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浅析（集锦11篇）由网友“IZONE姜东昊”投稿提供，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浅析，欢迎阅读!
篇1：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浅析
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浅析
[摘 要]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传记散文突破了史传成法，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本文通过讨论其在不同时期的文章内容的表现，以及创作的艺术手法，尝试提出其传记散文的特点。
[关键词]柳宗元;传记散文
一、柳宗元传记散文的概况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二、柳宗元传记散文在内容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1、借传以言志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1]。《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传以明道
柳宗元对传记散文上的发展体现在“借传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领古文运动时的一大纲领。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2]。到《寄许京兆孟容书》提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3]，及《时令论》中“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人”[4]。可见他的'“道”即为辅时及物，匡世济民的理想。他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表达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郭橐驼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5]。
三、柳宗元传记散文在艺术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1、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李赤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2、小说化倾向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四、结论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梓人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5， 308-310
[2]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 542.
[3]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寄许京兆孟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480.
[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时令论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55.
[5]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与韩愈论史官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498.
作者简介：吴慧，中国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篇2：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
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
一、柳宗元传记散文的概况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二、柳宗元传记散文在内容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1、借传以言志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传以明道
柳宗元对传记散文上的发展体现在“借传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领古文运动时的一大纲领。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到《寄许京兆孟容书》提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及《时令论》中“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人”。可见他的“道”即为辅时及物，匡世济民的理想。他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表达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李赤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
三、柳宗元传记散文在艺术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1、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2、小说化倾向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四、结论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
篇3：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及其成因
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及其成因
我们对柳宗元多种体裁的文章都有很高的评价，除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散文，传记散文也别具特色。
除了一直广为流传的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柳宗元还有众多优秀的议论文、杂文、书序文等不同文体作品传世，其中传记散文虽流传不多，历来关注者相对较少，但也很有文学价值。
一、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
(一)平民阶层的苦难再现
柳宗元笔下人物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展示出一幕幕普通人的生活画卷，柳宗元堪称首位为众多普通百姓立传的文人，他的这一举动，是对史传传统的一个突破。刘熙载称“柳州之文如山”，大约是就柳氏传记散文而言，通过一篇篇传记，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有《河间传》、《捕蛇者说》中小人物的辛酸经历，《童区寄传》中少年的聪明勇敢，更有《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中能工巧匠的智慧和积极的心态。
(二)深邃思想的现实表达
传统传记通常主要记述人物，但在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部分传记并非以记载人物为主，或非真实存在的人物，意在阐释道理，或讽刺时弊。柳宗元传记散文通常分成叙事和评论，如《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谪龙说》、《河间传》和《李赤传》等。根据《柳河东集》所保留下来的作品，题目本就为“传”的文章外，另有一些碑志、行状等文章，具有传记性质，也可称之为传记散文，如《段太尉逸事状》、《南霁云雎阳庙碑》等。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对腐败的批判，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凄惨生活的无奈，阐述了柳宗元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和政治理想。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同韩愈的传记文相似，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的创作模式，与通常的传记不同的是，柳宗元在传记散文中并没有大致记述所传人物的一生经历，而是选取一件或几件事来立传，因此，他的传记散文中的人物事迹往往较少而精，主题较为突出鲜明.
(三)“幻设为文”的情节设置
通常传记散文多为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作，且一般为真实的人物事迹。但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却有一些虚构的主角和情节，如《河间传》里的主角甚至没有真实名字，其人物真实性值得怀疑。而《谪龙说》，甚至不是为人立传，而是讲述一位被贬谪人间的龙女，人物经历近乎神话传说。《李赤传》虽确实在记述人物，但人物的真实性也同样难以考证，生平经历也较为荒诞，李赤在与朋友游玩时，竟然被厕鬼所迷，最后在厕中溺亡。在《日知录》卷十九中，顾炎武这样评论：“古人不为人立传”，“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屈耳”。
二、柳宗元传记散文特色的成因探微
(一)抒发苦闷，表达志向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创作，是柳宗元发表政见和感慨的一种途径，这与他的遭遇是分不开的，他的传记散文大多都是在永州时创作的，当时他受永贞革新失败的牵连，因诬遭贬。尤其恰逢宪宗更改年号，并大赦天下，但却特意下诏“左降官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调升)之限”，加上这年他母亲因种种原因病故，王叔文也被处死，一连串的变故和政治迫害使得柳宗元苦闷忧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客书》)。“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既然无法施展才华与抱负，就只得将满腔的抑郁悲愤和忧国忧民深深地寓于后来所作的文章之中。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李赤传》中的李赤，本来是一个正常人，但一旦被奇怪的事情迷惑，就居然把人世间当作污浊的地方，而把厕所当作是“帝居清都”，以此讽刺颠倒黑白，善恶不分的社会。《捕蛇者说》中作者自述目的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梓人传》是“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这些文章的主旨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柳宗元强烈地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而《谪龙说》一文，多数学者认为是柳宗元在被贬之后因受到欺压，内心郁闷而作。如卞孝萱先生曾经说过，“柳宗元以龙女自喻”，“柳在谪所，受到侵辱、狎侮，乃作此篇”。而《河间传》，宋代以来学者观点各异，有观点认为此文意在影射唐宪宗，宋人胡寅在其著作《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四《唐纪・宪宗》中提到：“子厚至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创艾，乃以笔墨语言，深自文饰，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过，则其免于大戮，已为深幸，摈废没齿，非不幸也。”亦有认为意指唐代的公主往事，清人何焯所作《义门读书记》卷三七《河东集下・河间传》中记述：“‘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魂祝诅’，《汉书》：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岂其公主耶?”[由上述种种观点可以得出，柳宗元的一些传记散文有讽刺现实之意，只有“深自文饰”，或为传奇，或为寓言，寓实于虚，虚实相间，以求保全自身。
(二)传奇兴盛，热衷奇文
传奇类作品自唐朝中期之后变得空前兴盛，柳宗元和与他同时期的.韩愈都乐于创作以“幻设为文”的传记散文。此情景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曾经提过：“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4] 韩愈曾作《毛颖传》，一时引起众多批评，但柳宗元态度与众不同，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柳宗元肯定了韩愈文章的创新，同时批评时文的庸俗和剽窃成风。面对世人对这种创作方式以及对韩愈文章的批驳，柳宗元这样辩护：“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玄。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毛颖传》这类文章，虽如同“楂梨”、“昌蒲”般“酸辛”“裂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认为艺术形式应该不拘一格。柳宗元对《毛颖传》的辩护，亦可认为是对传记散文这一创新的文体的一种辩护。
(三)博采众长，有所创新
柳宗元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自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就说明他认为《诗》、《书》、《礼》、《易》、《春秋》是写作的典范，也是学习写文章的基础和首要取法对象。诸子百家之文，同时包括《国语》、《离骚》也都应该认真研究，广泛涉猎，这样才能触类旁通，使文章条理明晰，文章语言有气势，思路严密，内涵丰富。《童区寄传》里传神的细节描写，凝炼个性的语言和激烈的冲突，塑造出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颇有《史记》里传记写法的风范。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论断：“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在那个文化先进，兼容并蓄的年代，多才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无疑是走在时代前沿，并善于创新的，但无奈命运多舛，虽有造福百姓，改革天下的大志却难以实现，只能以文托志。也正如韩愈所言，这些奇传异文在后世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篇4：柳宗元的传记散文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贞元时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韩愈为得意的。顺宗即位，王叔文等执政，他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等，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大事。王叔文执政不到七个月，因为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攻而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他往往借题发挥，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参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划了被残酷剥削的蒋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貌。它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到了什么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媲美的。《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柳宗元写了统治阶级的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象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他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一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当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这是他写作传记散文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
柳宗元散文更著名的是他的山水游记。这类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永州八记》是他的代表作品。《钴母潭记》，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钴母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钴母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异常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钦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叔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精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篇5：柳宗元散文的特点
柳宗元散文的特点
柳宗元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先秦之后隋唐以前，骈文统治着文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骈文已经无法满足时代进步的要求，极大地限制了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积极响应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反对当时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力主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的主张，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在创作实践中，柳宗元除了写作许多政论外，还有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这些创作，风格独特，语言精粹，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
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元和为分界线，之前柳宗元科名和仕途一帆风顺，其一直在为政治抱负而奋斗，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也不大。元和后，柳宗元遭贬，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对于他的先进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文学作品也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现实，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纵观柳宗元的散文作品，无论是山水游记、传记散文，还是寓言故事，都体现了他的儒家民本思想，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他的散文或正话反说，如《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作品，或借形似之物来抨击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他一改前人的陈规，将浓郁的情感融入散文之中，彰显了文学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使古文上升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
首先，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对《水经注》的继承和发展。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他散文作品中的的精华。在此类作品中，作者寓情于物，在描写山水景物之时，抒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际和对现实的不满。作品中凸显的是为世所弃的自然界美丽景色，这些景色正如他那不为世用的卓越才华一样远弃遐荒。作者将自己的身世遭遇不着痕迹地融入到对自然的描写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独特的“凄神寒骨”之风格。
在最为人称道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作者用简练而又生动的文笔写景状物，水石草木，光影游鱼，或静或动，给人 “清莹秀澈，锵鸣金石”的感觉。在篇末，作者写道：“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细细品读，清冷寂寥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心为之怦然而动，此时也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作者遭贬的悲苦心态。在《钴坶谭西小丘记》中，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有血有肉，同时借小丘“农夫渔父过而陋之”来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有机结合体。
其次，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是对《史记》人物传记的一种发展。
柳宗元传记散文的主人公都是来自下层的小人物。作者通过对这些下层人物的描写来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痛苦。他往往借题发挥，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也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捕蛇者说》一文中，通过对蒋氏三代经历的描写，表现了蒋氏内心的痛苦，有力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突出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这一主题。读后感觉全文“含无限悲伤凄婉之态”(《古文观止》卷九)。又如《祭吕衡州温文》，全文气势磅礴，感情跌宕起伏，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可谓“但见泪痕，不睹文字”。文章表达了作者的巨大悲痛和对吕温的深切哀悼，同时也表现出时局暗弱和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史记》相比，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兼具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上的创造性，在表现方法上也有独到的选择。他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闪光点。这些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新的内容。
再次，柳宗元的寓言作品闪烁着周秦诸子的风格。
在柳宗元之前，寓言虽然已有发展，但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往往只是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柳宗元汲取了诸子寓言的传统，借鉴了六朝以来的小说和杂文的写作技巧，创作了大量的寓言，使寓言从先秦时期政治伦理作品的附属上升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样式。柳宗元为寓言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柳宗元的寓言作品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在他的寓言中，最成功之处就是运用叙事和描写技巧来生动地塑造寓言形象。诸如麋、驴、鼠等形象，直至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些鲜活的形象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在《传》里，作者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了一个生动的形象，在此基础上又发一点简要的议论，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而智若的贪官污吏，令人产生无限的思考与回味。
总之，柳宗元的散文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推陈出新，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无论是他的文学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为中国文学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篇6：柳宗元古诗的特点
柳宗元古诗的特点
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文人被贬之后，都会写出几篇好的文章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愤怒，可在这之后就会变得愈发颓废，亦或是自暴自弃，只有少之又少的人会在被贬之后心胸仍然博大，去关心百姓为他们着想。我想在学过《捕蛇者说》之后，这些少之又少的人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柳宗元。
他一生坎坷不断，虽是一名政治革新家，但他真正的政治生涯却十分短暂，他26岁入仕途，到47岁去世，其间，却过了被贬的生活。公元8，唐顺宗即位，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永贞革新”，但可悲的是不到半年这次改革就随着顺宗禅位，太子即位而宣告失败，并且这次革新的主要人物都被贬为了远州司马。就这样，柳宗元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尽头，十年后，他又被贬到了更为偏远的柳州。这几次被贬，对于柳宗元来讲，毫无疑问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沦，相反，由于他心中的愤慨之情到达了极点，于是他便常做出了许多现在我们众所周知的名篇。
同时，在他被贬的这十四年中他也并不仅仅是写词作赋，当他得知好友刘禹锡要被贬去柳州时，不希望刘禹锡与他母亲分别，于是自己便替刘禹锡被贬至柳州，单从这点来看就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柳宗元是个十分有义气，十分善良的人，而接下来，他在柳州的所作所为更是可以看出柳宗元时刻心系百姓、关爱百姓的优点。柳州当时是个十分贫困的地反，有的人家习惯于用儿女抵押向人借钱，但如果不能按时赎回，那么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会把抵押的儿女没收做奴婢，当柳宗元知道这些情况后为此想方设法，争取让所有人都把他们的儿女赎回来，他这种将心比心，帮百姓排忧解难的品质是值得许多那些官务大，但不务正业的当官人所去学习的。
在中国历史上像柳宗元这种有才干，心系百姓的好官被贬的事件有很多很多，但在这些人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用上自己的学识，才能去竭尽所能帮助百姓且坚强乐观，而不是一味的灰心、沮丧、沉沦呢？我想如果每一个文人都能像柳宗元一样，不怨天尤人而是更多地关心百姓疾苦，为民造福，关心民生，那么我想认为他们也一定能像柳宗元一样名留青史！
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变革，事败受到牵连，被贬永州。一次，他带着随从在永州郊外发现了一个小石潭，因其样子的独特，环境的优美，源流的怪石嵯峨，潭水的清澈，游鱼的可爱，产生喜爱之情。这是一块处女地，人迹罕至。如此优美的地方，竟然埋没尘世，无人欣赏。触景生情，他想到自己，遭遇和这小石潭何其相似？同病相怜，油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不被赏识之痛，如同千万条毒蛇啃噬着他。于是，托物寄意，借小石潭书心中块垒。
这样的山水小品文，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以抒怀的形式。千百年来，和柳宗元一样，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读书的`初始目的，都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他们把读书做官当做了人生的唯一。因此，他们的情感的跌宕总是与仕途的顺逆息息相关。
一夜之间，柳宗元从一个声名赫赫的朝廷大员，被贬为小小的永州太守。当时的永州，差不多是化外的不毛之地，贬官这里其实就等于流放。这个打击对于他来说，不可谓不大。在以官本位为中心的社会，贬官就意味着最宝贵的东西正在眼前失去，荣耀、特权、享受等等就可能从此与之无缘，所有的奋斗都没有了着落。他心中的悲愤、忧惧、失落、茫然，可想而知。
对于他参与改革的动机，我们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能真是后世诸多人认为的那样，心怀天下，济黎民于水火，挽朝政于飘摇，想有所作为。但就算是上天眷顾于他，改革成功，唐王朝这艘遍体创伤的庞然巨船，早就四处漏水，再也经不起风浪，迟早不是沉落，就是搁浅。就像一个人，大脑内脏都坏透了，你想方设法延续他的寿命，其实是逆天行事，是另一种残忍。唐王朝要的是革命，推翻以后，重新再来。所以，柳宗元的一切努力，都是自讨苦吃。
我想，他参与改革，不是没有想到过失败的后果，不是没有经过思想斗争。一切改革，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反动，必然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对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必然要削弱、切割他们的利益，斗争必然激烈和残酷，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既然想到过失败的后果，那他就不应该为贬官而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因为从朝野当时的情形来看，基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改革无疑是一种冒失，是一种政治，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说柳宗元参与改革丝毫没有半点功名利禄之心，恐怕也很难叫人信服。中国人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问题。推重一个人，就把他说得天上有地下无，好像这些人都不食人间烟火。即使这些人曾经泡过妞，嫖过娼，耍过流氓，也要为尊者“讳”。无赖如刘邦，不是就被吹成天下一等一的英雄吗？这种思潮，可谓亘古不变。难怪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史，是“假大空”的集大成者。
我觉得柳宗元的悲愤，更多的是个人的悲愤。他关注的是“小我”，是一己之得失，因此，文章虽然精致，却格局太小。这倒不是说，关注自我有错。内同样能映射外，如同外能透视内一样。文化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卢梭的《忏悔录》。文学，只有在关注自我的基点上，辐射到人生、社会及宇宙的思考，才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文学必须以哲学为灵魂的烛照。
有人或许会说，这不过是几百字的文章，怎能与皇皇巨著相比？有些诗歌很短，短到只有几十个字，却有大格局、大气象，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李白可是柳宗元的前辈啊。李白的思乡情结，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地域、民族，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是什么局限了柳宗元呢？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它不具有全人类的文化视野。他超脱不了文化束缚的那个圈子。这也是中国文化中，许多山水小品的一个通病。
中国人太推崇感性，因而，文学作品中很难有哲学思考的视觉。这种理性精神的缺乏，既造成文学的没落，也导致中国人文化人格的缺失，难以产生更多的李白式人物。实在可惜。
篇7：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一
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散文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 ( 《祭柳子厚文》，《韩昌黎集》卷一 ) ，“雄深雅健” ( 刘禹锡《〈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引韩愈语，《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 ;刘禹锡说柳文“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 ( 《〈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同上 ) ;《旧唐书·柳宗元传》谓柳文“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宋人田锡说柳文“纬地经天” ( 《题罗池庙碑阴文》，柳宗元《河 东 先生集》附录卷上 ) ;穆修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丽不杂” ( 《河南穆修公集》卷二 ) ;梅尧臣说“其言粲星斗，百岁犹比晨” ( 《永州守王公糙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宛陵先生集》卷三十七 ) ;欧阳修说柳文“出语多崔嵬” ( 《永州万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 ) ;苏轼“流转海外……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 ( 《东坡续集》卷七 ) ：吕南公谓“繇扬雄至元和干百年间，而后韩、柳作……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 ( 《与江秘校论文书》，《灌园集》卷十一 ) ;朱熹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老僧头去” (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 ;晏殊认为“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 ( 陈善《扪虱新语》卷九引晏殊语 ) ：沈晦谓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 ( 四明新本柳文后序，《增广注释音辩 唐柳 先生集》附录 ) ;李褫说柳宗元“文章光艳，为万世法” ( 柳州旧本柳文后序，同上 ) ;高似孙说柳文“卓伟精致” ( 《纬略》卷三 ) ：罗大经说“柳子厚文章精丽” ( 《鹤林玉露》卷十四 ) 。明人叶子奇认为“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己” ( 《谈薮篇》，《草木子》卷四 ) ;茅坤说柳文如“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白森严” ( 《柳文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 ;杨继益把柳文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并提 ( 见《澹斋内言》 ) 。清人张伯行谓柳文“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 ( 《〈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 ;袁枚认为柳文“奥博无涯涣” (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 ) ：孙琮谓柳文“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垠，与昌黎倡和千古” ({ 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头语 ) ：黄式三认为“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 ( 《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 ) ：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 《艺概》卷一 ) 。这说明柳文在唐代及唐以后历代都备受推崇。历史上“韩柳”并称，韩文、柳文，不仅是唐文之冠，而且是唐以后历代散文的典范，其影响不亚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
柳宗元的著作，最早由刘禹锡编成《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可惜早已失传。南宋以后，历代柳集版本众多，流传较广的有《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 唐柳 先生文集》 ( 即百家注本 ) 及世彩堂本《河 东 先生集》。解放后出版的柳宗元集或以百家注本为底本整理校勘，或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柳文现存 463 篇，大多是敌句单行的“古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议论文、传记、寓言、山水记和杂文。柳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裁的多样性。凡是先秦、两汉出现过的文章体裁，柳文都有，而且都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二是文艺性强，纯文学作品多。柳宗元固然是古代千年的文章宗师，以今天作家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愧为成就卓著的大家。
二
柳宗元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这里，想从风格、结构、语言三方面总结一下柳文的整体特色。
风格沉郁 冷峻奇诡
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中唐衰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目睹朝廷黑暗，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等社会弊端，有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家道的中落、父亲的失意、亲人的早逝，又使年轻的柳宗元内心笼罩着浓郁的悲凉。革新失败，远谪蛮荒，“量移”无望，长为孤囚，“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固然无法实现，续嗣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愤与悒郁。恶劣的心绪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都在摧毁着他的健康，长年患病又加重他的悲郁。现实的黑暗、个人的不幸，使柳宗元的散文，特别是永州时期的散文，带着一种沉郁的格调。明人茅坤说：“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 ( 《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 诚然，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个人遭遇等因素之外，还与作家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取向有关;但“沉郁”这种风格的形成，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起着决定的作用。杜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正道出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与他的散文沉郁风格的关系。
柳宗元长安时期为亡故亲人写的祭文、墓志铭，悲恸沉郁，往往在缅怀柳家昔日辉煌的同时，发出今非昔比、家道中落的悲叹。他在科场落败时向别人干谒的书启，流露出自己的失意、苦闷与彷徨，格调沉郁凄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悒然悲愤，显示出柳文沉郁的风格特征。
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散文创作进入高峰期。《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时期的散文最能体现柳文沉郁的风格特色。《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萧翰林悦书》、《与顾十郎书》等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向人乞怜求助的信，悲愤哀怨，令读者酸鼻。《寄许京兆孟容书》先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继而写自己政治失意、壮志难酬、四面受敌，“堙厄感郁”，使人动容：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 塞臲 臬兀 ，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 讠互 诃万 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
《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贬地的火灾和“无以托嗣续”的忧虑，“悃愊郁结”情词俱苦：
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 ? 中心之悃愊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 ? ……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 ? 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 ! 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竟于宠利者，天厌之 ! 天厌之 !
明人茅坤云：“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 (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 ) 茅坤对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因而也最能体味柳文的沉郁。《吊屈原文》、《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骚赋体散文哀怨愤激，表现出鲜明的沉郁风格。试看《闵生赋》的开首部分：
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杏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骥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玄虬蹶泥兮，畏避蛙黾。行不容之峥嵘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槁以横陆兮，鸥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
《囚山赋》把永州四围环合的高山比喻为牢柙，而作者则是牢柙中的囚徒，郁勃之气如山岚岳雾，弥漫堆积。《愚溪对》、《愚溪诗序》以游戏式的文宁，表现忠而见弃的悲愤，谐谑之中，透露出多少悒郁不平! 柳宗元在游山览水之时，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遭遇，他的，山水散文同他的山水诗一样，无不打上身世的印记，在摹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不平。《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是：“白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钴鉧潭记》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结，眼前的美景没有使作者忘记自己的不幸。《钴鉧潭西小丘记》结尾一段云：
噫 ! 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 ! 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钴鉧潭西小丘的美景，要是放置在京城长安附近，则身价百倍;而今却埋没荒野，无人间津 ! 作者以小丘喻己，身世之感显而易见。而小丘最终还是遇到赏识它的人，则它的遭遇又胜于作者，故作者为它的“有遭”而庆贺——贺“兹丘之遭”，实际是叹已之不遇。短短的一段议论，蕴含多少抑郁不平! 《小石城山记》在记小石城山奇异景色之后，结尾也有一段类似的议论：
噫 !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 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佶之。
这里，曲折地表现了作者远隔中州，贤而受辱，“不得一售其伎”的抑郁愤懑。“水州八记”写无人间津、由作者发现的荒僻之景，寄寓着他的身世之感：而清幽凄冷的境界，又表现出他内心的落寞与凄清。
柳宗元散文又有冷峻的一面。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又是个勇猛的斗士。他愤世嫉俗，不为世屈，无论处境如何，总是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丑恶。他的许多文章写得尖锐深刻，气势凌厉，有一股凛然冷峭之气。刘禹锡说柳文“芒寒色正” ( 《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 ，道出了柳文冷峻的风格特点。
柳宗元的议论性散文，如《四维论》，《时令沦》、《断刑论》、《六逆沦》、《非国语》等，锋芒毕露，气势凌厉;他的一些亦叙亦议的杂文，如《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铁炉步志》、《愚溪诗序》、《愚溪对》、《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幽冷劲峭，词锋犀利;他的劝戒性的寓言，如《三戒》、《蝜蝂传》、《罴说》等，讽刺尖锐，不留情面。这几类文章最能代表柳文的冷峻风格。请看《四维论》：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谦者，曰不苟得也。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欤 ? 非欤 ? 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 ? 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 ? 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思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 ? 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 ? 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 ? 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 ? 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四维论》批判《管了》“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之说。柳宗元认为，《管子》所说的廉，是说不掩盖丑恶：而世人对廉的解释就是不用不正当的于段去获取。《管子》所说的耻，是说不做正当的事：而世人对耻的解释，就是知道羞耻而不去干不正当的事。柳宗元认为，无论是《管子》对廉、耻的解释，还足世人对廉、耻的理解，廉、耻都属于义的范围，足义的小节，不能把它们同义相提并论而视为维。他认为只有二维，那就是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就是爱人，断就是处理得当。圣贤提倡的道、德、礼信都包含在仁、义当中。如果没有了义，廉、耻也就不会存在，因此“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不能成立。《四维论》多用反问，语势逼人。柳宗元对历来被视为圣贤的管子 ( 管仲 ) 毫不客气。文章—开头就说：“《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这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当中隐含着深刻的讥讽。结尾又说：“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言外之意是：管子是个庸人，他才会说出这一番谬论;要是他稍为懂得治理国家之道，他就不会有“四维”之说。对管子可谓极尽冷嘲热讽。《四维沦》文笔尖锐冷峭，这正是柳文的风格。再看《愚溪诗序》的议论部分：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 ? 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悄，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文章运用反语，表达自己忠而见弃、怀才不遇的悲愤。表面看来，文章语势平和：而反语当中，隐藏着尖锐的讥讽，平和的背后，透露出逼入的冷峻。《愚溪对》写愚溪之神因不满作者以“愚”为自己命名，觉得名实不副，引出与作者梦中的对话。此文同样运用正话反说的手法，抒写作者贬谪蛮荒的强烈不满，诣谑中表现出冷峻。除上述的几类文章之外，柳文的冷峻随处可见。如《复杜温夫书》中的一段：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呆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 ? 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 ? 语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 ? 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
杜温夫求名心切，不择手段，屡次向柳宗元写信献文，为达到柳宗元为他延誉的日的，在来信中对柳宗元阿谀奉承，将柳宗元比作周公、孔子。柳宗元在复信中直斥其“悖乱浮诞”，说：杜温夫至柳州见到他，就尊他为周公、孔子;到连州、潮州，又会称刘禹锡、韩愈为周公、孔子：京城以文章出名的人数以千计，到了京城，岂不是又会发现成百成千的周公、孔子 ? 《复杜温夫书》对杜的轻浮荒诞作了无情的讥讽。又如《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对杨海之的批评：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今子年有几 ? 自度果能不逾矩乎 ? 而遽乐于纵也 ! 传说曰：“惟狂克念作圣。”今夫狙猴之处山，叫呼跳梁，其轻躁狠戾异甚，然得而絷之，未半日则定坐求食，唯人之为制。其或优人得之，加鞭棰，狎而扰焉，跪起趋走，咸能为人所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顿，踣弊自绝，故吾信夫狂之为圣也。今子有贤人之资，反不肯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舍子其孰能乎 ? 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里批评杨诲之生性狂放而又不行悔改，词锋尖锐。柳宗元指出杨海之年纪轻轻便“遽乐于纵”，难免要“逾矩”，并以“轻躁狠戾异甚”的猴子最终也可以驯服为例，说明只要他肯下决心改正狂放的毛病，也可以成为圣贤。文章冷峻中又表现出恳切。又如《骂尸虫文》中骂尸虫的一段：
来，尸虫 ! 汝曷不自形其形 ? 阴幽跪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盲是处兮，不择秽阜;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羃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 ! 彼修蛔恙心，短蛲穴胃，外搜疥疠，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已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 ! 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飨，答汝谗慝 ? 叱付九关，贻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主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 ! 速收汝之生，速灭汝之精。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酆都，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
《骂尸虫文》以尸虫 ( 寄生虫 ) 喻皇帝身边的谗佞之徒，指出他们“潜下漫上，恒其心术，妒入之能，幸入之失”的本性。文章运用生动的比喻，对他们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讥讽，并指出他们必然会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死后也会受雷霆轰市，“糜烂纵横”，文笔冷峭，语气凌厉。
宋人王十朋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了东坡。” ( 《 梅溪王 先生文集》前集卷十九 ) 用“奇”字概括柳文的风格特点。宋人朱熹也认为柳宗元“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 (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 。奇，确是柳文显著的风格特点。
柳文之奇，表现在立意构思。《童区寄传》通篇围绕一个“奇”字来写，达到扣人心弦的目的。文章通过区寄奇异的经历，突出其机智勇敢的性格。《愚溪对》设想梦中与愚溪之神对话，抒写自己忠而见弃的幽愤，构思极为奇巧。《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命题着一“喜”字就出人意表。太学诸生“百数十人”为阳城赴阙请愿，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大逆不道的非常事件，文章以“喜”字命题，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文中用“抚手喜甚，震扑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来表达作者听到太学诺生赴阙请愿事件后的狂喜，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贺进士十参元失火书》也是千古奇文。失火是不幸之事，“失火”而“贺”，命题甚为奇特。信一开头就写道：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下面通过说明“贺”的原因，揭露官场黑暗造成人才埋没的社会现实，读者才恍然大悟，感到“贺”得有理。全文立意构思，奇异新巧。《李赤传》中的李赤原是士人，后来沦落为江湖浪者，他自命“喜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他或许得了颠狂病，或许为厕鬼所惑，视溷厕为“帝居钧天、清都”，觉得它“宏大富丽，椒兰之气，油然而起”，反而把人世看作溷厕。他三番四次地自投厕中，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救起，最终他还是溺死于厕。《李赤传》塑造了一个香臭不辨、美丑不分、执迷不悟、最终走向灭亡的士人的形象。立意新巧，构思奇特。虽然有人说李赤真有其人，但无论怎样，此文虚拟性很强，与作者同时代流行的传奇小说相类。《敌戒》以立意新奇为人们所称誉。全文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既除， 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遣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 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文章列举人量事实，说明“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秦有六国为敌，它兢兢业业而日益强大：秦灭六国，它冈得意忘形而走向火亡。晋败楚于鄢，晋大夫范文子感到：晋厉公以为胜利了就不励精图治，结果举国怨声四起。孟孙讨厌臧孙，孟孙死后臧孙却感到忧虑说：“治病的药石没有了，我死期不远了。”《敌戒》闪耀着辩证的光芒，表现了作者卓异的见识。此外《囚山赋》、《憎王孙文》也是立意构思翻新出奇的突出例子，这里就不再多述。
柳文之奇，还表现在行文用笔之奇诡。
柳宗元的散文往往一起笔便出入意表，显得峭拔奇言诡。《四维沦》开篇就否定《管子》 “四维”之说，并对管子冷嘲热讽，令读者为之惊异。又如《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开篇：
春秋时，晋有叔向者，垂声迈烈，显白当世。而其兄铜鞮伯华，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与叔向游者，罕知伯华矣。然仲尼称叔向曰“遗直”：“由义”。又称伯华曰“多闻”、“内植”，进退两尊，荣于策书，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废。
韩丰，字茂实。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时韩丰的弟弟韩泰 ( 字安平) 任监察御史，由于这种关系而认识韩丰。文章赞誉韩丰“敦朴而知变，弘和而守节，温淳重厚，与直道为伍”的品德和淡泊功名的性格，并表达送别之意。文章在进入正题之前，以春秋时晋国伯华、叔向兄弟为例，况明“进退两尊”的道理，为卜文赞扬韩丰“遗名居实，淡泊如也”作铺垫。《送韩丰群公诗后序》以史开篇，横空而起，峻拔奇伟。又如《答问》开篇：
有问 柳 先生者曰：“先生貌类学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奋厥志，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骂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无谪。遇揖目动，闻言心惕，时行草野，不知何适。独何劣耶 ? 观今之贤智，莫不舒翘扬英，推类援朋，叠足天庭，魁礨恢张，群驱连行。奇谋高论，左右抗声，出入翕忽，拥门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荣。岂非伟耶 ? 先生虽读古人书，自谓知理道，识事机，而其施为若是其悖也 ! 狼狈摈僇，何以自表于今之世乎 ?
作者借问者之门，以谐谑之笔，用对比手法，把自己嘲讽一番，写山自己被贬谪后身陷蛮荒，亲朋见弃，孤立无援，任人毁骂的处境。自嘲之中，激射出悲愤;嬉笑里面，隐含着悒郁。起笔如奇峰异嶂，灾兀奇诡。再如《送崔群序》开篇：
贞松严于岩岭，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气之发也。禀和气之至者，必合以正性。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贯岁寒，故君子仪之。
《送崔群序》以赞扬崔群道德人品为中心，而以高矗于岩岭之松为开篇。由松之“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干仞之表”的外在形象，写及它的“贞心劲质”，为下文写崔群的道德人品起象征和烘托作用。开篇如奇峰峻岭，凌空矗立。《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厅》也有类似的开篇。文章不长，全录如下：
观室者，观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则其中必端庄宏达可居者也。人孰异夫是 ? 今若 杜 君之隅可观，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赞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总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挠，好古书百家言，洋洋满车，行则与俱，止则相对，积为义府，溢为高文。悫而和，肆而信，岂《诗》所谓“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者耶 ? 今往也，有以其道闻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为急， 杜 君欲辞争臣侍从之位，其可得乎 ? 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 乐杜 君之道，作诗以言。余犹吴也，故于是乎序焉。
杜留后，指杜周士。贞元十七年 (801) 进士，曾为桂管观察留后。他从桂管观察留后入侍京师，吴武陵作诗送别，柳宗元作序。序的开首以房屋设喻，说：看房屋，只要看它的外观，就可椎知它的内部。外观巍然耸立，笔直方正而稳固，内部就必定端庄宏阔，适合人居住。下面以“人孰异夫是”一句为转捩，由屋及人，从赞扬杜周士的外表言行，到称颂他的道德、
政绩、学问、文章、品性。开篇奇峰陡起，卓异不凡。再看《送诗人廖有方序》。全文如下：
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粉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今廖生刚键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邪 ? 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 ? 果能是，则吾不渭之恒人也，实亦世之罕也。
此文以赞誉廖有方的品德诗才为中心，开篇却写交州的奇珍异木，横中起笔，峻拔奇诡。
柳宗元的散文往往在行文中突然转折，令读者惊诧不已。《送崔群序》从松写到崔群、引司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由房屋写及杜周士，都采用突转的手法。《送独孤中叔侍亲往河东序》这篇短文两处突转，奇峰迭起，巉岩峭拔：
河东，古吾土也 , 家世迁徒，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仿佯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独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爱慕文雅，甚达经要，才与身长，志益强力。挟是而东，夫岂徒往乎 ? 温凊奉引之隙，必有美制。倘飞以示我，我将易观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导志义，不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晋，出吾斯文于笔砚之伍，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
作者先写河东是自己的故土，那里山川雄壮，自己对故土十分想望。然后突然转入正题，赞扬独孤中叔的才能学问，今往河东，必然有所作为。最后又突然转到关于序文的议论，说古人作序，“期以中导志义”，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今人则不同。人们一定会说这篇序过于简短，希望他到河东后不要随便示人。两处转折，均出人意表。《复吴子〈松说〉》在解答了吴武陵提出的“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天、贵贱”跟造物主的关系问题之后，突然转到对当今现实的批判，最后又突然转到责备吴武陵不探究社会弊病，而提出“木肤有怪文”这样的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问题。两处转折，均出人意料，行文奇峭突兀。《钴鉧潭西小丘记》前面记小丘之位置、竹树、怪石及在小丘上远望所见之浮云、溪流、鸟兽等等，结处突然转到关于小丘命运的议论。这种行文中的陡转突折，在柳义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结构密致回转
《旧唐书·柳宗元传》在评价柳文时，突出其结构上“精裁密致”的特点。宋入欧阳修极力贬斥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但对柳宗元的才能文章却多所赞誉，他谈及柳文之工时，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 ( 《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十四 ) 这里谈出“穷而后工”的道理，同时指出柳文“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柳文之精，表现在结构上就是精严有序。
柳宗元的议论性敝论证条理清晰，段与段之间，不仅有内在严密的逻辑联系，而且有外在文字上的连结、转折和呼应，布局谋篇，一丝不苟。以《封建论》为例。此文论述分封制之不可取，郡县制之不可改。全文分三个大段。第一大段正面论述论点。这个大段又分为三个小段。第一小段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说明早期实行分封制并非圣人的旨意，而是客观形势使然。这个小段先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的观点，然后以事实论证，最后用“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小结，并与前边呼应。第二小段由周室实行分封制最终分裂败亡的.史实，说明分封制之不可取。这个小段用“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周而甚详”领起，以下详述周代实行分封制走向分裂败亡的史实，最后以“则周之败端，其在此乎”归纳，并与开首呼应。以上两个小段正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的前半部分。第三小段从实行郡县制以来的历史，正面论述中心论点的后半部分。这个小段由秦而汉而唐，按照朝代的顺序展开，最后以“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小结。第二大段批驳敌论，从反面论证中心论点。行文时用“或者曰”、“或者又曰”、“或者又以为”等语将敌论逐一摆出，逐一批驳。第三大段是全文的总结。文章以“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结束，与第一大段第一小段结句遥相呼应。全文正反论述，条分缕析，脉络清楚，处处照应，无论大段或小段均精心安排，紧密联结。就结构而言，《封建论》就像织工精细的锦缎，经纬分明，紧密联结，浑然成幅。清人林纾说：“《封建》; ! 论，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今就文论文，识见之伟特，文阵之前后提紧，彼此照应，不惟识高，文亦高也。” ( 《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 再以《六逆论》为例。文章分四段。第一段提出“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闩乱”这… - 论点。下面则通过对“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的批驳，从反面论证沦点。第二段从理论上驳斥：先驳“贱妨贵”，再驳“远间亲、新间旧”。第三段举历史事实驳斥：先驳“贱妨贵”，次驳“远间亲”，再驳“新间旧”。最后一段归纳出“斯言殆可以废矣”的结论，与文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呼应，并由此推及“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劝诫人们应“定其是非”，不要盲从。全文层次分明，段与段之间过渡自然，二、三、四段分别用“大”、“呜呼”、“噫”领起，形成语气卜的连接和呼应。《六逆论》结构密致有序，可谓“极于精思”。
柳宗元的记叙性散文脉络连贯，环环紧扣。《游黄溪记》、《罴说》就是突出的例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先写耳之所闻，次写目之所见，再写身之所感，分别从听觉、视觉、感觉描写小石潭水声之悦耳、景色之清丽、环境之幽邃。从写水声到写潭景，以“伐竹取道”为过渡;从写潭景到写环境，以“坐潭上”为转折。其中潭上之景为详写，水声、环境为略写。潭上之景依次写潭水之清，潭底之奇，草树之美，游鱼之乐。全篇结构布局，“精裁密致”。再看《石渠记》的记叙部分：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鲦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文章先写石渠的位置和水声，次写石渠的广、长、流向及流经的石泓、小潭之景，最后总写石渠两岸的景色。写石渠的流向，用“抵”、“又折西行”、“北堕”、“又北曲行”等连接，而石泓、小潭之景则以石渠贯串。结构精密谨严。
明人茅坤说：“子厚之文，多峻峭巉岩，而骨理特深。“ (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评柳文 ) 柳文结构精严而不平直，密致当中又显得曲折回环，波澜迭起。如《桐叶封弟辩》，宋人谢枋得就曾指出它结构上“七节转换”的特点 ( 《文章轨范》卷二 ) 。又如《童区寄传》，亦以曲折起伏著称。这篇传记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从“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儿童多被劫卖，被劫卖者“少得自脱”的情况，引出“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作为全篇领起。第二大段是文章的重点，详叙区寄被二豪贼劫持终得白脱的经过，环诡跌宕，扣人心弦。他被二豪贼劫持至 40 里外的墟市贩卖，伪装恐惧啼哭以麻痹贼人，使他们放松警觉，后来趁一个贼人到墟市做买卖、一个贼人醉卧之机，割断绳索，把醉卧的贼人杀死，这是一个起伏。一贼人被杀，区寄以为可以选出劫贼之手，殊不知“逃未及远，市者还”，这又是一个起伏。在贼人正要将他杀害之时，他巧妙说服贼人，选过被杀的厄运，这又是一个起伏。贼人把他捆缚得更牢，他乘黑夜用炉火烧断绳索，手刃劫贼，逃出生天，这又是一个起伏。“植刃道上”这一细节描写为下文埋下伏笔，对情节发展至关重要。这个大段开首以“童区寄者”承上启下，结处用“愿闻于官”引出第三人段。第三大段是故事的尾声，写官吏将区寄的事迹层层上报，“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最后得以还乡，并以“乡之行劫缚者”对区寄的畏惧，从侧面衬托他的机智勇敢。《童区寄传》段与段之间过渡自然，联系紧密，故事围绕 - 个“奇”字展廾，环环紧扣而又回旋曲折。再看看《辩 ( 鶡冠子 ) 。其文如下：
余渎贾谊《鹏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鶡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鶡冠子》，无所见;至长少，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鶡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共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鶡冠子》书，亦必不取《鹏赋》以充入之者。何以如共然耶 ? 曰：不类。
这篇短文不仅精严密致，而且层折回转。文章开篇摆出学者以为贾谊《鹏赋》“尽出《鶡冠子圹这一见解。下面对这种错误见解展开层层批驳。先由自己读过《鶡冠子》之后，觉得它“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取。这一事实，引出《鶡冠子》是“好事者”的伪作，是他用《鹏赋》来文饰自己的作品，而“非谊有所取之”的判断。这是一层。接着说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没有提及《鶡冠子》，而司马迁“博极群书”，要是当时真有《鶡冠子》其书，他不可能没有见过。用推理方法，证明《鶡冠子》是后人的伪作。这是又一层。最后退一步假设如果真有《鶡冠子》其书，作者亦不可能取晚出的《鹏赋》充入其中。而《鶡冠子》与《鹏赋》文字不相类，《鶡冠子》“用《鹏赋》以文饰之。显而易见，由此证明《鶡冠子》非真有其书，是后人的伪作。这又是一层。全文 156 字，议论部分仅 137 字，而三层三折。
语言精炼形象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最能反映作家的功力和才华。语言运用水平的高下，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枳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把字句即语言看作是文章之本，认为掌握了这个“本”，则“振本而木从，知一而万毕”。前人谓“韩如海，柳如泉” ( 杨慎《升庵诗话》卷五引李耆卿评义 ) 。韩文汪洋恣肆，柳文“精裁密致”。宋人罗大经认为“柳子厚文章精丽。 ( 《鹤林玉器》卷十四 ) ，“柳如精金” ( 同上卷十五 ) 。柳文之“精”表现在结构，也表现在语言。清人王士祯说“柳子厚妙于语言” ( 《香祖笔记》卷十二 ) ，这是正确的评价。在古代散文当中，柳文语言之精妙显得异常突出，这是柳宗元被奉为文章宗师的重要原因。柳文语言的精妙，具体表现为精炼、形象。
精炼的一个表现是简洁。柳文固然有洋洋数千言的鸿篇巨制，但更多的是千言以下的短篇。柳宗元的散文绝不拖沓冗繁，没有多余的句子，甚至没有多余的字，往往不能增减一句、一字。宋人谢枋得评 { 桐叶封弟辩 } 云：“字字经思，句句着意，无一句懈怠。” ( 《文章轨范》卷二 ) 评《晋文公问守原议》也云;“字字经思，句句有法，无一字一句懈怠。” ( 同上 ) 评《送薛存义序》亦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 ( 同上卷五 ) 明人唐顺之谓《驳复仇议》“无一字懒散” ( 《山晓阁选唐人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 。试看《晋文公问守原议》：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勃鞮，以畀赵衰，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 ? 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 ? 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 ! 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 ! 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 ? 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全文分四层：第一层先用 20 个字把《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用许多文字记载的故事概述出来，然后由此引出派谁去管治原地这样的政治大事不该征询宦官意见这一论点。第二层以晋文公当时不乏能议事的大臣这一事实，说明“晋君疏而不咨，外而小求，乃卒定于内竖”之不可效法，从而论证论点。第三层用齐桓公任用管仲国家兴盛，进用宦官招致衰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证沦点。第三层指出后来秦孝公因宠臣景监的推荐而任卫鞅为相，汉元帝听了近臣弘恭、石显的谗言而杀害建议罢中书宦官的萧望之，其根源都在晋文公重用宦官的错误，从反面深入论证沦点。第四层是全文的总结。《晋文公问守原议》论证了不该让宦官干预朝政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文章正反议沦，摆事实，讲道理，层层深入，而全文仅用 326 个字，确实“无一字一句懈怠”。再看看别的例子。如 { 辩 ( 亢仓了 )} ：
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 !
此文辩《亢桑子》 ( 一作“亢仓子” ) 之伪。全文分为四个层次：司马迁写《庄周列传》，他写书的时候，《畏累》、《亢桑子》皆空洞而无事实，这是第一层。今世有《亢桑了》一书，其首篇即出自《庄子》，而且增加了一些无用的活。庄子所言尚且不能有事实，又何况窃取《庄子》而加以增益的 ? 这是第二层。刘向、班图收录诸子百家的书而没有收录《亢桑子》，这是第三层。现今搞异术的人却廾始为它传注，拿它来教给世人，这种人实在糊涂，这是第四层。前三层从不同的角度论辩《亢桑子》之伪，最后一层对“今之为术者”为《亢桑子》传注加以嘲讽，作为全文的总结。这篇短文仅 98 字，而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论证有力，真是字字千钧，无一虚设。又如《封建论》的第二段：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面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这一段先用几句话描述人类最初出现时的蒙昧状态和生存环境之恶劣。然后以荀卿的一句话为过渡，叙述人类由个体而群居，由“群之长”的产生到太子的出现的漫长的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故”以下，则是上文叙述的理论总结。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内容如此之丰富，而且有描写，有叙述，有议论，写得层次清楚，条理井然，总共也只用 283 个字。
语句的简洁是文章简洁的基础。柳宗元之所以能用尽可能短的篇幅，表现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是因为他十分注意语句的锤炼。举些例子看看。《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底岩石露出水面之状：
为坻为屿，为嵁，为岩。
用八个字就将岩石的各种形状形象地描写出来。同一篇文章写树木藤蔓的情态：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蒙络摇缀”四字，写出“翠蔓”遮蔽、缠绕“青树”和随风摇摆、互相连缀的情况，可渭异墨如金 ! 同一篇文章写注水入潭的小溪之状： 。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远望小溪，像北斗星座—般屈折，如蛇行一般弯曲，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这种情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八个字，表现那么丰富的内容，写得那么形象生动，无怪乎千载以下，人们惊叹柳文之精了。《黔之驴》写虎试探着冒犯驴的情景：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
“稍近，益狎”四个字写山虎欲行冒犯而又小心翼翼的心理状态和由“近”而“狎”的行为渐进过程。“荡倚冲冒”四宁写虎碰撞、靠倚、冲击、冒犯四种行为动作。八个宁写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谓字字珠玑 ! 《敌戒》论述了敌之“为利之大”以后，用八个字作总结：
敌存灭祸，敌去召过。
这个总结言简意赅，饱含深刻的哲理，令读者长久地回味。《送薛存义序》写薛存义在永州零陵任代理县令的政绩，仅用 13 个字：
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
狱讼得到公平的处理，赋税合理公平，老的少的对薛存义没有心怀欺诈，外露憎恨。前六字写他理政公平，后 - 匕字写他取得百姓的信任和好感。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厂丰富的内容。
精炼的另一个表现是准确。柳宗元散文的语言既简洁又准确，因而能在较短的篇幅中包含丰富的内容，表现深刻的思想，清楚地说明道理。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郭晞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载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言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 ?
邵博引录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一段文字，说明柳文用字之准确。郭晞军士 17 入残杀百姓，段太尉斩杀行凶军士，仅带一牵马老卒，徒手入郭晞军营，责备郭晞。“吾戴吾头来矣”是进郭晞军营时说的一句话。“吾头”的“吾”字，看似多余，其实非常重要，不仅表明是谁之“头”，而且表现出段太尉大义凛然，拼死伸张正义的精神品格。删去这个“吾”字，不仅语意不清，这句话的表现力也大为逊色。这样的例子很多。《骂尸虫文》以尸虫喻朝中谗害忠贤的奸佞，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尸虫的描写：
膏盲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
“潜”、“默”准确地写出谗佞之徒躲在暗处窥视别人行动，偷听别人说话，暗中搜集材料害人的无耻行为。“导”意为引诱，与“潜”、“默”二字配搭得非常恰当。《斩曲几文》写制作曲几的生长不良的曲木：
禀气失中，遭生不完;托地硗垤，反时燠寒。
这些树之所以生得奇形怪状，是因为它们禀受的元气失当，生长发育不完全;生长在硗瘠之地，所处环境又冷热反常。这里的“禀”字、“失”字、“托”字、“反”字都用得十分准确。《送李渭赴京师序》写李渭浪游南方各地：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
“过”、“上”、“逾”、“下”、“出”几个动词，与宾语配搭得恰到好处。洞庭是湖，故用“过”;溯湘江而行，故用“上”;临源岭山高路险，故用“逾”;漓江在南，故用“下”;离廾荔浦再往南，故曰：“出”。《晋问》写晋地之形势：
晋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
晋是昔日的封地，太行山是它的掎角，首阳山是它的起点，黄河弯曲而来，大陆伸展到无边无际。“掎”字、“起”字、“迤”字、“靡”字都下得精确。《答韦中立沦师道书》谈自己的为文之道：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抑”字、“扬”字、“疏”宁、“廉”字、“激”字、“发”字、“固”字、“存”宁的运用，确实是经过“苦心危虑”：而“抑”与“奥”配搭、“扬”与“明”配搭、“疏”与“通”配搭、“廉”与“节”配搭、“激而发”与“清”配搭、“固而存”与“重”配搭，都恰到好处。“羽翼”用为动词，准确而生动地说明了“文”与“道”的关系。
形象是柳宗元散文语言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柳宗元逻辑思维、形象思维都有过人的天分，这是他作为出色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先决条件。他的文章中心突出，思路明晰，思想表述得生动形象。说理与叙事相比较，柳宗元更长于叙事。
柳宗元的寓言、传记、山水记等记叙性散文以生动形象著称。《临江之糜》写群犬初见小鹿的情景：“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垂涎”写见小鹿垂涎欲滴之状，“扬尾”弓见小鹿而高兴之态，均形象生动，跃然纸上。犬始终是犬，既害怕主人，又情不自禁：“大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寥寥数笔，便将犬与小鹿相处时复杂的行为、心理形象写出。《黔之驴》对虎的描写，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初见驴，“以为神”，“蔽林问窥之，稍出近之”，“驴一呜，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益习其声，又近山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反复的试探之后，知道驴“技止此”时，终于“跳踉大 口 阚 ，断其喉，尽其肉，乃去”。作者以生动之笔，形象地写出虎的心理、行为的渐进过程。《黔之驴》以其语言之生动形象世代为人们所传诵。柳宋元善厂描写人物语言。请看《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徒手只身入郭晞军营劝谕郭曦的一段对话描写：
……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日：“杀一老卒，何甲也 ? 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 ? 副元帅固负若属耶 ? 奈何欲以乱败郭氏 ? 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 ? 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 ? 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之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 ”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思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 ! ”大尉曰：“吾未哺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段太尉来到郭晞军营;遇到披甲士卒阻拦。他晓之以理，让士卒向郭晞通报。见到郭晞，他先对郭晞“卒十为暴”严辞斥责，然后指出郭晞的错误有损其父郭子仪美誉，终于使郭晞明白自己的错误，翻然悔悟。这里通过生动的对话描写，突出段太尉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勇于为民请命的性格。《梓人传》写梓人 ( 木匠 ) 指挥群工的一段，令读者如临其境：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 ! ”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 ! ”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
众人或手执斧子，或手拿刀锯，站在梓人四周，等着他下令操作。梓人左手拿着长尺，右手执着手杖，站在中间。他测量房宇各种结构的可承受重量，察看木料的功能，然后举杖指挥，说：“用斧砍 ! ”执斧的就奔向右边;梓人回头看，指着另一些木料说;“用锯子锯 ! ”拿锯子的快步奔向左边。群工拿斧的用斧斫，拿刀的用刀削，都依梓人的脸色、说话行事，不敢自作主张。那些不胜任的，就把他们斥退，也不敢脸有愠色。……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群工中有绝对的权威。此处着墨不多，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写得栩栩如生。《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景物描写生动形象著称。此文写潭上之景，由写水声引人。以佩环之呜响，形容水声琮琮悦耳。写潭上之景，用“伐竹取道”过渡，以“水尤清冽”领起。写小潭，先写潭底之石，次写潭上树蔓，再写潭中之负，再写注水入潭的小溪，最后写环境之凄寒。写潭底，用“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八字，形象地描写露出水面的潭底岩石之状。“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寥寥几笔，便写出树木、藤蔓相遮蔽、缠绕、摇摆、连缀、披拂的景象，有颜色，有情态，形象生动，如在眼前。写潭中游鱼最为出色，无论是古代作家，还是今天的作家，都难以匹敌。不仅游鱼写得生动无比，出神入化，而且通过“皆若中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等描写，从侧面衬托潭水之清，笔法之高妙、语言之形象，令人叹为观止 ! 小溪之屈曲而流，时隐时隐现亦写得生动异常。《石渠记》也有许多形象的描写：写泉鸣，如闻其声;写渠水，似见其流。“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风吹动竹梢树杪，发出阵阵响声：看着被风吹动的竹树静止不动了，而被吹动时发出的声响，才从远处传来。几句写回声，形象细致，是神来之笔。 ( 石涧记 ) 写涧底：“亘石为底，达于西涯。若床养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写水流：“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均比喻生动，状物传神。
柳宗元的议论文、杂文、书信等待往往也有生动形象的描写。《断刑沦》下写死囚求速死而不得的痛苦：
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更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暝，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
文章通过对死囚所受痛苦的生动描述，对“刑必秋冬”作了有力的批判。《封建论》用“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两句，形象地描写人类早期生存环境之恶劣荒凉.《鹘说》通过对鹘的议论，说明不能从表面分辨人的善恶的道理。文中写鹘之仁：
有鸷曰鹘者，穴于长安荐福浮图有年矣。浮图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为余说之曰：“冬日之夕，是鹘也，必取鸟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则执而上浮图之 焉。纵之，延其首以望，极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东矣，则是日也不东逐，南北西亦然。”
栖身于长安荐福寺佛塔的那只鹘，每逢冬夜，必完整无缺地带一只小鸟回巢，它用自己的爪捂热小鸟的爪，还左右爪不停地轮换着来捂。次日清晨就带小鸟登上佛塔之项，把小鸟放走，还伸长脖子翘首而望，望着小鸟飞往远处，就背着小鸟飞去的方向离开。如果小鸟飞向东，这一天鹘就决不会往东觅食，其他南、北、西三个方向的情况亦是如此。文章对鹘如何温暖受冻的小鸟，如何将它放生，又如何不跟它争食，都写得细致入微，形神兼备。《复吴子 < 松说 > 》以“云之始作”为例，说明“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跟造物主无关：
子不见夫云之始作乎 ? 勃怒冲涌，击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为宫室，谁其搏而斫之者 ?
“勃怒冲涌”写云起之状，“击石薄木”写云涌之势，“肆乎空中”写云铺天盖地的情景，“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嵑 山 蘖 为宫室”写云之变幻，都异常生动。在《答吴武陵论 < 非国语 > 书》中，柳宗元用“文锦覆陷阱”来比喻“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骈文对青年的危害，生动形象，揭露深刻。《寄许京兆孟容书》写他在永州收到京兆尹许孟容来信时的情景：
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跃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
那种欣喜雀跃、激动不宁之状，写得何等传神 ! 《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贬谪永州之后的精神状态：
目毛 目毛 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
用“眊眊然”写眼睛之蒙昧昏乱，用“霾雾填拥”形容心绪之悒郁惨淡，用“蹶气震怖，抚心按胆”写自己内心之惊恐，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通过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述，写出作者被贬 14 年来的险恶处境、求助无门的苦况和对李夷简的热切企盼，令读者为之动容。《读韩愈所著 ( 毛颖传 ) 后题》写读《毛颖传》时的情景：
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
这几句不仅形象地写出《毛颖传》的卓异不凡，而且将读《毛颖传》的独特感受表现得生动突出。接着用“模似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写骈体文之竞尚浮艳，内容空洞，也十分生动。《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写朋辈在送别幸南容聚会上联句的情景：
比词联韵，奇藻递发。烂若编贝，粲如贯珠。琅琅清响，交动左右。
幸南容，洪州 ( 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 人。与柳宗元是同榜进士，后任职南方。这几句把文才之盛、诗句之美、声韵之悠扬以及朋友相聚联句的情景形象地描绘出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编贝”、“贯珠”喻联句之精美，形象而富于韵味。
篇8：柳宗元江雪的特点
柳宗元江雪的特点
作品特点
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的“孤舟”和“独钓”的画面作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的、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来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气力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得、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即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
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炼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
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写作手法
艺术表现上，除虚实相生、动静相成外，该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仄韵。五绝是绝句中最玲珑剔透的小品，用仄韵是罕见的，也最难写出神韵，因为仄韵字，容易造成逼仄压抑的心理反应，不利于诗境的开拓。而此诗却用仄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绝”“灭”“雪”因为逼仄造成的冷峻刻削之感，正好与雪境的氛围相合，体现出柳诗峭拔的骨力与清冷色调紧相揉合的特色，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柳诗的基本风格。
这首诗的结构安排至为精巧。诗题是“江雪”。但是作者入笔并不点题，他先写千山万径之静谧凄寂。栖鸟不飞，行人绝迹。然后笔锋一转，推出正在孤舟之中垂纶而钓的蓑翁形象。一直到结尾才著“寒江雪”三字，正面破题。读至结处，倒头再读全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油然生出。
名家评价
《东坡题跋》：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
《对床夜语》：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之外，极少佳者。
《归叟诗话》：郑谷雪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堂中语也，如柳子厚“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钧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诗者当以此为标准。
《唐诗品汇》：刘须溪云：得天趣，独由落句五字道尽矣。
《批点唐诗正声》：绝唱，雪景如在目前。
《增订评注唐诗正声》：好雪景，句句妙（末句下）。
《诗薮》：“千山鸟飞绝”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以《辋川》诸作，便觉太闹。青莲“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浑雄之中，多少闲雅。
《而庵说唐诗》：余谓此诗乃子厚在贬时所作以自寓也。当此途穷日短，可以归矣，而犹依泊于此，岂为一官所系耶？一官无味如钓寒江之鱼，终亦无所得而已，余岂效此翁者哉！
《唐诗笺要》：柳州气骨迟重，故摹陶、韦不落浮佻。
《诗法易简录》：前二句不沾着“雪”字，而确是雪景，可称空灵，末句一点便足。阮亭论前人雪诗，于此诗尚有遗憾，甚矣诗之难也。
《古唐诗合解》：江寒而鱼伏，岂钓之可得？彼老翁独何为稳坐孤舟风雪中乎？世态寒冷，宦情孤冷，如钓寒江之鱼，终无所得。子厚以自寓也。
《唐诗三百首》：二十字可作二十层，却自一片，故奇。
《筱园诗话》：祖咏“终南阴岭秀”一绝，阮亭最所心赏，然不免气味凡近。柳子厚“千山鸟飞绝”一绝，笔意生峭，远胜祖咏之平，而阮翁反有微词，谓未免近俗。殆以人口熟诵而生厌心，非公论也。
《唐人绝句精华》：此诗读之便有寒意，故古今传诵不绝。
篇9：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点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点
唐代的柳宗元擅长于描写山水游记，他的山水游记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很深远的意义。
我国山水游记的散文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所发展，但是最开始的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还没有出现过山水游记。山水游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到魏晋南北朝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游记类散文经历了很多朝代，真正形成一种成熟的游记类散文是在唐朝，由散文家柳宗元为代表。
一、山水游记的分类
山水游记主要是作者在接触祖国大好河山时的所见所感，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比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中描写到湖中的亭子去看雪，对于湖周边的景物进行一些描写，这样的景色仿佛能让人身临其境。而山水游记类散文又不单纯的只有写山水的一种，还包含议论、说理等，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中虽然有对兰亭的描写，但是还是多以说理为主，对于兰亭的所看所感表达出对于“乐到痛”的思考与感悟，情感色彩比较浓重。
二、山水游记的突出特点
(一)揭示社会历史
山水游记主要是表现描写大自然的山水景象，但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但是写山水的景象，还蕴含了一定的人生哲理。把对山水景象的描写还带入社会生活中，揭示一定的社会历史。比如《钴鉧潭记》中“其上有居者…不胜官租私劵之委职”，从这段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不仅描写了景色，还写出了当地人们在生活上受到了国家赋税的压迫，反映了农民的窘迫。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类散文所表达的内容，多是一些抒发他自己内心的情感，并且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对人生的思考。从《与李翰林建书》一文中可以看到“处处奇峰俊秀…潭中游鱼”，与当时人们对于永州的印象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永州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可在柳宗元的眼中，永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由此可见，柳宗元在被贬到永州把内心的酸涩都寄托于山水之间，摆脱现实的痛苦，同时有把官场的黑暗与现实的自然景色相结合得出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他旷达的胸襟。
(二)独特的艺术性
柳宗元最出名的“永州八记”被后代的明朝人赞颂为“体之正”，以前的人在写一些山水游记类的散文多是用比较有张力的粗重的线条来勾画山水的景象，但是在描写上还略显不够细腻，不能把山川之间的区别描写的更细致。而柳宗元却不同，他在山水游记类散文的描写上继承了前人写法的同时又发展了山水游记类散文，把山水的美丽与自己内心所要表达的情感相结合，丰富了山水景色的描写。
(三)对景色的描写
柳宗元由于政治原因，一直被流放在偏远地方。而在偏远地区景色确实格外的迷人，他能够根据这些景物进行一些细致的描写。柳宗元在描绘景色的时候，一般多是用简洁的语言来描写全部的景色，对于局部又善于细致的描绘。比如《小石潭记》中，“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还没走到小石潭就听见了潭水的声音，走到小石潭后“水尤清冽”展现了小石潭整体的水的特点。又继续描写小石潭的潭底和潭边的景色都是什么样子的，再写潭水里的景象，“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写出了生活在这的鱼儿自由自在的姿态。《小石潭记》总体上是采用了由远到近、动静结合、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把小石潭的景象描绘的非常生动，体现出了柳宗元对自然景物描绘的高超技艺。
柳宗元在描写景色的时候很善于去捕捉一些景色的特征，突出表现景色的独特性。比如《小石潭记》中对于小石潭的描写是“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对于小石潭进行全方位的描写，描写出它的多姿迷人。柳宗元在描写时还很注意整个景色是否具有生命力，对其附上很强的生命力。
(四)丰富的情感
柳宗元对于山水游记散文的描写都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的，这些景物不但是大自然所赋予的，还是作者在描写的过程中对于景物的'一些情感表达。比如《小石潭记》中，“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通过对小石潭的描写，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小石潭给人的感受很是凄冷，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由此可见，柳宗元在对山水景色的描写，都是带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突出景色的自然美与人文美。
柳宗元在写山水游记的时候，更加的注重主观情感的宣泄。通过对山水景色的描写来表达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人世间的一些愤恨不满，使得山水游记类散文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柳宗元的主体思想，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些高尚情操和民族情怀、审美风格等。
(五)优美的语言
柳宗元在描写山水游记主张要直白，不要含糊不清。对于语言的描写多是简练，优美而不华靡。比如《小石潭记》中“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音韵美，在押韵的同时又体现出了文章的起伏变化，使文章很是简洁文雅。
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柳宗元对于山水游记的描写，还结合了自己的一些主观情感在里面。他写的山水游记既继承了前人描写山水游记的特点，又结合了自身的写作特点对山水游记进行了改造，在笔法上更加地的细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类散文标志着山水游记类散文已逐渐成熟，使山水游记类散文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结 论
柳宗元在山水游记类散文的描写上虽然整个文章的篇幅比较短小，但是在描写景物上的手法却很细腻。运用了不同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并且在文章中还有自己的一些主观情感。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人带来了一些借鉴价值，能够更好地去欣赏山水游记散文。
篇10：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特点简述
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特点简述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一、对古文运动的贡献与散文创作实绩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是与韩愈连在一起的，他们在散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这里概述最主要的两个方面。
一是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韩、柳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韩愈《送权秀才序》)。就柳宗元来说，他力主博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其主要目的乃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
二是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神摇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具体来说，柳宗元文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椎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的特点，令人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领略到很强的艺术之美。
总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柳宗元一生置身偏远贬所，他从别一角度冷静地思考着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也写出一批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又意味隽永的短篇杂文，他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如《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二是巧借形似之物，挟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如《三戒》、《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黔之驴》等。柳宗元的传记文与抒情文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段太慰逸事状》、《童区寄传》、《祭吕衡州温文》等。
二、“山水游记”创作实绩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作者被贬永州期间，为排遣忧闷，常寻幽探胜，寄情山水，并形诸笔墨，其中以“永州八记”为著。这八篇是：《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及《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另有《游黄溪记》等。
翻阅柳宗元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突出地感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茺的悲剧命运”，但多数情况下，则是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
柳宗元还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画，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以免“贻林涧之愧”。他要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借以安顿他那悲哀苦闷的灵魂，并从中获得些许凄美的怡悦。
三、“山水游记”的两大特点
1、不为写山水而写山水，而把自己的悲愤积郁的情感寄托于其中。
身世遭遇和环境的压迫，造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优游，乐而复悲。郁愤填膺时，憎山恶水，以山水为“狴牢”;一人独游时，又与之同病相怜，并借山水之“幽幽”、“窅窅”以“处休”、“观妙”。从宣泄悲情到艺术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概括地说，柳宗元游记在摹写境界，描绘自然山水美的时候，具有独具的审美特征，那就是他喜欢写清幽深邃之景，遭遗被弃之地，怪异特立之物，除恶去秽之事。
善于精细形象地写出奇峭幽冷的境界，是柳宗元游记的创造，而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则是由他内在的精神世界所决定的，即为他遭贬后孤寂失意心情的深刻反映，是他被冷落后抑郁忧愤心态的曲折外化。柳宗元本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也有杰出的才能，但由于他参加了永贞革新遭致失败，被远贬茺州，成了一名“僇人”，从此有才不得施展，有志不得实现，一种被遗弃的'失落感严重地困扰着他，这种心情寄之于他的游记就表现为喜欢写被弃不售的美好事物。《钴鉧潭西小丘记》“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一段，真可说是血泪之词。
篇11：柳宗元的散文作品
段太尉逸事状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王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邠人偷嗜暴恶者，卒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岐，朱泚幸致货币，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
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永州八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釃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踰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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