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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市场从何入手--近期财政-货币政策评析与建议

时间：2023-09-17 08:14:05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启动市场从何入手--近期财政-货币政策评析与建议（精选6篇）由网友“它它”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汇总后的启动市场从何入手--近期财政-货币政策评析与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启动市场从何入手--近期财政-货币政策评析与建议

启动市场从何入手--近期财政-货币政策评析与建议

一、经验与启示

我国采取的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安定社会、促进增长等方面收到了明显成效。其主要经验至少有如下三点：

（一）政策选择上,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特殊情势下, 重点实施积极的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干预力度，既有理论根据,实践上也是成功和有效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去一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实绩,以及在促进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成绩，都是有力的证明。

（二）政策取向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双向着力、协调配合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既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符合推增总量、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又有利于把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致因短期的总量扩张政策举措,而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受损受挫。这一经验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主要是由于转轨“阵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所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三）政策配合上，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向协同。在去年的政策运用中，诸如在资金筹集上，定向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在资金运用上，注意财政投资与信贷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密切配合；发行特种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等等，都体现了两大政策协同考虑、双向兼顾的特点，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优于总量扩张。事实上，无论是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期，两大政策都能对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只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传导通路局部受阻），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也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然而，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贷的扩张或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固然与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比如，长期以来的信贷投放对象，都是国有企业和所谓物质生产领域，而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甚微；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信贷“饥渴”现象也一直是一个久议而待决的问题。这些方面的政策传导梗阻，必然对货币政策的应有功能产生弱化作用。

（三）在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鉴于消费需求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今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在继续加强投资刺激的同时，似应特别注重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拉动。这方面可供选择的对策，除了切实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逐步拓展银行消费信贷、买方信贷以外，更应注重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以收入预期、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不确定性预期支出因素的减少，来促进消费预期、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此可供选取的政策举措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尖锐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则是消除目前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至于增加后一类支出的财政资金筹措，近期可考虑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有效利用国有存量资产，以及增加经常性收支节余中用于此类支出的比重（建设性支出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债发行）等途径来加以解决。

（二）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我国的国债发行，从经济大环境来看，目前虽仍有较大的游刃余地，但从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从已经畸高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又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和制约，必须慎而为之。一个既能维持一定的发债规模，又有利于减少财政债务压力的办法，就是增加专项建设国债的发行比重。所谓专项建设国债，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

（三）加大对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与鼓励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暂时性举措。长远看，企业和民间投资的活跃才是至关紧要的。在这方面，我国也有很大潜力和政策空间。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可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从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肯定能比财政的直接投资、全额投资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又比如，可以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

（四）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在直接融资方面，主要是创造条件，健全法规，逐步放宽和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内资企业在股票、债券发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来选择和确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对象，消除在这方面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及非公平待遇。在间接融资方面，则应从建立健全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现有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份额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篇2：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分析及其调整建议

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论文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通过回顾我国近十年来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历程,以及对当前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从而提出实施合理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到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到20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年到20,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晓河.国家发改委研究院.

[2]刘海涛,冯海燕.积哦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

[3]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维普资讯.

[4]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研究.

篇3：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分析及其调整建议论文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分析及其调整建议论文

论文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通过回顾我国近十年来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历程，以及对当前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从而提出实施合理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增长并不慢，而且从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篇4：财政与货币政策新变化：从积极走向双稳健

财政与货币政策新变化：从积极走向双稳健

如果有人问调节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那么，许多学者和专家会不约而同地用双手拿出两件法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2月上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双稳健”政策的提出意义非凡：一是始自19的积极财政政策终于在七年后退出，赤字财政将向收支平衡的财政过渡。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而后达到总量调控的最佳效果。因此，如何把握好双稳健政策，从而更好地把握资本市场的重要机遇，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积极”谢幕去 “稳健”登场来

发端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中国政府为对付亚洲金融危机下的国内投资和需求不足而推出的一项被当时的决策者称为“特定时期”的一项“非常措施”。这项政策实施六、七年来，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建设了一批农业、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带动了投资，增加了就业，满足了需求，显示了成果。对此，业界专家指出，通过政府投资的拉动，最终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的积极财政政策，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经济形势总体向好的格局。

然而，从去年开始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43％的增幅，更是“高得吓人”。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过热迹象。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必然对已经过热的投资形成“火上浇油”之势。

专家指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适时转向。再加上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社会资金较多，也有条件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并非全面过热，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而且没有强烈信号表明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一下子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明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一次科学抉择。

对于明年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金人庆表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要着力把握好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具体来说就是：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近期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大体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同时随着GDP的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会不断下降，预计明年将降至2％左右；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一揽子“组合拳” 大方向“市场化”

与中国的财政政策被冠以同一个形容词(稳健)的亦正是货币政策。纵观20的宏观调控，与相对沉默的财政政策相比，唱主角的无疑是央行出台的一揽子货币政策。今年中国货币政策可谓好戏连台，从年初央行使出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再贷款浮息制调控组合拳，到半个月之后打出的准备金率调整牌，然后再到下半年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基准利率调整，无不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3月份公布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与其资本充足率挂钩，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此项制度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促进银行业的竞争，而由于实施范围有限，对市场资金的紧缩作用不大，未对股市和债市的资金面造成重大影响。

央行打出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和再贷款浮息制组合拳仅半个月的时间，又再次重拳出击，宣布在4月25日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7．5％。此次准备金率的调整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紧缩信号。

10月28日，在市场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基准存贷款利率均上调0．5％，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此次加息的力度不大，但是中国政府9年来的首次加息可能意味着中国将由此进入加息周期。那么此次加息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本轮利率调整还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并允许存款利率下浮，业界对此的评价为央行正式激活利率市场化改革。

可以预见，货币政策仍然会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角，尤其是在总量调控和反通胀方面货币政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业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

明年货币政策总体将偏紧。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仍然存在反弹的可能性。而在物价方面，通货膨胀压力尚未得到明显缓解。业界普遍都认为，明年货币政策的基调将是总体偏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预计，明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会采取贷款14％的偏紧的目标。

利率工具会更频繁地被使用。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新的利率政策的变化，包括提升基准利率和减低基准利率，会比较频繁，20的货币政策会更多使用利率工具。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通胀预期的增长还在。而作为以通胀为目标的利率工具，是货币政策进行通胀预期管理的最佳手段。经济的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已经是明年的重要任务，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对经济周期的调控和管理使用市场化的工具也会越来越有效。

其次，银行深层次的改革，需要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工具，对银行的业务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率的市场化实际与金融体系的改革能否成功，能否建设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休戚相关。利率不断调整，不断发出指导性信号，对银行形成价格机制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短期策略还是长期战略的考虑，利率工具将会承担越来越多的货币政策的职能，是“稳健”货币政策演进的方向。左小蕾这样表示。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有所突破。明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亦是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步伐，适当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加快金融市场基础建设，将为外汇体制改革奠定基础。明年很可能会在以下方面作出适当改变。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对外资经纪公司开放外汇、货币和债券市场，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继批准中行、建行、工行和农行等商业银行开办远期结售汇业务外，尽快考虑批准有条件的其他商业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进一步方便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买卖业务，为金融机构提供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和清算便利。

汇率专家指出，在汇率政策方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通过逐渐放宽汇率波动区间实现人民币渐进升值是汇率政策的长期方向，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大幅度升值。先期汇率制度的重点是加快外汇市场建设，之后再适时适度放宽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但要注意人民币升值和升息之间的协调。

展望2005年，随着双稳健政策的实施，业内人士指出，国内经济总体形势将可能是近几年来最适度、最健康、最明朗的。在这一宏观基本面下，如果能够把握好政策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从而把握好资本市场宏观走向及由此带来的投资机遇，意义重大。

“稳健不等于无所作为。”相信2005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仍将是大戏不断，精彩纷呈

篇5：现阶段财政审计的主要问题与建议论文

现阶段财政审计的主要问题与建议论文

现阶段，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号角的吹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强，这对财政审计的质量和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发展和完善财政审计，促进财政审计工作持续、深入和有序的开展是当前审计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财政审计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要求

在宏观层面，审计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处在转型阶段，适应体制和环境的转变，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单位治理的管理工具之一，其自身也必将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审计的审计职能随着外部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改变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调整中不断加强和完善；另一方面，国家审计职能的调整必须为外部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转变保驾护航，推动社会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发展和改革的历史阶段，国家审计的职能和地位将越来越高，国家审计承载的使命和任务将越来越丰富和繁重，这是现阶段国家审计最根本和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现阶段财政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财政审计没有完全跟上财政改革的步伐

财政效益审计在大多数审计部门未得到真正的开展，尚处于探索阶段。随着政府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公共支出管理逐步成为财政管理的重心。政府采购、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尤其是绩效预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改革思路的相继出台，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管理的效率和效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 财政审计队伍的综合素质难以满足审计发展的需要

一是财政审计人员少和财政审计任务重、时间紧的矛盾比较突出，审计质量很难保证。二是个别审计人员的职业操守不过关，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中不能严格执行审计法规规章。三是对财政审计人员的后续培训教育偏少，力度不够，造成财政审计人员在业务上缺乏认真系统的专业学习和技术培训，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财政形势。

3. 财政审计法制体系不健全

一是财政审计法规制度创设工作有待加强，一些陈旧过时、不适应当前经济体制运行的法规尚未得到有效的清理，而一些审计行政执法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却不完善，财政审计新领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尤其是涉及公共支出管理改革措施的监督性法规出台相对滞后，给审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二是有些法规制度政出多门，条块脱节，区域间差别大，执行中时常出现彼此不一致的现象，致使审计人员在开展审计监督工作时左右为难，造成审计定性和处理处罚依据模棱不清。

三、完善财政审计的主要对策建议

1. 构建公共财政审计大框架

财政审计应该适应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财税体制和管理方式发展变化的要求，以财政综合预算为主线，以部门预算为基础，有选择、有重点地向绩效审计延伸，通过揭示财税管理活动中存在的不合法、不规范的问题，促进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和财税管理的完善，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

2. 实现由财政收支合法性审计向财政效益审计的转变

现阶段，我国财政效益审计的整体目标应该是通过检查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剖析政府在财政政策制定、财政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供独立的有价值的信息，促进政府改进管理和控制系统，提高管理效益，达到财政善治。财政效益审计应主要围绕预算内资金收支、预算外资金收支和基金预算收支这三条主线审查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果性。

3. 完善财政审计法治体系

实行财政审计工作法制化和规范化是完善审计监督体制，建立财政审计工作正常秩序，是促使财政审计深入开展的根本保障。完善财政审计法治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统一的财政审计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细化诸如审计信息披露权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等法律依据，制定科学完整先进合理的财政审计业务技术标准和规范，健全审计机关内部制约和权利监控机制，完善财政审计质量测评制度。

4. 创新和优化财政审计管理

一是优化财政审计执法的外部环境。关键是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一是处理好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的关系。二是整合财政审计资源三是实现财政审计经验向审计理论的转化和共享，统一运用审计成果。从财政审计实践中查找带有普遍性、倾向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在体制、制度和管理等宏观层面上进行归纳和提炼，经过分析研究升华为具有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或政策建议，最终达到财政审计成果的统一综合利用，实现财政审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孙亚伟 . 政府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中贯彻绩效理念的思考 [J].审计月刊 ,2005（8）。

篇6：深圳市龙岗区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特征评价与调整建议的探讨论文

深圳市龙岗区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特征评价与调整建议的探讨论文

龙岗区位于深圳市东部，原属宝安县。1993年设区，是深圳市面积最大的市辖区之一。2009年6月和2011年12月，坪山新区与大鹏新区从龙岗区分设，龙岗区管辖面积有所调整。目前，辖区总面积3 85.94平方公里，下辖平湖、布吉、南湾、横岗、龙城、龙岗、坪地8个街道，106个社区。

建区以来，龙岗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深圳市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传统优势产业集聚基地、物流产业基地以及金融产业基地，也是深圳市的工业大区和产业强区。2012年，龙岗区地区生产总值达2176.82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546.8元。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过程中，龙岗区成为人口流入大区。据统计，2012年龙岗区户籍人口为39.“万，常住人口为200万左右，流动人口为359.7万，实际管理和服务的人口(以下简称管服人口)为399.44万。

一、龙岗区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现状及主要特征

财政供养人员，一般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主要包括三部分:(1)党政十部，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2)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3)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此外，为适应经济社会管理任务的需要，采用灵活方式短期或长期雇佣和聘用了部分人员，根据现行财政供养人员统计，财政供养人员并不包括这部分人员，但从实际来看，他们薪酬由财政支出。因此，在最广泛的含义上，我们在研究中将这部分人员也纳入财政供养人员的范畴。龙岗区编办管理的人员范围实际上也包括了这部分人员。需要提出的是，离退休人员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本文所指的财政供养人员概念宽泛，包括党政十部、各类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及长期雇佣和聘用的人员，也即实际在岗的人员，但不包括离退休人员，我们称之为“全口径财政供养人员”。

2012年龙岗区全口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为42000多人，其府雇员1400多人，临聘人员为22000多人。按常住人口计，该区2007, 2009和2012年的“全口径财政供养系数”分别为2.49%, 1.74%和2.06% ;按户籍人口计，相应年份对应的比例分别为13.08% ,9.21%和10.70%。考虑到龙岗区外来人口规模大，若以2012年的流动人口(359.7万)和管服人口(399.44万)作为基数，则龙岗区全口径财政供养系数为1.18%和1.06%。

龙岗区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表现出如下三个突出特征:

1.“两个超常比例”

龙岗区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面临着“两个超常比例”:一是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之间与管服人口的超常比例。比如，2002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 : 4.92，到2012年进一步发展为1:5.18。如采用流动人口与管服人口的数据，则2012年户籍人口对流动人口的比例为1: 9.07，对管服人口的比例为1: 10.07，即区政府实际管理和服务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0倍以上。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给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二是编制数与临聘人员数的超常比例。例如，自2007年临聘人员纳入数据统计以来，临聘人员的规模就一直比较庞大，数量上远多于正式在编人员。政府的“份内工作”很多由“编外人员”来完成。目前，编制数量核定主要依据户籍人口等因素，政策上具有“刚性”约束，增加临聘人员是无奈之举。以上这种情况使得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及结构的调整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但同时也意味着留有一定的改革和创新空间。在处于高速城市化道路上的中国，大中型城市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增加迅速，且这一趋势将长期持续，因而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将对国内大中城市其他类似情况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三个持续增加”

在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密切相关的各个要素中，人口规模和结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财政承受力是考虑的基础性因素。在龙岗区，这些基础性因素以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持续增加、相关财政支出的持续增加“三个持续增加”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这三者环环相扣。常住、流动和管服人口数量、公共服务需求量的增加趋势相对刚性，但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相对弹性的情况下，龙岗区对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调整及管理需要有较为准确的底线和度量线。

3.“规模膨胀”与“结构失衡”并举

近年来，龙岗区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从不同编制类型的人员规模变动来看，行政编的变化最小，而事业编和雇员编的扩张则比较迅速。2012年事业编制人员占总数的33.06%，临聘人员占总数的51.05%，二者合计占比高达84.11%。因此，龙岗区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扩张主要是事业编、雇员编与临聘人员规模的快速增加的结果，人员结构不均衡。就此而言，龙岗区财政人员规模调控的重要任务和难点需要在考虑总体规模合理调控的同时，更加重视人员结构的优化。

二、比较视野下对龙岗区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基本评价

根据龙岗区外来人口多的情况和特点，我们对与龙岗区相类似的其他4个市辖区(或市)进行了比较。这4个区分别是顺德区(广东)、阂行区(上海)、昆山市(苏州)与吴江区(苏州)。这4个区的常住人口均远高于户籍人口。龙岗区这一特点最为突出，2011年现有常住人口达到户籍人口的5倍以上，顺德、阂行、昆山和吴江的常住人口也分别是户籍人口的1.98倍、2.53倍、2.37倍和1.59倍。

从以往财政供养系数来看，按常住人口计，供养系数最大的是龙岗区，为1.96%，最小的为阂行区，为1.03%;若按户籍人口计算，供养系数最大的仍然是龙岗区，达10.48%，最小的为阂行区，为2.62%。

从数字比较看，若按照常住人口计算，龙岗区和国内其他典型市辖区相比，财政供养人员(含行政编、事业编及政府雇员)系数很低，表明龙岗区对编制控制比较严格，效果也较好。全口径财政供养人员系数，龙岗区的数字较高，可能意味着龙岗区未来要在编外人员调控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认为:

第一，按照常住人口进行测算，龙岗区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总体偏小，这反映出龙岗区目前对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管控是比较严格和有效的。

第二，龙岗区全口径财政供养人员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供养系数较高。同国内其他典型市辖区(市)相比，龙岗区的供养系数明显高于阂行区、稍高于顺德区。同时，还需注意的是，龙岗区常住人口对户籍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几个市辖区(市)。这种情况下，通过灵活调整编外人员规模来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是客观要求。所以，对全口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较大的现状要做全面分析。在未来的编制控制与结构优化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对临聘人员规模的控制与管理。

三、进一步调整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建议

第一，在规划和管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时，建议考虑本地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三个因素，并根据这三个因素的变动来预测和确定编制的增减。根据测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地区生产总值一般每增加1亿元大致需要增加1个编制，常住人口每增加1万人大致需要增加73个编制，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1亿元大致需要增加编制78个。且实际变化需要根据上述三个因素的同时变动来加权综合统计测算。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编制总量的影响具有周期性，大致每6年形成一个周期，建议以5-6年为一个周期来综合考虑有关因素对编制总量的影响并按照周期来调整。比如，韩国是每3年调整一次公务员员额控制公式，而采集的数据就是以6年为一个周期，全面处理6年期间相关因素的数据进而构建出新的员额控制公式。

第二，坚持“总量从紧”和“结构优化”并重。在坚持总量“只减不增”原则的基础上，同时着力调整和优化机构编制结构，重点是“强基层、强一线”。未来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控制要从“数量导向”的精简调控式改革向“质量导向”的结构优化式改革提升与转变。规模控制不仅仅是简单的“只减不增”，而要进入合理配置政府职责、优化政府人员结构的新阶段。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分部门、分岗位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大力裁减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管理部门和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增加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的人员数量。这“一进一出”、“一加一减”，既不会使整个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产生较大的增长，又优化了公务员的结构。加强对编制资源的宏观把控和微观管理，及时跟踪编制资源的使用情况，避免编制资源在局部地区的无谓消耗，及时进行调整利用，进一步监管编制和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促进编制资源流动机制的形成，使编制结构动态调整能够快速落实并发挥作用。改革部门内编制人员加编外人员的工作模式，探索整体性人员改革，提高行政效率，解决编制外人员增长过快的问题。

同时，还可以探索编制数量在地区结构上的进一步优化。比如，在人口流出地与人口流入地之间、事权下放部门与事权承接部门之间，可探索建立编制与职责联动转移的衔接机制，实现机构编制的跨地区、跨系统有机流动。这样，在不新增编制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的方式，实现机构编制与事权变化的有机匹配。

第三，完善和规范临聘人员的规模控制与有效管理。龙岗区编制存量的主要特点是“两个超常比例”格局长期存在。政府为应对迅速扩大的公共管理和服务需求，依靠不断增加事业编、雇员编和临聘人员来支撑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供给。目前龙岗区的临聘人员总额已经超过行政编、事业编和雇员编的总和。这就从人员结构上造成政府办事人员一半以上都是“临时工”的现象。从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的长远目标考虑，政府一半的工作由临时工来做，显然只能是一种过渡措施，要尽快调整。

在改革过程中，要努力控制临聘人员总额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强化对临聘人员的综合管理，坚持 “减员、增薪、提效”的原则，尽快规范和严格临聘人员的招聘和解聘制度，逐步缩小目前过于庞大的临聘人员规模。可以首先考虑将目前分归不同政府部门管理的交通、治安、计生、出租屋管理类的协管员整合为综合协管工作人员，这样既可以减小人员规模，又可适当提高人员薪酬，公共治理效果也能得到保证。另外，可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改革传统政府部门直接聘用临时人员的方式。

★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对1995年以来改革的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