”的境界。他学古而不泥古，崇古而出古，依靠自己对书法上不同常人的理解，结合自己的个人性格、才气、感情等特性，“学古而创新”，最后自成一家，将“自成一家”的“创新”化为“自然”，达到书法境界最为高尚的一种理想程度。
篇9：黄庭坚作品特点
黄庭坚于草书用功尤勤，取法亦广。先从小草入手，钟繇、王羲之、张芝、智永无不涉足。后他又倾心狂草，黄庭坚于草书是竭力反对“弄笔左右残绕”(《山谷提跋》)的造作之态，他同样追求自然，但他所追求的自然，既包含作书时的自然状态，又包含从生活、自然界的`自然之理中获得的用笔之意。黄庭坚草书十分强调节奏韵律，注重笔法腕法，绫条沉着老辣，极富振荡感、立体感;在结字和章法上也有重大突破，形成独特风格――苍老跌宕。黄庭坚的狂草实乃是上承唐代张旭、怀素，下启明朝祝允明、王铎，是唐代之后传递狂草的重要黄庭坚的草书是随着他对草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这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
1.早期
《花气诗帖》为宋代书法家黄庭坚早期所作。这件书作无款印，原是元二年(1087)附在寄扬州友人王巩二诗之后，今已单独成一帖。草书，纸本，纵30.7厘米，横43.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篇字用笔顿挫分明，遒劲雅健，墨色浓枯变化相当自然。但作此书时，但用笔生硬，少圆转，结字缺乏生动，似乎尚未见到怀素《自叙帖》。还没形成驰毫骤墨，飞舞盘旋，谲怪恍惚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诗”字右旁写成“寸”，与“讨”字不分，这在草书中是不多见的。山谷素善雅谑，是否怪王诜一再送花催讨诗作，所以故意写成这样相戏?整幅字妙趣横生，是一件难得的小品。前面原有识语，说：“王晋卿(诜)数送诗来索和，老不喜作，此曹狡猾，又频送花来促诗，戏答。”诗中说：你送来的花香气袭人，彷佛使平日修行禅定的功夫都被扰乱了，但我毕竟已过了中年，今春欲写诗，思路艰涩，像在逆水的滩头行船一样。可知原诗是为王诜所作，确实有开玩笑的意思。
2.中期
《杜甫寄贺兰诗》帖，黄庭坚书，纸本，草书，纵34.7 cm，横69.6cm。北京故宫藏故宫博物院藏。
该帖系《宋元宝翰》册中的一开。笔法圆劲，笔势连绵，如龙蛇飞舞，达到心手两忘的境界。尾“寄贺兰”四字写作行楷书，矫拔精健，与前草书诗文的飞动气势相映生辉。虽短短八行，却是黄庭坚的草书佳作。此诗帖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庭坚《花气诗》帖堪称双美。《吴氏书画记》卷五、《平生壮观》卷二、《石渠宝笈初编》卷二著录。
3.晚期
独看黄庭坚的每个字，都不是正的，都东倒西歪，但正是这种歪，使字型有一种跌宕的节奏。他的很多字写得很内敛，向里缩，但由于每个字重心的变化，有摇荡的动感，有一个跌宕的整体，内敛的字不但不拘谨，反而显得很舒展。黄庭坚的用笔好像很随意，但通篇看来，字很精美。产生的原因是用笔的自如。黄庭坚非常随意的使用笔尖，正如苏轼所说的“点画信手烦推求”。方笔极少，直笔极少，遇到转折的地方，绝大部分都是旋转而过。尽管圆笔多，但笔画的圆都是不规则的，在黄庭坚这里，所有的圆弧都是不光滑的，不规则的。下笔直率，有落纸即行的掠笔，有落纸轻按的带笔，有重按的蹲笔，很少有回锋入笔。黄庭坚的行笔比较慢，所以不需要回锋以蓄其势。用笔很轻，没有剑拔弩张的笔画。章法是疏朗的，用笔是轻松的，线条是匀净的，节奏是自然的。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仿佛是一支悠扬而婉转的小夜曲，静静地读一遍，神清气爽。
篇10：朱自清作品特点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传》和《执政府大屠杀级》。二是以《背影》《儿女》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和《春》等，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更是有口皆碑。他的《背影》、《悼亡妇》等，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一股深情，没有半点矫柔造作，而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尤其是在《背影》中，朱自清对父亲朱鸿钧的感情之深让读者感到了一丝丝的怀念和感动。他在《论逼真和如画》、《论标语口号》、《钟明<呕心苦唇录>序》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悼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
《匆匆》被选为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学期第2课，被选为鄂教版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第19课;《春》被选入人教版初一上学期第21课，沪教版六年级上学期第88课、语文版初一上第9课，北京课改版初一下第1课;《背影》被选为人教版初二上学期第11课，沪教版初一下学期第5课，长春版教材初三下学期第3课朱自清散文的特点，北京课改版初一上第2课;《荷塘月色》被选为人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二第1课。
篇11：朱自清作品特点
1、感情真挚淳朴;
2、对自然景物观察准确精当，对声音、色彩感觉敏锐;
3、善于集赋、比、兴各种手法，起承转合，手挥目送，既曲尽其意又余韵袅袅;
4、文笔精美婉丽，节奏跌宕有致，饱含诗意和生活情趣。
朱自清对优雅和谐、含蓄节制的美的追求，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中国现实社会景象的逃逸和否定。
篇12：朱自清作品特点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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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顾城作品特点
顾城作品特点
童话阶段
1969年至1982年是其创作的前期，整体风格明丽纯净，这个阶段出现了两个创作高峰——1970年到1972年以及1977年到1982年。顾城在这个时期写出了许多天才之作，他专注于自然界那些美好、纯净而明媚的事物，辅以丰富奇崛的想象，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不可思议的艺术空间，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理想的童话世界。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他此时的创作不是依靠社会经验，而是依仗其对万物的敏感和与生俱来的才华，当然，他也在用心思考和探索，诗中也流露出轻微的虚无和颓废的情绪。
顾城早期的童话诗语言简洁，具有孩童语言的特征，空灵纯净，句式通常很短，意境十分优美，精细的艺术感觉将一切声色光味都混合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孩子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意象，顾城的诗歌中的孩子意象有自己独特的所指。这样的诗歌意象的营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同为艺术门类中的不同样式，表演艺术中的意象营造有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顾城在诗歌的内容上，写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等童话元素;在技法上多采用拟人态;在写作视角上是童年视角;而在在艺术风格上单纯明丽出自一颗童心。顾城的诗句是自然天成的。他的诗固然离纷纭复杂的社会人生的表象远了一些，但他贴近的是安静自得的宇宙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恰是诗的最为真实的，也是最好的状态。顾城的诗言简易读，没有意象、语言及形式上的障碍。顾城的诗歌一般句式十分简短，语言不生僻，一般都是司空见惯的词语，文字纯净简单。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诗人构建了一个清新流丽的童话世界，用诗人独有的想象力，打破了现实世界给他的束缚，实现了在心灵上的自由。在《北方的孤独者》和《爱斯基摩人的雪屋里》顾城不仅在艺术世界中参悟婚姻和爱情的真谛，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倾其一生去追求，甚至为了心中的真爱不惜与世俗为敌，向道德开战。
转变时期
1983年到1986年属于他创作的中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是诗人自我的探索和转变的时期，褒贬不一。从这部分作品读者能明显感觉出与前期和后期作品的`差异与联系，承前启后，这个阶段是诗人创作转变的过渡期。这时期的作品依然保有浓郁的童话色彩，同时也有了更深的内涵，可能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在顾城身上发生的作用，使他不能继续一成不变地作简单的诗，不得不去处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不得不变。
梦幻阶段
1987年之后是其诗歌创作的后期。出国后的顾城几乎停止了对自己诗歌的任何抄
整工作，他也越来越感受到写诗对他而言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纯自然的生命现象。他的诗会随手写在任何地方，旧报纸上，废纸上都可以见到，他自己1992年在德国时说过：“我在岛上写得非常好，有时闻便能写，总是有感觉的”，“但保留就有些无所谓了，也没地方放”。他也曾说自己的诗十有八九都是“写了就没了”的。诗人自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品才是他最好的作品，最有感的作品，他在自己人生最后的这段岁月里完全是处于“无我”的状态，完全独立自己于时世之外，跟从的是梦、是思、是灵感，诗歌语言及其意象有一种破碎之美，从其表象上又好像回到了刚开始写诗的状态，只是少年时他在建立童话世界，现在，他在建造一座更奇幻的梦幻城堡。然而，不论如何分期，童话之美，一直贯穿他的整个创作，这点是我们在阅读和分析顾城作品的时候不能放弃的。即便是后来，他依然是以儿童的眼光在打量这个世界，只是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成人的身躯和沉重的心，他对童话之美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乃至于成年后还执着于去一个小岛上建立自己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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