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精选7篇）由网友“finer”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整理了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希望你喜欢，也可以帮助到您，欢迎分享！
篇1：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上海文艺之一瞥〔1〕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2〕。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3〕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失足妇女。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失足妇女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轲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4〕，《三宝太监西洋记》〔5〕，《快心编》〔6〕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失足妇女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失足妇女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失足妇女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7〕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8〕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9〕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Beardsley)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kiyoe)〔10〕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失足妇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Decadence)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11〕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失足妇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ARAHaggard：JoanHaste)〔12〕。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13〕，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14〕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15〕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16〕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17〕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18〕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19〕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20〕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21〕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22〕。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苾〔23〕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胡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24〕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25〕，来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26〕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目夹眼，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子，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然而并无什么作品，在上海，则并且还没有这名词。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的政府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27〕(IAAAGontcharov)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28〕，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
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29〕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B。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荡，这些作者，是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HA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准抑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30〕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31〕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32〕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篇2：鲁迅《二心集》杂文集:《风马牛》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2〕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Oop》〔3〕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LifeandLoveAmongtheAcrobatsToldEntirelyinPictures”〔4〕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Love”。〔5〕《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6〕”，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7〕，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8〕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9〕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风马牛，语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意思是齐楚两国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后来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2〕“国外文坛消息”《小说月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设立的专栏。赵景深是主要撰稿人。
〔3〕格罗泼(WAGropper1897—1977)犹太血统的美国画家，“AlayOop”是吆喝的声音，格罗泼以此作为画册的名字。
〔4〕英语：“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图画故事”。
〔5〕“Love”英语：爱情。
〔6〕塞意斯(FAThiess)应译提斯，德国作家。赵景深介绍说乃牟壳*为：《离开了乐园》、《世界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按这四部书总称为“青年四部曲”，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些书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陆续出版。
〔7〕茄门话即德语。茄门，German的音译，通译日耳曼。Der是德语阳性名词的冠词。
〔8〕同济学校一九○七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同济德文医学校，一九一七年由政府接办，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大学，一九二七年改为同济大学。
〔9〕“牛奶路”这是赵景深在一九二二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MilkyWay(银河)的误译。
篇3：鲁迅《二心集》杂文集:《答文艺新闻社问》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2〕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月二十一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九期。《文艺新闻》，周刊，“左联”所领导的刊物之一。一九三一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六月停刊。九一八事变后，该刊向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征询对这一事变的看法，鲁迅作了这个答复。
〔2〕“膺惩”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把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说成是“膺惩”。
内容简介/《二心集》
本书收录了鲁迅先生1930年到1931年所作的杂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段》译文一篇。作者于1932年8月将版权售予上海合众书店，同年10月初版。1933年8月至第四版后被国民政府政府查禁，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政府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除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1934年10月印行。本版与初版相同。
相关评价/《二心集》
《二心集》时期，鲁迅正是抓住阶级斗争这条“指导性的线索”，将“暖昧难解”的对象世界有序地纳入了一个逻辑化的图式中;阶级斗争话语的使二心集的主题更鲜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已不允许鲁迅再“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而是是他变成了阶级的代言人。尽管勉为其难，然而鲁迅依然接受了。于是，我们在《二心集》语言形式中，可以看到鲁迅的运思方式、批评风格由怀疑转为确信、由彷徨转为坚定、由拥抱两极转为执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演变;文字转向独断性的方式!转换了的“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的角色使鲁迅变得更加的肯定、强硬、不容置疑。……它要压倒一切，而绝不能被论敌所压倒;它要鼓舞士气，而绝不能动摇军心。这促成了它的语言风格如刀般坚硬有杀伤力!
名称由来/《二心集》
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恶毒攻击鲁迅先生“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等，并以“贰臣”讽刺先生。对此，鲁迅先生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丑恶面孔。以“二心”作集名，既是针锋相对的反击，又是向对方作出宣告：自己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出版过程/《二心集》
在鲁迅的著作中，《二心集》可谓命运多舛。1932 年4月编完本书后，5月即交付北新。鲁迅致二萧的信中曾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鲁迅也深知国民政府政府对进步文化的钳制，因此特意在致李小峰的心中关照说：“此书北新如印，总以不用本店名为妥”。 此前鲁迅作品大多由北新书局出版，后来在与李小峰通信时鲁迅还强调：“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二心集》也是硬扣下来的”。在给章廷谦的信里鲁迅还曾说：“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赢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介绍，他便付印……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而这次北新推辞不愿出《二心集》，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猜测其原因是“骂赵景深驸马太多之故”。 赵景深自1930年6月始做了北新的总编，鲁迅所谓“骂”是指《几条'顺'的翻译》等文对赵“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翻译观的.批评。赵景深是李小峰的妹夫，故有鲁迅“驸马”的戏称。北新拒出《二心集》后，鲁迅曾欲交给光华书局，“因为广告关系，和光华交涉过一回，因为他未得我的同意。不料那结果，却大出于我的意外，我只得将稿子售给第三家”。经过如此辗转，在阿英的介绍下，《二心集》到了“第三家”——合众书店。 鲁迅的条件是合众一次买下本书版权和瞿秋白的译稿。1932年10月合众出版了《二心集》，瞿秋白译高尔基的小说《不平常的故事》以史铁儿的笔名也于11月出版。
篇4：鲁迅《二心集》杂文集:《“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2〕，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3〕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4〕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反动派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反动派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反动派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5〕，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6〕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署名明瑟。
〔2〕学生的请愿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为反对蒋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的事件。对于这次学生爱国行动，反动派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禁止请愿;十七日当各地学生联合向反动派中央党部请愿时，又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打伤百余人;十八日还电令各地军政当局紧急处置请愿事件。
〔3〕哀求国联九一八事变后，反动派政府多次向国联申诉，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又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军队退入关内为条件请求日军停止进攻;十二月十五日在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时再度向国联申诉，请求它出面干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
〔4〕冯庸大学奉系军阀冯庸所创办的一所大学，一九二七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5〕中大，南京中央大学。
〔6〕中公，中国公学;复旦，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亚，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中，上海中学;文生氏，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这些都是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
篇5：鲁迅《二心集》杂文集:《“友邦惊诧”论》
毛泽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郭沫若：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着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有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在《怀鲁迅》中写下这样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郁达夫，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
周海婴：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篇6：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以脚报国》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华。
〔2〕“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篇7：鲁迅《二心集》杂文集:《以脚报国》
鲁迅先生一生留下杂文16本，按年份先后排列整理如下：
1925年11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热风》;
1926年6月北新书局《华盖集》;
1927年3月北京未名社出版《坟》;
1927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华盖集续编》;
1928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而已集》;
1932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三闲集》;
1932年10月上海合众书局《二心集》;
1933年10月北新书局化名青光书局出版《伪自由书》;
1934年3月上海同文书店(原联华书店)出版《南腔北调集》;
1934年兴中书局初版《准风月谈》;
1935年5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集外集》;
1936年6月上海联华书局出版《花边文学》;
1937年7月《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集外集拾遗》是1983年出版《鲁迅全集》时，由许广平编定印入。
有几点问题需要说明：
1、关于鲁迅杂文集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将《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列为论文和散文的，还有将《集外集拾遗补篇》列为单独一本的。在此采用的是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说法，相当权威。如有疑问，可以留言或者私下讨论。
2、市面上的《鲁迅杂文精选集》《鲁迅杂文集》只是精选出来的鲁迅部分杂文作品，不代表鲁迅先生杂文的所有成就。这些精选出来的结果大多是经过编辑主观筛选，会遗漏不少先生的其他精妙文章。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3、有些杂文集可能在重印的过程中为了简便易行，可能采取了合订，读者不要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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