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赠与合同成立条件与法律特征(（锦集7篇））由网友“敢敢有心”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社会赠与合同成立条件与法律特征，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欢迎大家分享。
篇1：社会赠与合同成立条件与法律特征
我国《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的成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社会捐赠合同中，常常会有某个部门，如报社等根据受捐助人的请求，发布募捐倡议，对此我们应对其进行准确定义，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是指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是一方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并受之约束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希望别人向自己发出要约，之后根据该要约决定签订与否，要约邀请人一般不受要约邀请的约束。
篇2：社会赠与合同成立条件与法律特征
1、社会捐赠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其包括三方当事人。社会捐赠合同包括捐赠人、受捐助人、募捐发起人，涉及三种法律关系。该合同因受捐助人或者募捐发起人发出要约，捐赠人的承诺而使合同成立，需要受捐助人和捐赠人两方当事人的合意，二者缺一不可。社会捐赠合同是特殊的赠与合同，第一，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的成立先是由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然后受赠人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在此过程中，受赠人一般不是主动的，而社会捐赠合同中，受捐助人积极发出需要帮助的信息，捐赠人积极作出捐赠的行为，两者都是积极主动的。第二，一般的赠与合同中当事人都是单一的个体，但社会捐赠合同的捐赠人一般是社会上的'多数人，受捐助人往往是一个自然人，有事也可能是多个自然人。第三，一般的赠与合同不需要必须具备特定目的，而社会捐赠合同必须以特定目的(主要是为帮助受捐助人度过特定困难)为前提。
2、社会捐赠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3、社会捐赠合同是特定目的的赠与。社会捐赠合同的特定目的是捐赠人订立合同的动因和缔约的基础。如果受捐助人不为该目的使用赠与之物，那么，捐赠人可以主张合同目的不能而撤销或解除之。
4、社会捐赠合同为不要式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社会捐赠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合同的安全指数与当事人的信誉相关。当事人可以根据其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皆可。
篇3：赠与合同法律特征与效力
赠与合同法律特征与效力
一、赠与合同有下列法律特征：
1.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赠与合同必须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才能成立。一方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无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或者一方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无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合同均不成立。正是这一特征，是赠与合同区别于遗嘱。
2.赠与合同以转移赠与物的所有权于受赠人为目的。赠与是对财产归属的一种处分行为，其目的是赠与物的所有权从赠与人处转移至受赠人处。赠与合同的成立，将导致赠与物所有权的转移。
3.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负有转移赠与物的所有权给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则仅享有接受赠与物的权利，并不承担对价性义务。
4.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是没有对价格给付条件的，受赠人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无须支付对价。
5.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合同法》第185条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与传统观点把赠与合同定位于实践合同不同。按照《合同法》，赠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不需将赠与财产交付受赠人，合同即告成立。
二、赠与合同的效力
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故赠与合同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赠与人的义务及其免除。
(一)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转移财产的义务。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赠与物是赠与人的主要义务。赠与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将赠与物交付受赠人，同时，还应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但是，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2.特殊情形中赠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赠与同同为无偿合同，原则上赠与人对赠与物的瑕疵不承担责任，但是，在下列两种特殊情形，赠与人负有责任：1.附义务赠与中，赠与物有下次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2.赠与人故意不告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损害赠与物的赔偿义务。《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的意旨在于设置赠与人对赠与物的善良管理义务，防止因赠与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损害受赠人的合法利益，而一旦发生此种损害，则将损失分配给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者。
(二)履行赠与义务的免除
赠与合同虽为诺成合同，但是因其为无偿合同，在特殊情形，如果拘泥合同效力，难免使当事人利益分配失却公平。因此，《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赠与人依该条请求免除履行义务的，负有举证义务，证明自己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导致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经济状况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事实。
篇4：债权与股票附条件赠与合同
赠与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受赠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为债权及股票附负担义务赠与。经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自愿将第二条记载债权及股票赠与乙方，而乙方愿遵守合同负担义务受赠。
第二条 赠与标的物一、债权：
(1)债务人：_______________。
(2)债权额人民币__________万_____ 仟元整。
(3)利息按每百元日息_____ 分_____厘。
(4)清偿期限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5)利息支付期每月末日。
前项债权包括该债权附随的一切权利在内为赠与。
二、股票：
(1)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__________。
(2)面额人民币__________仟_____佰元股票__________张。
(3)股票字号 ：____________________前项股票包括其利益在内为赠与。
第三条 甲方于本合同成立同时，将前条所列债权及股票的权利全部即移转与乙方取得收益。
篇5：债权与股票附条件赠与合同该如何写
赠与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受赠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为债权及股票附负担义务赠与。经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自愿将第二条记载债权及股票赠与乙方，而乙方愿遵守合同负担义务受赠。
第二条 赠与标的物一、债权：
(1)债务人：_______________。
(2)债权额人民币__________万_____ 仟元整。
(3)利息按每百元日息_____ 分_____厘。
(4)清偿期限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5)利息支付期每月末日。
前项债权包括该债权附随的一切权利在内为赠与。
二、股票：
(1)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__________。
(2)面额人民币__________仟_____佰元股票__________张。
(3)股票字号 ：____________________前项股票包括其利益在内为赠与。
第三条 甲方于本合同成立同时，将前条所列债权及股票的权利全部即移转与乙方取得收益。
第四条 甲方与债务人__________关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所订立的金钱借贷合同，及有关权利证明文件以及股票 _____张，即日全部交付乙方收执完毕。
第五条 甲方保证赠与标的债权尚有效存在，而以该债务人_____元抵销或减轻及债的消灭等原因，或其他瑕疵在前无讹。
第六条 本赠与合同成立后，由甲方负责将债权赠与要旨以认证通知债务人__________。
第七条 甲方对于股票的赠与，于本契约成立后，亦应负责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过户手续。
第八条 乙方受赠甲方本赠与标的财产后，如甲方逝世时，乙方应负担其丧葬费的义务。
第九条 乙方违反前条义务时，甲方的继承人可撤销赠与，乙方不得异议。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_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
赠与人(甲方)：____________
受赠人(乙方)：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日
债权及股票附负担赠与契约书
赠与人xxx(以下简称甲方)、受赠人xxx(以下简称乙方)，兹为债权及股票附负担义务赠与。经双方同意议定条件如下：
第一条甲方自愿将第二条记载债权及股票赠与乙方，而乙方愿遵守契约负担义务受赠。
第二条本件赠与物标示如下：
一、债权标示：
(1)债务人xxx住xxxxxx
(2)债权额人民币x万x仟元整。
(3)利息按每百元日息x分x厘。
(4)清偿期限xxxx年x月x日。
(5)利息支付期每月末日。
前项债权包括该债权附随的一切权利在内为赠与。
二、股票标示：
(1)xx股份有限公司设xxxx
(2)面额人民币x仟x佰元股票xx张。
(3)股票字号xxxxx
前项股票包括其利益在内为赠与。
第三条甲方于本契约成立同时，将前条所列债权及股票的权利全部移转与乙方取得收益。
第四条甲方与债务人xxx关于xxx年x月x日所订立的金钱借贷契约私证书，及有关权利证明文件以及股票x张，即日全部交付乙方收执完毕。
第五条甲方保证赠与标的.债权尚有效存在，而以该债务人xxx无抵销或减轻及债的消灭等原因，或其他瑕疵在前无讹。
第六条本赠与契约成立后，由甲方负责将债权赠与要旨以认证通知债务人xxx.。
第七条甲方对于股票的赠与，于本契约成立后，亦应负责向xx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过户手续。
第八条乙方受赠甲方本赠与标的财产后，如甲方逝世时，乙方应负担其丧葬费的义务。
第九条乙方违背前条义务时，甲方的继承人可撤销赠与乙方不得异议。
本契约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
立契约人：
赠与人(甲方)：
住址：
身份证统一号码：
受赠人(乙方)：
住址：
身份证统一号码：
xxxx年x月x日
篇6：社会捐赠合同与其他赠与合同的区别介绍
社会捐赠合同与其他赠与合同的区别介绍
赠与合同(contract of gift)，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可以发生在个人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相互之间。赠与的财产不限于所有权的移转，如抵押权、地役权的设定，均可作为赠与的标的。
赠与合同一般具有以下性质：
①双方行为。赠与合同须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赠与人有赠与的表示，但受赠人并没有接受的意思，则合同仍不能成立，故与馈赠这种单方行为不同。
②诺成行为。多数国家承袭罗马法的传统，规定赠与合同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不必等待交付赠与物，即为诺成行为。
③无偿行为。除合同中双方约定附条件的义务外，原则上受赠人并不因赠与合同而承担义务，故为单务合同。
一、社会捐赠合同与附负担的赠与之区别
附负担的赠与，是指以受赠人为一定得给付为条件，或者说受赠人接受赠与后需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
1、受赠人有履行负担的义务，赠与人可以请求其履行。目的性赠与情形中，受赠人的行为并非其义务，如果受赠人不履行，赠与人只能根据合同目的之不能而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负担是从赠与财产中所为的给付行为，其给付的通常是有财产价值的给付。但是，目的性赠与中，受赠人的行为未必是财产上的，例如为求学而所得的.帮助，求学这一行为并不是所谓的财产上的给付。
二、社会捐赠合同与为公益事业目的的赠与合同之区别
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合同，指的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了公益事业，自愿无偿的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的行为。其与社会捐赠合同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同。社会捐赠是捐赠人基于对特定受捐助人的同情直接为之赠与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人身性;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不是直接针对受助人，所以，从捐款的发生和使用情况来看，其不存在人身属性。
2、合同性质不同。社会捐赠合同属于特种赠与之中的一种，在法律适用上，多数援引合同法中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没有特别法予之适用。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属于社会公益捐赠，是合同法中规定的三种特殊的赠与合同之中的一种。且法律上规定有特别法。
3、受捐助人的法律地位不同。社会捐赠合同过程中虽然牵涉三方关系人，但合同的主体是捐赠人和受捐助人，募捐发起人被认为是受捐助人的代理人。而为公益事业目的的捐赠合同的主体是募捐人和捐赠人，而受捐助人仅被认为是受益人。
三、社会捐赠合同中三方关系人之间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
1、社会捐赠合同中三方关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社会捐赠合同涉及三方关系人，涉及三种法律关系，即捐赠人与受捐助人之间的社会捐赠合同法律效果归属关系，捐赠人与募捐发起人之间的直接代理行为法律关系，受捐助人和募捐发起人之间的代理权授予法律关系。在我国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对社会捐赠合同的主体认识有不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捐赠合同的主体应为募捐发起人和捐赠人，笔者认为，如果将受捐助人排除在社会捐赠合同的主体之外，首先，不利于保护受捐助人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社会捐赠合同的目的。如果受捐助人不是合同主体，那么其不能向后合同权利，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的债权是不完全的，很难受到应有的保护，例如，合同中的撤销权、解除权、代位权等都因其不是主体而不能享有，此外，我国又没有相应的规范保护受捐助人的利益，因而，排除受捐助人的主体地位是不当之举，把募捐发起人作为受捐助人的代理人，代理受捐助人订立合同等，则能更好的实现社会捐赠合同的目的。
2、社会捐赠合同中三方关系人的权利义务
(1)捐赠人的权利义务。首先，捐赠人的法定撤销权。除我国《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外，当社会捐赠合同中，特定的目的不存在或者不能实现时，捐赠人有撤销该合同的权利。其次，捐赠人的法定解除权。“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得，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因穷困而得解除是捐赠人可行使的法定解除权。最后，对受捐助人适用捐赠财产的监督权。捐赠人对其财产使用情况有知情权，受捐助人应忍让捐赠人对其的监督。捐赠人有接受政府和社会表彰的权利，有选择是否公开捐赠行为的权利等等。捐赠人的义务：交付赠与物的义务。
(2)受捐助人的权利义务。受捐助人的权利：受赠人有无偿取得赠与物的权利、按社会捐赠合同之目的处分所赠财物的权利等。受捐助人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所捐赠财产用途之义务，接受捐赠人对财产使用监督之义务，保证募捐倡议及相关信息真实之义务等等。
(3)募捐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募捐发起人的权利是代为发布募集公告或倡议的权利，接受赠与财产的权利，依诚信原则，披露受捐助人对捐赠财产使用情况的权利等等。募捐发起人的义务是亲自代理募捐之义务，尽勤勉和忠实义务，积极行使代理权限，担保信息可靠真实之义务，基于诚信原则，披露捐赠财产使用情况之义务等等。
篇7：律师职业与社会条件关系论析/谢佑平法律论文网
作者：谢佑平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901
现代社会里，律师在协助社会主体认识法律权利、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被侵害的法律权利，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我们用法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与律师职业相关的若干社会条件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过去或现在，社会条件不同，律师职业的外在样式和内在机制表现便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律师职业与不同社会条件的关系，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加强对我国社会结构类型的改造，促进我国律师职业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试从与律师职业密切相关的若干概念范畴出发，对此进行探讨。
一、律师职业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社会经济体制可以分为计划型和市场型。计划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在产品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生产者没有独立的经营权，生产者之间实际上不发生横向主体关系，有的只是与上级和政府的纵向隶属关系；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由法律调整，而是由政府决定。政府则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关系、行政命令、等级职位安排、红头文件来配置资源、协调关系，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计划型经济的社会，律师几乎没有作用。计划性经济政策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甚小，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等问题都由行政命令予以调整，“企业基本上没有经营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仅仅是生产者而不是经营者”，（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没有真正意义上交换和流通，没有冲突和纠纷，一切问题都是预先安排的，企业或生产者只有服从的义务。在这种背景下，以维护合法权利和争取合法权利为角色特征的律师职业显然是多余的了。虽然计划型经济中也有法律，但本质上是计划政策的翻版。律师是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会主体提供法律服务，帮助其了解法律权利、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律师开展服务需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体具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在计划型社会中，社会主体几乎没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因为，行政命令将它扼杀了。
与计划型经济社会相对立的，是市场型经济社会。市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或社会化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市场相应发展，不仅消费品相应发展，而且要求各种生产要素都能从市场选购，于是产生了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与市场密切联系，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机制，调节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时的商品经济就发展成为市场经济。
市场型或商品型经济社会孕育和促进了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律师职业最早产生于古罗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律师职业的发达等现象，都深刻地反映了市场型或商品经济与律师职业的内在联系：
首先，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经济活动。商品交换是在由于分工而互相分离和独立化、同时又更加互相依赖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的，为了使商品交换有秩序有成效地进行，从而满足商品生产者彼此需要，必须有共同遵守的既定法律规则，因此商品经济孕育了发达的法权体系，这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们越是相互依赖，商品交换的规模越大，频率越高，法律规则的数量就越多，覆盖面就越广，越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如果商品生产和交换萎缩，权利和义务趋于简单，法律规则的数量就相应减少，律师服务就没有了市场。
其次，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也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机制有效运用的必备条件。律师法律服务一般是建立在与当事人自愿、平等、有偿的协议之上，这种协议的达成，只有在商品经济下才能真正实现。商品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者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独立所有人，必须实现等量的劳动交换，才能收回生产过程中所作的耗费并赢得利润，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参加交换的双方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人，与自己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
）“参加交换的个人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商品交换的这一特性，使马克思把商品称作“天生的平等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6页。
）这一特性的法律要求就是：交换双方在法律上必须具有自己的人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让渡产品和购买商品，转让权利和获得权利。在古希腊、古罗马商品经济的土壤上，成长了最初的平等观念。罗马法成为比较完备的私法，与发达的商品的经济孕育的平等观念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经济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必然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法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便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国民法典第8
条将这一原则具体化，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并于第7
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宪法与选举法所取得的政治权利为条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也先后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法律上的平等规定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市场经济是一种互利型经济，利益的交叉和冲突是现实的和潜在的，冲突的解决需要律师。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以商品的价值为标准的等价交换，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管商品生产者的主客观条件有何不同，也不管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产品都必须放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天平下来计量。商品交换又是一种互利行为。在交换过程中，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是一方面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获得他人商品的使用价值；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因此
，由价值规律和平等交换原则所决定的商品交换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必然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纠纷，侵权事件常有出现。纠纷的存在，势必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纠纷、抑制侵权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应运而生。
二、律师职业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集权型社会的典型代表，是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最早形成封建制的国家。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就已基本确立，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欧洲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标志着封建制的开端，封建制在欧洲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
集权型社会不适宜于律师职业生存。从历史上看，在中西方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律师职业；古罗马时期孕育、生成的律师职业，到了封建社会便消亡了。政治的封闭性和独裁性，与律师职业天生的社会性、民主性、商业性等特征格格不入，水火难容。一切都由君主或皇帝说了算的社会，是决不可能允许以“唱反调”为使命的律师职业存在的。从律师的本质含义看，律师是保护个体权利和自由为宗旨的，国家设立律师及其制度，就是要通过它，听取利益各方的不同观点和主张，使纠纷公正合理地得以解决。律师以“代理人”、“辩护人”的身份在诉讼中出现，通过法庭辩论为当事人服务，这种“辩论”，本身包含“民主”的意思辩论。集权型社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因此，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缺少律师职业生存的气候。
民主型社会与集权型社会相对立。民主，指一定国家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民主作风和社会普遍的民主意识；指一定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等内容。
民主型社会适合于律师职业的成长。律师及律师职业最早萌芽和产生于具有朴素民主政治形式的古罗马社会，民主的社会土壤为律师职业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制度，是司法专横的对立物。虽然在不同社会民主政体下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和本质内容，但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进程，是检验社会生活民主程度的晴雨表。古罗马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注重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允许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存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封建集权型社会，专制独裁取代了民主政治，于是，作为民主制度的律师制度不能生存，逐渐消失了。发达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近代，它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经过同封建等级制度、宗教特权和司法专横的斗争，逐步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并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程而广泛发展起来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程度具有普遍性，因而其律师制度也都较为发达。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水准并非完全一致，政权结构、政治模式和政治传统的差异仍然存在，因而各国对律师制度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中，英美国家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民主；与此相适应，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制度较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先进、发达。
三、律师职业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1.义务本位、权利本位与律师职业
义务型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义务是法律的重心；在法律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保障；法律上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律的权利规定更多的内容。义务型社会大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产品不需要交换，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其结果只能使人们从自然界里简单地再生产出自己，也再生产了出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个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人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法权体系所注重的是社会等级和人身依附，法律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以确认依附关系所注重的为基本价值目标。正是在这一法律调整的基础上，架构了义务型社会的法律文化体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封建社会属于典型的义务型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与奴隶不同，有自己的小私有经济。封建主为了要实现对农民或农奴的剥削，除了依靠其土地所有权外，还必须借助于经济以外的强制手段，使农民或农奴在人身上依附于封建主。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维护和加强封建剥削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封建制法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确认和保护农民或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欧，从11世纪到15世纪盛行庄园制度。以法兰西王国为例，封建领主将一部分土地交给农奴使用，农奴取得份地后，即被固定在土地上。法律规定，农奴不准自由离开土地，封建领主有权将农奴同其份地一起出卖、抵押或转让。在中国，为了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维护封建地主和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法律严禁农民脱漏户口，“脱户口者”，“家长徒三年。”同时，封建制法公开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等级特权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按照人们财产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划分为不同等级。各个等级之阐界限森严，封建主按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社会最底层。封建主阶级通过等级特权制度，组织本阶级的力量，建立和维护统治秩序。封建社会以残酷手段维护封建主的统治。除刑种繁多、刑罚残酷外，“封建制度的残酷性、专横性还表现在实行‘族诛’（即一人犯罪而诛其亲族）、有罪推定、秘密审讯和刑讯逼供等制度上”。（注：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义务型社会不适合于律师职业生存。律师及律师职业是一种维护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其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维护，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稳定。义务型社会也有权利概念。但它更多地为统治者所享有，本质上是一种特权。特权的行使和特权的实现，大都以特权享有者掌握的国家暴力为后盾，无需律师及律师职业的帮助。广大的社会民众，在义务型社会中，更多地是承担义务。义务的履行，往往与法律制裁相联。“一个法律义务的存在不过是法律规范的效力而已，这一规范使制裁有赖于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法律义务不是离开法律规范的事物。法律义务不过是法律规范对某行为在规范中赋予制裁的那个人的关系而已。法律义务的内容是与作为一个不行为、成为制裁条件的那种行为相对立的（相反的）”行为。法律义务是不为不法行为的义务。它是国民‘服从’法律规范的义务”。（注：［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封建社会的严刑峻法，使社会民众对义务的履行表现出“自觉性”，也无需律师介入。因此，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律师职业悲惨命运的历史，义务型社会，使律师没有用武之地。
权利型社会的产生，导源于权利概
念的产生及对权利价值的认可。自由与秩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与秩序，法律便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一个合符理想或至少是值得尊重的法律制度，应当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并平等地受到义务约束；应当公正地捍卫一切正当利益，既不允许以强凌弱，也不允许以众暴寡；应当充分地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以促成一个与人类尊严相适应的自由社会。权利就是对人们自由安排和实施一定行为的法律保障。人类的法律制度史证明，仅仅想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逻辑上是相当简单的事情，只要把大量的义务约束加到人民的头上并使之发生实际效力，秩序就会出现。然而，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只靠施加义务约束就难以做到，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但是，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是在保障自由的前提下，能够最大地促进每一个人全面的自由发展的秩序。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使人们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在失去自由的秩序下奴隶般的生活是可悲的和无法容忍的。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宁愿牺牲生命和荣誉，也不愿意服从等级制度、专制统治和恐怖专政下的秩序。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在建立现实的秩序时，把法律权利放在首要位置。“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通权利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
页。）“对人来说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
页。）因此，权利的价值表明，权利所昭示的法律理想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享有与别人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都有义务对之给予无条件的尊重。
权利型社会为律师职业的产生和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土壤。作为维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使者，律师只有在权利型社会中才能有所作为。在权利本位社会，任何权利主体的正当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团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必须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任何主体以非法形式侵害了其他主体的正当利益，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这种侵害来自于国家机关，也不例外。因此，了解法律权利的内容、正确行使法律权利以及防止和救治法律权利的侵害，是每一个法律主体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这内容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律师帮助。权利型社会与律师职业相伴相存，律师职业发达的历史，也是权利型社会趋于成熟的历史。现代社会较古罗马奴隶时期的法权观念有了长足进展，与此相适应，现代西方国家律师制度也日渐走向完善。随着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内容的日益丰富，律师法律服务的业务范围也更加广泛，从萌芽之初的简单的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律师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保护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律师服务态势。
2.人治、法治与律师职业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
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注：郭道晖：《民主・法制・法律意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律师职业与人治型社会是不相容的。在人治型社会，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律的内容变化无常，朝令夕改；社会管理表现为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定性作用，权大于法，以人代法，以言代法。而律师职业天生是以“法律”为中心的，律师法律服务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任何法律秩序的建构，都必须有相应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律师法律服务是重要手段之一。“当法律秩序已经认定和规定了自己要加以保障的某些利益，并授予或承认某些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作为保障这些利益的手段以后，现在它就必须为使那些权利、权力、自由和特权得以生效而提供手段”。（注：［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在人治型社会，法律的价值不能得到实现，律师职业的作用也无法得以发挥，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它所建立的是一种官意秩序。官意秩序不需要律师。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产生律师制度；在产生律师制度的西方，封建时期的人治，使律师制度消亡了。
法治是一种社会调控方式，其基本意义是依法办事，它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善结合。依法办事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能够使人们明确地预见到在特定情况下当局将如何行使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知规划个人的事务”（注：耶克：《通向奴役之路》（英文版），伦敦，1994年，第54页。）洛克指出：“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注：［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卢梭说：尊重法律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任何一个遵守法律、管理完善的政府，“根据任何理由，也不准许有人不遵守法律”（注：［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在法治中，
法律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律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法律实施是连接法律规定和法律实现的桥梁。法律在人们心目中至上至尊，人们在法律里充分享有自由和秩序。在法治中，社会被法律连接构建成一个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集体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法治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在法治状态下，人们都自觉地把法律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用法律来引导自身的行为，衡量他人的行为。法治是一种社会秩序状态，它是完备的法律制度被良好实施后的社会实在，是社会法治化的结果。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7―168页。）
法治型社会需要律师，律师活动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在法治型社会，法律至上，在所有行为规范中，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在社会冲突的解决中，以司法手段最为有效；司法机关在解决冲突时，只服从法律，而不受法律之外的权力的干涉，不为社会舆论所左右，不为个人情绪所动摇；更不为某种私利所扭曲；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任何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任何人的法律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在这种以法律规范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律师职业应运而生。律师是法律专家，精通法律，具有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条件，能够切实满足社会主体对法律内容的了解以及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在古罗马社会，由于法律价值被广泛认同，因而萌芽了律师及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推动了律师职业的发展，建立了西方发达的律师制度。与此同时，律师的职业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律师通过开展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担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法律顾问，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活动，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无疑有助于提高广大社会主体的法律素养以及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动社会法治水平的不断优化。这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律师是一个复杂法律制度的专家。他犹如法院里的官员一样，以一种替大众服务的精神来运用他的知识，虽然法律界人士散布全国各地，并无统一组织，可是在他们之间却存在有一种‘同盟’”。“企业及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的力量，都得靠律师们来担负起职业责任。”（注：［美］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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