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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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论析

篇1:汪曾祺散文论析

汪曾祺散文论析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陈小手》都是当代文坛的经典名篇,对于他的小说吸收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京派小说风范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他的小说那种淡泊恬淡的田园感受,也让很多读者流连忘返。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比如看过《受戒》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画面,也经常会想到两个天真少年在岸边留下的那一对小脚丫。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探讨一下他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数都写得随意感性又兴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随笔。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随随便便、任心闲话、兴之所至的的闲话。他自己曾说,散文是一个大类,也说自己实在无法区分散文和随笔,于是将自己作品中稍长的称为散文,短的称为随笔。——《汪曾祺散文随笔集》自序。他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个人经历、天文地理、民情风俗、饮食男女、街头巷议、人生世相、文坛曲艺等等无不可以入文。《文集自序》“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见性情,见人品,见功底的文体。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其实“随缘任运”是汪曾祺所有作品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代表的有《随遇而安》、《猴年说命》、《平心静气》、《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创作生涯》、《自报家门》、《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老年的爱憎》等。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这是对过去苦难的一种淡泊的心境,接着文章中既无凄楚之词,亦无愤懑之声,倒是写了在下放劳动过程中接触到的民情乐趣。他说“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每一个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清醒。张爱玲曾经说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且也有这样一句名言:“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温厚。”

汪曾祺或许就是达到了这种淡泊的温厚,当然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象征。他在《老年的爱憎》中讲到“通达”,认为这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的状态。而且他也区分了通达和冷漠、悠闲,他说“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决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事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老干部。”我们阅读感受的确是“淡”的,但同时汪曾祺的血脉又是“不淡”的,汪曾祺的淡泊和通达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个蔼然仁者的风范。正如他形容自己的恩师沈从文的话:“淡泊不是人的品德,而是一种境界”。汪曾祺的随缘任运还表现在他热衷于回忆童年的生活:童年是一个长长的节日,金色童年是所有不幸的成年人的天堂。而且他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他在回忆自己童年的天真无邪的生活时永远清澈纯美,反映了整个人的生活态度,无论经历什么,都不虚无、不绝望。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我想汪曾祺吸引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时刻在追求着一种快乐、幸福的生存状态,返朴归真、情趣盎然

汪曾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散文方面表现在《泰山片石》、《翠湖心影》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崇高、伟大的近似偏激的情绪。“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汪曾祺坦言“我的感情无非三种:忧伤、欢乐和嘲讽”这与他追求的和谐也是十分合拍的。三种感情都很温和。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就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思想:“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尊重上,汪曾祺这样解释自己的人道主义,即“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努力去感觉周围生活的生意盎然,怀着碧绿透明的幽默感”比如他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和《我的祖父祖母》祖父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讲自己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讲的老泪纵横。“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的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他写的家常小吃。就这样于平淡朴实的生活中写出人生的哲理。

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许多民俗文化背景,比如《受戒》里的庙,《大淖记事》里的大淖等,这些环境和人文民俗都构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于他的散文中就更多了,他写了故乡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乡的乡亲,故乡的庙宇,故乡的河湖,故乡的元宵节等节日风俗,故乡的特产,故乡的野菜等等,而且他也写了好多自己去过的地方的风俗,比如昆明,比如张家口,甚至美国,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是怎样写出来的》他称自己是“通俗抒情诗人”,他写的清风白水、竹篱茅舍无不带有特定的文化内涵。高中语文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比如说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语言也是极其的朴素,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汪曾祺的散文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他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给人们的视觉建立起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的欣赏,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篇2:周国平散文论周国平散文论周国平散文

哲学是周国平的专长,尼采、蒙田、拜伦、卡夫卡、爱默生、苏东坡、卢梭、袁中郎、昆德拉、艾略特、苏格拉底、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先哲圣贤仿佛都是周的好友,相聚在他的家中,谈古道今,谈笑风生。他的散文大都关乎哲学,有的内容尽管讨论的不是哲学问题,但也饱含哲理,将哲学沉淀为文章的底色。其中讨论最多的是诸如知识与智慧、生命与死亡、人生与自我、苦难与幸福之类的哲学命题。在《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中,周说:“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在他看来,哲学不是枯燥乏味的若干范畴和教条,而是关乎人的根本、探讨人生的永恒问题、并散发着永恒魅力的诗。在他的笔下,些小琐事能折射出宏大的人生主题,触目皆是的野花小草能生发出宇宙的浩瀚无垠。他探索人生之谜、追问生命的价值,关怀当前人们的精神境遇和精神状况。在当今这个日趋实利、物欲横流的时代,他的这种济世品质和人文情怀显得弥足珍贵。

谈论死亡是大部分人都避讳的问题,而他对死亡的探讨情有独钟,因为思考死对于生命是有价值的。《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是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死亡思考的如此透彻,如此全面,如此真诚。文中在质疑了接受死亡的种种理由之后,他得出结论:“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进而能让人“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一切遭际”,“在必要的时候甘于退让和获得平静。”显然,作者并不是在这里悲观消极,而是为我们短暂的生命描摹出最后的底限,从而使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我们的生命。

篇3:《汪曾祺散文选》读后感

《汪曾祺散文选》读后感

乾州碎娃

手头所拿的这本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书目之一。这是近日从乾县图书馆借的。

以前自己读书一般都是直接用电脑写读后感,很少存留纸质版的,总觉得比较麻烦,因为自己读书的目的还是要将读后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的,如果先要弄一个纸质的笔记,再输入电脑,做成电子版,就有点重复嗦了。这次因为一个活动的影响,自己还是决定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把自己对于书中片段的点滴感受记录下来,到后边整理电子版的时候也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所以这篇文章和我在笔记本中所做的摘抄内容有较大的差异。因为这有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在其中。

知道汪曾祺,大约是因为那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是自己十七八年前就曾经看到过的一篇文章。说来惭愧,那时候自己孤陋寡闻得厉害,还真的不知道汪曾祺是何许人也。

只是一看到这个题目我有一种深深地震撼感,我觉得肯定会有所收获的。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男人们大多数有恋母情节,与恋母情节相反的,就是父子成仇。而且在中国,受封建社会礼法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影响,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张的。父亲,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就是山,是和严厉、古板、不苟言笑相结合起来的。至于说,朱自清先生所写的《背影》能够广为流传,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反常态的讴歌了父亲,一个在自己母亲去世、差事交卸、身处困境、却仍然能对和自己发生矛盾的长子心细如发的父亲。所以,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理念上的严峻挑战,而能提出这样的说法的人,在我想来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事实证明,这篇文章果然令我耳目一新。多年父子成兄弟,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汪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至少我看到了包括汪先生的父亲在内的四代人其乐融融的感人场面。多年父子成兄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人生启示,要善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学会尊重和理解每一个关爱或者伤害过自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在自己的因缘之中。

再次了解汪曾祺,是因为他关于美食的文章,读汪先生的文章能够感悟到他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理解,这其中有对物质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精细化追求,也有对人生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追求。所以写下了《四方食事》《手把肉》《五味》等精彩篇目。更因为先生对于这些生活琐事、衣食住行的敏锐感知力,成就了作者,造福了一批又一批有心之人,使我们能够欣赏到先生的《烟赋》《寻常茶话》《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等精美文章。

读汪先生文章,有一种闲适的感觉,仿佛在听人侃大山,在摆龙门阵,娓娓道来,声声入耳。尤其是在社会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能够静下心来读汪先生文章,让自己的心灵有一个缓歇的机会,这简直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汪先生文章只要你认真阅读,沉浸其中,定有收获。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品味,让自己的心灵从此不再寂寞,从阅读汪先生散文开始。

最后,要谈到的是这次在阅读先生散文集是的收获:第一就是认识了很多伟大的人和一些虽然平凡但是很真实的人。汪先生是沈从文大师的得意弟子,与金岳霖大师往来甚密,()在他的笔下这些大师们褪去了华丽的光环,存留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真性情、真趣味、真自我。沈从文先生是这样,金岳霖先生也是这样。读这本散文集,我也知道了年度大片《无问西东》中“跑警报”片段的由来。明白了汪先生的文章不只是用来耳目一新的,而是要用来走心。

近年来,对于沈从文先生的评价不断提升,但这其中也却有很多的误解。通过汪先生的抽茧剥丝般的述说,我们得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沈从文先生,认识他认真做事的精神。无论是他在讲授习作课,还是他对后辈的提携,对于学生友人借书或者文玩相赠时的大方慷慨,这些都是令人敬佩的。确如张充和为沈先生撰写的挽联中所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即使晚年在研究文物时,也非一般的文人雅士们的将文化精品据为己有,而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满腔热忱,在研究终结以后,将大部分赠与科研院校,这种气度与豁达几令后辈星爷们羞愧欲死,颜面无存。

通过汪先生的讲述,我们还知道了沈先生对与衣食的不甚讲究,他的不慕名利,这在他对于葬礼的要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必然伴随着对于假丑恶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点,这师徒仍然有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沈从文是一种消极的“躲避”,所以他写了《湘行散记》;而汪曾祺先生是用文字来控诉,《钓鱼台》就是汪先生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录和控诉。

其次,王先生对于人生苦难的豁达与大度,这在《牙疼》《随遇而安》等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即使对终年往事有所不满和愤恨,也是淡淡的“为政治民者,可不慎乎”一句轻轻点过,这需要多少的人生历练才能练就。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汪先生能够以平常心对待小市民、对待胡同、写下水母娘娘的颂歌、赞美白马庙中的哑巴,叙写胡同中的大妈,以及闹市中的闲人。但是闲人不闲,闲人们都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和追求,这就使得闲人变得有趣了。从这些卑微的人、平常的事中感悟人生、汲取动力,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感人之处。

乾州碎娃(刘立军,关中平原、女皇脚下、城乡结合部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热爱教育事业中年男子。性木讷,爱文学,常著文章以自娱。俯仰天地间,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无愧于我心)是一家以个人原创为主的文学公众平台,以推广乾县乡土风俗文化为主,间或涉及教育、文学随笔、影评、图文故事等。

篇4: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当代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由于时代的、文学的等诸多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变得越来越简陋、僵硬。那么梁实秋的小说散文化意象特征,大家是否了解?

汪曾祺的乡土抒情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以其对故乡的挚爱,叙写故乡人生的平凡琐事,讴歌美的人情和人性。在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的细腻描绘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成为中国当代写意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扬了乡土写意抒情的艺术传统和审美精神。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小说的美学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读他的许多小说,经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随意引用穿插,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但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处理后,这些随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叙事的有机成分。他的小说结构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读来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犹如随笔一般的自由和亲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主张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他认为小说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人物。汪曾祺称其为“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小说努力将激烈的矛盾冲突淡化,追求和谐的审美氛围,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趣味,“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为读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兴趣。如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讲述的是巧云与锡匠之间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小说中巧云被保安队长性侵犯后,“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淖里淹死”,当她爱恋的锡匠被号长打伤后,她毅然将其接到家里,独自挑起了抚养病瘫父亲和重伤恋人的重担。一幕悲剧经过散文化处理,将矛盾淡化,从而笼上了一种牧歌的平和恬淡意味。同样,《晚饭花》中的王玉英嫁给不务正业的钱老五的悲哀人生故事,在作家娓娓而叙的散文笔调中,拂去了悲哀的色彩,突出了主人公对未来生活的执着希望。《陈小手》中的陈小手被军阀团长请去为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打死的悲剧故事,在作家舒缓的散文笔调的叙写中,同样淡化了悲剧色彩。

二、回忆性的小说叙事

“小说是回忆”对汪曾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观,距离的拉远把各种急功近利的感情缓和下来,悲伤、浮躁、大喜大悲、死去活来等等都被时光之水过滤得淡而又淡,心态上呈现出没有功利的平和散淡,相应地,叙述话语也是一样的舒淡平和。

汪曾祺对“小说是回忆”有独到的诠释:

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小说是回忆”意味着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对回忆中的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诗意化的文体建构,以满足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忆里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的人与事,那是他的小说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华;再次便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时,总是以一种和善的目光,选择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说与后人,使其文本呈现出浓浓的诗意。

汪曾祺小说“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他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说:“经长久的学习和磨练,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为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但是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和表现生活呢?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考察汪曾祺小说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发现大部分小说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跨度都很长。以《受戒》为例,这篇小说成文于1980年,而文本内容呈现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正是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的时间差,神秘地使回忆文本具有了某种美学效果。43年的时间差一方面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对这些片断的审视,由于远距离的关照,使得作家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着既往的人和事,清醒而冷静地审视着一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出超然而淡薄的评判,略去应有的功利主义,从而使文本获得了平淡和谐的诗意境界,读者也会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对于创作主体来说,回忆就是把自己所体验过的东西呈现在作品中,使它在审美的意义之上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阈中,因此,当汪曾祺走入对往事的回忆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审美意义上呈现了自己所体验的生活。他追溯往事,以呢喃的诉说传达着他对现实世界和记忆世界的感知,也正是在这样的追溯中,原来幽闭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回忆得以敞亮于读者的审美视阈之中,成为永恒的美。

三、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

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获得殊荣,这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可读性而致,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美学风范的回归,也就是从废名和沈从文开始的“田园诗风”乡土情结的“还魂”。

风俗画艺术是汪曾祺小说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画”是文学百花园中不可少的一只奇葩,风俗画小说不仅有审美价值,也有认识价值,对于研究民风和国情有重要帮助。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着眼于民俗民情的细节描写,很精当地造成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生活氛围。

汪曾祺是以自己的故乡苏北高邮为背景,在对风土人情的描写中去构筑一个美的世界。在《大淖记事》中,风物描绘占全作的二分之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组高邮水乡大淖的风光景致,这组貌似平淡的水墨画把人们引进了优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虽然“长满了茅草和芦荻”,但春夏秋冬碧绿、雪白、枯黄、各呈异彩。做小生意的,以和为贵,凡事忍让,相安无事。兴化帮的锡匠们很讲义气,又极正派。世代居住在“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的挑夫们更是安贫乐道,他们勤劳,善良,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他们日常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女挑夫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受戒》也是一幅清丽的风俗画,在《受戒》中,风俗与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苏北的民风民俗放焰口、歪荸荠、唱薅草歌、挑担藕等等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构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成为故乡民间世界人情美、人性美的载体。事实上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核心便是人生的艺术性。汪曾祺优秀的小说几乎都与民俗有关,比如,《茶干》写酱园,《八千岁》写米店,《异秉》中有药店、纸烟店、熟食店,写了各种熏烧炒货和刨烟、碾药的方法,以及有关烟茶的知识等。究其主观原因,在于他自幼年时心灵上就已深深地打下了民俗的印记,他把一切美好的记忆都与民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把自己的欢乐与民俗联系在一起。于是,“美好等于童年等于民俗”,就成了汪曾祺的一个摆不脱的情感情结。因此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四、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炼、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作者还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

首先,来看《大淖记事》中对巧云的描写: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什么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

这里先用白描刻画巧云外貌的美,特别突出她的眼神特点;然后又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人的反应中烘托巧云的美。

再以《受戒》中的一段为例: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这一段景物描写渗透着人情,情与景和谐,富有诗情画意。意象的飘动重叠中,有一种流动的思绪和流动的美。读后让人感到一种氛围,一种韵味,一种言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

正如汪曾祺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语言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了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语言决定于作家气质。把语言提到非常显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小说家在长期与语言游戏、玩味、揣摩、较量中的深切体会。

总之,汪曾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有着“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美誉,他的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开创、回忆性的叙事方式、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具有卓姿独立的美学特征。

篇5:朱自清散文论书生的酸气

朱自清散文论书生的酸气

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所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婵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

纤云四卷天无河,

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

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

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

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

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

涤瑕荡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

未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

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是诗里却接着说:

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他说认命算了,还是喝酒赏月罢。这种达观其实只是苦情的伪装而已。前一段歌虽然辞苦声酸,倒是货真价实,并无过分之处,由那声酸知道吟诗的确有一种悲凉的声调,而所谓歌其实只是讽咏。大概汉朝以来不像春秋时代一样,士大夫已经不会唱歌,他们大多数是书生出身,就用讽咏或吟诵来代替唱歌。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

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捨瑁?ツ茏越?薄U饫锼岛?鹚淙荒艹??幽歌 *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朱子在《楚辞辨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

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着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着在书上,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着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

1947年11月15日作。

篇6:如何品出汪曾祺散文中的“味”

如何品出汪曾祺散文中的“味”

一、通过朗读法,感受语言中的“韵味”

散文教学的关键就在于让学生体味作者独特的言语表达,分享作者在生活中的独特情感经验。而在教学汪曾祺的散文时,教师更应该着重把握汪曾祺的语言特点。古有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只有反复朗读,才能让学生领会其中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在教学中笔者就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来感受汪曾祺散文的韵味,准确地把握文章情感。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让学生自由朗读,还让学生进行小组分段朗读,重点段落以及语句朗读。教师尤其要引导学生去朗读文章的重点语段,这不仅能够让教师在教学中把握整体课堂节奏,也能够通过重点品读的方式来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朗读方法并自主地运用。比如在教学《端午的鸭蛋》时,笔者就通过分析“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这一句话来引导学生品位汪曾祺散文的韵味, “哦”读成短音表现的是外乡人对于高邮鸭蛋的赞美,“哦”读长音则表现出豁然开朗之感。并让学生自己去读这个字来感受不同的读法之间,所表达情感的不同。

其中除了一个字的长短音变化能够体现出文章的韵味之外,长短句也是其中另一个方面。学生可以通过朗读来直观地感受语言运用背后的技巧和它所蕴含的独特情绪。比如在《端午的鸭蛋》中,作者写到,“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细细品读这一句话可以发现,尽管作者在这里只是一个对于家乡特色的介绍,但是运用了多个短句。在这里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去细心观察和品味,作者在这里为什么会用短句?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让人读起来有一种生活化的韵味等等。

此处还有轻重音的处理,比如第二自然段中的“确实”、“实在”等词加重读之后所体现的情感变化。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看似平淡的语言背后作者的巧妙用心。

二、通过替换法,感受语言中的“妙味”

初二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阅读感悟能力,在语言表达上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寻找文本的一两个句子,让学生替换其中的关键词,从而感受作者精巧的`语言,解决散文教学中“言不尽意”的问题。

在教学汪曾祺的这一篇课文时,笔者就抓住了一个关键句“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中的“冒”字来引导学生去体会作者语言中的巧妙之味。一个“冒”字,它将鸭蛋油多,并且油缓缓流出的动感都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来。因此笔者让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思考有什么词可以替换。学生们都能够回答出“流、淌、涌、喷……”等相似的词汇,通过替换也能够自己说出两者的差别,从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看似平淡的语言背后的“妙味”。同时也激发了学生渴望表达的欲望,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运用的能力,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笔者在这个词替换的基础上还着重讲了“肃然起敬”这个词,让学生换一个类似的词来替换“肃然起敬”,来让学生感受,这个成语用在此处作者的用心,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究原因。这样的切入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汪曾祺运用语言的巧妙。

三、通过圈点法,感受语言中的“趣味”

圈点法是让学生自主阅读文本,并圈点勾画进行批注的一种学习方法。通过圈点勾画,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主阅读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于八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对于文本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体验,能够顺利找出喜欢的句子,但是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感受到句子背后的“味”恐怕还有点困难,因此在教学中,笔者通过圈点勾画并层层提问来引导学生感受汪曾祺语言背后的“趣味”。

比如有一个学生找出了“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认为这个“蠢”字用得比较有“味”,但是并不能准确说出“味”的具体特点。此时笔者就引导学生,“蠢”和“秀气”平常是用来形容人还是物,让学生知道这里用了一个拟人的手法,同时这个“蠢”字也与平时贬义的“蠢”字不同,这里是“贬词褒用”,是作者较为调皮的表达,十分具有乐趣。通过这样的引导,学生就能够准确地感受到这句话的“味”在于“趣味”。

再比如文中有一句“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学生在一开始读时并不能准确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和情感,但是这里笔者采取了分角色反复朗读的方式,引导学生在读的过程中发现,“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是大人在问。而“有!”则是小孩在回答。其实这两句话都出自汪曾祺之手,他用一个孩子的口吻去回答大人的问话,就体现出了一种童趣,这也体现出了汪曾祺散文语言的一大特点,即看似平淡却十分有趣味。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在于“平淡而有味”,而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味”既包括“韵味”,也包括“妙味”、“趣味”。当然,要全方位把握其“味”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去分析。其中包括他的行文风格所体现出的“从容闲适味”以及情感中的“风俗味”、“自豪味”和“思乡味”等等。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们自己去探究发现,去品“味”。

篇7: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

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读他的小说,如同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对照杨义先生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的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汪曾祺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以及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汪曾祺不注重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而是努力将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执意将散文融入小说,以达到和谐美为特征的朴素平淡、优美自然的艺术境界。如《大洋记事》中巧云被强一奸、锡匠被打伤具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作者只是让人物在平和的心境中结束了故事。锡匠们以平和的方式取胜,肇事者被驱逐出境,巧云坚定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触,将一个悲愤曲折的故事写得平和清新。

(三)人物化虚,情绪化浓。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传统小说成功的关键。汪曾祺的小说并不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写,而是着力于氛围的渲染,从而构成另一种情调。甚至有的作品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以致人物反倒成了点缀,《陈四》便是这样的代表作。《陈四》全篇四千多字,作者竟用了三千多字来描写迎神赛会的民俗风情,酿造出一般朴实粗犷的文化氛围,文章的后部分只用了几百字点出了踩高跷的陈四就在这种蒙昧的氛围中挨打、大病、卖灯等,人物被浸泡在这浓重的古风习俗之中。其实,这种淡化人物性格而着意氛围营造的方式反而更加深化了人物的性格,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令人油然而生怜悯、同情、伤感。

二、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成因

汪曾祺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散文化了,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一次有力的冲击。造成他们的小说散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即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俗话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分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成因,内因至关重要。汪曾祺早就有了小说艺术的自觉意识,他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明显地存在着的。”他还说自己的小说“散”,是“有意为之”。他在小说表现样式方面的追求,使人想到古人所说的“以意从法,则死法矣”,汪曾祺正是在对短篇小说“死法”的突破中获得了自由,从题材的选择与把握到艺术形式的借鉴与创造,这些都保持着其强烈的主体创造精神,并借以激活自己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情绪,从而在纯熟老到的笔法中张扬了自己的个性。

在分析内因时,我们会质疑是谁促使汪曾祺小说艺术自觉意识形成的。这就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外因。其一,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汪曾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祖父每天给他讲授《论语》,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且解释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其二,他还深受道家“追求绝对的人生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看重人情味,在他的笔下,见不到儒家的等级森严,只有庄禅所追求的个体与和谐的精神。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巧妙地将两者熔铸在他的小说中,从而创造了作品中的美格。

三、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一)其沟通、延续与拓展了被阻断了的小说历史长河。汪曾祺小说一亮相,便赢得了文坛的一致喝彩,有人称之开了“寻根文学”的先河,有人称之为“风俗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之为“新笔记小说”。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内容和形式,挖掘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之所以能轰动文坛,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对传统情节小说模式的冲击,注重了小说的散文化,从而开创了“新笔记小说”这种新文体。他所创造的新文体,绝不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全面背叛,而是对传统中另一文学样式――笔记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一支,笔记小说一直贯穿于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

(二)其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出现,是对建国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可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复现,是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还只是“瞒和骗”的文学的一种简单反拨,单一的复归并不能带来“百花齐放”,小说的多元化的格局有赖于整个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小说形式的多元化。但是,它毕竟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他不仅在形式上注重散文化,而且在内容上追怀往事,远离现实与政治,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和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保持着距离,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参考文献:

[1]陈从华主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2]吴宏聪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3]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

[4]邰宇.汪曾祺研究概况.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

篇8: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他的优秀之作无不以情见长。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异常简单。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对这样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对此则解释为必须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注:见《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载《晚翠文谈》)。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人能够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顾过去。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把回忆中的人物原型给予随心所欲的艺术加工,以满足自己的美学情感,因为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现实人物进褒贬,也就无法进行艺术加工,更谈不上满足作家的审美情感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了。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转向过去,在如梦似幻的记忆深处找寻自己的抒情之境。(此处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谈》)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对于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对语言的“诗化”是自觉的,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语言应该诗化这一观念。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本份老实的瓦匠们最会踩高跷(《故里三陈》);顶不济的修鞋匠,也要养几盆悬崖菊,在花影缤纷中运锉补鞋(《皮凤三楦房子》)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篇9:美在结构之中-王充闾散文论

美在结构之中-王充闾散文论

当代著名作家王充闾的散文从题材上划分,一是历史文化散文,二是追忆往事散文,三是域外游记散文.他的散文在审美风格、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上具有独特的趣味,充分展现了作家深邃旷达的'哲思与智慧,飘逸空灵的诗意与才情.创作主体的童心和机趣,率真和良知,以及超越世俗和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精神,特别是作家的古典主义情怀和审美趣味,给予文本以丰富多样的结构之美.

作 者:颜翔林 YAN Xiang-lin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81 刊 名: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Y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2) 分类号:H207.6 关键词:王充闾   散文   美   结构  

篇10:日子的味道美文散析

日子的味道美文散析

小时候总是盼着快过年,因为过年能吃上妈妈做的蒜苗炒鸡蛋糖醋排骨猪肉炖粉条什么的,那时候在东北冬天除了白菜萝卜土豆几乎没有什么新鲜青菜,蒜苗是用花盆栽的,算是稀罕物。

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平时家里的菜都比较清淡,没有菜的时候,父亲用糖精水都可以泡饭吃。对于我们出生在北方的孩子们来说就喜欢酱油拌饭,还一定要缠着母亲多放些“大油”。那时候我们家被“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一个小村,那里到处都是小河小沟一年四季都可以有鱼吃,父亲自制了五花八门的打渔工具,一有时间就去捕鱼改善生活,说是“改善生活”其实是口粮不够为了填饱肚子——将“穿丁”之类的小鱼腌咸后晒干或做成鱼酱,就着大葱苦苣菜婆婆丁蚂蚁菜之类来碗高粱米水饭,是那时几乎每家每户的“最爱”。如果是大一点的鱼只能炖着吃,只是没有豆油做,那时家里的那点豆油是用生产队分的`豆子换的,很精贵,平时做菜除了酱油和盐也没有什么酌料,基本上是“清炒”“清炖”,俗话说“鲶鱼尾巴鲤鱼头”,因为在那里才能见到“油”香。吃的鱼太多了,导至以后有很长时间我一闻到鱼腥味就捂鼻子,落下了“厌鱼”的毛病。

上世纪70年代,城里人买猪肉要凭票,豆油每月每人限量,人们的肚子里基本都没有什么油水。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所在工厂的福利比较好,过年的时候要杀猪会餐,最令人期待的是每人一份的红烧肉,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用饭盒打回去与家人一起解馋,吃上一口那肥肥的红颤颤的肉块满屋顿时香飘四溢,于是就胡思乱想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都那么钟爱这口儿,如果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回红烧肉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做一回,只是怎么做也没有那时的味道,怎么也吃不出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

结婚后,经常去老丈人家蹭饭,他们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岳母是个农村人属于基本不会做菜,这一点直接影响了我爱人的做菜水平。不过岳母平时很节省很精细,吃肉时总是把肉皮积攒起来留到过年的时候做皮冻,但是总是攒不太多,就琢磨发明了将粉条、冻豆腐、芥菜疙瘩剁碎与肉皮混在一起熬成的“皮冻”,做好后倒入小盆里放上一夜凝成冻,然后切成像豆腐似的方快很自豪地分给我们每家,因为比较咸,一般都能保留两三个星期,那是她做的最好的“菜”。岳母去世后,那道特别的“皮冻”基本就失传了。

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比较早,自然要自食其力练就做一些家常菜。这么多年我们家经常光顾一些客人,都是朋友和同学,饭菜比较单一,基本都是炖条大鱼或笨鸡,有时买点螃蟹再搞几个小菜喝点小酒聊聊天,简单而实惠。不过,每年过年期间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都要在我家聚一聚,这一传统已经保持了30多年,每年的这一桌饭菜我们是要精心准备的,也是充分显露厨艺的时候——鸡鸭鱼肉虾都要有,往往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做前期准备,比如熬皮冻酱猪蹄酱鸡爪子,第二天还要忙忙碌碌大半天。不过,想想那些乱糟糟的鱼肉蔬菜,在自己指挥的刀勺锅铲下渐渐变成盘中美味的过程,绝对是超级享受“忙,并快乐着”。其实,做一大桌子的菜只是表明一下过年的气氛,每次都要剩下许多,我还“口口声声”地和爱人讲这就叫“连年有余”。难得的是大家无拘无束地在一起开怀畅饮,情真意切,一年一年翻来覆去津津有味地讲起“当年”那些平淡却又记忆犹新的故事,还真有些“最是一年春好处,落花时节又逢君”、“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味道。

平凡的日子就是最真实的体现“平凡”。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什么时候吃都行。人们的口味也越来越高,那些大鱼大肉根本不新鲜了,吃腻了大馆子的海参鲍鱼又开始追崇农家院的山珍野味。很多年轻人都不在家开火,不是去父母家老丈人家就是去吃饭店,什么大勺蒸锅电饭锅,都是漂亮厨房里的装点摆设——于是,各种“特色”的饭店琳琅满目抢人眼球,生意越来越“火”;于是,令人担忧的“地沟油”也肆无忌惮地“流”进人们的肚子里;于是,“健康”和“快乐”这一对好朋友也极不情意地碰撞起来。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我还是喜欢在家里请客的那种感觉。

民以食为天。能够做上几道感动自己并给他人带来快乐的美味,在自己的家里一次又一次地设计出那种回归自然的浪漫,着实地放松一把心情,远离那些尔虞我诈缓解工作压力,真的是一种心境如水的美好。不是吗?生活就是一桌菜,酸甜苦辣的日子才实实在在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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