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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中风的中医治疗与数理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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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中风的中医治疗与数理模型分析

篇1：缺血性中风的中医治疗与数理模型分析

缺血性中风的中医治疗与数理模型分析

目的:研究缺血性中风的综合治疗方案与致病机制的数理模型.方法:介绍缺血性中风的综合治疗方案;通过数理模型分析缺血性中风的发病机制.结果:观察与数理模型分析表明:超出临界值的外来冲击将破坏平衡;器官间的协作维持平衡;生理功能的调整是恢复平衡的推动力.结论:缺血性中风的.病因是血压过高、血液黏度偏高及血管硬化导致血脉阻滞,因风、火、痰、瘀等而加剧;慎食高盐高脂食物、戒烟戒酒、监控血压升降、控制焦虑动怒、预防风寒与感染,配以适当的营养补充与温和的健身计划是预防缺血性中风的有效措施;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综合治疗方案据证立法,依法选方,主张强化预防以维持心血管系统的谐振,积极干预以扭转偏离;数理模型从能量角度探讨病机,认为发病由高能振动引发,与时间的周期变化并不总是密切联系.

作者：肖弥彰肖娟徐上林琳官春云 XIAO Mi-zhang XIAO Juan XU Shang LIN Lin GUAN Chun-yun 作者单位：肖弥彰,官春云,XIAO Mi-zhang,GUAN Chun-yun(湖南农业大学国家油料改良中心湖南分中心,湖南,长沙,410128)

肖娟,林琳,XIAO Juan,LIN Lin(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长沙,410013)

徐上,XU Shang(黄兴医院,湖南,长沙,410126)

刊名：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INTENSIVE AND CRITICAL CARE 年，卷(期)： 13(5) 分类号：Q332 R255.2 R242 关键词：中风,缺血性针灸中草药辨证论治高血压数理分析

篇2：中医怎么治疗中风

中医治疗中风的方法

水蛭蜈蚣治中风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补益肝肾。主治脑血栓形成。

【偏方组成】水蛭15克，蜈蚣3条，僵蚕12克，全蝎6克，丹参24克，川芎10克，山药15克，甘草10克。

【用法用量】每日1剂，水煎，分2次口服，10剂为1疗程。

【病例验证】用此方治疗患者26例，平均治疗45天，痊愈16例，显效5例，进步4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6.2%。

地龙葛根治中风

【功能主治】祛风化痰，行瘀通络。主治脑血栓形成。

【偏方组成】地龙25～40克，葛根30～50克，红花(后入)15～20克。

【用法用量】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2次空腹温服。

【病例验证】用此方加减共治86例，治愈44例，占51.2%，显效26例，占30.2%，好转10例，占11.7%，无效6例，占6.9%，总有效率为93.1%。治愈时间20～80天，平均54天。服药剂数10～40剂，平均28剂。

石菖蒲远志治中风

【功能主治】开窍导痰。主治中风急症(脑出血、脑梗塞、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栓形成)。

【偏方组成】石菖蒲、炙远志各6～10克，郁金、天竺黄各10～12克，制半夏、茯苓各10～20克，胆南星、泽泻各10～30克，生石决明20～30克，怀牛膝10～15克。

【用法用量】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病情危重者每隔6小时服1次。

【加减】若脑出血严重者，加参三七、花蕊石、犀角(水牛角代);抽搐者，加全蝎、钩藤;血压高者，加生牡蛎、夏枯草;寒痰者，用生南星、生半夏;热痰者，用胆南星、鲜竹沥;大便秘结者，加生大黄、玄明粉或番泻叶。

【病例验证】用此方治疗患者25例，其中治愈11例，显效8例，好转3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88%。

治疗中风的8种中药方

(1)气虚血瘀型

症状：肢体缓纵不举，或见挛卷，或见疼痛，舌质淡或紫暗，舌有瘀斑，舌苔薄白，脉沉细或涩。

方药：补阳还五汤：生黄芪30g，当归、桃仁、赤芍、川芎、炙地龙、红花各15g。

(2)风中经络型

症状：半身不遂，口眼弯斜，肌肤不仁，发热恶寒，舌质淡红，舌苔薄白，脉滑或弦。

方药：肉桂6g，炮附子5g，麻黄5g，防风、防己、当归各12g，人参、川芎、白芍、杏仁、黄芪、甘草各10g，生姜5片。

(3)腑气不通型

症状：半身不遂，口眼弯斜，脘腹满闷，大便秘结，小便赤黄，或见头晕烦躁，舌红，舌苔黄或腻，脉滑或弦。

方药：厚朴、大黄、枳实、甘草各10g

(4)气虚痰阻型

症状：半身不遂，口眼弯斜，面色萎黄，语言骞色，痰稀而白，或见头晕目眩，舌质淡有齿痕，舌苔白滑或腻，脉滑或弦。

方药：六君子汤加减：人参、甘草各10g，茯苓、白术、陈皮各15g，半夏、竹茹、胆南星各15g。

(5)邪热壅盛型

症状：半身不遂，口眼弯斜，面色潮红，口渴喜冷饮，小便赤黄，舌红苔黄，脉数有力。

方药：川芎、白芍、白术、菊花、桔梗、荆芥穗、连翘、黄芩、寒水石各10g，当归、石膏各15g，砂仁、薄荷、滑石、大黄各5g。

(6)气滞经络型

症状：肢体瘫痪或口眼弯斜，胸胁胀满，叹息为快，脘腹满闷，舌质淡红，舌苔薄白，脉弦。

方药：八味顺气散：人参、白术、白芷、乌药、青皮各10g，茯苓、陈皮各15g，甘草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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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急性缺血性中风的溶栓治疗进展

急性缺血性中风的溶栓治疗进展

[关键词] 中风溶栓治疗

健康网讯:

急性缺血性中风是世界上主要的死亡和致残原因。近来我国因中风而死亡的病人有1500万，致残者更多。大部分急性缺血性中风是由于大脑内一支动脉被一个血栓堵塞而引起。如果在中风后能够迅速地给予足够的溶栓药物，溶解血栓而重建血流，那么就可以减少因中风而引起的大脑损害。但溶栓药物也可能引起大脑内严重的出血。这篇文章是根据近年来世界范围内17个溶栓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随机临床研究共5216例病例而总结［1］，希望这个回顾可以为国内开展溶栓治疗提供文献帮助。1 发病机理急性缺血性中风是由于局部脑血流的突然阻塞而引起的［2］。70%～80%有严重症状需要做动脉造影的病人可以见到栓子或血栓的阻塞［3］。但对轻度中风或腔隙性梗塞病人来说，可见性阻塞的'比率是相当低的。其他导致血流减少的原因包括小的渗透动脉和微动脉的阻塞，单个或多个动脉的高度狭窄、动脉炎、动脉撕裂症、静脉阻塞、重度贫血或血液粘滞度过高。急性局部缺血发生后的分子学特点可以概括为能量的减少，神经元谷氨酸盐受体的过度刺激;神经元细胞内钠、氯、钙离子的过多积聚;并最终导致细胞的死亡。因此，急性缺血性中风干预治疗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尽快重建正常的脑血流，通过干扰或减慢缺血进程来保护神经元细胞。通过核磁共振（MRI）DWI与PWI技术和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PET）技术研究可以发现缺血后迅速形成脑组织梗死核心，周围被低氧但有潜在挽救可能的组织环绕［4］。2 早期诊断与治疗早期诊断性检查，除了急诊头颅CT外，还包括MRI、MRA、TCD、CTA等，应当选择检查来判断梗死的解剖区域、结构与原因，提供早期干预和再发预防的根据。如果考虑运用动脉介入溶栓治疗，需要做脑动脉造影。如果早期的头颅CT不能明确诊断，而考虑是椎基动脉阻塞、静脉窦阻塞、硬膜下血肿或小血管疾病引起，需要做MRI。DWI和PWI可以更精确的显示脑损伤的区域和特点。这种技术可以指导采用何种治疗以及评价对治疗的反应［5，6］。在中风症状突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血压往往会升高。但对严重的高血压病人治疗后动脉压的快速下降可能减少局部血流灌注而造成的伤害。完成的国际多中心PROGRESS研究认为，与对照组比较，培哚普利与吲哚帕胺的降压治疗可以减少28%的中风危险，并且对高血压和非高血压病人的作用一样［7］。3 静脉溶栓疗法有4个静脉t-PA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3期临床研究的结果已经公布［8～11］。FDA也根据美国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的rt-PA中风研究（the NINDS rt-PA Stroke Study）批准了rt-PA的临床治疗。在NINDS的研究中，有624例在症状突然发生3h内的缺血性中风病人用了rt-PA（0.9mg/kg体重，最大剂量为90mg）;有一半病人是在90min内用的。这个研究分为2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主要是观察病人24h内神经缺损功能的提高，即在42分的NIHSS量表中提高4分或以上分值，或神经功能的完全康复。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即关键的疗效试验，主要是通过运用神经功能完全或接近完全恢复的4个量表来观察对再发的全局优势率［8］。对运用t-PA治疗的病人，31%～50%的病人在3个月内完全或接近完全康复，而对照组是20%～38%，并且其效果在1年内也是类似如此。t-PA疗法的主要危险是6.4%的病人会发生有症状的脑出血，而对照组是0.6%。然而[1] [2] [3] [4] [5]

篇4：缺血性脑中风患者高压氧治疗护理分析论文

缺血性脑中风患者高压氧治疗护理分析论文

缺血性脑中风是由于脑动脉闭塞或狭窄，引起脑血流量阻塞会导致脑组织缺氧缺血脑组织坏死，甚至导致大脑血管和神经功能障碍。缺血性中风发生在老年人，有更高的患病和病死率。各种临床治疗，疗效不一，高压氧治疗已被临床接受治疗。48例缺血性中风治疗的高压氧治疗，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12月～12月收治的经临床检查、头颅CT或者MRI确诊，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疾病会议制定的相关标准的96例缺血性脑中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48例。对照组中男26例，女22例，年龄42～86岁，平均(66.42±10.35)岁:轻度24例，中度18例，重度6例。治疗组中男29例，女19例，年龄38～82岁，平均(63.26±11.03)岁;轻度16例，中度22例，重度10例。两组在年龄，性别，病重程度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包括降低颅内压，扩张血管，预防感染，抗血小板，控制血糖和血压，抗凝治疗，保护脑细胞，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后进行常规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康复训练和高压氧治疗，治疗前进行心理咨询，消除焦虑，恐惧，使其能配合治疗。使用单人的纯氧加压舱，治疗后20min将压力逐渐上升到0.2～0.25MPa(2～2.5ATA)稳压。治疗50min后舱内压逐渐减到正常压;每次治疗时间约90min，每日一次，一疗程10天，视患者恢复情况给予3～4疗程治疗。

1.3疗效评定标准

使用1995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结合临床疗效评价标准评分。分数92%～100%，患病程度级别0为基本复苏;分数在46%～90%的病人在不同层次1～3水平显著提高;得分在18%～45%好转;得分低于17%为无效。死亡，其中包括基本恢复，显著改善、改进方案是有效的。

2结果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对照组基本痊愈率18.75%，总有效率为77.08%;治疗组基本痊愈率为27.08%，总有效率91.66%;治疗组基本治总率与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中风临床治疗是基于大脑可塑理论和大脑功能重建理论为基础。中风的病理损害大脑血液供应区域减少或消失，导致脑组织氧障碍，造成缺氧脑组织和神经功能不可逆转损害。在正常压力下给氧治疗方法不能完全正确的纠正大脑缺氧症状，高压氧可迅速改善脑组织氧供应和存储。2ATA氧疗法能增强氧气扩散的能力，增加氧气弥散在组织内有效的扩散。高压氧疗法通过增加氧气有效分散和满足所需的氧气，大脑细胞的重组和再生神经细胞功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高压氧治疗的机制主要是:高压氧气增加血液中的氧含量，并增加血液氧气分压，加强氧气扩散和地区，使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的一系列生理变化，高压氧气可以提高氧气传输和传输速度，进入氧细胞在脑缺血区域，有效地减少梗死面积，降低神经功能缺损的程度;高氧含量会导致脑血管收缩，减少大脑的血流量，因此，高压氧可以有效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的症状，因此，高压氧治疗效果早期缺血性中风二级水肿;高压氧可有效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降低血液粘度会增加血红细胞变性和变形能力，有利于脑组织氧合过程，加速血栓的溶解和吸收，促进局部血液供应，微循环改善，高压氧对大脑病变区域毛细血管再生刺激，有助于建立侧肢循环。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发现治疗前采用心理护理，足够疗程的高压氧治疗后，治疗组临床基本治愈率与总有效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充分说明了高压氧治疗缺血性脑中风有确切疗效。

篇5：中风偏瘫的中医分期治疗研究现状

中医对偏瘫的病程特点已有丰富论述，但目前仍以研究中风急性期为主，对偏瘫肢体的康复治疗未能深入挖掘而形成统一的规律总结。同时亦有许多医家结合现代理运用中医分期治疗中风偏瘫，摸索出众多疗效确切的`方法。

3.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一直为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但目前对中风偏瘫的分期及辨证尚无统一认识，有关中风偏瘫的疗效评价要长达数月，而治疗方案相应调整亦未达成共识。任成升[2]根据中风各期的临床表现，运用化痰活血，泄热通腑治疗急性期，补肾活血，化痰兼益气通络为恢复期的治疗大法，后遗症期以补气活血化瘀治疗。周仕明教授[3]应用扶正法分期论治缺血中风病，以三参地芪汤为基础方，急性期可合用化痰通腑法;恢复期，重用黄芪大补元气;遗症期，加养阴血柔筋，舒筋活络为主治疗，临床效果满意。郑国庆[4]治疗中风急性期重通腑醒神、化瘀涤痰，中风恢复期重健脾益肾、活血通络;中风后遗症期治痉挛重滋阴养血、柔筋活络。郑友丽[5]把中风病分为急性期、缓解期和后遗症期探索不同阶段的病机特征，确定不同的治疗原则。张智龙[6]以阳气虚衰，湿阻血瘀为中风偏瘫状态的基本病机，运用温阳益气，祛湿化瘀是治疗中风痉挛性偏瘫45例，采用Ashworth痉挛量表评分，总有效率91.1%，收到满意疗效。孙西庆[7]利用温阳熄风化瘀法治疗中风病痉挛性偏瘫，结果治疗组肌张力降低，痉挛好转，明显改善率55.5%。临床疗效基本痊愈率45%，显效率30%。艾绍军[8]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三阴柔筋汤治疗中风后偏瘫肌痉挛共60例，其中治疗疗组肱二头肌痉挛显效6例，有效20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86.67%;治疗股四头肌组显效5例，有效21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86.67%。治疗组两组肌肉疗效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临床疗效良好。

3.2 针灸治疗

现代针灸治疗中风偏瘫，多数结合Brunnstrom理论，按弛缓和痉挛不同状态进行治疗[9]，而针灸疗法具整体性和双向性调节作用，使其治疗中风偏瘫有着独到之处。研究表明[10]使用巨刺法针刺健侧肢体可诱导中风后早期低位中枢控制的联合反应、共同运动等，通过健侧肢体肌肉收缩或针刺刺激，能引起患侧肌张力的提高。软瘫期取穴以上肢阴经、下肢阳经为主，如选用偏瘫侧尺泽、曲泽、郄门、内关、环跳、伏兔、风市、阳陵泉、足三里等，上下肢各取3～4穴，行强刺激手法，使患肢张力提高，以缩短软瘫期[11]。刘悦[12]经过研究认为偏瘫软瘫期采用“醒脑开窍”法进行针刺治疗，可以增加脑血流量，可使脑缺血及灌注的损伤面积减少促进大脑功能的恢复和功能重组。痉挛状态则以优势肌群的肌张力亢进而导致异常运动模式，即肌体痉挛，此时的治疗应以抑制异常模式为主，使向分离运动模式转化。此期选穴以上肢阳经、下肢阴经穴为主，如选用患侧上肢肩髃、曲池、手三里、外关、合谷;下肢阴陵泉、三阴交、太溪、照海等，每次各选取3～4穴[11]。曹辰虹等[13]在以醒脑开窍为基础治疗，在锥体交叉区玉枕穴至天柱穴的连线上等距依次直刺4针，与单纯醒脑开窍治疗组对照，治疗组的痉挛程度、肢体运动功能恢复及ADL评分均明显改善，总有效率为66.7%，高于对照组的40.0%。刘维红等[14]治疗中风后遗手指痉挛患者60例,采用手三阳经穴针刺治疗，与采用常规针刺治疗对照。治疗后两组手肌力评分较治疗前均减少(P<0.05)，但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手三阳经穴针刺治疗能使手功能明显改善。张闻东等[15]选取督脉上的穴位为主，配合局部取穴治疗中风后遗肢体痉挛患者29例，与传统取穴方法组作临床疗效观察对比。两组张力评分评定治疗前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两组的运动功能评分与治疗前比较亦均升高(P<0.01)。但治疗组肢体运动功能与对照组相比明显改善(P<0.05)。李新红等[16]亦采用针刺夹脊穴为主治疗中风偏瘫的痉挛状态，总有效率达88.6%。何圣三等[17]使用项腹针分别取风府、风池、天柱、大椎、天枢、外陵、中脘、关元穴等治疗中风偏瘫痉挛状态，总有效率91.1%。刘希茹[18]选取阴阳经穴合用治疗中风痉挛性偏瘫48例进行临床观察，临床总有效率达98.0%，明显高于传统针灸治疗组的81.2%(P<0.05)。

篇6：中风偏瘫的中医分期治疗研究现状

中风遗留偏瘫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也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偏瘫肢体的康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对中风偏瘫有着丰富的认识，其中对偏瘫又称半身不遂，属于中医学“偏枯”范畴，中医学在偏瘫的康复治疗方面有其独特的认识方法，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运用多样的治疗方法，临床疗效确切，己被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所证实，并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现将中医学在偏瘫分期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综述如下。

1 中风偏瘫的分期特点

中风偏瘫系由运动系统失去了上运动神经元的调控，导致患肢肌群之间功能协调紊乱，肌张力异常，从而造成运动功能障碍。偏瘫有着其自身特有的恢复方式，根据偏瘫后机体的特殊病理过程及运动功能评价，瑞典物理治疗师Brunnstrom提出了6阶段康复理论[1]。I期为起病约数天到14天，表现为完全性瘫。Ⅱ期为起病约14天后，此期表现为肌张力逐渐增高，出现联合运动反应且轻度痉挛。Ⅲ期肌张力明显亢进，肢体痉挛明显，出现共同运动模式。Ⅳ、Ⅴ期则见痉挛开始减轻，并出现分离运动。Ⅵ期肢体功能接近或基本正常。偏瘫的康复的关键在于打破恢复过程中出现的软瘫和痉挛等异常运动模式，促使肌体恢复正常的运动模式的过程。

2 偏瘫分期的中医研究

中医学对偏瘫康复过程软瘫阶段中医学称为“瘫缓”。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曰：“风邪在经络，搏于阳经，气行则迟，关机缓纵，故令身体手足不随也”，论及偏瘫软瘫阶段病变为阳气虚所致。《景岳全书·非风》谓：“非风麻木不仁等证，因其血气不至，所以不知痛痒，盖气虚则麻，血虚则木，麻木不已则偏枯痿废，渐至日增”。其对中风偏瘫出现肢体弛缓与痉挛之病因病机解释为：“凡血中无气，则病为纵缓废弛;气中无血，则病为抽掣拘挛。……故筋缓者，当责其无气，筋急者，当责其无血。”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指出：“凡中风症，有肢体缓纵不收者，皆属阳明气虚。”又气虚不能周身流行，则无以推动血液运行，故血必瘀滞，即王清任“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之谓。由此可知，“脉道气血不通”之气虚血瘀证为偏瘫软瘫期的主要表现。痉挛和连带运动阶段中医多称为“拘挛”或“不得屈伸”等，此时以肝肾亏损，血气虚而经脉不充，肢体失养而枯废为主要病机。《诸病源候论》中云“足厥阴肝之经也，肝通主诸筋，王在春，其经络虚，遇风邪则伤于筋，使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圣济总录》亦云：“论曰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筋为肝所养，筋得其养，则俯仰屈伸。或莫乖戾，若经络偏虚，风邪侵乘，客于机关，则筋脉缩急，干于阳络，则肩背从而拘挛，此皆邪气内胜，正气不能荣养诸筋。”指出拘挛为肝不养筋，筋脉失养所致。由此可见，偏瘫痉挛系在肝肾不足的基础上，以血气亏虚为主，或痰浊阻滞，或瘀阻经络而见偏瘫痉挛，故肝肾精津不足，血气亏虚是偏瘫肢体痉挛的发病之本。

篇7：数理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探索论文

数理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探索论文

一、引言

作为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具体形式,2世纪3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提出下列生产函数:

Y=Kα(AL)1-α,(<α><1)>

式中,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L表示有效劳动,α是参数,Y表示产量。这就是着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柯布和道格拉斯用美国1899-1922年制造业的生产统计资料来估计模型的参数,得出:

Y=1.1L.75K.25

对这个生产函数以及柯布、道格拉斯所做的工作,余斌,程立如提出了下列批评[1]:

第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论证”了资本家的所得不是来自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来自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工具。第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遗漏了许多可能会影响产出的其他的重要因素。如:机器性能的提高、由于经济的短期波动而导致的资本闲置或过度使用的情况、工人每天(或每周或每年)工作小时数的变化、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劳动强度的变化等。因而柯布和道格拉斯对模型所做的估计并无实际价值。第三,本来,生产函数须在一定技术条件以及一定的资本有机构成下(这两个条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有很大的差别)来讨论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可是,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这些条件是随意可变的。文献[1]举例说,由于这一疏忽,可能会引出“用1个轮胎配16个汽缸可以组成一辆汽车”这样的荒谬结论。

作为与余斌,程立如观点的商榷,程细玉、陈进坤阐述了下列几个基本观点[2]:第一,一个经济模型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经济理论的背景下,根据样本数据,对经济现象众多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比较、筛选,找出其中一种或若干种最重要的因素,用他们来构建模型(而把其他次要因素的作用效果纳入模型的误差项),然后用样本数据来估计模型的参数,最后再对估计结果进行经济意义检验和一系列统计检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通过以上程序建立的,因而是科学的。第二,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有哪些?在供给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劳动、资本、技术等等;在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居民收入、人口、消费习惯等。第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技术条件假定为不变,这的确造成了模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针对这一缺点,后来的学者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把技术进步速度纳入了模型。第四,用样本数据估计了模型的参数之后,要检查所得的结果是否符合经济实际,接着还要进行一系列统计检验。第五,建立经济模型时要考虑所选变量数据的可得性。能够获得数据的变量才具有实际意义,才能成为模型中的变量。

这两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争论,引起了笔者的若干思考。

二、数理经济模型

人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和进行计量经济学研究时,必须要把数理经济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清楚地区分开。事实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作为该模型一般形式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属于数理经济模型范畴。后来,柯布和道格拉斯用美国1899-1922年制造业的生产统计资料来估计模型的参数,这是把数理经济模型直接移作计量经济模型来使用(我们将要在后面谈到,这种做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此时,柯布和道格拉斯所作的事情已不再是研究一个数理经济模型,而是在估计一个计量经济模型(此时,模型中加上了随机项,而数理经济模型是无所谓随机项的)。

数理经济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陈述和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数理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是为了探索不能用数字表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不能用代数表现的函数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型旨在通过数学逻辑推理来阐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趋势。这就是说,数理经济学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运用数学语言来研究和表述经济理论,而不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对经济现象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结局进行描述、估计或预测。

余、程的文章和程、陈的文章同样都把数理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混为一谈了。余、程文章的主旨是要批评一个数理经济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程、陈文章的主旨则是要为这个数理经济模型辩护。但是,两篇论文的内容,其实却撇开了数理经济模型,说的都是计量经济模型的事情。例如,余、程的文章批评说,模型中遗漏了若干变量、没有把技术条件固定住。对于计量经济模型,这些批评是对的;对于数理经济模型,这些批评则是不对的。再如,程、陈的文章一开篇,便开宗明义地说,经济模型中会含有一个误差项(随机项),显然,作者这里所说的“经济模型”指的是计量经济模型而不是数理经济模型,因为,数理经济模型无所谓随机项,计量经济模型才考虑这个项。该论文接下来所说的收集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等等,也全都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时候的事情。

把数理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混为一谈的现象,在一些研究人员的成果中也常可见到。有的作者用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计量经济分析时,把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里假定为外生的那些变量作为计量经济分析中理所当然的假定前提,并相应地假定随机项的期望值为。这些研究人员认为,由于现在使用的是索洛-斯旺模型而不是别的其它模型,就应该把索洛-斯旺模型的假定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假定,认为这就是以经济学理论为根据。这些作者犯了用模型定义现实世界的错误。计量经济分析的目标是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只有一个。现实世界是检验计量经济分析正确性的唯一标准。

现在我们来考察数理经济模型。

一个经济学原理,可以用文字阐述,可以用图形来直观地描述,也可以用数学语言(数学模型———数理经济模型)来表述。三者目标相同,都是为了阐释经济学原理(而不是模拟现实世界)。

为了使经济原理的阐释更易于理解,常常需要把现实世界加以简化(简化的世界当然已经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这是允许的。因为数理经济模型的目的并不是模拟真实的现实世界,而仅仅是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定特征提供见解。这种简化现实世界的方法叫做抽象法。抽象法是科学研究中一种常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阐述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舍象掉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具体形态

而仅仅从量上考察抽象的人类劳动;舍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仅仅考察商品的价值———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自然科学里,抽象法的使用也比比皆是。例如,物理学在阐释一个力学原

理时,常常会把摩擦力忽略不计。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以及作为它的具体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同样使用了抽象法,把现实世界中一些本来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因素假定为不变。该模型假定,产出量Y对于资本K和有效劳动AL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如果资本和有效劳动加倍,则产量加倍———这意味着,对新投入品的使用方式与对已有投入品的使用方式一样———这也就是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更具体地指出了这个模型所应用的假定:只有一种产品;没有政府;就业的波动被忽略;储蓄率、折旧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均不变[3]。对现实世界所作的舍象越多,模型越容易理解,但是,模拟现实世界的能力越差。为了缩小数理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的距离,经济学家会把被舍象掉的东西逐步纳入模型,从而使得数理经济模型越来越深刻。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假定储蓄率s不变,在这一假定下,t时刻的投资sY(t)是t时刻产出量的一个固定的比例,可是,在实际上,s是在家庭和厂商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相互作用下对家庭的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即厂商的投资)”分配的权衡之后形成的,它不是固定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可是,在实际上,人口增长率也不会固定不变。这种过度的舍象使得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本论文由无忧整理提供后来提出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通过“产量减消费”来计算投资,其中的消费通过对家庭的效用函数在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求解得到,这样,就把储蓄率从外生不变转变成为内生变化;再后来,进一步把人口变动从外生转变成为内生,提出了有移民的经济增长模型(包括有移民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和有移民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数理经济模型从简单到复杂,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顺便说一句:程、陈文章所谓在供给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在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居民收入、人口和消费习惯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事实是,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舍象掉了居民收入、人口和消费习惯等变量,后来一些进一步的模型把这些变量加了进来。

归根到底,数理经济模型的目的不是模拟现实世界,而只不过是解释现实世界的某种特征。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不幸的是,这个“模型”太复杂了,复杂得难以理解。从解释现实世界的某种特征这一目的出发,我们必须要对现实世界加以简化。上面所叙述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简要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在阐述科学理论的时候,对现实世界所作简化的合理性会有程度之分。在这里,“所探讨的问题”是判断合理性的根据。如果一个简化性的假定使得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答案,那么,这样的简化是不合理的;如果相反,所作的简化是合理的。尽管这时的模型仍然是“缺乏现实性”的,但是,此时的缺乏现实性应当被认为是模型的优点,因为,此时的模型十分清楚地把我们所关注的效应凸现出来(把这些效应与纷繁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所以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数理经济模型,都逃避不了要对现实世界做出若干简化性的假定。顺便提一下,在应用数学领域,人们有时会考虑经济问题的数学建模课题。此时,研究目标是,依据所构建的数学模型来求得我们所关心的数学解。例如,谭永基把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要求导出下面的解:在一定的总成本下,怎样分配投资和劳动可以使产量最大;或是,在一定的产量下,怎样分配投资和劳动可以使成本最省[4]。在这里,对于所推出的结果,研究人员应当负责任地说明,这些结果是在何种假定下推出来的;另外,这里所推导的结果究竟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似乎值得怀疑,因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设定的“简化世界”距离现实太远了。

三、基于估计因果效应研究目标的

计量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本文只考虑回归模型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功用是:预测、控制、进行因果效应估计①(测算某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的功能要求下,对于模型的构造有不同的标准。本文要讨论的是基于估计因果效应这一目标,对计量经济模型所提出的要求。从原则上说,为了在变量的因果关系中确定各个变量的影响效应,所用的模型应当是现实世界本身。拿经济增长模型来说,假若我们有一个描述经济增长的现实世界的模型,那么,对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它就会确定地反映出该时空下每个原因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把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的全部因素无遗漏地列举出来,我们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无法避免地要漏掉一些变量。由于无法控制被漏掉的变量的值,因而把某一时空下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值输入以后所算出的该时空的经济增长数值与实际数字之间会有一个误差(它的大小事先不能确定,是一个随机项)。所以,计量经济模型一定会有一个随机项,它是计量经济模型对现实世界所作的模拟与真实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数理经济模型没有这样的项,因为,数理经济模型旨在设计一个简化的世界来解释某一个问题,而不是用来测算现实世界。那么,用于估计因果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应当满足何种要求呢?仍然拿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它的随机项里会包括被遗漏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两种类型的因素:一类是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另一类是大量均匀小的偶然性的影响因素。假若把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当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那么,被该函数假定为外生的储蓄率、折旧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等变量便属于随机项里面的第一类影响因素。除此以外,在这个模型的随机项里边,还包含有许多其它的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讲过,经济增长有四个重要的源泉:资本品积累(投资)的增加;劳动力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变革[5]。这里,所谓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指的是把资源(例如劳动)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如传统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现代制造业。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只有一种产品,当然不会考虑资源在部门间转移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个变量被放在了随机项之中。再如,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了一个封闭的经济,可是,现代经济都是开放经济。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投资水平由国内储蓄水平决定,投资等于储蓄,没有更多的储蓄,投资便不能增加;相反,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因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借款来为其投资提供资金。于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联系这个变量被放在了随机项之中。又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公共支出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可是,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没有政府。于是,这些变量也被放在了随机项之中。除了这三个变量之外,还可以举出更多。这就是说,当我们把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当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的时候,在模型的随机项里面,一方面包含有大量均匀小的偶然性影响因素,另一方面还包含有许多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其中的均匀小的偶然性影响因素,各自一方面与模型的结果变量(因变量)Y相关,另一方面与模型的解释变量(自变量)K以及AL独立;而其中的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中,会有一些既与Y相关,又与K、AL或其中的某一个相关。对上述后一类变量,即遗漏在模型外边的(因而包含在随机项中的)既与因变量相关又与自变量相关的变量,计量经济学给予特别的关注,专门把它们叫做遗漏变量。当使用计量经济模型测算因果效应的时候,如果存在遗漏变量,会得出错误的因果效应结论。

人们熟知,做线性回归分析时,对模型的随机项有若干条假定,其中的一条是:随机项的期望值为。当随机项期望值为时,我们所得到的模型回归系数的最小平方估计量是无偏的,反之,估计量有偏。什么时候会发生随机项期望值不为的情况呢?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H.斯托克和马克·W.沃特森[6]97-97,122-123指出,当模型外存在遗漏变量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当模型外存在遗漏变量的时候,回归系数的最小平方估计量有偏,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并不是对总体的正确的估计。这就是计量经济分析中的遗漏变量效应。可见,用于估计因果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应当满足的要求是:模型外不存在遗漏变量,或者说,应当仔细地找出遗漏变量,尽可能把它们都纳入模型。对于一些无法观测的遗漏变量,计量经济学开发了处理它们的若干种办法,例如,面板数据回归,工具变量回归,设计准实验等[6]16-161,177-192,216-276。有的研究人员在建立了他所需要的模型以后,不考虑模型中随机项的期望值是否真的是,而武断地声明,假定自己模型随机项的期望值为。其实,在回归分析的教科书中阐述关于模型随机项的假定的时候,所用的“假定”一词的含义,并不是这个词通常的词义。“假定”一词通常的词义是指:我们对事物的状态所做的某种与真实状态相悖的设定,或者是当我们并不了解真实状态时所做的某种猜想性的设定。然而,回归分析中的“假定”一词却不是这个意思。回归分析教科书中所提出的模型随机项的假定,指的是正确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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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数理经济模型来充当计量经济模型的风险在于:数理经济模型要对现实世界加以简化,也就是,要把因变量的某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假定为不变,当我们把该模型充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时,只要这些被假定为不变的因素与模型内的自变量相关,它们就成为计量经济模型的遗漏变量,从而导致遗漏变量效应。

由遗漏变量效应所导致的回归系数最小平方估计量的偏差大小由随机项与模型中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大小决定,相关程度越大,偏差就越大。因此,测算因果效应时,至少应当把与模型中自变量相关程度大的遗漏变量仔细地找出来,将其纳入模型。本论文由无忧整理提供回到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上来: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初级的生产函数模型,在经济学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模型对于解释经济增长的缺陷,因此在其后才陆续提出了若干进一步的模型。后来提出的模型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较之索洛-斯旺模型要小。我们为什么不使用与现实世界距离小些的较为复杂的模型而偏要用假定性明显过大的索洛-斯旺模型呢?

有的研究人员用计量经济分析手段对数理经济模型进行“实证”。他们用样本数据估计了模型的回归系数,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统计检验,如果统计检验被通过了,就认为数理经济模型获得了证实。事实上,当我们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去“实证”一个数理经济模型时,只能证伪,不能证实。为什么呢?无疑,所有的数理经济模型都是因果关系模型,那末,所谓实证,首先就是要证明因果关系成立。计量经济分析有能力完成“X与Y统计独立还是统计相依”的检验,然而,如黄芳铭指出的,要想把“X与Y统计相依”的论断引申为“X与Y具有因果关系”,必须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无关的影响变量必须被排除”[7]。

对于计量经济模型来说,这个要求意味着模型外没有遗漏变量(或模型随机项的期望值为)。但是,计量经济研究中所使用的样本数据都是调查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是否满足“模型外没有遗漏变量(或模型随机项的期望值为)”的要求,在统计上是无法获得证明的。因此,当一个统计检验拒绝了“总体回归系数等于”的零假设的时候,充其量只能说明该自变量与因变量统计相依,而始终无法说明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假若得到相反的检验结论———“总体回归系数等于”的零假设无法被拒绝,那倒是可以说明把该自变量做为因变量的一个原因放入数量经济模型是错误的。

四、基于预测任务的计量经济模型

当计量经济模型的任务是用于预测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估计的回归系数有没有因果解释能力,是不是无偏;此时我们所关心的是模型的预测能力,即:模型是不是能够生成可靠的预测值。有的时候,遗漏变量效应使得一个模型对于测算因果效应是无用的,但是它仍然可以用于预测[6]。怎样从统计上来评价一个模型的预测能力呢?直观地说,这可以用“预测误差”的大小来衡量。预测误差的大小可以用均方预测误差来描述,它是若干期的预测值与相应实际值的离差平方的平均值。将它与回归分析中熟知的均方残差对照,可以看出,后者也大致地提供了模型的预测误差的信息。另一方面,还可以考察在因变量样本数据的总变差平方和中,有多大的比例可以由回归来解释,这个比例越大,模型的预测能力便越强。显然,它就是判定系数R2。由于R2可以换算成F统计量,所以,也可以用F统计量来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F统计量的值越大,模型的预测能力越强)。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不是一个好的预测模型呢?这需要经过自变量选择的操作才能最后作结论。我们来考察一下两种常用的选择回归自变量的方法[8]:回归选元法和逐步回归法。回归选元的做法是:列出所有可能的自变量,再列出由它们所组成的所有的一元回归模型,所有的二元回归模型,等等,然后构造适当的统计量来设法找出其中使预测误差“接近最小”的模型(进一步缩小预测误差能够缩小的量与相应地需要增加模型的自变量所带来的难度相权衡,不值得再增加更多的自变量)。逐步回归的做法是:列出所有可能的自变量,再列出由它们所组成的所有的一元回归模型(每一个模型中的自变量称作该模型的初始自变量);计算每一个一元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把其中F值最大的那个模型的初始自变量分别加到其他的一元模型中去,形成一个个二元模型;对每一个二元模型计算针对该模型初始自变量的偏F统计量,把其中偏F值最大的那个模型的初始自变量分别加到其他的二元模型中去,形成一个个三元模型;如此逐步进行下去。在这里,针对某一个自变量的偏F统计量的分子度量了把这个自变量加入模型后对于解释总变差平方和做出的贡献。

在逐步回归的操作中,事先规定偏F统计量的一个水平,当逐步回归进行到这样一个阶段时程序终止:在该阶段所算出的各个回归模型针对其初始自变量的各个偏F统计量中最大的那个值低于事先规定的偏F统计量水平,这表明,相应的那个自变量进入模型被认为对于提高预测能力是没有充分帮助的,所以逐步回归所选择的模型到上一个阶段为止,无必要继续为模型增加自变量了。通过考察回归选元法和逐步回归法我们看到,选择回归自变量时,不管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首先要把所有可能的自变量全部列出来,然后才谈得到设法选择预测能力优良而自变量又尽可能少的模型。可见,那种直接搬用数理经济学里面的某一个经济增长函数用来充当预测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在估计因果效应和预测这两种不同的任务下,对计量经济模型有不同的要求。上文指出了二者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估计因果效应时要强调回归系数的因果解释能力,所以特别关注并且要设法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回归系数估计量的偏差;在预测时所关心的是模型的预测能力,在不影响模型预测能力的前提下,遗漏变量、回归系数估计量有偏,都是允许的。下面补充指出二者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估计因果效应时强调,模型中的自变量必须真正是引起因变量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模型必须真正是因果关系模型;在预测时则允许模型中的自变量并不一定是因变量的原因,它只要是和因变量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因而表现为统计相依就可以了(于是,在进行自变量筛选起步时所列出的自变量,除了直接因果关系变量以外,还会有间接因果关系变量)。

五、简短的结论

数理经济模型为计量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但是,不能直接简单地把数理经济模型当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由于计量经济分析所使用的样本数据都是调查数据,在这种条件下,计量经济分析无法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所能够做的事情只能是,针对经济学中所论证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来测算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具体的因果关系效应;本论文由无忧整理提供当构造一个旨在测算因果关系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时,应当力求做到模型外没有遗漏变量,因为,遗漏变量的存在会导致因果关系效应的测算发生错误;计量经济分析还具有预测的功能,当构造一个旨在完成预测任务的计量经济模型时,所关注的是模型的预测功能,此时,允许模型外存在遗漏变量,也允许模型中的自变量只是和因变量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而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构建预测模型时应首先把所有可能充当预测

变量的自变量全部列出来,然后设法筛选出具有优良预测功能而所使用的预测变量又尽可能简约的模型。

篇8：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的数理模型分析

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的数理模型分析

一、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

司法及司法活动的产生源于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而司法公正则是人类社会及社会公众群体对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的质量要求和最终需求。纵观人类社会司法活动的演变进程，不难看出，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明晰地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一即由最初阶段的仅仅单纯地追求“结果正义”到因对“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认识转而追求“有效率价值的正义”再到追求“以效率为核心的正义”。可以认为，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层次的不断提升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人们对社会正义认识的不断深刻以及对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效率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密切相关的。当然，这种追求提升的物质基础和最深刻的根源则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司法公正是法制社会永恒的追求，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追求正如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一样，是一个渐进的并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度以及同一国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司法公正的价值和取向是不尽相同的，其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从人类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认识、需求、要求和追求的发展过程着眼，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单纯追求结果公正；（实体公正）的阶段；二是对司法公正的程序内涵和效率价值的意识觉醒和认识的深化并追求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阶段；三是形成司法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和生命线的观念并不懈追求以效率为中心的司法公正阶段。需要明确指出；上述阶段划分是以人类法制文明的总体发展为坐标并以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和法制发达国家为范例加以归纳总结而得出的结论。由于不同国家各自法制的历史、法制的现状千差万别，其所处的阶段以及同一阶段的发展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已成为以现代司法理念为基石构建的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二、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上文论及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以及司法效率在司法公正中的核心地位。英国有句名谚：“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这句法律谚语深刻揭示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同一性。可以认为；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相互关系中，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是直接关联的，是程序公正的核心，并通过司法程序作用于诉讼的实体结果，最终成为司法公正（。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核心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首先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其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方可转化为实体公正价值的实现。程序不公的司法效率不是公正的效率，也注定不能保障实现实体公正的目标。

笔者认为，对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认识的核心和关键是对两者统一共有的本质的认识。准确地讲，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的重要本质和共同价值应在于它们在对社会正义追求的互动中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动态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所对应的一种司法状态即是司法制度所寻求的价值目标实现的最大化。当人们对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权衡和取舍偏离这个平衡点的时候，就会出现对司法的价值目标的偏离甚至背离，并且偏离平衡点的程度与司法的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成反比。因而，寻找平衡点和缩小偏离度的过程就是谋求司法价值目标最大化的过程，也恰恰是人类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正义的过程。由于任何正义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纯粹的、绝对的正义，因此，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只能而且必须理性地寻求其最大化，而对纯粹的、绝对的社会正义的追求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和理想目标。同时，正因为人类在对社会正义的理想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才使社会正义最大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三、司法效率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在明确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客观辩证统一关系和本质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要思索一个重要问题“即司法效率的内涵是什么？要充分认识司法效率的内涵，必须首先明确几个概念，即司法成本、司法效益、司法效率，以及与程序公正的辩证关系。

司法成本是指诉讼活动中对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投入的总和，其中包含诉讼时间的耗费。司法效益是指通过司法活动而达到的司法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地讲就是司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经济效果等方面的综合性结果。其中包括有形的结果（如法律效果、经济效果），也包括无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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