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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材料作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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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材料作文范文

篇1：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清朝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大哥陈衡恪，民国初年大画家。他19留学日本，19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回国曾任蔡锷秘书，19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间完成第一部专著《隋倍制度渊源略论稿》，1943年夏执教于燕京大学，期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1949年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撰写《柳如是别传》，“文革”被抄家，1969年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关于陈寅恪在1948年为什么选择岭南度过他的“最后”，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似乎陈寅恪可以有很多选择，留在这古称“瘴疠之地”的岭南好没道理。

现在看到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先生的回忆。在北平临上飞机的前夜，陈寅恪对问及他今后打算的王永兴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天气好适合养病，而陈序经校长的远见卓识，还有王力等一批老朋友，使得岭南占了地利人和两大优势。

当陈寅恪决计不去台湾(他已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不去香港(他不愿留在殖民地）和国外(1945年他就有留在英国的打算)，在大陆，岭南不是一块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托身之地吗?无怪乎，陈寅恪在1951年的赠妻诗中写道：“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

应该说，岭南20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1958年的批厚古薄今运动和“文革”的4年)，陈寅恪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前八年教学、著作都较愉快，后八年虽不教学，但仍然专心著述。岭南给了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国宝级”的待遇。从中共高层领导的“点名关怀”到学校当局的悉心照顾，从工作助手的配备到每天的伙食补贴(包括膑足后的护理)，使得陈寅恪能在双目失明(后又加以膑足)的情况下仍能撰写上百万文字，几占其全部著述的一半。

虽然在1953年仍有“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度五羊”“一瞬百年强过半，不知何处觅家乡”，诗句自比岭南过客，但同时又拒绝北归(称北来的人物“北客”)理由是“畏人畏寒”，虽是托辞，但未尝不可看出岭南已和陈寅恪生活交融在一起。

可以说，岭南为这位国学大师提供了一块乱世中的绿洲，一个避风港，一个置身局外的边缘位置，在这里，他冷眼旁观当局“改男造女”，看读书人“涂脂抹粉”，宗朱颂圣。算起来，岭南是陈寅恪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埋骨之地。

而陈寅恪又为岭南留下了什么?有人说，陈寅恪的思想非形成于岭南，其学术研究与岭南无涉，有人说，岭南文化乃商业文化，市政化，与陈寅恪代表的精英文化学院文化搭不上。

对于前者，我要说，陈寅恪的到来，使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印证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活)，对岭南学术影响深远，而陈寅恪在岭南撰述的上百万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后者，涉及到对岭南文化(及广州城市文化)的定位问题。每种文化都应有多个层面，而最基础的、最底层的，我认为还是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文化(精英文化)，没有底蕴的商业文化，必然走向庸俗化，粗鄙化；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市民文化又何以形成和发展?很难设想，一个城市没有相当的大学、研究基地、报刊媒体，没有一批知识人、文化人，这座城市的文化索质何以能得到提升，文化个性得到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出现了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但他们的成就取得，他们的活动舞台大多是在广东之外。(巧的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时，就曾网罗梁启超、黄遵宪为其新政推波助澜)，这是否与岭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块原创性的土壤和一个施展的空间有关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陈寅恪留下的，正是岭南缺少的，仍需要的，这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学术独立意识，他的知识良知与人格，他与中国文化共命运的责任承担精神，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都应成为岭南文化学术和教育的灵魂。陈寅恪不应是岭南的过客，岭南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也更应是他的思想精神长驻之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8年)。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陈寅恪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是秉着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又曾经说：“我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不仅独立于政治，还要独立于金钱。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之一也在于彰显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独立、自由之意志。综观陈寅恪一生，不论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故1964年在写给他的弟子的文章中，他能坦然地说：“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月”。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说起来并非陈寅恪首创。从蔡元培的“兼容并济，思想自由”，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持中立到陈序经的“注重自由讨论”，这一本应成为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人为学底线的准则，现在却成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能身体力行而又向心无愧者有几人。陈寅恪的独异正好凸现出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陈寅恪得以走出学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原因。

保守与现代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却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或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同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重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迢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亡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王国维之死，是殉文化而死，“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既是王国维的挽词，也是挽中国文化，更是陈寅恪自已之心声表达。以文化托命人自居，陈寅恪似乎走了一条与胡适、梁启超相反的“保守”之路。然而，此“保守”又决非守旧，决非抱残守缺，这是一位饱读中国传经典籍而又深得欧美学术思想精髓的通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洞见。陈寅恪指出，中国未来思想要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未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在考察两千年中西思想接触史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文化，虽在现代日渐褒微，但其本根未坏，缓以时日，必有复振的一天，故陈寅恪所做，一方面足“承续先哲服坠之业”，一方面“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这是一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工作，“保守”与“现代”就这样统一在陈寅恪的身上。而陈寅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身心两面均与文化“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文化遭遇的痛惑与哀感，成为“以学术正面担当民族苦难的人”，这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篇2：陈寅恪个人资料

陈寅恪

中文名称: 陈寅恪

性别: 男

民族: 汉

生卒年: 1890～1969

国别: 中国

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应清华学校之聘，任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抗战爆发，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 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至今，敦煌学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程，陈寅恪是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首先提出“敦煌学”，并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另外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

篇3：陈寅恪经典语录

1、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

2、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5、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6、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7、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8、我认为不能先存对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9、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10、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人物介绍】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篇4：有关陈寅恪的作文材料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曾留学日、德、瑞士、法、美等国，通晓英、法、俄、日、德、希腊、拉丁、梵、蒙、波斯等22种文字，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晚年在双目失明、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1925年，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性地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被称做“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四大导师中，陈寅恪到校最晚，在当时也最名不见经传。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实际上，要做到“四不讲”，堪比登天。首先，你要全面了解前人、近人都讲了些什么，这需博览群书;其次，要了解外国人都讲了些什么，这要精通多国语言;再次，每天乃至每堂课都要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最后更重要的是总要处于学术研究的领先位置。尽管比登天还难，但这“四不讲”陈寅恪都做到了。难怪傅斯年如此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

篇5：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这是我最喜欢，印深最深刻的一首韩诗，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应了韩愈自已的.观点：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不知此论从何而来，甚奇。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总会有例外，然而，在韩愈我是坚信文如其人的，坚信韩愈的人品高尚，绝对是正直不可的君子。“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怀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的信念，热衷仕途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

这不过是退一步而言，而事实上，我从不觉得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我横看竖看也只是觉得韩愈愚直鲠言，所作所为所无不发自良心和肺腑，从不为名利所累。纵观韩愈一生，二次被贬，均是犯上直言而招罪，古语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愈竟然会重蹈辙，一错再错，其“愚笨”“和不智”直为“智者”所笑所讥所耻，试问那些惯于揣摸上意，溜须拍马的人，会这样呆?那些热衷仕途，贪官恋栈之徒，只恐拍马无门，溜须无路，会白白放过一次大好机会，肯傻乎乎据理直言、甘犯龙颜?史记韩愈“操行坚正，硬言无所忌”，晚年还以衰朽之躯，只身到叛军营中劝降。叛军列兵帐前，刀枪齐举，但韩愈无所畏缩，大义凛然，直斥其非，其英雄气概，过人胆识真不亚于单刀付会的关云长。假若个个热衷仕途，贪务虚名者，都有此风骨和气节，又何妨热衷，何惧贪务?不恨其多只恨其小，不怕其烈只怕其淡矣。微斯人，谁能“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蕃薯”，被贬潮州的韩愈并没有因自已个人得失而意识消沉，而是切切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杀鳄除害，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后来改迁袁州，还继续篇赎取奴婢，禁止人口买卖。在上直言阵事，兼济天下，在下务实求是，福泽一方;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韩愈一生可谓言行一致，比起那事志大才疏，高不成低不就之辈来，不怨天，不尢人，不弃，真正身体力行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可敬!可佩!可歌!

其实韩愈在潮州只是逗留了短短八个月，但他播下的种子，带来的希望，却是一直默默萌芽，暗暗闪亮，韩愈又像一座高山，一湾绿水，永远留在潮州，润养着潮州。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古往今来，历史上曾出现过多少王候将相，有过多少名士英杰，不少人竖碑刻石，造庙建寺，希望可以人过留名或炳照青史，然而，刻在石上的，写在书上的，不少早湮

没在岁月的最深处，早已蔓草青青，有几多还真实地活在后人心中?在潮州短短八个月的韩愈，竟然令一片江河尽姓韩：潮州的江改叫韩江，潮州的山改叫韩山。王相将相能让江山易姓，但有几个能让山河改姓?以山河为姓，人心作书，伟哉，韩愈!壮哉，韩愈!

篇6：国学大师陈寅恪

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篇7：陈寅恪关于对联的轶事

陈寅恪一生喜欢对联，1932年夏，他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对联题，一时舆论大哗。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次，在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上，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是梁启超的老师，各位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学时，为躲避日机空袭时常要“跑警报”，他为防空洞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见机者，见飞机也；入土者，进防空洞也。自然中见妙用，戏谑中见达观。

1955年前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有一段难得的“风和日晴”的岁月，不但能潜心学术研究，还有“余兴旁及音乐戏曲”。是年春节，他撰一副对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联句工整自然，可看出他的心境比较开朗。

篇8：陈寅恪个人事迹介绍

陈寅恪生平简介

1.启蒙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19(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19春天，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同年入学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鲁迅)同船同渡，陈衡恪与鲁迅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两人遂同室而居，过从甚密。

19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作为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性情孤僻，很少社交。

19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2.执教清华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7。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8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3.南渡北归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4.岭南-中大时期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进北平，陈寅恪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大陆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大陆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

5.夫妻情深

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_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华初识的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6.晚年

国务院副，[3]时人称为“南霸天”的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大陆“”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己酉年一九六九先生八十岁”条目载：“……旧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诞辰……阳历十月七日(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

陈寅恪的学人品格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人物评价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枢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篇9：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转眼就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政府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违背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委员长的态度上。一九四○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楼”这一句。寅恪师对蒋委员长，也可以说是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痒，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篇10：回忆陈寅恪先生名家散文

回忆陈寅恪先生名家散文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地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ichluidum），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nhumids）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释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篇11：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

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

朱自清是一位温和的知识分子，他在四十年代那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一个能被许多人接受的，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做了许多年的中文系主任，是一个能办具体事的人，也愿意为人服务。

在政治上，他也不是完全向左靠，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政治上，并不向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在一定意义上，他和陈寅恪是一样的，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更看重自己的学术。

我们过去较少注意他和陈寅恪的关系，现在《朱自清全集》出齐了，我们从他留下来的.日记中，能够看出他在西南联大和陈寅恪的来往比闻一多要多，那时朱自清对闻一多过于热衷政治是有看法的，他在日记中就说过，闻一多在政治方面花得时间和精力太多，那时朱自清和陈寅恪的来往，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之间似乎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我把《朱自清日记》中有关和陈寅恪的来往抄在下面：

1932年11月4日：上午接陈寅恪先生来信，于课程有所签注。(9卷，171页，以下只注页码)

1933年2月25日：下午访陈寅恪家，与竹同。(201页)

1933年3月4日：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公超、寅恪各谈所藏西书善本，寅恪谓有《亚里斯多德(Aristotel)集释》一种，时价值二三千元。又变孔云卿先生每日读拉丁文籍。又变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做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也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又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寅恪谈吐极佳，余第一次见其意兴好也。(202)

1933年3月21日：下午访孙铁仙喝茶，茶后访陈寅恪，寅恪畅论前日开会事，谓二叶及闻主张与主任相反，其逻辑推论(Logical Consequences)有二、1、主任教员学问易满足，2、主任教员与学生勾结。又谓彼颇疑二叶及闻有野心来耍手段(Play Politice)因举韩湘文毁公超之说及闻一多青岛事为证。韩谓清华外国语文系自公超来后颇多事，其说乃闻诸温特(Winter)温特似与公超善，不知何有此言。陈前日开会时间太长，神经又颇受刺激，故颇失常态。今日所言甚简而重复不知若干次，渠意在取瑟而歌。

赴平伯所，平伯亦不以陈此次态度为然。(208页)

1933年3月23日：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陈先生问题极佳，录数则：

一、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

二、唐代人吃饭，分食，多用匙;广东用手，中土僧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又从高丽情形及诗中见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称为摩诃衍提婆或摩荼提婆，译之大乘天、解脱天也。天为印人称中土僧人通名。

四、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209页)

1933年4月17日：徐中舒来访，陈寅恪告我同人以论乐府之精者。(212页)

1933年5月3日：下午又访寅恪，商课程，大体已定。(215页)

陈不阅萧涤非论文。

陈谈中国乐谱之最早者，当推日僧空海所录唐人《梵吹谱》，其中平仄声与今迥异，此或系六朝遗声;空海入唐在文宗时，犹中唐也。此谱名《鱼山集》(《高僧传》谓吹传于曹子建，乃在鱼山听梵音而制)，本见元人钞本，今印入《声明及音律》一书中。其次即刘半农藏《敦煌卷子》中乐谱，殆五代时物，此卷在美国某博物院中，李济之摄影以赠刘者，盖数年前事。再次则为姜白石谱。再次则为《事林广记》中乐谱，书为宋元间人所辑，日本印行，不易得，沈子培以其中乐谱抽印单行。(216页)

1933年9月8日下午访寅恪先生，承告桥川著关于陶集之书内有郑叔问札记。(246页)

1933年11月16日：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263页)

1933年11月23日：陈寅恪谈郝兰皋稿无多精要之品。(264页)

1933年11月29日：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265页)

1933年12月10日：昨孙子书谈寅恪文，竟未见，甚惭。(268页)

读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陈义凡三：1，中土平、上、去三声之分，系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入声不易混，自为一类)。2，四声之说起于周、沈约，以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居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实情理之当然，而帽《高僧传》所载善声沙门之生卒考之，建康经吹之盛，实始自宋之中中世而及于齐之初年。是时竟陵王子良在鸡笼西邸，同时集诸文士作四部要略〉，又集诸僧造〈经吹新声〉，此又二者相关之机缘也。至曹植〈鱼山集〉，自系伪作，其事出刘敬叔之〈异苑〉，及刘义庆〈演脸记〉。东晋中晚时代，经声虽已流行，而尚无鱼山制契之神话，逮东晋末年，始有此传说。此传说实会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源。3，论四声者皆说五声而不及四声，盖四声只用于属文，谈音理则当五言五也。(269页)

1934年2月15日：又论陈寅恪治学与王静安异，其爱好太博也。(281页)

1934年4月17日：与平伯、寅恪等同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极盛。(290页)

1934年5月15日：访寅恪，商考霍世休事，又告以难聘刘子植事。(292页)

1934年5月31日：下午访一多，商定下年课程。又见陈寅恪，谈话甚得益。彼论“相”“见”“所”等字，谓恐当入中性(Medidum)，非施非授也。又谓“王若曰”，“若”即藏文之“尼”，乃指示主格者。又论“家”时，谓《三朝北盟合编》有“南家”之称，又谓即“司马家八”之谓。又谓刘半农曾译惠特尼(Whitney)之序论，可看。(295页)

1936年10月22日：昨日陈寅恪电话，询问彼寄投学报翻译哈佛大学某杂志发表《韩愈与中国小说》一文之原稿，是否准备采用。因不易决断，故答以不采用。然恐已造成问题矣。(442页)

1936年4月23日：陈寅恪与浦逖生今晚意外地到来。(525页)

1933年4月24日：上午与寅恪、逖生结伴进城。又访吴宓所租新房。(526页)

陈谈及一副对联，为已故方堤山书赠一名鬼古子之娼妓者，联中运思甚巧，联曰：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

古而无死其乐如何(526页)

1939年9月6日：写信给翕庭、寅恪、平伯。(10卷，46页)

1939年10月31日访莘田及寅恪。(57页)

1941年3月16日：上午到光华大学访守愚及公权。------- 公权告寅恪已就任香港大学教授，雨僧到浙江大学。(106页)

1943年10月5日：读陈寅恪的《隋唐政治史述论稿》(263页)

1944年7月20日：访陈寅恪，他陪我往访侯宝璋。访蔡乐生。陈邀午饭。下午见侯，甚诚恳，彼谓余病为酸性。(301页)

1945年9月17日：一多今天下午看望寅恪。(367页)

1945年9月20日：岱孙评论寅恪不辞劳苦帮助他人，余程亦不冷酷。

1945年9月21日：寅恪与其它数人今日动身去加尔各答，上午送别之。与寅恪谈及平伯，谓彼颇想念平伯。(367页)

1946年2月24日：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393页)

1946年2月26日：晚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393页)

1946年10月27日：陈寅恪昨到清华，丁则良来为他安排课程和助手。(10429页)

1946年10月27日：见寅恪。(429页)

1947年9月26日：访周一良、陈寅恪。(472页)

1947年10月22日：梦家、寅恪(476页)

1948年1月17日：见寅恪(489页)

1948年2月24日：出席陈寅恪太太的茶会并看焰火。(495页)

1948年3月18日：见寅恪(498页)

1948年7月20日：寅恪、《独立时论》社。

从朱自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十年代初从清华开始直到1948年陈寅恪离开北平，他们之间的来往一直很多，而且所谈多是学问方面的事。朱自清虽然和陈寅恪的专业不同，但他也是一个在学问方面涉猎很广的人，趣味是多方面的。他非常了解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对他表示出十分的尊敬。

朱自清曾在写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246页)

从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了解陈寅恪那时的生活情境，也可以想见他的人格，如果我们敬重朱自清先生，那么同样我们也应敬重陈寅恪先生。

篇12：陈寅恪的美句摘抄

有关陈寅恪的美句摘抄

●影响我一生的四句话，分别是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所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季羡林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

●我等凡人，固然计较柴米油盐，物价上涨，居住面积，但心中也向往仁义礼智信，也愿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友。虽然没有过人智商学识，也会吃着泡面窝在床上看钱穆、陈寅恪、顾准，时而拍腿叫好，时而捶胸顿足。

我没上过清华，也没上过北大，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学问的普通人，或许我们对于所谓名校的期许，不只是“脚踏实地地为人民服务”。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那些“美好而无用的东西”。或许，这就是我们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刘小昭《你当温柔，却有力量》

●”鄙意吾国政治史中，党派之争，其表面往往止牵涉一二细碎之末节，若究其内容，则目标别有所在“，”所以读史者不因专就表面之记载，而平决事实之真相“（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历史的扑朔迷离往往还有另一种现象，表面冠冕堂皇的道理下，或许只是一些细碎末节的缘由。” ————陆灏《听水读钞》

●五等爱情论。

一等，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

二等，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

三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

四等，又次之，则为终身夫妇而无外遇者。

五等，最下者，随处结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大学精神的本质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我认为不能先存对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 ————陈寅恪

●我等凡人，固然计较柴米油盐，物价上涨，居住面积，但心中也向往仁义礼智信，也愿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友。虽然没有过人智商学识，也会吃着泡面窝在床上看钱穆、陈寅恪、顾准，时而拍腿叫好，时而捶胸顿足。 ————刘小昭《你当温柔，却有力量》

●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陈寅恪

●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孤怀入海弥难说，水鸟舟人共此游。

束地巨环迎北小，拍天万水尽南流。

斜阳大月中宵见，故国新声一笑休。

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游。

●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陈寅恪

篇13：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赏阅

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赏阅

…………

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父亲散原老人到陈先生自己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反动派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

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蒙古族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满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从他的心态看得出来。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的解释，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事，也关心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篇14：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阅读及答案

张昌华

①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尔不群。

②19，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黎文，19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他留学十多年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曹云祥同意了。

③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陈寅恪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本是脏活，学生要代劳，可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

④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还是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与否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学生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⑤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这两副对联被传诵一时。

⑥陈寅恪与王国维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他又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⑦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面临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⑧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⑨胡适曾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更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陈寅恪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治学上孜孜以求的勤勉精神，并想以此激发学生。

B．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学时采用的国文考试加试方式——对对子，以及在王国维去世时行三跪九叩大礼，都说明他的治学与人格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的浸淫。

C．梁启超认为自己虽然著作等身，可在治学的境界上依然无法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这其实是襄助陈寅恪顺利执教清华的过谦之辞，并非诚心之言。

D．作者引用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这句话，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至高成就进行了褒扬。

E．文章灵活地运用语言、肖像、动作、心理等多种描写手法，从不同角度塑造了陈寅恪特立独行的学者形象。

（2）在本文第二段中，作者记述梁启超和曹云祥之间的对话，有什么作用？(6分)

（3）你印象中的陈寅恪是个什么样的人？请结合本文简要概括。(6分)

（4）你如何理解“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这句话？它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感受。(8分)

答案：

【1】BD（答B给3分，答D给2分，答A给1分；答C、E不给分。C梁并非过谦之辞；E心理描写说法不当；A激发学生并非陈有意为之）

【2】①这段对话交代了陈留学归来却没有学位和著作而得以执教名校清华的原委；②学术大师梁启超对初出茅庐的陈寅恪的极力推荐，从侧面突出了陈寅恪治学的严谨和学养的深厚；③梁启超的评价也为作者在后文进一步凸显陈寅恪的治学境界和学术成就做出了铺垫。（每点2分）

【3】①陈寅恪富有诗人气质，笃志为学，学问广博、精深，是一个纯正的学者；②陈寅恪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教学中勤勉认真，身体力行，堪称学生的楷模；③陈寅恪在治学上善开风气之新，将传统方法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可谓独树一帜；④陈寅恪为人多情重义，乐于助人，对友朋的感念追怀情真意切，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不遗余力；⑤陈寅恪为人幽默风趣，自有雅量高致；⑥陈寅恪具有坚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国难当头，即使身处困境依然不改其高风亮节。(任意写出3点得全分，每少一点扣2分，扣完为止)

【4】理解：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上善开风气之新，将传统方法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在文史研究领域创造出至高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2分）陈寅恪一生秉承着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念，潜心治学，不求显达，身处困厄始终不改其高风亮节。陈寅恪的家学渊源，自身的资质、修养和学力，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大环境，也是形成他“独一无二”的重要原因。（2分）这些特质，在现代中国，不但是其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也是后来者难以超越的。（1分）

启示：以陈寅恪作为为人治学的楷模，摆脱功利的心态和浮躁的作风，志存高远，学求博深，继承并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中国学术的血脉得以承传，使中国学人的风尚得以延续，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3分）(本题为开放性试题，只要观点明确，言之成理即可)

篇15：陈寅恪为何从不提同窗鲁迅

陈寅恪为何从不提同窗鲁迅

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陈寅恪的大舅）的亲自带领下，去日本留学，陈寅恪也同船随行。

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到日本后，他们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没有骂过俞明震，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保持着沉默。

陈寅恪最初回国，任蔡锷的秘书，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衡恪题写。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篇16：高考作文写作素材：国学大师陈寅恪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游学海外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北平沦陷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陈寅恪的名言】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陈寅恪经典语录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柳如是别传》

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陈寅恪名言

《柳如是别传》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压帽花开香雪痕，一林轻素隔重门。抛残歌舞种愁根。遥夜微茫凝月影，浑身清浅剩梅魂。溶溶院落共黄昏。

《柳如是别传》

唐之初期其乐之承隋亦犹礼之因隋，其系统渊源，盖无不同也。若其后之改创及直接从西域输入者则事在本章主旨范围之外，故置不论。陈寅恪经典语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柳如是别传》

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陈寅恪名言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职官之名号任务，其渊源变革记载本较明显，而与此章有关之隋唐制度之三源复已于前章详悉考论，其涉及职官者尤为易知，故此章仅择其要点言之，其余可从简略。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旧令亡失，无所依据。太和中，高祖诏羣寮议定百官，着于令。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明末清初，魏际瑞、丘维屏等九人讲学于江西宁都翠微峰之易堂，世称“易堂九子”，清人彭玉雯辑其著述为《易堂九子文钞》十九卷，序中所谓取易堂九子集而读之盖此。

《赠蒋秉南序》

此隋定乐兼采梁陈之又一例证也，此部乐器中既有琵琶、箜篌，是亦有胡中乐器，然则亦不得谓之纯粹华夏正声，盖不过胡乐之混杂输入较先者，往往使人不能觉知其为输入品耳。陈寅恪经典语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律因于隋开皇旧本，隋开皇定律又多因北齐，而北齐更承北魏太和正始之旧，然则其源流演变固了然可考而知也。兹就《唐律》中略举其源出北齐最显而易见之例数则，以资参考。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今姑不多所征引，即就钱柳本人及同时有关诸人诗中择取数例，亦足以证明此点。

《柳如是别传》

红碧装盘岁又新，可怜炊灶尽劳薪。太冲娇女诗书废，孺仲贤妻药裹亲。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河东君次牧翁“冬日泛舟”诗云：“春前柳欲窥青眼。”)炎方七见梅花笑，惆怅仙源最后身。陈寅恪名言

《柳如是别传》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

柳如是，明末清初人，家境贫寒，幼年被卖与官宦人家，后沦落青楼。其人不仅貌美，还能诗会曲，能书擅画，为人风流放诞，不被陋俗所羁，敢于追求人生幸福，且明于民族大义，远胜当时许多高官巨儒，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女子。

《柳如是别传》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赠蒋秉南序》

然则府兵之性质，其初元是特殊阶级。其鲜卑及六镇之胡汉混合种类及山东汉族武人之从入关者固应视为贵族，即在关陇所增收编募，亦止限于中等以上豪富之家，绝无下级平民参加于其间，与后来设置府兵地域内其兵役之比较普遍化者，迥不相同也。陈寅恪经典语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陈卧子集中有秋潭曲，宋让木集中有秋塘曲。宋诗更是考证河东君前期事迹之重要资料。陈宋两诗全文见后详引。)人间遗恨终难裁。

《柳如是别传》

篇17：高考语文人物作文素材：国学大师陈寅恪

高考语文人物作文素材：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那时我还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没有营养，只好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父亲挤一点奶。那时候父亲还能看得见，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一只邻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问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说这些的时候他都挺开心的。”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岭南大学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学术传承泽被后世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篇18：高考作文优秀素材之国学大师陈寅恪

高考作文优秀素材之国学大师陈寅恪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游学海外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篇19：“陈寅恪”之“恪”的读音问题(教师中心稿)

关于“陈寅恪”之“恪”的读音问题(教师中心稿)

云南省通海二中

前久与从事高中语文教学的朋友们相聚于“海江圆”宴饮，席间听通海一中刘文魁谈到“陈寅恪”，在读音方面发生争执，刘文魁读为Kè。对此，我总不以为然，因为在我所经历的读书学习生涯中，所遇到的老师教授，每逢提起他，总是读为què。前不久，给学生放资料片《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其中有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所讲的《中国的楹联》（上编），讲课中就提到过“陈寅恪”，他说：“记得六十年前，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他出高考试题，他让考生对对子，他出了一个‘孙行者’。当时，有考生就对了‘胡适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实际上，这个对‘胡适之’的考生，就是现在我们北京大学还健在的老教授周祖谟先生……。”在吴小如先生的讲解中，“陈寅恪”之“恪”，分明读为quèD:临时下载文件袋有关“恪”的读音问题.wav。

近日查阅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该书所收录的《致傅斯年》书信的第“七十六通”信之末尾，于“陈唐J拜启（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落款之后，付了以下内容：

Prof.Chen Yin KE（陈寅恪）

c/o Prof.H.C.Shao(邵循正)

Oxford,England

由以上落款处不难看出，英文标示的汉语音译，分明读为Kè！我心中的疑问似乎应该释然。那么，凭这一点是否就足以明证应该读为K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连同吴小如先生在内的教授老师们都错了呢？我又迷茫了，到底哪一种读法最合适呢？我也常在自己的教学之中经常提起这位大师，当着学生往往须要提及这两种读音，因为我自己确也无法给它定位。叫学生查字典吧，字典里只有“恪守”之“Kè”这个读音，却没有“què”这个读音。我很困惑，虽也想到就如著名作家贾平凹那样的，成名之后，人们都只知叫他平凹（āo）,可在老家他的母亲及七邻八下的乡亲们却都记得他叫他平娃（wá）。我想，是否人们在长期的相处交往中也约定俗成地同化了两个读音，使它们相通了呢，还是两个读音都可以并存呢？

在中国，读音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的时候，单凭汉字还是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仅仅按照汉字的一般读法去读，往往要闹出笑话。这也到罢了，但是，我总放心不下的是，对于陈寅恪，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国学大师。在老一辈清华学校国语研究院的教授中，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被称为“四大导师”。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果对于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我们都还在人名的读音问题上还有争议，怕有点对不住人家。

篇20：“陈寅恪”之“恪”的读音问题(教师中心稿)

云南省通海二中

前久与从事高中语文教学的朋友们相聚于“海江圆”宴饮，席间听通海一中刘文魁谈到“陈寅恪”，在读音方面发生争执，刘文魁读为Kè。对此，我总不以为然，因为在我所经历的读书学习生涯中，所遇到的老师教授，每逢提起他，总是读为què。前不久，给学生放资料片《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其中有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所讲的《中国的楹联》（上编），讲课中就提到过“陈寅恪”，他说：“记得六十年前，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他出高考试题，他让考生对对子，他出了一个‘孙行者’。当时，有考生就对了‘胡适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实际上，这个对‘胡适之’的考生，就是现在我们北京大学还健在的老教授周祖谟先生……。”在吴小如先生的'讲解中，“陈寅恪”之“恪”，分明读为quèD:临时下载文件袋有关“恪”的读音问题.wav。

近日查阅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该书所收录的《致傅斯年》书信的第“七十六通”信之末尾，于“陈唐J拜启（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落款之后，付了以下内容：

Prof.Chen Yin KE（陈寅恪）

c/o Prof.H.C.Shao(邵循正)

Oxford,England

篇21：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

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

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

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

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1994年10月26日

季羡林：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

我忝列寅恪先生门下，自谓颇读了一些先生的书，对先生的治学方法有一点了解，对先生的为人也有所了解，自己似乎真正能了解陈寅恪先生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以前注意到，先生是考据大师，其造诣之深绝不在乾嘉诸朴学大师之下。但是有一点却是乾嘉大师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寅恪先生绝不像乾嘉大师那样似乎只是为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寓有极深刻的思想性，比如他研究历史十分重视民族关系、文化关系、对外文化交流的关系，以及家族和地域关系等等，读了他的著作，绝不会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是会得到思想性和规律性极强的知识和认识，让你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寅恪先生在这一点上是很突出的。梁任公先生思想活泼，极富创新能力，但是驳杂多变，不成体系。王静安先生早期颇具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的素质;但是，到了晚年，则一头钻入考据探讨中，不复有任何思想色彩。赵元任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总之，我认为在清华四大导师中，寅恪先生是最具备一个思想家素质的人。至于先生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问题。

最近读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界》第5期)极有创见，论证极能说服人。我恍然大悟，寅恪先生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我深信不疑。这种近在眼前的事，我在几十年中竟没有悟到，愧一己之愚鲁，感慎之之启迪。在内疚之余，觉得自己对寅恪先生的认识，终于又近了一步，又不禁喜上眉梢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个词儿是先生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是赞美王静安先生的。原来王静安先生自沉后，陈先生哀痛备至，又是写诗，又是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哀思。静安先生自沉的原因，学者间意见颇不一致。依我个人的看法，原因并不复杂。他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说得十分清楚。“事变”，指的是国民政府军的北伐。王氏是一个大学者，一个大师，谁也不会有异辞。但是，心甘情愿地充当末代皇帝溥仪小朝廷上的“上书房行走”，又写诗赞美妖婆慈禧，实在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在政治上实在是非常落后，非常迟钝的。陈寅恪先生把他的死因不说成是殉清，而是殉中国文化，说他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说“文化神州表一身”，颇有拔高之嫌。我认为，能当得起这两句话的只有陈先生本人。

我在这里想附带讲一个小问题。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两句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王观堂先生流泪是很自然的。但是，寅恪先生三世爱国，结果却是祖父被慈禧赐死，父亲被慈禧斥逐，他对清代不会有什么好感的，可是他何以也“泣数行”呢?他这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难道这就是他所说的“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吗?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讲了一点我心里想讲的话。我认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深蒂固的爱国心，这是由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并不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有爱国的基因;一个是硬骨头精神。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千载传颂。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过去对所谓“硬骨头”就只能理解到这个水平。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了。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的科学的说法，拿来用到我所说的“硬骨头”上恰如其分。

将近一年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目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一句是歌颂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后一句是赞美他的硬骨头精神，颇获得与会者的赞同。在发言中，我讲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部分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留学国外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都是自觉自愿地进行所谓“思想改造”，认真严肃地参加造神运动。我的两位极可尊敬的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学术大师，也参加到这个庞大的造神队伍中来。他们绝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完全是一片赤诚。要说一点原因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他们在旧社会待过，在国外待过，在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受到外人的歧视，心中充满了郁懑之气，一旦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哪能不感激涕零呢?

我在政治方面是后知后觉。我也着了迷似的参加造神活动，甚至失掉了最起码的常识。人家说，一亩地能产50万斤粮食，我也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我膜拜在自己造的神脚下，甚至幻想以自己的性命来表达忠诚。结果被神打倒在地，差一点丢掉了小命。

然而，在南方的陈寅恪先生却依然爱国不辍，头脑清醒，依旧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和我那两位老师是真诚的，其他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是真诚的。可是这两个“真诚”之间不有天地悬殊的差异吗?何者为优?何者为劣?由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判断吧!我自己是感到羞愧的。中国历史上，大知识分子着了迷，干可笑的事情的先例，我现在还想不起来。

我主要论述的是寅恪先生的人生基本态度，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似乎有点离了题，可是我认为，并没有离。一个学者的基本人生态度怎么能够同他的学术思想截然分开呢?以陈先生的人生基本态度为切入口来求索他的学术思想，必能有新的收获。但是，这个工作我不做了，请其他有志有识之士去完成吧。

摘自季羡林著《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篇22：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阅读答案现代文阅读训练含答案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阅读答案现代文阅读训练含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25分)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张昌华

①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于个纯正的学人。他学问广搏、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尔不群。

②19，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19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他留学十多年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曹云祥同意了。

④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还是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与否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学生为不失名师的教侮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⑤陈寅洛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找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这两副时联被传诵一时。

⑨胡适曾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更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陈寅恪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治学上孜孜以求的勤勉精神，并想以此激发学生。

B．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学时采用的国文考试加试方式——对对子，以及在王国维去世时行三跪九叩大礼，都说明他的治学与人格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

C．梁启超认为自己虽然著作等身，可在治学的境界上依然无法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这其实是襄助陈寅恪顺利执教清华的过谦之辞，并非诚心之言。

D．文章灵活地运用语言、肖像、动作、心理等多种描写手法，从不同角度塑造了陈寅恪特立独行的学者形象。

E．作者引用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这句话，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至高成就进行了褒扬。

小题2:在本文第二段中，作者记述梁启超和曹云样之间的对话，有什么作用？(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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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3:你印象中的陈寅恪是个什么样的人？请结合本文简要概括。(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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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4:你如何理解“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这句话？它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感受。(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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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小题1:BE

小题2:①这段对话交代了陈留学归来却没有学位和著作而得以执教名校清华的原委；②学术大师梁启超对初出茅庐的陈寅恪的极力推荐，从侧面突出了陈寅恪治学的严谨和学养的深厚；③梁启超的评价也为作者在后文进一步凸显陈寅恪的治学境界和学术成就做出了铺垫。（每点2分）

小题3:①陈寅恪富有诗人气质，笃志为学，学问广博、精深，是一个纯正的学者；②陈寅恪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教学中勤勉认真，身体力行，堪称学生的楷模；③陈寅恪在治学上善开风气之新，将传统方法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可谓独树一帜；④陈寅恪为人多情重义，乐于助人，对友朋的感念追怀情真意切，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不遗余力；⑤陈寅恪为人幽默风趣，自有雅量高致；⑥陈寅恪具有坚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国难当头，即使身处困境依然不改其高风亮节。(任意写出3点得全分)

小题4:

理解：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上善开风气之新，将传统方法与现代精神融会贯通，在文史研究领域创造出至高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2分）陈寅恪一生秉承着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念，潜心治学，不求显达，身处困厄始终不改其高风亮节。陈寅恪的家学渊源，自身的资质、修养和学力，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大环境，也是形成他“独一无二”的重要原因。（2分）

这些特质，在现代中国，不但是其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也是后来者难以超越的。（1分）

篇23：独立精神朝圣的路上-从《陈寅恪的家族史》看校匡当下学术失范的某种可能性

独立精神朝圣的路上-从《陈寅恪的家族史》看校匡当下学术失范的某种可能性

3月至11月,从北京(“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研讨会”)到黑河(“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建设发展研讨会”),再从北京(“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战略研讨会”)到广州(“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当下学术失范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们越是大声呼吁“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①,对学术违规失范现象就越是不满和愤慨.他们认为,目前光有具体的规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尽快建立和逐步完善学术界乃至整个人文科研界的良性生存环境,比如复议、匿名评审、保密制度等②,不断强化治学者个人的'学术道德修养和学术人格意识.自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明确提出“史德”概念以降,凡“隐匿或曲解证据”,“剿说”,“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等,皆“认为不德”③.

作者：李冬青杨向群作者单位：李冬青(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杨向群(广东教育出版社,广东广州510075)

刊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G05 关键词：

篇24：作文

近了近了，春的脚步声近了。

多么迷人的春呀，看，春天的脚步正在向咱们走来，向咱们正在展示春的美。小草偷偷的冒出它那尖尖的头，正在探视着春天的脚步到了哪里。柳树随着春风妹妹的到来，它那纤细的小手臂也随之迎风飘扬，好象在告诉咱们春天的脚步近了。冰冻的河水随春天的到来融化了，一条条溪流向东而去……看，这充满生机的一切都在告诉咱们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已经到咱们身边了。

多么悦耳的春呀，听，春天的脚步近了，她迈着轻碎的小步伐向咱们走来，同时她也带来了滋润万物的春雨弟弟。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有节奏的下着小雨，竹笋弟弟妹妹们听见雨弟弟的脚步声都不约而同的探出脑袋好奇的望着周围的一切，听那节奏般的音乐吸引着他们努力向上生长着。冬眠的动物听见雨弟弟的呼唤声，都睁开那明亮的眼睛，随着雨弟弟的到来去寻找春天的脚步声。听，一曲美妙的声音，向咱们宣示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到了。

多么香浓的春呀，闻，便可以得到沁人心脾的香，那种香是多么令人心醉，春天脚步带来了芳香。桃树开了花，嗅一嗅，满鼻飘香，香的让咱们感受到春天为咱们的生活带来了欢笑和快乐。躺在开满花香的草地上，使劲用鼻子嗅一嗅，便猛然间觉得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花香的味道，让咱们沉醉于鸟语花香的世界，让咱们感受到春天的脚步近了，让咱们感受到春天带来温暖和安慰。

近了近了，春天真的近了，广阔的农田里有了农民伯伯们那忙碌的身影，燕子们纷纷从南方飞回来了，麦苗泛青了，河水唱起悦耳的步伐向前冲了。

春天是人们所向往的季节，人们总是在这个季节做好了自己的打算。俗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每一日之计在于晨。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的到来就已经暗示了咱们应该从今天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年中春的到来做起，好好学习，发挥自己最好的潜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长大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努力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