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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法的理想/卓泽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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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法的理想/卓泽渊

篇1：民主是法的理想/卓泽渊

11月2日 21:08 检察日报月10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不过是“为民做主”、“民众之主”

而已，作为法的理想的“民主”则是由西方人创设的。古希腊人将

“人民”与“权力”结合成“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

“多数人的统治”。历史发展到现代，民主是指一定的国家制度、社

会成员的权利自由，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民主作风、社会普遍的民主

意识；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管理民主、

决策民主、监督民主；它以法定民主为基本内容，以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为主要支柱。

法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始终把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法是国家意志

的重要表现形式。法所体现的`意志既不是个别人的意志，也不是少数

人的意志，而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这种整体意志、共

同意志的形成，必须依赖民主，也体现着民主。在特定历史时期，也

可能有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占主导地位。如果这种个别人、少数人

意志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相吻合，这种个别人、少数人

意志并不仅是个别人的或少数人的，而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如果

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意志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相左、相

对立，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意志就会遭到整个统治阶级的反对，就会

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修正、否定或取代，严重时可能导致个别人

或少数人被“推翻”，被“赶下台”，被“换马”。一般地说，法不

应是个别人、少数人意志的体现，只有在严重的专横、专制时期，个

别人意志、少数人意志才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以法的形式成立。这种个

别人、少数人意志主宰国家的局面，无疑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社会的

惨祸，它历来受到文明、法制和法治的否定，受到民主的批判。法是

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共同意志的体现。法的本质的这一命题与“民主

乃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求完全一致。这种“多数”，可能是绝对多数，

也可能是相对多数，但至少必须是统治者内部的多数。所以，可以说

民主乃法的本质性内在要求。离开了民主，法就失去了应有的本质，

法就不能成其为真正的法。从这个意义上，民主是法产生的前提和存

在的依据，是法的理想与追求。

法的良性发展要求它始终把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法从其产生以

来，就不断经历着变革、创新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否正常，对于人类

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何以保证发展的正常?历史的经验和教

训都表明，其保证只有一个――民主。因为民主能集中多数人的智慧，

民主比专制与集权更接近真理，更加科学，更能趋善远恶，更加符合

正义。只有依靠民主，才能使法律的变革是从不完善到完善，而不是

从完善到不完善，或者从不完善到更不完善；才能使法律的创新是人

类进步的反映，而不是人类倒退的记录。民主是法的理想，如果说是

源于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其实，倒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真理、科学、

善良与正义的向往。

篇2：法治的无奈/卓泽渊

检察日报年08月10日

许多关于法治的宣传，往往使人觉得法治是无所不能的圣物。如

果我们这样简单地认识法治，就难免在遇到无奈的情形下，会对法治

产生最轻率的怀疑。其实法治并非万能，而且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无奈

之中。对此我们应当有最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于法治的选

择是源于理性而不是盲从，因为只有理性的认识才可能被理性地固守。

就法治来说，首先就是，它自己的文化基础不能依靠自己得以建

立。任何法治都需要必要的文化基础，但任何法治都不可能为自己的

存在建立一个必要的文化基础。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

成自己的既有文化，这种既有文化具有保守的、不容易改变的性质。

众多的民族文化中，有的文化适宜法治的生成与发展，有的则不适合

法治的生成与发展。对于没有法治文化基础的民族，他们要建设法治

就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使之适合法治的生成与发展，

而这个变革与发展，法治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恐怕是法治的一个极

大的无奈。

其次，法治的启动得依赖优秀的人物――社会精英的卓越贡献，

而无可奈何地在人治的基础上开始启动。也就是说法治的无奈在于法

治无法自行启动，并且必须借助于它所反对的人治。任何民族的法治

都是在一定程度人治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古希腊已经产生了关于法

治的思想和理论，那么这些思想和理论也是面对人治弊病，对人治予

以批判的'成果。如果说，古罗马存在关于法治的某种社会实践，那么

它的启动也离不开古罗马优秀人物的重要作用。至于资产阶级的法治，

如果没有那些优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产生和发展是无法想象的

。当法治启动的这种人治基础不具备时，法治就无可索求。法治启动

的这种尴尬，显然也是法治的无奈。

第三，法治不会是完美无缺的。法治只是相对于人治、德治、礼

治有它成功和优越的地方，但并不决然是最好的或完美无缺的。追求

完美，是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然而人们总是看到，完美的法治只能是

期望而非现实，这就为法治被人所诟病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如果人们

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否定人治、弘扬法治时，人们弃人

治而求完美的心理就无法获得满足。面对不完美的法治，甚至还会引

发轻率者对于法治的责难与敌视。这岂不是法治之又一无奈。

第四，法治无法取代道德、纪律等其他社会规范。法律作为一种

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

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社会基本的规则，它不

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

那只是一种空想。就纪律来说，它是一定组织内部的规则，只要它不

违反法律，得到一定组织形式的认可，就具有自己的效力，并在一定

的组织内发挥作用。在一定组织内部最经常发挥作用的常常不是法律，

而是纪律。法治不仅不排斥道德与纪律，而且还是以道德与纪律的存

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

他社会规范所取代，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篇3：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卓泽渊

检察日报10月1日

中国法理学将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都关注的时代课题之一。根据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和趋势，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理学――

一、将从统一发展走向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之间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中国法理学在本世纪初创，发展到现在，其主流基本上是统一的。在前五十年，基本上统一于移植的西方法理学模式。在后五十年中，则经历了模仿、冻结、恢复、改革和初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文革”后，我国法理学以恢复“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发端，作出了将其变更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改革。随后，中国法理学开始了以“法学基础理论”为主旋律的统一发展。其线索，一是法理学研究的发展，二是法理学教材的发展。从研究来看，经历了恢复、反思、创新三个阶段。研究的成果大多数被不断更新的法理学教材所吸收、固化。如果说法理学研究侧重的是多元发展，法理学教材则侧重的是综合统一。法理学统一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在二十一世纪，这种状况还将继续，进而形成“多元发展”作龙头、“综合发展”稳步跟进的总体态势。这既符合理论发展的逻辑，也是由学术研究与教材发展的关系、独立教材与统编教材的性质所决定的。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将在多元发展的带动下，相互促进，进而促进整个法理学的发展。二、将从既有理论走向保存精华与开拓创新相互结合，可望形成不同的法理学学派。中国法理学的既有理论，是中国从古以来所产生、形成、借鉴、吸收，延续至今的法学一般理论、观点的总和。对于既有的法学理论，要进行的不是抛弃，而是审视和吸收；不是固守，而是继承和发展。既有的法学理论中包含着一代又一代法学家智慧的结晶，其中不乏精华。既有法学理论是未来法学理论萌生的前提和基础。彻底否定了既有法学理论，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新的法学理论存在的依据。新的法学理论并不是与既有法学理论绝对对立的两个事物，它仅是既有法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毋庸置疑地包含着既有法学理论的优秀部分。因而，既有法学理论，不论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从苏联、西方得来的舶来品，还是结合中国国情的独创，都应受到理性的善待。

在新世纪，中国法理学尤其需要开拓创新。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新型政治体制的建立，随着一国两制的推行和法律全球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必然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

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经受着如何保存既有精华与如何开拓创新的历史考验。由于创新路径、方法、着眼点的差异，不同的法理学学派将由此而产生，法理学也将因此而更加繁荣。

三、将从历史积淀的现实走向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对立统一。现有的中国法理学主要是苏联法理学、西方法理学与中国原有法理学思想相碰撞而积淀形成的。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法理学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经济状况，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必然会制约中国的法理学状况，不仅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过去，而且也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的文化状况，包括法律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等都会影响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他们尤其主导着中国法理学的价值取向，进而渗透进法理学的各个方面，乃至浸润整个法学。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同样会给中国法理学以深深的烙印。中国法理学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无法否认的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的前后相因的传承关系，所传递和保留的必然有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因为它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它才得以在世界法理学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世界法理学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法理学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有一个融入世界大潮的问题。开放的中国法理学必然、也必须走向世界。

中国法理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它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保留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法理学走向新世纪的对立统一之路。四、将从法理学独自发展走向概括部门法学与指导部门法学二者并重。部门法学是法理学的实证来源和经验支持，它们为法理学的发展提供实践材料。法理学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概括，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指导；应是部门法学的力量基础，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升华。法理学必须处于科学的位置，担负起应有的理论责任。长期以来，中国法理学却无视部门法学的`发展与要求，我行我素，以致形成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各自发展、相互封闭的畸形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部门法学有一定责任之外，主要的责任还应归之于法理学本身。如果法理学有足够的能力，对部门法学既概括又指导，那么，部门法学也就不会无视法理学的存在及其发展。由于法理学自身发展水平的局限，其作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即使部门法学由于缺乏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而显得肤浅，也使法理学由于不能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而显得难堪；既阻碍了部门法学的发展，也禁锢了法理学的活力。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中，它概括部门法学、指导部门法学的形象已经初露端倪。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尤其是经过法理学家的辛勤耕耘，下世纪，实现法理学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的目标，已为期不远。

五、将从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走向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时代交替和使命转换。中国法理学在经历了历史浩劫后，恢复它的是历经苦难的老一代法理学家。他们或参与了共和国法制和法学的缔造，或直接求学于苏联或苏联专家。风风雨雨，使他们备受创伤。一旦春风徐来，他们就强忍着满身伤痛，重振精神，为中国法理学的恢复不辞辛劳，为中国法理学的反思殚精竭虑，为中国法理学的创新赴汤蹈火。应当肯定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家是极其悲壮，极其可敬可佩的。在所有法学家中，法理学家所受的创伤最重，所冒的风险最大。每当回想起中国法理学的重创历程，我们不能不向老一代法理学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现在，老一代法理学家大多数年事已高。在他们的教导下，新一代中青年法理学家已崭露头角。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着时代的交替。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的法理学领域，自然地出现了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学术队伍新格局。

值此世纪之交出现的法理学家的新老更替，不仅仅是年龄结构的调整，更是学术使命的转换。如果说老一代法理学家的历史使命主要是重创中国法理学，那么新世纪的青年一代法理学家的使命则主要是更新中国法理学，使中国法理学在新的世纪获得新的创新和发展。

篇4：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卓泽渊

《法学研究动态》第10期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非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标志。尤其是探讨和认识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与我国以前和现在所不同的特征，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应当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与我国以前和现在相区别。本文不揣冒昧，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请教于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内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与否，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民主与否。一个为专制、集权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绝无民主可言的。无论这个法律的名称、形式多么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在有时也会表现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赋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处确认民主，在彼处否定民主。在总则中赋予民主，在分则中剥夺民主；在字面上确认民主，在行动中否定民主。仅有的些许“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立法内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之下的。没有内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同时立法内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来保障的，没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没有立法内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就权力的倾向来看，

任何权力要完全、自觉地以民主为依归，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实际上是立法民主的条件和保障。

如何实现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应当是民主产生的。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尽可能地扩大直选的范围，使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围上自主地选择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次，立法机关的成员应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他们不应是简单的英雄模范，他们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否则，即使他们是英雄模范，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但也不能由其担任人民代表，因为他们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难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应是“多数人决定”的意思。其过程应能让其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民主的结果是通过民主的过程作出的，必要时，可以扩大范围在立法机关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机关之外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立法的内容应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前面三个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立法内容的民主服务的。为了确保立法民主，我们还要设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错误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国家的立法实践。民主的进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法民主的发展如同整个民主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来的法治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大立法民主，发展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长期坚持。

三、法治完备：我国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法律制度的完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国，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有着重视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到应有的位置。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着从上与崇上的文化传统。而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从近代以来，逐步成为了“上”意（并不一定违反民意，有时也与民意一致）的表现，因此从上与崇上的心态，对于强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法制建设，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明确性的特点，便于人们掌握与运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法治国家建设中因误解而发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最后是因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没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谈及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方面与重要内容。

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应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并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法制有一个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映，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备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一直欠帐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设尚未完成，体制改革、对外开庭和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又大量产生。通过一定的立法积累，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因此，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还很严重，很多问题还于法无据。无法可依还是法制建设的一大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法制完备应当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司法机关能够始终赢得群众，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个是否有着司法公正的问题。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赢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决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简省诉讼程序，许多案件都可以通过一审终结，较快地解决纠纷，否则就必然会导致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发生，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加快频率的社会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

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

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