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制度的颓败（共14篇）由网友“BlueBlueBlue兜”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制度的颓败，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大臣们为啥因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以死相逼？大臣们为啥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为什么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什么的么？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篇2：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在书中的这些人，好像身上都带着枷锁，像一个个被固化的灵魂，不知疲倦地想冲破牢笼。最后的结果，都是郁郁而终。其实处于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巨大的漩涡之中，挣扎不开，逃离不了。那个旋涡叫道德。但是今天我们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秘“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是道德。”最大枷锁的所有者，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墓，在明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万历也是其中一位。但不同的是，万历帝的陵墓开始修建的时候，他还不足二十岁。“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天。这一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它当做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这才是他真正可悲之处。“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人称为神显宗皇帝，而几百年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而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
这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他算是整个文官之中的一股清流，但消失太快。想想三百年后的中国，其实三百年后的中国所承受的苦难，从这里都可以看见。
书中的李贽，是个不拘于世俗的思想家。他的《焚书》《藏书》惊世骇俗，他本人也同样让人后人褒贬不一。他入了佛门，却不守僧规戒律。仿佛这时间没有一条世俗的看法可以阻止他思索人生的真谛。可他本人又是极悲观的一个人。他关于中央集权的想法十分先进，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从这一个小小的观点来看，当时明朝与英国还是可以比上一比的。但是仅存一点点的思想也在官府的压制下消亡了。李贽的行为让我心生厌恶，也不愿在他身上多费笔墨。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而我对这本书倾注的心血和严谨的历史态度，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篇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篇4：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500字
孔祥冰
《万历十五年》是我近期读的最认真的一本书，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这本书并非新书，首次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引入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推荐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先生以他独特的“大历史观”,跳开习惯性的时间串联叙述，如切片解剖般选取1587年这个明代270多年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该书的英文名），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说起，最终推导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学过的“万历年是明朝历史的中兴之年”的历史观念！
待到顺着作者的思路，横向（历史年份是纵向）剖析1587年历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团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结论一针见血。
万历年间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物，首先先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学习、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纳谏如流，几乎可以称作是历史上难得的“完美”皇帝；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极大的加强了明朝的国力，经过十年的经营，明朝逐渐由崩溃的边缘变得国力鼎盛，边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堪称不世出之奇才；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被奉为官员的道德楷模；戚继光，精通韬略，军纪严明，抗击倭寇、镇守蓟州，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一个好皇帝配上这么多的文臣武将，就犹如桥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难。也的确如此，在万历当政的前十四年，这局牌打得像模像样，用我们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5%（一说80%），当时北京一个民夫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国运昌盛、公私饱满。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根据书中的见解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被道德绑架的皇帝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中挂几个灯笼庆元宵节，张居正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灯笼挂不了；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官员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等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弹劾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
能臣不是神
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弹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除了作为楷模供奉之外毫无用处，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被轻视的技术派
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同样受到牵连，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姜汝祥博士曾在《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图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谁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能作为精神的图腾，可衡量的、实实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们明确目标、不断前进的跑道。这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
篇5：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尹虹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思想，以此为立国之本，四书五经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们穷尽毕生而需要研习的书，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和禁锢颇为深远。
中国明朝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贤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们言行的操守和准则，信奉它，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为众人师表，是当时社会无法动摇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大部分读书人从小所读的书是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形成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方便了皇权的思想控制，但也约束了社会深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样强大的思想统治下，任何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李贽就是这么一位异教徒。他反对儒家思想，提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功利主义，重视商业，强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体系过于强大，他的奋斗如同以卵击石，而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坚固、那么有说服力，很难大范围地影响很多人，他最终作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异类被关了起来，结局是自杀身亡。
他的出现摇下了儒家正统思想这棵大树的几片叶子，但没有撼动它的根基。可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在如此强大的思想统治下，还是有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试图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壁垒。李贽有他的先见，也有他自身的约束，他不完美，但他却是一个开始，一个先行者。
万历十五年仅仅是明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明王朝国运的走势却是影响深远的。作者处处强调他的大历史观，把事情放到上下几百年的维度中去看，不计较一时的利弊得失，更客观地看到一件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时，我们会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才能为当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篇6：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首先介绍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作家。《万历十五年》主要讲的是明朝的一些制度与官僚集团中的一些事，就如书中所言，在万历十五年，对中国本土而言，没有发生格外显眼的事情，但就在这一年，中国步入衰亡。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重点，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先说皇帝，在平常人眼里，皇帝是天之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之人，莫非皇臣”，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朝越往后期，皇帝的自由是越来越少，皇帝立储、提拔人才甚至出游统统要受到文官集团的管制，以至于万历皇帝立储之事就拖了十几年。
万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朱常洛，一个叫朱常洵，常洛为长子，常洵为幼子，万历比较喜欢的是常洵，表面看来，立储之争完全是万历乱来，常洛既为长子，就理应为太子，若废常洛立常洵，谓之曰废长立幼，有悖伦常，亦易生乱。但凡事不能看表面，细想一下，常洛是否真的天生就有继位的权利呢?不一定。第一，明朝里皇帝儿子在受封之前均没有名义，第二，立长不立幼，只是习惯，不是法规，当年的永乐皇帝就是逾越了他的两位哥哥登极的，第三，朱元璋规定，嫡子有继位的优先权，由此引申，子凭母贵，常洵的母亲的头衔是比常洛的母亲的头衔要高的，从这个看来，似乎常洵更有资格继位，第四，万历大可废后重立，立常洵的母亲为后，那么常洵继位也就理所当然了，但万历没有这样做，究竟是他不想这样做还是不能这样做，尚是未知之数，如此看来，立储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选谁的问题，而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僚之间的矛盾了。
再说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我们不陌生，他是从万历小时候就作为首辅辅助皇帝的，至于首辅这个职位的权力来源，可参照本书或者《张居正传》。张居正在职期间可以说是大刀阔斧改革，其中有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条鞭法，还有土地丈量、官僚“年审”制度等。这些措施都牵涉到全国上下，但同时也触犯了文官集团，冒犯了明朝所推崇的“中庸”思想，从而导致了日后清算张居正运动。张居正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怕且不好说，他的措施是适合当时还是违反潮流，也很难讲。古人对张居正褒贬不一，而现在的人对他也是众说纷纭。
最后，说说海瑞。海瑞是一个清得不能再清的官僚，但他到哪里也不受欢迎，我想，他犯了一个与张居正相似的错误：从表面看王朝。其实明朝从朱元璋开国到万历皇帝继位，已经210多年了，很多问题是从以前、从帝国的底层盘缠而起的，众多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海瑞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不和谐，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与其他官僚的关系。所以说，世界上最值钱的还是和谐两字。
未知事实，不能下判断;既知事实，也不能轻易下判断，不是局中人，无法看见局中关键，但若是局中人，就难免当局者迷。
篇7：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这是一本比较出名的书，出于对明朝的兴趣，我认真的将它读完。文笔很好，史论也不错，值得一品。从中也能发现许多问题：一个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这个国家居然相安无事。一群言官竟然能各种哭诉，弄得皇帝头大。皇帝居然对一位首辅如此客气，但他死后却那样的清算。一个皇帝居然亲自带兵打战还封自己为大将军王，居然忙得没空延续香火，这是何其的可笑!我觉得这明朝真的是一个神奇的朝代，言论是那么的自由，皇帝是那么的有个性。
首先觉得明朝中期的这几位皇帝真的非常独具特色，下面三位尤其突出。一个正德皇帝就令人捧腹至极，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童年过得不好，没玩够，怎么会那么爱玩。带兵亲征也就算了，那可以是显示一下自己的威严，可堂堂一个皇帝给自己封个大将军王，这就是个奇葩。他还专门修建了自己的一个游乐园——豹房，不分白天黑夜的在里面玩，也不是和妃子们玩，而是和太监们玩，好多现代的游戏也是他发明的呢。他还不好美色，连延续香火的大事也放一边不管了，就只顾着玩了。最后还是出去玩，落水了差点被淹死，救上来不久就死了，真的是玩死的。他那么爱玩，当然没空上朝了，还好手下人务实，卖力，不然江山都要断送了。
上面那位是最具特色的，但接下来这位也很有个性。嘉靖皇帝，由于之前那位忙着玩了，没空延续香火，这位亲戚就被请来了，别看他小，他可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孩子刚登基就把手下那些年老的大臣给清理了一番，然后还把三朝元老首辅杨廷和给弄下台了，政治手腕非常之高。可惜此人比较迷信，特别相信道教，天天躲在后宫炼丹，要成仙呢。他也没空和妃子相处，不过还好还有两个儿子，但几乎没见面，也是听道人说两王不能见面，所以就把两儿子隔离到远方了。说他是昏庸吧，他又那么厉害的斗大臣，说他聪明吧，他又那么迷信，真是个怪人。不过别看他天天在那烟雾缭绕里享受，他晚上还是夜夜批阅奏折呢，而且经常只会见几个亲近大臣，一般人见不到他，他确实是个活着的祖宗，操控着一切。他虽不上朝，可是手下那帮精英锦衣卫随时向他打小报告，所以整个国家他都了若指掌，是挺精明的。
还有最后一位，前半生活得比较憋屈，后半生活得也不顺。万历皇帝，从小就活在张先生的光环之下，事事都听从张先生的教诲，张居正这个首辅确实很有魄力，大权在握，而且确实很有本事，皇帝尚且年幼，所以不得不听他的。张先生要回去守孝了，他还硬是来个夺情，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帮自己处理政事，就像个没断奶的孩子，自己还没玩够，要找个人帮自己处理事，自己才能好好去玩。后来张先生死了，他那么憋屈了几年的情绪终于爆发，差点把张先生的坟墓都给掘了。他自己掌权了，但是手下却不怕他，他很宠爱小儿子，可是自古惯例是要立嫡长子，于是他绞尽脑子和大臣们斗，可是斗了几年还是败了，于是他一生气，罢朝了，万历十五年后，皇帝从此不上朝。他还没有嘉靖那么聪明能干，他就只会赌气，不论大臣们说什么他都没反映，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最多逼急了说句：知道了!弄得手下一帮人负气而走，辞官不干了，觉得自己话没份量。幸好有个申时行帮他打理这个国家。他也想效仿他那奇葩祖宗，带兵出去玩，可是群臣反对，他怕了，从此没踏出过宫门，连他母后病逝了也没出去。
明朝的这几位皇帝真是有个性的，动不动就罢工，一罢就是几十年不上朝，有的顾着玩，有的顾着成仙，有的赌气。更神奇的是罢了几十年的工，这国家还相安无事，我真佩服明代的这些大臣了，真的是非常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能把国家管理得那么好。明朝的的大臣真不是白拿俸禄的，真的是拿钱办事的。不过皇帝对他们也非常忍让的，即使很过分也不会杀他们，最多一顿毒打。明朝官吏基本都是科举出身，大多都有为国效忠之心，个人的基本修养素质也比较高，所以在皇帝长期不上朝或者无能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正常维系国家。由于大臣们的地位都比较高，说的话份量也比较重，皇帝还是采纳的，所以他们也很拼命。由于明朝广开言路，所以大臣们毫不忌讳的各种弹劾，以下犯上的也很多。海瑞真是了不起，直接就批斗皇上，气得皇上想把他给剁了，可是他居然还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新朝的时候还升官了，这真是个奇迹。我觉得明朝的皇帝应该很烦大臣们的，天天那么多人来告状，总是有那么多要说，你如果不管，他还天天念叨着。大臣们在明朝还是不好混的，首辅经常更换，还没有好下场。首先要参加过科举，然后要各种勾心斗角，忍辱负重，才能混到高位，到了高位通常都不年轻了，但是还要处处留心，哪天谁把你给告了，你就白奋斗那么久了，还要学会了解皇上，一不小心得罪了，这官位也不保了。工资也挺低的，贪多了就会被逮了。告老回家了，还有可能被告，抓回去。不过一旦得到权力了，也可以呼风唤雨。生前最成功的就是张居正，那真是个厉害人物，改革也比较成功，可惜死后被清算了。大礼议时，言官们可是天天到皇帝那么哭闹，一闹就是几年，皇帝也意志非常坚定，硬是把他们给打压了一番，最后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到了正国本的时候，又是一大闹，最后把皇帝都给闹得没兴趣上朝了，索性躲在宫里不出来，任由大臣们闹去，以大臣们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明朝也基本走向衰亡。大臣们还要留心锦衣卫，那可是历史上有名的特务机构，大多活着进去，死着出来了，也无处申冤。
所以我对明朝这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觉得很奇怪，有恭维，也有互骂，那么懒的皇帝，更能培养出那么优秀，那么勤劳的大臣，明朝能维系那么久，我觉得也是个奇迹了!有时候放手让大臣们去做，也是很能培养他们能力的。
篇8：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专政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习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习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平和而浅近，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习研究的观点），古代中国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中国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篇9：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前些日子笔者认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常规的历史书来读。但其实，真正读过了之后猛然发现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纵览本书，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发生的林林总总，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明王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此外，这本书最让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是没想到历史书竟然可以这样写，作者取一个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个人传记式的描述，串联展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维中，总觉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说了算；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第一把手说了算。但是这本书却告诉你了另外一种规则：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同时也会形成一种独有的惯性。这种惯性力量很大，个人有时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从一个组织的惯性就可以窥探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而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篇10：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心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的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了丞相，但他并未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真正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便形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使大量人挂羊头卖狗肉，为国家灭亡埋下了不定时炸弹。
最后作者以他的结论总结了全书，也带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明清后期儒教对国家思想的发展有滞碍的作用。
篇11：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官员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篇12：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罢，其实不仅是为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所叹息，更是为整个国家以及民族所感到悲哀。
万历皇帝也好，张居正也好。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个封建的制度之中运行。而这其中儒道又起了关键作用。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所运用来压抑住广大群众的思想。不可否认儒家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一旦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就成为了束缚整个民族发展的毒瘤。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行不是靠有创造性的法治而是依靠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必然是收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历史，事实上早已在那个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埋下了伏笔。一个被儒家所束缚，众人闭目塞听，关闭大门的古老国度，早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万历十五年，不论是即将不再上朝的万历皇帝，还是要励精图治想要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或者是想要调和百官矛盾的申时行，还是恪守绝对原则的海瑞。他们所作的努力，都只是局限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修小补或者小打小闹。大明王朝就像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也无法摆脱封建制度下的历史规律，走到了他的发展尽头。
我还想说一下万历皇帝。事实上在过往对于他我是有很大的偏见以及不满，觉得他三十年不上朝，致使国家中枢趋于瘫痪。并且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但是一个朝代发到了晚期，实际上走向终结已经是脱离了皇帝乃至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除非进行土地改革，否则每个朝代都在土地兼并下不可避免的走向矛盾激化的深渊。而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皇帝怎么可能会对自己阶级的人开刀？只是说皇帝的个人能力，能为这个国家续多几年的命。
事实上，万历皇帝也是凡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凡人，在皇帝的位置上事事却都要按照群臣所限制的儒家的思想来行事，按照所谓皇帝的准则来行事，使得他身心俱疲。我觉得有四件事是让我十分感慨的。一是万历想要进一步的学习书法却被张居正所制止，张居正举出了陈后主，宋徽宗等人来警醒万历不可对于艺术过于沉迷，于苍生并无补益。二是万历在王储选择上与群臣们斗争了长达几十年，原因皆在必须按照传统的长子制度来选取皇储。最终这场斗争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以致他灰心丧气只得用“无为”的消极态度来报复群臣，长达数十年不上朝以及不选补官职，从而使官僚机构陷于瘫痪。三是万历在二十几岁之时就以及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了，而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精神上的活埋。四是他想要出城视察陵墓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而他也于1588年之后三十多年再没有踏出过紫禁城一步，不免让人唏嘘。
事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无法发挥自己的个性，也无法把自己的创造力用于政治之中，只能恪守祖宗之法，恪守儒家之道。这种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哪怕贵为九五之尊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应是大展宏图，发挥自己创造力以及实现自己励精图治的大好年华，却事事受到群臣的反对掣肘，事事都要按照所谓的“祖宗之法”来行事。这样的生活实际上相当于行尸走肉罢了。在群臣的眼里，在他们监督下成长起来的朱翊钧，势必要充分的体现他们的意志，也势必要按照一条早已铺好的道路一路走到头。这不得不说是万历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这样陈腐的思想，扼杀创造力的思想与制度，怎么还能指望可以使得国家长久的发展呢？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一两个明君身上，却不去改变整个制度让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所有的结局必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轮回的悲剧。
篇13：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篇14：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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