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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集命名的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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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集命名的的含义

篇1：鲁迅杂文集命名的的含义

鲁迅杂文集命名的的含义

鲁迅先生杂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反语，或引用，或拆字，诙谐风趣，精辟深沉。搞清楚这些杂文集命名的含义，对于深刻理解先生杂文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就中学教材涉及的杂文集的命名作一介绍。

1925年编定的《华盖集》。关于此杂文集名，先生解释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先生杂文的锋芒大多指向反动政府及当时的一些所谓学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帮凶的围攻。先生将此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在调侃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

1926年编定的《坟》。先生说：“过去已经过去，婶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先生将自己的杂文说成是“糟粕”，当然是谦虚之语，但是对那些反动派及御用文人，“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道出了“坟”这一比喻的内涵。先生又说，“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1928年编定的《而已集》。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这个虚词“而已”虚中有实，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真可谓“出离愤怒”了。

1932年编定的《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恶毒攻击先生“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等，并以“贰臣”讽刺先生。对此，先生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丑恶面孔。以“二心”作集名，既是针锋相对的反击，又是向对方作出宣告：自己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1934年编定的《南腔北调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发表了署名为“美子”的一篇文章《作家素描》，其中写到：“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对此，先生反击道：“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昆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此番话表明了先生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讨好主子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于诙谐之中，寄托了对“美子”之类敌人的嘲讽鄙视。

篇2：鲁迅杂文集读书笔记

鲁迅先生是位爱国人士，他年轻时有志于当一名医生，但他看到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同胞看到同族人被砍头时麻木的表情时，他放弃从医，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他以文学的形式改变他们的精神。

初中时，学过他的《闰土》，小说则与杂文有着很大的不同，故事情节看的明白，却是非常悲哀的，封建社会的身份地位，礼仪文化，使一代代人有童年的天真活泼，变成中年的疏远陌生。友情逐渐被扼杀，是很残酷的。

鲁迅的杂文集里处处可以看到他批判统治者的封闭守旧，禁锢人民的思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把国家比作密不透风的铁笼，人民则是快要闷死却浑然不知的愚民，自己则是叫愚民起来的人。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处于封建社会走向末期，外国列强纷纷侵入中国。而中国政府却无动于衷，只是一味地接受不平等条约，却还不打开国门。

鲁迅先生的杂文，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记载着他对当时的社会动态的批判，自己生活的成长与对社会看法的转变，与朋友的谈天等等。正是这种真情实感，才使这么看过鲁迅文章的人民醒悟过来，，为新革命砌好了几块垫脚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反映出鲁迅先生坚强的个性，执着唤起人民清醒的觉悟。鲁迅先生的这种品质也体现在字里行间，否则他早就承受不了寂寞与悲哀了。

现在读读他的杂文，也不尽能读出它的全部韵味，有时可能还不太理解他的隐喻意与批判点，所谓一个时代培养一辈人。挖掘鲁迅文章的深层含义还得多多阅读几遍。

篇3：鲁迅杂文集读书笔记

这本《鲁迅的经典杂文集》是由鲁迅先生所写。鲁迅先生把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生用笔杆子当作利器，对敌人冷嘲热讽，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对敌人必须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必须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出国留学之后，依然不忘为人民服务。1936年8月19日，一代大文豪鲁迅逝世了。

《鲁迅的经典杂文集》分为《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己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等》《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在这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华盖集》中《忽然想到》，我读完了这篇《忽然想到》，我的感想是，当时社会中，当八国联军在火烧圆明园时，当日本的铁蹄践踏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时，中国有很多人非但没有觉醒。而且被欺负的人并不是打败践踏中国的人，而是欺负比他们更加弱小的人。面对敌人，没有一个人敢于“狂喊”。大敌当前，没有一个人为中国人说几句话，这叫做同胞？我们面对不平的事情，就应该敢怒敢言，为我们争取应有的权利。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真的十分悲哀。对于敌人的暴行，每一个人都是以沉默来回应这可恶的暴行。敢于怒，而不敢言，这就说明了国人缺乏勇气，当时还有人成为了日伪，真是可恶。懦弱到这种地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我们可以适当地妥协，但不能缺乏勇气，不敢于敢怒敢言。

同胞的定义是什么？是同一个国家或民族。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更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啊！那我们就应该履行我们作为同胞的义务。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中国国耻。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好好学习，努力读书，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在这本书之中，我最喜欢的文章还有《读书杂谈》。我认为鲁迅说的对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一个人变成了书橱之后，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又有什么用。所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知道，世界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就是书，没有了书，人类的知识经验也就很难传播，由此可见，书很重要，但不能只看书，不思考。比方说，一本书上说，《水浒传》是偷盗之书，不能去看。难道说，正如它说，《水浒传》真是如此吗？

篇4：鲁迅杂文集读书笔记

读《鲁迅杂文精选》，我没有潜心研究鲁迅写杂文的艺术手法，而是被鲁迅一字一句中透出的浓烈郁勃、无拘无束、实话实说的豪放性情所感染了。有什么写什么，是他写作的最大特点——真。这是唤醒旧中国正昏昏沉睡的文学志士的良药，是把掩盖真相的敌人与糊涂的旧中国消灭的武器。即使是在看古铜镜子时，他还能发现当时封建保守的旧思想，揭示旧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不能虚心学习外国文化。

他是一个激情派的作家，同时他又是十分严肃严谨的，他的思想是深邃无比的。在《玩偶之家》这个话剧给人的震撼背后，他却出乎意料地写出了《娜拉走后怎样》明确地指出一颗觉醒的心并无力改变女人玩偶一样的地位，只有要求经济权才是关键；雷峰塔倒掉后，他辛辣地讽刺中国人奴才式的破坏与“盗寇式的破坏”（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又继续颇满无奈地嘲笑了一种“合群、爱国的自大”（随感录三十八）。鲁迅永远把公众看来是平常事的另外陈腐、病态、丑恶、龌龊的一面无情地展示出来。他用深邃的思想当指南针，永远地走在大家的前面，指引着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他写道：“‘狂飙文豪’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是深得捣鬼正脉的。”（捣鬼心传）鲁迅从来对他人得讽刺都是不羞不恼、不以为然、安然面对。竟然在文章中加入了这些他人对自己的讽刺，流畅自然、真真切切，其中稍加一点小戏谑，这也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风格。鲁迅写杂文不精雕细琢，而如行云流水一般真切自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让我们在品他的文章之外，也感受到他“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闪光灵魂。

在无尽的黑暗中，总会有一丝光明，而光明终将吞噬黑暗，走向幸福的未来。鲁迅便是新中国作为光明的火苗慢慢燃烧壮大的起点。鲁迅的精神可能已经成为“中国魂”了。虽不曾、却可能还有像鲁迅这样的人把中国人民带进更远更高的文明之中！

篇5：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通信》

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通信》

通信〔1〕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2〕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3〕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土耳其鸡〔15〕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这回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4〕指国x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5〕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7〕“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392页注〔6〕。

〔8〕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9〕《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10〕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11〕“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13〕指国x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L.Y.，即所谓“左派青年团”;T.Y.，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14〕指所谓“士的派”(又称“树的党”)，国x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Stick(手杖、棍子)的音译。

〔15〕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16〕《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参看本卷第237页注〔25〕。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篇6：鲁迅杂文集:《穷人》小引

鲁迅杂文集:《穷人》小引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鲁迅即刻成为大家的杂文作品。

《穷人》小引〔1〕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2〕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3〕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4〕。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5〕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6〕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7〕为之狂喜，培林斯基〔8〕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9〕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10〕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11〕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ConstanceGarnett〔12〕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ModernLibra-ry〔13〕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14〕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15〕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16〕癗曙梦〔17〕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的读者觉得烦难，现在就在此略加解释。那姓名全写起来，是总有三个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这书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称他马加尔亚列舍维奇，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儿子马加尔，是客气的称呼;亲昵的人就只称名，声音还有变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尔瓦拉亚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女儿瓦尔瓦拉;有时叫她瓦兰加，则是瓦尔瓦拉的音变，也就是亲昵的称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鲁迅记于东壁下。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

《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六年。韦丛芜的译本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2〕陀思妥夫斯基(W.X.ETIVTMNIYJZ，1821—1881) 通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3〕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

〔4〕 “残酷的天才” 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5〕正教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6〕 “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拔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7〕格里戈洛维奇(E.G.[RJTRTNJ]，1822—1900)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MYRHITN，1821—1878)，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

〔8〕培林斯基(G.[.GMJUIYJZ，1811—1848)通译别林斯基，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著有《文学的幻想》、《论普希金的作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9〕“谦逊之力”见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