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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评论综述-内涵、标准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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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评论综述-内涵、标准与特性

篇1：农业现代化评论综述-内涵、标准与特性

农业现代化评论综述-内涵、标准与特性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目标，自那时起，迄今已有20多年。由于农业现代化是一动态概念，建国后其理论和实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了促使有关农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更好地向纵深领域发展，现将其若干本质属性作以综述。

一、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基于“任何社会相对于过去的社会而言是现代社会”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对现代化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归纳起来，形成了五大主要研究方向：一是以亨延顿为代表的政治学方向；二是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方向；三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方向；四是以英克尔斯为代表的人文学方向；五是以布莱克为代表(体制比较研究)制度学方向(黄抗生，)。这几个学派基本上从两个角度去定义现代化：一是把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来定义。塞缪尔・亨延顿教授认为，“现代化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重要变化”(李秀林等，1990)；二是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把现代化作为结果或目标来定义，杨豫教授指出，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中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它广泛涉及到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技术进步等方面。

农业现代化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结合农业的特点提出，基本上也是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来定义。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即实现农业现代化。传统农业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舒尔茨的理解，其应被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西奥多・w・舒尔茨，1987)。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人们对现代农业特征的认识因时而变，与现代化概念一样，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既有传统性的合理继承与发展，又具有现代先进性和合理性的特质。

(《中国农业经济学》编写组，1984)；4.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管理农业，要求具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章宗礼，1980)；5.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农业生产看成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技术系统组合成的综合系统，正是这三个系统之间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农业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才得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这三个系统的最优化10.在当前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分散经营情况下，农业现代化应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及组织系统的现代化(张琦，1990)；11.现代化农业的经济形式，必须是高度商品化和社会化，贯穿农业再生产过程的.应当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使农业成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化产业，其核心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武装设施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农民素质现代化(田魁祥等，)；12.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技术、生态在内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协调作用结果的表现，是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表现(谢永良等，)；13.从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考察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应该最终由人进行，而每一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因此，农业现代化应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简小鹰，)；14.现代农业应在国民经济中成为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产业，所以现代农业是发达的科学农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现代组织管理方法来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农业，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关系中最优的持续生产力的农业(施德堂等，1999)；15.农业现代化是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受实验科学指导的、产加销一体化的商品性农业产业，其一般特征是，普遍使用现代化的工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有很高的土地生产率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普遍实现了农业的企业化管理，相当多的产品和行业实行了产供销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有很高的商品率、总体效率和经济效益(牛若峰，1999)；16.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过程的现代化，还包括消费过程的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还包括农民的现代化(张仲威，1994)；17.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支撑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用现代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是建立市场化的农业运行机制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把农业建成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的过程，也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过程(顾益康，2001)。

上述观点表明，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明显不同，截止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概念仍缺乏一个规范、统一的认识，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20世纪50---60年代，以“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从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理解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现代化或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这种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几个“化”的定义，只看表面现象，根本没有把握住农业现代化的本质。20世纪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即改革开放的初、中期，思想解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发展，延伸至经营管理现代化，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即应把农业的生产和管理逐步建立在生态科学、系统科学、生物科学、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在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广泛吸收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理论界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在三个方面：第一，以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第二，用现代科技(尤其是生物技术)、现代装备、现代管理，现代农民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第三，认为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发展农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以区别于以往农业现代化等同于“石油农业”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和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被理解为商品化、技术化、产业化、社会化、生态化等多方面变革的集合体。这是从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经营方式和组织制度变革的角度理解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比前两个阶段的理解更进了一步，但实际上是讲农业经济现代化，把农业当作一个部门或一个产业，孤立地从农业自身的发展出发对农业现代化进行分析和说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加入wto后国内、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强，许多学者认为，研究农业现代化要以“农民大国”为背景(靳相木)，重视对农村文化的研究(孙金荣)，跳出农业、立足整体国民经济研究农业现代化(钱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研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问题(吕天军等，)。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从广义上理解现代农业及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吸收了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还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下应将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纳入农村这一大系统之内综合分析，从农村和农业与其他相关社会经济方面的相互关系中研究农业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农业自身的现代化。笔者认为，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可表达为：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业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使农业在形态上成为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农业，其基本目标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现代化的标准

综合中外关于现代化标准的描述，大致包括以下九个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组织化、观念理性化、活动协调化、交往开放化、城乡一体化、环境平衡化和时间动态化(杨万江等，2001)。可以肯定，上述关于现代化标准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农业现代化，只是其适用的范围相对缩小而已。

三、农业现代化的特性

从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涵义、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来看，在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中，应特别关注农业现代化的以下特性；

1.动态性。现代化农业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内涵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化，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因而作为动态历史进程的农业现代化，只能有阶段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和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看，一般可将农业现代化划分为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阶段及发达阶段。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明确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与农业发展阶段，才能正确判断社情、民情、区情等的特殊性以制定正确的现代化建设方案。

2.区域性。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但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各国的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不同，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和技术时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本国农业生产的实际。

3.世界性和时代性。现代化是一个国际概念，具有开放性、历史过程性及与其他相关产业同步推进等特点。现在我们又正处在国际市场千变万化、科学技术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故应从全球经济化的角度来研究农业现代化，才能确保现代化的水平和质量，其参照体系就是当代发达国家既有的最高水平。因此，不能单独强调本国特色，必须从本国情况及预期可能达到的水平出发，来确定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或自我判断是否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标准。

4.整体性。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条件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农业生产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重视“硬件”建设，也要重视“软件”建设，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相协调，与农地制度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配套。如果忽视“软件”建设，“硬件”建设将无法顺利实施，“硬件”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它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步而发展，所以还必须和农村现代化同步进行。

篇2：简论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综述与内涵辨析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辨析

(一)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

1 对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各种认识。基于对“效率”的不同理解,人们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效率理解为效益,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目标在于税收成本既定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征管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或者在税收征管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具体来说,税收成本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而税收征管收益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税收征管活动取得的税收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降低税收成本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税收征管效率与税收收入正相关,而与税收成本负相关。二是将效率理解为有效性,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有效性分析,目标在于通过税收征管活动,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具体来说,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

上述两种认识均有偏颇之处。第一种认识是对税收征管过程做投入产出分析,这种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错误地将税收收入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第二种认识虽然将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但是缺乏对于税收征管过程投入要素的分析。

2.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效率”衡量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效率越高;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投入越低效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用于衡量税收征管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如果将税收征管过程视作一个“黑箱”,税收征管的各种投入要素通过税收征管过程转化为税收征管的产出。因此,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关键在于科学确定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与产出。

(1)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即税收成本。但是,在衡量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水平时,有意义的并不是税收成本的绝对数值,而是相对税收成本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这样也便于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征管投入水平进行比较。

(2)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取决于税收管理的目标。现代税收管理理论认为。税收制度确定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税收管理,或者说,税收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什么征税、由谁纳税、纳多少税和在何时、何地纳税等基本事项,之所以不能只设置一个受理纳税的窗口,完全由纳税义务人自己根据税收制度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这是因为,由于利益关系、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税收管理,纳税义务人就不能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所以,为保证纳税义务人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就必须进行税收管理。税收管理的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因此,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并不是税收收入,而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通过税收征管过程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目标实现的程度。

(3)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税收征管效率衡量的是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水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产出水平(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在税收征管有效性一定的前提下,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比重一定的前提下,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或者尽可能提高税收征管的有效性。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

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应当从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确定税收征管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1 税收征管投入指标。税收征管的投入水平由相对税收成本决定,具体指标包括:

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税收总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税收成本由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构成,由此可以派生出以下两项指标:

征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征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纳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纳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可以进一步细分,如按税种不同,可以分为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征(纳)税成本;按成本项目不同,征税成本可以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纳税成本可以分为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等。

2 税收征管产出指标。税收征管的产出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具体指标包括:

(1)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用“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来表示纳税遵从度,其计算方法是:纳税人不遵从系数=税收缺口(Tax Gap)/依法应征税额×100%,其中税收缺口为依法应征税额与实征税额的差额,它包含了逃税、欠税、由于纳税人误解税收法律造成的少缴税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不遵从行为造成的少缴税款。而税收征收率指标一般是指实征税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与其相对应的是税收流失率指标,它是指税收流失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其中税收流失额包括地上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与地下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不难看出,IMF的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指标的内涵与税收流失率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的内涵同样也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二者只是表述方式上的不同,即: 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时期实征税收/一定时期依法应征税收×100%

(2)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作为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最终指标的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指标,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其测算具有较高的难度和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需要建立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通过对中间指标的观测间接推断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为了推断纳税遵从度,应当对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进行分析。加拿大税务局(CRA)认为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表现为:不申报或不进行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商品及服务税)/HST(Harmonized Sales Tax,统一销售税)登记;错误地报告收入和成本;不缴纳税款。从我国来看,纳税人不遵从行为的表现有四种形式:一是不登记,即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税务机关漏征漏管户,包括已办理工商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或者不需办理工商登记但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上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也包括既未按规定办理工商登记也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下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二是不申报,即纳税人虽然办理了税务登记,但是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三是申报不实,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办理了纳税申报,但因申报不准确,造成少缴或多缴税款;四是不缴纳入库,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准确办理了纳税申报,但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税款缴纳入库,从而形成欠缴税款。针对纳税人不遵从的四种表现,可以设计相应的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

指标1: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100%。

由于未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包含了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两部分,而事实上地下经济的纳税人全部没有纳入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所以应当对地上经济的税务登记率单独进行考核,即:地上经济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领取营业执照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其他不需领取营业执照但应办理税务登记的户数)×100%。

指标2:纳税申报率=按期申报户数/应申报户数×100%。

指标3:申报准确率=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税务机关查补的同期税额)×100%。

指标4:税款入库率=当期申报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款/当期申报应缴纳税款×100%。

3 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衡量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将税收征管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的条件下,税收成本收入率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的条件下,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也就越高。但是,这种方法对具有不同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和税收成本收入率的国家的税收征管效率无法进行比较。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如图1所示,税收征管效率高体现在“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方面,假定人们分别对其赋予W1和W2的权重(W1+W2=1),可以根据A、B两国的税收成本收入率计算出各自在“税收成本低”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MA和MB(MA+MB=1),根据A、B两国的纳税遵从度计算出各自在“纳税遵从度高”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NA和NB(NA+NB=1),则A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可以表示为:EA=MA×W1+NA×W1,B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MB×W1+NB×W2,利用EA和EB可以比较两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

如意大利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只有0.5%,但漏税率为30%;而葡萄牙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虽然为1%,但漏税率仅为10%,显然无法直接比较两国的税收征管效率高低。根据AHP层次分析法(见表1),意大利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A=1%/(0.5%+1%)=2/3,葡萄牙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B=0.5%/(0.5%+1%)=1/3;意大利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A=70%/(70%+90%)=7/16,葡萄牙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B=90%/(70%+90%)=9/16。假定人们对于“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目标分别赋予W.=0.2、W,=0.8的权重,则意大利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A=2/3×0.2+7/16×0.8:0.483,而葡萄牙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1/3×0.2+9/16×0.8=0.517,可以得出意大利的增值税税收征管效率低于葡萄牙的结论。

但是,税收征管效率指数的应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实际上具有相当的主观性,表现在对“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各自赋予的权重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内一国的政策目标取向。如果一国认为提高纳税遵从度比降低税收成本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2较高),而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1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高的税收成本为代价来提高纳税遵从度;相反,如果一国认为降低税收成本比提高纳税遵从度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1较高),而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2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低的纳税遵从度为代价来降低税收成本。实际上,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可能不同,其W1和W2也不相同,或者,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W1和W2随着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这一指标有简单化之嫌,但作为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比较的参照指标,还是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三)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

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从经济、税制和征管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 经济税源因素。经济决定税源,从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税源总量越大,越容易带来税收征管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单位税额的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二是经济结构的复杂性。经济结构越复杂,税收征管难度越大,要求税收征管方式和手段具有区别性和针对性,要求税务人员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这无疑将增加税收成本,降低征管效率。三是税源分布的集中程度。税源分布集中,征管成本相应减少,征管效率也就比较高。相反,税源分布分散,征管成本相应增加,征管效率必然降低。四是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主要是指财务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经济组织在理财活动中遵守相关法律制度的自觉程度。当税务机关面对的是会计核算规范、财务活动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制度、自动申报及时正确的经济组织时,其征管成本较低,征管效率较高。

2 税收制度因素。经济税源与税收制度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一国的依法应征税收,从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一是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的适应性。任何税收制度的有效运行都必须以一定的税收征管能力为依托,而一定时期内一国的征管能力是既定的,因此税收制度的设计必须与征管能力相适应。如果税收制度设计过分超越了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或者严重滞后于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都会降低税收征管效率。二

是税制结构的选择。不同税种的管理难度和税收成本是不同的,人头税管理最便利,税收成本最低;商品税的管理难度较大,税收成本较高;所得税管理难度更大,税收成本更高。因此,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而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其征管效率提高的难度较大。三是税收制度的繁简。简明的税收制度有利于清晰界定税收义务,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从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过于复杂的税收制度一方面要求更为严密的征管制度与之配套,另一方面要求纳税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履行纳税义务,提高了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从而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

3 税收征管因素。经济税源、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三者共同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一国的实征税收,从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一是税收征管模式的选择。税收征管模式是税务机关为了实现税收征管职能,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由税收征管机构、征管人员、征管形式和征管方法等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组织形式,一般表现为征收、管理、稽查的有机组合,从中反映出税收征管的制度和技术水平。征、管、查各部门之间分工是否合理,职责是否明晰,衔接是否顺畅,信息传递及反馈和共享是否到位,都影响着征管效率水平。二是税收征管手段的高低。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进程,是提高税收管理水平的保障。通过应用计算机技术手段,实现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税源监控等税收征管各环的信息化管理,将各项税收执法行为以规范的形式固化到税收征管软件中,使执法人员进行标准化操作,可以有效减少执法的随意性。通过对纳税人涉税信息的电子采集、网络传输,可以加强税源监控,有效打击涉税违法行为。同时,税收征管信息化是整个社会信息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社会信息化程度滞后于税收征管信息化,与税收征管相关的外部信息难以获取,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必然受到制约。三是税收管理体制的形式。在中央集权型的税收管理体制下,税收征管机构是单一垂直体系,征税成本相对较低,纳税人只需面对一家税务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纳税成本也较低。但集权管理的管理幅度大,管理权限高度集中,管理链条长,信息的上传下达、分析决策以及决策的执行,无论是在时效性上还是在正确性上,都很可能要打折扣,从而使效率大大降低。在分权型的税收管理体制下,税收征管机构重复设置,征税成本较高,纳税人需要面对多家税务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纳税成本也较高。但分权管理有利于税法的贯彻执行,税收管理的有效性比较高。四是税收征管人员的素质。税收征管人员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高,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篇3：简论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综述与内涵辨析

[摘要]税收征管效率衡量的是税收征管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税收征管的投入是税收成本,衡量指标是税收成本收入率(包括征税成本收入率和纳税成本收入率);税收征管的产出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通过税收征管过程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目标实现的程度,其最终衡量指标是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中间衡量指标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准确率和税款入库率。在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的前提下,税收成本收入率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的前提下。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也就越高。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是税收征管效率指数,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主要受经济税源因素、税收制度因素和税收征管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征管有效性;税收成本收入率;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

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税收管理方面的原则,是指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即应当以尽可能少的征收费用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在税收工作中,税收行政效率原则一般表现为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属于税收效应方面的原则,是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主要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进行研究。

一、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综述

(一)国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税收征管效率的思想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着述中已有体现,威廉.配第在其代表作《赋税论》中最早提出了税收的“公平、简便、节省”三原则,其中“节省”原则即应当实现征收费用最小,已经包含了提高征管效率的思想。德国官房学派经济学家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税收的六原则,认为“捐税应当用最简便的方式进行征收,对国家和人民双方来说,所涉及的费用应减至最低度。在收集税款时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要尽可能予以压缩,这对政府和人民双方都有利。收税时的费用愈大,国家所能享受的税收愈少,人民在税款方面不必要的负担愈重”。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和征收经济”的税收四原则,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其中“确实”和“便利”原则意味着节省纳税成本,而“征收经济”原则意味着节省征税成本。瓦格纳在《财政学》中提出了“四端九项”的税收原则,其中税务行政原则中包括“确实、简便和节省征收费”三项原则。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税收原则体系,明确提出了“管理和征纳费用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的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成本的研究,研究重点逐渐由征税成本(管理成本)过渡到纳税成本(奉行成本或遵从成本)。Stanford(1973)研究认为,1973年英国个人税制的遵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在2.4%～4.4%之间。Slemrod和Sorum(1984)经过调查估算出,1982纳税年度美国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花在纳税上的时间约为21.3亿小时,折合纳税成本267亿美元,占当年联邦和州所得税收入的7%以上。二是对于税收征管有效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税收遵从理论。Allingham和Sandmo(1972)对税收遵从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建立了逃税模型的基本框架,并逐渐得到完善和扩展。经验分析也在同步进行,通过对调查数据、历史数据和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认为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不遵从被发现的概率、对不遵从行为的处罚、税率水平、社会规范与社会制裁以及心理因素。

(二)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影响因素及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体系进行的研究。李大明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征管成果与征管付出之间的数值比较关系,是税收征管质量与数量的综合反映,其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明取得一定税收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高低的征管机构效率;二是反映纳税人遵从税法以及税法被征税机构执行程度的征管制度效率。相应地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征税机构效率评价指标和征管制度效率评价指标两大类。应亚珍等认为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税收法律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对税收法律制度的依从度、税收征管模式的适应性、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以及税务征管人员的努力程度。臧秀清等依据规范性、经济性、有效性的原则,构建了包含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处罚率、征管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等8个指标的税收征管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对税收遵从理论的研究。马国强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型遵从三类,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懒惰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四类,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总结为税收观念、税收知识、税收制度、纳税程序、逃税被发现的概率和税收处罚的标准等六个方面,认为应当建立纳税服务系统、税收处罚系统和环境建设系统,从而构建起税收管理的完整框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研究同样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和分析。崔兴芳等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DEA)分析了税收征管效率进步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原因是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压力迫使税收要迅速增长,同时,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拥有部分税种的征收和支配权。谢滨、王德祥等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者认为—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都呈上升趋势,但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水平总体仍不高,虽然地区间征管效率差距较大,但其呈现出收敛趋势。杨得前利用SoloW余值法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定量测算,认为1994—20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刘穷志等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权的制度改革,对税收征管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都存在着当期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滞后一期的抑制作用,税权划分对税收征管效率激励作用不强,原因在于税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成本激增,认为应尽量控制征管成本,使税收分权制度创新显现其对税收征管效率的促进作用。二是对于地下经济和税收流失的研究。梁朋运用现金比率法和收支差异法对我国1985—的地下经济和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进行了估测,结论是我国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从1985年的178.14亿元上升到的675.25亿元,1994年最高达到975.60亿元;用收支差异法估测的1993～1997 年的逃税规模也一直在600亿元以上。贾绍华同样用现金比率法估测了1995—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和税收流失额以及税收流失率,测算出的税收流失率高达26.24%～42.56%。

综上所述,学界特别是国内对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没有廓清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也不可能建立比较完备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方面较多地借鉴了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的分析方法,在方法的适用性、数据的准确性方面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也有待思考。

篇4：概念内涵与质量标准论文

概念内涵与质量标准论文

摘要：高等教育已经进入质量时代，质量话语的泛滥造成了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质量评估的盲目和混乱。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出源于经济社会的压力，它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不同主体有不同的理解和诉求。

高等教育质量标准至少包含外适标准和内适标准两个层面，其制定涉及到权力主体和合法性机制，应遵循多样统一、发展性和人本性等重要原则。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概念内涵;质量标准;质量评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制定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并实施的前提，是要明确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尽管人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阐释，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导致所谓的质量评估或质量管理争论不断，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及质量标准的再审视极为必要。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出

在精英主义时代，大学本身就意味着质量，学术声望是质量的最佳评判标准，高等教育并无所谓质量问题。在当前的社会问责形势下，这种情况正在成为历史。

① 随着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高等教育正在从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转换。

②“质量”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最初源于工商业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文献还很少涉及“质量”问题。

80年代以后，学术界之所以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概念，并广为流传，一方面是受政府政策的强制，另一方面也源于企业管理中质量话语的诱导。比如朱兰在展望21世纪世界质量运动的发展趋势时就指出：“质量运动的重点将从制造业转移到教育、医疗保健和政府管理，因为这些领域是一个庞大的服务业，而在以往质量原理运用得比较少”③。可见，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源于外部世界赋予和压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话语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大众化被打上了“质量问题”的烙印。

正如生活质量的研究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一样，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也反映出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二、高等教育质量的特点

在准确界定“高等教育质量”之前，有必要扫描一下这一复杂概念的众多面相，以便给出一个更一般性的定义。

1982，美国联合研究理事会在关于美国研究型博士学位点评估总报告中写到：“质量是什么?你知道它，你又不知道它，它就是这样自相矛盾的”①。高等教育质量正是如此。根据已有研究和实践，本文从其矛盾性出发，归纳出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典型特征。

1.客观性与主观性

高等教育质量的客观性，是指高等教育质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或意识到什么程度，它都独立于人的意识、思想和情感而客观地存在着。正是由于高等教育质量具有客观性，才使我们评判不同的高等学校成为可能。这是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基本前提。

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观性，是指高等教育质量受到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制约和影响，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特定的主体需要，随主体的不同而改变，主体的价值判断会因主观认识的不同而有所偏重。近年来围绕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争论就是因为参与主体(大学教职员、用人单位、中介机构、政府、学生、家长等)的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标准不同，评价及结论也就不同，这正是高等教育质量区别于物品(商品)质量而难以准确量度和取得共识的根本所在。

2.统一性与多样性

高等教育质量的统一性首先来自于政府管理的需要，因为政府需要掌控高等教育，需要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估，这就势必要求有一个底线标准(基准)。其次来自于社会的需要，因为公众需要了解高等教育，而呈现出的结果必须是可比较的，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除此以外，其合法性还在于，质量的统一性还可以消除或减少劣质高等教育服务供应。当然这也可能威胁到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性首先来自于高等教育层次、类别的多样性要求，其次是不同学科、专业的差异，第三是不同主体的教育需求和期待。当然还有高等教育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产品(教育服务、学生)、过程、绩效等的多样性。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性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是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的必然结果。

3.学术性与实践性

一般来讲，学术性与职业性是高等教育中一组对立的概念。前者重视理论研究，后者强调实践应用。

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上，就表现为学术性和实践性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特征。学术性质量将高等教育与高深学问联系在一起，重视教育自身的规律，注重学生的知识水平与学术成就，反对过分追求某一领域的外适质量，如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以政治标准或经济标准来裁剪影响教育教学运行规律，而强调高等教育质量的学术标准。

然而高等教育质量本质上属于实践范畴，强调学术性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确定性知识并不符合这一概念诞生的本意。高等教育是以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和个体生命实践相结合的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领域与实践形态之一。高等教育质量是这一实践活动各个环节、各种具体形式的质量的综合体现。它往往要求以各种可量度的形式，对高等教育组织的日常运行及综合效果进行评估比较，作为绩效考核、财政拨款或大学排名的依据。

4.自主性与依附性

高等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知识性，知识的本质决定了知识领域许多东西难以量度和测评，因此要求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体，要求同行评估，要求评估的专业化，要求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不能有统一模式。知识的自主性最终表明，高等教育质量要由高等学校自身来保证。

① 不过由研究的不成熟以及高等教育本身的复杂性，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一种话语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

② 它在政策层面、操作层面始终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价值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依附性特征。

5. 发展性与滞后性

没有一成不变的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是随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主题而发展变化的，不能脱离发展来谈质量。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高等教育质量的“学术金标准”已不再适用，重建高等教育质量观，构建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必然。

然而，教育的产品是人而不是物，其质量的显现与其他物化产品不同，具有滞后性。一般的产品出厂后，其质量很快就能测试、反馈出来。人的培养质量是不能很快测试出来的(能够测试的只是单纯的学习考试成绩)。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只有用人单位经过若干年的使用后，才能得出质量优劣、水平高低的结论。

6. 系统性与片面性

高等教育质量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是一种整体质量，而不是单一的人才培养质量。它包括教育目标的质量、教育过程的质量、教育管理的质量、教育制度的质量、教育设施的质量、教育产品的质量，以及科研水平、社会服务的质量等等，是所有这些质量的综合。

然而，系统质量仍非高等教育的全部。在社会问责情势下，高等教育外在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凸显，但其自身内在的文化功能、育人功能、独立价值依然有效，依然居于核心。将所有问题都纳入高等教育质量范畴，将所有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全面质量管理上，这是对高等教育的误解，也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迷信，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危害极大。

三、高等教育质量的界定

如何定义高等教育质量?这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一个难题。无论从客体的性状还是主体的需要来讲，它都具有复杂、多维、动态等特点。范富格特等人指出，虽然质量问题成为高等教育政治日程上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但对它的解释却很不相同。

③欧洲大学校长会议公布的《制度评估：质量战略》也指出，质量问题人言言殊，很难给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④但是，“任何组织里，如果大家对质量不能有相同的理解，说着共同的语言，就是使用最好的工具和系统也不会有‘质量’;相反，还会使组织加速解体”

⑤可见给出一个明确的高等教育质量定义多么重要。

主体视角不同，高等教育质量呈现的内涵就不一样。因此如果将主体视角纳入考虑，这个问题就会变得相对明朗。虽然我们承认各个质量定义主体都会受到其他权力主体的制约和影响，但很少有定义完全没有主体价值立场而表现出中立性，更不要说绝对真理性，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层。因此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界定，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终极解答。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分析这些不同的价值立场，然后进行不同的定义组合，以适应形势或情境的需要。

一般来讲，高等教育质量涉及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四类：、经济组织、高等教育系统或学术组织、受教育者(学生)。因此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术和人本四个方面对“高等教育质量”分别进行界定。

1. 政治界定

政治界定由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府及其代理，根据政治议程及高等教育质量控制和管理的需要，对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所应达到的最低质量(基准质量)提出要求。它一般预设一个质量标准(对不同类型的院校可能设定不同的标准)，把高等教育质量与相应的标准或规格的一致性作为评判的依据，强调是否达标以及达标的程度。如中国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就将教育质量定义为“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的程度”，“衡量的标准是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前者规定受培养者的一般质量要求，亦是教育的根本质量要求;后者规定受培养者的具体质量要求，是衡量人才是否合格的质量规格”。①这种质量概念往往产生于精英教育背景或强政府治理模式下，表现为一元质量观。

2. 经济界定

经济界定就是按照产品质量理论，从市场供需视角，将高等教育质量理解为高等教育供给满足消费者(政府、社会、经济组织、学生等)规定的或潜在的需要的程度或能力特性的总和。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将“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②。英国学者格林、国内学者史秋衡等人就演绎出“所谓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的属性是否满足高等教育主体的需要及其满足的程度”③。这种界定更多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世界教育服务贸易合法化以来高等教育公共属性及其价值观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意识和政策取向，从而外化为经济社会的大众行为和教育抉择，实质上也是一种外适质量观。

3.学术界定

学术界定就是从高等教育自身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出发，把质量定义在实现高校办学目标的有效性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秉持这一立场。

1995年《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给出的定义是：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包括高等教育所有主要职责和活动的多层面的概念，最终取决于教学科研人员、课程与学生的质量，以及其基础设施和学术环境的质量。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这种观点。蒋冀骋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是人的质量、事的质量、制度的质量、文化的质量，其核心和基本方面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教学、管理和文化等方面。 ④

侯怀银等人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在实现自身基本功能的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体现程度。这一高等教育质量内容包括培养人才、体系构建、机构创办及宏观管理四个方面。⑤

学术界定的高等教育质量往往难以量化，主要由学术同行把握，受主观理解和判断的影响较大，在质量评估的政府问责和市场压力下，具有较大的弹性，容易遭到挤压和扭曲。

4. 人本界定

人本界定就是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质量不同于商品质量的人文属性，从受教育者即学生发展和成长的角度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界定。如卢彩晨等人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本质就是高等教育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最根本的是满足个人发展需要的程度。当然，应该注意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因此，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质量又有具体的含义。

①这种高等教育质量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个体差异性。同样的教育施为，个体感受不同，其评价也不一样，因此在统一的高等教育规划管理中往往被剪裁，而现有高等教育建制却越来越面临人本质量叩问的问题和危机。

事实上，一般给出的高等教育质量定义，都或多或少受到这几个方面定义的影响，都是几个方面的经验杂糅。上述辨析的目的，就是试图厘清高等教育质量认识上的复杂性和混乱状态，以便透析特定质量概念的深意和本质，进而为操作性实践诸如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理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