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博弈与社会公共组织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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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博弈与社会公共组织发展论文

篇1:非均衡博弈与社会公共组织发展论文

非均衡博弈与社会公共组织发展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开始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由此我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正如孙立平所说,“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

在社会科学视域内,利益群体博弈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合作与冲突,从而为分析社会事实提供一种新的,具有很强分析力的视角。这主要得益于罗伯特·奥曼、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的杰出贡献。奥曼的著作涉及博弈论的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对于博弈论的核心概念“共同知识”和“信息”的深刻洞见,提出博弈论实际上是一种“交互的决策论”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他的所知,然后又依赖于他知道其他行为人知道他的所知,这个交互过程直接决定了博弈行为的进行。而他提出的关于重复博弈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以及纷繁复杂、充满冲突和合作现实生活。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则在计算机仿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构建社会群体中合作和利他行为的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利用强互惠的概念解释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行为。正是基于这些学者的开创性的研究,加上20世纪晚期以来以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兴起,我们得以认识到组织运行和发展的动力根源于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

从根本上说,利益博弈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所造成的社会群体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结构必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我国利益群体博弈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处于中国转型期的利益群体博弈是一种非均衡博弈。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均衡博弈与博弈论中的术语“均衡博弈”并不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均衡博弈,就是指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形成一种博弈均衡,“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对方策略确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好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策略。”均衡博弈因此指的是一种动态过程,强调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而非均衡博弈则指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在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而形成了对参与者特别是处于劣势的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博弈结果的约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利益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各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严重不均等,由此导致了在博弈过程中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博弈优势;其次是参与博弈的各利益群体在资源、权利的占有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最后,在非均衡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强势群体的博弈策略对于弱势利益群体利益实现施加强势制约,而后者却无法对前者实施有效的影响。

而这种情况的产生,根源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以及中国所致力于的制度变迁的进程中,社会利益分化日趋强化,社会公众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并且这种利益格局是有差别的。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利益差别,从质的方面来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所产生的,受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二是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通过各种违法手段攫取暴利而产生的既不不合理也不不合法的利益差别;三是由于某些法律法规或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虽不违法但不合理的利益差别。对利益差别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严重不均衡的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差别必然存在,而且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我国协调利益差别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尚不完善,使得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能力的失衡,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利益差别被不正常的强化。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群体通过强强结合等形式,得以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而对处于弱势的利益群体来说,由于利益诉求机制的缺乏,被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利益格局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累积的结果。

当前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必然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均衡性作为差异的题中之义,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具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所必须。

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并称为现代社会三大组织系统的社会公共组织,其存在和运行的最重要基础和动力在于个体行为者行动之间因互利而相互依存,或因冲突而矛盾斗争所形成的相互影响。社会公共知是嵌入在社会这个纷繁芜杂的复杂巨系统之中的,与社会中其他要素如政府、企业乃至个人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因此,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互动,在当前形势下即是就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因此,社会公共组织运行和发展实际上是其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非均衡博弈的结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N人M次博弈。要描述这种博弈非常复杂,而探求这种博弈的具体过程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所探讨的是非均衡博弈对社会公共组织发展的作用,因此可以将这个N人M次博弈转化成是以社会公共组织为中心的二人多次博弈结构,即依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将社会公共组织所参与的非均衡博弈分解为其与多个单独的利益主体所进行的博弈。

从博弈论的视角来考察组织,核心在于要说明博弈不仅将有助于组织的稳定运行,而且也要说明博弈将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但经典博弈论无法做到这一点,经典博弈论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单次博弈,如博弈论中最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是向“纳什均衡”点收敛的,对博弈各方来说,不合作是最优策略。从长远来看,这种博弈结果是不利于整体收益的增进的。在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如果都当作是一次博弈,则双方都将采取不合作,结果是组织无法有效实现其利益诉求,从而走向衰亡。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利益群体所参与的博弈是多次博弈的,即博弈是持续进行的。

在利益博弈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博弈必须演化出某种规则,使得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博弈参与者的博弈策略都趋向一种被称为是“演化稳定策略”的方向。“演化稳定策略”的好处是使社会公共组织在面对相同的情势时都将采取在某种程度上与习俗相似的策略习惯,这种习惯,即使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结果,但是由于从外界获取的资源是持续的,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稳定。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认为,在博弈过程中只有在两个博弈参与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能演化出某种“演化博弈策略”。博弈参与者的差异构成了一种不对称性,从而衍生出一种状态。一旦双方都锁入这种状态,任何一方偏离这种演化稳定均衡的参与者所得都要比原来少。而当前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对称局势,因此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类型的博弈对手时都采取大致相同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非均衡博弈为例。改革开放后,政府组织出于各种需要放宽了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管制,社会公共组织有所发展,其与政府组织博弈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社会公共组织和政府组织握有不同的资源,这些资源恰好的对方所需要满足的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二者在博弈能力和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的政府组织是社会资源的最大占有者,其对于制度性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政府组织成为利益博弈中处于最有地位的参与者。而社会公共组织尽管所掌握的资源——公信力、获得资源的能力等——使得其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但是短期内并不可能改变与政府组织博弈的劣势地位。这些差异导致在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博弈中,政府组织的.主动性和优势是倾向性的,社会公共组织只能采取消极性策略。但是,这种非均衡博弈所导致的结果却是有利于社会公共组织本身的正常运行的。政府组织作为强势的一方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而社会公共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组织的博弈所采取的将始终是遵从策略,从而获得其制度合法性。

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博弈参与者之间有着很多先天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演化出某种稳定的均衡策略有一定作用,但是目前对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演化稳定策略”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由于利益格局导致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为社会公共组织持续获得某种资源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目前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非预期的结果,也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加以改进和调整的,必将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从目前的这种非均衡状态演化到另一种状态,意味着社会公共组织在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演化稳定策略”将不再适用,为了保障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须要在新的不均衡状态下演化出新的“演化稳定策略”,这不仅意味着博弈规则的改变,还意味着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的改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从目前的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改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及其所导致的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被视作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非均衡性符合演化博弈论中关于“演化稳定策略”的形成中对博弈参与者需存在差异的要求,因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的利益群体博弈时采取稳定的策略并持续获得某一特定资源,从而保证了组织运行的稳定。而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的转变有助于新的“稳定演化策略”的形成,因而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当然,以上的分析并不否认学术界对于目前存在的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的消极作用的讨论,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阐发了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对于组织运行和发展的积极功能。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定产物,这种不健康的利益格局非均衡性必将在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不过,历史地看,新的利益格局也仍应该是非均衡的。

篇2: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与极化论文

本文针对-中国旅游非均衡发展进行分析,依据多个省份的旅游状态,从而分析旅游空间发展的非均衡特性。

1.1 全国及三大区域的旅游空间发展非均衡分析

根據统计分析,结合基尼系数的计算来看,全国以及三大区域的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性数值如下表1所示。根据图表可知,相比与西部的地区来说,全国以及中东部地区在非均衡性方面都相应的在逐渐降低,也就是此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差异正在缩小,但对于西部地区来说,非均衡性发展正在处于上升和下降相互交替变化的状态,当中,基尼系数最小的地区则是中部地区,也就表明了中部地区在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性方面相对较低。

其次,三大区域的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业正在逐渐下降,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1.17%,而组内的基尼系数增长率也为-8.83%,也就说明了组间差异的变小是我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性下降的关键因素,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来源主要就是组间差异。而三大区域剩余项的贡献值正在进一步的提升,在开始其就以超出了组间差异的贡献值,也就说明了旅游发展区域之间差异正在缩小,表明了极化现象有可能会出现减弱的现象。

1.2 八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非均衡分析

八大区域的空间分布总体的基尼系数分析如表2所示。

总的来看,相比于北部沿海地区之外,其它地区的基尼系数在分布上都比较接近于低水平,平均值会保持在0.1-0.2之间,表明了上述地区旅游空间发展非均衡程度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从表2我们不难看出,八大区域的组内和组间基尼系数都相对呈降低走势,特别是组间基数最为明显,组内和组间的基尼系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3.91%和-4.99%,明显看出组间要大于组内,看其二者的贡献值也可以了解到组间差异是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来源,而组内对其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而剩余项则在下降和上升间来回徘徊,也体现了八大区域间有着极化和聚合交替的状态,总的来说,八大区域间的状态主要以聚合为主,而且有极化现象伴随。

2 我国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的分析与研究

2.1 三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极化测度

依据标准化常数和敏感性参数的定义来分析,其设置方式主要有两种,因此这也为三类极化的取值规定了相应的范围,要在0-1之间,把三类中的最小一组的取值当作标准组,取值大的一组当作参考组,为简便分析,我们将标准组当作我国极化的分析依据,根据分析可知,三大区域的极化指数一度呈下滑状态,仅从和的对比来说,就下降了大部分,也说明了我国旅游空间极化正在明显下降,趋于均衡发展。

2.2 八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极化测度

与标准组分析结果相联系,与八大区域的剩余项的变化情况相结合,可以分析出八大区域的指数值在上升和下降之间来回徘徊,也就说明了其极化状态在增强和减弱间转换,整体来看趋于减弱状态,主要体现是三类极化指数的下降,而其组间的'基尼系数是-0.0114,也就表明其空间极化的下降状态要低于组间非均衡。

结束语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方面虽然在近期研究过程中都比较支持我国旅游发展非均衡性呈下降趋势发展,也认可造成其非均衡发展的主导因素是组间差距,但都忽视了其余项对非均衡性的影响。依据对基尼系数的测算我们可以了解到,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某些区域的内部,我国旅游发展空间在整体上来讲区域下降的状态,也就是趋向于均衡性方面发展。而后是组间差异也正趋于缩小状态,对与分组样本基尼系数的分析,除了西南和东北地区,其它区域乃至全国都在向“俱乐部”收敛,也同样的说明了我国旅游的空间非均衡行正在逐渐下降。

另一方面,本文在对空间极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国旅游发展的三种空间极化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三大空间的极化程度正在呈减弱趋势,但八大区域的极化程度却在增强与减弱之间徘徊,另外,了解样本近期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两者在极化方面都趋于增强,但在整体上来看依然处于减弱状态,主要就是因为组间差距与组内认同度所影响的。另外,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落实,也加大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可以更好的管控好旅游空间发展的均衡性,首先要做的就是注重对东北以及西南地区差异的缩小,只有缓解旅游发展的极化现象,有针对性的予以支持和扶持,才可以使我国的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篇3: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非均衡与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探讨

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非均衡与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探讨

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非均衡.本文从对城乡间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规范分析入手,指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的非均衡,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作 者:胡兴禹  作者单位: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ORS' COLLEGE 年,卷(期): 20(3) 分类号:F303.1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非均衡   农民收入  

篇4:经济理论假设虚拟和实证滞后与经济跨期非均衡效应论文

经济理论假设虚拟和实证滞后与经济跨期非均衡效应论文

[摘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将导致对研究目的的偏离。当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假设虚拟,而对其实证和修正滞后时,会使经济运行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经济理论假设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前瞻性,能减少和缩短由于纠正理论误差时间滞后而产生的经济失衡。

[关键词]假设实证非均衡效应

一、引言

许多经济学提出并论证其经济理论及其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探索经济运行达到均衡或最优的途径。但是,某些理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善,或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在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引致其研究目的出现偏离,即构成某一经济理论基础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严重脱节,而学术界或实践过程对这种在虚拟假设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理论的实证检验往往滞后,不能在当期得到检证并对其误差及时予以纠正,在某一特定理论主导经济学派和经济决策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出现跨期非均衡效应。

本文主要对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静态研究方法的某些不足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二、古典经济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假设

以斯密,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研究方法的不尽完善,也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具体反映在上述理论的两大重要假设及其推论。

假设及推论1:市场完全竞争,价格充分反映供给与需求状况,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和实现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国家的过多干预不必要。

假设及推论2:只有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两种产品,两国物质条件与需求相同,一国(如A国)拥有丰富和价格便宜的劳动力,适宜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国(如B国)拥有丰富的`价格便宜的资本,适合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A国和B国各自专门生产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便都能从中受益获利。

三、对古典经济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条件的历史验证与实证分析

1.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结构,市场机制的假设与现实(包括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现实)不符。首先,由于存在垄断竞争,寡头竞争和垄断,市场结构通常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价格也随之被扭曲。其次,价格扭曲及其信息的不对称,使长期和稳定的供需平衡难以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达到。再次,既然市场不能总是出清,国家适度的干预作为一种次优调节手段是必要的。最后,依靠市场只能实现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非所有市场经济参与者都能实现其利益的最大满足。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调节机制理想化假设及其推论,主导了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一百多年,使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节弱化和滞后,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才对古典学派的某些不足进行了纠正或补充,但这是通过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一严重的经济失衡作为强制性的校正因素来实现的。

2.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对比较优势的假设及其推论,仅仅指出不同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和相互通过国际贸易能够获利,但是没有涉及对国际相对价格的确定及其贸易利益的分配均衡问题。按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和推导:资本丰裕的国家应该专门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应该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似乎就能使具有丰裕资本的发达国家,和拥有丰裕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但是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曾经已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使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日益恶化,与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南北国家经济失衡的调整和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是后来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次序,80年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结构,融入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过程来逐步达到。

另外,里昂剔夫(1956)用定量方法对赫克歇尔——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美国这一资本最丰裕的国家大宗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美国出口商品比其进口替代品的劳动密集程度高出6%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世界各国基本上都从事相对专业化生产,而非绝对专业化生产。

四、小结

与现实不符的理论假设及推导一旦主导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其正确性在实践和理论验证滞后情况下,会导致经济运行跨期失衡,背离经济研究的目的——使经济运行达到均衡。经济理论仅仅采用简单抽象法,静态研究法等排除一些重要现实因素以达到模型最优是不够的,尤其是重要经济理论的假设,需要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前瞻性,以便减少由于纠正理论误差的时间滞后而产生的跨期经济非均衡效应,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参考文献: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44,55页

Gerber,James.InternationalEconomics.(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1999,p.162

李天德主编:国际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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