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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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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共8篇）由网友“啥钱都挣”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简析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简析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篇1：陶渊明归隐原因

陶渊明归隐原因

隐逸诗人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二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篇2：陶渊明归隐原因知识积累

陶渊明归隐原因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之陶渊明归隐原因】，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总结：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

篇3：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都是出自陶渊明之手。

隐逸诗人陶渊明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篇4：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

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篇5：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1、孤傲不群的个性

因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故而受魏晋玄风的熏陶，他最大的特点是“质性自然”，“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里所说的“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脱俗、崇尚自然、为人率真的天性。

他的性情从来与世俗不合，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刚才拙，与物多舛”。生性耿介者，行为与俗人相异。正是这种真率耿介的独特个性，使得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个性是个体生命的真正本质，是决定人生选择的最直接因素。而陶渊明生性孤傲不群，喜爱追溯自然的性格从没消减，这是他晚年宁弃官，隐居山林的原因之一。

2、崇尚自然的性情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思考。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质而存在，依靠它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朴素而归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他返回自然的喜悦。

陶渊明一生崇尚以自然为主，亲近自然，在纯然的生活状态下完胜自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情操，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是他归隐的原因之二。

3、现实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让他决心远离官场

陶渊明受曾祖父陶侃、祖父陶茂、父亲陶逸的影响，颇为家族历史自豪，自小立志做官，如他在(《杂诗》)中提到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他出身贫寒，受到朝中人轻视，感觉到不想担任些职务，在朝廷呆一些日子就辞职回家了。谢绝劝勉，执意在家中过着闲雅的生活，回家农耕的日子贫困潦倒，迫于无奈，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小官。这时候，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对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俯视眈眈，陶渊明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帮闲。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失望的意思。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软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吟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皇帝之事，鄙夷漠视，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玄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独自出走，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经过，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但是入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立下汗马功劳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掉的桓玄那种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陶渊明感到疑惑和失望。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吏到期彭泽县，他的部下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于是扔下印戳，扬长而去。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彻底结束。

十三年仕宦生活，是陶渊明为实现“大济苍生”和“猛志逸四海”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这十三年，陶渊明尝尽了官宦生活的辛酸和无奈，看透了官场上的黑暗和复杂。在陶渊明的人生旅途中用语，曾多次抱着热切希望入世，入世后又多次因为看不惯朝廷官吏为争官守位而撕杀连天的惨境而回家。陶渊明之所以隐隐出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徘徊，都是因为纷纭的战乱和黑暗的现实所致，这种社会环境创造了一代文学大师，同时也蹂躏了一代文学大师，当饱受“心为形役”之后，他赋《归去来兮辞》，表明对上层统价级的失望，同时也宣告了陶渊明理想的破灭。

这是陶渊明选择贫困归隐，而不愿意任何人的请求再复出做官的重要原因，也是决定他归隐的一个最终原因。

由上述可知，陶渊明虽然不是一个让众人为之倾倒的大师，也不是沿袭祖辈的做官之品，而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追求自己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之人。

篇6：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一、家庭传统对他的影响

在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中，家世和书籍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拜大司马，他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到了陶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作为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的知识分子，他既想像祖辈那样出将入相，博取功名，却又受到祖辈“淡焉虚止，慎终如始”思想的影响，幻想着“功遂辞归”。如他在《命子》中言及祖辈：“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其祖“慎终如始”，其父则“淡焉虚止”。在诗中，他远溯悠悠先祖，近至己身及子，而用墨最多，推崇备至的当属其曾祖：“在我中晋，业融长沙„„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他将称颂重点落在“功遂辞归”上。在他看来，乱世之中最难得的性情品德就是“临宠不忒”，最理想的生活是“功遂辞归”。可见，他对其祖辈“慎终如始，淡焉虚止，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思想十分欣赏与推崇，也很向往那种淡泊名利，功成而退的生活，这对他后来的归隐不无影响。

二、儒道思想对其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酷爱儒家经典，素读孔、孟之书，再加上受其祖辈的影响，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的思想自然成了他的行动指南。受儒家“佐君立业，治国安邦”思想的影响，他从小就立下了“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反复实践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想通过做官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可是，世事的艰险让他觉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的艰难。他怀揣着大济苍生的心，却遇上了乱世，壮志难酬。归隐是其屡次受挫之后的无奈选择，是理想破灭的莫大痛苦，是在儒家“邦无道则可卷而怀”思想的指引下选择了独善其身。当“大道不行”，“兼济天下”的人生首要追求无法实现时，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安贫乐道”的隐居生活之路。他的归隐，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思想的完美体现。

儒家思想对陶渊明有深远的影响，但魏晋时玄风大扇，老庄之书是文人必须涉猎的。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对陶渊明人生观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抚剑独游，清放豁达，卓然超群，与玄学士人有许多相通之处。玄学“喜爱冥思，倾慕自然”的思想，在其的诗文中也随处可见，如“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表现了他不慕荣利，崇尚自然，幽居自得的思想和情趣。因此说，陶渊明的世界观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思想。早期，儒家的仕进思想在占主导地位，促使他一再出仕，追求政治理想，当理想破灭之后，“委运任化”的玄学思想才占了上风，使其走上归隐之路。

三、陶渊明的性格特征对其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的性格里，最突出的特征是“任真”，即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他“质性自然”的本性显然不符合尔虞我诈官场生活。他处在那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魏晋时隐逸之风非常盛行，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中。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中国古代的人格思想、处世哲学、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等都有着深广的影响。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与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他不拘形迹，注重心意，超然脱俗，不求富贵，不慕荣华，一任自然的思想与当时社会上形成的一套品评隐士风度的标准不谋而合。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 “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最终归隐田园。

四、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其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使得战火连绵，以至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和一系列的流血斗争，他是耳闻目睹和身受其害的，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一心想建功立业、兼济天下。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这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杀戮不断，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陶渊明的政治雄心。另外，在权力争夺中，卑污血腥的阴谋，也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难以忍受。在其十三年的为官生涯中，他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其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藉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更是执着自己“有志不获聘”的理想，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采取的不合作的斗争手段。

篇7：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一. 时代风尚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几分“大济于苍生”的抱负，也很希望建功立业。作为东晋王朝大官僚的后裔，他必然受到儒家用世思想的熏陶，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家族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宏志，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又一直知道他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高尚的人格。然而，时代呈现给他面前的则是等级森严、政治纷扰、仕途险恶，充满着恐怖、黑暗、腐败及政权走马灯式血腥更替的乱世。封建门阀制度使得当时人才的选用、进退、，根本不是德才为依据，而要看门第的高下，门阀十足垄断了高官要职，造成了“出身庶族寒门的人在仕途上难得到发展，而陶渊明的曾祖虽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到了陶渊明这一代，连这样的驾驶也没落了。门第的低微决定了陶渊明无法无法跻身于东进东晋高层统治集团，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十分渺茫的。而此时的东晋政治又极其德尔腐败，总是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近代的文人们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或死于战乱，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于是为全身而隐遁便成了很现实的问题。在《与子俨等疏》中就有说道自己不肯逢欢机巧，若继续为官，难免重蹈嵇康、露氏兄弟等人的覆辙，因而竭力辞官归田。既然现实抛弃我，我也抛弃现实，所以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的陶渊明，为避祸保身，其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减。

二. 本质性情使然

热爱自然是他的天性，他拥有一颗善于体会自然之美的纯洁而敏锐的心灵。不必名山大川，极平凡的景物在他眼中一样美不胜收。就连愉柳垂阴、鸡犬相闻这样普通的农家景致也能深深地将他打动。陶渊明性情使然，为官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为民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性质自然的他，跻身仕途就等于甘心当别人的奴隶，再也没有率性任真的自由。屈节以保全，着对于陶渊明来讲是最痛苦不过了。所以陶渊明的最终归隐是个痛苦、艰难、迫不得已的选择。

三. 猛志难呈，干进受挫的无奈

纵观陶渊明的医生，其间曾有四次求仕人的经历，却终以心灰意冷而草草结束。其间由出仕到人仕，再出仕到再入仕，这出仕和归隐的反复，实际上市一次次复杂的心理煎熬过程。

篇8：陶渊明归隐田园真实原因

陶渊明归隐田园真实原因

辞去彭泽县令归隐，这是陶渊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是义熙元年。无论这一年渊明多少岁，辞去彭泽令对他还说都是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一直到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渊明“死心塌地遁世无闷”，再也没有出来做过官了。

而记载辞彭泽令归隐最重要的文献，就是沈约的《宋书·隐逸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及《晋书》等都是来自沈约的记述)和陶渊明自己的《归去来兮辞》。

《宋书·隐逸传》是这样记述的：

(陶潜)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段记录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一、从渊明对亲朋的话可以看出，他出来做官，是因为家境太穷，他想当“公务员”赚点工资，给以后隐居做做准备。二、当权者听见渊明的话就让他担任彭泽县令，说明当权者还是很赏识渊明的，看见他有做官的意向，马上就成全他。三、渊明是受不了官场的束缚辞官的。事情是这样：上级派督邮来彭泽县视察工作，渊明手下的官吏告诉他，应该穿着官府，整冠束带——按现在讲就是穿着制服，或是西装革履——去见特派员(督邮)。渊明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这些狐假虎威、颐指气使的小人们鞠躬行礼。”您想，最起码的官场礼节渊明都做不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了。四、渊明当天就辞职了，写了《归去来兮辞》。

当然，沈约的记述都是来自传闻，总不如渊明自己的作品更为真实。现在一般选本只选《归去来兮辞》的正文，没选渊明写归隐缘由及过程的一大段序。序是这样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从渊明这段话来看，沈约的记述大部分是从这段话中化出来的，或者是当时有许多人因渊明这个序言附会了许多事也未可知。比如渊明在序里说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于是史书就有了“公田种秫”的说法。抛开公田种秫酿酒不谈，陶序和《宋书》有这样几点不同：一、《宋书》是渊明自己很主动地说要当官，陶序中则记录了陶是在亲友的鼓励下才求官的。二、陶序中隐约说了一下时局的动荡——“**未静，心惮远役”。所谓“**”具体指桓玄篡位被诛，往大里说则当时社会动荡，各种隐患很多。渊明很明确的说因“**未静”而“心惮远役”，可见他的归隐和东晋末年的混乱是肯定有关系的。三、陶序中说了自己辞官的另一个理由：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渊明喜欢顺应自然、亲近自然，而在官场周旋则需要“矫厉”。矫厉指勉励磨练，指用各种礼法制度规则来束缚人。所以说渊明辞官重要原因确实有不适应官场的因素。他没有记录督邮一事，但这样的`事很可能是有的，“束带折腰”这是很典型“矫厉”。三、他本想等公田的粮食成熟了，自己有了收入再辞官，但当时他的妹妹程氏在武昌去世了，渊明因为要去奔丧，干脆也不等公田粮食成熟就辞职了。

两相比较，所以许多古人说，渊明绝不会为了和一个督邮怄气而辞官，很多人都认为东晋末年动荡的时局才是他归隐的关键。只有唐代山水田园派的大诗人王维不这样看，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此字佚，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作“鞭”)其后之累也。

他认为渊明就是和督邮怄气，而且他认为渊明应该忍下这口气，以后就不会穷到屡次乞食的地步了(按，“屡乞而惭”是王维的误解)王维觉得，和对督邮低声下气比起来，乞讨不是更耻辱么?说实话，这段话真让王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其实不只我气愤，古人早就不忿了。明代张自烈看了王维这封信，气得出来替渊明打报不平：

嗟乎!渊明赋《归去来》，真古今第一流襟期，后世皆莫能匹，王维妄肆讥议何哉!况偶尔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惭之虑，直是后世宦路上人展转妻子，狡窟屡营，到底不休也，又何以成靖节先生!(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张自烈认为渊明跳出浑浊的官场，是古今第一流人物，拥有古今第一流的胸襟。而且他把陶渊明的乞食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相提并论，认为渊明虽未像伯夷他们饿死西山，但他宁可向别人乞讨剩饭，也不向逆贼求取俸禄。如果渊明低声下气在官场周旋，那就和后代那些在官场疯狂牟利，却打着“我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啊”的旗号的无耻之徒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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