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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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

篇1: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摘要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二、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三、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 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 Nakamura于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五)跨学科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科技结合的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型态的对立,到役使计算机软件成为文学处理或是文学计算的工具,到现今以网络为数据的来源或是以网络当成研究的主题,俨然将文学研究带入与其它学科接触的场景中。在网络时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会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甚至于程序撰写的架构都可以是网络文化或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的主题性在哪?亦或是主体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或者一开始便没有文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种学科整合研究。其实这种学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从希腊开始,学问的分类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都是和在一起讨论的。我们阅读Matthew Arnold的散文,也要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纳入考量,读Jane Austen的小说,对于当时的婚姻与财产法,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文学与其它学门的分割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大学设立科系开始,各学科的研究者占据其学科领域,开始划地为王。

网络时代的来临,其实看到文学研究回归古典操作的契机。文学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环,应该与各项学科建立互动的关系,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点。下一波的文学研究将一方面导入世界文学的面向,纳入不同媒体的运作,也将发觉文学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诚如我们今天在这场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中所见的多元面貌。

四、结语:前景与盲点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

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引用书目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陈超明。〈文学与科技的交锋──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国科会科技与人文论坛。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陈超明。〈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讯》1 (1993): 135-40.

篇2:浅析英美文学研究现状

浅析英美文学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逐步多元化,学术精神以及文学研究在不同文化意识的影响下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国内关于英美文学的研究初见成效,研究方向主要是英美文学新概念、新观点,但是目前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管理,使得我国英美文学的研究陷入了难以突破的瓶颈,需要全新的理论支撑英美文学研究走出困境。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转型期,价值观念和利益观念相互冲突,这些都对我国学者的英美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由李维屏、周敏所著的《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24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6月出版)一书则对英美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著作主要有书斋与舞台的沟通、中国新文化身份塑造中的莎士比亚、盖斯凯尔社会小说中的多维度社会伦理观、论亨利·詹姆斯“有闲阶级”贵妇的创作动因、论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性移民形象的嬗变、文史交互叙事的实践与理念等,这些内容都达到了专业研究的境界。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24辑)》一书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英美文学进行举例分析,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语言通俗易懂,举例得当,让读者在欣赏作品时感受到英美文学的乐趣。该书在开篇引入时先讲了两个访谈:第一个访谈是书斋与舞台的沟通——陆谷孙谈“万世莎翁”,通过这篇访谈让人能感受到陆谷孙对于英美文化的那份热爱和执着;第二个访谈是“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声音——访E.L.多克特罗”,这个访谈则更有艺术性,将文学与艺术气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读者领略了英美文学的艺术魅力。该著作的第二部分以英美优秀文学家和优秀作品为切入点,分别讲述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能让读者迅速理解和掌握两国文学的脉络和精髓。在英国文学部分重点讲述了中国新文化身份塑造中的莎士比亚,用词有新意,又不失庄严,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有股绅士风范。美国文学的开篇内容描述了消弭疆界——论维兹诺《蓝鸦》中的旅行与本土裔在场书写,引导读者对美国文化和文学进行深入了解研究;第二篇是对冷战思维的逻辑进行有力提示与批判的《萨勒姆女巫》,紧接着的一篇是好人是如何变成坏人的'——从《街》叹息佩特里陛下的路西法效应,以上这些文学著作都是美国人文和文化背景下的真实写照,值得拜读。

虽然我国英美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时间较短,并且当代文学发展也较为缓慢,这就对我国文学整体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阻碍作用,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困难面前我国学者逆流而上,已着手外国文学特别是英美文学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学术上的空白。目前我国对英美文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领域,分别是文学史、流派、题材以及文学理论。基于这四个领域的研究基础,其他方面也在不断渗透发展,研究范围日益宽泛起来,这是我国英美文学研究体系不断成熟的重要标志。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现,例如《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24辑)》一书的出现,进一步展现了我国英美文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英美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在现在各式各样的英美文学研究著作中,《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24辑)》一书充分展示了目前研究的热门方向。从该书的研究内容来看,第一,我国英美文學研究日趋专业化和技能化,展现出更强的水平;第二,我们接受先进水平的能力和感觉越来越敏锐,这有助于我们文学研究的发展;第三,我国英美文学的研究偏向于对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进行品读鉴赏;第四,我国目前的英美文学研究的范围和广度非常大,有利于综合性人才的培养。这些方面都反映出目前我国英美文学研究势头较好,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当然我们的研究团队和人员也需尽快提升自身的素质和状态,以便尽快融入目前英美文学研究的氛围中。还有就是英美文学研究的整体风气也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净化,切不可让不良之风污染了这片纯净之土。

篇3:英美文学研究的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一、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现状

1.选题的目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长时期以来, 人们视艾米莉勃朗特为英国文学中的“斯芬克斯”。关于她本人和她的作品都有很多难解之谜, 许多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因而往往是旧谜刚解, 新谜又出, 解谜热潮似永无休止。

本文立足于欧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研究《呼啸山庄》的创作源泉, 指出艾米莉 勃朗特在主题、人物形象、环境刻画、意象及情节构造等方面都借鉴了哥特传统, 同时凭借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 将现实与超现实融为一体, 给陈旧的形式注入了激烈情感、心理深度和新鲜活力, 达到了哥特形式与激情内容的完美统一, 使《呼啸山庄》既超越了哥特体裁的“黑色浪漫主义”, 又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 从而展现出独具一格、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2.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和发展概况

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许多惊险、恐怖的故事, 但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像英美文学那样不仅创作出数量众多、质量优秀的恐怖文学作品, 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影响广泛的哥特传统( Gothic tradition) 。哥特文学现在已经成为英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哥特文学的认真研究开始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到70 年代以后, 由于新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 该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而且日趋高涨的热潮。

根据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搜索, 到 年9月为止, 英美等国的学者除发表了大量关于哥特文学的论文外, 还至少出版专著达184部, 其中1970 年以后为126 部, 仅90 年代就达59 部, 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当然,近年来哥特文学研究的状况不仅在于研究成果迅速增加, 更重要的是它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为拓展, 并且把哥特传统同英美乃至欧洲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总体发展结合起来。

二、研究方案

1.研究的基本内容及预期的结果(大纲) 研究的基本内容:本文立足于欧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研究《呼啸山庄》的创作源泉, 指出艾米莉 勃朗特在主题、人物形象、环境刻画、意象及情节构造等方面都借鉴了哥特传统, 同时凭借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 将现实与超现实融为一体, 给陈旧的形式注入了激烈情感、心理深度和新鲜活力, 达到了哥特形式与激情内容的完美统一, 使《呼啸山庄》既超越了哥特体裁的“黑色浪漫主义”, 又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 从而展现出独具一格、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预期的结果(大纲):

1.A Survey of Gothic 1.1 Definition of Gothic

1.2 the Origin of Gothic Novels

1.2.1 Historical Reasons

1.2.1.1 Folklore in Germantic Nationality 1.2.1.2 Drama in the Renaissance

1.2.1.3 the Bible and Legends in Christianity

1.2.2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 Itself

1.2.2.1 Challenge of Romanticism to Rationalism 1.2.2.2 Sublime and Beautiful

2. Emily’s Gothic Heritage

2.1 Theme

2.1.1 Good and Evil

2.1.2 Revenge

2.2 Characters Description

2.2.1 Villain-hero 2.2.2 Delicate Young Girl

2.3 Atmosphere, Environment and Plot 2.3.1 Terror 2.3.2 Mystery

2.3.3 Supernatural

3.Emily’s Gothic Innovation

3.1 Combination of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3.1.1 Change of the Background 3.1.2 Use of Symbolism 3.1.3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3.1.4 Illusion and Subconsciousness

3..2. Description of Figure Emotion and Psychology Reference

2.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主要有资料查找、理论探讨研究、阅读法

3.研究所需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研究所需条件:纸张、打印设备、图书馆、互联网上获取国内外文献资料;

可能存在的问题:(1)文献不足; (2) 由于个人的观点和能力,使对研究对象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

三、研究进度安排、参考文献及审查意见

1.研究进度安排

(1)论文指导第一周(学期第八周):学生完成初稿。

(2)论文指导第二周(学期第九周):指导教师审阅论文初稿后发回修改。

(3)论文指导第三周(学期第十周):学生交论文第二稿。

(4)论文指导第四周(学期第十一周):指导教师审阅第二稿并发回给学生进一步修改。

(5)论文指导第五周(学期第十二周):定稿

(6)论文指导第六周(学期第十三周):交定稿的打印稿和电子文本。

(7)论文指导第六周(学期第十三周):本周星期五至论文指导第七周(学期第周)星期五,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写评语,学生做好答辩准备。

(8)论文指导第七周(学期第十四周):星期三至论文指导第八周(学期第十五周)开展答辩工作。

2. 应收集资料及主要参考文献

[1] Bronte, Charlotte. 1907. Charlotte Bronte’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Wuthering Heights. London: J. M. Dent Sons Ltd. p. 20.

[2] Gerin, Winifred. 1971. Emily Bront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Marie, Mulvey-Roberts. ed. .The handbook to gothic literature [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 83.

[4] Punter, David. 1980. The Literature of Terror [M]. London: Longman. p. 6.

[5] 方平. 1993 .希望在人间―论〈呼啸山庄〉(《呼啸山庄》译序)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24页.

[6] 盖斯凯尔夫人. 2000 .夏洛蒂勃朗特传[M]. 张淑荣等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第11―12页.

[7] 肖明翰. . 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 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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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专科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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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文化意识下的英美文学研究

论文化意识下的英美文学研究

对于英美文学的研究由于受不同的文化意识的影响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本文主要从跨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文化意识在英美文学研究中产生的影响,注重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英美文化,在语言能力的基础上更加透彻地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

摘要:英美文学是语言习得和提高语用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跨文化理论的提出,文化意识对英美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人们更注重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英语文化,只有了解这种文化,才能更透彻地研究文学作品。目前我国课堂上对英美文学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师和生的文化意识还不够。本文针对这一现状,阐述了文化意识基础上英美文学学习的必要性。

关键词:英美文学 跨文化 文化意识

引言:跨文化交际学的创始人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公开的文化层主要指已暴露的物质文化,包括服装、道路、建筑物、街道、村庄等。而文化所隐蔽之物大大甚于其揭示之物。美国符号学家迪利在20世纪80年代把文化看作是“后语言结构”,包括绘画、建筑、民俗、文学、仪式、音乐、电影、其他等等(Deely,1986:xii)。对表层文化的研究是必要的,它也是深层研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体现在民族思想观念等十分隐蔽的领域,在众多研究目标中,文学宝库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顾嘉祖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学文本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对象。浏览英美文学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文化意识与英美文学研究

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而在语言学习者所学的众多科目中,英美文学属于有着一定难度和深度的课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那么英美文学的学习势必枯燥、晦涩难懂,这样作品的美感和作家的独到就无从领会。因此英美文学的学习与文化学习相得益彰。英美文学和英语文化的学习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英美文学的发展与英语文化的体现

英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等,战后英国文学浮现出从写实到试验和多元的走势。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文学文本以外的各种现实、历史、政治、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呈现着反映。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不再是英国文学的分支,美国作家在创作风格和体裁上找到自我,进入20世纪更是日趋成熟,战后历经50年代新老交替,60年代的实验学说,70年代到该世纪末的多元发展阶段,形成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点和特征。文学的发展趋势鲜明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沉淀。

(二)英美文学的认知功效、艺术价值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关系紧密

文学作品隐含对生命的思考、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英美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西方人对其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名著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艺术技巧,孕育着学生的审美意识,还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在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辨能力也能有所提高,有助于养成高尚的人格。同时英美文学是英语使用者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较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样,有的高雅、通俗,有的含蓄、明快,有的婉约、粗犷。这些语言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文学作品里得到了详尽的发挥。研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领略和感受英语富有音乐性的语调和简单而又意义深远的词汇。

(三)英美文学作品的剖析有助于了解文化的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学习英美文学就要开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剖析,这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懂得外国文化,增加我们的知识,启发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方法。与此同时,更能品味异域文化,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理解了文化差异才能消除交际障碍,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交流,融入世纪多元化发展,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中,从而促进了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提高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语言学习者蜕变为语言使用者,实现了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我国现阶段高校英美文学的学习大多还依循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文学史+选读”的模式。文学教学以外部研究为主,教师往往罗列文学史实,学生也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讲授。这使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独特性认识不够,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作品往往处于“千文一面”的尴尬境遇。这种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使文学课成为各种史料和纯理论的简单堆砌,使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失去生机。学生的文学素养不会有多大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有力的锻炼。

另外,传统的英美文学课大多是讲授式,也就是以“教”为中心,教师是主体,承担所有的解释责任,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作品内涵、人物分析、意象等。这种教学使学生不能主动地与作品交流,而作品的生命力是读者和作者共同赋予的,如果读者不去更多地接触作品,只是聆听和记忆作品及其相关内容,那么再好的作品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难以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批评能力。

再者,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过多注重文学知识的学习,而忽视文学所折射出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不是很在意学生是否在一定的文化意识基础上研习英美文学作品。这样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就有些单薄且略显晦涩。

针对上述英美文学课上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新时期的文学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和改进方法:

首先,利用随机通达教学模式(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进行“多角度切入”学习。随机通达教学是让学者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相同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使用这一模式的英美文学教学可避免抽象地谈文艺理论,对同一文学作品的多角度意义探讨可以使学习者获得对事物全貌的理解。

其次,将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这样既强调了学习者的认知主体地位,又不忽视师者的指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组织者、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建构理解所需的基础,同时要给学生留下广阔的建构空间。然而教师完全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又不客观,因此课堂上教师应侧重欣赏作品的方法讲解。课堂上教师重视作品阅读与分析,更多、更具体地向学生示范各种理解策略的使用方法,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适当介入到以学为主的教学活动中,适时刺激学生的好奇感,使其主动去探索,进而培养学生理智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篇5:全球化理论与文学研究

全球化理论与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继续了作者以往对全球化问题的全方位研究,试图从文化的视角集中对这一研究课题在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现状作出评述和总结,并结合全球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实践对这一现象作出理论描述和建构。作者认为,全球化现象虽然起源于经济领域,但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和文化建构,至今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它已广泛涉及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诸领域,并对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既然有着不止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对之的研究也就应当是多维度和全方位的。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探讨全球化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在这一大的框架之下,有必要对产生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身份政治和流散文学等当代社会的独特现象作出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 流散文学 流散研究 全球本土化

对于全球化这一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整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课题。就我本人目前所参与的'几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而言,这个课题几乎吸引了所有活跃于政治、经济、社会理论和文化界的主要学者的注意。不少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基金会拨出巨款让学者们对之进行系统的多学科研究,(1)以便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建构出一种全球化的理论(a theory of globalization)或文化(a culture of globalization)(2)。当然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言,要对全球化这个概念作出令大多数人都满意的界定实在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全球化现象及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而且有着概览总结的趋势。(3)但介入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过近十多年的理论争论和实际操作,全球化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因此人们一方面试图从理论和学科的层面对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修正、反拨和批判。这样一来,伴随着全球化这一术语的频繁使用,另一些衍生甚至杜撰出来的术语“全球性”(globality)、“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变异的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解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等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如英国学者杨・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最近所中肯地指出的,“尽管定义并非一切,但一切都包含着定义。对全球化的认识实际上有着界定世界的作用。因此对全球化的每一种研究都应当包括对这一术语的仔细的并带有批判性的审视和考察。”(4) 正是本着这一目的,本文首先从对全球化的界定和描述入手。

全球化的界定:历史及当代理论建构

本文既然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全球化的,因此其侧重点自然在于这一领域。在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角度对全球化的含义作出描述方面,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5)和杨・阿特・肖尔特(6)等人的早期著作中都已经作出了相当明确的描述,而且前者在社会文化理论中对这一术语所起的推进性作用是世人所公认的。在人类学和历史学界,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7)、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8)等人也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他们的先期成果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全球化研究有着较多的启发。按照肖尔特以及另一些更早些的学者们的考察,虽然“全球化”这个术语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人们创造出来,但在此之前,其相关的词藻已经广为人们所使用了。比如英语中的globe这个词早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用来说明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行星是“圆的”,形容词global使用于19世纪后半叶,动词globalize伴随著名词globalism(全球主义)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 globalization 于1961年被收入《韦伯斯特英语词典》第三版,而作为说明一种状况的概念globality(全球性)则是于1983年由罗伯逊首次使用的。随着全球化这个术语在英语世界的频繁使用,它也在其他主要的语言中产生出了对应词,如阿拉伯语中的 lil ’alam,汉

[1] [2] [3]

篇6:国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国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国学研究中,这对现当代文学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要科学的处理国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并引导国学、现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国学;现当代文学

前言 :近年来,人们对国学的研究力度越来越大,国学的兴盛对现当代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为引导现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要认真分析国学兴盛的原因,了解现当代文学的不足,并对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进行考虑,下面就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进行分析。

1. 国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发展历史

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国学已经深入人们的心中。在现当代文化发展初期,人们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逐渐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并且用客观的态度评价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不足之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为人处世观念,同时还包含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这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最为经典,对现当代文学有着很大的作用及影响,首先,和谐社会的提出最早源自于儒家,同时近年来百家讲坛讲解的国学经典得到极大的反响,因此,要客观公正的看待国学,科学的分析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并将国学和现当代文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国学能为现当代文学提供更好的服务。

2. 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2.1 国学兴盛的主要原因

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文学界中有很高的地位,国学的兴盛是符合我国文学界发展规律的,国学的兴盛反映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及回归,这是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在当今社会中,不管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都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紧密的联系,构建和谐社会是建立一种道德秩序,而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优秀的道德文化,可以说我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的基础,因此,在文学界中,我国传统文化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国学的兴盛并非偶然,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现当代文学存在的不足

现当代文化兴起以后,很多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文学作品呈现娱乐化、商业化、低俗化的发展趋势,在现当代文学繁荣的背后,是一片繁杂的现象,如文学理念复杂、思想观念混乱、读者不理解现当代文学表述的内容等,这就导致人们无法正确的评估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而读者很难从中汲取到营养成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学传播途径也越来越广泛,同时网络文学也越来越兴盛,初步看这是现当代文学快速发展的体现,但网络文学的兴起并没有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人们接触文学的方式增多了,但人们学到的知识却越来越少。在很多情况下,作家创作并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娱乐口味,这就导致现当代文学作品内容越来越肤浅,文学作品的高雅品味也逐渐消失。

在现代文学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学者树立起理性复兴的旗帜,要求在发展现当代文学的基础上,用科学、利用的眼光看待国学,通过吸取国学的精华,将国学的正能量融入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中。现当代文学是在国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要科学看待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实现两者的相辅相成。

2.3 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

随着国学的兴盛,很多学者认为国学极大的增加了现当代文学的压力,同时随着百家讲坛节目对经典国学的点评,人们对国学越来越热衷,这就给人一种错误,让人们错误的认为国学的质量要比现当代文学质量好很多。由于人们对国学的盲目推崇,不仅没有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还限制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国学和现当代文学是相辅相成的,在国学饱受人们质疑的情况下,现当代文学成为人们的情感宣泄,而当现当代文学处于低迷时,是通过国学复兴来促进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国学的兴起不仅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质量下降的一种警示,因此,在现当代文学低迷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国学的冲击。

3. 国学发展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引导作用

目前,现当代文学呈现出低迷的态势,而国学显示出的价值对现当代文学产生极大的刺激,也促使现当代文学进入深层次的总结、反思中,这对改善现当代文学频繁出现娱乐性作品和低俗作品的现象有很大的帮助。在国学领域中,通过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能极大的增大现当代文学的视野,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学也具备一些现当代价值,如帮助人们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目前,在现当代文学中,还缺少民族文化很身份,这就需要通过国学来弥补这些不足,因此要将确保国学能与时俱进,将国学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来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随着各种低俗作品的出现,现当代文学的危机逐渐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国学来帮助现当代文学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这也说明当文学走向虚无时,需要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引导,因此,要正确的看待国学的价值,通过国学的积极部分,来对现当代文化思想进行指导。由于在现当代文学初期,对国学的理解比较片面,这就需要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现当代文学进行分析,这样不仅能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还能有效地避免西方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的过度影响。所以,要全面的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精髓,从中汲取精华,并为现当代文化提供有效地服务,在国学的基础行,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有效地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能有效地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发展,因此,“要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对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从而丰富现当代文学的内涵,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1]。现当代文学和古代国学一样,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在我国文学领域中,都有不可代替的作用,现代中国文化的全面建设,需要在国学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当代文化,并实现自我超越,实现国学文化和现当代文化的现代化,同时通过国学进行现当代文学研究,还能有效地促进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

4. 总结

目前,我国现当代文学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要在全面研究国学的基础上,实现国学现代化,并将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入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效地改变现当代文学现有的浮夸、低迷状态,从而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建设。

参考文献:

[1]吴立颖.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07):142.

[2]王雯.国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J].大观,,(11):117-118.

[3]姚春花.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J].青年文学家,,(33):136-137.

[4]张顺发.国学热与现代文学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4):14-15.

篇7: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门阀制度与文学研究:消衰中萌生的转向

门阀制度是1990年代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阎采平的《齐梁诗歌研究》、詹福瑞的《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胡大雷的《中古文学集团》均为起始阶段的重要成果。

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

这部论著从门阀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学产生的渊源、文化背景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梳理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剖析门阀士族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的联系,审视这一群体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书以细致的文献考索、历史编年和个案探讨为主体,以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间的关联为总体框架,注重扎实的论证与宏观的视野相结合,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著,学术影响较为深远。

刘著之后,仍有同类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如《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

这标志着1990年代门阀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也萌动着未来的发展态势。

南北朝是门阀制度最为兴盛的时期,其划江而治的政治局势使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必然暗含着地域的分野。

这一研究模式在后来其他时代的门阀士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渐趋深化、细化。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即是在南北朝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已难有突破后的转向之作,它一方面将时间下延至唐代,另一方面由门阀制度研究转向士族阶层文学研究。

21世纪后,这一转向更加明显,士族文学研究进一步转向地域士族文学研究,标志性著作为曹道衡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另有《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20]这意味着门阀制度研究最终孕育并派生出21世纪文学研究的新主题:世家文学研究。

这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追根溯源,对地域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功不可没。

二、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兴盛中亟待突破

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同样早在20世纪末期已经起步,但发展态势却大不相同。

21世纪初期,迁谪制度文学研究仍保持着持续的发展态势。

上世纪90年代是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发展期。

尚永亮是最早专注于贬谪文学研究的学者。

1993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在台湾出版。

该著正式提出了“贬谪文学”的概念,并以元和时期五大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为个案,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

对这一研究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是以来在湖南怀化、衡阳、常德召开的3次全国性贬谪文学学术会议。

前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已结集付梓,即《贬谪文学论集》。

全书共收录30篇论文,或讨论迁谪文学理论,或研究贬谪作家作品。

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贬谪文学研究的影响,使学界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一研究主题。

21世纪初期,迁谪文学研究走向兴盛。

研究成果体现出双重视角:一是以诗人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

尚永亮推出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两部论著,将研究领域由元和年间拓展到了整个唐代,对唐代各时期的贬谪文学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贬谪”这一制度与事件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唐代贬谪诗人的创作情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加以新的阐释。

另有蔡阿聪的博士学位论文《论盛唐文人的沦谪心态》,探讨盛唐时期文人的贬谪心态特点;二是以地域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如江立中的《迁谪文学与岳阳精神》、张铁军的《湖湘迁谪文学与湖湘文化》、《论湖湘巫鬼民祀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刘晓林的《秦观迁谪词的湖汀文化意蕴》等。

贬谪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兴盛中也蕴含着危机,主要体现在研究时段上过于狭隘,众多学者集中关注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研究成果难免重复、因循;研究视角比较单一,除作家和地域外,缺乏更多的创新,造成了研究模式的雷同。

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有意识地加以突破,否则,贬谪文学研究必将面临着因循重复的困境,难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休沐制度、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学术生长点的发展与壮大休沐制度、文馆制度的文学研究发展历程较为相近,1990年代在学界有所提及,但一直处于零散、浅表状态,直至21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专题研究。

1990年代初期,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研究中,最早注意到休沐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在分析卢照邻的两首田园诗时,论及休沐制度及当时将休沐作为“朝隐”的观念。

虽然仅寥寥数语,但却是休沐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先声。

休沐制度与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并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进入21世纪,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如李立的《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

专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一文。

该文认为,初唐士人休沐宴赏中的酬唱应制诗,形成了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对“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塑造。

其论点与葛著遥相呼应,是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

之后又有《略论汉唐休沐制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一文,惜并无突破。

文馆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中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有提及,即对初唐史馆与文学思想之关系的讨论。

但这些研究多零散不成体系;在1990年代,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学术的繁荣与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文馆制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一些初唐文学研究论著中最早出现了专章论述,如《唐诗演进论》第一章、《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第三章中,都论及到了文馆制度与初唐诗歌创作主体及诗歌内容、风格的关系,揭示了初唐馆阁对文学的促进之功。

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两部先后出版的专著,即李德辉的《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关系》和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李著研究范围较广,以大量篇幅讨论文馆制度的沿革,按时序论述先唐及唐代各个时期文馆的制度演变、历史特点。

全书文史结合,资料详实,以“历史—文化”的批评方法,从文馆制度的发展来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发展,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吴著对文馆制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较为广泛,

从唐代文士的任职、素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再到诗歌、小说、行状与墓碑文等诸种文体,并以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个案,深入研究了文馆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全书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侧重文学研究。

以上两部著作标志着近年来文馆制度由零散而至系统、由浅表转为深入。

此外,在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派生出馆阁制度、馆驿制度等文学专题研究。

前者如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论文《南宋馆阁与南宋诗歌》、《“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后者如专著《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唐代馆驿诗研究》。

而馆驿制度研究又启发了学人的进一步研究,驿递制度也被纳入到学术视野当中,如《宋代的驿递制度与文学传播》的出版,标志着馆驿制度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延展。

四、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21世纪初,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全新学术专题的开拓。

铨选制度、谏议制度、荐举制度、职官制度的文学研究即是拓荒性质的研究成果,它证实了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力与发展空间。

铨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代铨选与文学》,这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诠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的论著。

该著通过对制度史实的全面梳理,对科举、守选、释褐、诠选等诸多政治制度予以厘清,全书运用诗史互证、文史互证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制度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有涉及。

该著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对于推进唐代官制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初,第一部谏议制度与文学研究专著《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出版。

全书以文学为本位,将职事活动与文学活动加以联系,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唐代文人的思想、创作以及文学思潮的发展;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扎实缜密,多有可圈可点之论。

之后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一书,特设《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一章,以官职特点及文人的泛谏诤意识为背景,以韩愈、元稹、白居易为个案,探讨了文人的谏议身份与谏议意识对中唐文学创作的影响。

最早的荐举制度与文学专论当属司马周的《金陵来取贤良士,岭表诸贤尽选抡———洪武荐举制度与诗文研究(上)》、《论洪武荐举制度与文学(下)》两篇论文。

作者梳理朱元璋统治期间的荐举事项,指出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文人聚会京师提供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创作的提高,并造成了文人“组诗”的出现,

影响了这一阶段的诗文理论,最终造成台阁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山林文学的沉寂与衰败;同时,通过荐举文人的凄惨处境,剖析荐举制度的负面效应,指出制度造就了一批御用之作,最终导致了洪武文学的`衰落与顿寂。

论文视角独特,论述详实,虽部分观点论证略显薄弱,有牵强之嫌,但仍不乏可观之处。

之后又有荐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成果,如《荐举制与〈荐福碑〉的悲剧成因》、《从六朝荐举文书看魏晋清谈之风》等文章,显示出荐举文学研究虽仍处于冷落的起始阶段,但一直在缓慢发展。

职官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1世纪初期有重要的发展,代表论著为《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该著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这四类最活跃的文人官职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这一研究基于职官制度文化研究,而能最终以文学为标的,揭示了一些在社会角色视角下才呈现出的文学本质。

另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成果,昭示着这一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对政治制度与文学的整体研究也已逐步展开,《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即是一部探讨整个唐代制度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虽然仍有时代的限定,但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特点,显示出21世纪学人对制度文化与文学研究全貌的探索意图。

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往往习惯于探讨具体制度对文学发展及创作的影响,以文学作品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古代制度的文化研究极为少见。

从这一角度来看,《汉赋与汉代制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

汉赋中与制度相关的铺陈描写相对而言真实可靠,可作为汉代制度研究的文献资料,因资料匮乏而难以厘清的汉代都城、校猎、礼仪制度研究,因此得以禆补和推进;而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改变同时也是汉赋创作的背景与原因,对汉赋的主题、论点、内容都有较深的影响。

相比于以往的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而言,双向的研究视角使研究更具广度。

五、21世纪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理性反思

21世纪以来,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进一步深化、细化。

篇8:网络文化与青少年教育

网络文化与青少年教育

浅析网络文化与青少年教育

王怀禹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四川,637102)

摘  要:针对网络文化的特点和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对青少年正面引导,加强社会化教育,建立绿色上网通道、青少年网站和加强网络组织建设,实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加强对社会上网吧的监管,努力为青少年创造健康文明的网络文化氛围。

关键词:网络文化;青少年教育

网络文化是随着网络的诞生而产生的,而且网络本身也是一种文化,随着网络的快速推广和普及,围绕网络文化如何对占网民大多数比例的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在努力寻求可行性教育对策之前,有必要对网络文化的特点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作一分析。

一、网络文化的特点

1、信息量大。从统计的资料表明,1983年全球数据库总量为3.1亿条,1984年达到10亿条,1995年达到81.6亿条,已达到100亿条以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技、体育、财经、影视、股票等,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大量网上信息、丰富的'共享资源为人们学习、研究提供了便捷,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更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2、传播快捷。网络信息的更新是以小时甚至分钟为周期的,人们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尽知天下事”。由于信息高效快捷的传递,即使万里之外的网友也可“当面”讨论问题、交流思想、互通信息,提高了人类对信息和资源的利用率。

3、环境开放。互联网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系统,任何一个网点引起的涟漪都可迅速波及全球,;辐射至各个角落,其影响力、渗透力不可小觑;在网上,人们的性别意识、年龄意识、身份意识已被淡化,网上交流表现出身份的虚拟性,交往的隐蔽性和神秘性;当具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网民用网络语言进行交流时,增进了相互了解,突破了民族、文化界限,赋予了人们更大的国际性和包容性;网络“资源共享”的价值观,使人们进入网络就可超越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种种局限而共享丰富的国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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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网络文化与文化霸权主义

网络文化与文化霸权主义

本文旨在阐述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已经是不言而喻,由此而产生的文化霸权主义便想争夺世界的统治地位,进而占领世界.这是一场严峻的.战争,因此,各个民族都要保护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在这场文化之战中,不至于使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被文化霸权主义所吞没.

作 者:王文宏 许萍丽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北京,100876 刊 名: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6(1) 分类号:G05 TP393 关键词:网络文化   文化霸权   民族文化   全球化  

篇10: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阿英是继胡适和鲁迅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近代文学。阿英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编写书目;三是研究论著。下面依此顺序略加叙述。

(一)编辑与出版中国近代文学资料。

近代文学的下限距离今天还不足一个世纪,但由于学界对这段文学研究的忽视,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缺乏已成为研究中最大的困难。近代文学研究资料有三大特点: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这点和古代文学资料的固有基础和生存状态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关注的人多,资料积累比较丰富,总集、全集、别集都有出版,也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的文集从未出版过,即使已经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难看到,而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又散布在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为解决此困难,阿英先后编辑了《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两套丛书。前者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和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后者包括小说戏曲研究卷、说唱文学卷、小说四卷、传奇杂剧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此外尚有已编好未出版的文学论卷、诗词卷、散文与杂文卷,全部《丛钞》共12卷,500多万字。加上《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阿英编辑近代文学作品约800万字。

(二)编写近代文学书目。

阿英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编写的书目,很大一部分是据自己的藏书完成的。这样编出的书目和一般的参考、综合前人的书目或著作而编的书目大不相同。这样的书目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因材料大多有实物目验,保证了书目的可靠与准确;二是有藏书参照,在甄别、分类和记载版本情况方面会避免很多想当然的错误。比如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正式出版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是研究近代小说和戏曲的必备参考书。该书收晚清戏剧161种,晚清小说1070种(创作小说462种、翻译小说608种),1957年又出增补本,收创作小说478种,翻译小说629种,计1107种,较前增补37种。这个书目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一般近代文学研究者具有引路人的作用,许多研究近代小说和戏剧的人都是据此书来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工作的,其历史贡献不可抹煞。当然,从今天看,这个书目有很大的局限。第一,书目标明“晚清”,作者所搜集文学作品的时限是光绪元年(1875)至辛亥革命(1911)。这就无法涵盖整个近代(1840-1919),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过去学界有个错觉,以为近代小说的繁荣主要是在晚清时期,民国之后无成绩可言。从现有能搜集到的材料看,这是不正确的。1912年后,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较之1911年前均成上升趋势,其数量明显增多。1907年,1908年是晚清小说数量最多的两年,而1915年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均是以上两年的六倍和两倍,据日本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1907年、1908年创作小说分别是191、251种,翻译小说分别是197、151种,而1915年创作小说为1549种,翻译小说344种。第二,《晚清戏曲小说目》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比较,前者漏收的作品很多。不说后者总收入量较前者多了近10倍,《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共10011种;即使就二者对应的晚清部分来说,后书所收也接近前书的三倍。第三,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在搜集作品时,对发表在近代报刊上的小说有所忽略,这并不是说阿英不知道近代报刊上载有大量的小说(包括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近代小说的主要传媒是报刊这一新的理念。在评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时,我指出《晚清戏曲小说目》的几点局限,旨在说明学术的发展对前贤的超越,决无苛责该书目之意。

阿英还编辑过《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这是阿英编著的另一本书目性质的著作。全书包括《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晚清小报录》和《辛亥革命书征》三种。前二种是研究近代文艺报刊的重要参考书,后者是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重要书目,都很有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

《晚清文艺期刊述略》介绍了近代主要的文学期刊24种,在这24种文学期刊中,既有号称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的《新小说》(1902)、《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和《小说林》(1907),也有一般人不常见的小说杂志如《小说世界》(1907)、《竞立社小说月报》(1907)、《新小说丛》(1907)、《扬子江小说报》(1909),还介绍了近代最早的三种文学期刊《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和《寰宇琐记》(1876),以及一种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小说刊物《海上奇书》(1892)。前三种均系《申报》的副刊,三种副刊接踵而生,从1872年起前后相继5年,共出版52期,后一种是韩子云创办的以刊登个人创作为目的的第一份专门的小说期刊。阿英的《晚清文学期刊述略》虽然搜集的文学期刊并不全(据祝均宙、黄培玮辑录的《中国近代文学报刊概览》,近代有文艺杂志133种);但对研究近代文学期刊,以及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清小报录》收近代小报26种,并详细介绍其出版概况、内容及其特点,此文和上面《晚清文学期刊述略》一样均是国内最早专门介绍文学期刊和小报的文字,极具参考价值。建国后许多有关研究近代报刊的文章和书目,大多是依据阿英所提供的这两种材料而增补编辑的。

此外,阿英所编的书目尚有:《近代国难史籍录》、《中英鸦片战争书录》、《太平天国书录》、《甲午中日战争书录》、《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书录》、《清末小说杂志略》、《国难小说丛话》等。

这些书目,有些虽然不是全文学的,但其中不少是属于文学或与文学有关的。因此,它们对于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人省了许多探求资料的功夫,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近代文学研究论著。

阿英研究近代文学的论著很多,论述内容也很广泛,其主要的研究客体大体包括在以下三种著作中:一是《晚清小说史》;二是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闲谈四种》(包括《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小说四谈》);三是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阿英文集》。

《晚清小说史》是阿英关于研究晚清小说的一部专著。该书写于上世纪30年代,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经修改,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个本子。该书共十四章,第一章:《晚清小说的繁荣》,对晚清小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以及小说报刊、小说理论、小说内容及形式的特点等等方面作了钩玄提要的论述。第十三章,论述清末小说的末流,第十四章讲翻译小说。其中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作者以小说题材进行分类论述,旨在说明晚清小说内容的丰富、反映社会面的广阔,以

及与近代现实生活的关系。全书涉及的晚清小说200余部,对其中的50余部作品进行了阐释和评论。纲目清晰,论述简明,在对晚清小说缺乏了解与研究的情况下,阿英《晚清小说史》的出版,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成为学习和研究近代小说的人的必备参考书。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相当的影响。1939年德国汉堡《亚洲周报》选择第一、第二章,题名《中国晚清小说史》,1979年又有日译本问世。

此外,阿英在《小说闲谈》中还论述稀见的近代小说20余种,或介绍其梗概,或评述其思想、艺术特点,或钩沉史实,对研究近代小说亦有帮助。

阿英其他方面的近代文学研究,就其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关于近代小说理论的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近代小说理论,他在《晚清小说史》第一章已简略叙述了近代小说理论的概况。后来他又写了《小说丛话论略》和《吴趼人的小说论》两篇文章,专门评述近代小说理论。《小说丛话论略》主要评述《新小说》上“小说丛话”专栏内所发表的关于小说的短论。阿英在文中首先肯定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的一系列理论。阿英认为梁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地位的肯定是正确的,特别指出梁氏所说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又谓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均是为肯定小说通俗化的文学地位提供理论根据。阿英认为,这些均系梁氏的“卓见”。阿英又认为还有一篇文章对梁氏颇有影响,那就是严复和夏曾佑合著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这是我国自有小说以来“以新观点论小说”的第一篇长文。梁启超自己就说过:“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阿英还评述了狄平子(葆贤)、侠人、定一、周桂笙等人的小说理论。

阿英还论述了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对其创作的影响。吴趼人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很受读者的欢迎。同时他还是一位擅长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吴趼人不仅创作历史小说,还有这方面的理论。阿英特别看中吴趼人对历史小说所发表的意见。阿英指出吴趼人有关历史小说的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历史小说比历史典籍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小说可补正史的不足。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说:“典册(指正史)很难于使人注意,因端绪复杂,文字深邃,卷帙浩繁。要使这些高文典册的内容,普遍深入于群众,只有用演义的体裁。盖只有小说家言,兴味浓厚,可以引人入胜,可以补教科之不及,可以使小说附正史以驰,正史借小说为导。”历史小说由于采用演义体,可增加历史本身的兴趣,引人入胜,以补正史的不足。第二,吴趼人反对写历史小说蹈虚附会,歪曲历史。他说,旧历史小说往往有此缺陷。

吾尝默计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更无论矣。

阿英又批评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东西晋演义》“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1]。

(二)关于弹词的研究。

首先,阿英肯定了弹词的文学地位。他说:“弹词一类的书,难入知识分子的眼。实则,弹词影响的广大,其所具艺术性,是并不亚于所谓‘大文学’。……其细腻雅韵,实臻‘大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境地,而传播的广远,尤非‘大文学’所能望其项背。”[2]阿英所说的“大文学”,即略同于今天所说的雅文学。俗文学和雅文学本是文学的两翼,并无高低之分。阿英又说:“在高人雅士看来,弹词虽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实则弹词在艺术方面,也自有其独特成就的。最主要的是其特有的音乐性和描写细腻,弹唱起来,或‘柔语如珠,绵绵不绝’,或雄浑浩荡,有若奔流,绘影绘声,竭尽委婉曲折之妙。”[3]阿英反复肯定弹词的文学价值,认为俗文学并不低于雅文学,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重视俗文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现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如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关德栋)十分重视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就是其中之一。在阿英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弹词、大鼓书、梨花大鼓、民歌、时调、拍板歌等,均有专文研究。他敢于肯定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地位,称赞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并评说其影响,对于转变学界轻视俗文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推动俗文学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对于近代几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弹词的评论。

对于近代男性写的弹词,阿英尤重视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他认为《庚子国变弹词》“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过去的弹词,著名的如《再生缘》、《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锦上花》、《再造天》、《玉连环》等自有其文学价值,有些作品如周颖芳的《精忠传》写岳飞精忠报国事,作品表现了浓郁的爱国思想,但如就多数的弹词而论,其创作题材,基本上未跳出“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大团圆的框框。而李伯元以庚子事变为题材,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全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以及官兵以剿义和团为名屠杀人民的罪行,真实地描写了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部弹词虽有其思想局限,但从题材和创作模式上,无疑是对此前弹词创作的突破。所以阿英认为《庚子国变弹词》“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对读者了解此类作品均有启示意义。

第三,对女性弹词的梳理。

弹词作为通俗文学,尤钟情于女性,不仅许多著名长篇弹词的创作主体是女性,弹词的演唱主体是女性,而且弹词的接受主体也以女性为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弹词简直可以视为女性文学。

对于女弹词的发展,阿英在其长文《女弹词小史》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女弹词小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女弹词小志》,下卷是《词媛姓氏录》。阿英在上卷中对女弹词的起源、初期的词场、书场与书寓(女弹词艺人的住所)、人物脚本与调门、皮簧杂技的侵入、前期女弹词的终点、词场竹枝词、无线电时代的再繁荣均作了详细的叙述,使读者对女弹词的发展、演变、兴衰有一个较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女弹词虽然始于明代,但女弹词的发展又是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的,它盛行于道光时期的上海和苏州(苏州当时是江苏省的省会)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大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来愈迫切,消费群体的娱乐情趣正是制约着女弹词发展的主要因素。

《女弹词小史》的下卷《词媛姓氏录》,梳理出女弹词艺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词场先锋朱素兰,以及袁云仙、陈月娥(二人色艺双绝)、陈芝香、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此四人以艺胜)、王幼娟、徐雅云、黄蔼卿、陈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

《词媛姓氏录》中介绍了当时的文人对她们色艺的评论,对研究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认识,也提供了她们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研究,这是因为翻译文学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学生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所周知,近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而翻译文学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研究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变革轨迹,以及近代文学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阿英在翻译文学方面,他写有《翻译史话》,《史话》从目前所写的几节看,原拟从近代早期中国翻译俄罗斯文学写起(普希金―高尔基―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虚无党小说―契诃夫),有计划地将近现代翻译的主要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惜《史话》只写了四节,写到中译莎士比亚和哈葛德的作品,未能完成全书,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也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阿英又陆续写了一些介绍中国翻译西方作家作品的文章,计有《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等。对以上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叙述,很有助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从阿英关于翻译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著来看,他对饿罗斯文学用力尤多,这自然与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因素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  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阿英的研究选择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他写了《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著作中译本编目》、《赫尔岑在中国》、《中译本安特列夫主要著作目录》、《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在中国》,此外,阿英还撰有《安特列夫评传》,编有《托尔斯泰印象记》(译文集,1932)、《高尔基印象记》(译文集,1932)、《劳动的音乐》《原题为《高尔基小说撷华》,译文集,1932)、《饿罗斯文学译文卷》等,对俄罗斯文学及其翻译文学研究不仅作了中肯的评论,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阿英关于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尽管还缺乏系统性,但它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是在上世纪国难中开始的,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长期的研究工作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个性,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四点。

(一)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的治学精神。

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孤岛时期”。1938年,阿英在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成立业余的“新艺剧社”)的同时,他开始研究近代文学,写成了《国难小说丛话》,论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20余种以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为主题的小说,阐发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旨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阿英在《中东大战演义》评价中说:“甲午中日战争,实为日本五十年来不断侵略中国之根源,在史的意义上极为重大,然迄今竟无关于此战之优秀作品出现,实为吾人之耻。”又在《旅顺落难记》中说:“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有人性者,无不奋起。日人除抵赖外,彼军事当局亦有以‘今番始堕落,须亟加更正’为言者。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落难记》即其一铁证。”目的很明显,它是借近代的小说来揭露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和复仇意识。此外,这之前和之后阿英写的《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原稿已失)、编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后改称《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他编校的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35)、吴趼人的《痛史》(1937),并出版单行本,乃至他自己创作的《碧血花》(1940)、《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等历史剧,目的都是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

(二)重视资料建设,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重视搜集、整理、编纂近代文学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书目,是阿英研究工作的最主要的特点。

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资料就无法从事研究,所谓“巧手难做无米之炊”。马克思曾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5]阿英十分重视资料的建设工作。他的资料工作,第一步是搜集各类书籍,尤其是一些难见的孤本、抄本。前面我已说过,近代虽距离现在并不远,但作品、史料的搜集要比古代难得多。阿英不仅注意近代各类书籍的搜集,而且为搜集一些稀见的书籍、报刊和资料,经常到各书店、地摊去“访书”、“淘书”,这我们从他写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苏常买书记》就可以看出。为了购买一本需要的书,他不惜跑遍上海所有的书市、旧书店和地摊,阿英这种搜集资料的艰辛以及所付出的劳动,现代的读书人恐怕是很难理解的了。

阿英编辑的近代文学资料,仅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这两种丛书计算,已近800万字,再加上他编辑的各种书目、报刊述略,总字数近千万,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在这方面,阿英对近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研究领域的广阔。

研究领域的广阔也是阿英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阿英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他涉猎的面是很广的,既有文学创作,也有翻译,后期更主要的是从事文学研究。即以文学研究而言,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而主要精力还是在近代文学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他既从事文学作品的编辑、书目的编著,史料的汇编,也着力近代文学的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包括小说史研究、文艺报刊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这种多领域、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给阿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系,使他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说近代文学的成就和弱点。比如阿英的翻译文学研究,便为他正确把握近代文学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同时也为认知近代文学如何接受外来影响拿出了实证。再如,近代文学报刊的研究不仅拓宽与丰富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内容,而且这一有关近代文学传媒的研究,阿英在半个世纪前便已认识到它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着手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英这方面的研究实开近现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先河,其意义不仅限于文学报刊研究的本身,而且它启示着传媒研究应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如,俗文学研究,阿英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他所研究的弹词、歌谣、时调、拍板歌、大鼓书、梨花大鼓、相声等,有些就是近代文学中俗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有些研究直接与近代文学研究有关。如《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一文,作者指出《老残游记》里的黑妞、白妞说书,其中的白妞就是历城(今济南市)人王小玉。文中引凫道人(贾凫西)的《旧学庵笔记》“红妆柳敬亭”条为证:“光绪初年,历城有黑妞、白妞姐妹,能唱贾凫西鼓儿词。尝奏技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这对了解黑妞、白妞这两位女艺人就很有帮助。再如他的《关于石玉kūn@①》,阿英据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kūn@①》一节,了解到

石玉kūn@①的生活年代大体系道光时的艺人。此说虽未成定论,但至少可提供一说。这又可以看出阿英的俗文学研究与他的近代文学研究互补的关系。

(四)重视考证。

考证又称考据。考据学是清代朴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包括作家的生平、作品的真伪、作期、版本的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等等均需进行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必要的、精确的考证,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以李伯元研究而论,阿英通过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比如他在《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1935)中,考证出为《官场现形记》和《海天鸿雪记》写序的惜秋生并非作者李伯元的化名,而是李伯元的一位好友欧阳钜源(1883-1907),此人也是小说家,原名淦,字钜源,一作巨元,别署茂苑惜秋生,又署惜秋生等。从而纠正了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惜秋生就是两书的作者李伯元自己。同时,通过考证还解决了不少疑点。比如也是在上世纪40年代,阿英从《醒世缘弹词》中某些片断的描写和文学风格诸方面与李伯元的另一部《庚子国变弹词》进行比较,从而考证出《醒世缘弹词》的署名作者讴歌变俗人就是李伯元[6],解开了《醒世缘弹词》的作者之迷。再如吴趼人在《李伯元传》(1906)中曾提到李伯元著有小说《中国现在记》,因它发表在当时的日报上,只二十回,未完,亦未署名,研究者无法根据吴研人的记述证明《中国现在记》就是李伯元的作品。后来阿英发现了这部书,经过多方考证,证实了吴趼人所提到的这部《中国现在记》确实是李伯元的作品[7]。阿英在考证上所取得的这些突破,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传统研究方法的成功运作是与他长期重视史料的积累与文献的发现有关。它如,阿英对于《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考证,对近代小说人物的考证,对大鼓书的考证,对女弹词艺人的考证,均对近代文学研究具有揭迷释疑的作用。

以上对阿英半个世纪研究近代文学的成就、贡献和特点作了粗略的介绍和分析。他从资料的钩沉、校勘、编辑、书目的编写到近代文学各种文体和门类的考证、描述和研究,涉猎内容丰富,研究成就突出。可以看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对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对创作、翻译文本和史料建设所具有的奠基意义,对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时,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阿英先生所作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2-04-09

【参考文献】

[1] 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J].月月小说,1906,(1).

[2] 阿英.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序[A].小说二谈[M].北京:中华书局,1959.77.

[3] 阿英.弹词小话引[A].小说二谈[M].北京:中华书局,1959.85.

[4]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9.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第2版跋.

[6] 阿英.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A].小说闲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19.

[7] 阿英.中国现在记的发现[A].小说二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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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山下加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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