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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与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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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与俗文化研究

篇1：训诂学与俗文化研究

训诂学与俗文化研究

郭在贻提出研究俗语词为训诂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但对现在的'俗语词没有提及.训诂学不应局限在俗语词方面,还应扩大到俗文化范围,从研究古书走向俗文化研究,对人们喜闻乐见的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揭示其所以然及俗误.训诂学对周易预测算命、取名、方俗语研究、英语教学、新词揭源、地方文化研究及数字化电子文献的整理校勘等都有重要作用.

作者：杨小平YANG Xiao-ping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刊名：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 分类号：H131 关键词：训诂学扩大范围俗文化研究

篇2：食人俗与百越文化

食人俗与百越文化

百越各族曾居住于中国的东南部,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也留下了许多古老的'习俗,而食人俗就是其中出现过的一种较野蛮的习俗.本文通过文本记载和田野材料的分析,阐明了食人俗产生的背景和社会心理,并进一步探讨它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百越民族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

作者：汤春华 TANG Chun-hua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刊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U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 6(4) 分类号：G03 关键词：食人俗百越各族百越文化

篇3：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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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参考文献】

[1]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3]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国际教育纵横――中国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1994.

[4]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5]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赵中建等.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7]朱勃等编译.比较教育――名着与评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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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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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国外政治文化与名俗关联论文

国外政治文化与名俗关联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泰国现今的曼谷王朝，是个拥有着200多年悠久历史的王朝，从固步自封到打开国门与西方打交道、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从绝对的君主专制到立宪君主制的确立，曼谷王朝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在封建王朝纷纷垮台倒地，东南亚国家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之时，曼谷王朝却仍能延续其传统，并利用其娴熟的外交技巧而使泰国免于沦为西方殖民地之时，我们不得不为其顽强的生命力感到惊奇。1932年，泰国爆发了一次推翻君主专制的立宪革命，自此泰国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民主化时期。然而自1932年以来，泰国却经历了长时期的军人统治，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政变。从1932年至今，泰国已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平均每3。7年就发生一次，是政变高频率发生的国家之一，而且每一次政变的发生几乎都要颁发一部新宪法，以显示新政府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泰国的宪政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从1932年到2007年这75年间，泰国除了军事政变不断刷新记录外，在民主政治发展上却毫无建树。从1932年起，虽然各届政府都自诩为“民主制度”，但是，泰国人，特别是政府官员，还没有从旧统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框架中走出来。那么在这漫长的70多年时间，在泰国经济已取得高速增长的时期里，泰国政治为何仍止步不前？这不得不引起了我们疑惑与深思。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是一个国家乃至个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行为习惯与价值取向，就可以厘清一些看似矛盾却符合其文化传统的行为。

这样，文化在了解某一国家的行为与政治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泰国亦不例外。因此本文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泰国在经历了70多年的“民主实验”以及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政治缘何依然如此地低度发展。对泰国政治的低度发展虽然也有不少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但很少有人从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予以解释。因此，本文运用政治文化因素来解释其对政治发展的作用，促进的抑或阻碍的作用。用政治文化来分析泰国政治的发展，对于了解和掌握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而且这对于本文此后的分析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论述泰国政治文化背景之前，我们首先来厘清一下本文所要论述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这两个概念。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是，政治文化，即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

它是一个民族在其特殊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并对该社会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以及对法律的反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政治发展的含义，从狭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结构、体制、功能和运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如从习俗、惯例、传统治理向法律、制度治理的转变，从政治、行政合一的体制向官僚行政体制的变迁，从全能、集权政府向有限、分权政府的转化等等。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集中在狭义的概念，即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厘清了这两个概念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

二、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

对于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本文拟在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历史传承，一是宗教影响。每个文化都有其历史性，是由历史沿袭下来的传统，因此了解其历史就是了解其政治文化演变的线索，这对于把握其政治文化发展的脉络是很重要的。至于宗教则是其文化哲思的反映，不管这种宗教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它都要适应于一定的本土文化。宗教上的这种哲理文化，不仅能给予人们一种精神上的依托，亦能给予人们解释某种东西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把这种理论作为人们的行事原则。因此，宗教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宗教文化是了解某一文化的钥匙。从历史传承和宗教影响两个方面来了解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是本文的两个基本研究途径。

1、历史传承：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讨论1782年以降的曼谷王朝的文化传承。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虽是从吞武里王朝（1768—1782）手里夺过来的，但其政治文化则是从阿瑜陀耶王朝（1369—1767）的废墟上延续而来的，深受阿瑜陀耶王朝的各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家长制原则。国家被看成是家庭的扩大，而国王就是这大家族中的家长。这一原则扩大下去就是各地方官员不仅是各地方的统治者，也是各地方的家长。这种家长制在实施统治过程中，需要确立“家长们”的权威，以使上层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执行。其次，曼谷王朝延续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神权观念，把国王等同于宗教神明，国王被视为湿婆神和佛陀的化身，树立了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

这样曼谷王朝把对神的崇拜演变成了对国王的崇拜，并规定国家的一切法律、命令均由国王颁布，全国的行政事务都要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处理，国家大事须由国王亲自裁决。任何人都不得平视国王，见到国王时须行俯伏膜拜礼，强化国王的神秘性与权威。此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曼谷王朝还恢复了封建等级制，按照官员职位的高低赐予不同的爵位，如最高等级的爵位为昭披耶（Chaopya），其后依次为披耶（Phra）、銮（Luang）、坤（Khun）、曼（Man）等爵位。不同的爵位授予不同的田数来作为官员的薪俸，这种制度亦称为“萨克迪那制”（SakdiNa）或“食田制”。通过这一制度封建王权确保了下层社会向上晋升的通道，也让社会等级鲜明有序，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王权的集中。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再加上家长制与神权的结合，这就演变成了现代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专制独裁主义。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在外部的压力下，泰国开始与西方国家签订一系列条约，打开国门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并开始着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蒙固王（1851—1868在位）与朱拉隆功国王（1868—1910在位）两代国王的努力下，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涉及社会、经济、行政、财政、军事、教育、法制、宗教等内容。朱拉隆功国王曾认为，国王的权力应保留原规定中确实可行的部分，放弃一些离奇的提法，如称国王为“生命之王”。抹去了其王权上的神圣光环。不仅打破了国王神圣不可接近的陋习，还废除了封建等级的“萨克迪那制”，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泰国向近代政治体制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使泰国免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是，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只有外部压力而没有内部因素刺激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君主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依然不受法律的制约。1932年后，泰国政治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但其本土的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政治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观念中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注定了泰国民主政治此后的磕磕绊绊。

2、宗教影响：泰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因此泰国又有“黄袍佛国”之称。宗教在泰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泰国学者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说：“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从根本上说，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早期的小乘佛教在泰国虽占统治地位，却也融合进了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些因素，以及本土文化的一些因素如祖先崇拜等，因而泰国的佛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小乘佛教的主导思想是劝导人们行善和积功德，其核心是“业”。认为个人得救主要就是他的“业”，今生受的苦即是前世造的孽；而今生的行善积德，则为将来进入涅世界打下了基础。

在泰国，每个人都要到寺院去出家为僧一段时间，出家为僧是泰国人行善积德的一种方式。佛教对“业”的倡导使得人们注重的是现世和将来，而对于过去则很少在意。佛教强调“人生皆苦，苦因无知”，摆脱无知的方法就是求知于佛陀。因而佛对芸芸众生是不存在歧视的，只要你肯向善、肯求知于佛陀，那么你就会得救。佛教思想的业（Kamma）整个地影响了泰国人的世界观，并注入了两股有些自相矛盾的思想。根据佛教的轮回说，一方面，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前世的业，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很多方面又可以掌握他们自身的命运，因为一个人今生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业。因而在泰国，行善积德被认为是明智的，而行恶则被认为是愚蠢的。

这种业报轮回说倡导人们去行善积德，而又对现状的困苦归因于个人前世的孽和不信佛，因而把大众的视线从政府的过失上移开，并加强对个人的内审和行德，形成了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是这种宗教影响，使人们有了一种精神上的依归和安慰，人们把所有的磨难和不幸视为当然，只有今生的积极向善，将来才有获救的可能，因而佛教也就成为解救他们苦难的唯一希望。依据佛教的学说，那些处高位者之所以能处高位，是由于其前生的“业力”修来的，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恭顺地对待有权位的人。正是这种消极的宗教观，使人们形成了对王权的敬畏和对权威的顺从，造就了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冷漠和消极，加上权威主义的存在，使人们更易于听从那些具有更高的“业”的人来使唤，形成惯于服从上级和不敢反抗特权的习惯。这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佛教思想的“业”，导致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极低，加上传统上形成的对权威的认可，使人们在政治参与态度上，表现出顺从和逃避的倾向。长期封建体制的压制和权威观念的熏陶使普通百姓的政治逃避成为惯性选择。由于对威权的敬畏和对政治的逃避，以及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使得人们不问有权的人权力是怎么得来的，只要他有权，他就是合法的理应受到尊敬。这也就是泰国军事政变屡屡发生，而人们又甘于忍受政治独裁，并且每次成功的政变者都宣布其政变是合法的原因之一了。由于佛教和平主义的影响，他们反对冲突、流血，强调温良恭谦让，与人为善，避免为难他人和损害其尊严。这些妨碍了对政府的批评。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三、政治文化与泰国的政治发展

1932年政变是泰国划时代的事件，这次政变改变了泰国的绝对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虚位的君主立宪制。从此泰国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漫漫长路。然而1932年以来，泰国历届政府特别是文官政府极不稳定，军人政变或文人政变频频发生并导致了军人的长期执政。这里固然有泰国民主制度不成熟的原因，当然也有其文化阻碍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下面本文就政治文化对泰国政治的影响与泰国政治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

1、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正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的那样，政治文化传统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泰国是根深蒂固的，它影响着泰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本文在这里讨论政治文化因素，认为政治文化中固有的价值观念是影响泰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但同时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如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政治发展所起的重要性。在泰国，君主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再加上家长制和君权神化，自然就需要一种专制独裁和忠君、服从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形成上级的集权和下级为了寻求保护而依附的裙带关系。而现代民主制度则要求分散权力，要求对事不对人的负责任态度，这种制度的建立是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这与泰国现有的政治文化明显不符。

泰国在1932年政变后，没有相应地在其他方面发展民主政治的配套措施，如加强民主教育、改革官僚体制、建立三权分立、促进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改革，还保留着封建制的残余，这种只在行政与制度上层进行移植西方的代议制和选举制，而在其他相关方面并未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变，也就注定了泰国民主制的先天不足。泰国的民主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制度，却又未能相应地教育大众，改变泰国固有的忠君和等级文化，使得政变领导者脱离了人民大众，使人民大众觉得政权的更迭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关系，领导者的更换只不过是上层人物的事，对他们来说谁当权都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下层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他们也就觉得通过选举或政变产生的领导者，都只不过是在“玩政治”罢了。

这样每当大选来临时，当各党派候选人纷纷造势拉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来宣传竞选纲领，忙得一派不亦乐乎时，大部分选民却都往往无动于衷，他们认为大选唯一能给他们的好处就卖票拿钱，因为他们知道大选结束后，那些政党是不会真正地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的，选举只不过是那些政客们的政治秀而已，选举过后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得照常。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泰国的选举中，贿选、舞弊、卖票行为为什么会如此地猖獗了。正如第二节所分析的`，泰国固有的政治文化是不利于民主制的发展的，民主制度在西方拥有一套完善的配套制度和相应的文化，但移植到泰国后却“桔生淮北则为枳”。由于文化因素与政客们价值观念取向态度的不同，使得西方民主制度在泰国水土不服，泰国前总理沙立（1958—1963）曾露骨地指出：“泰式民主应该是根植于泰国土地上的，由这块土地上的阳光和雨露滋润而繁茂的植物。她结出的果实应当是芭蕉、芒果、红毛丹、山竹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李子或是栗子”。

由于政治文化观念的不同与政客们的有意误导，使其专制行为看似合乎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却以延缓泰国政治现代化为代价的。没有相应政治文化的变化，这种从古老文化中孕育出民主的转变谈何容易，因为“文化乃是制度之母”！只有政治文化的相应转变，民主制度在泰国才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民主这种东西并不是只要制订了合适的法律就可以轻易得到的。它要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得以繁荣，否则就难。”作为一套传统的民主制度，并不像一台机器那样简单。机器的要素是各个部件，只要设计合理，精心维护，机器就能像预期的那样运转。而执行制度主体的是人，有思想的人显然不同于机械部件。因此，转变思想，调整价值观念，对于民主制度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调整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应力，并不等于全盘否认传统的政治文化，泰国的传统文化有其滞后性的一面，也有其适应现代性的一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保存其合理的，对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扬弃其落后的具有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样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在泰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结出适合泰国这块土壤的果实。在这方面，亚洲日本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应该是泰国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2、泰国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反之亦然，政治制度越完善与世界融合度越高，就会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解除政治文化发展的束缚；而政治越保守，与外部世界越隔离，则会使政治文化趋于保守僵化，阻碍社会的发展。有一位智者说的好：“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蒙固王和朱拉隆功国王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使泰国朝现代化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虽然改革是以传统寺院教育作为基础的，是从维护传统道德、宗教的作用出发，认为“过分教育”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而大部分男孩只需要最基础的教育，读、写、道德、煮饭这些都可以由寺院和父母教给，只有那些今后进入政府部门或从事商务的才是例外。

虽然改革有种种缺陷，但改革毕竟扩大了泰国与西方的交流，使得一批批有识之士走出了国门，接受近现代西方教育的思想，冲击了现有的文化传统，使泰国文化注入了一批新鲜血液。受西方教育的人越多，也就越不满泰国政治的停滞不前，要求改变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呼声也就越高，最终导致了1932年政变。但此时泰国的工业化还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也没有独立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冲击旧有的传统文化。因此为了维护其地位和精英统治，政变领导者不得不倾向于保守和寻求传统政治文化的庇护，他们引入了西方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但却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这些都是泰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传统的旧势力过于强大的缘故，这也为此后的军人执政和实行威权政治找到了合乎传统的借口。泰国在6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作为代价的，压制了泰国国内的政治发展。于是忍无可忍的人们在1973年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大众参与的，公开对上层领导人的权威提出挑战，这次激烈的碰撞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过去对权威认可的理解，从个人权威的合法性开始向现代公职权威的合法化过渡，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逐渐苏醒，民主观念开始雕琢、冲击现有的政治体制本身，在此后的10多年里泰国政治进入半民主时期。

80年代泰国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一些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使人们抛弃了一些传统的观念与文化包袱，并出现了一些独立的政治力量（如中产阶级、NGOS等），单一的社会结构逐渐向多元的社会结构发展，社会现代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直到1992年以后，泰国的政治才进入政党政治时期，政党政治才获得相对平稳的发展。但即使如此，泰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威权思想在泰国的政治领域里，依然十分普遍。而“政治发展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彻底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泰国的政治发展仍然是非常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路漫漫兮，泰国的政治民主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四、小结

政治的发展与其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因素是慢变因素，而政治因素则是快变因素，制度的可变性远远超过文化的可变性。任何政治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因此，短时期内要改变这种文化传统是非常困难的。而转变政治制度则相对容易些，只要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变革必然会带来政治制度的变迁，再加上相应的政治文化转变，政治制度就得以存续，否则，政治制度就会水土不服，政治发展也就形成一句空话。只有当政治制度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冲击那些过时的传统文化，并使旧有的政治文化不断得到扩充和容纳新的事物时，传统的政治文化才能得到浴火重生，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信仰等方面才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又为政治发展扫清了障碍，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迁。这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才能走上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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