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而已集》杂文集:《答有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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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而已集》杂文集:《答有恒先生》

篇1:鲁迅《而已集》杂文集:《答有恒先生》

有恒〔2〕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3〕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5〕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6〕,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7〕。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初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内的“天下百物,鸟兽草木”。

〔5〕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6〕“醉虾”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菜。

〔7〕即本文后一篇《辞“大义”》。

〔8〕“研究系”参看本卷第84页注〔7〕。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北京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内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丝派”以鲁迅“为主”。“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参看本书《革“首领”》。

〔9〕“投诸四裔”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顾颉刚。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说:“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11〕《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

〔12〕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参看本卷第402页注〔7〕。

〔13〕独秀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政府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16〕吴稚晖参看本卷第215页注〔4〕。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中正意旨,向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政府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篇2:鲁迅《而已集》杂文集:《答有恒先生》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政府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篇3: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鲁迅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

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意表之外”/鲁迅《而已集》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但今年发见了,我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来做广告,显而易见,不消说了。还有:

1,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2〕,“相视而笑,莫逆于心”〔3〕了。“咱们一伙儿”。

2,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譬如办学校罢,教员请不到,便说:这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学生闹一点小乱子罢,又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他倒干干净净。

我又不学耶稣〔4〕,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也许后来还要开开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说过的“主将”之类以外,新的都不再说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个人”,“某学者”,“某教授”,“某君”。这么一来,他利用的时候便至少总得费点力,先须加说明。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这种办法实在比“交战”厉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写杂感。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意表之外”,是引用复古派文人林纾文章中不通的用语。

〔2〕“兰谱”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兄弟,互换谱帖以为凭证,称为金兰谱,省称兰谱,取《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

〔3〕“相视而笑”二句,见《庄子·大宗师》,即彼此同心,毫无拂逆的意思。

〔4〕耶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篇4: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2〕,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3〕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4〕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5〕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lar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3〕《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贿赂求救。韩贿赂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5〕 《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篇5: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注解】

〔1〕本篇最初收入《华盖集续编》,是作者编完该书时所作。

篇6: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通信》

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通信》

通信〔1〕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2〕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3〕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土耳其鸡〔15〕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这回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4〕指国x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5〕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7〕“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392页注〔6〕。

〔8〕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9〕《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10〕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11〕“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13〕指国x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L.Y.,即所谓“左派青年团”;T.Y.,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14〕指所谓“士的派”(又称“树的党”),国x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Stick(手杖、棍子)的音译。

〔15〕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16〕《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参看本卷第237页注〔25〕。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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