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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多维透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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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多维透视论文

篇1：试析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多维透视论文

试析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多维透视论文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也备受国内学者的青睐。实际上，早在舒尔茨之前，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包含了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文章将散落在经典著作中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中国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人力资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

一、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思想受到了挑战，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已经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在舒尔茨看来，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称为人力资本，它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财富的主要缔造者，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舒尔茨是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学者，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开始关注人的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

1.马克思的人力资本内涵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但是多次使用“劳动力”这个概念，为揭示人力资本内涵奠定了基础。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资本，一类是人力资本。西方学者给人力资本所下的定义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也就是指人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下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①。可见，马克思的劳动力所包含的体力、智力就相当于罗默的“人力资本”，马克思所讲的“智力”不过就是舒尔茨所讲的“知识和技能”，他还在《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科学劳动”、“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等重要概念。②马克思特别重视科学、智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很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劳动力”和舒尔茨称之为“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之间没有多少差别。

不过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从而也就决定着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劳动者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能动因素。马克思以劳动创造价值为起点分析了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及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与舒尔茨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观点一致。

2.马克思人力资本的生成路径

西方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消耗一定量的金钱和其他稀缺资源，也就是人力资本需要投资才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保健投资―基础性投资，二是教育投资―核心投资，三是在职培训投资，四是人力迁移投资。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重点研究的投资形式。人力资本投资又分为生存性人力资本投资和发展性人力资本投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分析，揭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和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总和中，应包括三个部分:a.在正常状态下，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用以重新补偿劳动者劳动力使用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b.劳动者为养活家属，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保证劳动力商品的不断延续和更新。c.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所支出的费用。”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分析，资本家用于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支出(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是为了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种功利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见，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前两项是生存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项是发展性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途径是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支出。

马克思还对当今人力资本理论热议的人力资本流动迁移投资有过相关论述，马克思指出:“劳动者的智力水准是否能提高，是大工业发展生死效关的问题。在现代化条件下，资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社会内部的分工变革很快，劳动者如果不接受综合训练，不开发智力资源，是根本无法适应劳动的变换和全面流动性的。”揭示了现代人力资本用于劳动力的国内和国际流动需要支付的投资的重要性。

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扩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生产和归属问题，这些理论思想扩展了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进一步揭示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划分的本质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效用。

1.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从产权角度来讲，资本都有其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可以是个人、国家、企业和公司等法人。而人力资本这一特殊的资本，他的所有权只能属于劳动者所有。资本通过劳动力市场购买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使用权”。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二是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但劳动力所有者，即劳动者出卖的不是劳动力所有权。马克思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性质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力资本是个人产权属性，劳动者始终保持对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而且社会也必须承认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说，要“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权”。只有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是私有的，保护其私有产权才可以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常运行，发挥其资本的经济价值，否则价值降低甚至降到零。正像“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表现在人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具有未来的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者两者的源泉……人们当然能获得它，但不是作为一种市场上出售的资产而是通过向自身投资……没有人能把自己同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来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本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可见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不能够分离的，人力资本是具有明确的私有产权性质的，离开了活生生的人，人力资本就不可能存在，人力资本永远凝结在特定的个人体内并随人体的运动而运动，随人体的消亡而消亡。

2.人力资本划分的本质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物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资，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显著地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人力资本投资，物力资本投资也不能发挥作用或不能持久发挥作用。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已经是决定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将资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变资本，一类是可变资本。所谓不变资本，就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一部分资本;所谓可变资本，就是指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这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对资本的划分相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不同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变换它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身的价值量却不发生变化;可变资本则不同，可变资本的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过程具有二重作用，一方面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方面创造出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除了补偿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以外，还有一些剩余。因此，通过对资本的划分进一步说明，可变资本即劳动力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对可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的肯定，实质上是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这与人力资本理论中对资本的划分的实质是一样的。

3.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用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及收益计量模型，是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及收益模型的理论基础;特别是舒尔茨和贝克尔等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测算，得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结论。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使用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这两个概念。剩余价值率是用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大小的比值(m/v)来表示和计算的，利润率是用剩余价值与资本家垫付资本之和的比值〔m/(c+v)」来表示和计算。从以上可以看出，资本家投资于可变资本的回报率高于不变资本的投资，由于研究目的和侧重点的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占有的属性，没有对具有增值性的可变资本(人力资本)效率作更多的深人研究。尽管马克思的分析比之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还要深刻，但是，研究的阶级属性决定了马克思的分析更注重质的方面，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而西方学者则侧重量的方面。

综上所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但仍不能磨灭其思想的光辉，他的思想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具有拓展性意义。我国的理论界对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重视和研究都不够充分，我们有必要予以重视和加强。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博大精深，无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济理论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篇2：国际会计协调化的多维透视研究性论文

国际会计协调化的多维透视研究性论文

一个国家的会计准则和做法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会计准则的不协调，财务报告的额外成本和跨国公司处理业务的困难变得严重。因此，会计准则的协调性在国际上一直被大力提倡，以便加快经济决策的进程。

一、会计多元化带来的问题

各国会计的差异反映在不同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如果投资者和债权人遇到财务报表的困难，他们就可能不愿意投资或借贷资金，因此，使用一个公认的会计语言表达，对财务报告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各国会计实践的多样性导致一些当事人的问题相当严重，其中一个问题涉及与外国公司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各子公司按当地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这些规定通常要求公司使用当地会计原则保存当地货币的账簿。按照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GAAP）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也必须转换其外国业务的财务报表，以纳入公认的会计原则。与会计多元化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些国家缺乏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许多人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失败是由于会计透明度的缺失。由于披露缺陷，国际投资者和债权人无法充分评估风险，因为财务报表并没有及时反映出风险暴露的程度，债务的实际规模隐藏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和资产负债表之外。

二、国际会计的协调途径

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建立一套在国际上值得信赖的会计准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符合全球会计协调化的背景下，必须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市场力量戏剧性地改变金融格局，学界认为，国际会计的协调是一个涉及多样性以达到和谐状态的过程。这种协调一致的会计准则，将有助于帮助国际交易和提供理想的信息，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可以规范信息普遍的经济决策、细化金融市场信息、提高管理责任。会计的协调主要包括会计准则、上市公司披露与证券发行以及审计标准。

国际会计协调的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允许外国公司使用母国会计准则

允许外国公司编制财务报表使用其母国会计准则，这就要求必须提供关键的会计信息，提交净收入和股东权益之间的母国和所在国的财务报表。可以说，协调比准备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成本更低。例如，美国证交会就允许外国公司准备除GAAP以外的财务报表，然而，他们也必须提供调和外国公认的会计原则和国内公认的会计原则。

（二）相互承认对方的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之间相互承认，就意味着虽然他们没有根据国外的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但是仍然很容易被国外接受。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就可以接受外国公司提交的以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为基础的财务报表。目前的国际会计协调工作开始于。，所有欧洲公司在欧洲证券市场交易都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其中，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发布了自己的标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必须采用他们国家的所有会计准则。

许多国家，像韩国、蒙古等也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而在俄罗斯，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也非常相似，新西兰的会计准则则采纳了36项新会计准则及12项相关解释，这些都形成了新西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新加坡，很多会计准则基本上采取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现在，这些被称为新加坡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日本则是国际会计准则的坚定支持者，日本的注册会计师协会已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团队共同努力，试图让日本标准等同于国际标准。日本已开展的会计联合项目与IASB合作，有效消除了日本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的差异。

三、国家会计协调的回顾

（一）中国

中国目前的会计制度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由财政部的制定会计和审计标准。1992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IFRS）指导了新会计准则的架构设计。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CASC）是财政部的一个机构，成立于。目前，中国已经颁布了如现金流量表和债务重组问题的会计准则。基本原则是：（a）持续关注；（b）一致性；（c）权责发生制；（d）匹配。后来，财政部颁布了一个列表，努力消除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新会计准则（IAS）。它对规定遵守的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了许多变化处理，如在中国上市的公司的坏账率可以高达政府批准0.3%—0.5%。事实上，国际会计准则允许企业确定计提坏账准备。因此，这些规定在协调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取得重大进展。当然，中国所有的上市企业都必须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二）美国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监管会计事务。美国1973年成立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已经发布了150个财务会计准则公报。其会计理论主要涉及：（a）会计实体；（b）持续经营事项；（c）会计时间；（d）货币计量。在美国，所有的研究及开发成本确认为费用，后进先出，先进先出，平均成本的方法是允许的`，采用负债法核算所得税。

在美国，SEC没有接受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作为财务报表的外国上市公司提出的依据。当前，国外上市的公司必须做到：（a）编制报表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b）美国要求提供详细的盈余和外国会计的账面价值，这是保证国外上市企业提供高质量财务报告。

、FASB和IASB签署的“诺沃克协议”试图调和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四份文稿基本汇聚了美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标准。目前，FASB和IASB都在开展联合项目，解决收入和相关业务问题。

（三）澳大利亚

在1984年之前，虽然澳大利亚会计研究基金会（AARF）制定出会计准则，然而，AARF制定的标准并沒有取得合法的地位。1984年，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展了国际会计的标准。澳大利亚的会计准则除了评估有形资产和研发（费用化或资本化）外，大致符合美国的会计准则。

自以来，AASB采取更加强硬的国际协调政策，AASB也负责审查现有和标准草案，看它们是否符合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因此，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虽基本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的要求与IAS完全相同。通常情况下，国际会计准则往往让比澳大利亚的会计标准有更多的会计核算方法。自20以来，澳大利亚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准备财务报表。

（四）印度

印度特许会计师协会是会计和审计的最高组织。印度在1977年成立了会计准则委员会（ASB），以规范财务报表的各项项目。目前印度会计准则实际上等同于国际会计准则。直到，法定审计是印度唯一的执法机制。19，印度政府成立了全国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关于会计准则的咨询机构，对会计准则的国家咨询提供建议，努力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委员会（ASB）不时发布标准，某些标准也会根据新的和附加的标准以及行业的经验进行了修订。此外，董事会还准备了一个比较列表，详细列出了相应的印度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以及在目前的经济和商务活动中，哪些准则是无关紧要的。

研究表明，印度正在慢慢地进入会计准则的舞台。当然，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会计准则进展特别缓慢。然而，印度的一些会计准则虽然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对应，符合国际会计准则，但同时也存在显著差异。

在印度，会计准则标准的制定者来自不同的机构，这也导致了其国际会计准则标准进展的缓慢，其国际化也缺乏一定的方向。国际会计标准所规定的评估方法的复杂性，需要专业判断、广泛评估、完整性和一致性。在所有国家，尤其是在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这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在这些地区，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其会计处理导致账户的差异，范围主要包括综合财务报表、所得税会计、金融工具及无形资产。

四、结论

国家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加大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融合，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面临会计多元化的问题。没有相互的协议，会增加大量财务报表重复以及协调的成本，投资者等也会特别关注其他国家编制的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因此，国际会计协调是必要的，必须为跨境用户提供可比和可信的财务报表。

几十年来，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出现了许多重大发展。许多组织（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欧盟、IFAC）贡献了许多重要的资源，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卓有成效。例如，欧盟要求上市企业必须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加拿大还允许使用缺乏互相承认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此，通过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全球资本市场将更加有效和高效。

在国际上，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化会计准则的协调。协调是通过国家之间有差异的做法，消除会计原则在世界各地之间的不必要的差异。

总的看来，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的最初困难已经克服，各国之间的会计原则和程序趋同的进展已经在进行，预计全球趋同的进展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新的监管框架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设置也在协调中。国际会计准则允许一些不同的做法，因此，相同的标准不能产生不同的情况，预计这一过程将最终为实现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会计协调创造新的目标。

篇3：近现代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的多维透视论文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日益密切，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间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不断涌入国内，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和思想也纷纷影响到了不同阶段的人们。随着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文化观念也开始逐渐融合，然而，在全球范围之内，大量道德滑坡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本文将对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进行剖析，来对其思想道德观念中積极的部分进行学习，丰富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一、研究的意义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在学术领域，目前缺乏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因此借助于这次的研究能够来弥补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足。道德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群众受到了众多道德观念的冲击，造成其思想道德上的混乱，本文将对道德观念和非道德观念进行分析举例，探索不同道德观念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来寻求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借助于道德研究，能够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决，同时能够追究道德问题出现的根源所在，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社会公众逐渐加强对于道德的重视程度，在社会宣传上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道德宣传教育，在社会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二、道德观的分类

（一）理性主义道德观

顾名思义，理性主义道德观就是以人的思维理性为基础来对道德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加以规范。然而，在理性主义道德观的形成上，不同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达成相应的共识，其既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类思维所致，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默认形成的社会群体自觉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理性思维的影响，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偏向。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和总结，人类通过思考和探索来得出对于世间真理的探索，但是理性思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容易由于极度自信从而导致思想的偏差。

（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

非理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西方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观点和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在摆脱过去依靠理性思维进行主导的情况，使得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的定义和规范更为的广阔，在非理性思维的主导下，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分析体系，使其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科学。在道德领域上，非理性思想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人们开始渐渐习惯将非理性思想运用到道德观念当中。

三、道德观念的规范

对于理性道德观来说，其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体现，由于人类的行为活动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私心，因此道德变成为了用以满足个人私利的工具，即便一个人的行为目的不是出于一定的私心，也会出于一定的目的。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集体观念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因为人不可能在社会中孤立存在的，因此，在行为活动中必须考虑到集体利益，为了满足和实现集体利益，必须构建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也不能够忘记集体的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抱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够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最终损害了个人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甚至会使得社会环境陷入困境，引发信任危机，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作为个人来说，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周边的利益状况，为社会营造出良好的和谐氛围，有助于良好道德规范社会的形成。

非理性道德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人人都站在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行为活动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问题，那么社会稳定将难以维持，久而久之必将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严重损坏社会稳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为了社会道德的有序进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必须遵循一定的非理性道德。对于道德而言，其考验的是对于人类活动同人类自由之间的问题，对非理性道德而言其是一种能够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同自然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道德是对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具体规范，规定了在日常行为活动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非理性道德的发展所必须遵从的就是需要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并且要体现出事物的客观合理性。

四、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多元化的当代启示

对于道德来说，其是一种人们对于社会活动和发展的要求，是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通过彼此之间进行行为约束来构建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状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环境将会混乱不堪，没有道德的约束，行为活动之间缺乏相应的准则，难以对正确与否进行定义。对道德来说，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群体能够在行为活动中获取更大的自由，不受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干扰。为了能够在和谐理想的条件下，去不断的充实满足自我，实现更深层次的理性需要，必须自觉对道德进行遵守。对于一些不良社会行为的出现，不能够让其影响到个人的思想道德观，切记对自身的道德观念造成影响，为追求自身利益来破坏社会的道德约束。

参考文献：

篇4：近现代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的多维透视论文

[2]韦鸿鹏.哲学观视野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多维透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1）：56-57.

[3]任玉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习意义的哲学解读[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5）：122-123.

篇5：曹操的人力资本控制思想述评管理论文

曹操的人力资本控制思想述评管理论文

三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但却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历史时期。短短60年，群雄竞起，斗智斗勇，各逞才略，其中论经济管理思想的成就当推曹操莫属。作为汉魏之际集政治、军事、文学、管理之大成者，曹操内修法度，整饬纪纲，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不拘一格求贤才，其“唯才是举，奖罚分明”的人力资本控制思想，不仅冠绝当时，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以现代人力资本发展理论来回顾这位开拓者独特的人事管理思想，以便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再次领略曹操的诸多思想和追求。

一、曹操人力资本控制的动因——“天地间，人为贵”

曹操在开创事业之初，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人才的因素。在同袁绍谈论各自的创业计划时，就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是曹操任智而御之以道人才思想的最早流露。他认为要成就事业，只有把天下的“智力”尽量招募到自己的麾下，并善于驾驭、使用他们。在当时情况下，曹操能认识到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性是难能可贵的。

在其诗文《度关山》中，曹操指出:“天地间，人为贵”;在《短歌行》中说:“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周公“一饭三吐哺，唯恐失天下之士”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对贤才的尊重和渴望。后来他连续四次下达《选举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表明了他为治理天下渴求“贤人君子”的'高度重视与紧迫态度。曹操之重贤由此可见一斑。

二、曹操人力资本控制的原则、目标

(一)曹操人力资本“筹知、投知”的原则——唯才是举

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效率低下等是封建人事制度腐朽性的典型表现。曹操出身于封建世家，他对封建人事制度的弊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由于他认识到了人才的难得，因而他的求贤政策与别人大相径庭。在其颁布的《求贤令》中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

1.举贤不分门第高低，出身贵贱。曹操把举贤放在首位，强调应该不分亲疏和门第。曹操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曹操集》:“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又说:“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不仅在法令上主张选拔虽出身低下但才华横溢的人，而且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上封乐进为折冲将军，于禁为虎威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乐进等人原来是曹操的下级官吏或是归附于他的将士，但曹操认为他们智勇兼备，忠于职守，又积有战功，“奋强突固，无坚不陷”，因而破格予以选拔，使当重任。

2.不求全责备。曹操用人，强调实际的才能，而不重视世俗的声名、声誉。他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公然下令求才“或不仁不孝而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强调对那些所谓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将自己知道的都推荐上来，不要遗漏。在这里曹操公开提出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做官，并不是不要德，不要政治，而是对东汉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作为选拔官吏标准的有力冲击，他认为被统治阶级誉为“不仁不孝”的人，却不一定是什么恶人，而往往是有经国济民之才，对这样的人要不计细行，不拘小节;但对那些有较大名声并无真才实学，或仅有一些小才的人却自负、狂傲之人，则不能用之。

(二)曹操人力资本控制的目标——博采众长，随才任使

曹操不仅善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他对手下的人的特点了解得很清楚，能根据各人特长安排工作，同时又注意其不足，对有缺点的将领，既鼓励又教育，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1.知人善用。曹操族弟曹洪，忠勇善战，功绩卓着，但贪财好色。因而曹操在重用他的同时，派自己的宗亲曹休和亲信谋士寻毗担任他的参军，并提醒二人注意曹洪的短处，随时“匡其过失”。又如夏侯渊是曹军名将，作战勇猛，无所畏惧，曾打败马超、宋建，占据陇右，战功很大。曹操下令表彰他说:“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但是曹操对他逞强恃勇、鲁莽无谋的缺点也很担心，经常告诫他说:“勇固然是将领的根本，但还必须善于用智谋计策，只知道逞勇，不过是匹夫之敌。管理学者杜拉克就认为，“用人的决策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而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曹操对夏侯渊的任用，就达到了这种境界。

2.广纳韬略。在“贵义贱利”的封建社会，最受人重视的是谋臣、武将，但身为丞相，为了扩大和巩固北方的地盘，发展北方的经济，曹操除了重用军事人才外，还依靠其他各种人才，博采众长，使人尽其才。曹操在打败了黄巾军之后，把黄巾军的精锐部分组织起来，号为青州兵，奠定了曹操起家的武力基础。兵力大量增加，粮草问题如何解决，这成了当时一个最大的问题。曹操采用了枣祗、韩浩的建议，利用黄河流域人民大批死亡，无主土地极多的条件，大力开展屯田活动。并重用擅长农业的任峻管理屯田。几年之后，生产出大批的粮食，仓储丰足，不但解决了军队的吃饭问题，也使当地的农民度过了灾荒之年。

《三国志·杜畿传》中记载:杜畿善于治理地方，于是曹操就派他当河东太守。杜畿果然在河东能够独当一面，在其任太守的中，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河东16年，常为天下最”，这既是对杜畿治理河东的业绩的肯定，也是对曹操善于重用各类人才，使人能够各尽其能的肯定。

三、曹操人力资本控制的机制——“奖罚分明”，激励与约束相融合

“赏罚必行”是曹操调动部下积极性，更好地为其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体现和保证。为了有法可依，奖罚分明，他于建安七年至十二年先后颁布了《军谯令》、《败军令》、《论吏士行能令》、《封功臣令》等，并对20多名有功将吏封为列后列侯，同时对有过者给予惩处，这种恩威并施的奖罚机制为其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一)激励机制——物质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曹操对于忠心事己的贤才臣僚，无不重恩厚惠，他善于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奖励措施来激励将士，这是他卓有成效的用人之道。在《论吏士行能令》中，他提出:“贤者食于能，斗者食于功”，从来没有听说无能的人、不能打仗的士兵“并受禄赏、而可立功兴国”的，“凡英明的君主，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赏得行，有事赏功能。”他主张“赏不逾日，以达明赏罚，呈用众，若使一人”。

1.物质激励。①爵位奖。如关羽斩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曹操立即表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即铸刻钢印相赠。特别是“建安二十年(215)，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此作法在当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积极向上的欲望，同时又减少了因分封列侯过多而造成的权力分散问题，大大增强了曹操的向心力、吸引力。②明码标价分级奖赏。曹操在潼关用反间计击败马超，闻马超逃脱，遂令诸将“无分晓夜追击之，如果得其首级者，赏千金，万户侯;生擒者，封为大将军”，于是众将纷纷各争其功，追得马超狼狈不堪。

篇6：现实的学科教学与新课程差距的多维透视论文

摘要：目前全国的课程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但是笔者在一线调查中发现，很多教师抱怨很多，现实的学科教学与新课程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多维透视这些差距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课改的推进有重要的启示。

自7月《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颁布以来，争鸣已久的的旧课程算是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定位，对学科教育教学的批评也开始聚焦新《课标》的解读。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前瞻性行为的确代表了学科教育教学的美好未来，是新课程走向全面实践的舆论准备，但新课程的实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除了广大教师实现观念的突破和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外，还需要课程实施内外系统的重新构建，这将是学科教育面临的一个机遇与挑战。然而，现实的学科教学与新课程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一、教育理念的转变是艰难的生命蜕变

尽管我们提出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倡导并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来，更新观念的要求不断高涨。但现实中的教学依然沿袭了过去的老一套，是什么原因使得传统观念如此根深蒂固？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层面因素：一是传统教学模式的惯性和机械操作。今天的教学模式根源于两个历史因素，首先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成为不变的教育信条。教师是什么，就是教学生知识，是知识、学问、权威的化身，凌驾在课堂之上是顺理成章的道理，学生只有老实听老师讲授，老实埋头学的份，听老师的话就是好学生。其次，是建国初期前苏联教育学教学模式在我国的全面推广与应用，其教学过程的“三中心”（教师、教科书、课堂教学），“五环节说”（预备、复习旧课、教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以及教学本质“特殊认识论”的教育哲学立场，以讲授法为核心的“九大教学法”等等，这种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教育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有机嫁接，更加凸现出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对人统一标准的社会化要求。这种教育教学模式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机械，标准统一。二是目前教育教学的矛盾导向，使得教师产生了观念的迷茫与困惑。大多数期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现代课程理论与新课程的专家解读，使得一线教师目不暇接。三是长期以来考试的甄别选拔功能使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形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学生刚上中学，未到毕业，便早早结束了教材教学，拼命研究上级部门的“考纲”，提前训练应试技巧。这意味着学生不需要读太多的课外知识，教师也不需要提高自己的'素养，严格进行机械的训练，就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成绩，那需要什么观念更新，教法改革，学生要想进入重点高中，名牌大学，谁不敢听教师的话呢？

二、目前的考试模式不允许真正的多元解读

《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的能力”，允许学生“作出自己的解释”“掌握知识不是课程学习的惟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质的基础和载体”，但现实的教学真的在考试中允许作出自己的结论吗？是否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呢？随着考试命题评价方式的改革，近年来的试题普遍增加了主观题目的比例。即使是这样，这些主观题也都有限定的项目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鉴于考试成绩的压力，必须尽一切努力教会学生揣摩命题意图及评分标准。学生长期形成的为考试而学习的心理惯性不可能让学生用真正个性化的体验方式进行学习。

三、教学中人文内涵的长期熏陶、渗透过程为“短平快”的机械训练所取代

对于课程的人文性，《课标》反复强调“普通高中必须全面实现其教育功能，在提高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培养健康的情感和……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精神的理解”“掌握知识不是课程学习的惟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我们不否认很多具备人文素养的优秀教师在教学实践上做到了这一点，最起码也有这种明显的意图和趋向，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具备了这种素质。我们从现实中都清楚看到社会上评价一所高中，是多少学生考上名牌大学。我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考试制度，如何改革，什么时候都有应试技巧，而这往往是众多一线教师的第一需求。课程人文内涵的熏陶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而这往往不能充分体现在量化的应试成绩中。因此，很多的教学走的是非人性化的捷径道路。模拟试题，仿真试题、单元测试、专题测试、联考检测、摸底考试、阶段测试等等的机械训练将人文素质的培养深深地埋在雪花般的种种试题之下。

四、课程改革难以落到实处

《课程标准》在“实施建议”部分对教材编写，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教师教学改革和教学个性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意味着课程的实践是全方位的，是有个性的、民主化的。然而，目前学校教学中“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一是考试命题依然注重教材，以教材的内容、水平、风格为基本依据。从这点说，没有哪个教师敢于根据自己的教学个性和学生的学情自主整合教材，改变教材，从这一点看高考试题被中学教师压中70分几乎原题的传言也就可能成立了。二是应试训练的紧张安排。现实非常清楚，谁的学生会考试，会作题，就意味着教师具备了争取成绩与荣誉的实力，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必须完成“考试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并且还要学生熟练，教师对课程的重构，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只能是美好的有待永远追求目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者叶澜教授对此曾说过“从我国目前状态看，一些课程改革的先行学校，相当多的是把这些观点体现在新创设的‘研究性’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中，而学科课程的教学还是采取较为稳妥的传统方法，以确保改革背景下的升学率万无一失”。三是课程资源的开发只注重了对文本资源的利用，而这种文本资源还不是真正的文本，大多数是教学辅导资料，应试指南、考试宝典、专题航母之类。对学生主体资源的开发，只是尽最大可能地扩充了“容器”的容量，训练成为考试解题的熟练技工而已。根本没有直视学生的生命和心灵———课程的“过程与方法”，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教师高素质专业化的体现与开发。

五、评价体制，一个难以走出的“围城”

《课程标准》在“评价建议”中强调课程评价的定性和定量的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结合，要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多种功能。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评价体系从现代教学论角度看它的根本特点是由于课程目标的不确定性、动态性、开放性而没有具体参照系，因此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在目前把考试作为甄别和选拔的惟一参照手段的条件下，这种评价制度从理想变成现实可能需要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同样，如上提到的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评价也是看成绩，导致学校主管领导的也看成绩如此评价教师。如果每一位教师都能认识到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的最终目的已不再是传播人类已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把人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诱导出来，焕发人的生命精神和生命活力。课堂教学活动中掌握学科的知识成果不再是教与学的终点，而应该是人的发展的起点”、“教学的根本任务不仅是让学生记住一些知识，更在于启发学生的历史想象力和创造力，理解现象和事实”；如果每一位教师都能做到像萧伯纳先生所说“你我是朋友，各拿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交换后仍然各有一个苹果；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朋友间交流思想，那么我们每个人就有两种思想了”的话；如果每一位教师真正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真正领悟新课程标准的实质，尝试新的课程教学，我相信充满着无穷的可能性，洋溢着生命的色彩，富有活力和魅力的现实的教学才能同新课程共振，才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张华著.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篇7：浅析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蕴含的科技思想论文

浅析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蕴含的科技思想论文

一、科技异化加速了劳动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在这部著作里，他深刻系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统治下工人非人化的、异化的劳动。对异化劳动理论的进一步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统治下科技在加速劳动异化中的催化作用。

(一)科技异化加速了“物的异化”

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逻辑顺序，异化首先表现在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本应该是劳动者(工人)劳动的现实化、对象化，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展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52 这种状态下，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越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他创造出来反对自己的力量就越强大，他失去的就越多，归他所有的就越少，他自己就越渺小。

然而，工人对于劳动产品的创造并非凭空捏造，也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从自然界得到的，“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界为工人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场所和全部的物质生产资料，是工人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因此，没有自然界就没有工人，就没有工人的创造，对自然界的认识越充分，人在其中的活动就越自由，供他选择的生活资料就越丰富。

这样，工人的劳动能力越强，他的外部世界(自然界)就越广，他能占有的生活资料就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越是想占有，就越是失去，因为他的劳动产品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他在自然界中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就越少。最后，异化的劳动产品仅仅给工人提供确保其肉体不至死亡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并且这些生活资料的获得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首先成为工人。

然而，劳动产品的增加除了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技术运用大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近代工业社会里，科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通过科技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越充分，他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越强大，就越占有自然界，越能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科技高速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劳动产品的快速增加，而劳动产品的快速增加则意味着工人外部世界(自然界)的加速丧失，意味着统治他的物质力量的急剧强大。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的异化本质上是“物”的异化，按照他的逻辑，科技越发展越会加速“物”的异化，“物”的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工人所受伤害的增加。科技只是劳动的手段，劳动的异化导致了科技的异化，反言之，科技的异化又加速了劳动的异化，加速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加速了“物”的异化，以致连工人都“变成了机器”，变成了“物”。

(二)科技异化使工人“自我异化”的处境更加恶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只是异化劳动的一个方面，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异化劳动还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之中，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不属于工人的外化的活动。

马克思将异化和外化并列使用，在分析劳动外化的表现中，总结劳动本身的异化。他对异化的表现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正是因为劳动本身不是自主的、是不属于工人的，因此即使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发挥的结果，这种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也是痛苦的劳动，是本质力量被剥夺的劳动。然而，这种劳动又是工人不得不从事的劳动，因为一旦停止这种活动，工人将面临饿死的危险。工人在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不是满足自己而是服务别人，不是自主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劳动，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因此，生产活动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丧失。他只有在停止劳动，满足自己的吃、喝、生殖、居住、装饰等作为动物的本能需要的时候才会感到自己是人。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工人的自我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自我异化，这种生产本身的异化除了工人劳动的外化以外，也与生产活动本身分不开。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分工越来越精细化，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聚集到生产车间，工人在流水线上昼夜不停地从事着简单、机械的工作。这种单一的、机械的、长期的生产活动进一步恶化了工人的处境，他的作为人的东西日益机械化，成为机器的附庸。

资本主义科技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分工的精细化、生产的机械化，而机械化的最终结果却是劳动的简单化，人的思维的单一化，因为生产过程中劳动内容逐步丧失，工人的脑力劳动被不断弱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一切通过科技改进的机器大生产都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零部件，都把工人的智力贬低为科技的附庸。科技的东西被不断放大，人的东西则不断萎缩，科技的专制已经越过了生产的界线，入侵了工人的生活，甚至为了保证工人不绝种，他的妻儿老小都被抛掷到了“资本的扎个纳特车轮”下。科技的异化使得工人自我异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不仅工人失去了自我，就连他的妻儿老小都成了机器的附庸，都受折磨于资本的统治。

(三)科技异化进一步剥夺了工人的“类生活”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他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不管是肉体生存的需要，还是观念世界的丰富，都必须从自然界那里得到满足，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他对类生活进行了规定，认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生产生命的生活……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他将动物的“种”和人的“类”进行了区分，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直接的原因。动物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它的生产是片面的，只生产自己或其后代直接需要的东西，是种本能的、无意识的生产，是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生产活动，生产的产品仅仅是为了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人则不同，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这种生产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作为动物的生存的本能需要，更重要的是超脱这种需要的影响对整个自然界进行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应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在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地改造当中体现出来的，自然界是人的对象世界，是人的内在尺度的外在表现，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然而，异化劳动从工人那儿夺走了他的“无机身体”，他的生产对象，他的“类生活”，正是因为人能够有意识地进行生产活动，他的本该是人优于动物的“类本质”却沦为了维持其肉体存在的手段，成为了同他相对立的东西。

“类本质”的异化表明，工人原本自由的有意识的生产活动沦为其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正是因为人能够“按照任何一种尺度进行生产”，人的这种能力反而成了其遭受压迫的原因。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越充分，自然界对于人就越普遍，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越强大。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越发展，工人被迫按照科技的尺度进行的生产就越普遍。科技的应用越普遍，工人越是失去自己的“类生活”，因为科技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扩大了人的无机身体，而工人的无机身体越广阔，他就越失去自己的“类生活”。因此，资本主义科技异化不断地提供着工人被迫生产的尺度，开拓着工人的无机身体，又进一步剥夺着工人的“类生活”。

(四)科技增殖了“非工人”的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理论第四个方面的内容是人同人相异化。按照马克思的推论，如果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属于他，那属于谁呢?不是神灵，也不是自然界，只能是人，是工人之外的他人。这个人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是工人生产活动的享受者，是与工人相异的统治者，是不劳而获、站在劳动之外的非工人即资本家。

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的劳动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种敌对的、异己的、不依赖于他的力量，对于非工人来说却是他的私有财产，是他享受服务、奴役工人的依据。人同人关系的异化就在于工人的劳动不仅生产出了劳动产品，也生产出了同他对立的、统治他的非工人。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私有财产，享受更好的服务，非工人必然会绞尽脑汁地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劳动产品，甚至通过卑劣的手段从他同样作为非工人的同伴那里掠夺更多的私有财产。

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组织工人进行生产并不是为了养活更多的工人，而是为了雇佣更多的工人为他不需劳动就能享受到的奢侈生活服务。要保证这种生活不被破坏，资本家只有在不断增加自己所有的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如何增殖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了资本家最为关心的事情。除了雇佣更多的工人，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外，他们还对生产活动的机器设备进行了技术化的改造，因为科技一旦投入生产就能够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更多的劳动产品，也正是因为科技能够最大幅度地产出劳动产品，为资本家尽快积累私有财产，它才能够在资本主义诞生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被世界所接受，从而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扬弃异化劳动将推进科技人性化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外化的实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都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然而，自从亚当·斯密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视为劳动之后，“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这种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彻底的否定，因为私有财产与人的紧张关系被完全归咎于人自身的本质。因此，扬弃异化劳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劳动同扬弃私有财产说的是一回事。正如科技异化加速了劳动异化一样，随着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扬弃，科学也必将得到人性化的发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阐述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也给予了说明。

(一)扬弃异化劳动需要科技是人的、由人并为人创造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运动的结果必然是把有产和无产对立的矛盾归结为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只能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但它的存在形式却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

最初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是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最初的共产主义无限放大了物的统治力量，无视人的存在，甚至“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这种形式下的私有财产把对物质的直接占有视为一切，把人的才能等能够表现人的内在本质的东西视为多余，这样，工人这个规定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地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这种最初的共产主义绝对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是私有财产追逐自身积累的本质力量的彻底释放，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无情剥夺，甚至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倒退。

那么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马克思认为“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向自身的合乎人性的复归，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才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才能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是一种感性的占有，是人通过自己的器官、情感等对象性的、现实的占有。

科技同人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一旦束缚人的枷锁(异化劳动)被打开，科技也必将真正成为人的、由人并为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科技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的感性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为了看得更广阔更细微人类发明了望远镜、显微镜等观测仪器，为了走得更快更远人类发明了飞机、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为了记得更多更清楚人类发明了电脑等智能机器等等。科技的发展无不证明它是在不断延伸强化丰富人的感性器官，一旦扬弃了异化劳动，人真正占有了自己的感性器官，人也就真正占有了科学，科学也才能够真正为人所用。

这样一来，扬弃异化劳动后的共产主义同样需要科技为人、由人发展。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对人的本质和对自然界的真正占有，而科技越是为人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就越能够得以丰富，科技越是由人发展人就越能够在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同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二)扬弃异化劳动必然要推进科技社会化

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生产人，占有人的本质是通过他的对象性的活动实现的，他生产的体现他个性的对象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别人为他的存在”，他的存在不仅通过它所生产的对象、也通过别人、别人也通过他而相互存在。人的存在是通过别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他只有置身于由许多个别人组成的社会里，他的存在才有意义。因此，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同样，自然界也应该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自然界，它只有融入人类社会，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成为人化的自然界，才对人有意义，才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无机身体”。

科学也如此，它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找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本身就应该是被社会化了的。站在认识论的角度，从科学研究的主体来看，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并非离群索居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的衣、食、住、行等需要不得不通过社会才能得到满足，他进行科学研究所需的材料也只有到社会中才能找到，甚至他表述自己思想的语言也是社会的语言。从科学研究的客体来看，它的研究对象不外是人化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它的研究对象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找到。它的研究成果也不外是关于人的或自然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进入到人类社会被人们认可才有意义，只有对人而言，才称得上是研究成果。因此，科学家本就知道自己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存在物，他所做出的科学研究也是为社会做出的，他的体现自身个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认可。

扬弃异化劳动之后，人的类本质必将得到彻底的解放，个体的特殊本质也将得以复归，社会对个体而言将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普遍的、感性的存在物。这种状态下不管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都要求科技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由人创造、为人服务，既能体现个人的特殊本质，又能够满足社会的普遍的类本质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科技不断地社会化、普遍化，因为只有科技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它才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才能不断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充实人的现实需要，壮大人的本质力量。同样，科技只有不断地社会化，它才能像鱼儿之于江河一样，从不断丰富的感性的现实社会里找到其理论的现实基础，以完成更加完美的突破。

(三)扬弃异化劳动将实现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有机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同私有财产的关系被直接的、片面的理解为享受，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以致一个对象只有被我们使用时，它才是我们的，人的本应丰富多样的肉体的、精神的感觉被单纯的异化的感觉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共产主义之所以要扬弃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就是要彻底解放人的感觉器官，就是要彻底地释放不同的器官所规定的人的丰富又全面的本质力量，这种力量的确证，只有在对象化的世界(主要指打上了人类烙印的人化的自然界)那里才能实现。不得不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尽管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人同这些对象性的存在的关系仅仅是从外在的有用性理解的关系，是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不容置疑的是，自然科学已经被越来越频繁地应用于现代工业，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量的劳动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是人的社会本质和自然本质充分结合的产物。人不仅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自然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自然科学同现代工业的结合，延伸了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正是在对自然界的对象性的改造中，人的需要不断丰富，人的生活日益精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科学既是人的科学的基础，也是人的生活的基础，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就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最终结果将是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与其说是自然物，倒不如说是人本身，感性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另一个感性存在的人，人的感性只有对人来说才是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能得到确证;另一方面，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是自然界，人认识的第一个对象是从自然界那里获得的，人的感性器官只有在自然界里才能得到更好的进化，人的本质力量也只有在改造自然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充分展现，才能得到丰富，甚至就连人的思维的表达要素语言也是感性的自然界。

因此，扬弃私有财产之后，工业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展现将不再以异己形式呈现出来，人的感觉也将从片面的单纯的拥有的感觉得到全面的发展，人将从总体上全面地占有自身、占有自己的类本质。自然科学通过工业从实践上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改造将不再是异化的形式，自然界将成为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同样，因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因为自然界已成真正的人的自然界，人的解放后的自然本质将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中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关于人的科学必将实现与自然科学的真正的有机统一。

三、马克思科技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他自身(生产活动)、他的“类本质”、非工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他认为外化劳动、异化劳动在产生私有财产之后，私有财产也成了外化劳动的原因，成了工人丧失自身的根源。因此，他倡导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复归。他的劳动异化理论虽然没有提到科技，却处处显露着科技加速劳动异化的痕迹，他倡导的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是对科技异化的扬弃，是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也是对科技人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异化劳动理论背后闪现的科技思想对于当代科技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科技发展必须以人为本

不管是对异化劳动的阐述还是对共产主义蓝图的描绘，马克思都时刻把人聚焦于他的研究视野当中，异化劳动是人的异化的劳动，共产主义是人的占有自己全部本质的共产主义，人才是一切理论的核心，没有人一切将成为空谈。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科技必须是人的科技，科技发展必须是为人的发展，科技只有尊重人、服务人、以人为本才能持续存在。

科技必须是人的科技。正像马克思追问工人劳动的最终归属时发问的“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答案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因为他们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劳动的主人只能是人，是非工人。同样，科技作为劳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他的主人也只能是人，至于科技是人化的，还是异化的? 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主人是普遍的人、总体的人、整个工人还是个别的、站在劳动之外的非工人。当代社会，科学技术要想得到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走进人类生活，被大多数人所掌握，也就是说科技必须是属人的，是属于社会，属于人类的，是社会的对象化的人。科技的人性发展是伴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而不断完善的。

同时，科技不仅是人的科技，还应该是为人的科技，科技发展的唯一宗旨应该是造福人类，改善人的生活，丰富人的本质。当代社会尽管还存在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但工人的自我意识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增强。不得不承认，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正逐渐从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尤其是随着以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等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品日益进入千家万户，人与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整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业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的话，当代工业将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现，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极大丰富。因为当代社会私有财产在它的不断地运动过程中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扬弃自身，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当代，科技只有从它的为人的唯一宗旨出发，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才能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

(二)科技发展必须尊重自然

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对象化的世界即人化的自然界里才能得到确证，人的劳动的直接对象就是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离开自然界人类什么都创造不了。科技是人改造自然的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是劳动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而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要方式就是科技，通过科技人类不断地认识自然，能动地改造自然，把天然的尚未打上人类烙印的自在的自然变为具有人的本质特性的人化的自然，变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世界。

通过科技尤其是自然科学，人类逐渐认识自然界自发运行的客观规律，并能够按照规律来能动地改造自然，创造出自然界自发运行所无法生成的东西，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然而，每个人、每一代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以及自然规律运行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不全面，尽管自然科学通过工业从实践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超过了以往所有社会生产的总和，但看似完全征服自然的工业社会却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特别是在当代社会，随着大量的物质财富的生产，科技的这种无视自然、奴役自然的负面效应也不断显露出来，科技的这个“一心想把浮士德的灵魂弄到手的梅菲斯特”正不断地诱惑着人类，企图把人类拖入死亡的深渊。

当代社会科技负面效应的不断显现，严重地警告着人类，如果科学一味地无视自然，不顾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自然界将会回报人类以最为严酷的惩罚。同样，科技要想持续发展，要想实现科技人性化，就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的自然本质。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前提下发展的科技，才是人的真正的自然本质，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发展的科技，才能真正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带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人的解放即人从总体上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就是要摆脱必然性的奴役而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必然性包括关于自然的必然性和关于社会的必然性，相应地，这种自由也包括从自然力中获得的自由和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自由。科学之所已能够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革命性力量，是因为它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正是对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主要依据。总之，科技应该是一股为人类的解放而做出积极准备的革命性的力量，科技的发展应该是符合人的社会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发展。

篇8：研究与及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的哲学论文

文本研究与及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的哲学论文

认真清理一百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现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作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就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来说，曾经受到过前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从总体上看，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但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的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这种研究看作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份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只是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更有甚者，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的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的时候，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得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成员，对照大家的评论，经常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但与过去的研究路数的不同是，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地概括和提炼，对其思想作出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和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版第3卷（与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2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其一，流行的研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1]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的主题有关的法国的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2]，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到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作出“过度诠释”。其二，这部著述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3]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描述出他们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是分明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开，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已经表达尽净了。文本本身其实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那么它的表述就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池？等等，就要求研究者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作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去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作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距，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帐很多。但决这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作出自己的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劈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

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思想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都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为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全集》第3卷是根据俄文第二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前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它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这部著述的“先行稿”和第二卷中遗失的两章，那么按照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版式翻译成中文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

《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名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极其详尽地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思考路向貌似逻辑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前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是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需要站比论争双方更高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作出简单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也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精神世界究竟该如何把握？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因为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类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这样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4]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她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她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正是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5]于是他做了应该说非常曲折地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

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很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只是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和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由于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作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其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马克思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询，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作出程度和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在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严谨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和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十九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在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而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

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1]《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45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72。

[2]当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法文，但还没有掌握英文，他对欧文的作品就是就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

[3]这是1932编入MEGA1第1部分第3卷时编者为了命名方便而加上的。

[4]Karl MarxFriedrich Engel.Die deutsche ideologie.in: Marx-Engels Werke 3.Dietz verlag Berlin,1958.S.111.

[5]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篇9：马克思哲学的形上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马克思哲学的形上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马克思的形上思想，不是单纯的形而上的思辨，更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是在主观的基础之上开展的现实生活。通过人类实践就可以将形上世界逐渐转变为现实。因此在对马克思的形上思想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需要注重理论知识的研究，还需要注重形上思想对现实问题的启迪，发挥其当代价值，从而更好地发展和深化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的理论指导，其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但是目前世界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往往是局限在理论方面，对其实践性的研究则比较少，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上思想的现实意义的研究也比较少。马克思的形上追求是基于对人类自由地存在而提出来的，其与之前的理想思想家的知识路径上的形而上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在提出形上思想的时候，以鲜明的实践精神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将现实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并且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因此马克思的形上思想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具有科学性、现实性以及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形上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的形上思想主要是指其思想理论中关于形上追求的理论部分，要对马克思的形上思想的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将其与形而上学思想进行区分。

1.形而上学的含义

汉语的中的“形而上学”是严复从《易经·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Mataphisica”这个词进行翻译而来的，其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凌驾于具体事物之上的“道”。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最早是黑格尔开始使用的，其主要包括的问题是：世界的本质，宇宙的生成与演化，时间和空间的本质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等。形而上学的思想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该观点忽视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对事物的产生、消失以及运动的过程，都看做是一种位置移动和单纯数量的减少，将事物看做是彼此鼓励的，是和辩证法对立的一种观点。

2.形而上学和形上思想的辩证关系

形上思想主要是指人类不断对其作为生物本质的有限性进行突破，在人类社会中不断对自己的力量上进行追求，是一种个体存在于世界上所需要的一种自我支持和支撑的智慧，具有审美性、超越性以及至上性。

从上面可以看出形上思想和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如果说形而上学是一门学科，那么形上思想就是这门许可所包含的强大的思想底蕴;如果说形而上学是一种思想体系，那么形上思想就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形上思想除了具备以往哲学家的形上追求的共性以外，更有其独特性，其是一种革命性变革式的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形上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马克思的形上思想是对人类发展的关怀，对当代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政治哲学、世界历史等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发展结合起来，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丰富性。马克思哲学是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而形上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维度。

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切必要都源于某种需要，哲学是对存在的.真理和真理的存在进行的一种最深远的思考。”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也是求智慧的学问。哲学最初是来自于人类的内在张力，人们对现状不满意，然后对广大精微处来寻找本源。马克思的形上思想也是基于此，其也是以追求真理为根本目标，而且不拘泥于某种限制的结论或者论证，其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学原来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批评的基础之上来发展起来的，起步崇拜任何东西，因此是具有革命性，对旧的观点不断进行超越，从而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魅力之处在于其处于不断的永恒探究过程中，但是这种追求是开放式的，处于无定型的、永远开放的空间，是对终极理想的追求，也是处于无限延伸的过程中。因此就需要对形上思想进行完善和发扬，而不是无视它，也不是对他曲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对现代问题的作用

在现代高科技的社会，统治者在逐渐失去形而上的特征，而为了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就需要弘扬马克思的形上思想。马克思在19世纪就总结出，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面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都要高，在21世纪，在人类社会未来一百年发展进行考量的时候，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这样一种论断。人类对财富的追求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现代社会这种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现象会将人类带向何处?我们国家目前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马克思主义的形上维度就是在残酷的社会中给我们一种精神的慰藉，它让人对未来依旧怀有美好的愿望，轻盈迈步前进。

3.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叔本华说，生活不是享受，我们要学会忍受它并且去克服它。随着国家的建立，人们需要面对的并不是如何克服自然条件生存下去，而是如何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马克思的形上思维最终是对具体的个人进行关怀，告诉人们如何在残酷的社会中进行生存，其将理想的追求和形下世界结合起来，告诉人们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并且笑着面对未来的生活。

三、总结

冯友兰曾经说，哲学的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是为了提升境界。因此在理解马克思的形上思想的时候，要注重其内在精神的把握，这样马克思的精神才会融入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中。

篇10：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第一，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两方经济学对生态问题的阐释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同时也存在规范分析。

第二，二者的研究进程和逻辑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运用历史唯物论考察经济现象，以劳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考察中，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和人的属性的破坏性后果，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辩证统一，从而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生态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以人口增长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借助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自然科学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诠释，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赀问题。可见，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而西方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外生的。

第三，两者对生态问题解决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绛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积累。而西方经济学内部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即“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在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的协助下解决生态问题；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依靠市场即“看小见的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南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种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呼吁，而马克思经济学是站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高度对生态问题的宏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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