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文学使人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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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文学使人胆大

篇1:莫言 文学使人胆大

莫言 文学使人胆大

少年时我胆子很小,夜晚不敢出门,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往庄稼地里钻。母亲曾多次质问我:

你到底怕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母亲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怕人!因此人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相信母亲说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怕。

因为文学,我的胆子终于大了起来。有一天我睡到半夜,看到月光从窗棂射进来。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家门,沿着胡同,爬上河堤。明月当头,村子里一片宁静,河水银光闪闪,万籁俱寂。我走出村子,进入田野。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突然感到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感到这辽阔的田野,这茂盛的庄稼,包括这浩瀚的天空和灿烂的月亮都是为我准备的。我感到我很伟大。

我抬头望月亮,低头看小草,侧耳听河水。我钻进高粱地里听高粱生长的声音。我趴在地上,感受大地的颤动,嗅泥土的气味。我感到收获很大,但也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

我连续几次半夜外出,拂晓回家,有一次,我听到母亲对我妻子说,他从小胆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现在胆子大了。

很多次被人问起文学有什么作用的问题,现在我会这样回答:文学使人胆大。

真正的胆大,其实也不是杀人不眨眼,其实也不是视死如归,而是一种坚持独立思考、不随大流、不被舆论左右、敢于在良心的指引下说话做事的精神。

在那些个月夜里,我自然没有找到什么灵感,但我体会了找灵感的感受。我第一次感受到灵感的袭来,是1984年冬天我写作《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那天早晨,红日初升,天地间一片辉煌。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女子走过来,她手里举着一柄鱼叉,鱼叉上叉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似乎还透着明的红萝卜……这个梦境让我感到很激动。我坐下来奋笔疾书,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写出了初稿。后来,我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面读到一段话:“一只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潭边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街道上白雪皑皑,路边的水潭里,热气蒸腾,黑色的大狗伸出红色的`舌头,舔着热水。这段话不仅仅是一幅画面,也是一个旋律,是一个调门,是一个叙事的角度,是一部小说的开头。于是我就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就是《白狗秋千架》的开篇。

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去书店买书。我的想法是,书里总是能找到一个好句子,而一个好句子,很可能就会引发灵感,由此产生一部小说。

获得灵感的方式千奇百怪,因人而异,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一部好的作品,必是被灵感之光笼罩着的作品。而一部平庸的作品,是缺少灵感的作品。我们祈求灵感来袭,就必须深入到生活里去,像预防肥胖那样:“管住嘴,迈开腿。”从这个意义上说,夜半三更到田野里去奔跑也是不错的方法。

(原载《润》第9期)

篇2:莫言《讲故事的人》文学演讲稿

莫言《讲故事的人》文学演讲稿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译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篇3:寻根文学作家莫言经典语录

1. 老铁匠操着小锺,与其 说是打,毋宁说是抚摸了一下那蓝钢。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各操着十八磅的大锺,各打了一锺,挟带着狂热与激昂,如同奔驰中的烈马之蹄,迅速无比但又节点分 明地砸下去。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声音。往常这父子四人打铁时发出的声响半条街都能听到,连火车的汽笛声都能被盖住,但现在,这锻打,这劳动,剧烈至极,连墙 角上蟋蟀的鸣叫都声声入耳,让人感觉到深秋之悲凉,生命之短暂。(月光斩)

2. 把每一个句子后面加一个完结的句号,记作虚无而迷惘的守候。

3. 别怪我太冷血,实情便是这样残酷——两情相悦时,你乐得付出,他乐得全收,你不感觉是牺牲,他不感觉你有多苦。爱情如果真是天平,相爱时真心与回应自然持平,不爱时,再多的付出再痛的牺牲不过是让轻的更轻重的更重。情事如此,事业生活也当如是。管它回收的是琼瑶还是木瓜,切切记住:甘愿做,欢喜受,别拿牺牲当口号。

4. 回首。才看见我们是以快乐的心情写悲伤的青春。

5. 即使世界遗忘了你,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你生命的伊始之日,道一声:生日快乐!

6. 极度的顺从是悖逆。

7. 安然的在被窝中躺过一世春秋。浑噩自知。

8. 黄昏是青春短暂的悲伤。

9.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离婚,便是那只西伯利亚的蝴蝶,远远地拍拍翅膀,全城就可来场飓风。

10. 久远是迷途里酝酿的酒。愈陈愈香。

11. 简单的一个比方,一块玉,一元钱买到的,你不会将它看得很珍贵,一千元买到的,你自然会仔细收藏。不谈报酬,便永远将自己放在一元的水平线上,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增值,也不知道是否有充实自己增值的必要,长此以往,不被埋汰也被饿死。

12. 每个人,都有过恶梦的经历吧,谁都不会因为一场恶梦而真的从此抗拒睡眠。而且,没有谁真正会对他人的恶梦感兴趣,耿耿于怀的,只能是自己。你这场恶梦,当个警钟就行了。

13.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只浑浊的狗眼。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白狗秋千架)

14. 男女情事如战事,不攻不守只知退让,自然全盘皆输。也许有的女人会说,输就输吧,反正甘愿交给他,青春,钱财,心,他要什么便取什么。自以为在爱情中扮足了伟大,却不知道,爱易脱口便易脱手,一次次的退让,已让他洞悉全部——言听计从,招之来挥之去,像极廉价雨伞,晴时扔到一边,阴时拿来蔽天,丢之不觉肉痛,有之不觉珍贵。这种女人,活该被他欺被他戏。

15. 年月里。五味杂陈。

16. 所以。兵荒马乱也要轻装简从。

17. 呆坐在眼睛里的空洞和茫然,凝结成氤氲的哀伤,在青春的天空渐渐延伸和漫散。

18. 当笔下肆意挥洒的心情化为文字,我将用它记录永生。

19. 满腹经纶是黔驴之技。易于迁延与迟滞。

20. 我把你们的故事收入我的音筒,放在生活之上,我的记忆之下。

21. 我的老婆----这个十年前就从丙纶厂下了岗的倒霉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我把左路的炮沉到底,叫了一声:将!然后抬起头,看着跑得浑身肉颤的老婆,问:跑什么?是家里起火了还是你被强女干了?(倒立)

22. 提笔伏案之年。窗边。是心灵奔向青春的黑色河流。突兀的世界。

23. 王桂花拿着面棍冲出来,我跟随着皮发红跑出院子,跑出胡同,站在大街上。(挂像)

24.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在爱情中学习爱,在失败中总结经验,以更好的姿态重新爱。

25. 我们总是以诗般的语言刻画自己在青春的罅隙中的那般狼狈。

26. 嘭----这一棍子也打在了我遮挡脑袋的手骨上。我抱着头,窜到院子里。和皮发红站在了一起。

27. 当时光碾过青春,我将以快乐注解悲伤。

28. 老铁匠从姑娘怀中接过那包裹,放在屋子正北方向的祖先牌位前,跪地,行三跪九叩之大礼。礼毕,将包裹解开,悲切切地说:列祖列宗,保佑吧!祝毕,将右手中 指塞时嘴巴,交破,在那蓝光的映照下他的血也成了蓝色,滴滴下落到那钢上,先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仿佛珍珠落到冰上,然后又咬左手中佛,将血滴上去,又发 出滋滋啦啦的声响,仿佛那钢是灼热的。铁匠的儿子们嗅到了古怪的香气 ,与那用茶叶包裹着的人血馒头放到灶火里烧烤时的香气颇为接近。血祭完毕,那钢的蓝色浅了,淡了,不似初时坚硬凌厉,增添了些许温柔,与深秋时节的满月光 辉有几分相似。然后,也不包扎手指,搬起那钢,如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孩,塞进了熊熊的炉火之中。(月光斩)

29. 恋爱时钞票拿来更换靓衣买到浪漫,婚姻时钞票要用来供奉柴米油盐解决尿不湿。

30. 恋爱是心理享受,婚姻是刻板方程式。

31. 恋爱是一加一等于零两人亲得像一个人,婚姻是一加一等于三生个孩子完成优生。

32. 皮发红主任捂着头窜到院子里,大声说:“王桂花,我要和你离婚!”“你要是不离,就不是人做的!”我娘怒吼着。“革命啦!革命啦”我得意地嚷叫着。嘭 ----我听到自已头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眼前金花乱冒,接着看到王桂花红彤彤的脸,和那脸上瞪得溜圆的大眼,接着听到她说:“小兔崽子,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篇4:莫言畅谈文学创作:文学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学

莫言畅谈文学创作:文学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学

4月19日,“莫言的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讲座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新华社发(王申 摄)

19日晚,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会议室,由600多个临时座椅和一块演讲台搭建而成的大讲堂座无虚席。团结香港基金旗下中华学社邀请著名作家莫言来港进行主题为“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的讲座。

讲座一开始,莫言通过对自己笔名“莫言”的有趣解读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莫言说,“叫‘莫言’是为了提醒自己少说话,多写作;少说话,多干事。少说多干,这也是中国人非常宝贵的人生态度。”

在谈到对香港文学的印象时,莫言表示,单从文学领域来讲,香港具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这些小说繁衍出来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每一版都吸引了很多观众,这种力量便是文学的力量。

莫言同时指出,香港的`严肃文学有一条没有断过的、像静水一样默默流淌的文学脉络,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莫言认为,香港以独特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环境等因素,造就了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文学特征,同时还培养了许多优秀作家。

莫言表示,如果有很多民众都是阅读者,并在阅读中反思,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素质自然会提高。他鼓励人们热爱文学,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莫言将自己形容成一个“文学的乐观主义者”。他说,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学不会消失,而读者的阅读热情和作者的创作热情是并驾齐驱的。“文学的发展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会是一条直线,而像波澜一样地前进,有高潮,也会有低谷。”

谈到网络文学的发展,莫言认为,网络文学如今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文学创作力量,不容忽视。网络作家的创作数量和速度让人惊叹,但当中的精品却较为稀少。莫言呼吁网络文学作者要沉静下来,努力将语言打磨得更为优美和精炼,将故事设置得更为合理,把人物塑造得更为丰满,以提高作品质量。

“文学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学。支撑我文学写作的根基是童年、故乡和生活经历。”莫言指出,作家的写作应立根于自我,将生活积累当作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库,从最熟悉的人和事物写起,慢慢扩大书写范围,并通过不断学习,再加上想象力,便能创作出好作品。

在当晚讲座的专题讨论环节,团结香港基金顾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问及莫言如何从西方文学吸取养分时,莫言表示,自己深受西方文学思想与拉美写作风格的启示,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的精髓。

据主办方介绍,这次讲座吸引了超过600名师生及热爱文学的人士参与。

在内地从事科技创新事业的荀先生是莫言的粉丝,他向记者表示,这次是专程赶来听莫言讲座的。“听完讲座以后,突然想写小说了。”他笑着说,“我相信文学对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有帮助,莫言讲的一些观点我很认同,今后可能会运用到我的创业中。”

篇5:人生如莫言初二作文600字

人生如莫言初二作文600字

人的一生如一条山间路,弯曲而又坎坷但只要你不放弃,这条小路便会通向平坦的大道,正如莫言老师,他虽年近花甲,却一直没有放弃写作,正是他的坚持才使他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在生活中便有这样的`例子:爱迪生失败了数百次,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最终发明了电灯;刘翔在训练中不知摔倒了多少次,但最终以

他坚强的意志又爬了起来,并登上了高峰。这一个个先活的例子,触动着我,感染了我,每当我遇到困难,再也坚持不住时,想想莫言老师,想想他们,我便觉得我全身又充满了力量,心中那股不服输的斗志又燃烧了起来。

此外,莫言老师还教会了我一件事:不需伪,做真实的自己;不求人,做自己的事业。虽然,这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却概括了人的

一生品质。我们每个人都是血肉所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又何必遮遮掩掩的呢?每当我看到那些觍着脸

去巴结别人的时候,心中莫名的涌起了一股火气。人生是你自己的,你就有掌握权,又何必去求别人呢?求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还不如

自己去争取,去拼搏。

人生如莫言,虽坎坷却意味着不平凡,虽险恶却意味着不容易。把握人生,领悟人生,成就另一个莫言。

篇6:文学使人柔软作文1000字

麦家的谍战小说以及他的军旅生涯,令人会觉麦家是一个铁血汉子。也许一场讲座无法触摸一个作家真实的灵魂,我们看到的麦家烟瘾很大,讲座席上自然地就侧着身子,语调低沉,节奏缓慢,他说自己是“多愁善感“的人,的确,麦家让人想起卡夫卡那句名言: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他不止一个场合说过卡夫卡对他的影响,但是这次,在杭外,他只提到了博尔赫斯。而无论如何,谍战小说与卡夫卡与博尔赫斯没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考虑到麦家笔下都是将人放置在极端的环境下试炼,人性退守到最后的底线,人际间剩下的就是“他人即地狱““一念即成地狱“,麦家的作品并不缺乏现代性。

尽管他不喜欢出来讲座,但麦家说早就想来杭外了,因为“杭外的名气比我大“。但是更主要的理由是文学和青春期的关系,文学属于青春期,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孤独,敏感,苦闷,渴望友谊,他以为自己像鸟儿一样离开了巢穴,以为自己的翅膀很硬了,其实还未长大,内心有许多秘密,孤独的内心是属于文学的,这个年龄的孩子,天然信任文学,相信文字不会欺骗他,他会从文学中找到朋友。

尽管麦家并不清楚杭外的孩子在中国的应试海洋里如何坚定地守护着文学的孤岛,还保持着对文学的一份本真的热爱,不过麦家还是非常真诚而悲哀地说:这是一个文学渐行渐远的时代。

他提到了科学,提到了物质主义,他说没有文学的生活是“硬邦邦“的生活,他描述自己一次飞临北京看秋风萧瑟扫尽落叶时的内心感受,他说那时他想起了父亲,土地,一些伤感的往事,自己的情感经历,他说,是文学使自己柔软。他说一个物质化的人,内心往往会出问题,心灵干枯,缺乏免疫力,走入死胡同。文学,是心灵的容器,它容纳爱,并把爱上升为一种宗教,文学就是一种宗教,所有艺术家都在宣扬爱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

他一边说,一边做手势,他喜欢让手掌展开,他也托着腮帮,他用手指指着上天,有时很慢地斟酌下一个词语,他斜靠着椅背,身体的无力和文学的力量塑造着他的姿势。有那么一刻全场静默,麦家说他刚刚失去了他父亲。在丧父之痛和一个约定之间,他选择了赴约。

有一会他喝了一口水,他说:这杯水不是心灵喝的。大家心领神会。

因为他刚讲到人身上的一种“器官“:心灵。心灵器官有自己的胃口,而文学正是能够满足心灵胃口的一种劝人从善的力量;心灵器官需要滋润,文学就是滋润的泉源。他羡慕英国乡村妇女的那种状态:在美好的乡村下午,女人们喝着下午茶,篮子里放着《简爱》,或者奥斯丁、但丁的作品,这是最好的文学状态。他自嘲说现在的自己是文学的奴隶。

所以,他说文学是一种对自由的珍视,文学使人更加自由,内心更加柔软,它让你在与别人打交道的时候,知晓自己是什么颜色。

他不太笑,严肃而悲哀的脸上透射着历经沧桑的智慧。他花了很长时间讲他小说中“弱智阿炳“的故事,许多人被这个故事打动了,他说这个人是他小说中唯一有原型的人物,他描画着这个人物,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人世代谢,人生莫测,“阿炳“的天才和厄运同在,他几乎被夺走了一切,上天馈赠给他的是天才的听力和英雄的名号,而悲剧的是他从自己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久久的静默。有一阵子麦家问: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是否喜欢——他觉察到现场持久的静默。然后他听到了热烈的掌声——静默其实是对悲哀的讲述者的最好的回报。

互动环节,麦家显然不是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强势作家。学子们不避青涩和忌讳,他们的此刻属于文学。问题犀利:你对自己作品改编满意吗?对文学的痴迷是否会导致“文学沙文主义“?除了“特情“小说,有没有考虑过转换创作风格?……麦家说:你们的口才太好了,我甘拜下风。但他不见招拆招,他仍然执着地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理想国里,他重复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其实他一开始就说:文学是我的生命,我是为文学而活着。他曾经说过:请慢点走,等一等灵魂。一个“慢“的麦家,让人深思,让人久久地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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