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共5篇）由网友“将离曌”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欢迎大家阅读借鉴，并有积极分享。
篇1：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
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
试谈余秋雨的学术传播
余秋雨散文走红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是学理所支撑起的大气。余秋雨从学术传播的有效性出发，试图把学术成果装在散文这只美丽的容器里奉献给读者，把学理融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并以款款而来的人文风度，侃侃而谈的洒脱文风赢得世俗社会的厚爱，沟通了雅和俗两个一向相距遥远的美学层面。客观地说，余秋雨的学术突围、学术普及的行为以及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学术品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撰文论述。本文试就余秋雨的学术普及的理念、途径及影响就教于读者。
倡导学术传播的高效性
余秋雨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一文中，倡导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应坚持有效性的原则，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传播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第一，呼吁研究内容的有效性。余秋雨认为许多以实证为旗号的学术行为，由于实证的对象琐碎不堪，几乎兑换成了无效的旗号。例如，千年之前一位三流诗人的出生日期，因一月之差而苦苦考证数十年;《红楼梦》某一回的字里行间可能暗示某个人物若有若无的隐私，尽毕生之力搜辑校考，这样的情景，在高层学术界不难看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排斥细节考证，但考证的耗费应该与这一细节的重要性成一定的比例。有些细节很小却能折射大问题，那么考证得再辛苦也值得。但很多冗长考证的终点仍然只是细节本身，也就造成了对自己和读者的双重浪费。
余秋雨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场苦涩的学术自耗游戏已经做得太长，无效和低效的课题因其遥远而变得如佛如山，有效和高效的课题因立足凡尘与平民百姓处于平等态势，三下两下便弃没了学术的尊严。这种情景，反过来构成对文化人的重压，使更多的文化人自然选择了那条缥缈、安全、受尊敬的道路。基于这种现状，余秋雨呼吁学术研究者要有关爱人类的责任感，不管立足于何种专业都能因关爱正在剧烈变异中的周际大地而渐渐建立起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建立起与社会进行能量交换的可能，只要出现了这种可能，那么尽管你所研究的仍然是魏晋玄学、唐诗宋词，也会全神贯注，产生强烈反响。反之，即便你在论述现代化，也只能云遮雾罩，不着边际。
第二，促进学术传播的高效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倾毕生心血研究学问，但累累硕果始终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状态，不为大众所知，这是生命和资源的双重浪费。导致这种局面，无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成果外化的方式太单一。差不多清一色的文字媒介，而且追求学术化的表述模式，满腹的学问，一经表达便高深莫测，艰涩难懂，普通大众不愿读之。其二，传播渠道太过单调。为数有限的学术期刊，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读者是学界同行，与大众传媒无缘，与平民百姓无关，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大众，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智力游戏。难以实现学术资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价值也是低效传播。
身为学者的余秋雨，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积极地思考：“能不能让我的著述，写得有更多的人阅读?我从有效态度出发，不惧怕‘媚俗’之名，用年轻人也愿意触摸的散文笔调来写一部部史论著作，最后，在《山居笔记》中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问题。”①余秋雨的文体试验一举成功，他的散文一时洛阳纸贵，这时有人以畅销为根据否定其书的学术品性，面对这种责难，余秋雨不改初衷，他说：“其实写出来的书没人阅读并不能证明学术品性，如果那是品性，干脆不写岂不更好?对莘莘学子、饥渴的读者，表现出不合群的孤傲，究竟有何必要?……我认为，为学术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种高贵，为学术文化力求沟通也可能是一种高贵。”②
但是，怎么才能把深奥的学理写得深入浅出，让学术真正地走向民间，余秋雨认为应做到两点：其一，采用大众化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的转换，“这不仅需要把这个学理完全钻透，不留生涩部位，而且还需要把自己的心灵与它紧紧相融，只有这样，才能说学理如叙家常……。”③其二，主张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对接。余秋雨认为在文化的'大众化过程中，学者起着一种面向民众传播和推动艺术创造的作用，为了促进雅文化走向大众，学者要走出书斋，走向传媒，传统学术也要寻求新的传播平台。以前，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学术期刊和报纸等纸质媒体，受众比较固定，社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而现在，电视媒体主动邀请学者，学者积极走上电视讲坛，使学术有了更强势的传播平台。强势媒体对于大众来说，是获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传媒和学术相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百家讲坛》的热播，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借助于散文传播学理
余秋雨要实现他的学术突围，也就是说要把科研成果从狭小的学者阅读圈，推向更广阔的大众阅读空间，他有意识用散文这个大众能接受文体传播他的学术理念，致使他的散文较其他散文更具学术色彩、学术品位。这种学术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古往今来，散文的写作往往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但余秋雨则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对待。所以他的散文篇什大都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筛选，因为他拒绝无效或低效的文化传播。其散文选题的学术价值表现了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对接。在新时期社会大转行的过程中，他对现实的人格层次和人格结构很不满意，所以余秋雨走出书斋，背负着生命的困惑，跋涉于山水之间，通过对一个个古文化遗址的寻访和考察，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格基因，于是就诞生了《文化苦旅》。这部散文是他对如何健全当代中国群体人格所提交的一份思考、一份答卷。《山居笔记》篇篇都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作者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话题，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的篇幅、那么丰富的资料，都在贯穿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属”两大主题。《霜冷长河》直接切入现实人生，以友情、名誉、谣言、妒忌、善良、年龄、死亡等当代民众都深感困惑但又绕不开的难题为论题，一一加以论证剖析。
第二，立论新颖，论证严密。散文一贯注重主观感受的抒发，但余秋雨的散文篇篇迸发出理性的火花。他的许多散文开篇亮明观点，语出惊人，然后旁征博引，步步跟进，颇具学术魅力。比如《都江堰》开篇便立意不俗，卓然独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三峡》的首段便开宗明义：中国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三峡。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康熙在政治上的强健，否定长城情结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认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他的散文立论的新颖，除了推陈出新外，许多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意义：他借东北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就渤海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救助贫困的灾难;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
第三，颇具论文写作的文本模式。余秋雨散文主题的阐发避开了传统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迂回表意方式，而是用议论的手法直抒胸臆。他善于用大段的议论阐发他的见解，尤其是《霜冷长河》的论说色彩更浓。所以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长于议论，通篇洋溢着由理性支撑起的大气。另外，他的散文有时体现出源于学术思路的求证模式和论文式的序列分析结构。例如《抱愧山西》的文本结构：山西之富的史料证明――山西之富的历史原因及特征――山西商人衰败的原因。其中甚至直接用“其一”、“其二”、“其三”划出了层次，颇像一篇生动活泼的经济论文。在《借我一生》这本书中，余秋雨就“中华文明为何延续不断之因”这个论题提出了七个论点：通篇结构严谨，前后照应，俨然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有《十万进士》、《关于谣言》、《谈小人》等篇什都用类似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显得很有底蕴，有一种由里向外透着的大气，这使他的散文拥有一般散文所不具备的学术品位和思想深度。同时也正是这种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稍欠温馨、湿润，而且结构也趋向模式化。
学术传播的领军作用
余秋雨学术突围的成功，对学术普及起到了领军的作用，引发了一大批精英学者的跟进，通过书商和传媒的推波助澜，把这一学术传播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第一，《百家讲坛》搭起学术擂台。《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7月9日开播的汇集名家名师的讲座式栏目，余秋雨当然成为《百家讲坛》的座上客，他解析的《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深得观众的好评。之后，刘心武的红楼梦新解，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易中天的品三国，纪连海的清史纪晓岚、多尔衮，于丹的论语心得，王立群的汉代人物，康震的李白、苏东坡……把节目推向了高潮，演讲者也成了学术明星。《百家讲坛》从纷繁复杂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品牌栏目――《百家讲坛》，坛坛是好酒。《百家讲坛》的异军突起，打通了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成为学术走向大众的桥梁。
第二，出版社架起学术云梯。随着余秋雨具有学术品位的散文的走红，触觉敏锐的出版商意识到学问中所暗含的商机。各大出版社，一反往日对学术出版冷漠的态度，争先在象牙塔窗口搭起一架架云梯，锁在深闺人未识的学术宫娥，虽然还有几分矜持、几许羞涩，但毕竟还是顺着云梯，款款地走向大众。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系列学人随笔《茶座》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依托雄厚的学术资源，一流学术领军人作者，推出“名家专题精讲系列”学术随笔，《百家讲坛》火爆以后，各大出版社纷纷争抢分割这块蛋糕，一时形成《百家讲坛》出版热。
第三，书店办起学术讲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秋雨在各大图书馆、书店的学术讲座不计其数，开拓了学术传播的新领域，引发了书店学术讲座热，并正在形成一种文化品牌……如国家图书馆面向大众推出的双休日学术文化系列讲座“文津讲坛”，三联书店开始举办“文史悦读”，单向街书店的“文化沙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休闲和充电的场所。
被称为“余秋雨第二”的易中天说：“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④越来越多像余秋雨、易中天这样的学者，主动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把学术传播到民间，再加之媒体、受众的积极参与，把学术普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①②③余秋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党政论坛》，(2)。
④易中天：《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版。
篇2：余秋雨的学术特点是什么
余秋雨的学术特点是什么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被授予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余秋雨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概念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语言宏大、取材广泛，写法自由，文情并茂。《文化苦旅》共有31篇，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长篇散文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充满睿智与情趣，富含哲理。余秋雨散文的核心表达方式是议论，但又多与抒情融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正是来自这种用抒情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余秋雨的通俗体散文和央视百家讲坛一脉相通，甚至是百家讲坛的先声。其贡献在于播散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篇3：莫高窟余秋雨
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整个世界交流的十字路口，而莫高窟是敦煌面向世界的名片，这座始凿于公元366年的石窟群共有735个洞窟，窟内大量的壁画和雕塑不但是佛教艺术宝库，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莫高窟》是余秋雨“苦旅散文系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在文中，作者把人、历史、自然融为一体，在莫高窟这个具有深刻文化印迹的“人文景观”上，让读者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自己的文化，其实说到底，是去了解自己的民族。
一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剎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二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迭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件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的感觉。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这里流荡着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敦煌的工匠们也随之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一种壮丽。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瞋。这里的每一个场面，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这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三
第二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沈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的盛大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寻找机会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仪式从沙漠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帐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既传播又蕴藏。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正因为他们触动了许多人心底的蕴藏。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
四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讲成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也就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篇4：余秋雨散文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绑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纔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沈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篇5：余秋雨散文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还是金字塔。
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几座最大的金字塔是法老的墓，现代有不少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这种思路很有趣味，如果有可能，那么金字塔就属于“另类文明”。其实，不说建造目的，光看那种无法企及的建造手段，也已关及“另类文明”。我本人并不倾心一度相当流行的所谓金字塔是外星人所造的说法，比较主张它们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种也属于人类自身的文明。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惟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像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作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世上其他景物大多是自然构划整体，人力雕琢细部，金字塔正好相反，磨琢细部的是自然，构划整体的是人类。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
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不小心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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