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通用11篇）由网友“炉果”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欢迎参阅。
篇1：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
摘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活跃领域。为了明确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法考察了出口贸易与山东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本文对山东省出口贸易现状进行概括，然后建立模型并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经济增长是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贸易不是山东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本文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山东 出口贸易 经济增长 格兰杰因果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沿海经济省份，山东省高度重视对外开放，确立经济国际化战略，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亮点来抓，在开放中不断发展对外贸易。历经32年的发展，山东省外贸出口总额已接近千亿美元台阶，达到931.7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约46倍。因此，对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篇2：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
1.1山东省出口贸易现状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在对外贸易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进出口贸易历史悠久，是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在施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名牌战略等政策后，山东省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从绝对量来看，出口总额逐年攀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速。改革开放初年，与山东省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截止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已超过220个，除四大传统市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外，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额所占比重趋于提高，占比已高达43.1%。其中，东盟、南美、印度等新兴市场所占比重分别高达9%、7%和3%。图1是山东省1995~20出口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的趋势图。
图1 1995~年山东省出口总值趋势图数据来源《：山东统计年鉴》1.2山东省经济增长现状1.2.1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09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897亿元，达到1985年的49.81倍、1990~2009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4.49%，扣除物价、通货膨胀等因素仍高达12%。可见，山东省的经济总量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1.2.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较高
总的来说，山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均居全国前列。2009年山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5794元，比同期全国水平25511元高出10463元。200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11.04元，比上年增长16305.41元增长9.2%，人均月收入1484.3元。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各项构成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呈现出新的收入特点。其中，人均经营净收入1379.0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5%，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增幅最高，增长最快，其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7.3%上升为今年的7.7%。人均转移性收入3559.3元，比去年增长16%，增幅仍保留在第二位。人均工资性收入13985.83元，增幅为8%，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78.5%，比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人均财产性收入412.76元，比20增长19%。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
篇3：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
2.1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本文的数据全部引自《山东统计年鉴2010》，样本区间为1985~2009年，变量为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出口总额。其中出口额用当年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出口额，然后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
2.1.1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多数的经济时间序列都非平稳，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只有当变量序列都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以进行协整回归。本文对各变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可见，在5%的水平上，各变量对数序列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各变量的对数序列都为I(2)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2.2协整检验
本文选取Engle-Granger两步法，对两变量lnX和lnGDP时间序列关系进行分析。以lnGDP为因变量，lnX为自变量，建立模型。其中C为常数项。由于lnGDP与lnX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可用OLS法进行协整回归，得到的协整方程如下：(i=1,2,……,25)若lnX与lnGDP具有协整关系，则回归方程中的残差项应该是平稳的。检验残差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看出，检验结果表明估计模型的残差项是稳定的。所以说lnX与lnGDP是(1，1)阶协整的。说明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消除上述模型的自相关性后，最终估计结果为：(i=1,2,……,25)(18.8)(32.3)F=1396.2 DW=1.782.2.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分析，得出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同向变动的均衡关系，对于它们之间的前期信息是否会影响各变量的当期信息需要进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滞后1~2期，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滞后1期内，在5%显著性水平上，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3结论
长期来看，山东省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带来规模经济和产业升级，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进而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推动第二年出口的增加。但山东省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强化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无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有可能是山东省出口贸易增长不是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的一个因素。
4对策与建议
经济理论认为，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上述实证分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所以山东省应调整相应的出口政策，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推动山东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4.1调整优化出口产业、产品结构山东省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这种贸易格局强化低水平产业结构，只能在短期内获益。如任这种现状持续下去，产业机构不但不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到升级，反而可能会导致产业结构进一步低级化。因此，山东省应以传统大宗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为基础，以机电产品为主导，以纺织服装和创汇农业为两翼，以工业制成品的.小型成套设备为突破点，全面提升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深度、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和国际竞争力。加快促进全省由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向精加工、高附加值的结构升级。
4.2建立灵活机制，加快各种资源在外贸与非外贸部门、省内和省外之间自由流动山东省经济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很高，因而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当国际市场突然收缩时，如果资源不能自由、低成本地在外贸部门和非外贸部们间以及省内和省外流动，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不久前刚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十分明显。因此山东省应该打破地域限制，鼓励资源自由流动，以有效抵消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4.3积极开拓出口市场，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市场结构过分集中会削弱出口贸易的灵活性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实行出口贸易多元化，能够增强抗风险能力。上文曾提到，山东省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后期加大了对北美、南美、非洲和东欧市场的开拓，出口市场渐趋于多样化。但从整体来看，传统市场在出口市场中仍然占有很高比重，对新兴市场的开拓远远不够。因此，山东省应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和实施市场开拓策略，根据市场不同需要，实施各具特色的营销方案。争取形成以亚太市场为重点，以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为支撑，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均衡分布的合理市场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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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晓红.对外贸易与山东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分析[J].中国商贸,2009(15).
篇4：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
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的关系研究经济学论文
摘要：本文根据1981～我国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运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贸易条件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进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一个贸易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然而在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情况下，我国的贸易条件却呈现恶化趋势。那么，经济增长是否会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呢?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
1有关贸易条件的文献回顾
Sawada曾经针对非洲、亚洲、欧洲、美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等115个国家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1950～1988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否存在“出口贫困化增长”，进行了一次以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其中3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了“出口贫困化增长”状态,其国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状态。李志弘()、林丽()、黄满盈(2006)对近十多年的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各类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我国的贸易条件在近年来不断恶化，但恶化的程度非常有限，没有对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严重影响，也就是说，我国并未出现“出口贫困增长”的现象。李平和辛佳(2008)通过1983~的数据，根据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所得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姚旦杰(2008)运用1980～20的数据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协整分析，研充表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流入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汇率变动能够改善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使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很少有文献直接研究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就给本文留下了写作空间。因此，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
2实证分析
2.1数据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本文根据我国1981～20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和GDP指数对我国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其计算方法为：NBTT=Px/Pm，其中Px和Pm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即随着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我们用GDP代表实际GDP指数，它是采用名义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换算而成。数据来源为历年统计年鉴和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实证研究所用的计量经济模型为
2.2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
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可能会产生谬误回归的问题。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GDP和NBTT的原始序列的ADF值都大于5%的临界值，说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者都为非平稳序列，因此，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必须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对GDP和NBTT的1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两者的1阶差分形式都为平稳序列，即两者都为1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2.3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Engle&Granger，1987)。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
如表2所示，迹统计量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都接近于0，拒绝了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认为GDP和NBTT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的均衡关系。用这两组数据进行的分析将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直接估计模型有：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由于GDP的参数估计值为负值，表明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之间存在逆向变动关系。
3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和GDP指数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贸易条件与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GDP的变动贸易条件的变动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换句话说，GDP的增长对贸易条件会产生负面印象。然而，这种影响并不大，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与西方学者得出的大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之间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西方学者看来，对诸如我国一样的大国来说，经济增长和贸易条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计量经济模型的结果中可以发现，在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的贸易条件以一种相反的方向在变动。即GDP每增长一个单位，贸易条件将平均下降0.05个单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同时贸易条件并非一定会出现恶化的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结论仍然是成立的。虽然，近年来，很多学者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但这并非经济增长带来的恶果。这是跟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高度相关的。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其产业升级的速度落于全世界产业升级的速度，同时也落后于其自身的`经济增长，这才使贸易条件恶化。
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且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无论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到国家，我国都更有可能出现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下面的几种情况很容易使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所以，应该特别关注这些现象。
(1)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投入。在我国，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出现过，即使在目前，它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国目前尚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使劳动力成本极低，这样一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由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投入而产生的。这种由廉价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使我国出现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的时候就会产生“不行的经济增长”。
(2)我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大都比较低端，产品附加值很低，因此，被替代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就相对较低，然而，我国进口的附加值较高产品的需求弹性却较高，这就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3)国内出口产业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强。类似的现象曾经在我国出现过。主要表现为：我国产业结构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发生改善，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各出口产业的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的彩电市场在国内市场饱和之时纷纷开辟国外市场，结果，多个彩电出口厂商在同一个国家进行激烈的“价格战”，形成恶性竞争。
(4)我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到我国，自由贸易逐渐开展，这样一来，一国很可能会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产业安排。如此，就很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使我国产业一直处于低端位置，而贸易条件则不断恶化。
(5)在知识经济和技术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存量，还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将体现在经济增长中，其产品往往对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更少，产品往往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加之，次贷危机后各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经济的增长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恶化了发展中贸易条件。
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商品贸易条件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的，说明我国在国际贸易利益分割中所处的位置是越来越不利的。随着我国逐渐融入WTO，自由贸易的不断开展，采用隐形关税壁垒来改善贸易条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国贸易条件将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手段，以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为了使我国的贸易条件得以根本改善，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下几点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一般来说，一个国际的贸易结构取决于其产业结构。当前，我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如果继续依赖于低端产品实现经济增长，终将难以为继。目前需要做的是，优化产业结构，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这就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避免外贸企业恶性竞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外贸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经营权。而外贸企业获得了自主权后往往出现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相互大打价格战，促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的价格远低于国内同类商品的价格。因此，在给予外贸企业更大经营权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实现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通过大型外贸集团的建设来避免重复建设、抑制过度竞争。
最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其必要条件是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要求我国的法制必须跟上。同时，还需要不断取消不合理的关税减免政策。对政策产业公平的、无歧视的实施关税优惠政策，尤其应该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国内外企业，要公平对待，改善之前歧视民营企业，优待外资企业的做法。完善反倾销、反补贴立法，以保护我国的产业利益。
参考文献
[1]孙伟忠.价格贸易条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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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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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回归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当经济学家详细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假如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建议。
截至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D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D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D19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D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 andZeros，)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 and 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对1993D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变量与数据的解释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下述四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第一个指标是资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与名义季度GDP的比率，我们用它来反映股市的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流通市值而不是市价总值，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并没有上市流通，不具备股票市场应有的风险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代表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本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考虑到B股相对于A股规模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仅为A股流通市值的3．5％，将B股舍去不会影响计量模型的准确性。流通市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总和。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D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D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第一季度至19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D19)；上交所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无法从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现成数据，我们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盘价计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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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消费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消费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 前言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 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 消费的总量与结构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消费 占GDP比重% 居民 消费比重% 政府 消费比重%
1978 16.68 85.1 15.71 94.0 0.97 5.8
1979 17.46 85.6 16.65 93.9 1.09 0.6
1980 19.10 86.0 17.85 93.5 1.25 6.5
1981 20.64 79.6 19.16 92.8 1.48 7.2
1982 22.38 71.7 20.83 93.1 1.55 6.9
1983 24.00 70.7 22.09 92.1 1.91 8.0
1984 26.12 62.0 23.37 89.4 2.76 10.6
1985 31.58 58.3 28.05 88.8 3.53 11.2
1986 36.81 59.4 32.70 88.8 4.11 &
nbsp;11.2
1987 40.00 60.2 35.83 89.2 4.17 10.4
1988 48.7 59.0 43.22 88.6 5.55 11.4
1989 57.27 57.1 48.99 85.5 8.28 14.5
1990 66.29 52.2 48.45 73.1 11.31 26.9
1991 72.87 52.1 56.86 78.0 15.93 22.0
1992 95.58 43.4 75.18 78.7 20.40 21.3
1993 127.92 42.7 98.04 76.6 29.88 23.4
1994 156.47 41.1 124.55 79.6 31.92 20.4
1995 188.50 46.2 153.09 81.2 35.41 18.8
208.87、 53.6 168.27 80.6 40.60 19.4
222.33 54.5 176.82 79.5 45.51 20.5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 、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 Y (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 Yd (2．2)
C=a+b* c* Y (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
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 C/D Yd=D C/(b* D Y)=1/b* D C/D Y （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 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职工平 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 人均储蓄存 居民人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 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款年末余额 均消费
1990 1980 1575 778 802 852 698 1436
1991 2194 1726 916 1039 866 667 1609
1992 2720 2318 1026 1680 1128 819 2252
1993 3501 3072 1320 2699 1449 1064 2813
1994 4485 3920 1620 3369 1814 1259 3723
1995 5340 4770 1872 3978 2197 1548 4345
1996 5476 4926 2156 4619 2376 1726 4444
1997 5664 4850 2382 5041 2458 1802 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
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 1，1997年扩大到2.5: 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 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 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
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
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 瑁?涌炫┮稻?梅⒄共椒ィ?偷叵??S嗬投?Γ?潜赜芍?罚??蓖乒憧蒲Ъ际酰?迪峙┮挡?祷?⒄梗?佣?锏皆黾优┟袷杖耄?黾优┟裼行?枨蟮哪康摹?/P>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纱耍?颐侨衔???迷龀な蔷?弥柿康奶岣撸?Φ卑??肪潮；ぁ⒆》刻跫?⒔逃??健⑷司?杖胨?健⑷司??阉?健⑵骄?て谑倜?⒖萍己?康鹊雀拍钅谌荩?饩褪俏颐堑脑龀す邸?/P>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杨宽宽、俞肖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cher, Macroeconomics, 李庆云、刘文忻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篇7：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回归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当经济学家详细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假如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建议。
截至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D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D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D19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D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 andZeros，)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 and 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对1993D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变量与数据的解释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下述四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第一个指标是资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与名义季度GDP的比率，我们用它来反映股市的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流通市值而不是市价总值，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并没有上市流通，不具备股票市场应有的风险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代表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本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考虑到B股相对于A股规模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仅为A股流通市值的3．5％，将B股舍去不会影响计量模型的准确性。流通市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总和。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D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D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第一季度至19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D19)；上交所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无法从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现成数据，我们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盘价计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D．2)。
第二个指标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总成交金额与季度名义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股市流动性。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D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D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D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额在公开出版物上难于找到现成的数据，我们依据《中国证券报》(1993．1D1993．12)和《证券市场周刊》(1993．1D1993．2)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三个指标是换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额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换手率意味着相对低的交易费用。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均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Liqridity)。
第四个指标是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用Volatility表示，等于沪市A股指数的季度标准差。沪市A股指数来自《中国证券报》(1993．1D1999．12)。在我们研究的期限内，深市和沪市大盘的走势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只计算了沪市A股指数的标准差。因为上市公司的季度红利分配数据无法精确得到，所以我们在计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时，只计算了资本利得的标准差。
(2)经济增长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我们以1993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基期RPI=100。用名义GDP除以当季的RPI就得到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在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时，采用商品零售价格的月度环比数据，其中和1997年各月的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统计年鉴》(19、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月度环比数据散见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11D2000．1)、《中国统计》(1992．11D1996．2)、《宏观经济管理》(1994．8D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标中，我们使用的均是名义GDP，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同时作用于这些指标的分子与分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D亡抵销了这种影响。
第二个指标是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无法获得资本存量的季度折旧数据，所以不使用资本存量增长率指标；②无法获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整的季度数据，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联系较为密切，所以使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各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值同样除以季度零售物价指数而化为实际值，然后再计算各季度的环比增长率。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名义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D1994．5)和《宏观经济管理》(1994．8D2000．2)。
第三个指标是居民的银行储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于居民本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减去上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再除以该季度的名义GDP。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5D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D2000．2)。
(3)传统的金融深化指标。用Depth来表示，测定金融中介的规模，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带息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M2／GDP。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存量的算术平均值。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中国金融年鉴》(1995D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D2000，2)。因为1993年前后M2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所以1993年第一季度的Depth指标中的M2更指1993年第一季度末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受到许多因素内影响。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它变量，有必要结合相定变量进行分析。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在优比资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叠之处，西方关于金融中介的理论表明金融中介同样能够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促进对大企业的控制，以及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的机制。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提供了不尽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场在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机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优势，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对大企业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因此，我们把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包括了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果： 结果一：Capitalization、Value和Capitalization(-2)和Capitalization(-4)、Value(-4)都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大于1．71)。
当期的Capitalization、Value和GY之间的高相关度并不一定说明股票市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因为当期经济的繁荣同样会导致当期股票市场交易的活跃。在回归模型中，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比Capital-ization的偏相关系数要大(由1．93增加到2.37)，而Value(-4)的偏相关系数与Value的偏相关系数相比，则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由0．63变化到0．60)。这说明当期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水平与一年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是非常高的。仅仅根据上述数据，我们仍然不能得出股票市场推动了经济增长的结论。因为还存在着另外‘下问题DD“价格效应”，即预期将来经济的繁荣会导致当期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交易的活跃。“价格效应”会使股票流通市值扩大，成交金额增加。为了检验“价格效应”是否是促成GY和Capitaliza-tion(-4)，Value(-4)之间高相关性的主要原因，我们把Capitalization(-4)和Value(-4)放在同一个方程中进行回归，表1显示的回归结果表明价格效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Capitalization(-4)仍然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虽然有所下降(由2．37下降为2．28)，但依然相当大。由于，我们大胆地引申出如下结论：这些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总体上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为了增强这一结论的说服力，下述几个方面的论证无疑是必要的。
首先，银行贷款得到的是固定的利息收入，无法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总是在贷款合同中规定贷款的用途，限制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投资者购买股票能够通过股票价格的上涨，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上市公司将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知识、技术更加密集的项目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而且企业在投资这些项目时不再面临短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上市公司确实也将80％以上的资金用于新建、扩建项目和技改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一般都较高。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投资决策、管理水平、经营业绩较为客观的评价，会对公司管理层产生一定的监督压力。朝阳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高市盈率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同一产业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评估，公司的股票价格随着不尽如人意报表的公布而下跌，这些都是投资者迫使企业管理层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一种市场压力。股价的低迷也将使公司配股资金的筹集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股票市场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机制。纵观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股市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大部分结论支持中国股市已逐渐达到弱式有效性，即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过去的价格和交易信息。股票市场达到弱式有效性也意味着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不断提高。
第三，国有银行在贷款项目的选择上并没有一套科学、严格的`评估方法，而且还要经常发放一些低效的政策性贷款，对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输血”，使银行信贷资源没有实现最优配置。我国公司上市名额非常稀缺，证监会的选择尽管不是最优的，但是基于“稀缺性”所形成的遴选机制，使获准上市的企业往往是该行业、该地区的优秀企业，相对说来，募集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还是相当高的。此外，我国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配股权的获得规定了年度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限，这是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制度。
第四，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非常缺乏，作为大信贷者的国有银行，同样面临委托DD代理的冲突问题，对企业信贷的使用缺乏事后的监督，使资源在企业内部并没有得到最优的配置。将国有企业推向股票市场，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特别是吸纳的法人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监督。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中报、年报和一些重要事项，也就增加了国有企业管理的透明度，便于企业接受外部投资者的监督。对1998年底已在沪深两市交易的174家上市公司的统计显示：1994年至1998年间总经理共发生了65次非正常变更(排除因年龄、生病这两种原因引起的变更)，平均每家公司为0．37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差、公司发生购并引起股权结构的变动是总经理非正常变更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统计表明，在1998年发生的52起实质性资产重组(第一大股东易主)中，总经理全部被更换。通过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者内部监督、外部约束的加强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果二：在股票市场的规模指标和流动性指标都进入模型的三个回归方程中，Val-ue、Valre(-2)和Valre(-4)都不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较小)
。
这说明在我国股市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这几年里，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结论与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莱文和泽尔沃斯对42个国家作了跨国分析后认为，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扩大股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降低投资股票的风险，从而使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长期项目。但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广大投资者对新股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存在着新股的“短缺”现象，这也是我国对新股发行实行配额制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购买新股的热情决不会因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降低而减少。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使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大于因股市流动性增加而加强了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所实现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效应。而且，股市规模的扩大便于投资者隐藏私人信息，对私人信息的垄断能使投资者获取更高的交易利润，这就激励投资者花费更高的成本去搜集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将随着股票交易逐渐渗入到股票价格中，股票价格对企业信息的反映越是充分，股票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和对管理者的监督控制功能就越完善，资源的配资效率就越高。
结果三：换手率指标Turnover、Turnover(-2)、Turnover(-4)都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换手率的偏相关系数相当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很低。
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极高，1993年至1999年年度平均换手率为5．27，1976D1993年间美国的平均换手率0．493， 日本为0．469，泰国为0．739，韩国为0．832财。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由换手率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非显著性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在一个股机性很强的股票市场中，投资者购买股票是为了在短期内将股票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抛售，追求的目标纯粹是资本利得。这种短期行为使投资者更关注股票的技术分析、K线形态、炒作概念，而对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效率、经营业绩、行业发展都不会花费足够的精力去调查研究。这样，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就不会面临中小股东的监督压力，而且股票价格中包含的实质信息也会非常少。股票价格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状况相脱离，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就被削弱了。
结果四：Volatility和Volatility(-4)都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Volatility(D2)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Volatility(D2)的偏向关系数是-1．09。
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波动的标准差可以看作是投资股票的市场风险，这种风险是无法用投资组合加以克服的。因此，这种市场风险越大，则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就越不愿意投资于股市，他们宁愿将钱存在银行里，追求低风险的稳定收益。这势必会影响新股的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以及已上市公司的配股功能。这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德龙等人(Bradford Delonget al，1989)的观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会阻碍投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果五：金融深化的指标Depth显著地进入所有的回归模型，而且Depth的偏回归系数是负的。
这一检验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进一步解释
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由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决定，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通过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居民的储蓄存款是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与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性模型。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Capitalization(-2)和Vaule(D2)外，其余衡量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几个指标均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
Capitalization(-2)和Vaule(-2)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说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活跃增加了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而且这个效应滞后了半年，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从资金募集到项目投资的间隔大约为半年左右。同时，股票融资和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并不是纯粹的替代交系，企业从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后确实会减少向银行借款，但是企业募集资金的大部分却是投向一些技术含量较高、投资周期较长的新项目，而这些项目在企业上市之前是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即使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也会因为资金成本过高降低了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而被企业放弃。如果这些项目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就可以转变成新的生产能力，其收益率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看，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确实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增长。研究显示，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只是等量的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而投资项目外部性的逐渐溢出则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鉴于我国季度劳动生产率数据难觅，我们无法对劳动生产率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回归。
2．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居民银行储蓄的相关性模型。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结果一：当期、滞后半年和滞后一年的Capitalization和Value均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均大于1．71)。股票市场的规模指标和交易率指标与居民银行储蓄率呈负相关性。
这说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活跃将诱使居民减少投机性货币需求，将这部分储蓄存款投资到股票市场中。因为，投机性货币需求追求的只是资产的最高期望收益，股票价格的普遍上涨、市场成交量的放大使股票投资的收益率远远超过了银行储蓄。1999年“5．19”行情启动后，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比上季度增加了190．83亿元和257．69亿元，而199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则分别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633亿元和1827亿元。202月14日股市暴涨了9％以后，沪深两市开户的投资者在3天内剧增了7万多户。股票一级市场的稳定性高收益也吸引着大量的资金滞留在股票一级市场中，随着股市的不断“扩容”，越来越多的储蓄存款加入到“摇奖队伍”。我们的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斯维格和史密斯(BenciVenga and Smith，1991)提出的观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下降将导致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会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进而使新增投资下降，最终减缓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本文前面的回归结果却表明股票市场推
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对此，我们的解释是：a．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股票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居民银行储蓄率下降导致的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b．国有企业通过新股发行和配股融通到的资金部分补偿了银行门接融资的下降；c．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一直处于“超存”的状态，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一部分减少了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资金的更加有效利用还提高了投资收益率。
结果二：Volatility(-2)和Savings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越高，居民就越青睐收益稳定的银行储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数量的减少，交易资金的下降将削弱股票市场功能的发挥，从而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一结果进一步论证了本文Volatility(-2)和GY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结果三：GY(-4)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都和Savings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说明上一年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当期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如果居民预期未来的收入会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或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时，他们会在下一年度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提前享受未来收入增长带来的好处，从而尽量使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趋于平稳。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储蓄率将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下降。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莱文和泽尔沃斯的假设：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与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结论不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股市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2)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抑制了储蓄资金投向高效率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3)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4)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导致我国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却提高了直接融资的比重。(5)股票市场通过改善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而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全文的分析表明，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等数据指标难觅，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证检验的结论，但多数的指标均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在1993D1999年间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股票市场的积极“扩容”，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和高速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篇8：消费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消费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 前言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 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 消费的总量与结构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消费 占GDP比重% 居民 消费比重% 政府 消费比重%
1978 16.68 85.1 15.71 94.0 0.97 5.8
1979 17.46 85.6 16.65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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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论文
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论文
一、吉林省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概况
1、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其一、从吉林省历年GDP发展情况来看、其排名一直维持在16—22位之间、发展速度显得比较迟缓、与大中沿海城市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吉林省在的生产总值高达11937.82亿元、取得了突破性的提高、在中西部城市处于较高水平；其二、吉林省农业农村经济呈现出平稳健康加快发展趋势、虽然在20间、面临着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的打击、这样的发展状态依然呈现出比较积极的状态、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了农业发展质量和产量的全面提升、使得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
2、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特点
其一、在各个相关部门的努力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也相继活跃起来、并且地区之间也表现出很大区别性。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其农民的收入水平比较高、因此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质量比较高、规模也比较大。
其二、随着三农建设金融资金不断增加、极大的满足了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依据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吉林地区银行机构涉农总贷款额度不断提升、增幅比较高、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吉林地区三农建设金融资金需求。
其三、将新兴的民间之间借贷业务纳入到农村地区金融市场、使得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和丰富、并且渐渐成为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其在服务三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初具规模的信贷公司不断出现、信贷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信贷产品也越来越多样化。
二、现阶段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虽然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速度较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缺陷。具体来讲、其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金融性政策服务农村地区基本消费和建设存在局限性、一般都将注意力放在农民生产经营上、忽视了农民生活消费和水利建设事业的投资、国家相关政策保护方案极度缺乏、金融补贴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农业水利和农民生活消费的效益表现速度比较慢、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难以在健全农村金融发展体系方面发挥最大贡献。
其二、农民抵押担保受到制约。一直以来、农民抵押担保问题都处于困境中、主要是以为抵押担保费用比较高、程序复杂、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难以给予农民抵押担保创造比较合理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地区涉及的金融担保难以走上正轨。
其三、农业保险体系的缺失、使得农村金融发展受阻、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与三农政策背道而驰的'问题。尤其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农业保险的力度不足、农业保险的保护和支持不见起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保险难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使得农业呈现出缓慢发展速度的特点、此时涉农金融机构往往会更加严格的去审查信贷放贷工作。
其四、地区制定的政策对于村镇银行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使得农村信贷业务难以取得更好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现行的部分法规、明确限定了信贷业务的额度、使得其信贷业务扩展工作难以开展下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村镇银行处于限制条款中、金融机构业务也难以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以延展。
三、吉林省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依据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和脉冲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的关系结论：
其一、吉林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内生关系。但是农村金融不是其主导因素、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对于农村金融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
其二、吉林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具体来讲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确可以在农村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农村经济增长在农村贷款方式上发挥着很大作用。农村经济增长会使得农村贷款出现增长的趋势、并且使得其规模不断扩大。如果经济发展过快的话、农村经济将不断活跃、投资也开始不断增加、农村贷款余额在区域GDP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农村发展变得更快。
其三、吉林省金融发展各项相关指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研究的角度来探析、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和发展结构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原因、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从农村整体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讲、农村金融规模化的过程中、一旦缺乏后劲、将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其四、吉林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结构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具备效率的特点、而且两者之间也不构成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对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发展结构有着微弱的影响。现阶段、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是很足、金融结构体系不完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协调性不强。
其五、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各项指标对于竞争增长的影响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能够对于农村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三个金融影响因素中、金融发展规模起着支撑作用、金融机构支撑作用较弱、农村金融指标影响程度最低。这代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比较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积极促进吉林省农村经济增长的策略
集合上述对于吉林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处理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使得其朝着和谐、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向不断发展和进步。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化率、实现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在农村金融格局朝着多元化、竞争化方向发展的背景下、市场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积极提高金融市场化率、实现金融发展规律的扩大、是我们需要积极改善和调整的工作。具体来讲、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积极调整农村系统的观念、树立科学化管理模式、积极扩展金融发展规模、实现农村贷款额度比重的提升。
其二、树立扶持意识、商业银行积极尊重地区经济金融环境、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管理方案、确保授权范畴、授信保障、独立自主管理都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和进步。
其三、相关决策部门应该积极制定业务发展规划、改善奖惩办法、本着服务农民的精神、积极改善信贷服务、激活活期存款账户透支、实现额度的提升、给予农户更多的服务产品。
其四、积极从营销的角度去实现信贷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新的利润点。
其五、积极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各家银行到经济落后地区设立机构、积极推出更多的金融服务、为农村金融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六、各个监控部门应该强化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保证贫困地区存款市场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2、积极发挥担保作用、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户往往只能获得相对较小额度的款项、获得贷款的渠道相对有限、使得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难以全面提高。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做好担保、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讲、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其一、各个银行部门和单位积极相应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引进社会之间、将其纳入到农村农业基础设施体系中去、实现资金的筹借。
其二、积极发展三农经济担保需求的贷款担保机构、发挥其担保作用、使得农户可以更好更快的获取贷款、实现农村经济贷款能力的提升。
其三、积极开发农村需求的保险类、基金类产品和服务、建立健全多方面多层次的农业保险网络体系。
其四、使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积极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灾害分散机制、建立银保互动机制。
其五、保险部门应该积极强化教育和宣传、积极做好农户的理赔工作、使得农户的利益得以保护、从而营造更加双赢的局面。
3、做好农村资金的管理工作、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首先、积极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明确商业银行储蓄贷款中农业份额、保证其切实的使用到涉农领域、避免出现农业资金的使用方向偏移；其次、强化央行的支持力度、发挥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之间支持作用；再者、不断放开利率管制限制、给予农村利率的调整和改善更大的优惠、使得其得以在大环境下更好的发展和进步、保证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进步；最后、积极鼓励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不断提高吉林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实现金融市场活力和效率的提升、以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和调整。
4、积极改善农村金融体系、实现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首先、促进信用机制的改革和调整、形成一套先进的支持机制和服务机制、使得其发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积极促进产业链条的延展、农业的信贷收入不断增加、使得其朝着健康、快速的方向不断发展和进步；其次、强化资本结构管理和流动变化分析、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以保证存款市场的合理性发展、在此基础上确定存贷比例管理、给予贫困地区相应的优惠待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吉林省农业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我们应该正视目前的关系、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善和调整。我相信、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将具备相对高效、稳定、科学的金融环境、并且将会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各个单位和部门应该通力合作、积极相应政策、为实现农村金融体系健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篇10：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选取1980-浙江省的环境与经济统计数据,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为环境指标,以人均GDP为经济指标,建立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对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环境增长和环境污染关系曲线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二次曲线并不吻合,而是呈现出三次曲线的趋势,废水和废气排放曲线为倒S型,固体废物产生曲线为单调递增型.
作 者：虎陈霞 陈翔翔 柳青艳 章小君 周欢欢 HU Chen-xia CHEN Xiang-xiang LIU Qing-yan ZHANG Xiao-jun ZHOU Huan-huan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310018 刊 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I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3(5) 分类号：X22 关键词：浙江省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篇11：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摘要：煤炭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煤炭资源的消耗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比较都足相当惊人的.同时在可持续战略原则的指导下,要求我们对煤炭的可持续利用和对其使用的'环保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合近20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作 者：武普照 李广泳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250014,济南 期 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ISTIC Journal：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年，卷(期)：2008, 23(1) 分类号：X784 关键词：煤炭消费 经济增长 协整理论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论文：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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