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探源的论文（锦集16篇）由网友“霓虹甜心”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龙的传人探源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篇1：龙的传人探源的论文
龙的传人探源的论文
《“龙的传人”探源》一文，是作者通过研究长江古文化，探索中华民族起源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自认是“龙的传人”，依据是什么？至今学术界说法不一。本文对中华民族起源于东部古长江流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打破了一些陈旧的说法，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主要内容有：（1）一个尚待揭开的“千古之谜”；（2）从江汉平原到黄土高原的大迁徙；（3）民族大联合与“北雁南飞”。此文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动态》首先发表，并被选入《中国专家论文集》。研究长江古文化，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对研究世界人类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华夏民族的先民，一般是崇拜龙的图腾。他们将龙的形象画在氏族的旗帜上，作为氏族的族徵，成为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族习俗信仰，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氏族人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华夏民族的后裔，都自认为是“龙的传人”。但是，“龙的传人”起源在哪里？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便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学者。
一、一个尚待揭开的“千古之谜”。
“龙的传人”起源在哪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二是长江流域的云贵高原；三是双源说，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都是“龙的传人”发源地。笔者认为：“龙的传人”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的基调是蛇。”他进一步指出：龙的形象构成，最初可能是有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大部落，逐步兼并了许多以其它动物为图腾的小部落，融化了其它图腾的某些因素之后，于是便添上了兽类的脚，鱼的鳞和须、马的头和鬃、鹿的角、狗的爪、鸟的翼，化合成为龙。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表明，“龙的传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场人类大迁徙的过程。原来生活在江汉平原的古人类，由于长江三峡被打开，洪水泛滥，致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向高地山区转移。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先是与蛇类为伍，后来又与山里的野兽打交道。从此他们的心目中，除了蛇的形象以外，又增加一些兽类形象的特征，把这些特征加在蛇的身上，终于化合成了龙的形象。虽然客观世界没有龙的实体，但作为原始人的主观意识确信无疑。从蛇的形象变异和深化，说明华夏民族崇拜龙的图腾，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单纯蛇的形象不断美化和完善，说明了龙的图腾是集体创作共同智慧的结晶。
早在二亿年前的三迭纪末，地球上的古中华大地的地形是东高西低，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的大海，这个大海属于古地中海的范围，从现今的三峡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那时的地球处于青春发育期，它不甘心洪荒的寂寞，于是爆发了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即地质学家称为的“印支运动“。海底的岩石托起苍茫的海水向上拱出海面，迫使古地中海向西后退，作为中华民族的栖息地，就以此不同凡响的恢宏气势诞生了。
三峡地区的隆起，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沿着当年海底岩石褶皱，形成的巫山十二峰，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它向人们描写了一幅幅三峡地区横空出世的壮举。此后，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相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地球上又经历了一次喜玛拉雅造山运动，西部的古长江借着这个良机迅速向上升起，从此出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使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众水东流的格局。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终于冲破了700里三峡的阻拦，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地球的不断运动和变化，不仅塑造了一个美丽壮阔的长江流域自然风貌，而且造就了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他们就是“龙的传人”的祖先。
长江流域的'地质地貌变更的年代，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也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女娲造人的故事，是长江流域最早的神话传说。屈原在《天问》中提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意思是：人类的身体是女娲创造的，那么女娲自己的身体又是谁创造的呢？传说女娲是人首蛇身，与她结为夫妻的“蜜栖”或称“伏羲”也是人首蛇身。这些远古神话，说明古人类与蛇类结有不解之缘。
据考古发现证明，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众多的古人类化石中，有距今约5万年以前的“汉阳人”、50万年以前的“长阳人”、201――204万年的“巫山人”，比早期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还早40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1400万年，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江苏省溧阳县黄地区发现了距今约4500万年的古猿化石，这是近几年内的考古新发现。据专家考证，这种猿人身高只有10多公分，说明人类进化还处于婴儿时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的深入研究，笔者相信“龙的传人”发源地这个“千古之谜”一定会揭晓。
二、从江汉平原到黄土高原的大迁徙
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海拔50米左右，原系古云梦泽，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故亦称“云梦平原”。
千里沃野的江汉平原，是古云梦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的水网纵横，湖泊密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林木茂盛，杂草丛生，适宜各种古生物繁衍和栖息。这儿是远古人类得天独厚的摇蓝，同时还有一个庞大的蛇类王国。古人类在此与蛇类为伍，和平相处。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里，古人类既有自己的朋友，也有天敌。主要是属于两栖动物的鳄鱼，经常出没在水中和陆地上袭击古人类，威胁到古人类的安全和生存。
笔者的幼年时期，经常听到老一辈人讲述《尺人兔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叙述的是在远古时期，有一大群古人类生活在江汉平原，他们的身高才只一尺（约30公分）左右，始祖马只有兔子那么大。此时的古人类比尚处婴儿时期的“中华曙猿”已有进化，身高长了一倍多，但尚处在人类童年时期。传说，这群古人类与普通猿猴不同，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的树棍和石块，以吃树上的野果为主，还在树上结巢居住，有时也成群结队地走下树来，到湖水中去打鱼摸虾。当遇到鳄鱼侵袭时，古人类尚无自卫能力，凑巧遇到这种情况，隐藏在湖边水草中的大蟒蛇主动冲出来赶跑鳄鱼，营救古人类，于是在古人类的心目中对大蟒蛇十分崇拜，视它为保护神。此时的古人类还不会制造工具，也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直观的，遗传到后代，成为一种古老的习俗，到了原始氏族社会，就成了氏族崇拜的图腾。至今在鄂西山区，还有家族信奉“鹰公公，蛇婆婆”。
随着古长江的地理地貌的变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崛起，众水东流切开了三峡峡谷，洪水涌向东南的水乡泽国，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两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的古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纷纷转移到高地山区，从此“龙的传人”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迁徙。
古人类从平原向高原转移的第一站，首先是邻近江汉平原的大巴山脉的神农架林区。
大巴山位于川、鄂、陕三省边境，长250公里，宽40――70公里，海拔――2500公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正好横亘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山体庞大，山势巍峨，地面崎岖，交通不便，自古就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著称。
从江汉平原转移出来的古人类，在大巴山脉的神农架林区里生活了一段时期。这里仍处在长江流域的中、上游结合部，地势较高，不耽心洪水威胁，但山高林密，气候寒冷，空气稀薄。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随之而变更。原来平原地区气候温暖，空气充足，到了山区气候严寒，空气稀薄，迫使他们的体型向高处生长，以便吸收更多的空气这是后来的北方人比南方人的体形较高大的原因之一，原来在平原与蛇类为伍，到了深山老林要与山里的各类野兽为打交道，客观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古人类的主观认识，他们由单纯崇拜蛇的形象，改为多种动物形象的崇拜，其中有虎、牛、马、鹿、猪、鸟等，于是他们把这些动物的特征加在蛇的身上，化合成了龙的形象，这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再创造，是古人类智慧的结晶。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古人类大迁徒的过程中，曾经了出现过一大群古人类由组合到分散，又由分散到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分散时期各个小部落崇拜的物象各不一致，重新组合时又以蛇的形象为主，综合其它物象的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图象，作为共同信仰的物象，这就是原始氏族社会崇拜龙的图腾。
从江汉平原转移出来的古人类，为了战胜自然环境的恶劣条件，从单纯以狩猎为生，到初步学会农业生产。但大巴山里的土地瘠薄，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为此他们又要进行一次大迁徙，这次的目的地是要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高原平坦地带。本来他们可沿着长江向上游转移，但西部地区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恶劣，更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只得沿大巴山脉向黄土高原进行迁徙。传说中的神农氏，在大巴山里生活期间，已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并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周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后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们也迁徙到黄河流域去了。重庆市有所大学师到川东作社会调查，发现在深山老林里还有的老百姓家中，供奉画有蛇的形象祖宗牌位，问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这是从老祖宗口耳相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还说，他们的老祖宗是从江汉平原迁徙来的，他们后裔的一部分人又沿着大巴山脉向黄土高原迁徙去了。这个古老的习俗，正好说明大巴山脉是这次古人类迁徙的一条天然通道和桥梁。
随着古长江的地理地貌的变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云高原崛起，众水东流切开了三峡峡谷，洪水涌向东南的水乡泽国，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两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的古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纷纷转移到高地山区，从此“龙的传人”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迁徙。
三、民族大融合与“北雁南飞”
江汉平原的古人类，通过大巴山脉到黄河流域，在距今约80以前，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逐渐在黄河流域两岸定居下来，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古老历史和文明，所以说，我们研究“龙的传人”发源地，并不排除黄河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从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表明，在距今约1.2万年至6000年之间，中华民族已经历了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流域也发现有相应时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约占人口总数的94%。所有汉族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即“龙的传人”。
早在新石器晚期，以黄帝（轩辕）为首领的夏民族，沿大巴山脉来到陕西境内，后定居在河北涿鹿，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这个氏族在迁徙过程中兼并了许多小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黄河流域一支较大的氏族部落。由于他们的祖先是从江汉平原迁徙来的，从祖辈那儿遗留下来的许多习俗得到传承，崇拜龙的图腾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龙的图腾是由蛇演化而来的，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蛇的图腾已经淡化，加之黄土高原地带比较干旱，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于是人们希望天上有个神灵能够呼风唤雨，使田地的禾苗生长茁壮，这个神灵的形象就是“龙”。虽然自然界并不存在龙的实体，但从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习俗，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夏民族一直以龙的形象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并流传到后世。
与夏民族同时到达黄河流域的氏族，还有以炎帝（神农）为首领的殷民族和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传说，神农氏在大巴山里就能尝百草、播五谷、明医理、治病人，至今在湖北神农架林区还有他的许多遗迹。他作为殷民族的首领，迁徙至黄河流域，定居在山东一带，以凤凰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其实自然界也没有凤凰这个实体，它也是以某种鸟类为主的多种物象的复合体。后来殷民族与生活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九黎族，因争夺黄河流域的一片肥活的土地发生战争，此时炎帝已衰老不能征伐，只得向黄帝求援，于是黄、炎两族联合起来，大战于涿鹿之野，终于打败了九黎族，擒杀了蚩尤。经过这场战争，统一了中原地区，各氏族部落都推举黄帝代替衰老的炎帝，形成了以黄帝为主的民族大融合。在融合过程中许多氏族放弃了自己崇拜的图腾，一致以龙的图腾作为各氏族的旗帜，成为“龙的传人”，亦称“炎黄子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各诸候国都自称“诸华”，或“诸夏”，合称“华夏”。但“中国”这个名称，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因为商、周的王都建在东、西、南、北之中，所以各诸候国称它为“中国”。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于战争还引起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才使汉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实际上汉族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另有一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实现民族大融合时，有的氏族部落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离开了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我们称为“北雁南飞”，这也是一种人类“回归”的现象。首先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的九黎族，一部分人留在黄河流域被融合，另一部分人迁徙到长江以南与三苗族融合，所以至今苗族还认为蚩尤是他们的祖先。其次是楚、巴两族南下长江流域。
楚族原属夏民族，传说他们的祖先颛顼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古时候，火对于人类生存十分重要，楚族的首领曾任火官，成缚显著，被封为祝融氏。后来在共工氏作乱时，祝融奉命前去平叛，因镇压不彻底，结果被杀。在长期的部族战争中，楚族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只得从夏民族分离出来，先是沿黄河迁至陕西汉中一带定居，在此深受殷民族的影响，将崇拜龙的图腾改为崇拜凤的图腾。在周灭殷以后，楚族又沿汉水南下，到达荆山一带，他们在此开山垦地，“筚路蓝蒌，以启山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力富强，疆土开拓，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到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思想和文化，在统一了长江流域两岸的各个诸候小国后，建立了强大的楚国，成为我国南方的霸主。
与楚族同时到达长江流域的还有巴族，相传巴族也是黄帝的后裔。他们的著名首领是廪君。他率领巴、樊、d、相、郑等氏族部落，从陕西到达湖北长阳，又沿清江向上游迁徙，定居夷城（今湖北恩施市）。传说廪君死后化为一只白虎，所以巴族后裔以虎的形象作为崇拜的图腾。巴族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湘西、陕西汉中一带，并建立了巴国。
楚、巴两族的回归，对长江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楚、巴两族为争夺势力范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后来巴国被秦所灭，楚族统一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龙文化、凤文化、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辉灿烂的楚文化。
“龙的传人”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缺乏深入研究，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似乎全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早有定论，不必深究，所以对长江流域的古文化研究很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后我们应该有领导地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重新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世界人类的文明史作出新的贡献。
篇2：“人格”概念探源论文
“人格”概念探源论文
摘要
本文首先对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进行了解析，重点是以民法的视角分析该概念的先验歧视色彩。随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了“权利能力”一词产生的根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民法典》制定者处于资产阶级兴起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继承罗马法，但他们不要其中的公法因素；他们也需要继承罗马法中的主体资格制度，但他们不要那个“排除了部分生物人加入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的“人格”一词。最后，本文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主线，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罗马法 人格 权利能力 康德伦理人格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人格
壹
人格与权利能力探源
一、罗马法“人格”的含义
罗马法中，“人”这一语词有三种不同表达，并代表三种不同含义：I homo－自然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II caput－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III persona－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具体身份，即，其在各类具体权利义务中的身份。
以上概念中，人II（caput），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需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在当时，罗马法以人格或人格权（caput）来总称这三权。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市民权在罗马法类似于今日之公民权或者国籍概念，其内容包括公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私权－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
小结论：a罗马法对生物人与法律人有所区分；
b罗马法中“人格”、“人格权”（caput）等同于法律人；
c罗马法中caput一词包含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因素。
二、权利能力的诞生
（一）背景资料
背景1：生产力与经济环境。
由于交换经济的勃兴和俾斯麦创设的大学制度，传统日耳曼的庄园制在近代德国受到挑战，原先在庄园奴隶主的领属下带有奴隶性质的农奴渐渐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并成长为德国历史上新兴的市民阶层。而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工场制度的萌芽，许多农民子弟进入城市，一方面受雇于人获取工资，另一方面购入生活资料，从而事实上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小结论：奴隶制的逐渐瓦解使更多的“生物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律关系主体。这里暗含的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制度变迁，从而导致在历史上仅特定阶级所享有的“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机会在事实上被更普遍地赋予给了“生物人”。
背景2：文化思潮与理论土壤。
1900年属于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继承了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体思想和个人平等原则。
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该理论几个比较核心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作为手段使用”（康德）；“做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黑格尔）。
（二）基于背景资料的分析和推理：“权利能力”的诞生
基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客观要求，加上当时的文化思潮及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的深刻影响，德民制定者认为：在法律上，应当赋予每个生物人以原先在罗马法中仅赋予给特定人的那种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中”的机会，（此即人格），也就是说希望基于“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让每个生物人均能成为法律人，均能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这么一种利益；而作为民法典的制定，此种“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利益的普遍赋予就体现在德国人创立的“权利能力”一词中DD他们使用了一个新创的“权利能力”，而非使用罗马法中的“人格”一词，避免了将罗马法中“人格”的歧视色彩带入其 “自由平等”的民法典之中：
德民制定者选择“权利能力”一词作为宣示自然人／法人均有机会参与民事关系的符号，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
1．他们处于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资产阶级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壮大；而同时，旧的奴隶的、封建的制度仍未完全清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格”作为一个罗马法的概念包含了太多歧视性色彩。（它与伦理人格主义中的“人格”完全不同。）
2．另外，古罗马法人格要素中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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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人格概念探源论文
人格概念探源论文
一、罗马法“人格”的含义
罗马法中，“人”这一语词有三种不同表达，并代表三种不同含义：I homo－自然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II caput－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III persona－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具体身份，即，其在各类具体权利义务中的身份。
以上概念中，人II（caput），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需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在当时，罗马法以人格或人格权（caput）来总称这三权。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市民权在罗马法类似于今日之公民权或者国籍概念，其内容包括公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私权－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
小结论：a罗马法对生物人与法律人有所区分；
b罗马法中“人格”、“人格权”（caput）等同于法律人；
c罗马法中caput一词包含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因素，法学论文《“人格”概念探源论文》。
二、权利能力的诞生
（一）背景资料
背景1：生产力与经济环境。
由于交换经济的勃兴和俾斯麦创设的大学制度，传统日耳曼的庄园制在近代德国受到挑战，原先在庄园奴隶主的领属下带有奴隶性质的农奴渐渐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并成长为德国历史上新兴的市民阶层。而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工场制度的萌芽，许多农民子弟进入城市，一方面受雇于人获取工资，另一方面购入生活资料，从而事实上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小结论：奴隶制的逐渐瓦解使更多的“生物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律关系主体。这里暗含的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制度变迁，从而导致在历史上仅特定阶级所享有的“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机会在事实上被更普遍地赋予给了“生物人”。
背景2：文化思潮与理论土壤。
19属于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继承了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体思想和个人平等原则。
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该理论几个比较核心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作为手段使用”（康德）；“做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黑格尔）。
（二）基于背景资料的分析和推理：“权利能力”的诞生
基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客观要求，加上当时的文化思潮及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的深刻影响，德民制定者认为：在法律上，应当赋予每个生物人以原先在罗马法中仅赋予给特定人的那种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中”的机会，（此即人格），也就是说希望基于“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让每个生物人均能成为法律人，均能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这么一种利益；而作为民法典的制定，此种“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利益的普遍赋予就体现在德国人创立的“权利能力”一词中――他们使用了一个新创的“权利能力”，而非使用罗马法中的“人格”一词，避免了将罗马法中“人格”的歧视色彩带入其 “自由平等”的民法典之中：
德民制定者选择“权利能力”一词作为宣示自然人／法人均有机会参与民事关系的符号，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
他们处于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资产阶级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壮大；而同时，旧的奴隶的、封建的制度仍未完全清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格”作为一个罗马法的概念包含了太多歧视性色彩。（它与伦理人格主义中的“人格”完全不同。）
篇4：陶渊明平淡自然诗文风格探源论文
摘要:本文对陶渊明“平淡自然”的基本诗文风格之形成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形成“平淡自然”的风格特点,是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主要是探讨陶渊明生活即诗、性情即诗影响到诗文风格。他的出身、生活经历、人生观等直接影响其诗文内容,进而影响其诗文风格;他的性情受他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很大,从而从另一重要侧面影响到他诗文的内容和风格。外因主要是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佛道盛行、谈玄说理、崇尚隐逸)和《诗经》中的农事诗对其诗文内容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形成。
篇5：陶渊明平淡自然诗文风格探源论文
一、生活即诗影响诗风
生活即诗,在此是强调陶渊明的生活经历对他的诗文风格影响巨大。他的出身、地位、遭遇以及当时的时代、社会都决定着他诗文的基本内容,而其诗文内容又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文的基本风格。
1.陶渊明的出身及生活经历。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陶茂,为官武昌太守。父亲陶敏也做过官,却不以出处为意。母亲孟氏,则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侃的外孙女。陶渊明的父亲在他8岁时就去世了,生活颇为艰难。陶渊明在20岁时受叔父陶夔的怂恿,到京城健康、会稽郡、吴郡等地进行游学求仕生涯,但三年后求仕也无果而归。之后虽受提携,终因看透了世事翻覆,最终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38岁起就归隐田园,直至终老,自塑了中国历史上的力耕自给的真隐士的典型形象。
2.生活经历对陶渊明人生观的影响。从陶渊明的生活经历可看出,凭他的才学在当时应该有一个施展抱负的官位,可是他生不逢时,游学求仕数年后失望而归。他看清了那些贵族豪门的嘴脸:垄断政权、滥赏滥杀、放浪形骸、贪财虚伪、荒淫奢侈。同时,三年的游学也令他深感京城人门第观念的严重。这种经历让他深感自卑,从而也令他产生了远离政治官场的念头。其实把自己的一生都埋没在田间地头,又何尝是心甘情愿?只是这个世道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官场实在是无法容身。这其实才是陶渊明真正的心迹所在。
3.生活经历、人生观对陶渊明诗文内容、诗文风格的影响。这种经历,决定了他的诗文内容主要是以他的隐居田园生活为主。在他归耕柴桑乡里的二十多年里,先后创作了诸如《归园田居五首》、《移居二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等著名的田园诗。在这些诗中,“既描写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凯’的山乡景色,又叙写了‘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农家情趣。但写的更多的,则是‘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无限欣慰,以及‘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男’的生活艰辛”。这些诗文,语言“质而实绮”,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涵着炽热的情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在他出仕十年间,身处险恶的官场,所写诗文主要的还是对田园自然美景的描绘,对上古淳朴民风的怀念、自己眼前农耕生活的乐趣等等,文风清新、淳朴。
由此可见,正是陶渊明自己平淡自然的生活写入诗中,才孵化出我国彪炳千古的“平淡自然”的诗文风格。
二、性情即诗影响诗风
在东晋那个黑暗腐朽的.政治中,陶渊明卓尔不群的性格决定了他卓尔不群的文风。
陶渊明卓尔不群的性格深得其外祖父孟嘉的遗传。陶渊明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对陶渊明没有太大的影响。对陶渊明影响大的还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继承了他身上作为名士的许多东西。
1.孟嘉的性格。孟嘉少年丧父,他淡泊沉静,度量很大,才华横溢。当时的江州刺史国舅爷庾亮征聘他做了庐陵郡从事,孟嘉不通人情世故在江州时常被庾亮讥笑,但他从不计较。后来,孟嘉又做过恒温的参军。可恒温是个粗人,经常捉弄为难他,可孟嘉从不生气,度量很大。
另一方面,孟嘉对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却是极其尊重热情。他做江州别驾时,乘船去为朋友江州刺史谢永吊丧送葬,途径永兴,遇一天下名士许询,待他凭吊完后回到永兴,两人一见如故,夜以继日的将平生所学拿出来一一探讨,直到都没了说话的力气才分手。后来孟嘉又升官为安西大将军长史,但他在衙门中没有长官架子,总是随和地同下属说话办事,只靠公正谦和使他们信服。他结交朋友非常谨慎,从来不收礼,不搞礼尚往来那些官场客套。
孟嘉喜欢读书,如果有了心得,内心喜悦,就驾车到龙山,登京望远,把酒临风。在陶渊明到了发蒙的年龄,孟嘉就送了他一整套儒家经书,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孟嘉一生中从不肯苟且迎合别人,言语从来没有夸大自己。他喜欢酣饮,即使喝过了量也不会失态,而是借着酒兴抒发情怀,畅然寄心于世外。
2.陶渊明的性格对其诗文内容和风格的影响。虽然陶渊明十二三岁的时候,51岁的孟嘉就去世了,但孟嘉的这些性格,可谓完全遗传给了他的外孙。他的才华、度量,淡泊沉静、刚正不阿、不肯苟合权贵、酣饮作诗、率直任性而又豁达洒脱等,在陶渊明身上一一再现,并直接成为陶渊明的诗文内容,影响着陶渊明诗文的基本风格。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出仕前的一篇早期作品。这篇传记以自画像的方式记事立言,真实而又传神地反映了他年轻时贫寒的家境和处之泰然的情怀。尽管家贫,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却全然不以为怀。相反,读书成癖却不求甚解,只求意会;嗜酒成性,而不能常得,逢招必醉;著文成习,又自得其乐,以明心志——一种率真、任性而又豁达、洒脱的情怀,一个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高士形象,就这样寥寥数语,被栩栩如生地传示了出来,让人直觉面对的就是性情淳朴的上古遗民。其文语言平淡无奇,为人性情、对生活的态度在平淡的文字下自然流露,其平淡自然的风格窥见一斑。
陶渊明乃性情中人,一生中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理想。晚年写的《桃花源记(并诗)》是这种理想社会的艺术再现,他一生之所以能不断抵御世俗利欲的诱惑,源于他的两大精神支柱:一是时时以古代贤人的言行自砺,二是始终尽可能地从现实的农耕生活中发掘出真实的乐趣。这从他的《和郭主簿二首》中“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以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的诗句里,可以窥见出他常将像先师孔子、长沮、桀溺、黔娄之妻等一些古代贤人自勉,以此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些也是陶渊明的性情即诗的佐证。
另外,陶渊明喜欢饮酒,干脆他就以“饮酒”为名作诗,借酒抒情,酒中倾述了对远古淳真理性的呼唤。
尤其要提的是,他做彭泽令,在职不满百日,尽管家贫急需官俸度日,但因不忍奴颜婢膝于督邮,乃弃官而去,并做《归去来兮辞》以述心悦。这就是广为传诵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其刚正不阿之性情跃然于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此外,晚年的陶渊明极度贫困,时任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檀道济到陶潜家中请陶潜出仕,被潜拒绝,所赠梁肉也被潜送回。此事后,陶渊明作《有会而作并序》,在平淡自然中表达了自己在贫苦的生活中仍要坚守为人的节操,身处患难却能在安贫乐道中获得精神自由的思想,同样令人钦佩。
他的诗融入其性情,他的性格即是他的诗,性情的恬淡、宁静、光明峻洁、求真不屈作用于诗,即形成他的平淡自然之风格。
三、意识形态影响诗文风格
任何一位作家的世界观、创作、思想、性格等等皆受到他生活的客观世界的影响,他的创作风格也必然包含有他生活的时代的烙印。从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陶渊明生活的东晋也正处在这一分裂动荡的状态中,他的文学创作、诗文风格也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佛道盛行、魏晋学风谈玄说理、崇尚隐逸等等意识形态对他平淡自然诗文风格的形成有其重要影响。
1.意识形态:佛道盛行、魏晋学风谈玄说理,崇尚隐逸。佛教由东汉开始输入我国,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时期更为兴盛,佛寺日渐增多,佛经大量翻译出来。道教创立于汉末,原来主要在民间流行,到两晋时产生了贵族道教,在社会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汉末清议士人因批评政治招致了党锢之祸。之后魏代汉,晋谋代魏,又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已人物,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后来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于是玄学兴起。这股谈玄说理的魏晋学风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对陶渊明潜意识中的诗文创作也有较深的影响。加之陶渊明时代崇尚隐逸之风,儒玄双修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他本人从38岁归隐,成为当时浔阳三隐之一。这些意识形态作用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对他平淡自然的诗风都产生了影响。
2.意识形态影响其诗文内容,从而影响其风格。在他的名篇《桃花源记(并诗)》中,陶渊明虚构了一个美妙的理想世界。那儿风景优美,民风淳朴,人们努力耕作,充分享受劳动和收获的欢乐;他们热情好客,始终保持着幼有所长、老有所终的传统美德。尽管是虚构的寓言故事,但它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想的理想展示,而这种理想是在吸取了儒家有关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精髓的同时,糅进了道家“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的政治主张后形成的,诗文显得从容而平淡,淳厚优美而韵味十足。由此可窥见道家思想对陶渊明诗风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陶渊明在很多诗中都体现出一种用耕稼自勉勉人的处世态度,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种处世态度在晋代文人中很特别,这是他陶渊明式的求安避患行为。而这种行为就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前人曾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方宗诚《陶诗真诠》)。正由于胸次、识见高卓,流露于诗也自然浑成,于逐句转意中不觉赘复,反觉亲切质朴,淳厚有味”。
在《形影神三首》、《连雨独饮》中,作者既信天地万物间有神仙,自己想成神成仙,又否定神仙的存在,于虚实间对人生有清醒的认识。他的这种认识在晋代既不同于自然崇拜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又不同于儒家名教传人以世俗利禄为累,而是受到老庄思想影响并结合晋末社会现实自创的一种新的自然人生观。它的鲜明特点就是:保持心神自由和独立个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神释》)。这种自然人生观作用于诗,便易于形成一种平淡自然的风格特点。
此外,陶渊明的《杂诗》共十二首,其基调便是咏叹人生无常、生命暂短,足见当时佛道思想对其诗歌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的清静淡泊色彩作用于诗,其风格便呈现出平淡自然之特色。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陶渊明之高明就在于把玄言诗的平远冲淡与现实生活的充实淳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无论叙事、写景、咏怀,表面大多平淡自然,绝无矫情的刻意雕凿,但又在魏晋玄学和汉代以后崇尚神似的审美观支配下,呈现出一种渊深朴茂的奇趣和深意,为时人和后代作家所难以企及。可以这样说,是魏晋学风、佛道思想融入陶渊明的独立人格,共同锻铸了其诗文作品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貌。
四、《诗经》对其风格的影响
陶渊明最伟大之处就是开创了田园诗之先河,其平淡自然的诗风在田园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也可以说正是这些数量众多的田园诗才形成了他主要的风格特征。他的这些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大量诗篇,“反映了他在农村中的复杂思想感情:有的抒发劳动时的愉快心情;有的吟叹天灾和饥寒带来的苦难;有的写他在农村中感受到的大自然乐趣和体验到的人生道理”。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又精深,深入浅出,形成了他独创的平易朴实、清峻自然、淳厚有味的独特风格。
1.《诗经》中的农事诗。其实陶渊明的这些田园诗并非空穴来风,在《诗经》中有不少的描绘农事方面的诗歌可谓其田园诗的源头,只是其艺术水准远不及陶诗,其影响远不及陶诗罢了,而描绘的内容有相同之处。
如《诗经》国风中的《七月》,这是一首描写周代早期农业生产情况的诗歌,叙述了农夫在一年中所从事的农业劳动,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关系和人民的艰苦生活。
国风中的《周南·芣芑》也是一首农事诗,采用分节歌的形式描写了妇女采摘芣芑(即车前草)的情景,反映出她们在劳动中的欢愉之情。
此外,国风中的《伐檀》、小雅中的《菜薇》、大雅中的《生民》、周颂中的《噫嘻》和《丰年》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有所反映,也都可以窥见劳动人民辛勤劳作的身影。
2.《诗经》对陶渊明诗文内容和风格的影响。正是这些《诗经》中的农事诗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让陶渊明吸收到了艺术养分,这不能不说陶渊明田园诗的独创有《诗经》的一份功劳。但他的田园诗中那种隐士的潇洒与闲淡,绝不同于《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呼号,而是将“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率真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读山海经》第一首,作者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语言十分平淡,使人读来毫不吃力,只觉得接触到一片生活情景,十分亲切。
陶渊明这种诗风的形成不能说跟《诗经》中的农事诗没有关系,而应肯定它们之间的这种沿承。
综上所述,陶渊明诗文中表现出来的“平淡自然”风格直接受其性格和诗文内容的影响。影响其性格的主要是孟嘉的遗传以及他的生活经历;影响其诗文内容的除了他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外,还有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诗经》中的农事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陶渊明身上,才产生出独特的陶渊明式的诗文之基本风格。这仅仅是指陶渊明诗文的基本风格,除此之外,陶渊明也有少量的诗文体现出“怒目金刚”式的风格,但不占主流,故本文只是分析了陶渊明“平淡自然”诗文风格的源流,对“怒目金刚”式没作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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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的问题探源论文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的问题探源论文
摘要：对“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作梳理和辨析，可引申出的结论是：古代传统的“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纯文学”的要害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之间的联系，限制了文学史家的眼界，造成了残缺不全的文学史景观；“大文学”观则以“文学性”在前二者的两难境地之间寻求合理的折中与结合。历史上的“沉思翰藻”和“缘情绮靡”可供我们从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文学性”的质素。其中“沉思翰藻”主要指表现技巧方面，不涉及作品审美内质；“缘情绮靡”将文学内在生命与外在形体结合起来，体现作品的审美性更为周全，它可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必要的前提。
关键词：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沉思翰藻”；“缘情绮靡”；文学传统
一要编写一部汇通古今的文学史，前提之一是对古今演变中的“文学”范畴作一梳理和辨析，从中提炼出足以贯通全局的质素来；不然的话，古代有古代的论述对象，现代有现代的论述对象，一部历史总不免打成两截。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传统中，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虽有“文学”一词，主要指学术文化①，迥不同于今人心目中的文学创作。约略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通的，是两汉以后的“文章”之说>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它指的是以经、史、子书以外的成 篇章的文辞组合（汇集这类 篇章的书册因而称作文集，在图书分类上构成集部），同时也标志着那种驾驭文辞以组合成 篇章的写作能力（所以有时也将经、史、子书的好文辞阑入），这就是跟今天所谓的文学创作靠近了。但古代的文章毕竟包罗广泛，不仅有诗、赋之类文学作品，亦有论、说、记、传等一般议论文和记叙文，更有章、表、书、奏、碑、诔、箴、铭各类应用文章，通常是不列入文学范围的。古人讲求文体辨析，对各体文章的源流、体制、作法等均有所考述，偏偏不对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作出界定。六朝时期出现过“文笔”之辨，那么一点要将美文同一般实用性文章区划开来的用意，但多停留于“有韵”、“无韵”之别②，未能切中肯綮，且在唐宋古文复兴后已不再受人关注。整个地说，古代的文学传统实际上是在“文章”谱系的笼罩之下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今人以“杂文学”的称呼加诸其上，用以标示古今文学内涵的差异。
“杂文学”一词显然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被创造出来的。据此，则“纯文学”更体现了现代学者的立足点，这跟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引进分不开。近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学科分流，文、史、哲、政、经、教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亦有别于各种非艺术功能的语言文本，于是成了“纯文学”。拿这样一种至“纯”的观念为标尺来衡量古人集子里的文章，自有许多格难合之处，所以嫌它“杂”，嫌它不够“文学”。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未必全然切合中国的实际。比如说，在西方传统中，叙事文学一向是大宗，于是形成了西方人重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职能，乃至主张通过艺术概括以超越历史实然性的见解，就跟我们民族的传统大异其趣。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发展迟晚，抒情诗是主流，情感的要素非常突出，想象和虚构则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至于与诗并列的各种文类中，更大多缺乏想象、虚构的成分。一味用西方观念来整合我国的文学事象，必然要大量丢失其中的精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种文学史着作，将叙述的内容局囿在诗歌、小说、戏曲等纯文学样式上，对古代异常发达的散文和骈文传统视而不见，便是显例。即使后来作了调整，在先秦两汉时期收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收入某些骈文与骈赋，唐宋时期收入八大家古文，也远远不能反映古代各体文章流别的完整风貌，可见“纯文学”观念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拘限。
有鉴于此，便有了“大文学”的口号，“大”相对于“小”而言，当是意在救正“纯文学”观的狭窄和和偏颇。
但是，“大文学”之“大”，其幅度又该如何掌握呢？考诸史籍，“大文学”的提法实发端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书，该书叙论部分将“文学”区分为广狭二义，狭义即指西方的纯文学，广义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的文本在内。
谢着取广义，故名曰“大”，而其实际包涵的内容基本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吸收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大文学”也就成了“杂文学”的别名。及至晚近十多年来，“大文学”的呼唤重起，则往往具有另一层涵义，乃是着眼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确切把握。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从以上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于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陷入“杂”的境地，它突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以“大”的合理的归结点。
二能否从我们的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的那种质素来呢？我以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两种提法可供选择。一是“沉思翰藻”，再一便是“缘情绮靡”，让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沉思翰藻”一语，出自萧统《文选序》。作为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萧统在书的序言中着重说明了其选编的原则，那就是选取经、史、子书以外的各类好文章，其着眼点不在于“立意”、“记事”，乃在“以能文为本”。这个原则显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能文”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萧统未加解说，而“沉思翰藻”即为最好的注脚。“沉思”当指精心构思，“翰藻”谓注重文采，这两点要求本来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发的，但不录史篇而又选录其赞论序述，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类文字当作文章看待，于是“沉思翰藻”便成了区分史书与文章的标记，也就是“能文”的进一步申说了。后世论者如阮元，在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径以“沉思翰藻”为萧统名“文”的依据，实非出于误读。当然，以“沉思翰藻”界定文章的特质，亦非萧统独创。溯其远源，春秋时代士大夫交往中讲求言辞的修饰，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即其肇始。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转为文字、篇幅的修饰，重视文采便成为文士的习性。
至陆机撰《文赋》，深究为文之用心，将文辞与运思结合起来考虑，于是有“其运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提示，正是“沉思翰藻”的直接底本。由此看来，“沉思翰藻”作为传统杂文学（即文章）的普遍性标志，是源远流长且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的。
然而，”沉思翰藻”之说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在，那就是偏重于文章的表现技巧，却忽略了构成”文学性”的内质。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不光要有美的形式，更需要有足以打动人心的美质。而若缺少这种美质，内容空虚浮泛，一味在”沉思翰藻”上下工夫，虽也能制作出一些高文典册，毕竟嫌其苍白而无生命力。这就是古人集子里的文章并不都具有真正的文学兴味的原因，也是传统杂文学体制终难以卸脱一个“杂”字的缘由。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沉思翰藻”的提法又明晰地打上了文人雅士的烙印，显示着雅文学的情趣，而对于那些出自天籁的民间歌谣、故事，尚处在萌生状态中的笔记小品与野史杂说，乃至停留于俗文学阶段的的小说、戏曲、讲唱等，都显得不适用或不那么适用。因此，坚执“沉思翰藻”为准则，一方面会阑入许多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膺品，另一方面又会排斥那些虽够不上雅趣却不乏真趣的艺术杰构，可见它只能成为杂文学的共同质性（即文章之为文章的表征），尚不足以提炼、上升为合格的“文学性”，以承担会通古今文学范畴的使命。
篇7：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上的塔形探源
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上的塔形探源
本文从佛教东渐探源,指出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上的塔形缘本所在.
作 者：王瑞霞 作者单位：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262500 刊 名：潍坊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IFANG EDUCATIONAL COLLEGE 年，卷(期)： 15(1) 分类号：B948 关键词：龙兴寺 遗址 佛教造像 塔形 探源篇8：浅谈跨文化社交语用失误的文化探源及对策论文
浅谈跨文化社交语用失误的文化探源及对策论文
论文关键词：社交语用失误文化差异跨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跨语言交际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往往容易违反说话规则，影响交流与沟通，有时会导致严重的交际后果，不仅会造成误解，还有可能引起根本性的文化价值冲突。作为跨文化交际中主要障碍的社交语用失误主要是由文化因素中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诸多差异造成的。本文指出避免跨文化语用失误既要注重二语或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培养，也要增强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引言
英国语用学家Thomas（1983）在应用语言学AppliedLinguiatics第四期发表的“跨文化语用失误”一文为分析语用失误和文化迁移建立起了理论框架。本文旨在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对社交语用失误作文化探源并寻找其避免语用失误的对策。
一、语用失误的定义和分类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根据Thomas（1983）的观点，语用失误“不能通过听到的话来理解其含义”。我国研究语用失误的第一人何自然先生（1988）认为，“在言语交际中导致交际者本人未能取得完满交际效果的.差错统称为语用失误”。语用失误有时又被称为语用违例（Ninio&Snow，）。语用失误主要表现为说话方式欠妥，或者不符合特定语言和文化社区的表达习惯，或者说话不合时宜等。
需要指出的是语用失误不等于语法错误，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失误只能去避免。在Thomas（1983）看来，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在表达思想时出现语法错误，至多被认为是“说得不好”；但违反交际规则如礼貌原则就会被认为是“举止不好”，被认为是“不真诚的，存心欺骗的或居心不良的人”。她根据Leech关于语用学的分类，将语用失误分为两类：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前者主要是指由语用语言迁移所造成的失误，即把一种语言中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的对应关系照搬到另一种语言的使用之中，造成使用中形式与功能的错位。这类失误还包括因教学所导致的错误，比如在实际生活中用课堂上学的完整句子讲话或回答问题。而社交语用失误是指交际中因不了解或忽视谈话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出现的语言表达失误。它与谈话双方的身份、会话的语域、话题的熟悉程度等因素有关。例如，一位中国学生向外籍教师Johnson打招呼：“Hello！TeacherJohnson.”外藉教师Johnson此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中国学生也很失望，觉得这个外籍老师没有礼貌。这种误解是由于英汉称呼系统不对应，正确的说法应是直接称呼“Johnson”，或者称呼“Dr.Johnson”、“Prof.Johnson”也是合适的。此外，笔者观察在中西方人打交道的的时候，中国人最常见的开场白就是“Hello，××.Whereareyougoing？”或者“Haveyouhadyourmeal？”，这几句表达都是正确形式，但它们却是不合适、不得体的英语。如果这样去和英语人士对话，说话人会被误解语意甚至被认为是无礼的，是干预别人的隐私。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社交语用失误是发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造成交际失败的主要因素。Thomas（1983）指出社交语用失误是与特定文化相关的。因此，本文着重从文化差异着手探究跨文化社交语用失误。
二、文化差异
（一）思维方式不同
英汉民族以不同的文化契约或思维契约来认识和思考世界。这里选自王扬总结的英美民族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英美民族偏好抽象思维，而汉族则善长形象思维；英美民族偏好分析思维，汉族却偏重综合思维；英美民族重视形式逻辑思维，但汉族重视辩证思维；英美民族喜爱直线思维，汉族则习惯于曲线思维；英美民族注重“对立式思维”，而汉族则强调“统一式”思维；英美民族的思维属于主题中心思维，汉族的则为主客体融合思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一个民族特有的语言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态度，形成了他们特定的思维方式，以及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
（二）价值观不同
汉英民族对某事、某物或某行为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1）“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集体的和谐和相互依赖，不突出个人。而西方人则主张人与自然相分对立，极端崇尚个人主义，重视保护个人隐私。因此，西方人一般忌讳谈论个人的年龄、体重、财产、收入、婚姻状况或宗教信仰等敏感话题。2）时间取向。中国是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凡事看过去如何，与此相连的是崇拜祖宗，敬老尊师，重经验、重年龄。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很少循规蹈矩。他们认为“无物不变”，没有变化就没有进步。3）社会等级和个人平等。中国人习惯于等级分明的结构；美国人则更侧重于非正式和平等关系。中国人在交往中不愿突出自己，跟长辈或上级说话时，要用敬语，谈及自己时要用谦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无礼或高傲；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常常直呼其名，以表示与对话人具有平等的地位。这也就解释了前面例子中出现的外藉教师Johnson和中国学生彼此不能理解的现象。
作为社会现象，跨文化交际中社交失误的原因林林总总，涉及到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外语学习者应予以高度重视，努力避免和克服社交失误的出现。
三、跨文化社交失误的防范对策
在跨文化交际中，可以从培养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入手，有效地防范跨文化语用失误导致交际失败的产生。交际的最高原则就是得体，也就是说交际要符合目的语的国情、言语行为规范和文化背景。这就要求教师除了加大语言输入和言语技能训练的力度外，还可通过明示的教学方式，真实、生动的语境采用对比、分析、归纳等，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中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专门培养和训练。另外，教师也需有意识地把会话原则、关联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原则引入课堂教学，使学习者清楚不同的语言规范下的话语差异。最后教师应该结合当地的师资水平，尽可能让学生学到原生原味的语言和文化，从而大大增强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学习者应尽力根除偏见与歧视，变民族中心主义为民族相对主义，克服单一的文化定式，在掌握和了解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超越自身文化的局限上，做到“入乡随俗”，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对方的文化，从而克服跨文化社交失误，实现交际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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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浦起龙及其史论研究论文
浦起龙及其史论研究论文
明中叶以来，随着《史通》的渐次传布，一些学者相继对《史通》进行了校对、撮要、评论和注释，掀起《史通》整理和研究的热潮。在较多整理和研究《史通》的学者中，浦起龙所著《史通通释》是《史通》注释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正如傅振伦先生所云:“注《史通》者，此最后出，用力又最勤，引据详明，世称博洽。”迄今学界对浦起龙及其《史通通释》尙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浦氏史论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研。
一
浦起龙(1679—1762)，字二田，江苏金匮(今无锡)人。晚年自号三山伧父或三山伧叟，学者称之为三伧先生。浦氏出生于金匮一个穷困的书香门第，史称:“公家甚贫，书甚富，口甚拙，手甚敏，待人甚厚而校书甚严，故于《左》、《史》、汉魏六朝、三唐宋明诸著作，旁及释典、道藏、天人律历、形势建革，上下古今，皆尝窥其端绪，而究其指归。”又称:“公自束发就傅而迄乎杖乡(案:指60岁)、杖国(案:指70岁)、杖朝(案:指80岁)，伏处蓬茅而及乎服官羁旅，晦明风雨，无不载书以行，是迨好之、乐之，而不啻其性之也。”可见他虽出身贫穷，但家中藏书甚多。他不仅藏书，而且严于校书，乐于读书。他涉猎的书籍，遍及经史子集、佛经、道藏、天文地理，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博学之士。康熙四十四年(17)考中举人。雍正八年(1730年)以二甲十六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而此时他已是52岁。中第后曾选授扬州府学教授，因其丁父忧而未能赴任。后应云贵总督尹继善的邀请，去云南担任五华书院山长。三年后回乡，居家三年后任苏州紫阳书院教授。浦氏在苏州前后呆了六年，因被排挤，辞职回乡，此后一直赋闲在家，从事著述和讲学。史称:“公晚年声名达九重，历掌五华、紫阳书院，与巨公相过从，一时秀异之士咸出门下。”
浦氏勤于笔耕，先后著有《读杜心解》、《古文眉铨》、《三山老人不是集》、《酿蜜集》、《史通通释》等。后人评价其著述“莫不别开生面，发人所未发，又非炫异矜奇，而适得庐山真面。宜乎，书一出而上达宸聪，风行海内，即榕门(案:指曾任东阁大学士陈宏谋)、牧园(案:指曾任内阁大学士翁方钢)、复初(案:指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湖南督学吴大受)、归思(案:指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沈德潜)诸巨公，见之亦顿首至地曰:‘真不愧为读书人也’。”可见其人与著述影响之大。
二
浦氏的史学代表作为《史通通释》。他最早接触《史通》大约在乾隆初年。他自称:“先是己未(1739年)代匮苏郡校，坐春风亭，抽架上书，得《史通》，循览粗过，旋舍去。乙丑(1745年)归老，诸知旧来起居，伧父方手裒乱帙，咸笑以谓书生习气，老殢故纸犹昔耶?”可见其在归乡后，仍然致力于古书的整理。浦氏最初接触的所谓“春风亭本”，即为明大梁王惟俭《史通训故》本。该书是王惟俭在注释《文心雕龙》后，仿注《文心雕龙》的体例对《史通》进行校勘、注释的。浦氏称其“粪除诸评，世称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讹焉何正，脱焉何贯，未见其能别彻也。”这里所说的“诸评”，应指成书于万历之季李维桢的《史通评释》、郭孔延续写的《史通评释》等。四库馆臣评论李氏之书云:“维祯所评，不出明人游谈之习，无足置论。”认为郭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黄叔琳也称郭书“援引踳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讹误。”浦氏认为王惟俭的《史通训故》能够摒除李、郭两书之弊，然却匿其所善，很难达到解惑、正讹、补阙之目的`。他指出:“刘氏世职史，而文沿齐、梁，距今又千年，所进退群册，已太半亡阙;所建立标指，又苦骈枝长语，迷瞀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认为刘知幾《史通》文字沿用齐梁的骈文形式，所依据各书已大半亡佚，所建立的史书编纂准则，因其繁复冗长的表述形式而使人迷惑。为其注释必须做到“蹑亡阙之蹤，导骈枝之窾，而逆之以中据之封畛，以求无蔽。”为此，他先后参考了王惟俭《史通训故》、李维桢、郭孔延的《史通评释》，博采旁搜，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撰成《史通通释》初稿。次年得北平黄叔琳《史通训诂补》，互证若干条，又经多次修改，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梓行。
《史通通释》首先对《史通》进行校勘正讹的工作。蔡焯敦指出:“是书之失在字者，盖亦多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讹文，比如“乌孙”而讹为“乌孤”，“文王”而讹为“文丁”等。二是倒文，如“文省”而曰“省文”，“朔方”而曰“方朔”，“武宣”而曰“宣武”等。三是脱文，如“昭后略”漏“昭”字，“言学者”漏“言”字，“楚、汉列国”漏“国”字等。四是衍文，如“名班祚土”，“班”下衍“爵”字，“以其类逆”，“逆”下衍“者”字等。大约文字之失有二百二十多处，浦氏一一予以订正。在订正文字之失时，“其刊去者仍注见之，不没旧本。”此外浦氏还纠正了《史通》中的错简、倒句等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浦氏在校雠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主观臆断，肆意改窜史书原文的现象。
其次采用释、按、证释、证按、夹释、杂按等六种形式对《史通》进行注释。所谓“释”，即“析节而疏其义”也。如《史通·二体》云:“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於斯备矣。……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浦氏释云:“已上总为二体标出原委大意。言自得左、马分创，史家千古宗之。”指出《史通》以《左传》、《史记》分别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之祖，史书体例，至此基本完备。后世荀悦《汉纪》、张璠《后汉纪》是仿效《左传》编年体的，班固《汉书》、华峤《汉后书》是仿效《史记》纪传体的。《左传》和《史记》均为后世史家所宗仰。
所谓“按”，亦即“释”也。“既释以辨之，复按以会之。”“按”语往往放在《史通》正文章节后。如《史通·六家》评论《史记》记事:“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採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认为《史记》记家国之政，叙君臣一时之事，则分散在纪、传、书、表各篇之中。造成“胡、越相悬”、“参、商是隔”，加之其叙事“多聚旧记，时採杂言”，造成语言的繁复。浦氏对此按曰:“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识利病之言。闻人通患，率在夸多，代远文庞，荒诞滋炽。……《史通》盖为《通史》、《科录》芜编纷出，滥觞实由司马，故重诫之。其别家于班，正复为此。评者不察，认是诋諆迁史，误矣。”认为此节批评《史记》纪传体通史体例的缺失，意在警醒后来史家在撰写纪传体通史著作时，在力求克服纪传体史书自身存在的弊病的同时，要防止像吴均等所撰《通史》、元晖雅所撰《科录》那样“芜编纷出”，力求言语精炼，行文简洁。
和此前王本、黄本一样，浦氏把训释的重点放在“证释”即“取证古书，用释今义”上。以《史通通释》“直书篇”为例，在正文之后一方面交待文中用语的出处，如“直如弦四句”注明“《乐府集》郭茂倩注云:《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另一方面则引用史书的材料注明诸如“董狐”、“书崔弑”、“述汉非”、“崔浩犯讳”、“渭曲见屈”、“云台取伤”等人物或事件的详情。
浦氏《史通通释》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注释本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引据详明，足称该洽。”杨明照也称其“征事数典，颇称详赡”。但其中难免出现漏释、释错、释而不详等问题。如《史通·曲笔篇》云:“昔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后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浦氏注曰“不详”。又云:“按:《困学纪闻》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迹湮没多矣。然则蜀老事，王氏亦未有所考也。”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指出:浦氏“定为无考，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阳伽蓝记》，蜀老事出《魏书·毛修之传》。”因此后来有陈汉章作《史通补释》，杨明照作《史通通释补》以弥补其缺漏，订正其错误。
浦氏还著有读书札记《酿蜜集》。“其间经谊史裁，天文地理、兵阵算术暨字学、诗学之属，凡诸繁赜，靡不赅备。”被学者称为“有用之书”。该书的命名，实也反映浦氏治学之勤笃。正如陈开骥所云:“先生之为学，犹蜂之于华，撷菁英，去糟粕，酝酿既深厚，然后吐而为蜜，其勤笃如此。”
总而言之，浦起龙在读史和注释《史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史学评论。虽然其中有些史论缺乏新意，但由于评论的角度与前人有所不同，因此仍能给后人不少的启迪。其中关于刘知幾和《史通》的评论，则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史通》的研究起着“导乎先路”的作用。但浦氏史论中也不乏武断和偏颇之处，这是需要注意的。
篇10：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探源的论文
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探源的论文
摘 要： 任意性不但揭示出研究语言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而且它是语言符号的根本特征。语言是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原则，构成了语言内部的组织机制，语言功能就是通过这些原则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任意性原则如同语言内在机制的中枢，其他原则都依赖它才能起作用。对任意性的理解不能只集中在这个术语本身，而忽略它与整个语言学的关系和它的创造性。而来自象似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构成符号的两个成分能指和所指的界定、二者的关系以及任意性的性质。皮尔斯对符号的复杂分类根据的正是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表现出的种种不同关系。象似性体现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非语言的本质，任意性涵盖了象似性，呈集合与子集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象似性
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一切符号系统的基本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系统是语言的本质特征。［1］许多语言学家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无不折射出他的影子，但后来的诸多学者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象似性便成为争论的焦点。大部分的学者对语言任意性的理解是基于索绪尔符号任意性的阐述,而对象似性的理解是基于皮尔斯符号理论中关于象似符(icon)的论述。如何阐释和理解这两种观点进而对其统一思考和认识呢？如何辨证地看待他们的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符号学的角度去探索这些概念的真正涵义和本质。
一、索绪尔的符号观
索绪尔是符号学(semiology)的创始人，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虽没有详细阐述符号学以及它的研究方法，但把它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来确立的思想已初见端倪，“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管它叫做符号学”，［1］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符号的现象”， “依我看来，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的问题”。［1］
索绪尔认为绝对任意的符号是最接近符号学理想的符号，由于这个原因，作为一切表达系统中最复杂、最广泛的系统，语言最有典型性，所以语言学可以作为整个符号学的模型，虽然语言只是符号学系统中的一部分，他把语言看作符号学的“总模型”，这是因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习惯性，而非语言的任意性不那么明显，把语言作为模型，可以使人们去注意非语言符号的任意成分和习惯成分，找出支配它们的惯例体系（system of convention），通过研究他们可以揭示一切符号制度的共同规律。
（一）索绪尔对任意性的阐述
语言符号的根本特征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即符号的所指和能指间不存在自然的、必然的联系，而是任意的联系，语言符号代表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所以说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所谓任意性，并不是说话人可以随意指称事物，它是说符号的选择没有明确的目的。例如，“姊妹”的概念在法语里用来做他的能指的s--r（soe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实际上在人类语言中声音的选择并不是由词意本身强加给我们的（如牛这个词并未强加于牛这个词以特定的声音，因为这个词的声音在不同的语言中是不同的），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1］这说明二者的联系事实上是非物质的，用他形象的说法是：“语言可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1］所以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1］能指和所指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因此他得出了符号的基本原则。［1］
在这一点上，罗朗巴尔特［2］是索绪尔的一个强有力的解释者，他指出任何符号学的分析都必须假定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术语的关系，即它们之间不是“相等”的，而是“对等”的。在这种关系中把握的不是一个要素导致另一个要素的前后相继的序列，而是使它们联合起来的相互关系。就语言而言这种能指和所指的结构关系组成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如我们到商场买东西，商品的标价只用数字而非在其前放置相应的货币使人知道它的价格，标价是人们观念中的货币。
有人说象声词不是任意的，而是自然声音的模仿。但索绪尔认为，象声词根本不是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数量极少。有些根本不是象声词，如fouet（鞭子）、glas（丧钟），有人说这两个词的发音有一定的自然模仿，可是词源告诉我们它们不是仿照自然声音创造的，而是来自拉丁语： fouet来自于fāyusgjas（山毛榉） classicum（喇叭声），这不是音变的结果。索绪尔继续解释到，真正的象声词也有任意成分。首先，象声词并不象声，只是大致的模仿。其次，它的发音受到特定语言的语音系统的演化规律的制约，逐渐接近其语言符号。感叹词也有任意性，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法语用aie（哎哟）英语用 ouch （哎哟）都来表示痛苦的叫声，再说有些感叹词来自具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如法语mordieni （天哪！）来自于mort Dieu（上帝死了）。［3］“语言的发展是通过现有要素的改变，而不是通过创造。”［4］
综上所述，语言的任意性表现为：
1．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1］
2．符号不可论证即对现实中跟能指没有任何自然的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1］
为了使任意性更加系统更具一般性，索绪尔在后来对其作了补充说明。他把任意性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他说：“符号任意性的基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根本任意的，即不能论证的，同相对任意的区别开来，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的可以论证的”，［1］他所说的相对可论证性体现了符号的另一个特征：线性，即是指：
（1）把某一要素加以分析，从而得出一种句段关系。
（2）唤起一个或几个别的要素，从而得出一种联想关系。
［1］他举例指出：法语的pirirer（梨树）也是可以论证的，而因为它会使人联想起poire（梨子）这个单词，而后缀-ier，又会使人想起pimmer（苹果树），cerisier（樱桃树）等。有些词要素是不能够确切说出它的意思的，例如，coutelas（大庖刀），fatras（杂物堆），pltras（石膏片）caneuas（帆布），这些词中的名词构词要素-as并无理据可言，正因为如此，他得出结论：“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论证也永远不是绝对的。”［1］即可论证性总是相对的。哲学中讲事物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由主要矛盾决定。 在语言中，索振羽［5］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相对可论证性并不是哪类符号占多数或少数的问题，而是由哪种符号最终决定语言符号的性质的问题。可见论证性是任意性中的论证性，如同数学中的集合与子集。
如果我们都以某种原则外的特例来否定它的话，即用特殊来论证一般，我们就会陷入循环论之中。那么，对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做系统的研究，无法从中找到规律，也就是说，相对任意性并不是对任意性的自我否定，而是使任意性更完备，更有说服力和系统性。要理解他的语言任意性原则，必须将之放入整个语言理论中，特别是符号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线性。雅各布森［6］提出过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学概念：极性概念和等值概念（polarities and equivalence），而这两个概念是来自索绪尔关于语言活动的句段的和联想的两个层次的观点。本质上讲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别没有什么两样，两种因素都作为符号的不可分解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发生作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形成了符号结构的基础。
由此可见，对符号的研究总是离不开索绪尔的那两个基本原则，它产生的是一种离心力，给后来的学者早造成了无形的影响。
二、皮尔斯的符号观
语言的象似性是根据皮尔斯的符号理论［7］发展来的，霍克斯认为皮尔斯提出的复杂的符号分类法，根据的恰恰是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表现出的每一种不同的关系，因此，皮尔斯认为他面临的不过是逻辑的基础而已，因为在他看来，逻辑独立于推理和事实而存在，它的基本原则不是公理而是定义和划分，而这些最终来自符号的性质和功能。他给出几组词来描写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提示符号、对象和产所，他认为，它们处在三种“三合一”的结构或“三位一体”中［8］，而第四种因素：解释者则在一旁察看这三种结构是：
1.“比较的三合一关系”或称建立于符号类型的基础之上的诸逻辑可能性。这些关系一种叫做性质符号（qualisign），也就是一种一旦包含在符号中并为符号而起作用的性质。另一种叫做单一符号（sinsign），亦即单独地作为符号发生作用的一个实际事物或事件；还有一个叫做法则符号（legisign），就是作为符号起作用的法则（即不是以单独对象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一套规则或原则的抽象活动：语法在语言中就作为反复出现的法则符号起作用）。
2.“表演的三合一关系”包括现实世界中的实体，以场所的类型为基础。这种关系中的一种叫做图像（icon），它是某种借助自身和对象酷似的一些特征作为符号发生作用的东西；另一种叫做标志（index），它是某种根据自己和对象之间有着某种事实的或因果的关系而作为符号起作用的东西。还有一种叫做象征（symbol），这是某种因自己和对象之间有着一定惯常的或习惯的联想的规则而作为符号起作用的东西。
3.“思想的三合一关系”，以对象的类型为根据。一种叫做修辞素（rhene/seme）这种符号表示解释者一旦有机会激动或诱发对象，它就可能理解对象。另一种叫做分送（dicent/dicisign/pheme），它传送关于自己对象的信息与那种其本身产生信息的符号相对立；还有一种叫做中项（argument），这种符号的对象最终不是单独的事物而是┓颉
“三合一”的关系并不是包括互相排斥的符号类型，而是包括能指和所指的三种关系模式，它们共同存在于一个分成等级的形式之中，其中的一个支配着另外两个。正如雅克布森看到的，我们可以有各种象征的图象，图象的象征等等，而符号的占支配地位的方式的本质最终取决于它的语境。
霍克斯认为，从他的观点出发，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特存在并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理解，那么他的功能就是符号，这意味着他的符号概念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将是认识论；对认识过程本身的分析，对认识是怎样获得的分析，根据皮尔斯的观点知识存在的框架是通过第二类“三合一”的符号关系：图象、标志和象征，从命题的断言中产生的。［8］
可见语言的象似性不在于语言形式直接反映外部客观世界，而在于反映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因此我们不能截取皮尔斯理论的片段来向任意性┨粽健
三、国外学者对象似性的研究
自从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象似性是语言的一条重要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有Haiman、冯、alliday。Haiman对语言符号象似性的研究最为系统、详尽。他把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分成两大类：成分象似性和关系象似性。前者指语言成分与人类的经验成分象似，反之，就是形式与意义相对应，后者指的是语言结构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与人类经验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相对应：距离象似型、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话题象似性和句式象似性。［9］Givón指出：比较重要的信息和不容易获得或不容易预测的信息往往体现在他所提出的顺序序列原则（sequential order principle）在句法层面上的两个原则：线性顺序语义原则（semantic principle）和线性语用原则(pragmatic principle)中。［10］Halliday（1985）的看法是语言是一个由语义、词和语法和音系三个层次构成的符号系统，语义和词汇语法即意义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是非任意的。他进一步强调语法语义是语言三层次系统理论中的两个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非任意的。在词汇语法与音系之间存在着符号的任意性，从语言初始阶段开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约定俗成的，而语义和词汇语法之间的关系则是自然的。［11］
四、国内学者对象似性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还是象似的存在三种观点：［12］
1.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索振羽认为：
（1）符合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
（2）符合是不可论证的。
［12］王德春指出：首先，语言符号与客体的联系是任意的；其次，语言发展中语言单位之间往往具有理据性；再次，理据本身也是任意的，因而语言符号及其理据与客体都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13］郭鸿的看法是索绪尔提出的两大特征：任意性和线性，是符合系统的本质的特征，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语言学的支柱。［14］
2.语言符号是象似的，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语言符号原则。
许国璋首先对索氏的任意性提出质疑，他认为语言的理智型主要表现在：
（1）它的语音系统：一种语言里的音位总藏是可以调查清楚地；音位的组合是有规律的；声调和语义的关系是有规律的；
（2）它的语法系统：语法范畴的总藏是可以调查清楚的；它的句法结构是有规律可循的；句子的语法性是可以根据已知的规则加以判断的。
（3）它的语词是可以客观分类的。［15］王寅对语言的象似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把其定义为：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谈的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总结：
（1）在语音方面，发音与其所指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关系，如世界各语言中的拟声词；
（2）在词性方面，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有象似性现象，如汉语中的象形、会意字；
（3）在结构上，语言结构有某些方面会反映人们所经验的世界结构，直接映照人们的概念结构。
他着重讨论了句法结构中的象似性：
第一，距离相似性：语符距离象似与概念距离。如英语中的限定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与先行词之间的距离。还有英语中心词前的修饰语的顺序都可以说明这种距离象似性。
第二，数量象似性：语言单位的数量与所表示概念的量和复杂程度成正比，与可测度成反比象似。概念量越大，越复杂，所用的语言单位数量也就越多；信息的可测度越低，如两位数比一位数大（11和1），英语中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所指的概念程度渐升，语言形式也渐多。
第三，顺序性原则：思维的顺序与语言单位排列的顺序象似。如英语汉语的基本句序是一样的以“主―谓―宾”为主，反映了一种思维上的顺序。
第四，标记象似性：标记特征象似于额外意义，标记性从无到有象似于认知的自然程序。
［16,17］还有学者如李葆嘉认为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构原则，语言符号全部都是可论证的。很显然这种表述本身就有问题，更不用说它所承载的观点了。［18］
3.应辩证的看待二者的关系，它们在不同的语言层面上有不同的体现 。
朱永生指出：“任意性和象似性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争之事实，今后讨论的关键莫过于理清任意性和象似性到底在那些层面上相互排斥在哪些层面上彼此共存。”［19］
象似性是从皮尔斯第二类“三合一”关系中的象似符发展而来的。它是对语言现象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从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展开。认知语言学探索的是语言的外部因素，象似性具有诗性语言的特征，反映了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使我们产生无限的遐想和美的享受，体现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特征，使我们的思维趋于统一。不论从哪个角度研究象似性它都不是任意性的否定，它更象是从任意性那里射出的一条射线。
五、结语
我们的认识是在不断地深入和扩展，在不断的揭示事物的本质。后来者的研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在对前人研究成果或批判或弃扬，但我们决不能动摇它的根基和本质。正如法国语言学家班韦尼斯特（EBenveniste）在索绪尔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作过这样的总结：“在研究人类和社会的各种科学里，语言学已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成为在理论研究上及其技术发展方面最活跃的科学之一，而这门革新了的语言学，肇源于索绪尔，语言学通过索绪尔认识了自己，并团结成一支队伍，在和语言交叉的各种思潮中，在语言学众说纷纭的各种流派里，索绪尔所起的启蒙作用是明白无疑的，这一颗光明的种子被几代弟子接受下来，已经化为万丈光芒并勾划出一派处处有他存在的月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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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我国资本成本约束性缺乏探源及完善的构想论文
关于我国资本成本约束性缺乏探源及完善的构想论文
一、资本成本的性质与定位
目前关于资本成本(Cost of Capital,COC)最权威的定义是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很明显,资本成本应该从资本提供者即投资者的角度看,它表示与投资机会成本和投资风险相适应的回报率。从这一全球财务管理专家公认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中的资本成本强调的是公司投资者的权利。
而国内许多教科书在描述资本成本时,都将其定义为“公司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这一定义虽然较为直观地描绘了资本成本的表象,但并未解释资本成本的本质,往往令人误以为公司管理者是资本成本的最终决定者,投资者的权益在此得不到任何体现。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定义在分析运用股权资木成本这一指标时误导了资本市场参与各方,把公司管理者的支付义务误当作投资者的回报权利,歪曲了资本成本的本质,抹杀了投资者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令许多人在计算股权资本成本时只是站在公司管理者的角度将融资时发生的费用代价简单地相加。因此必须要对资本成本进行重新认识。
首先,资本成本的大小应由投资者决定,这是定义资本成本的关键所在。由于资本成本信息的直接使用者为公司管理者,所以人们往往站在公司的角度提出资本成本的定义。但是公司的生产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最终将落在投资者身上,因此投资者会要求公司对其所承担的风险给予相应补偿。这种补偿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公司因使用资金而支付给投资者的报酬,对于公司而言即为资本成本。若投资者获得的投资补偿与其承担的风险不对等,那么投资者将选择把资金投入其他公司或项目,迫使得不到资金的公司不得不通过提高对投资者的报酬来吸引投资,可见,资本成本的大小是投资者通过对资本投向的选择来决定的。
投资者作为出资人要求自己的风险报酬-资本成本是公司所有者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这也是市场经济中关键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但是非常奇怪,这种所有者的权利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却丝毫看不到。投资者只知道自己在公司治理中有投票权,却不知道自己同样拥有投票权背后的资本成本报酬的神圣物质权益。不必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比较,仅对比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就能看出我国投资者权利意识的淡薄。在“大众私有化”后出现的捷克资本市场上,股民主要通过投资基金实现自己的权益。而捷克投资基金虽然在改善上市公司管理上成绩不大,但在为股民向企业要求分红方面却相当强硬。据调查,每份投资券在证券私有化后几年里,每年给持券公民带来的利润率平均达6―15%之间。而我国资本市场十多年来一直存在有意无意地抹杀投资者的资本成本报酬这种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从资本成本产生的动因看,投资者向公司投资并不是一无所求的任由公司使用资金,而是要求相当的投资收益。正是由于投资者对于投资收益的追求,才有投资收益的产生,公司才可以利用投资收益吸引资金,所以说资本成本的定义应当揭示资本成本产生的原始动因-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第三,资本成本在感性上较为直观地表现为公司支付的一定代价,但是在公司支付出的有形代价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无形的、公司并非主动支付的成本呢?因此我们将资本成本的本质概括为“公司向投资者所支付的一种机会成本”。投资者通过比较诸方案的未来预期价值,选择预期价值最大的项目,而次优方案的估计价值成为投资者主观上认定的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即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机会成本。投资者要求所选的投资项目至少能提供等机会成本的收益,作为投资收益的提供者-公司而言,其所提供的收益即为公司利用资本的成本。
第四,从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的关系看,资金成本是站在公司管理者的角度计算融资代价的,是公司管理者在融资时实际考虑并实际付出的成本;而资本成本是站在公司投资者的角度来衡量的必要收益率,公司管理者在再融资时是否考虑资本成本要视资本成本的约束力而定,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公司在进行再融资时,如果我们分别从公司管理者和投资者的目标和行为的角度出发,探讨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他们目标和行为的相互冲突和一致的关系,可以发现,如果公司处于一个价值投资型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就会坚持自己的投资权利,那么投资者的资本成本相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就是必须满足的条件;如果公司处于一个非价值投资型的资本市场上,即投资者对投机收益的追逐远大于获取价值回报,那么投资者的资本成本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就是虚的。此时,公司股权融资的资金成本就会远远小于其资本成本,甚至可以为零,虽然这时债券融资的资金成本在债券的约束下等于其资本成本。例如,在我国这样一个新兴资本市场上,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公司长期亏损,根本无力向投资者支付回报,显然其股权融资的资金成本为零,但这时并不能说该公司股权的资本成本为零。
另外,根据现代金融财务理论的`内容,资金成本不需要考虑资金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因素,而资本成本必须考虑资金的风险因素,这就使得投资者所要求的报酬率是必要报酬率,即与投资者所承担风险相对应的收益率。这个必要报酬率就是资本成本。
要正确认识资本成本,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资本成本不是企业自己设定的,而是由投资者,更准确地说是由资本市场决定的,必须到资本市场上去发现。
(2)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以投入企业的资本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高风险必然要求高收益率,投资者所期望的报酬率会随着所投资企业或项目风险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换言之,企业无法左右投资者所要求的报酬率,亦即无法决定资本成本的大小。因此,资本成本只能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并且其大小可以用投资者所要求的报酬率来衡量。
(3)资本成本是机会成本。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投资者将资金投资于某一个企业或项目,就不能再投入另一个企业或项目,投资于另一个企业或项目的收益,就是投资者投资的机会成本。因此,投资者所要求的报酬不应低于其机会成本。而投资者的报酬率对企业来说,就是资本成本。可见,资本成本是机会成本。
二、资本成本在我国缺乏软约束性的表现及其根源
1.资本成本在我国缺乏约束性的表现
首先,流通股股东整体缺乏投资意识,重投机轻投资。正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不坚持自己的投资权益,只是一味追逐股票差价而忽视现金回报,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资本成本偏低,流通股股东无法对公司管理者进行有效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缺陷使得中国公司缺乏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的股权资本成本硬约束,从而可以在股东权益不断稀释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增资扩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股权融资,即使业绩迅速滑坡,甚至巨额亏损,公司也不会马上破产,更威胁不到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地位,若是经过一番资产重组,再融资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如果是通过债权融资,由于债权资本成本的硬约束,由此带来的损失和破产风
险往往是十分直接的,很有可能直接影响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因此,我国公司管理者热衷于股权融资不仅因为其风险小,而且也是管理者对管好用好资金信心不足的表现。
其次,国有股股东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是缺位的。我国上市公司现存的是一种以国有股为主导的“一股独大”的公司股权结构,国有股一直处于控股地位。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这些机构的具体代理人并不承担国有资本的投资风险,他们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他们不必为其选择承担任何后果,他们手中的股票权就是一种典型的“廉价投票权”。同时,这些国有股权的代理人在法律上并不能拥有剩余索取权,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是分离的,二者的分布是极不对称的。因此,他们也就缺乏要求得到自己的资本成本和监督经营者的内在激励。
再次,资本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是缺位的。如果在资本市场上有真正注重投资的战略投资者的存在,同样也会形成对经营者的硬约束。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本来最有资格充当战略投资者的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如券商等由于其自身的法人产权特征原因而无法发挥“大股东”的作用。据经验和一些不价值投资型统计来看,法人股股东中,国有产权占控制地位的比例很高。也就是说,这些法人股股东的背后仍然是国有股股东,由于国有股股东的控制机构是缺位的,由此决定了这些法人股股东的约束机制也将是缺位的。
2.我国缺乏资本成本约束的根源
追根溯源,我国最初的财务管理是在建国初期从原苏联引进的,其基本内容是将财务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包括在财政体系之中。 1963年后,我国财务理论界打破了原苏联财务理论框架,以“企业资金运动论”代替了“货币关系论”,之后又提出了“价值分配论”、“财富事务及生产关系论”。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财务职能论”、“本金投入及收益论”、“所有者-经营者财务论”等。但财务一直是大财政格局下的一个附属学科。学术界普遍认为财务管理分为宏观财政和微观财务两个层次,并把微观财务纳入国家宏观财政体系,以财政职能替代财务职能。特别是认为企业微观财务的本质是“资金运动”,而这一运动表现了企业与各个方面的经济关系。其中,企业对国家的关系是最主要的,为资金无偿调拨、使用与利润上缴之间的关系,企业根本不存在筹资管理问题。与之对应,财政在整个社会资金的分配中起着中枢作用,成为国有经济的总会计处,在资本积累与投资中形成了国有经济特有的“统收统支”体制。由于长期财政性拨款造成的“政企不分”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企业过度依赖财政,结果造成企业责任不清,效益低下。企业不需要也不可能去考虑资金的机会成本与收益率,自然这时也根本不存在资本成本的概念。
事实上,现代资本市场与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含资本成本理念)是密切联系、不可或缺的一体。十多年前资本市场才被引入我国,而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至今没有取代我国土生土长的财务理论。这也许不仅仅是语言翻译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我国财务管理理论选择的某种无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缺乏必要的历史传承,忽略了“拿来主义”式的借鉴,致使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显得有些缓慢。
由此可见,我国资本市场功能失常的根源,在于财务管理理论转换上的内在缺陷。在赶超式资本市场制度安排下,我国证券市场迅速得以建立,实现了传统硬约束的低端信用条件下银行主导融资制度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软约束的高端信用公开资本市场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但是,正是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引致了我国资本市场功能缺陷,产生了政府主导型外在制度安排与资本市场、财务理念发展内生规律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导致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低效率。
三、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成本约束的构想
1.资本成本约束的重要意义
现代资本市场架构与现代公司财务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象地说,现代公司财务理论是“体”,现代资本市场架构则是“用”。我国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则走上了“中国式资金成本为体,西方式资本市场为用”的怪圈。于是,这种仅仅注重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而忽视财务理论更新的做法出现了严重的功能性缺陷后果。如果我们把现代公司财务理论和资本市场架构看作一个系统,那么,资本成本约束就是这个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首先,从整体分析,以往人们从事复杂系统研究采用的是系统分解的方法,即将一个复杂系统分解成若干个相对简单的子系统,只要研究清楚各个子系统的性质就可以获得整个系统的性质,其理论基础是数学上的还原论和物理上的叠加原理: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然而,系统原理认为,系统分解的研究方法只适应于简单系统研究,不适应于复杂系统研究,因为真正的复杂系统都是非线性系统,叠加原理可能失效。系统原理研究的方法是将复杂系统看作是一个整体。从系统功能的整体性来看,系统的功能不等于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往往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即“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这里的“大于”不只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指在各个部分组成一个系统后,就产生一种在部分中不存在的整体功能,这种整体功能是一种质变,它体现系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资本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系统整体,而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则是其画龙点睛的关键部分。虽然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资本市场这一复杂系统分解成若干要素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但是,资本市场并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而将整体看作是各功能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突现的结果。资本成本的缺位就会使资本市场失去其本来面目,越来越像一个赌场。
其次,从动态性角度考察,系统作为一个运动着的有机体,其稳定状态是相对的,运动状态则是绝对的。系统内部的联系就是一种运动,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运动是系统的生命。掌握了系统的动态原理,就可以使人们预见系统的发展趋势,从而树立超前观念,减少偏差,掌握主动,使系统朝着预期的目标顺利发展。健康的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市场,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股票的有序定价就是以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为基础;上市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不会改变其资本成本,而仅仅使其自身股价发生相应调整;一旦出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就会导致资本成本的变化,资本成本的变化就会带来资本市场价值中枢的变化,从而带动资本市场整体价格的上扬或下跌。
第三,从开放性角度看,系统与外界不断交流物质、能量和信息,才能维持其生命,并且只有当系统从外部获取的能量大于系统内部耗散的能量时,系统才能克服熵而不断发展壮大。所以,开放性是系统的生命。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上市公司不断地通过增发或回购进行有序的资金吐纳,使得资本市场得以健康运行。而上市公司理性增发或回购的约束条件便是投资者要求自己资本成本保持必要报酬的权利。
第四,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讲,如果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能够保持最佳的适应状态,就能说明这是一个有活力的理想系统;反之,则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系统。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既是资本市场内部运行的约束条件,也是资本市场外部普遍存在的一个财务指标。如果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高于非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资金就会流向股市;否则就会从股市流出。广大理性投资者就是通过这样的资本成本比较而决定进入或退出资本市场的,资本市场这一系统也因此才能维持其适应宏观经济的生命力。
第五,就综合性而言,系统综合性原理指通过对系统中各种复杂甚至是对立的因素进行综合,从而有可能对系统目标或解决方案进行最优确定。通过对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各国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机制的归纳综合和借鉴,我们发现健康理性的资本市场的共同之处在于其财务理念的先进性和投资者普遍具有的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意识。这正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需要学习借鉴的关键。
2.完善资本成本约束机制的主要措施
(1)培育有效投资者。具备公司治理意识和能力是对有效投资者的基本要求。只要股东能够通过评价和采取适当方式调整公司发展战略或更换公司管理者,就会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对于目前我国的机构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扩大规模,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其对公司经营的参与程度,鼓励和允许其就公司治理、发展方向和管理者调整提出意见。而对于目前已经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有股股东来说,则是到了消除其权重过大的股权影响的时候了。改革的最终结果应该使国有产权代表者仅具有股东的地位和影响,不再允许其拥有超越股东以外的行政影响力。
(2)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仅仅局限于公开的资本市场即深沪证券交易所市场,这是一种高端信用的软约束资本市场。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则是一个包括高端信用的软约束资本市场和低端信用的硬约束资本市场在内的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建设之初就利用后发优势直接借鉴学习发达国家高端资本市场的经验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十多年来,我们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却被误导,在没有培育出全民性的资本成本意识的情况下,贸然停留在单纯的高端信用的软约束资本市场上。殊不知,这种高端信用的软约束资本市场必须以投资者的强烈的资本成本意识为基石才能健康持续运行。
笔者认为,为了塑造我国投资者的资本成本意识,资本市场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造。在我国还未成为真正的契约社会之前,资本市场的建设不宜仅仅局限于软约束的高端资本市场(即公开的资本市场),当务之急应该发展硬约束的低端信用资本市场(即私募资本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等)。
(3)监管当局也应采取措施强化公司管理者的资本成本意识。为了改变公司管理者心目中缺乏资本成本意识的现象,监管当局也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强化资本成本的约束力。例如,要求公司必须向资本市场投资者承诺若干比例的现金分红,若无法实现,则董事长、总经理应引咎辞职。如果这一措施全面实施有难度,可以先从增量入手,从现在开始,可以考虑当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时,要以董事长、总经理的个人财产为风险抵押金,向股东承诺一个市盈率,承诺一个确定的红利回报率,而不仅仅是在募股说明书上随意报出一个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率。倘若达不到这个指标就要用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个人财产抵押金向股东赔偿损失。通过这种做法,就可以对股权融资进行比较严格的硬约束,并从源头上把住上市公司的质量。流量改变了,存量就会慢慢地被改变。通过流量改变存量,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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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寻龙诀》立体制作分析论文
《寻龙诀》立体制作分析论文
由乌尔善导演的奇幻冒险3D 大片 《鬼吹灯之寻龙诀》正在热映，相信片中大量的特效和逼真的立体效果定能带观众经历一场酣畅淋漓的惊险之旅。中影后期立体影像中心有幸参与了这部电影的立体制作，我特别挑选了几段该片立体制作中的幕后故事与大家分享。《鬼吹灯之寻龙诀》这部电影的立体制作是由多家制作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影后期立体影像中心参与制作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一方面全力以赴把自己负责的镜头的立体效果做到最好，一方面十分注重与其他制作环节的沟通、衔接和配合;尤其是在和天工异彩的合作方面，我们各自竭尽所能，互相信任，平台共享，开创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从中积累下了宝贵的合作管理经验。
天工异彩是国内知名的影视特效公司，《鬼吹灯之寻龙诀》的特效主要由他们来完成的。我们立体影像中心转制的大部分镜头多是这些工作量很大的特效镜头，由此两家公司的合作就此拉开了序幕。无论是特效部分还是转制部分，都涉及大量的工艺流程以及制作和审核环节，天工异彩和中影都是行业内较大的公司，因此都有自己的制片管理系统。为保证每一个制作环节的顺利进行，双方公司的制片管理人员进行了大量的信息沟通，并最终决定采用统一的镜头管理平台，并商议出了一整套镜头审核流程。制片的前期工作，为整个项目的顺利完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即使前期工作再天衣无缝，制作中还是会出现一些小插曲。为了赶进度，前期我们拿到的镜头大部分都是带有蓝绿背的镜头，在第一次镜头素材更新替换时，我们发现在特效制作完成后，镜头画幅尺寸和镜头画面内容有较大的变动。为匹配尺寸和画面，我们前期做的一些工作需要大量返工，发现该问题后，我们及时进行了调整，并尝试用一些技术手段解决该问题，最后在保证质量和进度的'同时顺利的完成了这部分镜头。
大家看过电影后，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特效镜头，尤其是盗墓部分，基本上每个镜头都离不开特效，知青们被蚊虫追赶那场戏，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后期加的特效，但是特效加的有多辛苦估计就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了。那场戏前期导演是立体实拍的，而大量的蚊虫就需要后期合进去了，天工异彩在特效部分把飞虫的飞行路径和形状反复改了很多遍，而中影在转制部分也把飞虫在立体空间内的飞行深度改了又改，尤其是单个的飞虫，在立体上都做了深度修改。
接下来说一下盗墓场景中那些大量光效和粒子镜头的制作。做立体转制的都明白半透的光效和大量的粒子是最让制作人员头疼的部分，但是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做出了较高水平的立体效果。这一切除了我公司制作人员的努力付出外，还要归功于天工异彩同事们的鼎力合作。当时的故事是这样的，大量光效和粒子镜头是需要很多分层素材才能做好的，一开始，中影提出了分层需求，天工异彩的同事很配合，积极的准备这部分素材，再后来天工异彩干脆把自己特效合成的工程文件，以及所有素材都拿了过来。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天工异彩的同事们把公司自己编写的插件以及一些脚本文件也全部发了过来。为了把立体质量做到最好，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发展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其实不难看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把这部电影的特效和立体做到最好。
回顾来路，电影 《鬼吹灯之寻龙诀》的后期制作是由多家制作公司和团队共同完成的，它的良好口碑既有主创团队的精妙创意，也饱含了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制作团队的付出和努力。继往开来，中影后期愿与各路同仁协同并进，用最诚恳的态度和优良的技术，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良制作!
篇13：浅谈龙开口水电工程基坑废水处理建筑工程论文
浅谈龙开口水电工程基坑废水处理建筑工程论文
摘要：以龙开口水电工程基坑废水处理工程为实例，介绍了以混凝沉淀-中和组合工艺处理基坑废水的工程设计过程和运行情况，详细阐述了龙开口水电工程基坑废水处理的工艺方法、施工布置及后期效果，为同类工程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基坑废水；混凝沉淀；中和；龙开口水电工程
基坑施工是水电工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施工过程将会产生大量的废水，且悬浮物含量较高，如果这些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将对水环境造成污染。目前国内尚没有专门的基坑废水处理设计规范，大多水电站对施工期基坑废水仅通过往基坑中投加混凝剂进行简单处理，而单独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的则几乎没有。文章以龙开口水电工程基坑废水处理工程为实例，介绍了以混凝沉淀-中和组合工艺处理基坑废水的工程设计过程和运行情况，旨在研究处理工艺处理基坑废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绿色电站。
1、龙开口水电站基坑废水处理方案
1.1混凝沉淀/中和组合工艺
1.1.1混凝沉淀/中和的主要做法及工艺
1.1.1.1处理工艺。
（1）进水水质及处理目标。基坑施工废水以混凝土浇筑和养护废水为主，其主要污染因子为酸碱度（pH值）和悬浮物浓度（SS值），根据实测数据分析，施工废水约占基坑总水量的36%左右，考虑雨污混合后的因素，进水水质pH取9～10，SS值根据现场检测情况取4000～8000mg/L。处理目标按施工用水和最终可回用于绿化用水分别进行设计，根据《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要求，水质处理目标为pH值6～9，SS≤1000mg/L。
（2）工艺原理。根据基坑施工废水水质特点及处理目标，水处理工艺需考虑SS和pH值两项指标，考虑到基坑内可利用场地条件十分有限，本工程选用混凝沉淀法对基坑施工废水中的SS进行处理。而针对基坑施工废水pH值偏高的特点，采用中和法对施工废水进行中和处理。考虑到混凝土的耐腐蚀性和硫酸易造成水体污染，本工程实际使用草酸。
（3）工艺流程。废水进入混凝沉淀池后，通过投加混凝剂使其中的SS迅速沉淀，上清液进入集水调节池，待水质水量均匀后再进入中和池，加酸中和，至pH值降为7左右后进入清水池，出水回用于基坑内施工用水或附近绿化用水。各水池内沉渣人工清理，运至弃渣场处置。上述工艺流程中，集水调节池和中和池可视进水pH值情况，具有双重功能，在进水pH值超过9的情况下，其功能为降低pH至绿化用水要求，在进水pH值小于9的情况下，则可兼作清水池。
1.1.1.2工程布置及施工。
（1）主要构筑物。大坝下游基坑施工废水处理构筑物主要包括沉淀池、调节池、中和池及清水池。
①混凝沉淀池。本工程未专门新建混凝沉淀池，而是利用现场已有水坑/集水点（包括集水坑、排水沟、集水井等），根据利用要求进行局部适当改造。针对基坑施工废水中的SS主要为砂粒、水泥浆等比重较大颗粒物的特点，往废水中投加硫酸亚铁和聚丙烯酰胺（即PAM）混凝剂促使悬浮物快速沉淀，沉淀时间2h，处理后的上清液利用水泵抽至位于右冲泄流槽的调节池或清水池。
②集水调节池。集水调节池功能：一是由于施工生产废水水量大，水质水量不稳定，需将峰值的水量保持以供连续处理，同时调节均匀水质，避免对后续中和池造成剧烈的浓度负荷冲击，二是在进水pH值小于9的情况下，兼作清水池。布置于大坝下游冲砂底孔泄流槽段，面积为135m2，有效水深4.5m。进水管设置在池子的顶部，出水口布设在池体与中和池之间隔墙中，出水口顶部距离池底4.5m。废水在调节池中停留1h，待水质水量均匀后通过出水口自流进入中和池。
③中和池。当施工废水pH值>9时，废水中加草酸进行中和处理，使其pH值达到景观绿化水质要求；pH值<9时，可兼作清水池。中和池进水流量550m3/h，水力停留时间为0.5h，有效体积为275m3。在池子进水端设置有投药区，共分4小格，配备两台搅拌机。中和池进水口即为调节池出水口，设置在与调节池之间的隔墙中，位于右端投药区的'第一个小格；出水口布置在与清水池之间的隔墙中，距离池底4.2m。经中和处理后的废水通过出水口自流进入清水池。
④清水池。清水池用于储存处理后的出水，回用于生产或绿化用水，为满足绿化用水需求，利用承包商建设的1330m高程高位水池（容积1000m3）配备两台清水泵，一用一备，将清水池水抽至高位水池；再由承包商自行设置水泵取水。
（2）药剂投加系统。
①混凝剂加药罐。在下游基坑内1号集水坑、排水沟、渗漏集水井旁各设置2个加药罐，用于硫酸亚铁、PAM的溶解和投加，单个加药罐尺寸1m×1m×1.5m，有效水深1.2m，地面式布置。在加药罐距罐底约20cm处布设一龙头，用于加药。药剂用量：硫酸亚铁为0.05kg/吨水；PAM为0.005kg/吨水。先投加硫酸亚铁后投加PAM。
②草酸罐。草酸罐设置在中和池投药区顶部，为不锈钢材质，净尺寸为1m×1m×1.2m，有效水深1m，配有不锈钢浮球以控制液位，顶部加盖密封。出水管管径为DN20，出水流速由不锈钢闸阀控制。草酸用量为0.05kg/t水。
2、成果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
自本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出水水质控制性指标经第三方监测机构检测，悬浮物含量均小于70mg/L，完全能够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的要求。出水就近回用于施工现场附近绿化浇灌和施工场地冲洗，各水池沉渣人工清理，然后运至弃渣场处置。可见，采用混凝沉淀/中和组合工艺对水电站施工期基坑废水进行处理，工艺成熟稳定，操作管理方便，出水水质可满足回用要求。
同时，本工程废水处理设施利用电站主体构筑物中的右冲泄流槽改建而成，大大减少了新增占地面积，同时也降低了工程投资，为我国水电站建设施工期基坑废水的处理提供一定研究依据。
3、结语
龙开口水电工程首创了以混凝沉淀-中和组合的工艺来处理基坑废水，最终实现了满足规范要求，并回收再利用的目标。同时做到了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绿色电站的企业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金沙江龙开口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R].，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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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家庆.工业废水处理技术[M].化学工业出版社，.
[5]吴林高.基坑工程废水处理案例分析[].2009.
[6]GB50434-.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S].水利部，2009.
篇14：居龙滩水利枢纽工程探究论文
居龙滩水利枢纽工程探究论文
1.工程概况和消防总体设计方案
1.1概况及其特征。居龙滩水利枢纽工程是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和灌溉、供水、航运以及水库养殖等任务的综合利用工程。其工程规模为：水库总库容为7.76×107m3；电站总装机容量60MW。
该工程位于贡水左岸支流桃江下游赣县大田乡夏湖村境内，距赣县县城约28Km。桃江流域属副热带季风气候区，流域内各地多年平均气温19.4℃，极端最高气温41.2℃，极端最低气温-6℃，多年平均蒸发量1576.2mm。
工程是由挡水坝、溢流坝、河床式发电厂房、船筏道及升压开关站等建筑物组成。
本工程的主要消防对象是水电站建筑物及其机电设备。其中水电站建筑物的消防设计含主厂房、副厂房、主变压器场（开关站）、高压开关室、厂用屏配电室、油库、机修车间和坝区等。除检修期外，水电站及其机电设备一般都处于生产运行状态。
1.2消防设计依据和设计原则。
本工程消防设计依据国家、行业颁布的下列现行规程规范进行：
(1)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防火规范（SDJ278-90）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5)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6)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93-93)(版)
(7)电力系统设备典型消防规程(GB5027-93)
(8)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
(9)水力发电厂机电设计技术规范(DL/T5186-)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04-29)
(11)火灾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GB4717-93)
(1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96）
为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和确保重点、兼顾一般、便于管理、经济实用的方针，并结合居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如下基本设计原则:
在消防区内，按规范要求统一规划畅通的安全通道，设置安全出口及其标志;
以生产重要性和火灾危险性设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特殊部位按防火规范采取其它消防措施;
在电站设置消防控制中心（计算机房旁）和火灾报警系统，消防电源采用双可靠独立电源;
采取消防车、消火栓、CO2灭火和干粉灭火器四种灭火方式，消防用水取自可靠而充足的水源;
设置通风排烟系统;
选用阻燃、难燃或非燃性材料为绝缘介质的电气设备或采取其它保护措施以防止或减少火灾发生;
有火灾危险性设备之间，采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墙或门隔离，孔洞用耐火材料封堵以防止火灾的漫延与扩散。
1.3消防总体设计方案。枢纽总体配备一辆消防水车，若遇重大火灾时，则由县消防部门支援扑救。工程消防系统按其生产及防火功能要求分为主厂房、副厂房、开关站、高压开关室、油库、机修间及大坝（含启闭机室、坝区用电变房）七个区，其中主厂房、副厂房采用自动灭火与灭火器具结合的灭火方式，开关站、高压开关室、油库、机修间、大坝则采用灭火器具灭火。
为确保消防区灭火要求，本工程消防水源及电源均按双水源、双电源设置，互为备用。当其中之一停止工作时，备用水源及备用电源均能自动切换投入。二台消防水泵从上游水库取水或下游取水，水泵扬程为52m，作为消火栓消防备用水源，两台消防水泵布置在技术供水设备室；另外，由两台深井泵从水井取水给高位水池（V=100m3）供水，作为消防水源及生活用水，为保证消防水源的可靠性，应经常检查消防水泵是否能正常运转。
在主、副厂房等建筑物设计中，防火设计要求：
(1)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为二级。
(2)重点火警防护区，按消防要求设置防火隔墙、防火门或防爆门。
(3)建筑物层间不少于两座楼梯（含爬梯）。每片消防分区不少于两个安全疏散出口通道。
(4)开关站及绝缘油库设车道，供消防车通行的消防车道宽度为5m。
2.工程消防设计
2.1生产厂房火灾危险性分类及耐火等级。厂房各主要生产场所火灾危险性分类及耐火等级要求见表1。
2.2主要场所和主要机电设备的消防设计
2.2.1主、副厂房消防。居龙滩水利枢纽工程采用灯泡贯流式机组，厂区主要由主厂房和安装间、电气副厂房、中控室、机修间和室外绝缘油库等部分组成，厂区机修门外、绝缘油库门外设室外SS100-1.6型消火栓2个、开关站设SS100-1.6型室外消火栓2个。
电站主厂房长66.70m，宽19m，高约50.0m，共分运行层（高程112.20m）、中间层（高程103.20m）、水轮机层（高程84.70m）。
运行层主要布置有调速器和油压装置等设备，在每个机组段(运行层、中间层)上游侧各设1个SN65（带报警）型消火栓箱和2个MT3型手提式CO2灭火器。
考虑发电机水喷雾灭火装置的要求，在运行层每个机组段上游侧各设一个发电机消火栓箱为发电机内部消火提供水源，手动报警装置1个，发电机内部灭火及火警装置由制造厂家设计提供。
建筑物危险性分类及耐火等级表生产场所名称火灾危险性类别耐火等级类别主厂房丁类二级透平油库丙类二级绝缘油库丙类二级户外开关站丙类二级中央控制室、微机房丙类二级坝区用电变室、厂用变室丁类二级高压开关室丁类二级电缆、电缆道丙类二级发电机设备小间、资料室丙类二级空压机及贮气罐室丁类二级水清测报站丁类二级载波通信室丁类二级大坝监测室丁类二级高压试验室丁类三级机修车间丁类三级其它戊类三级水轮廊道层主要布置有轴承回油箱，调速系统漏油箱等，每机组段拟设MT3型CO2灭火器2个，另在与该层相通的渗漏排水泵房设MT3型CO2灭火器2个，手动报警装置1个。
为扑灭厂内桥机电器设备引起的火灾，在桥机上设置MT3型CO2型灭火器2个。
电站安装间位于厂房右侧（从上游往下游看），长28m，宽19m，安装间上、下游侧各设SN65型消火栓1个和MT3型CO2灭火器4个。
空压机室设在安装间的下层，在该室油处理室上游侧设SN65消火栓1个及MT3型CO2灭火器4个，空压机室布置两个灭火器设置点。布置两个离子型感烟探测器，手动报警装置1个。
在副厂房的电缆层（高程107.70m）入口处设MT3型CO2灭火器4个，即每个进人门布置一个灭火器安置点（各2个MT3型CO2灭火器）；每个入口门设自动控制防火门，手动报警装置1个；此外还配置若干个防毒面具、呼吸器，电缆穿过楼板或进入各屏柜的孔洞均须用耐火材料封堵以防止火灾漫延，耐火极限不小于1小时。结合设备与电缆布置情况，每隔一定距离集中布置MT3型CO2灭火器2个，在电缆桥架每层均敷设缆式线型感温探测器。
技术供水层位于副厂房的100.40m高程处。其门外布置MT3型CO2灭火器4个。
在高程112.20的微机房及中控室拟设置固定CO2灭火系统，采用固定管网消防，即组合分配系统，共用一套CO2储藏装置，保护这两个防护区的消防灭火系统，其设计用量按其中最大的中控室需要量设置，不考虑备用，经计算选用20个70L储存钢瓶，同时在每个地方均设置有烟温复合探测器，当感温感烟探测器同时报警时，控制器将立即停断该区风机与空调，声光报警器鸣响，提醒人员迅速撤离，延时30秒(可调)后，关闭防火门，启动灭火装置灭火，30秒全部喷完，另外门口设手动报警装置1个，进人门口设气体放气信号灯，声光报警器，布置MT3型CO2灭火器4个。
固定CO2自动灭火系统，既可在现地手动操作，也可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相连。
2.2.2水轮发电机组消防。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在密闭的灯泡体内，其消防措施由制造厂解决，电站提供水源，相应在机组段布置发电机消火栓箱，采用固定式水喷雾灭火装置。灯泡体内同时设置感温、感烟探测装置及其控制装置，发电机内部管路设备均有机组制造商按规程规范配套供应。
2.2.3油库和机修间消防
2.2.3.1油库消防。居龙滩水利枢纽油库分为厂内透平油库和厂外绝缘油库，油库采用防火墙与其他房间分隔，油罐室设有两扇门与外界相通，出口门为向外开启的甲级防火门，油库内设有可靠的防雷接地装置和挡油槛，室内立式油罐之间间距大于2.0m。油罐与墙之间的距离大于油罐半径，油处理室与油罐室相接部位用防火墙隔开，烘箱电源开关和插座设在小间外，油库内灯具和电器设备均采用防爆的灯具和电器设备。透平油库设在安装间下面（高程103.20m），内有20m3的立式油罐2个，并设油处理室等，采用消火栓灭火，设置感烟探测器，油处理室设置手动报警装置1个。
绝缘油库布置在室外，靠近厂房公路边，发生火灾时，消防车能顺利抵达现场救火。绝缘油库内布置有15m3立式油罐2个，30m3立式油罐1个，油库设有油处理室、滤纸烘箱室。
根据有关规范，在绝缘油罐和透平油罐室各设置2台MFT35型推车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和1个100×100×60cm3砂箱，每个砂箱配2把铁锹；两个油处理室各设3个MF3型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同时在透平油处理室与空压机室联接处设SN65型消火栓1个，在绝缘油库室外设SS100-1.6型地面消火栓1个。
油库内防火门自动关闭，风机停止排风并可自动启动消防泵，为了预防和控制火灾，火灾报警后，并确认火灾位置后，在中控室手动关闭厂房内相应部位的排风机，此时防火阀连动关闭。火灾结束后，重新开启排风机进行排烟，然后通风系统恢复正常。
2.2.3.2机修间消防。机修间靠近安装场布置，面积为15×20m2，内设小型机修设备，机修间除设置1个SN65型消火栓外，另配MF3型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8个，分二个设置点，每个设置点配置4个。在机修间外设SS100-1.6型地面消火栓1个。
设置感温、感烟探测装置及手动报警装置1个，自动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
2.2.4高压开关柜室和厂用电变消防，坝用电变消防。两个高压开关柜室共设置开关柜16面，低压开关柜室设置低压柜10面，以上两个高压开关柜室内均设置1台MTT35型推车式CO2灭火器和4只MT3型CO2灭火器并设置向外开启的防火门。
坝用电配电室、厂用变室、柴油发电机房，布置在独立的'小间内，小间配置3只MT3型CO2灭火器，并配置1台MFT35推车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同时在每个地方均设置有烟温复合探测器，另外口门设手动报警装置1个，进人门口设气体放气信号灯，声光报警器。
2.2.5主变和户外开关站消防。主变露天布置，2台主变间距离大于10米，与建筑物距离大于12米以满足防火要求，每台主变均设置可储存一台变压器油量和20min消防水量之和的事故储存坑，坑内装设金属栅格(其净距不大于40mm)并铺设粒径50~80mm，厚度为250mm的卵石层。事故时，变压器油可迅速由排油管排至设置在厂房右侧的事故集油池内。另外，每台主变附近均设置2台MFT35推车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和2个砂箱(100×100×100cm3)。另设置专门房间放置灭火器具。户外开关站附近设SS100-1.6型地面消火栓2个。户外110kV开关站，设置4只MT3型CO2灭火器。
2.2.6坝区消防。坝区内溢洪道8座液压泵房，每座配置2个MF3型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坝顶每50米设置SS100-1.6型地面消火栓1个，计3个。每座液压泵房设置1个感烟探测装置。
2.3消防给水设计。居龙滩水利枢纽水库水质清晰、泥沙含量较少，可以作为消防水源。设四个消防取水口，为防止取水口堵塞可以用吹扫气管供气对水泵取水口进行吹扫；根据电站所配置的消防设备供水压力及消防用水量的要求，选用二台XBD5.2/30-125-200型水泵，扬程为52m，流量为108m3/h，两台水泵互为备用；消防水泵可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相连，以便及时发现并经确认后能尽快消灭火灾。消防水泵及附属设施均布置在技术供水设备室（高程100.40m）。另外，由两台深井泵从水井取水给高位水池（底部高程160.00米，V=100m3）供水，作为消防主水源及生活用水，消防水泵供水作为备用水源。
2.4消防电气和监测报警系统
2.4.1消防电气。本电站设专用消防动力盘，并标有明显消防标志，由双电源供电，以保证消防设备由2个可靠的电源。消防用电设备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并穿管敷设，当发生火灾时，仍能保证消防用电。
厂房内主要疏散通道、楼梯间及安全出口处，均设置火灾事故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正常时，事故照明由交流电源供电，交流电源失去时，通过交直流切换装置自动切换为蓄电池直流供电。疏散用的事故照明其最低照度不低于0.5lx，疏散指示灯正常时由交流电源供电，交流电源失去时，通过其自配的备用电源供电，其连续供电时间不少于20分钟。
事故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灯，均设置非燃烧材料制作的保护罩。
2.4.2火灾自动报警及灭火控制系统。本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及灭火控制系统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形式，电站的消防控制中心设于消防控制房。
消防控制中心内设有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屏，对厂内的火灾报警设备及消防灭火设备进行集中控制，并对发电机组设备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器进行重复显示及控制。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选用总线编码智能型。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屏接收来自设备火灾报警控制器、厂内各部位安装的点式感烟、感温探测器、缆式定温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及输入模块传送来的信号，自动或手动发出灭火指令；向控制模块发出控制信号，控制风机、防火阀、固定式CO2灭火系统等消防灭火设备的运行；同时经通信接口自动启动工业电视监控系统进行跟踪及录像，并显示、记录、打印产生报警或故障信号的时间、地点及有关火灾信息，发出声光报警。并将所有火警或故障信息经通信接口送给全厂计算机监控系统。
主要设备布置区如中控室、计算机室、1G10.5kV开关柜室、2G10.5kV开关柜室、400V厂用配电屏室、透平油库、油处理室、空压机室、高压试验室、柴油发电机房、400V大坝用电配电室、电缆层、技术、消防供水泵层等地均设置有点式感烟探测器；在主厂房运行层及安装场和中间层设置有红外光束感烟探测器；在安装有固定式CO2灭火系统的设备区（即中控室、计算机室），电缆层及电缆廊道均另外设置有点式感温探测器或缆式定温探测器。在厂内各重要通道、走廊均安装手动报警按钮及声光报警器。
上述区域，按其重要性和所配置的消防灭火设备的要求选择报警、报警及手动灭火、报警及自动灭火等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旦发生火灾，任何一个探测器探测到火警信号，控制器发出火灾报警声光信号，通知运行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根据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屏显示的报警地址到现场证实或经工业电视监控系统证实后，即可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手动启动消火栓、固定式CO2系统，指挥救火。固定式CO2系统的远方手动操作在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屏上进行。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屏也可以设定为自动灭火方式，如果CO2灭火保护区域内同时有感温、感烟两种类型的探测器报警或手动报警按钮按下后，经控制器分析判断后自动停断对应区域内的风机、关闭对应区域内的防火阀、投入灭火装置。无论是在手动方式还是在自动方式下，控制器在发出火警信号的同时都自动启动工业电视监控系统对相关部位进行跟踪、显示及录像，以备日后事故分析。
根据规范及电站的实际布置进行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的配置；根据灭火设备的自动控制要求配置联动模块。
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的所有线路均采用屏蔽型电缆，以防电厂的磁场引起干扰；所有线路均穿管暗敷。
2.4.3其它电气设备及盘柜消防设计。电气设备尽量选用难燃材料为绝缘或封闭式产品，厂用变压器、励磁变均采用干式变压器，高低压柜采用封闭式盘柜（柜内断路选用无油型），以防止和减少火灾的发生和扩展。
2.4.4电缆桥架消防设计。防止和减少火灾的发生和扩展，选用阻燃电缆。在电缆桥架每层敷设缆式定温探测器。电缆桥架内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层间装设耐火隔板，电缆穿越隔墙、楼板等的孔洞和进出盘柜的孔洞以及电缆沟两端均采用非燃烧材料封堵。结合设备与电缆布置情况，每隔一定距离集中设置手提式灭火器，在每个电缆比较集中的出入口处，除采取防火封堵措施外，再配置手提式灭火器等灭火器材。【摘要】居龙滩水利枢纽工程装机2台，单机容量30.0MW，总装机容量60.0MW，水头变幅范围为9.5~18.0m，为国内灯泡贯流式机组应用水头较高的机组之一，机组额定水头14.20m，额定转速125.0r/min，多年平均发电量19730万KW·h，本文介绍该水利枢纽工程的消火栓灭火系统、CO2灭火系统、探测和控制系统的设计。
【关键词】贯流式水电站；消防总体设计；消防给水；CO2灭火系统；干粉灭火器；火灾自动报警及灭火控制系统
篇15：品牌形象设计中龙元素的应用论文
品牌形象设计中龙元素的应用论文
摘要：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渗透在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土壤里，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某种层面上，龙也代表着中华民族，是象征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自己在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实践，对龙文化的起源进行探索、更结合对龙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传承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龙元素在现代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龙，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产物，它是综合了我国人民的思想、愿望、智慧和力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普遍的概念。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历代的文学家、艺术家、民间工匠们，赋予它崇高的形象和永恒的生命力。它的影响之大，涵义之深，远远超越于“图腾”和“巫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无不有着密切的关系。外国人称中国为“东方巨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乐于自命为“龙的传人”，由此，龙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此外，龙元素在中国艺术品上的应用是非常丰富和壮观的，在不同时期也呈现着不同的风格。龙的题材在各类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古建筑、民间活动以及绘画、雕塑、石刻、碑碣等造型艺术方面，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风格之高、用途之广，真的是涵容汪洋，令人叹为观止。
龙元素的渊源
龙，是中华民族吉祥文化中代表最高祥瑞的神物，在历代文献中都有记述；龙，是中华民族吉祥文化中最有影响的图案，更有不计其数的历代龙纹图案可以佐证。龙纹作为延绵数千年的一种吉祥图案，它经历了初创时期的开拓；演变时期的衍生；发展时期的变化和成熟时期的创新等四个不同的阶段。龙作为一种吉祥意象的符号，起源于远古时代，是人类由采集、狩猎的自然经济向原始农耕经济进化，由原始文化向图腾崇拜过渡时期的自然产物。到了新石器晚期，龙纹逐渐演化进入到演变时期。这个时期的龙纹已经渗透到联盟集团或原始氏族，逐渐演变成了他们的符号，即原始图腾，具有神灵崇拜、祖先崇拜，所以这一时期的龙纹特别突出神灵性和狞厉性。并在商周时期演变为奴隶主“君权神授”的象征。进入到春秋战国到隋唐这一时期，也就是龙纹的发展期，龙的吉祥寓意加强，并被应用在日常器物的装饰上，到秦汉时期龙纹被赋予了“真龙天子”等宗法观念，不准随便乱用。宋代到明清时期，龙纹的应用随处可见，并有宫廷龙和民间龙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的迹象。宫廷龙纹注重装饰，更加突出神性及神韵的特点，金碧辉煌，精巧典雅；民间龙纹则寓意吉祥，素雅秀美，气韵生动。所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即反映出这一时期龙纹用途之广泛，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族。龙族的形成也标志着龙纹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成熟阶段。历经时代变迁，龙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许多传统节日和民间习俗都与龙相关，如龙狮舞、划龙舟以及结婚用的龙凤喜柬等。从古至今“龙”的应用无处不在，古代帝王使用器具多以龙元素来彰显其尊贵的地位和权威，如龙袍、龙椅等。时至今日，龙元素不再是帝王的专属，它作为节日中的文化元素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如舞龙灯、龙抬头、祭龙日、赛龙舟等传统而隆重的节日一年四季应有尽有。因“龙”而命名的各种名录随处可见。与“龙”有关的成语应运而生且含吉祥寓意，如“龙腾虎跃”、“鱼跃龙门”等。此外由龙形创意设计的图案、品牌标志更是呈现出吉祥的寓意和无限的活力，龙元素被广泛应用在现代设计当中。从民族图腾，到吉祥象征，龙元素因其独特的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寓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偏爱的品牌符号。“龙”被广泛的应用在企业名称，尤其是品牌名称当中，如科龙空调、金龙鱼等。以“龙”为标志的'符号与吉祥物更是随处可见。抽、具象及图案化的龙比比皆是。鉴于龙文化的广泛影响力以及其符号本身所具备的吉祥、美好的寓意，龙元素在现代社会中被大量应用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同时也承载和展现着当代人的精神力量和美好寄托！笔者将重点结合具体案例介绍龙元素在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实际应用。
龙元素在设计中的广泛应用
龙元素具备高贵、吉祥、美好的象征意义家喻户晓，在传播过程中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因此龙元素经常被企业和设计师应用在品牌形象中。例如第十届全运会的会徽。第十届全运会在江苏南京举行，本届会徽以“龙”结合数字“10”一气呵成，整体造型又呈现出“S”，“S”既是江苏简称“苏”的拼音字首，又是“体育（sports）”的英文首字，传达出体育运动特点的同时又把运动会举办地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征表现出来，一语双关，神形兼备。会徽造型流畅、动感、活力无限，主体元素以蛟龙腾跃的姿态，身躯翻滚出“S”型为主线，在这条主线上“1”的形状呈现出中国龙昂扬向上的造型，龙尾衍生出一个虎头的形象，红黄双色的配搭，展现出热烈、拼搏及生龙活虎的运动会特质。会徽设计以龙、虎、火穿插呼应，整体造型雅俗共赏，意在虎踞龙盘今胜昔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江苏及南京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征，以及竞技体育龙争虎斗的竞赛性特点。会徽整体创意既注重传统的传承、又立足现代的简约，流畅的线条彰显出运动的活力，以凸现中华体育健儿团结向上、拼搏共赢的精神，充分体现出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领奖服“龙服”广受好评，“龙服”的装饰以腾飞的中国“龙”为主要元素完善创意，突出了中国文化精髓，彰显出奥运会特点，最终获得了该届奥运会“最佳领奖装备”称号。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军团的“领奖服”再次以“龙”为元素装饰设计，向世界再一次展示“龙的传人铸就‘龙’的精神”的理念。设计中整条“龙”自上而下，从肩部延伸至左袖，龙尾部的造型将中国书法飞白的手法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形象融为一体，把两届奥运会举办地的文化和地域特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更有期盼“龙的传人”在伦敦奥运会上创造历史、铸就辉煌。冠军“龙服”领口的设计匠心独具，续北京奥运会领奖服上的祥云图案于其上而衍生出龙的完整造型，构成一幅龙腾盛世的画卷。此外领奖服背部英文“CHINA”也融入了龙的元素点睛设计，“C”既是（CHINA）英文字首，又是一条横空出世的东方巨龙，栩栩如生、精彩纷呈；认知度和识别度极高，把中国龙文化的精髓淋漓尽致的呈现在世界最高的竞技舞台上。
龙元素在品牌形象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
自古到今“龙”形象的呈现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每个时代的龙相对而言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传承的往往是龙最基本的形态；创新的多是将时代的风尚、意识、审美等渗透、融合到龙的造型中。笔者结合一些具体案例，阐释龙元素在现代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实际应用。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南开大学举行。20初，组委会向全球的设计单位、专业机构发出会徽设计征集涵。经层层比拼，图一在众多设计作品中脱颖而出，被组委会选中。第十届“挑战杯”会徽是竞赛文化精华的浓缩。它不仅是竞赛的形象品牌载体，还同时要体现举办单位的独特魅力。第十届“挑战杯”会徽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作品。会徽以数字“10”为元素，和谐统一的把第十届“挑战杯”的数字理念和竞赛理念完美呈现；传承了龙文化精髓，传递出十全十美的文化理念和中国一流大学科技比拼、文化创新的竞赛主题，同时象征第十届“挑战杯”的闪亮登场和完美收官，寓意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登峰造极。会徽造型中“1”演化成“东方巨龙”从渤海之滨以蛟龙出海姿态横空出世的生动造型，精彩纷呈、活力无限，彰显出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大学生创业、创新实力的无限希望。寓意中国教育的未来龙腾虎跃。“0”的造型圆润完整，既与“e”图形巧妙结合，又呈现出莘莘学子努力拼搏、迎接挑战的精神风貌，象征“e”时代生机蓬勃；南开大学拼音字首“nk”的创意，表达承办单位的属性；五彩缤纷的10颗科技之星，寓意在挑战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代龙的传人超凡脱俗；蓝色的设计与渤海的颜色吻合，代表本届竞赛在渤海之滨的天津举办。图二是晋江建市十五周年庆徽标形象，该徽标在众多知名设计公司和设计师的作品竞争中胜出，赢得专家好评，并最终采用。晋江建市十五周年庆典徽标的创意与晋江城市特征及中国龙文化一脉相承。徽标造型是字母、数字、图形与龙元素的巧妙结合，简洁大方，主题明确；一目了然。整体设计以“J（Jinjiang）”、“龙旗”、“中国龙”、“科技星”、“海浪”等元素融合在阿拉伯数字“15”中，突出晋江市十五周年庆的主题，既传递出晋江城市文化特点和特色，又表达出临海城市的地域特征及海洋文化的内涵，同时又把“中国品牌之都”（晋江市获得的城市荣誉）的个性及十五周年的辉煌呈献在设计里。经典的形态，稳重的造型，象征“中国品牌之都”的和谐兴旺；寓意晋江以十五周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再创辉煌，未来龙飞凤舞。因为晋江是中原、闽南、海洋、华侨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而中原文化占据该城市文化之首的地位。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中原文化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它是中华文化之根本。其他文化区都围绕在中原文化周围，像一个巨大的花朵层层绽放。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大小不一的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朵的核心部分——花蕊。正是花蕊逐渐的绽放，才不断完善了中华文化这朵五彩斑斓的和谐之花。就是这朵斑斓的和谐之花，它绽放过去，辉煌未来；和谐华夏，创新时代。中原文化在众多文化中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而今天中国人被骄傲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起源由此而来。闽南文化也是晋江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闽南文化的风俗中也有“舞龙”、“舞狮”、“赛龙舟”等娱乐活动。可想而知他们对龙的崇拜、对龙的敬仰情深意切。龙文化和龙元素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龙元素根深蒂固的烙印在晋江人民的脑海里；龙文化在晋江人民的血液中流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同样是中华民族，同样是龙的传人，龙文化和龙元都渗透在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土壤里和中华儿女的血液中，正因为这些文化因素与设计元素的不谋而合，所以相对而言龙元素在以上案例的设计中是比较成功的。
结语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渗透在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土壤里，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某种层面上，龙也代表着中华民族，是象征中华文化一个独特而具有正能量的符号。它造型之生动、内涵之丰富、题材之独特、形式之多样、流传之久远，是其他符号无法替代的。它是中国人民引以为傲的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即使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也丝毫不会逊色。把龙元素及文化精神融入品牌形象设计之中，必定会使品牌形象更具影响力和文化性。
篇16：憨豆与金凯利喜剧影视风格共同点之文化探源论文
憨豆与金凯利喜剧影视风格共同点之文化探源论文
文化可以对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影视喜剧从90年代至今，一直长盛不衰，对国人影响重大的两位代表人物，一个是英国的憨豆先生，一个是美国的金凯利，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展现了不同的文化侧面，带给人们一定的思考。这两位的喜剧风格比较，也是人们喜爱谈论的话题之一。本文通过探讨他们的共同点，试图证实背后的文化根源的影响。
1英美文化的同源性影响下的共同点
英美文化的同源性是不可否认的，美国文化秉承了英国文化的很多东西。英国文化是美国文化的根，源头。这是因为美国历史受英国的影响。
首先，在美国的早期移民中，英国人占非常大的比例。顺其自然，他们就将英国的文化、英国人的性格特征、英国人的思维方式都带到了这一片新大陆来了。
其次，17世纪，英国在所有国家中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率先迈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英国的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久，又在全球领先进行工业革命。英国势力突飞猛进，称霸全球。而美国是是它进行武力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地区。这样的历史致使英美文化的同源性。
同源性使得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能从憨豆和金凯利的喜剧作品里品尝到似曾相识，理解起来也得心应手。
2憨豆先生和金凯利喜剧影视作品的共同点
憨豆先生和金凯利的喜剧作品，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诸多共性。虽然憨豆更偏重于日常生活题材，少有金凯利那种超特奇观性故事构思，但他们的主题中都不乏社会正义感，比如斥责恐怖主义，反对社会犯罪，向往和平，喜爱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等。实际上，大多都符合英美文化传统的主题：正义战胜邪恶。而在挑战传统，鄙视权威，独立创新上，也有一定的共性。
（1）都从影视喜剧传统中发掘了以 “小人物”为中心的系列化的表现模式。在生活矛盾喜剧化和现实批判轻松化方面很擅长表现，包含人生酸辛的自嘲意识和反思精神，丰富的时代内涵、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段、五味杂陈的人生境遇。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一书，揭露了英国人行事风格背后的潜规则。将带有民族性的怪癖和性情放在人类学的显微镜下，从中发现了奇异而迷人的文化，憨豆则把这种文化予以淋漓尽致的表现。
憨豆系列的男主角Mr.Bean，是一位典型的小人物，我们能够看到其典型的英国人形象，也就是那些保守的阶级痕迹明显、拥有严重的.恐外症、自鸣得意的岛屿居民。这些角色的特质和夸张的喜剧效果，在很多时候其实是英国人幽默与悲情的完美融合。即便是在大银幕上，特殊的环境里，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这种小人物的存在，比如在《憨豆特派员》中，影片的主角之所以能够登上阻止阴谋家的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英国政府的所有情报人员都死光了，自我感觉良好到甚至失去了常识的憨豆特派员先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光荣地完成了拯救大英帝国的任务。
《憨豆先生的法国假期》则是将小人物大成就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憨豆在愚笨中，误打误撞地成就了大事。我们在笑的时候突然就会想到滑稽可笑的憨豆的所作所为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多大的反讽。与此不尽相同的是，金凯利喜剧中，我们也经常见到各种小人物的闪光。他的电影更包含了许多社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生活图景，从而折射出现实社会的阴暗和不公，希望人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挫折。
美国梦，是典型的各类移民到达美国这个新大陆所持有的梦想。《变相怪杰》、《楚门的世界》、《冒牌天神》等电影，使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这些小人物用各种幽默的语言、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甚至是荒谬的方式来和自身的命运抗争，这些小人物都有着与金·凯瑞青少年时代类似的遭遇、追求与梦想，所以他能把这些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这也就奠定了金·凯瑞喜剧电影的风格——后现代主义表演方式和平民化的本质。
（2）挑战传统，不屈权贵，针砭时弊。《憨豆特派员》嘲讽了许多英国人引以为毫的文化符号。比如：间谍、皇室，政府官员以及对法国人的憎恨。《憨豆先生的法国假期》不仅在创意上拿嘎纳电影节开涮，同时揭露所谓电影人——艺术片导演的虚伪，在不经意中彰显出普通人的平凡真实，回归到小人物才是王道的主题。不谋而合，金凯利在《变相怪杰》中，小人物斯坦利不断嘲讽鞭打被大众奉为传统和经典的文化符号，比如奥斯卡金像奖，社会名流，警察，令人捧腹。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金凯利一部严肃的喜剧影片：《楚门的世界》，在这部影片中，金凯利猛烈的抨击了人们为了维持虚无的理想，不惜以群体性的欺骗和谎言来构建社会价值观。
（3）他们的喜剧影视作品，不约而同地展现了英美文化、社会生活的共同点，如对社会交往传统的礼节礼貌的细节体现。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传统宗教节日，如万圣节、复活节等节日，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故事。
3结论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的灵魂，它对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憨豆先生和金凯利喜剧影视作品以其对文化广泛的涵盖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了欧美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更多研究。
参考文献：
[1] Murphy.Robert The British Cinema Book[M].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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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粟景妆.中美无厘头喜剧电影语言的特征及局限[J].电影文学，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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