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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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的

篇1: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

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篇2: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

”(《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

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首先,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在《上杜司徒书》中也说自己“少年气粗”。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他后来在《天论》中表述的世界观都应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学习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步武的对象。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  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中国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禹锡当时已具备了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觉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为官的责任感,二是出于对当地风情的喜爱。在情感上的同乐同悲显然还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客观上他融进了百姓的喜怒哀乐,部分认同了异乡的生活环境,强化了从众的心理意识,减轻了自己的孤独忧伤。所以说这是刘禹锡能有豪气壮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biàn@⑦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故事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qiǎn@⑧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

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著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著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

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

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一是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问题。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

二是在天人关系中,他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于天者,法也”。这种思想认识给他的人生启示大概是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强调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的诗句中皆凸现着诗人不同流俗的倔强的性格。他的不悔少志,不改初衷的精神,除了他正确的是非标准外,其实也是他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面对同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自然环境,柳宗元“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傈”(《始得西山宴游集》),诗文哀怨。刘禹锡却能面对衰秋高唱“胜春朝”的秋歌,面对贬黜高唱“不知退”的壮歌;面对老迈高唱“霞满天”的暮歌。因此,我们说,尽管诗人的艺术风格从根本上讲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社会斗争和自然环境无疑要在诗人的性格特征和诗歌风格中打下烙印,但诗人的风格特点最终取决于诗人的个性特征。强调诗人的个性在诗中的显现,丝毫没有否定时代特征的意思,因为诗人的个性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同样的环境,可以生谷,也可以生稗。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这是刘禹锡豪壮诗风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以新变为特征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素以独立不偃著称。他既不象韩、孟那么奇险怪崛,也不像元白那么通俗浅易。但他的诗歌创新在哪里(除了民歌体),有没有与前人不同的变化,却很少有人说得清。今天,我们从迁谪诗的角度把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观照,对其豪爽劲健诗风的独特地位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勺

@②原字为服加鸟

@③原字为门内加羽

@④原字为佣的繁体

@⑤原字为忄加粟

@⑥原字为片加戋

@⑦原字为扌加卞

@⑧原字为口加兼

篇3: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

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

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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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的

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

”(《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

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

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首先,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在《上杜司徒书》中也说自己“少年气粗”。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他后来在《天论》中表述的世界观都应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学习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步武的对象。

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中国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禹锡当时已具备了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觉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为官的责任感,二是出于对当地风情的喜爱。在情感上的同乐同悲显然还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客观上他融进了百姓的喜怒哀乐,部分认同了异乡的生活环境,强化了从众的心理意识,减轻了自己的孤独忧伤。所以说这是刘禹锡能有豪气壮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biàn@⑦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故事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qiǎn@⑧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

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著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著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

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

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一是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问题。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

二是在天人关系中,他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于天者,法也”。这种思想认识给他的人生启示大概是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强调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的诗句中皆凸现着诗人不同流俗的倔强的性格。他的不悔少志,不改初衷的精神,除了他正确的是非标准外,其实也是他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面对同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自然环境,柳宗元“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傈”(《始得西山宴游集》),诗文哀怨。刘禹锡却能面对衰秋高唱“胜春朝”的秋歌,面对贬黜高唱“不知退”的壮歌;面对老迈高唱“霞满天”的暮歌。因此,我们说,尽管诗人的艺术风格从根本上讲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社会斗争和自然环境无疑要在诗人的性格特征和诗歌风格中打下烙印,但诗人的风格特点最终取决于诗人的个性特征。强调诗人的个性在诗中的显现,丝毫没有否定时代特征的意思,因为诗人的个性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同样的环境,可以生谷,也可以生稗。因此,我们

要特别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这是刘禹锡豪壮诗风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以新变为特征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素以独立不偃著称。他既不象韩、孟那么奇险怪崛,也不像元白那么通俗浅易。但他的诗歌创新在哪里(除了民歌体),有没有与前人不同的变化,却很少有人说得清。今天,我们从迁谪诗的角度把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观照,对其豪爽劲健诗风的独特地位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勺

@②原字为服加鸟

@③原字为门内加羽

@④原字为佣的繁体

@⑤原字为忄加粟

@⑥原字为片加戋

@⑦原字为扌加卞

@⑧原字为口加兼

篇5:对一次传统科学教育活动的突破

对一次传统科学教育活动的突破

“小灯泡亮了”是一个很传统、很经典的一个科学教育活动,在以往的教育活动中,教师一般希望通过动手操作,使幼儿明白电线的导电作用,电池的蓄电作用,并以此活动发展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在英才・银座双语艺术幼儿园景晓巍老师组织大班孩子进行的同一内容的活动中,两次得到全体参加观摩活动的老师们的热烈掌声,这些掌声是给予孩子们的,因为孩子们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令所有观摩者惊讶、惊叹。一般地说,小灯泡接上电线、电池亮了也就很好了,但在短短的30分钟时间里,这些孩子们由刚开始的手足无措到新方法不断冒出来,令现场所有人感动、感叹、振奋。这些掌声也是给予景老师的,是她的热情投入和了无痕迹的指导把孩子们引入了一个无限探索的天地。应该说此次活动是对幼儿园传统科学教育活动的实践突破,这种突破既有对传统上课模式和教师角色的突破,也有对幼儿学习理念的突破。

首先是对传统上课模式和教师角色的突破。此次活动结束时,景老师说过一句话很令人反省,她说:“我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呀,但孩子们表现太好了!”。在以往,无论是教师的日常教学,还是公开教学活动,我们看到最多的基本上都还是教师个人风采的展示。一个活动从准备到实施,教师考虑最多的都是关于自己如何去教,很少会去想孩子们是如何学习的,也就是说我们过于迷信自己的教,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教师个人的忙碌。教师干预过多、控制过多、儿童被动学习的现象比比皆是,《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倡导的儿童主动学习的理念成为一句空话。在景老师的活动中,没有演示、没有讲解,教师只是为孩子们设置了一个问题情境,提供了能够物化教育目标的结构材料,孩子们便积极地投入到探索中,大班孩子特有的好胜心驱使他们要帮助老师解决问题。在孩子们开始时的黑暗摸索中,教师不急不躁,只是耐心等待,当终于有一个孩子无意中让小灯泡亮了时,犹如在全班点燃了一座希望的明灯,无须教师要求,所有的孩子自动地跑过来学习,恍然大悟一般又转回继续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是辅助有新办法的孩子演示给别的孩子看,正是孩子们的一个个新办法又刺激了孩子们源源不断的智慧火花,让我们看到孩子们自我激励、自我学习、自我调节的最好实例。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是有巨大发展潜力、巨大创造性的个体,这种儿童观不仅仅是写在书上、本上,而应该真正体现在教师的实践教学中。只有教师儿童观的转变才会有教师观、教育观的转变,教师“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才会成为现实。

其次,本次探索活动也是对幼儿学习理念的实践突破。第一,幼儿的学习是快乐的。《纲要》总则第4条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说明了现代教育“人本化”的发展趋势和幼教工作者儿童观、教育观的巨大转变。幼儿园教育教学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幼儿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主动的、健康的、快乐的。在景老师组织的此次科学探索活动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教师要求孩子怎样怎样,而是孩子兴致勃勃地、愉快地、十分投入地想办法让自己的小灯泡亮起来。当一个、两个、三个小灯泡亮起来时,孩子们兴奋极了,激动地大喊:“我的亮了!”所有的观摩教师都看到了孩子们发光的快乐眼神,大家禁不住都在感叹:“原来快乐学习是可行的'!”因为是快乐的,所以也是非常自主的。请听活动结束时孩子的一段对话:幼儿甲:“我会三种方法,我能用三种方法让小灯泡亮起来!”幼儿乙:“你吹牛!”幼儿甲:“不信,咱们回去试试!”。从这几句对话中,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孩子们掌握了几种使小灯泡亮的方法,而是看到了孩子们对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趣,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应该说这也是本次活动带给孩子的最有价值的发展。第二,幼儿的合作学习是可能的。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角度来讲,幼儿园孩子的合作意识还处于非常低的发展水平,所以也有许多人怀疑幼儿园的孩子是否存在合作学习。在准备此次活动时,景老师特别担心刚开始的环节,如果大部分孩子不会,怎么办?会不会“冷场”?要不要告诉孩子,教会孩子如何让小灯泡亮起来?研讨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让孩子引领孩子。结果也确是如此,当一个孩子的灯泡亮了时,所有的孩子呼地跑过来观看、学习,然后兴奋地又回到自己的操作台前忙碌。当老师提示幼儿如何让小灯泡更亮时,我们看到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自主地结合在一起,把两个、三个电池连起来,把两根电线接起来,他们如此惊喜地看到小灯泡真的更亮了!

景老师组织的此次科学探索活动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创造性,而且也看到了年轻教师在新《纲要》精神引领下教育观念的实质性转变和在教育实践方面的突破,景老师谦虚地说自己是和孩子一起成长(见《我和孩子一起学习》)。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园本教研对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关键性的作用(见袁霞《让教研充满激情》),这已成为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提高的最有效的途径。

篇6:毕业论文: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

毕业论文: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 - 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摘  要:网络文学是随着互连网而出现的,网络作为网络文学的载体使得网络文学表现出新颖性、时效性和交互性等方面的.特点。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接受主体、语言等方面都体现出平民化特征,从创作目的看网络文学创作更体现出非功利性,是1种自娱的行为,网络文学的评论出现溃散的趋势,这些都对文学新秩序提出了新的构建。作为1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不可避免的对传统文学产生冲击和影响。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网络文学  非功利  自娱

Abstract: Online literature appears with Internet, the network makes online literature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 in such respects as emergent novelty, prescroption and interaction ,etc. as the carrier of online literature. The creation subject of online literature, accept such respects as the subject, language,etc. and all embody the popular characteristic, think from purpose of the creation network literary creation it embodies to be utility still more, one behavior that please oneself, the comment of online literature appears the defeated and dispersed trend, all these propose the liking of readers to new order of literature, produce striking and influence o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s a kind of brand-new literature design is unavoidable. New construction. This text attempts to carry on the discussion from these respects.

Key words: Online literature    It is not the utility    Please oneself

篇7:汉语言文学对传统茶文化传播的作用论文

汉语言文学对传统茶文化传播的作用论文

摘要: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汉语言文学重点包括文学史、语言学和文论。汉语言不仅能够维系中国的统一,而且能够传播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传统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支,在漫长的岁月中沉淀下来,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大代表。在这个过程中,汉语言文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汉语言独特的韵味赋予了传统茶文化深刻的内涵,因为汉语言文学发挥它的作用,使得传统茶文化不断传播开来。在时代发展与变化的同时,传统茶文化也随之改变,融入了新的元素,使得传统茶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概念。汉语言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对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把很多传统文化宣扬开来。

关键词:传统茶文化;汉语言文学;文化传播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中国是以汉语作为其标准语言的国家,由此产生了许多与汉语教学相关的内容。汉语言文学就是以汉语学习为核心的一门学科,通过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使得传统文化也得以发扬壮大。汉语言文学对于传统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将结合汉语言文学的作用和传统茶文化的特性将汉语言文学对传统茶文化的传播的作用进行一个分析。

1发展历程

1.1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程

汉语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我国是以汉语为标准语言的国家,我国从一百多年前就开设汉语言文学。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我国的汉语教学的目的在于为政府培养它所需要的从业机关人员,而非培养具有良好汉语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人。汉语言文学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不少的变革,它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是相互关联的。经过历史的风雨洗礼,汉语言文学的形态特征已经形成。各大高校也纷纷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作品也开始流行起来,汉语言文学教育也越来越有它独特的价值。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经了沧桑与曲折,也拥有过辉煌和灿烂。汉语言文学在没落的时代里记录了最黑暗的故事,在最美好的日子里叙写了最荣耀的篇章。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可以见证时代的变迁,它的发展过程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浓缩。汉语言文学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式,而且是我们民族灵魂的象征。

1.2传统茶文化的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蕴含丰富,其中包括传统茶文化、戏曲文化、京剧文化等等。传统茶文化当中又蕴含许多珍贵的文化元素,包括采摘茶叶的相关内容,泡茶的相关流程,与茶有关的典故传说,以茶为题吟诗作赋,茶具的挑选,关于茶的品鉴......与茶有关的文化自几千年起就有,茶与中华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种类的茶,但在中国茶不仅是供人饮用的饮品,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国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依据之一[1]。

2赏析汉语言文学与传统茶文化相关的内容

2.1古代咏茶词的`内容

历史上不乏名人写下关于茶的诗文,关于茶的诗书典籍数不胜数。宋朝时,许多文人墨客饮茶会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的《品令茶词》中写道:恰如灯下,古人万里,归来对影。词人在独自一人独立与稀疏光影之中,喝了茶之后的情绪类似于故人从万里之外赶来相逢。此种妙处只可意会,不可用语言来表达,只有饮者才能体会这其中的滋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作品中有此番对于茶饮的赞誉。同样是与黄庭坚并称为宋代大书法家的米芾也写过许多关于茶叶的词句。他曾写过一篇《满庭芳咏茶》里面有许多文字都在刻画沏茶时的优美画卷,细腻传神地再现煮茶的各道工序,沏茶时的火候以及用以沏茶的泉水的清澈透亮,都通过词句展现出来。这不失为一首极有情韵的咏茶词。中国古代还有许多意境丰富内容细致意蕴悠长的咏茶词,这些汉语言文学作品都对传统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2]。

2.2近现代咏茶作品

中国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有一篇代表作叫做《茶馆》,这部作品看似是一篇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作品,但实则续写了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情况,茶馆见证了时代的革命,这部汉语言文学作品也为中国传统的休闲活动做了宣传,因为这部作品的推广,许多现代人又对茶馆的休闲氛围更感到新奇。作家林清玄写了一本名为《非常茶非常道》的散文集,其中富含很多禅理。文章文字清雅,意境深远,内涵丰富睿智。这本书关于禅茶文化,作者看似漫不经心地讲故事,实则故事蕴含深刻意义。

3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3.1汉语言文学与传统的关联

从汉语出现到现在,汉语言文学作品已经多得数不胜数,汉语言文学涉及的方面广博,与传统文化也联系密切。古代文学作品到当今的社会中也依旧被人们熟知,很多名家的作品都被作为汉语言文学作品展示在大众面前。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壮大离不开汉语言文学作品的推广,传统习俗传统节日传统礼仪传统观念都以不同的形式被记录在汉语言文学作品中。

3.2汉语言文学发挥的作用

汉语言文学包括许多方面,包括文学史、语言学等等,汉语言文学中有不同风格流派,导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新的思想观念会融入文学作品之中,对于启发民智有一定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作品也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社会现象,笔者会有隐晦的角度去揭露时代的问题,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起到重要的影响。汉语言文学中语言具有艺术性,在语言表达方面达到了艺术感染力强的效果,所以某些时候汉语言文学能够陶冶大众的情操。汉语言文学作品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应该是它具有传播作用,汉语言文学作品或者是针对性的文学评论都以不同传播媒介传播散布,涉及面广泛,所以很多思想观念、艺术形式、传统文化、政治理念、文学概念等等都因为汉语言文学得到发展。

3.3汉语言文学对传统茶文化传播的作用

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茶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新的形式。茶文化在中国不仅代表着物质文化也代表着精神文化,许多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都被人们认可和重视。自古时候起就有关于茶的诗词歌赋问世,茶文化中的茶不仅只代表饮食文化上的一大元素,更是上升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茶的清热解毒功效被世人公认,但在中国它如同精神的调节器一般,历代文人墨客都饮茶作赋。我们在传承茶文化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其他国家诸如日韩两国对于茶文化的发展传承,很多都是从大众媒体上看到其他国家的茶文化发展;但对于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去了解它的意义内涵所在就要了解它的来源和它历经的风雨历程。如今的中国人对于传统茶文化应该不算陌生,至少说到饮茶,不管什么年龄的人多少都会了解它的内在含义[3]。因为从小学开始接触的古诗文就讲述了茶的相关知识,在很多汉语言文学作品中都会以茶叙理,在汉语言文学作品的指导下,人们开始认识到不同的茶叶种类,开始意识到品茶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开始了解不同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对于茶的滋味的品鉴。在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期的语言表达习惯也造就了不同的茶文化中的表达方式。在汉语言文字追求典雅大气的时期,茶文化中出现了类似于斗茶、选茗等词汇,在汉语言文字表达趋向于简便易懂的情况下,饮茶文化中出现了泡茶、倒茶的这些表达习惯。这些都是汉语言文学直接导致茶文化的改变,这种改变也证明了汉语言文学的传播范围之广,这些词汇在相应的历史时期都在举国上下出现,并且被人们频繁使用。汉语言文学在传统茶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是因为汉语言文学作品的记载使得传统的饮茶文明没有被人抛弃,也使得饮茶习惯一直被人们视为一大民族爱好。得益于汉语言的宣扬,才让传统茶文化在历经千年的发展变迁之后仍然存留于世界民族之林。

4结语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文字和它的传统文化,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对于传统茶文化甚至许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汉语言文学为传统文化的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传统文化推广给本民族的后继者,也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到世界的范围内。汉语言文学是我国的一大艺术特色,它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在如今的网络环境推动下,汉语言文学的传播途径被拓宽开来,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传播作用,能够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肖军亚.汉语言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G].汉语言文学.(12):53-55.

[2]王艳.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的联系[G].汉语言文学.2016(2):67-69.

[3]唐谷杰.传统茶文化和汉语言文学的联系[G].汉语言文学.(6):46-49.

篇8:近代知识女性对传统伦理观念的突破论文

近代知识女性对传统伦理观念的突破论文

[论文提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而近代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首先把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本文试就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得出近代妇女所从事的新伦理建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明清以来理学在思想界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理学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则集中表现在针对妇女的传统伦理观念上。于是有所谓“夫为妻纲”、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主内、男主外”等等观念。将女子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服务于家庭的需要为主。这样女子的角色担当就被圈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 纵向对比而言,单以知识女性的角度说,将近代知识女性与清代和现代女性放在一起研究,就可以在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现这一时期女性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伦理观上的突破和所做的重建女性新伦理观的尝试。

在才情方面,清代女子不乏才华横溢者,从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一书中清代所占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十可以证明其盛况。但是,研究这些著作后就发现,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少有其它类型的创作。这就说明当时妇女没有思考过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可以称为传统的最佳执行者时期。近代女性首先对这些观念做了破冰。大致可将其分为二类:

第一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彻底颠覆的态度。这类女性可以以同盟会时期的女革命志士为代表如:秋瑾、张竹君、唐群英、王国昌、沈佩贞。她们与旧家庭决裂,进而欲推翻这个专制体制。她们领导妇女运动、争取女权。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她们“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她们是在整个传统面临全面挑战与解体的时代,对传统伦理观大胆颠覆,并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妇女价值观,试图构建全新的适合妇女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观念。

第二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反对态度,但不正面批判,而是采用兴办教育、创办杂志的`方法。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该刊创办于19,是留日学生早东京办的一个提倡妇女救国、两性平等的月刊。该刊反映了先进的妇女拯民济世的热情和胆略。而教育的兴办可以吕碧城的兴办第一所女子公学为例。 这两类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本身教育程度教高,所以要改变或者影响全国妇女的观念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从社会大环境上说,改造旧社会,提倡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不单是颠覆传统的对妇女的伦理制约,而是寻求制度层面上妇女解放的保证。其二,从妇女自身入手。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妇女总体智识提高的前提下,发动更广大的妇女争取自身权益。 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在近代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以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妇女领袖,才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在广泛发动劳动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反叛和批判,近代女性在重塑伦理观,重新寻回自身价值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肯定。 在将近代知识女性与非知识女性作一横向比较。

如果说知识女性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突破,那么传统之外的非知识女性则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颠覆。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女子从军,让女子与男子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等。这种形式更多的继承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伦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太平天国这个平台正是这种少数民族的女性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伦理的反拨。没有社会大环境的许可,单是形式上的这种推广无疑是昙花一现。

通过纵向的比较,可知近代女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通过横向比较,可知近代知识女性所做的对传统伦理观的突破是当时条件下最为有效的方式。筚路蓝缕之功非但彤史增辉亦必青史留名。

篇9:传统茶文化的探究和其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论文

传统茶文化的探究和其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论文

摘要:传统茶文化包含茶经、茶说等与茶有关的文化元素, 这些元素影响着我国文学脉络和流派的发展及文学内容的中心思想。本文基于历史观、文化审美观视角下, 阐述了传统茶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思潮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 现当代; 文学思潮; 茶文化;

1、传统茶文化探究

1.1 春秋“茶说”

经考证, 春秋时期茶已经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十分普遍。《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就有晏婴对茶的记载, 当时的喝茶被叫做“品茗”.除《春秋》外, 春秋时期的着作《御览》、《周礼·天官·家宰第一》、《洛阳伽蓝记》等文献都已有茶的记载。茶不仅在帝王之家, 就连平民百姓, 也有饮茶的习惯。可以说, 春秋战国政治混乱、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 促进了茶的兴起和发展。春秋时期, 儒释道三家独大, 各学各派的发展, 培养了文人墨客饮茶的习惯, 而就在这个时候, 茶说开始盛行。与茶有关的诗句、文献也层出不穷, 饮茶被视为高雅的代名词。“竹林七贤”中, 谁人不爱在青山碧水怀抱中喝茶?春秋茶业的发展, 为今后茶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2 唐宋《茶经》

茶到了隋唐时期, 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体系脉络和纲领。唐代茶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 茶叶作为贡品经常被进口西域邦国。在唐代茶书中, 最着名的便是陆羽所着的作品《茶经》。《茶经》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 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全面讲述茶的专着。《茶经》不仅介绍了茶文化的发展, 作为一部文学专着, 其文学用语用字, 皆有很强的艺术性。《茶经》的出现便是茶文化影响创作者思想脉络及文学素养的最好体现。深入茶文化, 才能体会到茶艺不仅是制茶工艺, 还是一种和谐、美感;茶具不仅是喝茶用的器具, 还是反映时代瓦窑技术的艺术品;品茶不止是解渴, 还是修身养性、物我合一的哲学之道。

1.3 现代茶学

随着新学校的建立, 茶文化的研究学习更加系统, 与茶有关的文献也层出不穷。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山大学便建立了茶学课程。现代茶学的学习研究抛开了以往的单纯茶叶制造技术, 更加侧重其科学性, 例如茶叶化学、茶叶病虫害学;更加侧重其文学性, 例如茶文艺学、茶史学、茶叶文学等等。现代茶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茶文化与现代文学作品的交融。改革开放后, 经济发展迅速, 国民大量吸收外来文化, 忽视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教育学者对于年轻人“崇洋媚外”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多。作为引领思想风潮的文学创作者, 应该立足于传统文学, 向年轻人灌输我国历史上的精华。因此, 教育部研究规定, 现代茶学课堂的开设要注重茶文化的思想学习, 文学作品要贴合实际民众, 创作时以茶为纲, 将茶道、茶艺、茶德等美好品质贯穿在文学作品中。

2、茶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文学

2.1 茶艺下的文学审美

美学的体现和运用在现当代文学中愈发重要, 而茶艺又直接影响了现代美学的构成及发展, 进而间接促进了现当代文学审美的提升。茶艺下的文学审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在制茶、熏茶、研磨等充满艺术性的过程, 通过茶叶的起落及对茶田、新茶陈茶的观赏, 可以提高美的观感。高雅的茶艺能让创作者们提高个人审美素养。我国现当代时期, 是由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旧时代过渡到新时代的重要阶段, 因此, 提高文字、语句、文章的审美鉴别能力至关重要;另一方面, 茶艺也包含品茶的艺术, 创作者往往在品茶中陶冶身心, 在轻松的环境下, 能够激发灵感。在品茶的过程中, 能够促进社交, 在与文人墨客高雅之士同坐一堂交流文学。对茶艺的交流和实践让文学创作者本身经历更多的故事, 吸取社会营养, 进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学审美艺术性极强的佳作。

2.2《骆驼祥子》与茶道

《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 作品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讲述了旧时代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众所周知, 除了《骆驼祥子》, 老舍的话剧《茶馆》, 是直接以在茶馆发生的人、事、物, 来抒写时代, 批判社会。可见当时老北京茶社的普及以及茶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如果说《茶馆》是茶文化下的社会缩影, 那么《骆驼祥子》则是茶精神的内核体现。茶精神的核心是茶道, 即包容性、天人合一性、以及尊人性。作者通过写祥子这一车夫的三起三落, 体现了当时旧社会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 批判了时代对人的摧残。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 撑起人唯一精神的那便是茶了。整部小说以第三视角, 书写了茶文化下大时代与小市民, 其茶道思想在文中处处体现, 茶道即人道, 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人性的进步。

2.3 新文学中的茶精神

新文学包括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 它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现代文学体系。新文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 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 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其中, 除了《天演论》、《进化论》及马克思主义等影响新文学发展的外来文化, 还有中国的本土思想, 即茶文化下的茶精神。不同于其他为改变社会主流的外来文化, 茶精神渗透在新文学中, 更多的是要改变和影响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在民族危难之时, 茶精神以其强大的影响力, 让人们懂得自由、解放、寻求一种更加能够体现个人社会意义的新生活。在此期间, 具备茶精神美好品质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 李大钊、胡适等人, 更是与底层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用自身的思想, 写出了乱世感染人心、解放人性的作品。

3、传统茶文化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用

3.1 增强文字观感

普及文学创作者对茶艺和茶经、茶书的学习, 能够提高其自身审美素质, 增强文字功底。在如今这个天马行空写作自由、人人都能够当作家的时代, 文学创作者的门槛越来越低, 许多基层劳动者甚至也在小说网站上试手, 写起了故事。有经历的劳动者, 写的文章故事丰富多彩, 但因其教育的'缺乏, 对词语的运用十分生硬, 文字的使用也很呆板。描写事物时, 无法正确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文章整篇语言太过口语化, 比拟、对称的运用等都很少。我们对其创作者无法提供更深层次的教育, 但能够通过普及茶文化, 增强其文字运用能力, 让文章看起来更加具有审美艺术性。在茶社饮茶、学习茶经的过程中, 既有趣, 又能潜移默化地在高雅环境中提高自己, 对于增强文学作品的文字观感事半功倍。

3.2 扩展文体构思

现如今创作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思维太过于匮乏。一是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人们学习课本知识扎实, 但阅读课外作品过少, 导致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缺乏内涵。二是课业的繁重与房价车价经济压力的增大, 人们出门旅行的闲情逸致少了, 做事情更多的是追求功利。人的文学性思维来源无非是读万卷书或行万里路, 没有经历, 如何构思文章?传统茶文化因其丰富的历史性, 蕴含的社会意义比别的类目文化更高。在缺乏灵感的时候, 学习茶文化知识, 仿佛自己穿越古今置身茶马古道;仿佛自己现在不在闹市写字楼里, 而是在呦呦鹿鸣的树林。茶文化对当今时代人们超脱现实、跳跃思维至关重要。

3.3 健康文学风气

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茶文化的代表词便是“健康身心、高雅”等等。现如今文学风气急功近利, 许多创作者为了让自己的文学作品得到大量点击, 便降低下线, 文章中涉及暴力、色情的段落越来越多。上“霸道总裁文”、“黑道文”不胜枚举,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 许多教育学者为健康文学风气, 给青少年一个好的引导, 便开始大力推行茶文化在创作者中的学习。其一, 改变创作者急功近利的思维, 才能改变如今文学风气;其二, 茶文化也能带给创作者和读者新的思考。综上所述, 传统茶文化在现当代起着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学风气的重要作用。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要敬畏地学习、有效地思考, 让其在现代的运用越发广泛, 才能取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的双赢。

4、结论

传统茶文化在当代文学思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茶文化规范写作者群体、创新问题构思, 并带动着整个社会风气朝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正确运用茶文化, 促进文学脉络资源思潮的发展,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张桃洲。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4 (06) :91-96.

[2]王坤, 夏冰。浅析茶文化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J].时代教育, 2017 (21) :187.

[3]方维保。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中的文化意识形态干预问题[J].现代中国文学论丛, 2011 (00) :119-129.

[4]陈国恩。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关于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一点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0, 5 (02)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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