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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国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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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国情特色（共9篇）由网友“拿青”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国情特色，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国情特色

篇1：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国情特色

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国情特色

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的经济理论过去、现在、将来均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实际.21世纪初叶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特色,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作者：陈端计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刊名：探索 PKU英文刊名：PROBE 年，卷(期)： “”(4) 分类号：F20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西方经济学国情特色

篇2：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国情特色及路径选择

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国情特色及路径选择

作者：陈端计 Chen Duanji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刊名：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LI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年，卷(期)：2003 “”(2) 分类号：F120.3 关键词：中国经济宏观经济调控西方经济学国情特色路径选择

篇3：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知识结构是怎样产生、形成和改变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导探讨的问题.来自知识社会学的解释说:知识状况的改变一般说来取决于外在于知识本身的某些社会要素的更动.历史知识的结构性转换当然也是这样.但也不能否认,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有时也来源于某些极其特殊的.机缘.例如,本世纪初叶那些并不“必然”的史料大发现,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和想象.甲骨文的出土、敦煌石窟的暴露、青铜彝器的面世、“流沙坠简”的重见天日和内阁大库档案资料的救出,这些一个跟着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发现,迫使史学家们重写了许多历史.

作者：王学典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刊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 分类号：关键词：

篇4：21世纪初叶中国贫困形势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21世纪初叶中国贫困形势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反贫困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任务.21世纪初叶中国的贫困形势是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共存.本文针对我国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使反贫困走上法制化轨道、扶贫政策区域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优先的国家支持政策等对策.

作者：安树伟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山西,临汾,041004 刊名：中州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年，卷(期)： “”(1) 分类号：F061.3 关键词：反贫困形势对策

篇5：21世纪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战略

21世纪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战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利用外资逐年增多,国际跨国公司的.触角日益伸到我国,我国企业也逐步国际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从无到有日益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我国跨国公司的产生、发展进行研究,重点探讨在21世纪中国作为WTO成员,如何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发展中的途径.

作者：魏允哲罗瑞生李艳作者单位：魏允哲(长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罗瑞生(长春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李艳(吉林大学,外贸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刊名：长春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年，卷(期)： 12(2) 分类号：F114.45 关键词：跨国公司发展战略核心竞争力

篇6：21世纪初叶启动中国经济的主要障碍与治理对策

21世纪初叶启动中国经济的主要障碍与治理对策

本文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启而不动的'主要障碍在于供给被动。21世纪初叶，启动中国经济的对策取向或基点选择是优化、提升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

作者：陈永作者单位：嘉应学院,财经系,广东,梅州,514015 刊名：嘉应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 年，卷(期)：2002 20(4) 分类号：F123.16 关键词：内需不足供给过剩供给被动供给主动

篇7：制约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率的因素论文

制约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率的因素论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列车虽然遇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但仍然保持高增长、低通胀运行，宏观大局基本平稳，获得了国际经济界的很高评价。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成绩。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随着政府调控操作的持续和深入，调控效率也出现了种种不如人意的情况。无论是政府基本取向的调控，例如积极提高内需的增长拉动；还是针对部门领域的调控，例如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增长；抑或是货币工具的调控，例如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趋势、调整汇率水平，等等，调控效率的到位水平都存在种种问题，有些政策甚至迟迟未能奏效。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宏观调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这种增长结构制约就像一个屏障，把调控政策的可能性效率限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以下仅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

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是影响和制约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

由此，我们选择了国民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组重要项目：工业企业利润、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单位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对它们20XX年到20XX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从20XX年到20XX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8年的平均年增长水平，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为30。5%，高居榜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也具有相当高的增长水平；城镇单位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为9。9%，远低于前两项的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8。7%和4。6%，居于同期最低位。GDP的同期平均年增长为8。9%。从积累角度考察国民收入增长结构，这也同时可以显示为是社会财富的增长结构。

另一项有关对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的研究数据，也为上述状况提供了一种印证。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1978年到1983年，劳动所得比重从42。1%上升到56。5%，之后从1983年到20XX年持续下降，其中只在1993年到中略有上升，20XX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这项研究数据还显示出，同期内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是持续大幅上升的。1978年，以经营盈余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在GDP的比例为57。9%，20XX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比重实际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

这种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状况，首先决定了政府管理当局最希望“提高内需拉动”，即较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力，是很难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20XX年的间，国内投资率的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的增长只有4。1%。1980年―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逐步下降，20XX年仅为52。1%。1991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XX年下降为38。2%。这种情况，显然是上述国民收入增长结构状况的必然结果。因为，维持宏观经济高增长的主导力量，肯定只能是投资而不会是社会消费。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告诉我们，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状态，而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永远是一个定量，当资本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长大幅持续提高时，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太多。

资本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30。5%的高位水平（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别），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货币当局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屡屡收效甚微。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下，降低25个或27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或者再高一点也罢，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再者，反过来说，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中等和中高收入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低收入层的增长明显迟缓，这就使当前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

从20XX年到20XX年，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统计：高收入、中高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15。23%、11%、9。31%、7。83%、5。35%。在这里，不但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增长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三个阶层，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层的平均差距也相当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20XX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在20XX年的年平均收入已经达到47000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3。62倍。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增长迟缓。

这种社会收入阶层的明显分化，常常使我们目前看到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甚至进退维谷。

这里仅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管理政策为例。近年来国内商品房的价格水平快速增长，引起普遍关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确有房地产企业高额盈利问题、市场操作失范问题、财政资源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问题、境外热钱炒作问题，等等，但我的分析说明，对这种商品房价格高位增长的基本性支撑，可能还是来自市场内部的需求增长力量。以20XX年和20XX年为例，国内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的销售价格指数上升最快，两年平均售价增长9。75%和9%，但同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20XX年—20XX年的平均增长分别为15。23%、11%、9。31%，仍然高于前者。这就提供了一个支持高增长价格买房的高增长收入群体，应当不存在买房基础的需求缺失的问题。这里的矛盾仅仅在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同期收入增长只有7。83%和5。35%，完全不能适应房价高速增长。由此，政府限制房价增长就很难奏效，因为存在市场需求的基本支撑；政府用控制售房面积来满足大多数人住房需求的办法也很难奏效，因为只要还是市场性房价就不可能满足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国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相当缓慢，第二产业仍然是高速增长的最强大支持，其产值比重甚至出现了稳中微升的状况，这就使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调控政策执行难度很大。

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强大支撑，这种基本增长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稳定和强化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进入新世纪的20XX年到2[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0，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是下降的，从20XX年的15%下降到20XX年的12%；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极小，20XX年为39%，之后在3个百分点上下变动，20XX年又回位到39%。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20XX年为39%，20XX年和20XX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20XX年之后逐步微升，20XX年上升到49%。结论是，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甚微，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稳中有升，对经济高速增长继续起着主导性支撑的作用。

这种三次产业结构增长格局的基本状况，就可以在更深层的经济原因上解释，为什么政府宏观调控关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政策，在执行力方面的难度很大。

例如关于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排放的政府调控目标很不理想，当然可以在法律法规、资源价格、生态补偿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在目前第二产业如此强劲的增长势头背景下，在目前第二产业的增长还需要依赖我们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主要不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是依赖资源产品、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活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再以控制土地开发政策为例，在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产值拉动如此强大的吸引下，对土地资源的扩张开发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仍然处在急剧扩张性发展时期，由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增长结构或许并非是不合理的，人为的改变结构恐怕很难，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个过程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既然增长结构已经成为影响宏观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改进的思路就应是：在调控政策实施中考虑增加结构性操作；积极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东西。

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实际上都是在既定增长结构条件下进行的。当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可以基本达到调控目标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增长结构的问题，但如果这种调控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总是较多偏离调控目标，对增长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由此考虑对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进行新的选择，或者进行部分新的选择，就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了。我认为思考当前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及其效率，就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候。

我们应当首先在政策实施中考虑进一步增加结构性操作的内容。例如利率工具的调控，如前所述，在工业企业利润高达30%的条件下，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很难避免，不断微调利率的办法值得商榷，如果有针对性的提高产能风险大的部门利率，其他部门利率水平不变，效果可能更好。又如政府的房地产管理政策，也需要考虑进行结构性调整，既然高速增长的商品房价格有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市场需求支撑，那么政府除了努力做好规范市场交易的法律法规外，市场房价变化似应不再纳入管理范围之内，政府的着力点应转而放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上。

以上分析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东西。在这里，第一需要重视的就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居高不下，并不代表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遍水平，恐怕主要是垄断部门的高额利润拉动，这不能算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财政的持续高速增长固然是好事情，但问题在于，大量积累的财政对公共需求、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增长没有明显的变化，公众没有从财政的大量增长中得到所预期的实惠，这怎么能避免社会公众对政府财富的大量增加持冷漠的态度呢？至于居民收入的项目大幅度低于工业企业利润和财政的增长，显然很不合理，需要认真改变。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很低，甚至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说明我们在经济增长成果平等享受和避免社会收入阶层过度分化方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收入水平持续较高增长当然是好事情，但不要忘记这三个收入等级的成员始终是中国社会人群的少数，乐观的估计为40%。由此，怎样积极改变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就不是涉及少数人的问题了。如果支撑中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家庭财富和家庭资本的增长、市场繁荣的增长始终只是这40%的人，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和谐发展和稳定持续增长就存在较大隐患。

篇8：21世纪中国医院信息化及其对策

21世纪中国医院信息化及其对策

汪海威（科虹公司）肖农，徐光远（庐江县人民医院）

摘要：本文论述了医院信息化的总体目标及当前医院信息化的热点，重点讨论了我国

医院信息化的对策，最后给出了当前医院信息化工作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医院信息化，医院信息系统，数字化医疗设备，远程会诊系统，对策

1、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已经进入各行各业和人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我国的医院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CT、MRI、彩超等大型的数字化医疗设备在医院中广泛使用，还可以看到从单机到计算机网络的各种医疗收费系统、管理系统和医疗信息处理系统等正在普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医院正在使用信息技术，改造许多传统的做法，并不断地进行创新。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得很快，而且医院随着自身的发展，也需要将各种新技术和医院的需要相结合，通过改造和创新，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病人、医护人员、行政办公人员，并提高医院的科研、技术水平。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世纪，因此，我国的医院也

应该以此为动力，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制定好自己的对策，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不断

创新。

2、医院信息化的总体目标

医院作为卫生系统的一个重要单位在信息化过程中有着极其复杂的需求，而医院作为社

会中的重要组成分子，也需要溶入信息社会中，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医院信息化的总体目标主要有：

(1) 改变医院的管理模式，以数字化管理、信息化管理为核心，形成先进的医院管理理

论和医院管理模式。

(2) 建立医院内部完善的医院信息处理系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病人和医护人员。

(3) 建立医院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4) 建立高度信息化的医疗研究与教学系统。

(5) 建立完善的医学交流体系，通过现代的通讯、信息手段，达到随心所欲的医学交流，可极大地推动医学的发展。

(6) 建立全面的信息化的医学咨询系统、健康咨询系统。

(7) 通过信息技术、现代化的设备，提供众多的特殊服务。如：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医

疗监控等。

(8) 进行智能化研究，提供医疗的智能化服务。

(9) 制定及完善医药信息学标准。

3、当前医院信息化的热点

由于国家卫生部启动了金卫工程，其基础是医院的信息化工作，所以，当

前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形成了许多热点。主要有以下热点：

(1) 建立医院信息系统

当前主要是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信息系统（HIS），该信息系统可对医院的主要业务

部门（包括门急诊、住院、药库、药房、医技及辅助科室等）进行较为全面的医疗管理和经

济管理。HIS 是医院信息化的`基础，也是医院信息化热点中的热点，但由于建设的水平不同，投资（物力、人力）的水平不同，我国医院中建立的医院信息系统的水平有着巨大的差异。

(2) 大型数字化医疗设备的引进及医疗图像信息的处理系统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医院纷纷引进先进的数字化的医疗设备，这些独立的系统虽然已经对医疗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如能进一步通过网络与计算机系统，将其连成一体，对其信息进行更好地处理，则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已研制了一些系统，在一些先进的医院中使用，并会迅速地成熟、发展和推广。

(3) 远程会诊系统

由于我国各级医院的医疗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为了使病人得到更好的诊治，远程会诊

系统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并迅速在众多医院开始投入实施，但这些远程会诊系统水平参差不

齐，有通过卫星进行联网，有通过Internet网进行联网，并且组织较为混乱，远程会诊系

统之间交流很少。远程会诊及今后的远程医疗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所以国家应对此进行良好

的组织，并确定有实力、有能力的公司进行完善的规划，会同相关的部门制定标准，采用各

种先进的技术来组织实施。

(4) 医院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智能化病房大楼、办公信息网络系统的迅速发展。

(5) 各种智能化的医疗诊断和检验系统得到迅速的使用。

(6) 通过Internet网络进行医学情报等的交流和各种医疗服务。

4、医院信息化的对策

由于我国的医院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不同，水平、规模不同，所以对医院信息化的

发展也会有不同的办法。我们认为，一般较好的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应该制定出医院信息化

发展的长期策略，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实施，这样才能在医院的信息化发展上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们认为医院信息化的对策如下：

(1) “一把手原则”

医院的信息化是医院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应该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所谓

的“一把手原则”，就是一把手要亲自抓，并且有专门的分管领导来具体主持医院的信息化

的工作，同时在医院中应该设有专门的机构及专门的工作人员，其人员的数量应该与医院的

需要相适应。

(2) 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由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所以需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并且随着计算机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该总体规划应随之而适当地变化，至于每一步的具

体实施，则应该制定出详细的方案，并经过充分地论证之后才进行实施。

(3) 竖立正确的观念

由于我国的医院过去计算机、信息化基础较差，并且熟悉或懂此方面的人才较少，尤其

是相关的领导干部，缺少此方面的知识，因此，领导需要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并具有

正确的观念。由于医院的领导一般都是医疗方面的专家，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只要有正确

的方法，领导们也就会很快形成正确的观念。

(4) 人才

医院信息化建设引进人才是关键，可采用各种方法，不拘一格引进和培养人才，并使他

们得到重用，发挥作用，医院应给予他们全面的关心、重视。

(5) 调整管理模式

医院内部的管理模式原来就是不尽合理的，医院可以趁着其信息化的进程，对其许多的

管理模式、管理方法进行较大的调整，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如将原有的手工模式保留

不变，只是使用计算机来辅助人工，这无疑是一个不合理的做法，但现在却在众多的医院中

实施。

(6) 遵守标准、规范

我国应制定完善的医院信息化的标准、规范，并且医院可进行扩充，制定出一些自己的

标准、规范。我们认为应该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改这些标准、规范，并

且制定出新的标准、规范。

(7) 抓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重点信息项目的建设

由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础，所以医院应该给予重视，如覆盖全院的计算

机网络系统、制订医院的信息化规范等。

(8) 采用先进的技术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医院的需求又较为复杂，所以可以采用一些稍为超前的先进

技术，使医院的投资获得最好的效益。

(9) 注重安全性、可靠性问题

由于医院的许多信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作用，所以，需要对于这些信息的载体和环

境（如计算机网络系统）提出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

(10) 加强培训

医院应加强对于所有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在信息化方面的素质和水

平，只有这样，才会更加充分地发挥整个信息化系统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人民，也

使医院同时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1) 开放性

医院的信息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开放性，这样便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汲取各方面的精

华，服务于病人、社会。

(12) 合作伙伴

医院需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5、当前医院信息化的一些措施

随着医院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级医院纷纷投资，进行信息化工作，我们认为当前

医院信息化的重点工作和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1) 医院需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化机构。

(2) 医院需制定一个短期和一个中长期的信息化发展规划。

(3) 医院需对相关人员和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4) 医院需建立起自己的较为完善的信息处理系统和通讯系统。

(5) 医院需引进相关的人才。

(6) 医院完善自己内部的管理，以适应发展。

(7) 医院制定出基本的信息化规范和标准。

(8) 医院建好一些重点的项目，如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等。

6、结束语

以上是我们从事医院信息化工作中获得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认识在与同行的交流中，获

得了支持。我们一直关注我国医院信息化的进程和发展，并研究和分析了国内医院信息化的

现状，希望我们的文章能抛砖引玉，启发人们进一步做好医院的信息化工作。

篇9：21世纪中国市长之探求

关于21世纪中国市长之探求

一、21世纪中国市长的历史使命

1、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

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市与西方的city并不是对等的概念。中国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谓中国的市，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不单纯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国城市也不与某一学科定义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许多形成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称之为城市，但许多这样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城市。美国的city一词可以包含中国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镇，而中国的市只是美国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才有建制市663个，而1997年，美国的自治市就达19372个，其中伊利诺伊州（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为最，有1288个自治市。该州人口约为1300万，平均每个市仅有1万多人。而与该州面积相等的我国辽宁省，包括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同期总共有31个市。美国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对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从而导致公共行政的极端地方主义倾向。在美国，即便人口只有几千人，只要公民联合向州议会提出纳入自治市的申请，大多数情况都能获准。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有行政层级之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个特点。据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级别分组有四：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四类城市的后三类具有经有关部门核准得到行政升级（直辖市不再升级）、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变性特点。例如，建国初全国设立直辖市14个，1954年撤消其中的11个，天津直辖市曾一度被撤消降为省辖市达9年(1958-1966)，后又恢复；1998年又增设重庆直辖市。此外，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对中央所划定的若干县（包括县级市）分别具有行政管辖权，此即所谓中国市管县的市政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不仅其行政范围十分广远，也造成了管辖人口的剧增。仅以1997年为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26个，按市区人口统计，年末全国城市总人口为23905万人，平均每个市只有106万人；而加上市管县人口，全国则达89772万人，平均每个市则有350万人。1998年重庆建直辖市后，管辖4个县级市、8个县和14个区（其中大多数为城乡混合区），行政管辖总面积为82403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90万（2000年底），可谓世界“超级城市”之最。

由于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围，既包括具备城市功能的城市主体，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广大农村。这种既管城市，又管农村；既管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也管以农民（也可以叫做广义市民、虚拟市民）为主体的各行各业及其公共事务的城乡并蓄和城乡共管，旨在城乡共同发展的体制，彻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发展模式，即早期以城乡对立为前提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对周围的县乡进行兼并的模式。市领导县体制造成了城市社会基础的改变与模糊、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市政体制运行方式的多样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是集权的大政府、大市长（平均要负责几百万人管理与服务）；而美国则是众多的小政府、小市长（平均仅负责1万人左右的管理与服务，象纽约、芝加哥等那样的几百万以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有几个）。必须说，中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展从政治上铺平了道路，而绝不会产生美国城市发展中与其周围的县乡进行艰难的协调而带来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的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同时它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新的问题和因素。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长们，能象中国的市长要做那么多决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务，中国的市长在市民与农民及其他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上，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谨慎权衡与协调，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特别是造成市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作难度，同时对市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市长的职能和权责范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市长倒象那里的一个省长、州长或郡长。

第三，中国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有一定差距。西方国家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20世纪初就已趋于基本平衡。例如，英、美、法、德等国各个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及其服务水准大同小异，市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的主要产品在大多数城市都能同样获得，并不因为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很大影响。而我国，由于城市自然条件有优劣，资源有穷富，文化素质有高低，开发有先后，历史活动影响有强弱，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分布及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东西南北、内地、沿海与边疆各地区城市，在其基础设施、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该城市对国家的创造和贡献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比如，大上海与大西北高原上的某座城市的市民生活质量指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国各地的市长素质、能力、施政艺术及其管理风格也存有较大差异。在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共服务，从而为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提升找到更广阔的拓展空间。21世纪向中国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战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各地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要趋于相对平衡。

第四，中国的城市形象差异。所谓城市形象，即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外显，以及包括市民素质在内的整个城市内在精神的展示。城市形象的高低优劣跟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城市大，人才多，创造大，具有声名远播的基础，但明星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例如珠海、威海、张家港、中山市等。这些明星城市的形象更多凭仗现代城市综合指标的人均方面，靠的是基础设施、环境、市民素质的优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闪光亮点来树立形象，特别是市长形象对整个城市形象的影响。如果说，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外在形象是一笔巨大有形资产，那么，作为市民精神和市民综合素质融汇表现的城市内在形象，则是一笔巨大无形资产。在一定意义上，市长形象本身也属于该市的巨大无形资产，体现该市的城市精神，是整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杰出的市长名字本身，就是该城市精神、城市形象以及该城市地位及其影响的代名词。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及其业绩对整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薄熙来市长的管理和行政艺术对大连市城市形象的提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尽管他因某种需要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这笔城市无形资产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个才干超群的杰出市长可以使城市这一巨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而一个低能平庸的或者声名狼藉的市长却使该市的城市形象受到损害。21世纪对中国城市形象的要求就是，包括市长形象在内的整个城市形象在较高的水准上趋于相对平衡。

2、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国市长应具有三重身份。

其一，市民的政治领

袖。

这里的“政治领袖”，有其特定内涵。所谓“政治”即城市公共管理。作为全面负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城市政府首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市民的政治领袖。市长的身份和职能，既是市民意志的表达，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市长的政治权威是城市本质力量的确证。根据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市长负责制原则，市长拥有最高行政决策权、指挥权、以及统一协调权、人事提名和任免权、最后决定权和城市最高代表权。市长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不容质疑的法理性。

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市长作为市民的政治领袖，其本质就是一连串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学家称这种服务是最高的和最难的服务。如何能做到最佳服务，即市长管理艺术的最佳探求，诸如城市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政治发展民主化方面的创造性举措等。城市政府改革已向企业放权，并继续向社会进行一定的放权，但放权并非一定是“大社会”、“小政府”、“小市长”和“虚市长”，21世纪的中国城市需要的是强政府和强市长，以及强有力的市民政治领袖。

在中国城市，实际上就存在两个“市民的政治领袖”，而且各有其成立的依据。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威是并行不悖的。这里说市长是市民的政治领袖，并非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核心领导，而恰恰遵循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统一原则。当然，从政治改革的观点讨论，市长、市委书记这两个市政角色由一个人担任也是可以的。就我国城市公共管理的历史考察，既有实现这种“合一”的现实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市长与市委书记合一的经验先例。

其二，城市管理的专家。

21世纪的我国市长必须是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家。

由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广入性，即公共事务进入城市社会生活领域的范围广，涉及面大，造成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

尽管21世纪的中国市长已不能再象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充当市场规则的教练员、宣传员和裁判员，但由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特别是由于“经营城市”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市长仍然负有使城市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时代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也可以视为一个使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大公司，市长则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21世纪的中国市长尽管不再会对本市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号施令，但却要对城市这个虚拟的大“公司”一丝不苟地进行指挥和调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管理专家的中国市长，一半是英明的政治家，一半是精明的企业家。

21世纪的市长，必须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家里手。这要求市长要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把智慧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设施、交通与住房，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防灾减灾等具体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完善上，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质量，有效地协调城市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市民更多受益，所谓市长是城市管理的专家的更确切说法，应是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专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市情，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21世纪的中国市长，远比美国的所谓城市经理所面对的公共管理客体及其环境复杂。因此，我国市长也要比美国的城市经理所要求的素质更高，知识更为全面和丰富，其技能更多样、更高超，其公共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追求卓越。

其三，市民的伦理楷模。

所谓市民的伦理楷模，即市长在其管理和行政活动中，其言行举止特别是在其与国家、与广大市民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不仅在较高层次上遵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准则规范，同时具有超越城市公共行政领导干部一般道德要求的闪光亮点。中国官德传统，不只是唐太宗式的纳谏、包拯式的公正、清廉以及清康熙式的勤政，同时更有当代共和国陈毅市长的礼贤下土，彭真市长的务实爱民，王鹤寿市长的严惩官僚主义。21世纪的市长一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不说假话，永远把关心市民福利、百姓疾苦牢记在心，跟腐败、堕落、官僚主义作彻底的决裂，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最清廉、最爱民、最进取、最务实，最高效的城市首脑。

二、我国市长的培养和塑造

1、大批市长的培养和塑造迫在眉睫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提高市长的地位。改革开放20年来，由于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化的巨大发展，已使沿海和内地不少地方出现“农村工业化”的迹象，加之实施 “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结果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双低水平线上，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又高于城市化。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对我国国民经济、科教、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的更大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为此，我国投入巨大资源，全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新建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及原有城市人口及空间的扩张，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城市行政管辖总人口达97426.88万人（市区与辖县合计），其中市区总人口为26018.47万人（不是全国城镇总人口），分别达到同年全国总人口125909万人的77.3%和20.7%。这就是说，一方面，市长的公共服务要面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义市民，一方面，因建制市的市区人口（狭义市民）所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对较低而需要增大。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每个城市具体分担和落实的。由此，市长的地位和职责也必然提高和加重。

其次，是我国加入WTO后，由于全球客商对我国城市投资环境优化的需要，以及与此相连的强化城市公共管理职能改革的必然要求，对市长的综合素质和施政水准的提高也提出了挑战。可以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城市的市政体制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特别是在市管县、计划单列市、区街体制改革、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各城市在市政体制和市政职能的改革中也存在某种缺憾和不足，由于上述大都是一个模式，明显缺乏创造性和本市的地方特色。实际上，有关公共服务的各项改革在与中央精神一致所谓前提下，还是应有各地城市的创造性。诸如，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市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如何处理下放权力和强化权力的关系，把城市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强政府，而不是城市的弱政府和虚政府；如何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改善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以促进城市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市长都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者，加速推进城市化，是本世纪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西部开发战略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西部开发的城市化不能走传统的城市发展老路，也不应是一个统一的模式。鉴于各地市长的综合素质、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市长的管理艺术及服务水准与发达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1世纪中国市长培养及其能力表现的重大改变，就是市长素质和管理水准趋于相对的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部和全国的市长都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念，学习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以使自身的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政府如何支持西部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运作、科学技术进步及

发展教育怎样成为西部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支撑、西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如何协调、西部城市与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城市怎样合作与互补、如何创造西部城市开发的新亮点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向广大西部市长以及全国的市长提出了挑战。

2、市长选任的历史回顾

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市长负责制后，市长职能有明显的增强和扩大，特别是从1983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数届市长研究班，对市长素质和服务水准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领导干部学习管理理论的风气。80年代中期李铁映同志的关于“研究城市学，建立社会主义城市”，“现代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理论；包头市市长乌杰同志关于城市研究的系统辩证思维及其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以及同期许崇德、夏书章、徐理明等专家学者对市长职能及市长形象的探讨，都具有一定开创性，可谓城市公共管理现代化和市长建设现代化的舆论先声。由于种种原因，或许说关于市长选任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及市长（包括副市长）的职能范围及其权责内容，在立法上是否应加以明确等课题，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还未来得及深入探讨。

3、市长的任职资格――全才加通才的水准

市长资格形象的内涵结构应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把握为依据的政治素质、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为核心、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为基础的综合知识素质、以战略头脑和开拓创新意识以及组织能力等因素为前导的综合能力素质。市长资格形象，包括智商素质，也包括情商素质；既有身体素质，也有心理素质，同时也包括上述综合素质的外部表现形式，诸如市长的谈吐、举止风度、人格魅力方面。市长资格形象，是服从21世纪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城市广大市民的政治领袖、城市管理的专家、市民的伦理楷模）需要的政治素质、综合知识素质、综合能力素质及其外部表现有机融合的统一体。当然，市长的任职资格形象，必须符合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选任党和国家各级各类干部的普遍原则。但这一方针和原则，在干部队伍的不同领域，还应有其特定内涵。

所谓“全”即全面，知识面宽，可以涵盖城市社会生活运行的各个领域；所谓“通”就是将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同文理工科知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知识、社会与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就在于，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本身就涉及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学者关于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区别的论述，对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给我们做了经验性的提示。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E．休斯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士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更加关注分析的方法和数字，而公共行政是有才华的业余者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通才，英明和有效的统治与任何一种方法和统计都无关。无疑，休斯的观点含有偏激成分，因为在公共管理上所表现的任何所谓“天才”，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灵感”，英明的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和经验的积淀为前提，而“经验”基本上是可以用统计学等科学方法验证的。

新世纪大批“全”“通”市长的产生，将使城市管理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同时也彻底改变传统的大智若愚的贤者模式，从而推动和促进城市管理主客体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至于，任职前的市长资格形象到底要具备那些知识，其全面和贯通达到什么程度，其细化标准如何，国民教育如何适应市长培养和市长资格形象的塑造，则需要有关部门和专家包括广大市民深入探讨和论证。

市长资格形象的全才与全通，实际也是对市长的专业化要求。所谓市长的专业化，即市长工作内容的专业化，它是基于国家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分工要求，以及市长任职所必须把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普遍要求，对市长职能及其权责内容所作的明确规定。这就是说，全国的市长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同类性，具有相同的职能和权责。当然，市长的专业化需用立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形式明确地固定下来。“全”、“通”市长的任职，是21世纪市长专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必须说，目前我国“全才”和“通才”的市长还很少，至于在任职前符合上述市长资格形象要求的则更少。因此，市长选任前的综合素质培养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21世纪的中国市长是需要特殊培养的，包括学校培养和实践培养，不能全靠干中学。所谓“干中学”，是共和国大规模建设初期，各种人才奇缺，党和国家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人才应急手段，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为了广大城市有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的公共管理，为了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福祉，“全才”和“通才”市长产生的第一环节，就是进行科学地特殊培养。

4、市长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学校培养加实践

本文认为，对未来市长进行科学的特殊培养，可采用高等学校前期培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其做法就是，在国家指定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设“市长专业”，学制可长一些，或者把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衔接起来，招生对象可基本确定在有几年工作经历的公务员范围。学生在指定课程修满，考试合格，可颁发市长专业毕业证，作为选任市长的资格证书。市长专业毕业生可到市党政部门应聘公务员，经一定期限的实践锻练后，可参加市长等级序列最低一级的考核，以后可根据情况参加市长序列中较高级别的考核。市委所通过的市长候选人提名，须从持有市长专业毕业证并通过实践考核的公务员当中确定。为此，国家应有相应的立法保证。在上个世纪，市长这一职务几乎可以由来自任何从业领域的干部担任，其经历和阅历也是各有千秋，绝大多数市长没有受过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培养。

由于未来的市长具有共同的前期专业培养经历，为“全才”“通才”市长的选任以及市长管理艺术的完美表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市长职能也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跟交响乐团的指挥基本来自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毕业生相类似，又如当司机必须要有驾驶证一样，获得驾驶证书的人可以不开车，但开车必须要有驾驶证，当然，需要获得市长专业毕业证书的城市领导干部还应有：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市长助理，市长秘书、市委书记、副书记及其他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市人大常委。这样做，可以为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进行更有效的配合和监督。在上个世纪，各种市政会议的出席人，常常对自己陌生或知之甚少的领域中的提案也要进行讨论和表决，不得已受别人意志左右，议决中的从众现象，实是出于无奈。在21世纪，由于全才全通的城市公共管理者不断增多，市长职能以及整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准都将会有划时代的改观。

市长的专业化培养以及“市长资格证书”的颁发，是21世纪中国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城市总数已达663个，建制县为2074个。按我国入世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发展趋势，在21世纪前20年将全国县城总数的一半（1037个县城）升格为市是极有可能的。这样，在2020年全国将有1700个城市

。假定每个市有市长1名、副市长平均5名，我国将有1.02万个正、副市长任职。按20年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全国需有2.04万个正、副市长先后任职或连任。同时，需要获得“市长证”的市领导干部的数量也会成倍扩大。假定，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市人大正副主任等领导，按每个市平均各10名计，每个市将另增30名领导干部持市长资格证书上岗；这样，需获“市长证”的城市三大班子领导则增加5.1万人（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需持市长资格证书的人数未计）。依照前面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需获市长资格证书的市领导干部又将增加10.2万人，再加上前面的新任和连任的正、副市长2.04万人，总计需持“市长证”的城市公务员数量可达12.24万。如果每个市政领导岗位有3个竞争者，那末，本世纪前20年将有36.72万人应持“市长资格证书”。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在本世纪前20年，广义市民，即城市行政管辖范围的全部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0%的条件下，全国城市几千万公务员队伍中，有几十万人持市长专业毕业证书不能算多。虽然持有“市长证”者不一定能被选任为市长和副市长，但持有“市长证”的大多数人将在市政领导岗位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其他岗位上工作，这对加速和正在实现城市化的我国，的确是件好事，它将改变和优化城市公务员的素质结构；并使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水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城市领导干部及全体公务员的竞争机制。

由于市长在现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市长必然成为城市管理者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职务和职位，同时它也应成为一种职业。长期在市长的岗位上工作，使市长的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即市长的职业化，本文认为，应提倡市长的职业化，这是我国市长建设的发展方向。市长作为一种职业，市长的任职、晋升以及工作调动还应是市长或副市长，尽管变动后的职务行政级别或相同或不相同。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优秀的在任市长因国家需要，选任其它岗位。市长的职业化，还应有严格的市长职称制度相配合，市长既是一类职务，同时也是一种职称，市长职称还应有序列化等级，比如，设见习市长、候补市长、一级市长，二级市长、三、四、五、六、七、八级等级别以及荣誉市长等称号。同时，市长任职也应实施程序化。诸如，其职务与职称可以一起晋升的情况和条件，晋升职称而不升职务的情况和条件，市长职称和职务可越级晋升的情况和条件，市长的职务和职称的高低极限及其相互关系、晋升细则，市长连任的晋升规定，以及晋升程序与选举、任命怎样结合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回答都应通过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科学论证，并从立法上加以明确和保障。

必须说，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与市长的职业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市长的职业化是市长任职的稳定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市长职业化的保障。这是因为，城市的建设与管理的最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的艰巨的事业，培养和塑造市长亦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此外，杰出市长的形象魅力的产生和增强，及其影响的扩大需要一定时间；市长的管理和服务经验的积累及其业绩创造，也需要一定时间；而保证市长施政方针的连续性，以及由于市长工作出现某种失误而改正错误、检验和评价市长的功过，都需要一定时间。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主张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上个世纪，许多市的市长走马灯似的频繁变换，有的市甚至在八年之中，竟换了六任市长，尽管不少市的市长任职变动，也有其合理性，但在许多情况下给城市建设和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应在21世纪重演。为此，我们主张市委在市政府班子换届进行市长的提名时，应支持、鼓励市长连任，由此保证和促进市长任职的稳定性。

三、结语

21世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在更高水平上发展并完成城市化进程的时代。由于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以及WTO规则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也正在实现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完成城市公共管理划时代的变革。当然，作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组成部分的市长建设也应与时俱进，但我们不能步西方市长的后尘。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市长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不少弊端。西方国家的强市长等市长形式以及正在实施的新公共管理，对我国的市长建设以及城市管理观念、管理手段的变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由于中国国情和市情的特殊性，我们对此也只能是批判地学习和借鉴。按照小平同志的预言，21世纪中叶我国有望实行市长普选，但也绝不会是美国那种市长竞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长选任制度。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国市长理应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也是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我国市长的使命和责任重大，一大批高素质符合新世纪要求的优秀市长的培养是当务之急。市长职能的发挥及其政绩不仅要影响省、自治区及国家机关、部门的管理绩效，同时也为我国2万多小城镇镇长形象树立了榜样。由于新世纪我国市长全才和通才素质的提高，以及市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市长的管理艺术水准及其职能发挥将从整体上趋于平衡。中国的市长们将在继承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其人格魅力，从而使市长形象大大超越西方市长。21世纪的中国市长应该更加谦虚谨慎，鞠躬尽瘁地为广大市民服务；同时，也要在公共服务的技艺上更上一层楼。当然，亿万市民及全国各界各阶层人士也应理解市长、爱护市长，支持21世纪中国优秀市长的培育和塑造。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中国市长要在新的时代为世界城市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做出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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