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舒曼文化合流理论的反思与建构（共15篇）由网友“阿猪每天不开心”投稿提供，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浅谈舒曼文化合流理论的反思与建构，希望大家喜欢!
篇1：舒曼文化合流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舒曼文化合流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舒曼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第二语言获得研究理论之一.从阐释学的理论角度出发,重释并建构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证明文化合流理论对于第二语言获得的合理性,并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能够促进文化合流.
作 者：董丽云 DONG Li-yun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刊 名：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8(6) 分类号：H0-05 关键词：文化合流 阐释学 交往行为理论篇2：浅谈舒曼文化合流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浅谈舒曼文化合流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现在是学生党的下学期，大四生都在准备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的撰写，下面YJBYS为大家带来汉语言文学化毕业论文一篇，仅供阅读!更多资讯尽在应届毕业生网!
论文摘要：舒曼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第二语言获得研究理论之一。从阐释学的理论角度出发，重释并建构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证明文化合流理论对于第二语言获得的合理性，并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能够促进文化合流。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篇3：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The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内容提要 我国“舆论监督”的内涵，与一般意义的传媒批评有所差异。该文认为，现行传媒体制下的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党和政府权力的延伸或补充，加上传媒公开、及时的工作特征，因而这种无形的权力具有很大的能量。由于这种情况，传媒批评一旦出现差误，其杀伤力也很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同时要追求经济利益，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也需要受到监督，任何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一旦没有监督，就可能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该文最后指出：舆论监督应该永远只是传媒自身的社会功能之
一，不具备强制力，这就是它的本来角色。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meaning of media animadversion.The point is made that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current media system is the supervision by media formally, but essentially is the extension or supplement of the Party's and government's power . This kind of invisible power has great energy with the help of media's publicity and instantness.Thus it will cause terrible destruction the moment the media animadversion makes mistakes.In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because media pursue economic benefits as well, the supervision by media should be supervised. Any power out of supervision,even with absolute justness, will become oppressive and depriving.Conclusively the paper thinks that it is the original role that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is only one of media's social functions without the power of compulsion.
“舆论监督”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确认的一个概念，自从首次出现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以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均重复出现。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十六大报告指出：“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各传媒和众多的新闻传播学业务期刊、学术期刊，十几年来发表了无数关于舆论监督的文章。最近二三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逐渐从政策宣传层面转向了学术理论研究层面。
一、关于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
现代舆论学研究中的“舆论监督”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指的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无形的监督形式。公众表达的意见可以是赞扬、批评，形式和渠道也是多样化的。“人口皆碑”、“人言可畏”，便是正、反两种舆论监督的效果。监督，意味着察看，并非一定是批评。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意见形态，它对舆论客体的态度形成一种软性监督。舆论的力量不在于它拥有某种有形的权力，而在于舆论对舆论客体造成的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与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不同，舆论是公开的、自然形成的公众集合意见，它对客体进行的察看、督促，虽然不具备强制力，但可能对客体造成必须按法律或社会道德行事的精神压力。
舆论监督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公众能够全面地获知足够的各方面的信息，特别是政务信息。在这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舆论才可能产生监督的效应。舆论监督的真正实行，需要建构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意识强的地区，居民为公共事务所吸引，接触传媒率较高，参与监督的动机是集体的公共目标，而非个人化的依赖、恩从关系和私人利益。中国的舆论监督达到这种情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篇4：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从理论上说，传媒监督只是舆论监督（假定传媒代表了舆论）的一种形式，传媒的批评所以具有正当性，来自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因为传媒是公民知晓情况和发表意见的公开渠道。如果传媒不承担这种服务职责，得不到公众的承认，批评也就失去了效力。传媒批评的权利不是一种特权，不应成为以传媒面目出现的另一种党政权力。舆论监督本来的意义是公众以“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舆论客体施加的影响，现在主要由传媒代行这种监督职责，需要防止将公众参与形式化、仪式化。
由于体制性问题，除了中央级传媒，目前各地传媒监督的报道直接涉及到本地的人和具体单位的很少。推进舆论监督的较为有效方式有以下三种：一、得到具体的党政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的支持，鼓励传媒积极监督下属机关和工作人员。这种情况下的传媒监督成效明显，可以初以前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支持传媒监督为代表。二、具体的地方立法机构制定舆论监督的法规，以支持传媒的监督。这种情形，以广东省珠海市在全国最早出台《珠海市新闻监督办法》为代表。三、跨地区的传媒监督。为了防止直接批评本地的腐败现象而使媒体或记者遭遇各种不测，当地的传媒通常只揭露异地的问题，其他地区的传媒亦然，通过这种无奈的但仍有效的办法达到监督的目的。这种情形以《南方周末》为代表。
传媒监督的职责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以法治国的社会机制、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如果我国的舆论监督能够以审视的眼光挑剔“好”的领导的某些失职，监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的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不是将某种程度代行行政职能（诸如查检劣质产品）视为舆论监督，那么这种舆论监督是正常的，也会产生较好的效果。在一定意义上，传媒对权力机构和公务员的监督实行的是“有错推定”（即“怀疑权”）原则，拥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在舆论面前得承担无错举证的责任。要求公民对权力机构无疑之信，与政治文明是相悖的。
当然，由传媒代表舆论进行的监督，并不是一种传媒的法定权利。舆论监督本质上是由于媒体的新闻活动，自然形成了传媒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一种制度性的监督关系，不依媒体的意志而自由解除，不存在一般法律关系在形成上的偶然性。没有任何一个实体能够保证传媒的正义性。权力机构或工作人员对传媒有所顾忌，并不是惧怕某家媒体、某种舆论，而是因为大众传媒整体的报道与批评，让权力机构和工作人员受到经常的、持续的检查和监督。传媒是在群体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个体的意义上，成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只具有群体的正义性，而不具备个体的正义性。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在传媒代表舆论进行的监督中，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传媒界，则习惯于形式上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与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其实，这两者的追求是有差别的，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
篇5：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政治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其基本是思路一致的。即从党的工作角度，将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对党政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公开的监督形式，而非指监督其他一般性的社会问题，其具体做法，是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因而，现在说的“舆论监督”与本来意义的舆论监督内涵有所不同。
鉴于现代社会的公众意见主要通过大众传媒这个渠道来表达；社会观念流通中批评又比赞扬更容易引起关注，因而人们常常把舆论等同于大众传媒，赋予其“舆论界”之称，无形中自然存在的舆论监督，变成了传媒监督，而且主要是指传媒的批评性报道。这里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舆论监督是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意见造成的某种效果，而传媒监督就不能不带有媒体自身的主观意图，以及媒体背后政治、经济势力对其的操纵。大众传媒在理论上应代表舆论，但是否真正代表舆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使是传媒监督，它的力量应当在于传媒自身的影响力，这同样是一种软性的监督。传媒的影响力是无形的，不拥有有形的权力。当它代表着舆论的时候，这种监督的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等于“传媒的影响力＋现实舆论”在共同作用。
中国的大众传媒都是国有资产，主要媒体由党和政府直接掌控并受到经济扶植，其他媒体也都分属主要媒体或传媒集团、各个党政机构或党领导的团体。它们的重大批评报道，通常得到主管机构的指示；有些重大批评报道是由记者首先发起的，但事后必须得到主管机构的认可才可能继续下去。针对最基层权力组织的批评，针对小型企业和违法事件的批评，媒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总体上，传媒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虽然批评者是媒体，但通常被视为某一级政府或党组织的意见，权威性很大。由于这种监督的权力背景，加上传媒反映迅速的职业特征、传媒的公开性，对被批评者造成的精神压力很大，迫使他们必须面对被传媒动员起来的舆论作出回答。
篇6：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除了监督政务，许多针对社会下层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中的事情的揭露，传媒和记者已经拥有相当的报道自由。鉴于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记者和媒体手中的报道权利，很多时候并没有同级党政机构的指示，如果当事人把手中的“权利”视为一种“权力”，就可以将这种报道权利变成类似行政、司法的那种权力，将社会公器变成个人或媒体单元的私器。报道权利怎样使用，取决于记者的素质，也取决于媒体单元的'利益驱动能否受到制约。各媒体单位、整个新闻传播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需要有配套的、可操作的系列职业道德和规范的自律文件、自律机构，现在舆论监督最缺乏的是这方面的东西。
人们常说舆论监督难，一方面难在被监督者从地方和本位的角度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出现记者挨打和被非法拘禁的事情。而在监督者方面，有时也在扩张本自身的“权力”（例如一些媒体“策划”的事件），在不属于自己职责的范围内显示舆论的权力，与其他监督形式争夺话语权。社会所以需要舆论监督，本质上在于各级党政机构渎职、越权，缺乏职业的规范化，于是传媒出面来监督。而传媒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监督本身若带有私利、或行为上越权，同样是非职业化，这个社会就会出现混乱。正是由于相当多的党政机构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不负责任，于是许多人求助于传媒的公开批评；而传媒的监督遇到各种抵制，于是采取一些没有法律保障的手段来获取信息，加上媒体自身也有利益追求，很容易出现所有当事方均越权同时又不履行职责的恶性循环。
就传媒自身的职业化而言，一些记者和编辑缺乏基本的职业行为规范意识；以赢利为目的的自由撰稿人，缺乏专业意识的更多（因不满意专业媒体的体制跳槽的除外）。电视上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偷拍镜头及同期声、报纸上经常出现以假冒身份采访揭露其他假冒的新闻，记者以“舆论监督”相要挟谋取私利的事情、收受贿赂瞒报责任事故的事情也不时发生。有时，还可以看到上百家媒体蜂拥采访审判贪官的场面，接着便是全国各种小报指责犯罪嫌疑人和其律师如何狡辩的报道，以及某犯罪嫌疑人该千刀万剐的议论。某一经济活动中被揭示发生了问题，于是各家报纸的探秘新闻接踵而来。
从传媒自身检讨非职业化问题，是目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这可以使舆论监督多少走上正轨，少一些明显的非法治的、某私利的事情。
四、传媒监督的杀伤范围和力度问题
舆论监督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但是在我国它多少是一种党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加上强调舆论引导的环境氛围，传媒的揭露、批评性的报道尽管不应该是一种舆论审判，但是实际效果，多少变成了一种舆论审判（实为传媒审判）。过大的“监督”效果，需要传媒的记者在写作时审慎地估量到揭露之后带来何种社会认识和造成何种社会性的实际行动。
例如，山西省某县的某几个村子制造了毒酒，媒体报道时将此事概括为“山西毒酒”事件，正逢过新年春节，人们像规避瘟神一般地抵制所有山西出品的酒。当年的“晋江假药”事件，并非是全晋江地区都生产假药，只是几个村子，但是造成的效果，不仅晋江地区的药品被抵制，而且晋江的几乎所有产品都遭到抵制。前年的“冠生园”月饼事件，造成南京以外各地的“冠生园”月饼都卖不出去。前年河北白沟皮包生产中使用有毒的胶水，造成几名工人患病和死亡的事件被揭露，当地政府不仅处理了当事的几家小企业，接着展开大规模整顿，白沟六百多家小企业几乎全部因“六证不全”而停业，一时间热闹的白沟小商品经济瘫痪了。
传媒监督如何会造成这种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这里面，有记者有意无意地将报道所指，在标题中扩大范围造成的问题，例如山西毒酒、晋江假药等等。有的则是意料不到的传播中社会心理因素激发出的结果，例如冠生园月饼事件。有些则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造成的地方官员“保官”心态造成的，例如白沟事件。无论如何情况，起点是传媒的报道。在无法改变体制的前提下，传媒能否尽可能减少这类效果的发生？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在报道的同时，强调问题的存在范围，说一些强调限定范围和保护可能波及地域或领域的话。像白沟这样的事情，应该继续关注，把新发生的问题恰恰作为一种新的监督，接着做下去，解释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这样做了，损失有可能减少到最低点，并警示防范同类情形的再度发生。舆论监督永远都是传媒自身的功能之一，而不具备强制力，这就是它的社会角色。什么时候人们能够用法治的、理性的心态看待舆论监督；什么时候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保证社会公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那时，舆论监督便真正走上了正轨。
参考文献：
展江主编《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关出版社版。
第二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20）论文：
侯健《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
展江《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
秦晖《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
篇7：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传媒和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原则上并不处于对立的态势中。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出现过传媒对司法施加了不大正确的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公正；也出现了某些司法机关压制正确的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方面的五项差异：一、传媒的职业特征，在于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东西，记者们出于职业的追求，多少有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二、传媒必须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任务；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著称。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的用词极为严谨，要求前后一以贯之。四、传媒所说的“事实”，是指记者所见所闻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是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证据的事实。五、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表现为一种观察和督促，是软性的；而司法代表着国家的终局裁量权，是硬性的。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特别是传媒方面，报道和批评司法工作时，当事人的头脑要冷静，需要格外认真地考察新闻源的可靠性，使用语言要准确和适当，并通过“更正与答辩”的传媒运作机制随时纠正报道中的差误。现在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工作都存在职业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越权或扩张权力为己谋私利。有些媒体也在利益的驱动下，以舆论监督的名义炒作新闻，对案件报道过分热心，加上传媒长期以来有“舆论审判”传统积习，于是常出现干扰司法公正的情形。例如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和其律师的辩护进行批判，未宣判前媒体就已经宣称某犯罪嫌疑人该死刑或该判多少年徒刑，或发出种种违反法律程序或法律意识的评论等等。
虽然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是传媒方面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规模化地找寻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存在某些缺失，这是很不正常的，传媒方面不宜过分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监督成绩，而应探寻深层次的问题。对于司法工作，把握报道的平衡，既要监督司法是否公正，也要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知识和司法部门的工作特点，给群众指出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路子，给他们以信心。
从长远考虑，仅靠平衡报道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需要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形成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法律框架：一、界定传媒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主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在报道中违背“无罪推论”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传媒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实，传媒应承担后果的责任。二、明确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协调的制度空间。这需要规范传媒介入司法程序的范围、传媒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诸如不能诽谤和有失公正等等，以建立的必要的监督程序。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传媒监督的广阔天地，监督司法人员的非职务行为、职业行为中的违法行为；同时监督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外部行为。
在这些法律框架没有形成之前，法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做到什么程度为限，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等等。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应是司法的障碍，它在更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
三、传媒监督徘徊在公共领域和利益领域之间
计划经济时代，传媒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公共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传媒在政治方面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化，但是国家基本上不再给传媒拨款，于是传媒本身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利益单元，较多地受到广告商的制约，为了取得经济利益而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当传媒实行舆论监督时，它应该代表公共利益，鉴于关于舆论监督的报道通常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于是，出于传媒本身的公关需要，常常会出现将严肃的舆论监督话题进行有意炒作的现象，以及传媒越权干预行政、司法的问题。有些传媒以舆论监督的名义做的话题，其实是一种“自恋”，自己做了，然后大肆宣扬自己的成功，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在搞自身的公关。
过去记者追求名利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而遭到批判，现在提倡人才脱颖而出，鼓励记者出名，于是在这种新环境的刺激下，记者以舆论监督的名义夸大其词，有意造成某种舆论监督的态势，目的并非主持社会公道，而是个人出彩。有的传媒与资本势力结缘，以监督社会底层和“外地人”为乐事，对主要的监督对象，即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这种情况有呈现趋向的倾向，需要警惕。
于是，谁来监督传媒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传媒越权、记者违规违法，在大的方面有政治导向的制约，经营管理上有各种法规制约，但是最常见的问题在于那些属于法律法规管不到的琐碎的职业道德、业务规范方面的问题，缺少监督和有效的惩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传媒的舆论监督有可能变成某些记者和编辑手中的一种特殊的“权力”，用以要挟人和剥夺人。没有适当的制约，传媒的言论自由会变成一种新的话语霸权。以主旋律、舆论监督的名义出现的生动的假新闻，则是一种独特的记者或自由撰稿人谋利的方式。任何正面的口号、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都有可能被驱利的目的所利用。
篇8：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张文镝《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民社会的健构》
熊蕾《新闻媒体的迷失和人民利益的失落》
杨明《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新华出版社版。
徐迅《暗访与偷拍----记者在你身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版。
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中文版。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中文版。
陈力丹/郭镇之《关于舆论监督的访谈》，《现代传播》4期。
魏永征/黄挽澜《舆论监督是一种软监督》，《新闻界》203期。
徐寿松《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大学》年秋季号。
尹力《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界限》，《新闻战线》2000年12期。
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打印稿，20。
沈正赋《试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辩正关系》，《声屏世界》8-9期。
李F香《媒体：舆论监督要自觉接受社会和法律的监督》，《新闻战线》205期。
仲伟志《争议人物吕日周告别长治》，《北京青年报》年1月28日。
陈汉辞《吕日周出书话长治》，《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3月2日。
篇9：基于建构理论的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论文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的快速更新、学生接触计算机的时间差异、学生学习的惰性以及习惯的传统教学模式构成了当前计算机文化基础教育的主要困境， 以下就是基于建构理论的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
(一)课程内容前瞻性与基础性之间的矛盾
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信息处理技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课程实践性强、内容更新速度快、极富创造性且具有明显时代发展性等特点,决定了该课程具有必要的前瞻性，然而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该课程本身的属性——“基础”，导致了本课程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基本的基础内容的讲授，这就构成了目前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育的难点以及矛盾。从学生的角度来讲，由于学生计算机水平的差异，偏重前瞻性的内容，则基础薄弱的学生很难接受;偏重基础性的内容，则基础较好的学生往往会产生惰性以及烦躁厌学的态度;如若课时平均分配则会由于课时的限制导致“两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二)教学模式传统性与多元性之间的矛盾
虽然目前大多高校在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教学中，提出了“项目式”教学、“任务驱动”教学、“分层次”教学等方法，但是从目前实际的教学过程来看，依然是以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主，以其他的教学手段为辅且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矛盾。第一，“多元”的教学模式大多是一种应付教学改革的口号与手段。第二，在实际的实行过程中，“多元”的教学模式不能做到因人施教、以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及热情。
基于目前出现的问题，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依据，探讨其在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以及学习中所起到的作用。
建构主义理论以及构成要素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及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 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其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情境:教学以及学习环境、设定的具体的场景以及教学、学习内容。协作：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会话：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的计划过程。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由书本内容、课程内容转化为学生自己知识的过程。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学生为主体、中心，教师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引导者、组织者以及策划者，起辅助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达到使学生有效实现意义建构的目的;学生学习的过程是知识在大脑中重新构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主动的、积极的。
篇10：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
[1] [2] [3]
篇11：“和雅”教育文化的建构与实践
广东省从化市江埔街禾仓小学巢秀珍
【摘要】建设学校文化是加快学校发展的有效方法。文章从“和雅”文化的提出背景、“和雅”教育文化的依据、“和雅”教育文化的建设三大方面阐述“和雅”教育文化建设的建构研究。
篇12：“和雅”教育文化的建构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科研项目“和雅文化引领学校发展的行动研究”（编号：YQJK048）的科研成果。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是立校、社会竞争力之本。广东省从化市江埔街禾仓小学（以下简称“我校”）确立走“文化立校、科研兴教”之路，以建设“和雅”教育文化为核心，用“和雅”文化引领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加快学校发展的步伐。
一、“和雅”文化的提出背景
我校创办于1966年，原来是一所薄弱的城区建制学校，学校办学硬件和软件与中心城区学校相比差别较大，办学理念相对落后，办学水平相对低下。，着眼于学校的中长期发展，构建、实践“和雅”教育文化建设。
1.学校的师生特点。
（1）学生方面：我校的生源主要是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型民工子弟，广东省外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大部分学生的思想淳朴，但是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社会生活环境等因素致使他们的学前教育基础、行为习惯等存在较大差异，这为学校的德育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德育教育呼唤“和雅”教育文化。
（2）教师方面：本校大部分教师思想淳朴，工作态度比较认真，但由于长期缺乏学习，综合素养相对偏低，沟通能力和艺术修养欠缺，同事、师生、师长之间的相处欠缺和谐；教学观念滞后，教学方式陈旧，课堂教学中仍以说教式为主。
2.学校发展的新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我校周边房地产迅速崛起，各级行政对学校发展高度关注，我校成为江埔街打造金三角的学校之一，学校发展迎来新机。
3.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需要。先进文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和精髓，是构成办学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元素，是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载体。我校生源参差不齐，加上条件和办学基础与城区中心学校存在较大差距，构建与建设具有本校特点的学校文化，利于加快学校发展的步伐，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办学智慧。
4.传承与创新：发掘文化源头，厘定“和雅”特色学校文化。20我校开启了新的征程，在传承与创新学校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将学校教育哲学凝练为“和而通达，雅而美行”的“和雅教育”，以此引领学校优质发展。其缘由有以下三点：
（1）“和”字出现较早，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字源于“”，而“”又从“龠”从“禾”。“和”字形成了以“和”为中心的庞大词群，并以文字、书籍、图画、雕塑、戏剧等各种载体呈现，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
（2）学校的名字。我校的名字是“禾仓小学”，“和”与“禾”的读音相同，“和雅教育”中的“和”取义：要建设和谐的学校。
（3）我校有近50年的办学历史，师生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他们大多拥有村里人特有的淳朴、友善、勤劳的优秀品质，这是“和”文化建设的基础。建设“和雅”教育文化，既是传承优良传统美德，又是学校发展的需要。
二、“和雅”教育文化的依据
1.继承中华传统美德，主张“和雅育德论”。“和雅”文化远古有之，博大精深。《周易》由天道引导人们的道德修养与实践，终极目的是人们的道德修养与实践构建理想社会。“和雅”教育文化，倡导师生之间、师师之间、生生之间、师生与学校之间相互理解、宽容、赏识、信任，促进人们说雅言、行雅事、养雅趣，建设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和”养德，以雅养心，以和雅引领，走进经典育美德。
2.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主张“主体和雅论”。人本身有求和求雅的本能，这是道德的精神需求，当道德成为一种需要和愿望，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在追求中就能体验到满足与快乐，从而使乐善爱人成为一种自觉而快乐的事情。即在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主体和雅论”。
3.着眼教育的系统性，主张“多元和雅论”。“和雅”教育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本来就有广泛而深厚的民众根基。由此，我校倡导构建多元整合的和雅氛围：让班级兴和雅风气，团体兴和雅之言，师生系和雅之情，校园创和雅之境，与家庭同奏和雅之音，与社会同谱和雅之章，多元整合、协同推进校园和雅文化教育。
三、“和雅”教育文化的建设
1.“和雅”教育文化的思路。确立“和雅”教育哲学，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对“和雅教育”进行整体设计，有效地引领学校发展。“和雅教育”的思路是：禾仓小学在“和而通达，雅而美行”的“和雅教育”办学理念引领下，围绕“仁爱文雅，诚信有礼，乐学阳光”的培养目标，以“书香蕴趣，幸福盈心”为发展愿景，致力于以优雅教师形象要求“雅容雅言雅行，仁爱博学善教”引领教师成长，培养“优雅教师”，让每一位教师都能“以雅润心，敬业乐教”。
2.在“和雅研修”中培育“优雅教师”。基于“和雅教育”，我校建立了禾仓小学的教育理念体系，形成了理念识别系统，设计了学校文化标识系统，使学校文化如春雨浸润每一个禾仓人。教师队伍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队伍的建设，主要采用形象引领成长，让合格走向优秀，让优秀走向优雅。以优雅形象引领教师成长，教师在“和雅研修”中茁壮成长，“和雅研修”的框架如下：
（1）优雅教师的打造，提倡“五种”精神：①忠于职守、潜心工作的敬业精神；②爱生如子、诲人不倦的园丁精神；③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④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⑤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的自律精神。
（2）特色教师打造，主要抓好“六大”工程：①校本研修工程，坚持多样化发展；②和雅课堂工程，助推专业化发展；③青蓝结对工程，促进均衡化发展；④“名师”打造工程，促进个性化发展；⑤优秀科组创建工程，推进持续化发展；⑥多元评价，有效激励。
3.和雅读书郎特色课程，培育优秀和雅读书郎。“和雅”吉祥物中，蓝色为主的叫“和和”，粉红色的“雅雅”水灵灵的眼睛是智慧的象征。“和和”手托一支棒球棍，代表着运动促进身体健康；“雅雅”手扶一支钢笔，代表能写一手好字，他们的大眼睛有神、充满好奇，一手做出“请”的姿势，显得活泼可爱、文明有礼、讨人喜欢。胸前的校徽，代表着是禾仓小学的成员、使者，他们能自觉遵守纪律、自理能力强；身体健康，有爱心讲礼貌、讲诚信；兴趣广泛，热爱阅读，书写漂亮，是禾仓小学学生学习的好榜样、好伙伴。
学生的成长是学校工作的主要任务，学生队伍建设主要以“读书郎形象成长式创新德育”为载体，以“雅容雅言雅行，仁爱阳光雅气”形象要求为引领，开创“和雅读书郎”特色课程，分学期、有序地开展习规、自理、礼貌、健美、字美、博学、爱心、诚信八项主题教育。
经过几年的实践与研究，“和雅”文化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效，凝练出“和雅”教育文化的顶层设计，“和雅”主题校园文化鲜明，确立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建设策略，“和雅”特色课程的开发等。学校先后获得“广州市特色学校”、“优秀家长学校”、优秀科组合，合唱、经典美文诵读、学法教育二等奖称号；从化市德育示范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奖一等奖，教育教学科研先进单位、德育示范单位、质量优良单位等称号，学校的社会美誉度逐年提高。
（编辑：易继斌）
篇13：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是“罪感”文化,更是“爱感”文化,它的“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助于提供一种接近于文学本质的“博爱现实主义”;基督教文化是“普世”性文化,它的“普世观”有助于提供一种走出中西对峙模式、实现文化融合的依据和思路;基督教文化对弥漫全球的“后现代”作出了神学回应,力倡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供一种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新向度;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宽恕与宽容有利于提供一种切实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宽容性批评原则.
作 者：丛新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4(3) 分类号：B97 I2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 中国文学 价值建构
篇14：学校管理文化培育与建构论文
学校管理文化培育与建构论文
摘要: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管理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征，在规范管理行为、达致管理目标、提升管理效益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与价值。培育和建构具有本校特色的管理文化，应确立人本化的管理理念、健全人情化的管理制度、创设人文化的管理环境。
关键词:学校;管理文化;内涵;价值;建构
学校管理与文化之间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不同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对学校管理行为的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学校管理目标能否高效实现，不仅会受到管理方法与手段的直接影响，更会受到来自于文化的深层次影响。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学校管理文化的探索与思考日益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重视，并逐渐成为学校管理者的实践追求。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校管理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功能与价值、培育与建构等，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学校管理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1.学校管理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是“使一个群体区别于另外群体的集体思维”。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都有群体成员共同拥有和信奉的价值观。管理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是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率先把管理与文化联系起来思考的人，当推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他在《管理》一书中指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1]。学校管理文化正是在学校的管理实践中，由师生共同创造和形成的，并自觉接受和遵循的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与“文化”的基本形态类似，学校管理文化也主要体现为精神、制度和物质三种形态。具体来说，精神形态的学校管理文化主要体现为学校管理者所秉持的管理哲学和管理理念；制度形态的学校管理文化主要体现为学校内部有关考核、激励、奖惩等一系列完整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物质形态的学校管理文化主要体现为校园的自然环境和各类设施，如校徽校旗、名人塑像、花草树木等。其中，精神形态的管理文化处于学校管理文化的核心圈层，是管理实践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制度形态的管理文化处于学校管理文化的中间层，是学校管理者和教职员工、学生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物质形态的学校管理文化处于学校管理文化的外显层，是体现学校管理者某种管理理念或意图的物质载体。这三种形态的学校管理文化既有其相对独立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内涵，又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
2.学校管理文化的主要特征
作为学校文化的分支，学校管理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互动性。文化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所特有的精神财富，学校管理文化既不是学校管理者的文化，也不是学校管理者主观臆造的，而是由学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学校管理文化的生成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互为主客体，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鲜明的互动性。二是渗透性。文化之所以具有影响力，就在于其强大的渗透性。不管人们是否能够感知到，学校管理文化都会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渗透在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学校管理文化也正是通过这种无处不在的渗透和影响，使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润物细无声”的熏陶，进而形成学校管理的共同价值观。三是传承性。学校管理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是一批批师生相沿成习并不断传承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管理文化的传承，也就没有管理文化的积累。同时，学校管理文化的生成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还须结合学校的实际，并顺应管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也内含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要求。四是综合性。从学校管理文化的构成来看，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制度，以及校风学风、校园建筑等多种因素。而从学校管理文化的作用发挥来看，也需要这些因素共同发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无论是从构成因素来看，还是从作用发挥来看，学校管理文化都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特征。
二、学校管理文化的功能与价值
1.学校管理文化具有导向和约束的功能，有利于规范管理行为
学校管理文化的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行为导向和价值导向两个方面。学校管理文化不仅能够在管理活动开始之前对全体师生进行引导，在管理活动结束之后也能够发挥它的跟踪导向作用。师生在管理文化的引导作用下，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向着学校和社会倡导的方向发展。学校管理文化的无形引导和影响，极大地弥补了学校规章制度的'强制性造成的师生反感心理所带来的缺漏，不仅有利于规范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更有利于被管理者从思想上接受学校的管理，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因此，学校管理文化不应是仅靠制度和规章强制性要求的“硬性要素”，而更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软性要素”的管理。学校管理文化的约束作用则融合在导向作用的发挥过程中，引导作用发挥的同时也是约束作用发挥功效的过程，正确的引导即为无形的约束。这样，学校管理文化的引导作用和约束作用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共同为办学目标的实现提供隐形的保障。
2.学校管理文化具有聚焦和辐射的功能，有利于达致管理目标
在学校管理中，教师作为一个团队，只有拥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个团队的作用，从而达致管理目标。这就要求在学校管理中要充分尊重教师的存在价值，尊重其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价值追求，把教师的价值追求与学校管理文化融为一体，使学校管理文化为所有教师所共享，从而发挥教师团队的最大凝聚力。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学校管理文化的聚焦作用。而在学校管理文化发挥聚焦作用的同时，还会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不仅会在学校内部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各方面产生作用，这便是学校管理文化的辐射作用。学校管理文化的辐射作用可以通过两个方面体现：一方面，学校管理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性”管理，这有利于学校形成良好的社会声誉，从而吸引大批优秀的教师和更多学生前来学校任教和就读。另一方面，学校的管理文化能够深化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促进学校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学校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展示积极向上的思想风貌、人性化的管理风格、优秀的教学质量等，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信任，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最终实现学校与社会的“双赢”。
3.学校管理文化具有开发和协调的功能，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益
学校管理文化具有开发师生潜能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不是依靠外界物质奖励的刺激，而是在积极校园文化的驱使下，师生自发产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精神需求和愿望。这种积极的校园文化的构建离不开学校管理文化的熏陶，因此，管理文化对于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积极性，开发教师潜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教师潜能的开发又可以促进良好校园管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就形成了良性促进的循环，有利于学校管理工作的积极有序推进。学校管理文化不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对协调教师的人际关系也有积极意义。竞争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校园中教师之间的竞争同样也不可避免。良性的竞争有助于教师自我能力的提高和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恶性的竞争则有可能导致学校教学秩序的紊乱和教学质量的下降，更有甚者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教学事故。学校管理文化的功能正好能够协调教师之间的不良竞争，通过共同价值观引导共同目标的实现，使教师在思想方面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人，更是学校中的一部分，肩负着推动学校发展和帮助学生成长的重要责任[2]。
三、学校管理文化的培育与建构
1.确立人本化的管理理念
人本化的管理理念是培育和构建学校管理文化的前提。一方面，当今的学校管理已不再是强制性管理模式，而是民主、科学的管理模式。学校的管理不是校长或者领导管理教师、教师管理学生的单线管理模式，而是双向的、相互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建立在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念、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的[3]。因此，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全体教师拥有着与校长一样的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校管理者应该深入教师队伍中去，真心地把教师当成学校管理事务的主人翁，鼓励教师针对学校的管理活动提出不同的建议，在民主的气氛中促进中小学管理文化的构建。另一方面，人本化的管理理念更加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主要体现在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等几个方面。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工作动机能够影响个体的自我管理行为机制。因此，人会自我评价自己的思想、行为、意识，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驱动力和需求来调整、控制自己的行为，最终付诸实践实现目标。在学校场域中，教师自我管理的目标就是在不断鼓励和充分信任下的自我实现。同时，人本化的管理理念还内在地体现了人文精神，需要管理者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来关注教师的发展，尤其要充分考虑教师的人格信仰、道德追求以及职业操守等精神方面的追求。
2.健全人情化的管理制度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强调的是学校管理者要依据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但只有规矩也难成方圆，因此，学校管理者还要将“人情化管理”融入“制度化管理”中，引导师生从“心理上接受而不逾越”，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培育和构建学校管理文化，还应在制度的制定、内容和执行等方面充分体现“人情化”。首先，管理制度的制定要体现“人情化”，要以满足师生的需求、服务师生的发展为目的来制定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如：选拔聘任制度、奖励制度等规章制度，如果都是通过教师自己发表意见所制定出来的，不仅能满足教师的心理需求，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的约束性和激励性[4]。其次，管理制度的内容一般都是强制性和理性的，是大家遵守的办事准则。管理内容的人情化需要以教师的成长为出发点，充分体现学校对教师的人文关怀，例如：教师子女在读奖励制度、教师在职进修制度等，都充分体现了管理制度内容的人情化，也体现出了学校对教师的关爱。最后，管理执行过程虽然需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是法外有情，在管理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多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帮助教师分析问题、改正错误，从而更好地促进发展。特别是在对教师权利的监督和控制中，不能仅仅为了“监”而监，为了“控”而控，要尊重教师的权利，充分信任教师，引导教师将监督控制与自身的自查紧密结合，在自查中进步，自查中完善。
3.创设人文化的管理环境
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学校文化育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显性的文化教育与隐性的文化熏陶来实现的。身处校园之中的师生，时时都与身边的人、事、物、景发生着“对话”，其精神生活正是在这种“对话”中得以塑造、陶冶和提升[5]。从这一意义来看，学校管理文化就是一种育人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培育和构建学校管理文化时，还应注重创设人文化的管理环境，充分发挥校园环境所蕴含的教育价值与积极作用。一方面，学校管理者应重视绿色校园、人文校园和书香校园建设，根据“安全、实用、美观”等原则，因地制宜设置校园景点、宣传橱窗、名人画像、标语牌、报刊栏等文化设施，丰富学校管理文化的空间，让每一幢建筑、每一面墙壁都能够彰显文化、传递文明。另一方面，学校管理者还应精心设计能够体现学校特点和教育理念的校训、校风、学风、教风等，以及具有明确意义的学校视觉识别系统，如校名的标准字体、校徽、校歌、校旗、校服等，以彰显学校的价值取向，给师生以潜移默化的文化暗示。同时，学校的管理活动要求最大程度地调配人、事、物，需要有高效、准确的信息网络作为支撑。因此，学校管理者还应借助网络媒体、现代高科技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打破空间的限制，从而营造一种全新的、开放的管理氛围。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管理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更能够控制整个管理活动朝着组织目标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孝彬.教育管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沈颖.经营学校文化管理形成学校管理文化[J].中国城市经济，（6）.
[3]张东娇.教学管理文化四维模型及其实践应用[J].中国教育学刊，（2）.
[4]关尚敏.学校管理文化的有效分解与价值表达[J].现代中小学教育，（9）.
[5]刘海.大学管理文化的生态学构建[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篇15：高校德育文化生态的理性反思与现代建构
高校德育文化生态的理性反思与现代建构
文化生态是一个比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高校德育文化生态伴随着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变迁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现象与不良倾向,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前瞻性的探索研究.本文试图从多学科的视角,在论述高校德育文化生态的构成、本质特征及对其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高校德育文化生态的.现代建构必须处理好的六对关系与五个建设重点.
作 者：陈荣武 Chen Rongwu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刊 名：当代青年研究 CSSCI英文刊名：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年，卷(期)：2007 “”(10) 分类号：G40 关键词：高校 德育文化生态 理性反思 现代建构★ 音乐的艺术作文
★ 宋明理学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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