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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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篇1: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本文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干内容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上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的任何细微变化都显示了现代性因子在乡村社会的扩展。本文作为研究论纲,概述了“经验中国:50年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课题研究的视角、内容和方法:即以杭州萧山义桥等6个行政或自然村落个案研究为基础,以村民日常生活为研究的视角,以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质的研究”和文献分析、村民访谈、社区观察的有机融合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希望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世界,诸如上学、做工、当兵、经商、办厂、纠纷、通婚、分家、送礼、拟亲、游戏等50年的追踪描述、解剖、透视,观察村落中居民与社区、市场、城市、国家的互动,阐释乡村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发展。

作 者:杨建华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5 刊 名:浙江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C912 关键词:社会变迁   社会事实   日常生活   现代性   质的研究   口述史  

篇2:精神信仰研究的新视角:间接测量

精神信仰研究的新视角:间接测量

精神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世界,是形而上的但历来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人们除了维持正常生存活动的物质世界外,还有特有的.精神世界,它是人类精神为逃避无限和永恒的压迫、摆脱自身在宇宙中的漂泊和孤寂而构筑的“精神家园”,藉以获得生命的确定和归宿。只要人的生命存在,不管他是否意识到,都离不开精神信仰以及对终极世界的依托和关怀。信仰激励着人们历经千难生存下去,以实现人生的价值;有了信仰,寻常的生活才富有意义。……

作 者:宋兴川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2) 分类号:B0 关键词: 

篇3:生态发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生态发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因果链,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大课题和区域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选择应是抓住国家大力投资生态建设的机遇,将生态发展作为突破口,通过建立人工模拟生态系统,此新产业发展促进特色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作 者:聂华林 拜奇瑞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兰州,730020 刊 名:甘肃科技纵横 英文刊名:GANSU KEJI ZONGHENG 年,卷(期): 31(3) 分类号:F1 关键词: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欠发达地区  

篇4:新世纪、新视角、新境界-寄语新世纪的中国比较法学

新世纪、新视角、新境界-寄语新世纪的中国比较法学

新的一个世纪到来了!这个新的世纪对于人类将意味着什么?是和平相处共同进步,抑或兵戎相见彼此杀戮?是增进理解交融文化,还是自封霸主强加于人?是步人后尘东施效颦,还是知彼知己自强自立?我能肯定,一切有思想、有胸怀、有境界的人,在新的世界到来之时,都必然会思考这些问题,尽管他们思考的角度和深度可能完全不同。而作为一个民族灵魂的载体,一个民族文化与精神的承担与宣扬者,文化人更应该对此有所思考、有所认识、有所宣扬。况且,中国的文化人历来都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认真考察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知道它实际上完全是中西法律文化结合的产物;从法律表现形式、法律操作程序、诸多法律原则以及整个法制结构体系上看,甚至可以说它是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或移植。这种继受或移植之所以能够完成,正是因为19、20世纪之交中国实行法律改制过程中,当时的法律工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法律比较的方法进行了立法。而在此之后的整个20世纪,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讲无不与法律比较或比较法学密切相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制度的重建与发展显然更与比较法学有直接的关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完全应当归功于比较法学;换句话说,在当代中国史上,比较法学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进步,对于中西法律文化的兼容并蓄,对于整个中西文化的交融发展,无疑做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理应首当其功。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比较法学首先是并非完全自觉地从具体个别的法律比较开始,然后逐步发展到有清醒意识地予以一般和系统的研究,那么,在21世纪中,在我们已经而且必然要面对的国内国际新形势下,比较法学者的工作应是什么呢?进一步说,将比较法学引向深入和广泛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概括来讲,我认为21世纪的中国比较法学者们,应该以既有的比较法学成果和积累为基础,以新的法学视野和更为成熟的法学方法,追求更高的学术思想境界,从而为完善具有自身特征的中国法律制度,为把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为促进中西法律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深入交融,做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应有贡献。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思考:

首先,应从宏观渐至微观。我们知道,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实际上是通过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而奠定了基础的。而清末民初法律改制实质上表明着中国对西方法律的一个概括继受,这意味着,这种继受实际上是在对西方诸多具体法律制度欠缺细致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发生的。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虽然比较法学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比较法学并没有得到顺利发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比较法学逐步恢复以后,比较法学相当一段时间限于建立比较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虽然最近一些年来许多比较法学学者开始注意具体法律制度的研究,但是显然还没有普遍深化。从西方比较法学发展的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到,一旦比较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之后,比较法学就自然地转向对具体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上来。因为比较法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特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寻求经验和借鉴。否则,比较法学就有失去其本来意义的危险。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变化发展,随着国际社会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加强,我国法律制度必然要有相应的创建与发展,以解决现实提出的法律问题。对此,比较法学者将一如既往地负有义不容辞的历史和社会责任。从思想方法上讲,由远及近,又由近致远;由大到小,复由小见大也是一个一般规则。总之,大如民主宪政、立法方式与操作、司法公正和行政控制等关涉国家政制和整个社会管理秩序的法律制度,小如刑罚、交叉讯问、信托、票据、物权变动、用益权、婚姻财产、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世贸组织及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都应成为比较法学者关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像法系和比较法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就可忽略;相反,作为比较法学的基本问题,这些都是一些长期性的话题,应该在比较法学日益深入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讨论和研究。

其次,应从制度透视背景。我在此强调制度性的研究,是想鼓励大家多一些“拿来主义”的劲头,因为学习和借鉴他人的长处是发展自我,强大自我的捷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西方法律制度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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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曾经有一个小村落随笔

曾经有一个小村落随笔

一场秋雨过后,一地的小黄花搭配着零星的枯叶,湿漉漉的躺在地上,偶尔,冬青叶上的水珠,依依不舍的滑落下来,惊得地面上的小草打个寒颤……路旁停靠着的车辆,早已没有了往日高富帅的颜值,灰土土脸的模样倒是很衬这温馨的秋意!

小区门口三轮车上的山羊们,温柔的注视着过往的人们,时不时一声清脆的“咩……”,为这慵懒的雨后黄昏,增添了欢乐的音符……

脚下的这条路,以前是我体育课跑操的地方,亦是我们每每考完试去中心广场散心的必经之路。一转眼的功夫,十年过去了,一切变得那么陌生了,就像当初的人一样!我突然有一种冲动,去我的母校看看!

恍恍惚惚就走到了尽头,却连学校后门的影子都没有发现,“大哥,我问一下,化肥所怎样走?”

“你刚才不是从那边过来的吗?怎样?没有看到?”摩的大哥皱着眉头,像是为我的智商捏了把汗。看着我尴尬的样貌,大哥不忍心再鄙视我,指着正前方的路说,“你从这边直走下去,第一个拐弯处左转弯直走也能够到学校另一个门!”

谢过大哥,沿着大哥指着的方向向前走着,马路两旁的`老梧桐不甘红墙之内的枯燥,纷纷探出头来,谈论着每一个过往的老朋友。

我恍然大悟,猛地回头看,这不是从南程去火车站的那条路吗?!补习的那一年,这是我每周末必走的路,我要去火车站报栏老太太那里给我的好闺蜜打电话(因为便宜),诉说我这一周的充实与矫情,等着她讲述大学那个在我看来神秘的天堂……

到了拐角处,迎面而来的是五花八门的广告墙,墙内是啼咕隆咚建筑施工声,我站在原地,呆呆的注视着这一幕……

那些年,在那里,总有一个傻姑娘急匆匆的跑来告诉我:“走,去我宿舍,我爸又给我送了很多好吃的”,“走,去我宿舍,我给我堂弟补课回来,带了很多好吃的”……那个时候,分享食物是衡量两个人关系亲疏的关键。

那一年,在那里,我偶遇了一个男孩,清秀的面容,瘦高的身材,沙哑的嗓音,总是内敛的露出浅浅的微笑,从此,惊起我心中的涟漪……

那时,那里是温馨的小村落,晚上,我们在火车的长鸣中沉沉睡去,清晨,我们在房东整理果蔬的嗖嗖声中苏醒……

那时,站在阳台上,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总是泛着单纯的快乐与简单的烦恼,偶尔有人高喊一嗓子,挑逗挑逗“彼岸”的同学,如果有人“应战”,隔岸对唱,要是碰巧房东情绪不美丽,此刻定会收到房东的“逐客令”……

踏上南程的小路,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挨家挨户的小两层,差不多的格局,门前有电线杆那么粗的排水渠,因为门前没有庭院,所以树木较少,仅有个别不规则的石凳点缀着。每一天,同学们三三两两结伴上课下课,一路上有说有笑,满满的书写了青春的篇章……

走着走着就到了学校门口,我晃荡了下,就离开了,不想再走近,成为“主人们”眼里的另类,只远远的看着,告诉自我,那里以前有我的青春。以前,一个青涩自卑的女孩,在那里成长过……

篇6:多民族杂居村落社会的民族团结研究

关于多民族杂居村落社会的民族团结研究

论文摘要: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本文从青海省门源县西马场村落社会场景分析入手,围绕现期该村民族关系的特点、影响其民族关系的要素开展调查,发掘其杂居村落异质性社会形态下民族关系向好性因素所在以证实该村民族团结的真实性特征。

论文关键词:西马场村;民族团结 ;调查分析

一、研究的缘起、目的和意义

西马场是一个行政村,隶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西滩乡,该村由两个社组成,相当于两个自然村落。全村共有194户,869人,在河湟地区属于较大的行政村。、该村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集体”,获此殊荣后,笔者对西马场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力图解读该村是如何形成的民族团结进步集体,分析这个多民族杂居村落所呈现的良好民族关系具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因为成熟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理论。通过对这样一个典型案例的研究,以期找到在同意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团结的一些普适价值供读者参考。

二、西马场村杂居格局的形成

西马场村距门源县城7公里,平均海拔2950米,面积3.7平方公里,全村有汉(11.5%)、回(65%)、藏(13%)、蒙(7.5%)、土(3%)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88.5%,回族人口居多。全村的传统产业为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半农半牧。追溯西马场杂居格局的形成,从《门源县志》上不难看出:门源在秦代为羌人故地,两汉、三国为西平郡辖地,东晋十六国时,先后属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五国属地,南北朝时期为鲜卑族吐谷浑人牧地。隋唐时期属鄯州辖地,后被吐蕃占领。宋时为凉州吐蕃六谷部、西夏、河湟角厮罗等地方政权和宋王朝交替统治。元代为章吉驸马封地,属西宁州管辖。随同蒙古军队东来的部分“西域亲军”,屯耕牧养留居门源。明代归西宁卫控制。明末为蒙古族麦力干牧地。清雍正二年,清军平定罗布藏巾丹叛乱后置大通卫。19世纪初从外地迁来一部分汉、回、土等民族先后在大通河两岸定居,专门从事种植业。1953年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笔者相较于《门源县志》所记载,多番求证于西马场村中年迈的老人,据村中回族老人回忆,他们居住在该村已经超过了三代,在他们定居在这个村子之前,已有零星的藏族和蒙古族游牧于此。而据另外一位村中的汉族老人回忆,他们进入这个村子开垦土地的时候,还有几户从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迁来的土族人也随后迁入。在与村中一位藏族老人下棋的同时也从其口中正好印证了前两位老人所说的不争事实。

三、西马场村民族关系和谐的表现

(一)村委会重视民族团结的体制和机制建设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该村两委班子高度重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以加强民族团结为主线,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为着力点,努力把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互助工作落在实处。被县为定贫困村。村两委班子认识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核心,就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让群众尽快脱贫致富。村两委立足本村实际,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互助,倡导各民族团结一致谋发展,勤劳致富奔小康。紧紧围绕“稳定种植业、提升畜牧业,发展劳务产业”的总体思路,带领各族群众着力培育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大力调整种植业结构,走“一村一品”的特色种植路子,20,全村种植优质牧草800亩,“小荚豆”120亩。同时,积极发展农区养殖业,全村建起60平方米的畜用暖棚85幢,饲养优良品种奶牛127头,年产牛奶72.6吨,养羊1600只。有牛羊育肥贩运户45户,年育肥贩运牛310头,羊3500只。仅牛羊育肥贩运纯收入达70余万元。同时,依托“阳光工程”,组织村里富余劳动力开展劳务输出。通过几年的努力,这个村一举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截至,全村人均纯收入达3500元。

(二)经济上的优势互补共谋发展

在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收入的差异。不同民族经济结构的差异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可能会引起民族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关系也会在不同的经济格局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马戎教授指出:“当我们来到民族(族群)混居地区时,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当地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是否有着不同的经济活动传统,这些传统在今天是否得以延续,在今天的竞争中处于优势还是劣势。”

1、从民族经济结构特征看来可以得知,在西马场,回、汉、土三个民族主要依托北山灌渠的优势发展农业,以青稞和油菜的种植为主,回族发展的特色农业“鸡腿葱”的种植扬名省内外。但是随着西马场村人口的增加,其宅基地的需求也不断的增加,使得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二者之间形成了矛盾。许多家庭为谋求生计发展多种经营,譬如:汽车运输、包工、外出务工、个体户以及饭馆农家乐等,传统意义上的种植业依旧存在,但是发展多种经营已经替代了农业成为西马场村的家庭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的被动生活方式。藏族、蒙古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藏蒙群众在依赖农牧业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走出家门搞副业。

2、从经济上的互补跟参与市场资源竞争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中可以得知西马场村以农业为主、畜牧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等为补充的经济结构特点,但是各民族因历史传统、居住地理环境等的不同又各有侧重。随着经济结构市场化的转变,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主导产业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而是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例如回族不再仅仅依靠农业提高收入,而更多转向商业,如运输业、牛羊肉生意、木材买卖等,藏族、蒙古族则注重对草场资源的利用,发展畜牧业。以农业为主的西马场村,不管是民族内部,还是民族之间,尽管有贫富不均现象,但是差距并不悬殊。但是,近年来在利用有限资源和共同市场环境实现经济有效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既互惠又竞争的矛盾关系,对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和谐相处有一定影响。互惠的经济结构主要体现在加工业和牛羊肉贩运等方面。藏族、蒙古族利用草场资源,放牧牦牛、绵羊等牲畜,回族擅长生意往来和市场运作,这样他们就利用畜牧业资源收购和外销羊绒,以及牛羊肉加工等商业活动。这种互惠、互补的经济互动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文化上尊重差异又相互交融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影响民族关系的文化因素主要指表现于各民族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民族如果在这些方面存在着重大而且十分显着的差别,对于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会造成程度不同的障碍。

1、语言上的差异和交融.从语言角度观察来说,在族际的活动过程中,为了更顺畅的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在该村藏、蒙、土民族在保留其民族语言的基础上,与外界交流时,大多人会选择青海方言作为交流媒介。

2、宗教上的差异和交融。在宗教因素方面,西马场村的汉族兼信佛、儒、道三教。藏传佛教在青海流传的历史悠久,影响广泛而深远。藏族、蒙古族、土族信仰藏传佛教。回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并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民族聚居社区。一方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马场村的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信仰的民族中形成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圈,维系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思想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牢固聚合力。另一方面,在西马场的各宗教不分先后、不论大小强弱相容共处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3、村落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在笔者走访的过程中欣喜的发现,该村在不断的人口增长中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聚居的状态,各民族在居住格局上呈现一种犬牙交错的情况。譬如:回族村民家的隔壁是土族、在两家藏族人家居住的庄廓之间刚好是回族,一家蒙古族村民由于兴建房屋租住在汉族人家。与此同时笔者在与村中老人们聊天时得知,他们认为不同民族的住隔壁反而要比同民族的好一些,无论在待事处物还是其他事宜都比较尊重对方。

篇7:中国文化的作文素材:传统村落

中国文化的作文素材:传统村落

如果有一天,当传统村落只存在于记忆里,我们还能拿什么寄托乡愁?

近几年,流行语中一句“记得住乡愁”,曾勾起无数人的乡土记忆、亲情回味。“保卫乡村,留住乡愁”,对于疾步行走在工业化、城镇化快车道上的中国,更是一个紧迫且沉重的时代难题。

在网上公示7136个传统村落中,已有2555个正式进入国家保护的视野,这意味着保护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但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依旧阻挡不住传统村落的濒危和被破坏。过度商业化,正在侵蚀传统村落。

另一个更令人沉痛的现实是,有些传统村落审定了,但村落的人越来越少,空巢化的逐渐渗透让只有外壳没有内核的传统村落丧失了生命力。

村民追求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缺乏认知和意识。另一方面,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项专门针对古村落开发与保护的法规条文,加之地方保护缺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有时候,都只能忍着疼痛,眼睁睁望着传统村落逐步在城镇化进程中走向衰落。

事实上,保护不是冻结,发展也不止于经济。

在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家,千姿百态的传统村落秉承的`文化底蕴太过厚重。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乡村绝非城市经济文化的附庸,即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留住传统村落也是不可遗忘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更要唤醒栖居于其中的村民的乡愁。

别等哪一天,传统村落濒临或是消失,继而只存在于记忆中时,才蓦然回首,原来我们已然失去寄托乡愁的本体。

篇8:经济全球化和当代产业结构研究的新视角

经济全球化和当代产业结构研究的新视角

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之基石,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早期由欧美学者开创的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研究,形成两类不同的理论模型。这方面的研究通常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演化规律。近十多年来,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互联互动特征已成为产业结构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因而结构演进中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逐渐成为近期产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仍未脱离将单个国家作为研究立足点的传统视角。面对现实经济系统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必须立足全球视角,而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从各国产业结构相互联系的角度,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分析单位和对象,这可能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有效的方法和切入点。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

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  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

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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