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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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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篇1：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

作者：吴从祥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250100 刊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 24(6) 分类号：B234 关键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章句义理条例化

篇2：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古学必尚兼通。," }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篇3：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著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著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著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是“莫不高谈宫馆，壮语败猎。穷瑰奇之服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洞魂识。”作家流连于宫馆、败猎、服撰、声色等的'享乐中，文学表现的情色大开，开始关注作家自我情感的表达。张衡是一科学家，又是朝廷的重臣，但他也作了抒发内心情感的《归田赋》，构想了一个充溢着自然情趣的田园画面:“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限郁茂，百草滋荣。王雏鼓翼，鸽鹤哀鸣，交颈领顽，关关缨缨。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作家笔下的景致何等清新，廓清了经学陈腐的习气，他也极愿“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一种通脱的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已开后世田园文学的先河，如鲁迅所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人。‑:,5](P82’蔡岂的《青衣赋》则直接描写脾女之美，“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b。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颁。”自己也情不自禁地产生爱恋思念之情，“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怒焉且饥。”作为封建大儒的蔡琶有此情思，难怪张超《消青衣赋》要讥消他“文则可嘉，志鄙意微”，但这足以从反面说明此时期人们的放达，不拘小节。

散文的创作也蔚为大观，不为经典代言，题材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拿史传散文来说，不光包括了帝王世系和军事政治事件，还增添了食货、河渠、地理、医者龟卜、刑法等内容，表现范围更加丰富和广阔。论说文也大大拓展了表现范围，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当然是最重要的题材;典礼、灾异、祭祀、建陵、立嗣以及许多细事，也都见于史册。‑ [6](P863)史传文学自不必言，政论文如《新论》、《论衡》等也一扫此前笼罩在文学之上的经学阴’} o《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话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他所著《新论》，内容所及有哲学、政治、音乐、文学创作、天文学、历法等。《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他感于时弊，疾今文经学虚妄，决心起而拯之，《论衡·对作篇》称:“是故《论衡》之造

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默，则华文不见息;华文不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拴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第三，古文经学由于反对凿纬学说，故迷信成分极少，却增强了理性批判精神，如前所说王充的((论衡》便是以“疾虚妄”为主旨。影响到文学，便是其中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西汉时期，文人对现实世界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作品中展现的是铺张扬厉、气势煊赫的大汉气象;笔下人物富有英雄情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作品中另有幻想的神仙世界，人神同乐的画面也现诸笔端，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降及东汉，随着经学的逐渐僵化以及神学化，它所润饰的儒家伦理纲常以及粉饰的太平盛世也让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认识到了它的虚妄和荒诞，便渐次展开了批判。

篇4：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

两汉经学具有丰富的解释学意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始于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字、文本的歧出.个人利益在争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典解释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哲学的依据.经典解释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过度的解释会导致解释本身的落空.从根本上说,经典解释是文化转型的温床.

作者：程志敏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刊名：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3(3) 分类号：B234 关键词：今古文利益政治限度转型

篇5：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一

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 “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 ，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

《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历史著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思维模式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

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shí@①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的实际影响。

二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记述了春秋240年间盛衰兴废的优秀的编年史。但是，关于它的身世来历，千百年来却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学术史上一桩难于解决的公案。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书名、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大家都还有不同的看法。有关史书对《左传》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据此，这本书原名应为《左氏春秋》，为左氏所著的一部史书。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于是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它开始用《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而相沿。另外，《左传》是否著成于春秋末期的左丘明，唐朝人赵匡以下也多有驳论，不过此问题过于复杂，于此可不深究。尽管先秦诸子如孔、孟、荀、庄、韩等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左氏春秋》，而刘向《别录》却给了它一个十分明晰的传承系统：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注：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

其间8人单传，约250余年，已到了秦汉之际的张苍。有了文本却隐晦不显，这与《公羊》、《谷梁》二传的流传方式截然不同。据说，二传都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高、谷梁赤以口授的方式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传给后学，经过历代记录传播，到西汉初期最后著录成书，用的是汉代流行隶书，故属于今文学。而《左氏》文本由先秦而来，用的自然是古文(指东方各国文字)，被后人称为古文学。

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4](《张丞相列传》)，于古籍广见博闻，自在情理之中。从《史记》本传看，不见他对《左氏》有发覆之功；从其行事看，他却是一个笃信“五德终始论”并颇有建树的人。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云：

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 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又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如张苍确为汉代古文左氏学第一人，他的思想基调与治今文公羊的董仲舒是一系而二家。

《左传》在西

汉的流传，《史记》不言，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 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以上《左氏》一书在西汉的传承又有2左右，涉及10余人，为何就无人将它转写成汉代通行的隶书?惟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只把古文的《左氏》限于书斋之内，没有使它向社会公开流播。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文经书有“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自从秦始皇“书同文”，按规定藏于官府的典籍都应当经过转写隶定，张苍所献古文《左氏》是否在入皇宫后经过这道程序呢?北魏文字学家江式说过：“北平侯张仓(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5](《江式传》 )看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古文《左氏》以原貌被保存于中秘府“伏而未发”，一直到汉成帝后才被刘歆发现。而民间玩赏《左氏》者，或耆儒如贯公，或博学如贾谊、尹更始，或专精古文字如张敞，都没有想到把这本以“叙事”见长的春秋史书拿来解经应用于现实政治，所以使它以古文原貌保存在社会中。

一说《左氏春秋》出于孔府壁中。王充《论衡·案书篇》：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但《汉书·景十三王传》曾提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却未记具体有哪些经传。还提到河间献王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此二王皆景武间人，而同时稍晚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中对这两件都不算小的事却只字未提，不免令人起惑。王充之说很可能是出于对以下文字的误解。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这里明明说孔壁所得只有《逸礼》和《书》，而《左氏》是藏于秘府的另外一事，二者只是因为同是古文而被相提并论。所以，由于《左氏春秋》长期潜藏，不为众人所知，一旦被刘歆揭示宣扬，才引起那么大的社会震动。

三

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研究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问题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6](刘歆传)

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 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起了有创造革新精神的经学学者的严重不满……刘歆指出这一时期经学的三种大弊病：(1)烦琐；(2)信口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3)脱离实际，只知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 ”[3](p466-467)

说刘歆在学术上具有革新或改良精神，确为至论。汉代经学投靠政治，必然产生两大恶果，一是章句繁琐冗杂，二是用阴阳五行解说微言大义。刘歆只能对前者尽力革除，而对后者仍不能自拔其中。

汉代经说，本来对经文加以音、形、义的诠释，使人理解经典原意就行了。但自从立了诸经博士，每家博士再传授弟子，于是就有了训诂和章句。传业者为能仕进，无不严守师法家法，必然造成章句繁多。《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章句繁多，在概念上作无谓推演，重枝叶而忽根本，丧失学术的真正精神，并且使人 “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正是对学术的严重危害，使刘歆这样的清醒者奋起而对“经学中衰”状况力图挽救。

刘歆所作的《左氏章句》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不知它比公羊、谷梁二家《章句》能有多大程度的简洁精炼。不过我们看《汉书·五行志》中诸家对《春秋》经文的引申发挥，刘歆所言还是最为简短明实。除以上所引桓公十四年一条外，我们再看僖公三十三年的例证：

“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专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是时僖公死，公子遂专权，文公不悟，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藏，则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李梅实，属草妖。

又如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一条：

《谷梁》以为闵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僖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闵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僖娶于楚，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

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

例证颇多，不能尽举。比较而言，刘歆或《左氏》的经说要更简洁平实。其在大的义理上尽管仍不能脱西汉主流经学的范式，至少在形式上已在尽力扭转章句冗杂之弊。所以王莽时下令减少五经章句，皆不得超过二十万，已可见其效。

刘歆《左氏》学在形式上革新，内容实质上却一仍深求大义的学风。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当整个统治集团仍然把它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利器”，当整个文化阶层仍然对它笃信不疑，当它的结构性缺陷尚未能充分暴露而新的文化思潮尚未能取而代之的时候，它就会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而向前推进。刘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试想当汉哀、王莽、刘秀都在以图谶纬书来经营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作为旧阵营一员的刘歆怎么可能突破那种思维定势呢?况且博士们攻击“《左氏》不传《春秋》”，刘歆要为《左氏》争立学官，就必须能证明它也像其他二传一样可以发明圣人的“微言大义”。刘歆的《左氏》学已无书留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却引用有数条，也许可以略窥一斑。

一是《左传》十二公中，隐、庄、闵、僖四公即位时都未正式举行典礼，《春秋》经文不记，《左传》分别加以解释。如隐公“不书即位，摄也”；庄公“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本来“称”“ 书”是同义词，都是“记载”的意思，刘歆却于此大做文章，说：“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这种抛开词语本意而故作艰深探求微言大义，不但主观随意，而且正是公、谷二家的解经方法。

二是《春秋》昭公八年“sōu@②于红”，昭公十一年“大sōu@②于比蒲”。刘歆解经说：“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权在三家也”；“书大者，言大众尽在三家”。本来有无“大”字，不过表示围猎规模大小，《左传·昭公八年》作“大sōu@②于红” 。以为是经文脱字的杜预之说已很合理，刘歆却要寻出微言大义，所以孔颖达说刘歆“ 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

另外，孔颖达还多次批评刘歆“依二传”来释《左传》。这都说明刘歆时期还很难说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组织相对定型的古文学派，刘歆所做是为古文经典争地位，同时也不能不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左传》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刘歆在哀帝时为《左传》争立学官的斗争失败，其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平帝时，借助于王莽的政治势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终于被立于学官。但这并不是学术斗争的结束，今文经学家不愿轻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独占地位和学术地盘。

四

东汉建立，继承与发展刘歆《左氏》学的，首先是郑兴、郑众父子。《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说(注：以下引文同者不另注。)：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郑兴是两汉之际人，曾在王莽时从学于刘歆门下，兼能今文古文《春秋》学，其学风特征与刘歆也无大的区别。比如他初任更始帝刘玄属下，刘玄入长安前，诸将都愿留洛阳，独郑兴劝之入关，理由是“《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意思是齐桓公当年未被以侯称，是因为他尚未行宗庙大礼，名分未正。今更始应尽快入长安取得刘邦后代正统继承人地位，才能收拾人心。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与《左传》无关，而近于《公羊传》。其后郑兴西归隗嚣，为劝阻隗嚣称王，其说辞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这都是照搬《左传》之语。后来郑兴东归光武，因日食上疏，借天意而言政事之缺，完全是今文经学家的作派。如：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

当然，郑兴虽用今文“义理”但仍留有底线，就是当面对光武帝说“臣不为谶”，思想上仍保有一种学者的清醒。

东汉时期，有关古文《左传》的官方地位问题共发生了三次大论争，双方斗争之激烈，在中国古代的学术领域中是少见的。汉光武刘秀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主要是陈元与范升之间的辩论。据《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对立《左氏》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即不与圣人《春秋》有关；二是西汉先帝皆不承认其官学地位。后来，他又单独上奏皇帝，补充了几点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如立左氏，其他也要争立，会引起混乱；二是学术思想贵在统一，而《左氏》有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十四事，属应绝之“末学”；三是开国未久，庶事草创，立《左氏》“非政急务”，可以缓议。此后，范升还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三十一事。

起来与范升争论的是陈元。陈元的父亲陈钦从黎阳贾护得授《左氏春秋》，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应该也是《左氏》学的重镇。而陈钦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师，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陈元上疏反驳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为优，宜立博士；二是若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后主应因袭不变，那么汉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汉宣却独学谷梁，即位后使之立于学官与公羊并存，所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

范升、陈元二人辩难“凡十余上”，史书所载只是原则之争，至于《左氏》不合五经 “四十五事”及反驳的具体意见已不可闻。辩论结果，汉光武同意将《左氏》立于学官。在遴选博士时，大家提出四位候选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争”，即对立面太多，于是选用第二名李封为历史上首位左氏博士。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此时李封病故，给了光武一个台阶，于是《左氏》争立官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到了东汉章帝时，由于《左传》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不断升高，春秋“三传”的进退消长进入转折阶段。古文学派正式形成，并反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经学大师贾逵。

贾逵学有渊源，为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成人后“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

》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汉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于是给章帝上奏疏说：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以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贾逵强调古文的《左氏》能够直接为汉朝统治服务，有利于巩固封建的纲常伦理控制；说《左氏》合于图谶，为刘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据。这些都与今文《公羊》没有太大区别，同者“什有七八”，那么《左氏》也应该被立于学官。贾逵吸取了刘歆失败的教训，只正面宣扬《左氏》之长，而尽量避免“诋挫诸儒”，以减少今文学家的阻力。但是仍有《公羊》大师李育起而抗击贾逵。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知名太学”。他“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汉一代今文经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体”自诩而攻击古文经学“多引图谶”。建初四年，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李育、贾逵二人再次展开论争。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关于贾逵、李育二人“难问往返”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即随着东汉时期经学和经学大师所具有的崇高声誉和社会地位，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他们尽管在学术风格上有些差异，但目的都是为皇朝提供治国经略的指导，越来越投靠政治，双方的对立，实质上成为功名利禄的正统之争。贾逵时代古文学派正式形成，他为《左传》作注，虽然比较注意名物训诂和对历史事实的说明，但在治学整体上仍然重在义例，强调微言大义，而且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公羊》、《谷梁》对经文的解释。前者如对“春秋”二字的解释，贾逵说：

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这完全是今文学风，未脱董仲舒所奠定的经学传统。比较一下后来杜预《春秋序》的解释：“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西晋学术格局已变，杜预之说才如此平实。关于后者我们试举一例。如《春秋经》桓三年“春正月”，无“王”字，贾逵解释说：“不书王，弑君、易bēng@③田、成宋乱，无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这里几乎全用《谷梁传》的说法。同年经“有年”，本意是五谷丰登。贾逵从义例出发解释说：“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 ”这种说法是本之于《公羊传》。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两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于它们基本路线的一致。由于《左氏》不断出现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师，特别是《左传》自身所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影响越来越大，使汉朝统治者不能再漠然视之。史载汉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在建初元年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汉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徒受业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所选弟子、门生为郎官。从此，《左氏》等古文经“遂行于世”，传播日益广泛，“学者皆欣欣羡慕焉”。但是，终汉之世，古文经如《左氏》等却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这也算是汉统治者对经今古文两派之争所采取的一种调和平衡手段吧!

五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两位经学大师郑玄与何休之间，时间在东汉晚期，焦点仍然在《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上。清人皮锡瑞《春秋通论》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认为，《易》、《诗》、《尚书》、《逸礼》的今古文典籍之别，皆在篇章多寡之间，“《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

钱先生所论极是。汉代经今古文的争点在《春秋》三传，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无涉，刘歆校秘书初见，以其流传未广，必须借经学用世之意推行。所以请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当时博士们实际并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左氏》终未能被立于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范升、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作为今文学家的范升、李育对《左氏》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都不能不读《左氏传》然后上奏其失。作为古文学家的陈元、贾逵虽然学理优胜，但仍以立于学官依附政治为张势根本，在思想路线上仍竭力从《左传》搜索微言大义甚至附会谶记以立论于朝廷。但这种情况到了桓灵时就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十四博士虽借官学的有利地位，但并未能阻止其经学日益陈腐、烦琐、僵化而走向破产。相反，以私学面目出现的古文经学却一派生机，习者日众。于是，兼通今古二学的郑玄不再争是非于朝廷，而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给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学者以最后一击，并以古文学为根底而兼融了今文学，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字康成，晚于贾逵约百年。早期入太学“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又以马融为师，曾“考论图纬”。可见郑玄学问基础相当广博，并不专守一家师法。关于郑玄的学术贡献，《后汉书·郑玄传》有一简要评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

，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具体而言，就是郑玄遍注群经，既有古文，又有今文，还有纬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他平生著述百余万字，其中《毛诗笺》、《三礼注》被完整保存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最大。在学术史上郑玄还有重要一笔，就是他和何休关于《春秋》三传的辩论。

何休是汉代公羊学最后一位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是何休有憾于李育与贾逵论争而未能占上风，面对《左氏》更为勃兴《公羊》退无可据的局面，于是有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之举。对此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之。何休见到郑玄驳论，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玄的经注是混糅今古文家法，强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齐”。虽然郑玄的训释取得很大成就，为后人解经奠定了基础，但受时风影响，他也用谶纬之说附会经文，有不少迂怪之谈，故何休于此不能不有所感叹。

何休与郑玄的论争之文，后代逐渐散佚，仅在清人辑佚书中散见数条。今试举一例：《春秋》襄十二年“作三军”，这是指鲁国季氏立三军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说：“《左氏》说云尊公室。休以为与舍中军义同，于义《左氏》为短。”这次事件当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军与以后昭公五年“舍中军”即废除中军意义相同，都是鲁国三桓的削弱公室之举。但何休所说不确，《左氏》行文并无“尊公室”之意，所以郑玄在《箴膏盲》中反驳说：“《左氏传》云‘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谓三家始专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说云尊公室，失《左氏》意远矣。”郑玄以事实澄清了何休之诬。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师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郑玄遍注群经而不注《春秋》，据说与服虔有关。《世说新语·文学》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吾。”遂为《服氏注》。

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比附，如钱穆先生批评所说：“谓当时今古壁垒，若何森严，彼此界划，判若鸿沟，寻其渊源，为之部署，将以辨孔学之真相，决是非之定谳，则亦徒劳之事也。”[10](第四章)实际上汉代今古两家，只是表面上水火不容，更多的却是互相渗透，界限并不明显。《谷梁》属今文还是古文，历来说不清楚；《左传》解经，亦用《公羊》之义。正由于此，才最终形成兼通诸家的郑玄之学。

四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潮流的一个缩影。钱穆先生论汉代学术说：“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自学风推移，与时消息，非尽人意。”[10](第四章)在中国古代儒学一统的思想统制之下，其内部不同流派的争鸣论辩成为推进意识形态不断充实革新矫枉置换的途径和手段。特别是民间的学术力量以其实事求是的新鲜活力，不断向僵化的官方教条进行冲击，从而推动古代学术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09-08

【参考文献】

[1]孙钦善.汉代的经今古文学[J].文献，1986，(2).

[2]祝瑞开.两汉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宀下是

@②原字上艹下鬼

@③原字左礻右方

篇6：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论文

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论文

孔子删《诗》、《书》，作《易传》，着《春秋》，被认为是“对经典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后世一般所说的先秦经典即所谓“五经”、“六经”，就是指孔子改造过的。但是此后经历了战国的“百家争鸣”、秦代的“焚书”等重要历史事件，孔子时代及其以后的所有先秦典籍（包括“五经”以及“诸子”和其他典籍），到了汉

代是如何保留下来，又是如何流传下去的？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时以口耳相传为主，所传之内容必有各种情况的走样，如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因听不懂话，就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其意属读”的（见《史记・晁错列传》），再加上传授者有意无意的曲解和疏忽，结果必失其真。《诗经》在汉初的情形也是如此，“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在汉初，这四家诗除开训故、传解不同之外，经文本子是否相同，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阜阳双古堆出土的西汉早期的竹简中就有100多支《诗经》简，据研究，既与世传的《毛诗》不同，也与三家《诗》有异，不仅有许多异文，甚至编次也是不同的。（参见《文物》1984年第八期）。除《诗经》外，汉代其他各经的传授也有各种不尽相同的情况，例如《易经》，马王堆帛书中有《周易》，双古堆又有《周易》竹简，它们与传世本不同是肯定的，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并未完全弄清楚。但可以证明，汉初的或者说先秦的《周易》，有过与后来不同的本子。其他，《礼》、《乐》之类更不消说，后世只能看到汉人编次、传记的一些东西，先秦原籍只有等待出土了。总之，所有经典在传授过程中，必失其真，失去孔子所编的原貌之真，汉代对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造。

另一大类典籍就是先秦“诸子”,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老子》一书,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老子》且有大同小异的甲、乙两种本子,与后世流传的《老子》颇不相同,使人们大开眼界,为《老子》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没有想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又发现了更为不同的《老子》版本。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以上情况说明《老子》文本不仅从战国到汉初有很大变化，而且在汉代也有不少变化。如果说汉初两个帛书本也是汉人的作品，那是汉代对《老子》的第一次改造，后来严遵的《老子注》、《河上公老子章句》，那就是第二次、第三次了，还有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邻氏、傅氏、徐氏和刘向的传说，所有这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例子俯拾即是，不妨试举一二：后世流传本的《老子》第一章，在帛书中原在“德经”之后，这个大的改变应有其深义，再就是一连去掉了七八个“也”字。更重要的是诠释，例如释“有名万物之母”，严遵《老子指归》释为：“有名者之为化也，遵道德、贵神明，师太和，则天地，故为万物母。”而《河上公章句》释为：“有名谓天地，天地有形位，阴阳有柔刚，是其有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这些文字和思想，虽然在汉代其他着作中也可以看到，但这里作为《老子》注文，不能不说是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其他子书被改造的脉络难得有《老子》一书这样明显。但近几十年新出土的简帛资料，足够我们说明问题了，《文子》、《庄子》，《冠子》、《尉缭子》、吴、齐两《孙子》，乃至《墨子》、《鬼谷子》等等，都有多少不同的文字，可供研究参考。可以武断地说一句，都不会与传世本相同，都能够说明汉人对它们的改造。总之，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派别，在传授“六艺”、“诸子”的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改造和诠释，如果我们发现有些记载和新出土资料有不同之处，那正是典籍被改造的证明。

关于改造典籍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予以说明，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汉末年的刘向校书，此次校书是一次大的图书整理，学术界已经注意，但深入探讨还不够。这次图书大整理的情况，此处暂不详说，只想说明一点，它也是一次对先秦典籍的大改造。刘向每校一书之后，“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从留存的几篇《书录》看，其对先秦典籍的改造，包括内容选择、重新编目以及文字校定等多方面，现举《晏子叙录》一例如下：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洌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严可均校辑《全汉文》）

这里引文稍长，但很说明问题，刘向等在整理时，除了重新编次篇目、校定文字之外，对内容的选择，更能表明其改造之功：一方面态度似乎很“客观”，感觉到“似非晏子之言”的篇章也“不敢遗失”，予以收录编入（这又使后人能看到一些刘向当时所看到的流传篇章）；另一方面“主观”意识又相当强，注重“忠谏”君、法“义理”、“合六经之义”等等，凸现出“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观念。关于后者，其他“书录”中都有明显的表示，如对非儒家典籍的《管子》、《列子》也说他们“晓合经义”、“合于六经”之处。如果我们要谈“改造”、谈“创造性（一般意义上的）改造”，当然与改造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

刘向等人有组织、有计划的校书，是对先秦典籍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改造，并且是完成了的。最后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就是完成后的'总结。《七略》后来遗佚了，《汉书・艺文志》“删其要，以备篇籍”，使我们能知道当时的大概情况，《艺文志》中着录52家儒家诸子，有31家是先秦的；着录37家道家诸子，有29家是先秦的。这些应该都是经过刘向等人改造过的，只是到班固时又大多亡佚了。当然，亡佚是就班固当时的国家藏书而言，就他个人所见而言，并非从社会上完全消失，后世有人引用、有人辑佚，又可以恢复某些典籍的部份内容。而现代出土资料，如马王堆帛书中有可以被称《黄帝四经》的内容，郭店竹简中有一些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容，均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班固记录属实，刘向等人整理过的可能（确有过那些书）。从数量看，刘向等人对先秦典籍的改造，也可以说是“全面的”。

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改造，除了刘向校书之外，还有许多。在汉代，校书是经常的事，设有“校书郎”之类的专门官职，建有“东观”、“兰台”之类的专门机构。另外，又有一系列官方会议（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等），讨论“五经异同”，从不同的角度整理、诠释经典，一直到石经的刊刻。所有这些，都必然对典籍的改造产生影响。

以上简要地从民间和官方两个方面分别说明了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说“全面”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改造典籍的数量较多，后世流传的、能够知道的先秦典籍，几乎都在其中；二是对每一种典籍整个面貌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至于其改造是否可以说是“创造性”的，也许会像评价孔子删《诗》、《书》一样，其是非功过那就见仁见智了。

关于本文这个话题，最后还想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先秦典籍的形成本身就是动态的，一种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么样子？何时何人编成？六艺情况如何？汉代人都不十分清楚，他们也无法看到一部完整的典籍，而礼、乐方面的散佚更为严重。例如记载说有人向河间献王献《周官》，加上补一个《考工记》因而有《周官经》六篇，也只是河间献王编的，并不一定是先秦原貌。诸子更是如此，如刘向“书录”所反映出来的，这里有几篇，那里有几篇，都是单篇分散流传的，实难清理出一个完整的原貌来，郭店竹简《老子》的情况，或可提出一种看待问题的思路。

第二，汉人对先秦典籍改造时，必然打上汉人的时代烙印，也就是打上汉人的思想烙印。哲学界的朋友在讨论哲学与哲学史时，提到经学家与经学史家不同，说经学家有自我，经学史家没有自我（其实也不尽然）。有自我就是“六经”为我所用，体现自我。因而改造和诠释是有汉人的“我”在其中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而且，如果不是如此，那可以说就没有学术文化的发展，改造的“创造性”应该就在这当中了。

第三，汉代的先秦典籍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先秦的基础，但又确实有很大变化，而且不断变化（《庄子》文本在魏晋的继续变化就是明显的一例）。汉代生成的文本及汉人对它的诠释，既是我们了解先秦文化、社会的基本材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主要依据。

最后，与此相关，我们在讨论“疑古”等问题时，注意到汉人改造先秦典籍这一情况，可以重新认识很多问题，这是有方法论意义的。

篇7：论先秦至汉代国乐器材的传承与风韵论文

论先秦至汉代国乐器材的传承与风韵论文

中国国乐器材的使用和传承由来已久，历史绵远。常规国乐器材的定义主要包括汉民族乐器和少数民族乐器，其界定范围是按表现乐思的媒介区别。国乐表现乐思的媒介是国乐乐器，所表现的题材和范围也是具有国家特色的音乐作品。中国现行乐器的构成成份主要分两类，即各族人民发明创造的乐器和自外引进乐器两部分，而国乐乐器的涵义则延盖了前后两者。源自于汉民族的国乐乐器如埙、编钟、古琴；由外邦传人而经过改造融合的国乐乐器如琵琶、扬琴、钹、锣。共同组成包罗众家而辉煌灿烂的国乐大系。引进乐器是否属于中国国乐，其主要区分界定范围要看其是杏经历了音乐本土化和民族特色化的改造，以体现和诠释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和音乐感受，同时，外来引进的国乐乐器通常在形制和式样上有所改变，使之符合国乐的演奏需要。没有经过国乐化改造的引进乐器。尤其是近现代引进的乐器如钢琴、提琴，则不属于国乐乐器的范畴。与之相对应。由非国乐乐器演奏的音乐作品也不属于国乐的范畴。由此可以作出定义，中国国乐及其器材是国家与民族文化发展变迁的体现，是民族音乐的载体和发展工具。

中国乐器的四种主要类型成型于先秦，日趋完善于汉唐，娴熟于元明。以其发展的时间界限来划分。先秦之商周、汉晋至六朝、唐及五代、元降明清为四大历史时期，诸阶段不同的文化艺术氛围对中国乐器的形成和时代主体形成鲜明的影响并分野涵流，传承国乐风韵。其中，先秦至汉代的国乐器材主要由敲击与吹奏乐器组成。形制丰富，式样迁变，蔚为大观。

一、商周国乐之风：隐然翰博，大音希声

中国敲击乐器萌芽于夏商之际，手西周间成型制。至春秋战国臻于极盛，成为那个时代国家乐器与音乐风格的代表。周代史官所籍。乐器共分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其中半为敲击乐器。相关文学典籍《诗经》所载乐器近30种，以击发音者几蜉二十。显示出这一时代生产力进步与音乐乐器发展的密切关系。显示出铸冶技术的乐器包括铃、钟、铙、铎、镯、镦、D钟、编钟等。于种种敲击乐器中，目前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最成规制和具备完整音乐演奏能力的仅为鼓、编钟和编磬数种。按《周礼・考工记》中关于乐器制作的详细记载，也限于鼓、钟、磐数种。先秦乐器出土的数量和质量，均以此三类最为常见、形制最广。先秦时期作为国乐代表的敲击乐器，尤其是鼓、编钟和编磬，代表着时代音乐成就的大系，展现着商周与先秦音乐精神的真髓。对于击打乐器的需求与泛化使用源自于充仞着宗教与奥秘美学精神的商周与先秦时代文化与国乐精神。卜以巫筮的宗教观念和原始自然的崇拜，以及淳朴的乐器制作材料，导致了商周时代敲击乐器的兴起和泛化，并绵延至于先秦战国时期。于夏生出，兴盛于商周的祭祀对于仪式音乐和舞蹈具有特殊的要求，由于对神灵所持有的祭祀和颂扬的.需要，导致了娱乐性质和庄严敬畏性质在先秦国乐中的两重性质之间的融合。音乐之于祭祀所具备的工具性。导致了庄严肃穆风格和谐趣风格的有机融合，而敲击乐器体现出的风格正好满足了上述风格的需要，从而造成国乐乐器的形制变化和逐渐修改乐器的应用特征，体现出若隐若现、翰博深奥的国乐之风。

二、秦汉国乐之风：扬音悠远，箫韶绵延

以乐器的发轫与肇始而论，吹管乐器开始应用的时间与敲击乐器同时。考古结果显示，殷墟墓中发掘出的埙在形制上已经成熟，具有开口六孔的吹奏设计。史料所载周代“八音”中“匏”、“竹”类吹管乐器，即包括篪、篷、箫、竽、笙等。秦代国柞短暂，秦简中载乐以敲击与吹奏兼杂而行。自汉代初年律制谳编后，吹管乐器逐渐取代先秦打击敲奏乐器成为宫廷乐器的主体并逐步传流到民间。先秦乐制中占据主要演奏地位的乐器鼓、钟、磐等作用日益为吹奏乐器所取代和淡化，费工浩秩庞大如编钟者。于秦后之世渐成稀声绝响。乐器主体作用与形制的变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审美观念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得益于这一时期吹管乐器在功能和审美音效、使用作用上的逐步发展完善。孔数的变化、七音的完缮与应用、乐谱随之而发展变化。形成新的音律体系。吹管乐器在汉代的发展最为明显的表征。是横吹竹笛七孔制度的形成和广泛使用。陶制乐器埙也相应的由六孔增加了一孔。汉《说文解字》明确指出：“笛，七孔竹简也。”一管多音乐器的发展，导致了音律的进步的繁化，使之内容更博、体制愈精。虽然先秦与汉代吹奏乐器仅一孔之差，但在音律上至少要增加三个以上，使乐器从五声音阶跨入七声音阶。这一明显而变化，为吹管乐器于汉世成为乐器的代表形制和成为汉乐的主要成份创造了音律的外在条件和有力支持。汉世文化意识与审美观念的变迁是吹奏乐器风靡的时代因素、富有生命力和个人意识的文化心理和持中无为、安定治世的哲学思想的变化，导致了音乐不再神秘和宗教仪式化，而是走向平民、走向生活。汉朝建立初期的国力也不允许再行扩充巨大的编钟等乐器制度，相应具有丰、沛楚声和原始质朴的音乐体制伴随着汉兴而萌生，并最终与汉时代的文化审美与音乐意识贯通融会。久经禁锢而原先潜伏着的生命意识渐渐抬头、滋长。这样的文化与音乐思潮日渐摆脱具有神秘色彩的商周时代宗教气氛，实现了由神界到人间世界的转化，导致了音乐的世俗化和广泛化。自汉以降。魏晋时代的世俗生活和音乐娱乐适时的美感通求，必然要求以箫笛管笙等吹管乐器作为演奏与欣赏的主体，更加和谐而接近人声的和婉之声，韵律悠长的吹奏曲调，能给人以纯真自然而发自肺腑的音乐通感，更能反映与抒发人性与情感，其制与汉代的时代精神与审美要求契合无间，音扬悠然，雅蕴绵延。

篇8：论医古文教学对人文素养的影响论文

论医古文教学对人文素养的影响论文

1培养学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生命意识

《黄帝内经》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的生命是天地万物之间最宝贵的。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张介宾在《类经序》里把《内经》分为十二类：“夫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日摄生类。”他把养生保命放在首类。古人的这些观点都强调了生命至尊至重的思想。而这些内容都出自医古文教材，都能引导学生体会生命的珍贵。由于现实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一般课堂上生命教育常常缺席。通过医古文教学向学生灌输尊重生命的意识，让他们懂得人生只有一次，生命可贵，珍视生命、敬爱生命、护持生命是人生第一要素，对自己也好，对患者也罢，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能轻易放弃生命。

2培养学生仁爱慈悲的心灵

“仁爱”是传统的处世美德。受其影响，中医学称治病救人为“仁术”。如医学在《内经》中被称作“圣人之术”，后世也多称为“仁术”，充分说明了学医者应具备高度的智慧和高尚的医德。孙思邈《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提倡对病家要有仁爱恻隐之心，一视同仁，一心赴救，视患者同亲人，体现了作者朴素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医古文教学，引导学生感受医家高尚的医德，让学生体会到仁爱慈悲之心是做医生的基本要求。

3培养学生儒雅谦恭的风范

谦虚恭敬，温和文雅，是古代医家极重视的礼仪风貌。孙思邈《大医精诚》中这样论述：“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作为一个大医家，首先要维护医生的神圣尊严，举止端庄，气度宽宏，不卑不亢。其次要处理好医患关系，在患者面前“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再次要处理好同行之间的关系，不能“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明，訾毁诸医，自矜己德”。通过这些内容教育学生学习古代医家礼遇患者的学者风貌，言谈温和、举止文雅，仪表端庄、神态大方；把古代医家尊重同行的礼仪风貌转化为团结奋进的`精神，同学同事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既要保持竞争意识，又要排除嫉能妒才等倾向，创造和谐温暖的社会环境。

4培养学生忠诚笃信的人品

在医古文教材中，扁鹊、孙思邈、张仲景等人既是神奇医术的化身，也是医德高尚的光辉典范。他们为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其淡泊名利、忠信笃诚、乐善好施的为人之道深得时人的尊敬和后人的敬仰。如《丹溪翁传》中，后人评价他：“其风声气节，足以激贪而厉俗”等。可见这些医家追求的人格目标是博施济众，而个人生活则崇尚简朴。当今社会的一些医生存在着严重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邀射名誉、经略财物、自炫功能。针对这种错误倾向，以古代医家高尚的人格教育同学，使他们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利与义的关系、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必将有利于学生提高个人的品格与修养。德国著名教育家斯普朗格曾经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医古文课程之所以能承担医学人文教育的使命，与其教学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有着不应忽视的优势。医古文文选名医传记、名著名篇中蕴涵着尊重生命、重视亲情友情、弘扬真善美、追求真理的人文精神，是我们开展医学人文教学的丰富资源。历代名医之所以能被世人敬重，被万世敬仰，关键是他们身上都表现出极高的道德修养，关爱生命与健康、减少疾病。为患者解除病痛，是历代医学家的人生追求，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医乃仁术”的观念深入人心。我们要深入发掘古代医家的人生追求与价值理念，要用这些鲜活生动的事实代替空泛的说教，要让人性的光辉浸润学生的心灵，唤醒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把“以人为本，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促进和谐”的观念植根于医学教育中，培养学生成为具有高尚人文精神、良好文化素养的德术兼备型人才。

篇9：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论文

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论文

学界在对汉乐府的研究中,大都主要关注其中的相和歌辞、鼓吹曲辞,进而研究杂歌谣辞和舞曲歌辞,而对于琴曲歌辞通常是略而不论。琴曲歌辞的分类,早在古乐府诗歌中就有,汉代乐府诗的这类作品,主要保存在《琴操》一书中。《琴操》的编定者是汉末文坛领袖蔡邕。他是一名富有音乐天才的文人,不但以擅长弹琴闻名。而且还创作了《弹琴赋》。《琴操》是研究汉代乐府诗的重要文献。它提供给我们的可靠信息,使对汉乐府诗研究的已成定论产生动摇。

一

学术界在论述汉乐府诗的历史功绩时,一致认定它对诗体演变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推动四言诗、骚体诗向五言诗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把它说成是孕育五言诗的母体。从总体上考察,这个结论对于汉乐府而言是比较恰当的。但是,从《琴操》所录汉代琴曲歌辞向我们提供的可靠信息来看,上面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现代学者逯钦立先生编定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的汉代琴曲歌辞共二十二首,基本都是蔡邕《琴操》所录,应该是可靠的。在这二十二首诗歌中,主要是两种诗体,一种是四言诗,一种是骚体诗,五言句子基本没有。我们知道,汉代诗歌的代表样式是五言诗,而四言诗和骚体诗对于汉代文人来说都是旧诗体,而不是他们的创造。在汉乐府中,除琴曲歌辞外,其它种类的歌诗都是以五言为主,而且成就也最高,为什么琴曲歌辞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呢?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琴操》所收录的琴曲歌辞虽然是蔡邕所编定,但它们却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琴曲的生成期,有的是在四言诗的鼎盛期,有的是在骚体诗的成熟期,因此,人们也就运用这些诗体写成琴曲歌辞。五言诗的成熟期在东汉中后期。文人用这种诗体来创作琴曲歌辞从时间上看机会很少。换个角度说。“琴”属于雅文化,创作琴曲歌辞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文人的专利,而从东汉文人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熟练掌握五言诗这种新诗体的大概时间是在东汉中后期,这离蔡邕生活的时代已经极其接近。短时间内很难把这种新诗体纳入到琴曲歌辞创作中。

另外一个原因,琴曲歌辞中基本没有五言诗,这和乐器使用的长期固定不变有直接关系。音乐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所用乐器的更换。举个例子。在汉乐府诗中,属于鼓吹曲辞的铙歌十八首所体现的诗体演变特征最为明显,句子长短不齐,各类诗体错杂。它之所以呈现为多种诗体错杂的形态,而没有袭用以往的四言和骚体,就因为它在演奏异曲新声时也更换了乐器。晋人崔豹《古今注;音乐》上说:“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注补引蔡邕《礼乐志》。对横吹曲辞所用的乐器又作了如下阐释:“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日黄第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大捷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把这两个材料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对横吹曲辞就可以得出一个完整地认识。它的一些曲调来自西域,是那里的少数民族乐曲。因为这种曲调和中土传统乐曲差异甚大,所以,演奏的乐器也与中土不同。要用短箫和钹。由此看来,乐器的更换,是形成鼓吹曲辞铙歌十八首诗体错杂的重要因素。琴曲歌辞一直用琴演奏,没有改换其他乐器,这就使得歌辞的诗体相对稳定,没有大的变化。

乐器的更换一般都是因为曲调发生了变化,而曲调是否发生变化。又直接关系到歌辞的稳定程度如何。《琴操》收录的曲目虽然流行于东汉,有许多乃是前代就有的。并且是经典曲目。比如,《琴操》中的《雉朝飞操》、《履霜操》。西汉扬雄的《琴清英》就已经收录;《将归操》又见于《孔丛子・记问》篇,名为《陬操》;《龙蛇歌》又见于《新序・节士》和《淮南子・说山训》许慎注:《饭牛歌》又见于《淮南子・道应训》许慎注。这些乐曲在蔡邕之前就已经广为流传。作为经典琴曲。它们的曲调不会轻易改变,而是尽量保持它的本来形态。由于琴曲的音乐曲调相对稳定,这也使得琴曲歌辞变化很小,可以用最初的歌辞代代相传。总体上说,琴曲歌辞多为四言和骚体,基本上见不到五言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要做综合考察。

对比五言诗来说,四言诗和骚体诗是旧体诗。对比四言诗和骚体诗,二者又有新旧之分。四言诗先出而后有骚体,四言为旧,骚体为新。《琴操》所收录的'琴曲歌辞虽然主要是用四言体和骚体,但两种诗体在各部分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录的《琴操》歌诗,操类作品十一首,其中《猗兰操》纯用四言:《龟山操》、《箕山操》四言和骚体各半;《越裳操》以四言为主。其余都是骚体。引类作品三篇,只有《辟历引》杂用四言,其余都是骚体。歌类作品八篇,其中《龙蛇歌》、《引声歌》、《旷怨思惟歌》纯用四言。其余是骚体。在操、引、各三类作品中,歌类四言所占比例最大,远远超过前两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歌类琴曲歌辞的来源能提供给我们答案。《琴操》所收录的歌类作品,蔡邕称它是“河间杂歌二十一章”,指出了这些琴曲歌诗是来自于河间,所属地域非常明确。西汉王室有河间献王刘德,以好古尊儒着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琴操》中的河问杂歌,有相当一部分是刘德搜集并献于朝廷,因此得以流传。刘德的复古倾向极其鲜明,这位儒家学者把《诗经》奉为经典,而对楚辞未必认同,骚体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仍然是一种新诗体,《诗经》则是人们早已习惯了的传统诗歌样式。由此可以推断。刘德必然对四言琴曲歌诗广加采录,而对骚体则相对疏远,由此形成了歌类琴曲诗中四言诗所占比例较大的现象。

从以上的对比和梳理中不难看出,汉乐府中的琴曲歌辞是以四言和骚体为主,基本见不到五言诗。无论是四言还是骚体,都是沿袭旧的诗歌样式,没有参与诗歌形式的演变。也就是说,汉乐府中琴曲歌辞对于诗歌样式向五言诗的演变没有发挥推动作用,还很有可能形成一股阻力。因此,在评价汉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时,除了从总体上肯定它对五言诗的孕育生成之功外,还要指出琴曲歌辞这种例外,否则,很容易使之片面。

二

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楚辞发韧,进而到汉代五言诗,除了诗歌的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由抒情为主变为叙事为主。一般认为,先秦诗歌以四言、骚体为主,长于抒情;汉代诗歌以五言为主,长于叙事。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在论述汉代乐府诗的成就时。同样把它的叙事作为重要的方面。这种结论作为汉乐府诗的总体评价是客观公允的,可是,把它用于琴曲歌辞却又与事实相违背。现存的琴曲歌辞都是抒情诗,找不出一篇以叙事为主的作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源就在于琴曲歌辞所选择的诗体。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文体形成了自然的分工,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文体的分工进行创作。四言诗、骚体诗重在抒情,五言诗长于叙事,这三种诗体在生成期所具有的主要功能。作为历史的惯性持续很长时间。既然琴曲歌辞采用的是传统的四言和骚体,因此,也就把抒情作为这两种诗体的主要功能加以发挥,而叙事功能则相对薄弱。琴曲歌辞采用旧有的四言和骚体,并且以抒情为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存在因果关系。

由于琴曲歌辞都是抒情诗,带来了它在诗歌体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每首诗都比较短,见不到长篇作品。把琴曲歌辞和其他汉乐府诗加以比较,每首诗篇幅的长短存在明显的差异。琴曲歌辞中不但见不到像《孔雀东南飞》那样的长诗。就是像《陌上桑》、《羽林郎》、《董娇饶》一类中等篇幅的作品也见不到。在汉乐府诗中,铙歌十八曲是篇幅较短的,按照逯钦立先生的断句,共一百九十句,每首十句稍多。而《琴操》所录琴曲歌辞共二十二篇。计一百七十六句,平均每首八句,低于铙歌十八曲。如果把琴曲歌辞和篇幅更长的相和歌词相比,每首诗的平均字数会相差更大。相和歌词主要是叙事诗,琴曲歌辞纯是抒情诗。同时代的乐府歌诗,叙事诗篇幅长而抒情诗短小,二者形成明显的对比。由此很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叙事诗容易出现长篇巨制,抒情诗却很难。这种反差和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关。古代文人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向:叙事求详尽而抒情贵在含蓄。在古代文人看来。叙事不详则无法感动人,抒情淋漓尽致则缺少含蓄。正因为如此,叙事诗通常比较铺张,篇幅较长;而抒情诗则追求精炼,比较短小。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离骚》是一首抒情诗,但在先秦诗歌中篇幅最长。其实,这种情况和前面的结论并不矛盾。《离骚》虽然是抒情长诗,但其中安排了大量的叙事情节,抒情主人公的求女、遨游的内容占去相当大的篇幅。如果把这些叙事的章节去掉,纯粹抒情的文字也就极其有限了。汉代文学也可以见到这种情况。即以东汉作家为例,冯衍的《显志赋》、张衡的《思玄赋》可以说都是长篇抒情诗,但从文字量上来看,叙事部分所占比例更大。否则,不可能如此洋洋洒洒数千言之多。

《琴操》所录琴曲歌辞篇幅都比较短,但各部分之间也不平衡。操类十一篇,七十二句,平均每首将近七句。歌类八篇。九十句。平均每首十句有余。引类三篇。十四句,平均每首不足五句。统计各类琴曲歌诗篇幅的句数,有助于了解琴曲的演奏情况。“引”是序曲,所以最短,三五句而已。歌类属于弄得范畴,继序曲之后演奏,句数在琴曲歌辞中最多。“操”是最后演奏的内容,每首的句数在琴曲歌辞里居中。一般情况下。作家对于自己搜集整理的作品都会做一定程度的加工。或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加以收录。《琴操》中的一些作品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可以断定这是合乎蔡邕的审美理想的,是得到他认可的,这从蔡邕本人的诗赋创作当中可以得到认证。在此不赘述。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归纳推理,可以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蔡邕把他搜集整理的汉代琴曲歌辞定名为《琴操》。这实际上是在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初学记》卷十六引《风俗通》:“凡琴曲。和乐而作。命之日畅;忧愁而作,命之日操。”从这个概括我们得知。当时流传的琴曲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表现欢乐之情,定名为畅;一类表现忧愁哀伤,定名为操。《琴操》中所收录的歌辞确实是哀伤者占绝大部分,可谓名实相副。蔡邕的这种选编。是在为琴曲定位,也反映出时代的风尚。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篇10：汉代图案对现代汉字字体设计的启示分析论文

汉代图案对现代汉字字体设计的启示分析论文

一、汉代图案的形式特征

汉代图案的风格特点是造型古朴饱满，形象生动多趣，构图变化多端，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图案不管是人物、动物还是植物，甚至神人、瑞兽，都具有一种特征：盘曲缭绕，以意写形，多具神韵、灵动而大气，追求意象而不过于追求具象，体现了汉代图案构图的动感和生机勃勃的雄浑气息。

（一）造型特征

汉代纹样风格细腻，多用数个动物合体穿插、盘叠，或植物体共生，具有龙飞凤舞的形式美感，庄严而富丽。

1.云气纹。它以线条的舒卷起伏为主要形式，增强画面的动感和力势。这个时期云气纹的构形元素除了勾卷形外，还有“云尾”这一新元素。云纹多用于丰富画面，与各种形象组合，起到加强力量感、运动感和速度感的作用。

2.动物纹。动物纹有孔雀、鹊鸟、虎、鹿、羊和怪兽等。夔龙纹在汉代变为虬龙首曲的变形夔龙纹与形如爬蛇的变形螭纹。汉代图案的走兽身躯都有翅膀，这种处理具有吉祥的含义。

3.植物纹。植物纹有两类：一类是带有吉祥和神化色彩的植物纹，一类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植物纹。细分有茱萸、草叶、葡萄、嘉禾、仙草、摇钱树、柿蒂、缠枝纹等。均形式优美、线条流畅，其中比较流行的是茱萸纹。它常和云纹组合一起，构成四方连续纹样。在当时寓意辟除不祥和长寿。缠枝纹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类纹样，如汉代青铜凤凰缠枝纹镜，器物纹理清晰，可以看到枝蔓缠绕，连绵不断，充满流动的韵律，优美多姿。

4.几何纹。几何纹有连弧纹、锯齿、规矩纹、双菱纹等。其中双菱纹最流行，它是由一个大的菱形两角附以小菱形，因为像耳环，故也叫“环纹”。几何纹单独出现于器物表面或与各种形象（成对动物纹）组合穿插，壮美而气势磅礴。5.人物图案。主要是以现实日常生活和战争为素材，或表现欢娱生活，如六博纹、抚琴纹、乐舞纹、出行纹、车骑仪仗纹、狩猎纹、耕耘纹，以及记事纹。以金箔贴花乐舞纹，曲线刚柔相济，再现了“罗衣从风，长袖交横”“若翱若行，若飒若倾”（张衡《舞赋》）的绝妙舞姿，具有一种高度抽象的设计意识。

（二）造型手法

汉代图案在造型手法上也匠心独运，造型手法主要有：以线造型、归纳概括、夸张变形等。

1.以线造型。运用“线”成为汉代图案的主要表现方式，它用来表现主体物，有很强的表现力，也可以塑造辅助图案和底纹，起到突出主体物的效果。除了狭义的线，还有一种广义的线：汉代的装饰常用线作分割处理，漆器、丝织品上的云气纹曲线，或云气纹带，都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这些云气纹线、带，使若干装饰区形成整体，产生统一的效果。

2.概括与归纳。汉代造型手法多用“写生变化”的方法，对描绘对象经过一定的概括及提炼，省略细节，以简洁抽象的形象表现物象。汉代的动物图案，多是具象的表现手法。汉代画像砖“古代斗兽场”，注重形体的大致勾勒，而不作局部的细致处理。画中的力士，仰面跨步挥臂，与左边狂奔而来的牛相斗，牛怒目弓背，以角前抵。设计简化了牛的四肢和头部，突出了牛的躯干，使牛的形象整体感更强。人的表现抓住了重要的特征——动作，去掉繁琐的部分如面貌、衣饰等，人的轻和牛的重形成一组对比，着重表现了牛和人这种对立、紧张的关系，有趣的是画右方的狮子被此力士打得落荒而逃，令人忍俊不禁。

3.夸张与变形。将物象进行夸张、拉伸、收缩等处理，这种手法体现出很强的现代设计意识。如四骑士持戟画像中马的设计着重表现躯干的强劲与腿的纤细刚劲，突出其矫健的身姿。这样马的形象特征显得更加鲜明、生动，更加典型和具有魅力，也有舒展、气势雄浑的视觉感受。

二、汉代图案对现代汉字字体设计的启示

研究汉代图案，将其精华转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应用于现代字体设计中，可使设计具有更多的内涵。在设计汉字字体时，利用汉代图案的抽象性、汉代图案的生命意识以及汉代图案的构成特征，对字体进行创造性的设计，可使设计具有强烈的形式美感和一定的文化内涵。

（一）汉代图案的抽象性

图案的抽象性是以原型为基础的合理抽象。汉代图案对事物高度抽象的表达方式和注重神韵的设计理念，对现代字体设计很有启发。抽象象形要符合整体的字形风格，从文字内容表达的含义中寻找字体表现形式。在学生设计习作《忆秦娥箫声咽》中，字体造型舒展，结构紧凑有序，空间构成合理。在汉代图案飘逸潇洒的基础上，对一些笔画进行了夸张处理，取得了一种奇异的效果。令人叫绝的是诗句中的一些字如“乐游原上清秋节”的“秋”字不但融入了汉代图案抽象的意味，还融入了秋字本身的意蕴，即萧瑟清冷，字的每个笔划都有粗细变化，让人眼前呈现出秋的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字本身即为装饰”这样的深刻的设计，而不是去装饰文字。整个设计将汉代图案的神韵完美再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

（二）汉代图案的生命意识

汉代图案以线构形，表现物象的内在力量，例如一些神兽，即是用线表现刚柔并济的内在张力和强健的力度；一些树纹的形象，是树枝蜿蜒向上伸展，也表现出一种生长感。生命意识或者说内在张力，在设计字体时是非常可贵的，文字符号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在“鹤草堂”的标志设计中，第一眼就会看到两边的仙鹤造型，它有种流动的美感。中间的牌名字体纤细有力，笔划规整而舒展，因此在整体上严谨端庄，静中有动。整个设计在传统中融入现代审美眼光，充满了汉代图案的生命意识。虎都男装标志设计用虎纹和名称字体组合搭配，形态上有汉代神兽纹和云气纹的意蕴，流露出神秘而舒展的气息，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虎都男装”四字将男性的力量美与笔画结合，适当添加笔画，给人留下强劲有力的视觉印象。标志的亮点是英文名称FORDOO的设计：字母基本为大写，为了更加贴合汉代动物纹，黑色字母的设计劲健、饱满、舒展，给人一种飞扬激昂的生命感。整个标志强调黑与白、虚与实的空间处理，表达出个性化的特质和刚毅感，在国内标志设计中别具一格。

（三）汉代图案的构成特征

汉代图案的构成形式具有显著的特点。它们常采用空间填物，不留余白的方法构图。比如画像石的人物之间，漆器、织锦的云纹之间，大多填以动植物纹样或几何文字，将画面分割成不同的空间，各装饰空间产生统一的视觉效果。在设计汉字字体时可以利用汉代图案的构成形式，结合字的外形和笔形变化，设计出新的字体样式。如字体设计习作“风行天下”，设计师根据文字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处理。设计改变了字体的一部分笔画形状“风”的`勾和“下”的点，将云气纹融入笔划之中，为了整体协调，底图和辅助纹样的设计也运用了云气纹，“风”“行”“天”“下”的设计如行云流水，上部都是宋体的写法，下部都是云的意象。图地的颜色选用绿色，和谐之中又增强了设计的内涵和深度，让人感受到设计字体的趣味性，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汉代图案灵动而大气，追求意象，构图具有动感，充满生机勃勃的雄浑气息。汉代的图案艺术，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构思奇特，技法娴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汉字字体设计结合汉代图案，表现空间很大，最常见到的是通过融入汉代图案把字体和图形所表现的内容融为一体，使汉字延伸出新的信息，产生新的意境。比如将汉字的字尾字头设计成具体的某种形象（云纹），表现一种舒展、飘逸的风格。这是比较简单的设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设计时要从文字内容所表达的含义中去寻找与其对位的字体表现形式，这样设计出的字体会更加符合人们的视觉偏向。如上文提到的学生设计习作《忆秦娥箫声咽》，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融合，以意传情，开拓字体设计的深度和新意。实际上，挖掘汉代图案，除了研究它的形，还要研究它的构成形式、风格气象、浪漫气息等。比如构成形式。汉代图案用各种形象组合，云气或藤蔓类织物中穿插、组合各种形象，但多而不散，紧凑而饱满。运用的时候变化汉字的外形使之相符合，将汉字的内部结构与汉代图形的内在构造相融，在汉字的内部空间做出新颖的设计。借鉴汉代图案的构成形式设计字体不用受到严格的限制，抓取汉代图案随意滋长、穿插缠绕的意象，从结构上体现出生生不息的形式美，就是打动读者心灵的设计。本文在提炼汉代图案元素特征与拓展其文化内涵的前提下，结合汉字字体设计，归纳了汉代图案元素在汉字设计中运用的方式方法，认为艺术创造是一种真诚、淳朴的生活的创造，内容形式上以生活为基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设计汉字要把握个性的同时注意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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