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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西部农村小学校长总体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论文
西部农村小学校长总体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论文
[摘要]校长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师、领路人和指挥官，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学校发展产生着很大影响，而总体幸福感是评价个体整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对西部一些省份农村小学校长的调查分析表明，小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较高，且在人口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小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社会支持系统的增强和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中小学校长提高其总体幸福感。
[关键词]小学校长；总体幸福感；社会支持；压力应对
总体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是评价个体整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主要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进行的一种整体的主观评价，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社会支持是以个体(被支持者)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支持者)通过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它是个体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和感知。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两种。其中，客观支持是指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主观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应对是当个体面对压力情境或事件时，运用自身的内外部资源(应对资源)，做出旨在消除、减弱、预防该压力情境或事件的努力，压力应对是影响个体的内部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和良好的社会支持具有缓解挫折打击的作用，有利于身心健康，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和劣性的社会关系不利于缓解精神紧张，对身心健康维护有害。以往对中小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压力应对的关系研究较少，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村小学校长心理健康的研究更是鲜见。本文从社会支持、压力应对和总体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出发，探讨影响西部地区农村小学校长心理健康的内外部因素，为提高小学校长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本研究以西部农村小学校长为研究对象，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应对方式量表(Cope Seale)和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Well-Being Schedule)作为研究工具。因为这三个量表均为心理学研究常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我们对三份量表装订成册，利用西部一些省份小学校长来陕西某高校学习的机会，集体发放施测，共发放问卷120份，有效问卷107份，回收率为89.1％。对收集到的数据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整理与统计处理。
一、研究结果
(一)社会支持、压力应对与总体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1 西部小学校长总体幸福感的基本状况
由表1可知，小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平均数为117.65±13.137，相对较高。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总体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学校规模、文化程度以及单位所在省份上均无显著差异。
2 社会支持的基本状况
由表2可知，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也相对较高。非参数检验表明，社会支持中对支持的利用(z=－1.967，p<0.05)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社会支持中对支持的利用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均在单位所在地上有显著差异(F(4,102)=3.641，p<0.01；F(4,102)=2.64，p<0.05)。
3 压力应对的基本状况
由表3可知，据应对方式量表的计分标准，小学校长普遍采用的压力应对方式是积极认识与直接行动、集中资源行动、克制性行动和工具性社会支持(M>2.5)，几乎不采用精神寄托(M<1.5)；有时会采用情感支持、行为解脱，很少采用否认和心理解脱。非参数检验表明，应对方式的否认(z=-2.055，p<0.05)、伴随宣泄的情感支持(z=-2.032，p<0.05)均存在性别差异，均为男性得分大于女性；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应对方式中的否认存在民族差异(t(105)=2.047，p<0.05)，汉族得分大于少数民族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应对方式中的否认存在年龄差异(F(4,102)=3.850，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否认维度的得分在增高；应对方式中的情感宣泄在单位所在地上有显著差异(F(4,102)=2.81，p<0.05)。
(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由表4可知，总体幸福感与社会支持总分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认识和直接行动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行为解脱、否认、心理解脱、伴随情感宣泄的情感支持、精神寄托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总分和应对方式中的积极认识与直接行动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三)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总体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以总体幸福感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
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对西部地区小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有影响作用的因素。筛选结果如表5所示，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依次为社会支持总分、行为解脱以及积极认识与直接行动，其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582、-7.118和6.711。这些影响因素总共可解释因变量变异的31.4％，其中社会支持总分单独解释因变量变异的16.6％，社会支持总分和行为解脱共同解释因变量变异的27.6％。由此可知，社会支持、行为解脱以及积极认识和直接行动对总体幸福感有重要的预测作用，行为解脱对总体幸福感具有负性的预测作用。
二、讨论
(一)社会支持、压力应对与总体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小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学校规模、文化程度以及单位所在地区上均无显著差异，且总体幸福感的分数高于以往研究中其他人群的总体幸福感分数。这可能是由于学校工作和学校环境的独特性以及我国小学教育相对来说压力较小，特别是农村小学基本不存在像城市小学存在的进入重点初中的压力。研究结果还表明，应对方式中的否认、情感支持以及社会支持中的对支持的.利用均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在应对方式上比女性更多地运用否认、情感支持。这与对中小学教师的研究是不一致的，这个结果可能与本研究取样有关，本研究中男性占多数。男性在对支持的利用上也是优于女性的，这可能与性别差异和社会角色差异有关；应对方式中的否认存在年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否认的得分在增高。
(二)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各维度均与总体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社会支持得分越高，总体幸福感水平越高。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总分能够预测总体幸福感水平，能够独立解释因变量16.6％的变异。有研究表明，缺乏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在高应激情况下发生心理问题的概率更大。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的外部因素对总体幸福感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良好的社会支持可满足个体自尊和爱的需要，有利于提高个体的自我价值感；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和情感安慰，可以降低个体对压力的感受，减轻压力对个体的不良影响，从而使个体的总体幸福感水平提高。
(三)应对方式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总体幸福感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认识和直接行动呈显著正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行为解脱、否认、心理解脱、情感支持、精神寄托均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应对方式中的行为解脱以及积极认知和直接行动对总体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行为解脱对总体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性预测作用。这充分说明应对方式的采用与总体幸福感水平有紧密联系。这与已有的研究是一致的。
另外，相关分析还表明，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及支持总分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认识及直接行动呈现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中的对支持的利用与应对方式中的情感支持呈现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应对方式作为社会支持与总体幸福感的中介因素在起作用，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偏少，做中介分析比较勉强，因此需要进一步收集数据使用更高级的统计方法来探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总体幸福感的具体作用机制和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表明，小学校长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较高，且在人口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相关分析表明，总体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认识和直接行动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行为解脱、否认、心理解脱、情感支持、精神寄托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总分、应对方式中的行为解脱以及积极认知和直接行动能够显著地预测总体幸福感水平，行为解脱对总体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性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西部农村小学校长，虽然地处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但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心理问题，一方面可能源于压力较小的原因，另一方面，本研究显示外部因素的社会支持与作为个体内在因素的应对方式对个体的总体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这提示我们，对小学校长的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必须兼顾内外影响力量的配合。首先，要增强农村小学校长社会支持系统。农村小学校长较城市小学校长在生存环境、经济待遇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更差，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小学。因此，社会及各级政府应当给予农村教育足够的重视和更大的支持，以减缓校长心理压力，保证其身心健康。其次，校长要与亲友、学校教师、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可以有效改善自身心理健康状况。再次，引导校长采用积极的压力应对方式，这有助于其有效地解决问题，缓解其心理压力。
篇2：浅谈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影响因素探析论文
浅谈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影响因素探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教师专业化影响因素结构性矛盾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化令人担忧的现状与农村教师群体内部结构:队伍缺编、年龄老化、性别失调、学科矛盾突出和学历低下密切相联。
在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里，“教学匠”现象是司空见惯，现阶段揭示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内部结构因素，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现状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成为一名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争取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的努力过程。换言之，教师专业化包括教师个体专业化和教师职业专业化两个层面。[1]这一界定强调教师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上升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果。现在,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现状是怎样？
（1）教师数量多，我国农村教师的总量占全国教师总量的55%左右。[2]农村中小学教师起始学历低，专业能力不强，专业知识更新缓慢，教学技能技巧不能适应已变化的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扮演“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师角色，角色扮演陈旧；教育薄弱，教育课程流于形式，脱离实践；教育时间短,指导学生不足。
（2）更严重的是，教师专业意识低下。有人曾就教师专业化问题做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把教师工作当作一项职业的占50.2%，当作一项专业的占3.1%，当作一项事业的`占46.8%。[3]上海、湖南、宁夏三个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发达地区的教师其事业感越强，越是贫困地区的教师其职业感越强，但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教师都缺少专业感，缺乏教育的专业知识。
综观事实，教师专业化的现状令人担忧，但无可回避。所以探求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影响因素，成为当务之急。
二、影响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内部结构因素
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凸出，主要表现在：
（1）教师队伍严重缺编。调研表明：20,贵州农村中小学教师缺编达216万人,全省农村小学师生比例为1∶28.13,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20.13；全省初中师生比例为1∶23.135,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19.14。如：安徽省淮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一部分县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缺编严重,小学、初中师生比例超过了1∶35,其省内许多农村学校甚至于出现了近百人的超大班。湖北监利、天门、孝昌三县教师缺编8500人,致使一些乡村初中班学生数额最多达130余人。特别是在一些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教师缺编情况更严重[4]。国家设定的师生比例存有一种明显的城市本位的倾向，忽视或漠视了农村交通不便、人们居住不集中、农村学校规模小等具体客观现实，有意无意地加大农村教师的工作负担。教师专业化在本质上强调的是成长和发展的历程，教师的态度、价值观、人生观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规划，才能不断充实自己，来迎合专业动态发展的特性。因此教师在疲于完成教学任务之余，用心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2）年龄结构不合理。我国农村教师与“国家户口”、教师终身制联系在一起，教师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没有特殊原因一般是不能辞退的。近年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等诸多原因，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出现了低峰，导致师资需求下降，很多地区农村小学几年没有进新教师。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引进新的教师更多考虑与高考升学更密切的高中。另外，农村教师待遇低下致使教师队伍分化和外流，农村中小学老师主要是骨干青年教师，流往东部沿海城市或者层层拔高到城镇初中、高中学校。这样教师“进不来，却流出去”的单向流动模式使得农村教师群体中出现了年龄老化和断层的现象。年对山东省4个市的12460名农村中小学教师年龄统计结果表明：46岁以上的小学教师占总体的比例近40%。[5] （3）教师性别比例失调。在中小学教师队伍里，从事教师职业的女性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据调查：辽宁省2004年全省女教师整体比例接近70％。[6]女性在社会中被期望温柔贤惠，以家庭为主；男性在社会里被期望勇敢执着，以事业为重。在现实社会中，女性工作的同时需要比男性花更多的精力投入家庭，不可避免的影响教师专业的发展。另外，“任何职业一旦被视为妇女职业后，便被视为不适于男性。”[7]女性职业的地位往往较低，因而教师专业地位也受到影响。
（4）学科结构矛盾突出。音、体、美、英语、信息技术等短性学科教师相当缺乏，在湖南、河南、陕西、贵州和云南等地进行的一个实证研究表明：57.7%的农村学校缺乏信息技术教师，57%的学校缺乏英语教师，54.7%的学校缺乏音、体、美教师。[8]学科结构失衡,必然会在局部范围内抽调教师顶替,而顶替的结果使一些学历合格的教师在兼教的科目上变成了不合格教师。专业知识是教师专业化的基础，特别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师面临着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教育的社会化以及教育、科研一体化的趋势，要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有赖于教师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来赢得社会认可。
（5）学历达标率高与实际教学水平低下矛盾明显。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和实施，农村中小学的学历合格率迅速提高，截止到，农村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率分别达到了96.04%和84.74％。[9]从数字看来，教师学历水平基本达到国家规定要求。但数字背后，教师的学历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第一学历为中专或以下的教师主要是通过自考、电大、函授、党校和远程教育等若干次非全日制教育方式获得，与城镇全日制第一学历相比较，差距明显。同时，针对教师学历达标进行的各类培训在质量保障上尚有缺陷，这种“有学历无水平“的情况，造成了实际农村教育合格教师的欠缺。
农村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有赖于教师群体自身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以赢得社会对教师的专业地位的认可。“有效的学校学习需要良好的教学，良好的教学需要在指导学生学习中能作出判断的专业化人员”。[10]分析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部结构因素，寻觅有效的解决策略，借此构建良好的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部环境，克服不利因素，推动教师专业化向更高层次前进，促进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捷.专业化:挑战21世纪的教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81.
[2]王勇鹏.论当前农村教师专业化的困境.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11).
[3]钟佑洁.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现状与对策.湖南教育，，(13).
[4][5]庞丽娟，韩小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及其破解.教育研究，，(6).
[6]李志雄.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社会成因探析.外国中小学教育，，(3).
[7]林清江译.[英]班克斯．教育社会学（第四版）．台湾：复文图书出版社，1990：192．
[8]王一涛.农村师资的困境与出路――基于y县的个案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07，（9）.
[9]于伟，张力跃，李伯玲.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结构性困境与破解.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2007，(7).
[10]张人杰.教师专业化：亟需更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05，(12).
篇3：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管理论文
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管理论文
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根据有效需求理论,需求决定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者应以农民的有效需求为依据,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离不开对农民需求偏好及影响因素的考察与识别。
本文以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为例,基于对河北省644个农户的需求偏好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农民的文化程度以及村干部或普通农民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需求产生一定影响,影响程度及方向则因具体的公共产品项目而异。基于调查结果,提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着力点,以期为构建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启示。
农村公共产品种类繁多,涉及面较广,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主要选取关系农民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作为调查与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假设
7~9月暑假期间,笔者组织河北农业大学50名学生,对河北省农村展开了一次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为重点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并回收问卷648份,实际有效样本644份,覆盖了河北省11个市、42个县(市区)、51个乡镇和5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根据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本文认为村庄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等变量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均存在相关性。本文主要对具有数据可得性并可能存在重要影响的典型变量进行验证。
(一)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
根据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3236元),结合河北省(3481元)农民收入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农民对收入问题调查的敏感性,本文将受访农户划分为高、、低三种收入水平:低收入(元以下)、等收入(2000~3500元)、高收入(3500元以上)。
(二)受访者文化程度
调查问卷将文化程度细分为没上过学、小学、初、高及专、大专及以上等5个等次。统计分析时将文化程度划归为三类:一是没上过学,二是小学和初,三是高以上。
(三)受访者身份
特指受访者的普通农民和村干部身份。
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因素的实证调查分析
调查问卷设置“您觉得农民在生活最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题,设定交通、饮水、教育、看病、环境、养老、治安及其它等8项公共产品作为选项。结果统计的排序方法是赋予各位次降序分值,以各位次被选频次乘以其相应分值,依累加总分由大到小排列。为了更好地观察上述假设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程度,本文设定需求强度(%)作为衡量农民需求程度大小的标准。需求强度的计量方法是单项需求分值与总需求分值之比。
(一)收入水平与农民需求的位序结构
通过赋值统计,得出三种收入水平农户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需求位序结构和需求强度(见表1)。
由表1可见:(1)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户均对教育和医疗表现出强烈需求,需求强度基本一致,且远高于其它公共产品的需求强度。这一结果表明,教育和医疗因关系着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而受到普遍关注,收入水平对此没有显着影响。(2)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交通、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的需求强度,客观上反映了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低收入农户更注重交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乡村道路的供给匮乏;三种收入水平农户对饮水方面的需求强度较低且基本一致,表明饮水难问题在调查区域已基本得到解决。(3)公共安全是农民深层次的基本需求,收入水平对农民的安全需求影响较小。(4)收入水平对农民的环境需求产生一定影响。环境问题成为、高收入农户关注的重点,而低收入农户对此反映相对淡漠,正如一些低收入受访农民所言:“连饭都吃不好,还关心什么环境”。(5)收入水平对农民的养老需求具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观念的转变也会较快,对养老问题的关注程度越高。
(二)文化程度对农民需求的影响
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如下表所示:
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1) 文化程度对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影响不明显。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均位于前两位,需求强度较高。其没接受过教育的受访者对医疗的需求强度虽然高达32.2%,但这一群体多为50~70岁之间的老年人,求医看病是其面临较多的问题,可以认为医疗的需求差异并非文化程度所致。(2)根据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交通、饮水和治安等作为农民生活的基本条件,需求强度与文化程度不会存在相关性。但调查结果显示,没上过学的受访者对交通和治安的需求强度相对较低。导致此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群体的年龄特征而非文化程度的`差异。(3)文化程度与农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注重生存环境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4)按照经验判断,文化程度可能导致农民对养老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由养儿防老向社会养老的观念转变越快,需求强度越大。但调查与预想结果相反,没上过学的受访者因年龄影响而对养老问题关注程度较高,小学和初及高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的需求强度反而相对较低。
(三)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的需求偏好比较
在644份有效问卷包括普通农民家庭540户,村干部104名。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1)普通农民和村干部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强度较高,差异不显着。(2)对于交通及饮水问题,村干部的需求略高于普通农民,这与村干部的特殊身份及工作着眼点有一定关系。(3)村干部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高出普通农民3.6个百分点,表明村干部不仅注重眼前利益,更着眼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4)村干部的公共安全需求低于普通农民,需求强度存在一定差异。笔者通过对农民和村干部的个别访谈,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与村干部的特殊身份和心理有一定关系。(5)从需求位次和需求强度的差异来看,除环境问题之外,普通农民和村干的需求偏好基本一致,需求强度差距均不显着。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没有显着影响,农民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强度远高于其它各项公共产品 在新农村建设,政府应以农民需求强烈且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产品为供给重点,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上,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积极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进程。
(二)交通、饮水、治安是农民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公共产品,农民的需求差异客观上反映了当地的供给水平、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身份等因素虽然对农民的需求偏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显着
因此,各级政府及村级组织应以农民的需求层次为导向,优先供给农民生存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尤其要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供给力度。
(三)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环境需求影响显着
基于调查结果以及对现实状况的观察,我们认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差,各级政府在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富裕水平作为政策重点的同时,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以及宣传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其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四)村干部与普通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基本一致,除环境问题之外,各项公共产品需求强度差异较小
村干部和普通农民选择的出发点不同,普通农民主要从家庭生计角度选择,村干部则将家庭需要和工作需要相结合,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主体具有零散性,只有将农民需求的个体决策转化为集体意志,才能真正影响供给决策。目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普遍较低,村干部理应成为农民的合法“代言人”。同时,村干部作为特殊身份的农民,有着和普通农民基本一致的需求偏好,使其“代言人”的身份又具合理性。因此,从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意义上说,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提高村干部素质必然是农村工作的重点。
篇4：浅议农村受众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培养论文
浅议农村受众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培养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受众 媒介素养 信息处理能力
论文摘要：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显得格外重要。而对于占受众人口总数大多数的农村受众而言，他们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如何？其中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对此，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有什么相应的对策？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媒介信息处理，指受众在处理所接触的媒介信息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认知策略。[1]从近年来对媒介素养的研究可以看出，媒介素养的两个重要的维度是：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识。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受众，所以媒介参与意识暂且不谈。基于媒介素养关注受众主动解读和反思批判媒介信息的理论指向，作为媒介素养的一个子维度，我们可以将媒介信息处理具体化为受众对所接触的媒介信息的思考、质疑、拒绝和核实。“思考”指的是受众对大传媒所呈现的文本背后所包含的深层含义的解读；“质疑”指受众能够对大众传媒所呈现的文本提出质疑，怀疑其中的有些细节的真实准确性；“拒绝”指受众对大众传媒所持的观点、所提倡的思想的排斥和抗拒；“核实”则意味着受众能够通过个人经验、认真查询、不同传媒之间的比较来确认自己所怀疑的细节。
以上讲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思考、质疑、拒绝、核实，在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信息无孔不入的进入每个人生活的今天，任何受众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处理能力，即对媒介信息的思考、质疑、拒绝、核实的能力。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中国人口的70﹪-80﹪在农村，农民，作为媒介受众中人数最庞大，却又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社会阶层，在有关媒介素养的一系列问题中，似乎也被忽略了。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受众而言，他们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现状如何？影响他们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培养他们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涉及到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及其教育。
媒介素养发端于英国，中国对媒介素养的研究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有的学者认为以1994年陈力丹《我国需要“媒介扫盲”》为开端，而有的学者认为以1997年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为开端，无论按照哪一种说法，媒介素养引进国内的时间并不长。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媒介素养已从一个热点话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从近两年对媒介素养的研究来看，对特定群体的研究比较多，如，青少年、大学生、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少数民族受众等。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农村受众，则更多的倾向于媒介使用情况，信息资源的分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媒介素养研究。
对于媒介素养，目前比较经典的定义是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作出的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2]根据学者们的概括，媒介素养在西方经历了四次范式的转移。[3]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第三代范式，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的巨大潜力，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由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念，而媒介正好代表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所以媒介素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批判解读能力。[3]这样，媒介素养的重点在于揭示大众媒介文本建构的“媒介真实”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以及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麻痹受众的。
一、影响农村受众信息处理能力的因素
广大的农村受众因其独特的社会处境和面临的艰难的现代化的任务，其媒介素养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由于传媒的快速发展，恶性竞争，部分媒体重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其社会责任，良莠不齐的内容同时涌入了广大农村受众的眼中，传媒生态正遭受商业逻辑的践踏。与城市受众相比，农村受众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在这方面受到的伤害更大。通过已有文献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非常弱，他们批判接受媒介信息，积极主动思考解读的情形几乎不存在。这就是农村受众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基本现状，是什么导致了农村受众信息处理方面的现状？
（一）与经济状况有关
农村受众信息处理能力的高低与他们所处经济状况有关，与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有关。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接触大众传媒是人们为了生存发展和完善自我而产生的一种社会需求，对于农村受众来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接触传媒以及接触传媒的目的和意义是不同的。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的'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他们就将目光转向了更高的需要层次，如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他们对大众媒介所呈现的文本有了一定的思考意识，也就是说他们有了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经济基础。比如江浙一代的农村受众，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居民媒介素养——对浙江金华农村居民媒介素养现状的实证调查》为例分析。对于广告的态度，有72﹪的人不认为广告是真实的；对于电视剧，有62﹪的人认为其内容贴近现实，40﹪的人认为电视剧里出现的色情和暴力镜头没什么不好；对媒介运作的认识，70﹪的人不清楚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对“把关人”更是闻所未闻。虽然以上数据显示的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并不理想，但也说明在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已经开始萌芽。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尚且这样，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受众的情况我们可想而知。大众传媒对他们而言只是闲暇时间消遣娱乐的工具，媒介所传达的基本事实、思想观点、价值观念的正确与否对他们没有实际意义，他们宁愿相信这一切全是真的，而没有时间、精力以及能力进行思考、分析，因为这些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了。
（二）与文化程度有关
农村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与农村受众的文化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越强。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据统计，在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有2／3的人处于文盲半文盲的状态。大众传媒所传递的是现代文明，无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如何能够以最浅显易懂的形式呈现传播的内容，农村受众和大众传媒之间的隔阂还是永远存在的。传授双方的共同的意义空间越小，传播实现的效果就越不理想，更不要说激起他们心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了。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广大农村受众的思想认识受到了局限，只关心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身边事，对于国家、国际大事没有想知道的愿望，更不要说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外面的世界，进而对大众传媒所呈现的世界提出自己的思考、想法。媒介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提供天气预报、娱乐消遣的工具。他们一般认为媒体所呈现的世界与他们所处的世界相差太远，电视剧里的生活是城里人的生活，而他们并不懂“拟态环境”，缺乏应有的媒介知识，也并不知道媒介是如何运作的。文化水平这道连接大众传媒和农村受众的桥梁一旦不畅通，那么他们之间正常的沟通就会出问题，更不要说深层次的理解、思考和批判了。
（三）与媒介知识水平有关
农村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与媒介知识水平有关，媒介知识水平越高，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越强。近年来，提出媒介素养认知范式的美国学者波特将媒介知识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内容、生产过程和效果，其中又以前两项最为重要。[4]就内容方面来说，受众应该明白，媒介内容是建构的产物，而建构现实不等于反应或者代表现实；就媒介生产过程来说，受众需要明白信息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背景对意义产生的影响。根据学者们对上海、北京、广州、西安4个城市的调查表明，当前我国城市受众的媒介知识整体上不容乐观，处于及格水平。与城市受众相比，农村受众在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经验范围以及对媒介的接触都远远落后，所以农村受众的媒介知识更是不容乐观。根据对浙江金华农村的媒介素养调查（70﹪的人不知道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40﹪的人认为媒介报道反映了全部的生活）也可以发现农村受众的媒介知识水平很低。然而，这种对媒介的基本知识的普遍缺失必然影响到他们对媒介信息的处理。
二、信息处理能力的培养
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有针对性的对农村受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实现大众传媒与农村受众的良性互动，从而更好的实现传播的社会功能。
（一）普及媒介知识
由于大部分农村受众文化水平偏低，对媒介的认知尚处于很低的层次。我国的大众传播技术和设施发展很快，但大众传播接受者的素质提高却比较缓慢。很多受众对媒介保持着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正是由于不了解媒介的运作模式而产生的。对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首先应该打破农民对媒介的神秘感，正确认识媒介，了解媒介资源。只有对媒介知识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才能更好的对媒介内容进行思考、质疑、拒绝、核实。
（二）辨别过滤负面信息
对农村受众而言，负面信息还包括大量的虚假信息。限于普遍文化素质的低下，面对丰富多彩的媒介内容，能够有效的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而不至于迷失在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之中，是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因此，对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应重点教会他们辨别负面信息的方法，对虚假信息的识别对农村受众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能够辨别真假信息，也就意味着农村受众对大众传媒的内容提出了质疑，辨别能力的提高也就是提高他们的信息处理能力。
（三）改善传播设施、提高文化水平
农村地区的欠发达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知识贫困和信息贫乏。知识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文化水平的普遍偏低，信息贫乏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基础设施的薄弱。只有在传媒的到达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受众能够充分享受传播资源的情况下，才可以谈对传播内容的选择、思考等。而这其中又涉及到文化水平的问题，只有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对大众传播内容才能充分的理解。
基于上述几点，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农村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首先要从心里上消除媒介神秘感以及媒介崇拜思想，其次要尽可能多的传授媒介知识，让受众了解媒介。具体的可行途径有媒体培训、成人教育、培养意见领袖等。农村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偏低，这是我国农村媒介素养的现状。提高农村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促进农村受众个体发展，抑制大众传媒对农村受众的负面影响，实现媒体与受众的良性互动，更好地实现传媒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周葆华,陆晔.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J].新闻大学,2008(4).
[2]陆晔.中国传播学评论—媒介素养专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陆晔.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J].今传媒,2008(2).
[4]周葆华,陆晔.中国公众媒介知识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新闻记者,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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