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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新进展:一个文献综述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新进展:一个文献综述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70年代以来采用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使得传统的理论经历了一次划时代的革新,包括研究范式的突破,用博弈论、信息机制设计等方法论重新解释垄断行为理论、完全信息以及非完全信息下的企业行为,从而得到重新评估的结论,为政府推行管制措施以纠正市场低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 者：肖建忠 唐艳艳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人文与经济学院,武汉,430074 刊 名：江汉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N TRIBUNE 年，卷(期)： “”(10) 分类号：F091.3 关键词：产业组织 博弈论 信息机制篇2：产业集群理论文献综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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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历史环境的来说，在人类社会历史文明出现的那一时刻开始，伴随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产业集群的现象就早已存在。从产业集群产生的理论基础来看，经济学上的分工思想为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思想环境背景。从古代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尼罗河流域和古黄河流域的下游的集中灌溉农业区，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美国硅谷、128号公路电子产业集群、底特律汽车工业区，印度产班加罗尔软件的软件开发区、日本的筑波和关西，以及台湾的新竹等等，都说明了产业集群这一经济现象在提高和促进国家国际竞争力和推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集群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在当代颇具特色的产业组织形式。在当代，产业集群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现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都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在大量研究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世界产业集群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相似或相关的产业在相同的区域集聚，并变得日益相互依赖而具有产业集聚优势，形成产业集群。
世界各地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纵观世界的地理版图，产业集群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在美国，有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产业群、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产业群、纽约麦迪森大街的广告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业群、克利夫兰的油漆和涂料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室家具业群、达尔顿的地毯业群、加利福利亚的葡萄酒业群、马萨诸塞的制鞋业群等等。在意大利，根据统计局的标准，，专业集群有199个，其中纺织品集群69个、制鞋集群27个、家具集群39个、机械集群32个、食品集群17个、金属制品集群1个，化学制品集群4个，造纸和印刷集群
6个、首饰集群4个。
然而，产业集群并非发达国家所独有，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类似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集群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推动出口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秘鲁、巴西、墨西哥、韩国、巴基斯坦、南非、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等国都有产业集群存在。在南非，产业集群历史从1990年才开始的，并且主要由国家政府机构发动的，分别于发布了铝业集群的动议，又宣布了珠宝制造业的集群的动议。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发展了相关的产业集群，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斯洛文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不同程度的发展了相关产业的集群。在印度，旁遮普邦的路德海阿那得金属加工和纺织工业集群、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的钻石加工业集群、卡纳达卡邦的班加罗尔电子软件业集群、北方邦德阿格拉的鞋业集群。
因此从上述可以得出，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世界各国和各地的经济增长无一不闪烁着产业集群的光芒，产业集群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其正呈现蓬勃生机、繁荣发展。
在我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也迅速崛起了一批高度集聚、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佛山的陶瓷、潮州市的食品加工与不锈钢器具、东莞的电子、家具和服装、中山的灯具、顺德的木工机械、花卉与家具、花都市的皮革和皮具、澄海市的玩具与工艺品业等，浙江嗓州的领带业、温州的服装和眼镜、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和化纤业等。在我国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现象也初见端倪，如郑州的肉食品加工业集群、武汉的光电信息业群等。可见，产业集群已逐渐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产业集群现象的大量出现以及所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协同效应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由于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主要借鉴于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综合国内实际情况发展而得，所以，对于如何真正把握好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的质与量是一个难点，鉴于此理由，对国外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文献综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献综述试图对国外的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整合，期待能对国内产业集群理论发展有所贡献。
三、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概况
3.1经济学中的早期分工思想-产业集群的思想基础
在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如柏拉图、色洛芬等，他们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可是他们的思想和见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他们的见解通常会与政治、法律、宗教、伦理等混合在一块，但总的说起来，他们的一些见解中包含了一些产业集群理论的端倪。
柏拉图对早期的分工思想理解主要在《理想国》中体现。柏拉图对分工思想的贡献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柏拉图认为，劳动分工是禀赋的要求，禀赋不同，则人们从事的职业也会不同；二、柏拉图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三，分工格局取决于禀赋，禀赋取决于身体。由此可以看来柏拉图对于分工地思想主要从个人禀赋、劳动生产率、身体条件三个方面来理解，虽然这样的理解存在着局限性，但是从所处的时代来说，这种因个人禀赋不同而进行分工的思想，与今天的产业集群理论相比较来说，是最初的概念。
色洛芬的对分工思想的贡献主要在《居鲁士的教育》中阐述。他认为，一、分工有利于提高社会的财富的创造能力，即分工能提高效率；二、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因而可以看出他的分工思想是基于提高效率和市场规模而言，现代产业集群理论思想正是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明集群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打破市场的限制。这与现代产业集群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上述论述可见，早期的分工思想是基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市场规模的角度来阐述的，这两个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当时的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是不成系统的，总体上是零星、散乱的。因此，在经济学早期大师们还是没有触及分工创造效率、以及分工受到市场限制的本质性原因。
3.2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分工思想和产业集群理论萌芽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他的分工理论的提出主要在其著作《政治算术》和《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中。古典经济学形成于18 世纪末，此时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的主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被后人尊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他的分工理论在《国富论》中，得到了详细地阐述。
3.2.1威廉・配第的分工理论
威廉・配第的分工理论主要体现在《政治算术》和《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中。威廉・配第对分工理论的贡献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而直观表述了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政治算术》记载“譬如纺织，当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有一人整理，最后由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与只由单独一个人笨拙地负担上述全部操作相比，成本必定较低。”由此可以表明，与柏拉图和色诺芬比较而言，威廉・配第对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这一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对于为什么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二是首次描述出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记载“制造业（之间）会相互影响”。由此表明，威廉・配第觉察到企业的聚集可以提高效率，这就是产业集群理论思想的雏形，而200多年后德国区域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聚集经济。
3.2.2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对经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门分门别类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因此后人尊称其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主要体现在《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了三章，详细地阐述并论证了柏拉图、色诺芬以及威廉・配第等提出的分工思想及其相关问题。因此，亚当・斯密对于分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三方面：一、亚当・斯密提出分工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并且解释了分工为何会提高效率；二、亚当・斯密认为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又进一步使才能的差异成为有用，同时又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加重要；三、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对分工会有限制。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的主要贡献是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分工创造效率以及产业集群理论的灯塔式结论：1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以及对此的解释；2市场范围对分工会有限制；3首次描述出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由于他们这些结论，比较深邃，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因此没有人对此提出有力的批驳意见，也做不出能够证伪的经验材料，所以这些结论被当作公理存在于分
工理论以及产业集群思想中。由于亚当・斯密主要关注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但对整个社会的分工以及其相互关系演进的特点却很少论及，所以亚当・斯密在分工理论上的瑕疵是没有参透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区别以及相互联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近代经济学时期才被打破。
3.3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西方关于集群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imth），他在《国富论》一书中首先提到了集群一词。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现象。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和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第二类则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管理的效率，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内部规模经济。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致。这种外部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度专业化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二是大量廉价而又容易获得的产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三是聚集的相关产业产品先进技术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
3.4产业区位集聚理论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创立者，他从企业微观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他认为，企业集群的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因素：一是技术设备专业化与相互依存促使地方集中化；二是劳动力组织的充分发展与其专业化促进企业的集群化；三是集群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四是企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共用，降低企业的经常性开支成本。他在《工业区位论》中把影响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分为区位因素和位置因素。他认为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区域因素主要是运输成本
（运费）和劳动成本（工资），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位置因素包括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并且在探讨影响集群的一般因素中利用了等差费用曲线来解释产业集群的程度。
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指出：集群的基础是某种产业各竞争区位单位间的吸引。他认为，外部经济和专业化是产生聚集的重要原因。他还指出，任何一种产业而言，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 (即企业联合体 )的规模决定的经济 ,该产业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对于城市化的经济，他认为，群体以外的其他类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聚集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也即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
巴顿将产业集群和创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经理和企业家的成长。同类企业的地理集中将促使熟练劳动力汇集和发展适应于当地工业的劳动力的就业制度。地理集中加剧企业间竞争，而竞争又加剧创新的发生；地理集中有益于商品生产者、供给者与顾客之间的信息传播，而创新是基于正确了解和掌握顾客的需求；并且往往因为企业集聚而使这种需求被众多的企业发现和做出快速反应，使该区域所有企业迅速变革和创新满足顾客新需求。
3.5增长极理论
佩鲁在其增长极理论中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地理空间的“经济空间” 。他认为经济空间是一种“受力场”，是以抽象的数字空间为基础 ，经济单位不是存在于地理上的某一区位，而是存在于产业间的数学关系中，表现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只要在某种客体之间存在抽象的联系结构，就存在经济空间。佩鲁把经济空间划分为计划空间、极化空间、均匀空间三种类型。计划空间是指由原料、劳动、资本、动力的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建立的经营计划为基础的空间；极化空间是“由中心和向心、离心力的通道”组成的集合体，也就是由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中心与其作用范围组成的空间；均匀空间是指在等值的经济变量的作用与影响下的经济空间，如在同一价格管辖的工厂、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可以认为处在同一均匀空间之中。其中，增长极是在佩鲁的第二类经济空间 ― ― ― 极化空间中出现的。
其次，为了分析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非均衡增长，佩鲁引入了“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 unit)及“增长极”(growth pole)概念。所谓推动性单位就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他经济单位增长。推动性单位可能是一个工厂，或是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是有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推动性单位”与“被推动性单位” 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联合体，通过后向、前向连锁效应带动区域的发展。佩鲁通过对推动性单位特征及推动性单位对其他经济单位增长诱导机制的研究，指出“如果一个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空间被定义为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动单位就被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在特定环境中的推动性单位”，“它是和周围相联系的推动性单位”，它对其他单位 (或地区 )具有推进作用。
再次，佩鲁认为，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推动性单位对被推动性单位的支配效应。佩鲁认为，现实经济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相互间的不均等影响而产生一种不对称关系,一些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佩鲁把这种一个单位对另一个单位施加的不可逆转或部分可逆转的影响称为“支配效应”。增长极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能够通过与周围地区的要素流动关系和商品供求关系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支配作用。也就是说，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是随着增长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最后，佩鲁认为，推动性单位的支配是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推动性单位支配效应能够引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里昂惕夫乘数效应。它是通过推动性单位与其他单位间的垂直的、水平的联系产生。这种联系可分为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联系等。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推动性单位的发展能够通过投入 ― 产出关联而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乘数效应 ,这是由推动性单位的投入而引发的系统产出成倍的增长，是外部经济的乘数效应;二是极化效应。当推动性单位生产的增加导致区域外的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发生。极化效应所导致的区域外的其他活动可能是推动性单位的投入品供给活动，也可能是推动性单位的产品需求活动。因此 ,当政府将某种推动性单位植入某一地区后，将产生围绕推动性单位的集聚，再通过乘数效应以及极化效应 ,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增长极理论还包括缪尔达尔(Myrdal)和卡尔多(Kaldor)的循环因果积累原
理、赫希曼 (Hirschman)的联系理论等。这些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和“报酬递增”，将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将使经济在地理空间上不均匀增长。
3.6 科斯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在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单位数，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在科斯的研究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 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 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所产生的成本。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3.7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 世纪90 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
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他的中心-边缘模型证明工业活动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制造业应该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而反过来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而且空间集聚一旦形成，通过路径依赖性，就很有可能自我延续下去。他还指出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之一，产业集聚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因而克鲁格曼并没有提出政府选择扶持重点产业的观点。
3.8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关于产业集群的概念定义，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 ）的概念，后又在《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进一步对其完善。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产业集群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且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产业集群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
1990年，波特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10个发达国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竞争优势是通过高度本地化过程而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各国只能在本国有特色的产业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文中提出了产业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钻石体系”由四个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构成，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他认为，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因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环境和创新 地理集中性使得各个关键要素的功能充分发挥，在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产业集群的出现。
，波特又在《 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以企业集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竞争经济理论。他认为，企
业集群对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原因如下：一是企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使每个企业在不牺牲大规模企业所缺少的韧性的条件下从集群中获益；二是企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集群成为创新的中心；三是集群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促进企业的衍生与发展。
波特主要的贡献在于从企业竞争力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产业集聚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对产业集聚为何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说明。
3.9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
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在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认为，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熊彼特主要是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反之，创新又推动产业集聚。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
四、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最新进展
当前，国外关于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与企业集群的关系、基于企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
Lynn Mytelka和 Fulvia Farinelli 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 , 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和建立创新系统 , 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J・Vernon Henders on和Anthony J・Venables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
Suma S. Athreyr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其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
Catherine Beaudry 和 Peter Swarn 对产业集群的强度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绩效的途径进行了研究 , 他们用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强度的指标 ,
对英国几十个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 得出在不同产业存在着产业集群正效应和负效应的结论。
Machiel Van Dijk和Order Nomalor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Mark Lorenzon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信息成本的特点，解释了不同的信息在不同产业集群的存在原因和地理接近与信息成本的关系。
OECD对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待深化的问题: 如何使产业集群更有竞争力，重要知识问题的确定，产业升级优化战略的设计，如何从传统竞争走向战略协作和差异化竞争。
斯科特用成本理论，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他认为，最具有发展动力的产业集群通常需要以社会文化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安排来克服市场失效。
五、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概况
我国对产业集群以及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始于 20世纪90 年代,而大量开始研究则是在 年以后。他们不仅将西方的产业区、新产业区、产业集群理论引进到国内，还从案例研究中挖掘具有中国区域特色的理论内涵，对于国内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培育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京大学王缉慈是中国较早关注产业集群现象的学者，在其《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中，比较系统的研究了产业集群的及其竞争优势问题，认为集群是一个适合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原因是地理上临近和社会根植两组效应作用的结果，并从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探讨了新产业区地发展机制，她认为中国沿海城市的一些开发区将可能出现以柔性专业化特征的新产业区。
仇保兴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纯市场和层次之间的新型企业组织方式，它比市场稳定比层次组织灵活。
魏守华把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归纳为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市场竞争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区域创新能力上），并把它归结为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和技术创新等综合效应。
魏江、叶波认为，企业集群要实现创新集成，关键在于两点：一是集群成员
间通过协调性的集群学习过程形成知识共享效应；二是要有一种良性竞争机制激励集群成员次第创新，形成“挤压效应”。
徐康宁认为,中国的产业集群和市场供给范围的扩大有关系,一般直接表现为具有很强的出口能力,可以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提高产业效率,这对中国产业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很有借鉴意义。
宁钟则认为企业集群存在进入、 退出劳产业集群理论文献综述-.6.5动力市场、 技术溢出以及需求的动态变化过程。
叶建亮认为知识溢出是导致集群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影响集群组织内企业的生产函数,知识溢出还导致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制止恶性竞争的有效手段。
陆国庆、高飞提出了产业地理集中对于抗产业衰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应用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上，指出产业区位重构、为优势产业区位创造外部经济，通过资源重组加速产业聚集，创新并维持集聚效应可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
陈剑峰和唐振鹏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定义和分类，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经济增长等方面总结了国外产业集群的关联研究，阐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的集群政策以及集群研究的逻辑关系，并综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
梁琦通过对“新工业区”理论的介绍、以及对克鲁格曼集聚理论、波特集聚理论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集聚理论的研究，认为除了要素禀赋外，产业集聚受七大因素的影响：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外在性（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溢出）、地方需求、产品差别化、市场关联和贸易成本。
蔡宁等人对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体系及其集体学习机制进行了探讨。
盖文启较为系统的研究了区域创新网络，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一般理论。他运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理论建立了区域创新网络理论体系，并利用这些理论体系来解释产业集群和新产业区创新网络形成和发展。
朱英明分析了产业集聚经济效应及其影响产业集是集聚的因素，认为规模收益递增是集聚经济的支配来源，规模收益递增不但导致某一经济活动的集聚，而
且导致与之垂直联系的其他活动的集聚。
符正平认为，产业集群地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其中经济条件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产业集群的实际形成是网络的外部化。最先进驻区内的一家或几家企业充当网络发起人的角色，集群要获得自我持续成长的能力，企业数量必须达到某种临界规模。超过了临界规模以后，新企业进入集群的速度加快，集群将进入起飞阶段并很快达到饱和。
王道平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与持续繁荣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其中催化剂、营养源、支持性因子、相互依存的企业网络是构成良好成长环境的基本要素。郑健壮认为，影响集群空间位置的选择和确定的因素尽管有许多，但最终是经济的自利性，经济上的自利性是集群内企业捆绑在一起的最终胶合剂，在实际的案例研究中，集群的形成可能有偶然的原因，但是偶然的背后一定存在必然的因素。他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将对传统产业集群空间指向起到越来越重要的用。
张辉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长盛不衰的内在经济机理。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地理集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更高竞争力的区域内经济组织模式。产业集群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的衍生和最大限度地将区域内资源要素组织起来获取正面市场竞争力的，此外在集群内部又通过简化市场交易对象的方法，在外部则由单纯的一个产业集群来直接面对市场，从而拒绝了市场失灵或市场低效率，从反面获取了市场竞争力。
金祥荣、朱希伟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机制，认为任何两个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
金雷从耗散和突变理论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制展开了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的萌芽是某个创新性企业的偶然出现所导致的，但这种偶然性事件是在“孕育着浓郁创新空气”的环境下产生的，它是必然之下的偶然，而不是完全的随机事件。在这个创新性企业的示范作用下，会有大量模仿企业的跟进，当集群萌芽发展到一定时期后，会由于某个微小的扰动而导致集群系统的突变，从而使得产业集群真正形成。
综合来说，国内学者对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管理学
等角度重点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的方向集群与技术创新、集群与产业升级等方面进行研究。
六、国外文献评述
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进程中，分工思想对产业集群理论有着重大的贡献作用。从柏拉图到色洛芬他们的分工思想主要围绕劳动率的提高和市场规模这两个方面，在当时来说他们的思想具有前瞻性，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久远和深刻的。正是由于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产业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是不同的，这也就为后来的产业集群埋下了思想背景。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限制，他们的思想不够系统，未能找出分工提高劳动效率的本质原因。
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分析并解释了分工提高效率的原因，表述了市场规模会对分工有所限制，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产业集聚的现象，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先进的思想，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席位。但是，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他们所分析的市场是点状的、零散的不能具有代表性，同时企业所的代表形式是手工作业，缺少对社会的分工进行分析。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对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他对技术、劳动力等外部因素的研究具有先创性。他认为外部经济导致是产业集聚的因素说明了他开始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具有重大的宏观远景。但是，马歇尔忽略了经济的组织问题，没有考虑地理区位和运输成本因素，因此没有注意到不同的产业和区位，其企业集中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不同的。
如果说马歇尔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导致因素，那么韦伯就选择从微观的区位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但是其理论不足的是他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 社会 文化 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后来者中，胡佛和巴顿在继承了韦伯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的从区位角度提出专业化、外部经济和创新等方面阐述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因素。他们的理论不足是缺乏统一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分析。
增长极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关于集群的观点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工业区位
理论认为，产业集聚是从下而上形成的，而增长极理论则认为一个地区的集群和增长极需要认为的干预和培育，是可以在区域内嵌入和投资建立的。增长极理论的形成主要与比较成熟阶段的经济相联系，对于落后的地区或萧条地区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主要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对象和信息的稳定性等方面指出产业集群的形成因素。进一步的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在集群内进行交易的优势。但是缺少对产业集群外的企业的研究。
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产业集聚的发展和形成归就劳动力的发展、相关企业和服务活动对核心产业的支持、信息交流对创新的贡献者等三个因素，并把这三个因素称为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但是，该理论未能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深入探讨影响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刻剖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能力及其本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应该说重点主要放在产业内部的关联和合作上，而新竞争经济理论则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他的钻石模型是对产业集群解释最为有用的、最为典型的分析工具。但是该理论的不足是，主要集中在宏观上的国家层次，分析的背景也都是发达国家相对比较成熟的集群，是对十多个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集群经验而得出的，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成长由于制度和基础条件的差异，因此单纯的用钻石模型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成长。
创新集聚理论，强调的是相关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而创新又会推动相关产业集群，二者是彼此相关、相互联动的关系，在产业集群内部要注重加强合作和交流，为创新能力的提高，培育一个适宜的环境。
当前，国外的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也主要在企业产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集群的关系，基于企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等方面。由于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比较晚，绝大部分理论都是在研究国外的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产生得到的理论，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把引进和研究的产业集群理论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做到知行统一，为完善国内的产业集群理论做出贡献。
篇3：西方企业购并理论综述
西方企业购并理论综述
【 正 文】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系魏冬）
购并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联的。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发生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购并狂潮。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购并热潮，经济学家们从多种角度对购并活动加以解释，进而形成多种理论。由于有关购并理论过于庞杂，故本文只就目前西方较流行的企业购并理论作一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支持企业购并活动。通过购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途径有两条。
第一、规模经济。一般认为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因而该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谋求平均成本下降。这里的平均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在两个级别上取得：第一级在工厂，包括众所周知的生产专门化的技术经济、工程师规律等；第二级在工司，包括研究开发、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加上合并的“协同效益”，即所谓“2＋2＞4”效益。这种合并使合并后企业所增强的效率超过了其各个组成部分增加效率的总合。协同效益可从互补性活动的联合中产生。如一家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队伍的企业和一家拥有一批优秀管理人员的企业合并，就会产生协同效应。
这一理论在70年代前的西方和目前的我国较流行。但是事实上规模经济效应在合并中的重要性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年调查发现，只有18％的公司承认合并动机与规模经济相关。1980年考林、卡宾和霍尔调查研究后认为，“很难从他们调查的公司看出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惠廷顿调查后竞发现获利能力与企业规模大小不相关。这些事实都是对规模经济效益假说的反驳和挑战。
第二、管理。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间管理效率的高低成为企业购并的主要动力。当A公司管理效率优于B公司时，A、B两公司合并能提高B公司效率。这一假设所隐含的是购并公司确能改善目标公司的效率。在实践中这一假说显得过于乐观。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为购并公司有多余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对目标公司的管理中。此理论有两个前提：（1）购并公司有剩余管理资源，如果其能很容易释出，则购并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管理队伍为一不可分之组合，或具有规模经济，则必须靠购并加以利用；（2）目标公司的非效率管理可以外部管理人介入之下得以改善。
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购并的效率的动因。它能解释具有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相关产业购并活动，却无法解释多角化购并。
二、代理问题及管理主义者
代理问题是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提出的，认为在代理过程中，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代理成本，他们把这种成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所有人与代理人订立契约成本；对代理人监督与控制成本；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或次佳决策所须的额外成本；剥余求偿损失。
购并活动在代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有以下几种解释：
（1）购并是为降低代理成本。1983年Fama和Jensen认为，公司代理问题可由适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决策的拟定和执行是经营者的职权，而决策的评估和控制由所有者管理，这种互相分离的内部机制设计可解决代理问题。而购并则提供了解决代理问题的一个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代理人有代理问题产生时，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制权，可减少代理问题的产生。
（2）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分离后，企业不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而选择能使公司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决策。Muller关1969年提出假设，认为代理人的报酬由公司规模决定。因此代理人有动机使公司规模扩大，而接受较低的投资利润率。并借购并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职业保障程度。马克斯、威廉森等认为经理的主要目标是公司的发展，并认为已接受这种增长最大化思想且发展迅速的公司最易卷入到购并活动中。Fuss1980年发现购并公司经理在合并后的两年里平均收入增加33％，而在没有购并活动发生的公司里，经理的平均收入只增加20％。1975年马克斯和惠廷顿发现公司规模是影响经理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些证据证实了这一理论。
1977年辛格和米克斯对购并后的企业利润情况的研究表明，合并后的企业利润一般都下降。这一证据表明企业合并注重的是企业长期发展，而不太注重利润情况，甚至牺牲短期利润。但Lewellen和Huntsman在1970年的实证结果显示，代理人的报酬与公司的报酬率有关而与公司规模无关。这一结论是对经理论的挑战。
（3）自由现金流量说。这一理论源于代理问题。Michael Jensen（1986年）认为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有利于减少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现金在支付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量。如果公司要使其价值最大，自由现金流量应完全交付给股东，但此举会削弱经理人的权力，同时再度进行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将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而受到监控，由此降低代理成本。
除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外，Jousen还认为适度的债权由于必须在未来支付现金，比经理人答应现金股利发放来得有效，而更易降低代理成本。他还强调对那些已面临低度成长而规模逐渐缩小，但仍有大量现金流量产生的公司，控制其财务上的资本结构是重要的。此时购并的含义是公司借购并活动，适当提高负债比例，可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三、内部化理论
内部代理论又称交易成本理论，它是在70年代后期兴起的。这一理论不再以传统的消费者和厂家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是把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细胞”，并在有界理性、机会主义动机、不确定性和市场不完全等几个假设的基础上展开，认为市场运作的复杂性会导致交易的完成需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谈判、签约、监督等成本）。为节约这些交易成本，可用新的交易形式――企业来代替市场交易。这一理论在解释购并活动的同时，认为购并的目的在于节约交易成本。通过购并节约交易成本，有以下方面：（1）企业通过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获得产品――知识。在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的市场难以实现，即便得以实现，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谈判和监督成本。这时，可通过购并使专门的知识在同一企业内运用，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2）企业的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其运用也会遇到外部性问题。因为某一商标使用者降低其产品质量，可以获及成本下降的大部分好处，而商誉损失则由所有商标使用者共同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增加监督，保证合同规定的产品最低质量，但会使监督成本大大地增加；二是通过购并将商标使用者变为企业内部成员。作为内部成员，降低质量只会承受损失而得不到利益，消除了机会主义动机。（3）有些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专门中间产品投入。而这些中间产品市场常存在供给的不确定性、质量难以控制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这时，企业常通过合约固定交易条件，但这种合约会约束企业自身的适应能力。当这一矛盾难以解决时，通过购并将合作者变为内部机构，就可以消除上述问题。（4）一些生产企业，为开拓市场，需要大量的`促销投资，这种投资由于专用于某一企业的某一产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同时销售企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一定程度上形成进入壁垒，限制竞争者加入，形成市场中的少数问题。当市场中存在少数问题时，一旦投入较强专门性资本，就要承担对方违约造成的巨大损失。为减少这种风险，要付出高额的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在这种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购并成为最佳选择。（5）企业通过购并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使组织内部的职能相分离，形成一个以管理为基础的内部市场体系。一般认为，企业内的行政指令来协调内部组织活动所需的管理成本较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要低。
内部化理论在对购并活动的解释上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由于其分析方法和所用概念的高度抽象，使其难以得到系统检验；又由于分析过程及所得结论过于一般化，使其很难在管理领域得到过用。
四、价值低估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当一家公司对另一公司的估价比后者对自己的估价更高时，前者有可能投标买下后者。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1）经营管理能力并未发挥应有的潜力。（2）购并公司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目标公司价值的内部信息。（3）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造成资产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差异，使公司价值有被低估的可能。
Tobin以比率Q来反映企业购并发生的可能性。其中Q为企业股票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形成购并的可能性较大。当Q＜1时，形成购并的可能性较大。美国80年代的情形说明这一点。在80年代美国购并高涨期间，美国企业的Q比率一般在0．5－－0．6，但当一家公司投一家目标公司时，目标公司的股票行市形成溢价，一般溢价幅度在50％左右。如果一家企业比值为0．6％，股票溢价50％，那么购并总成本为资产重成本的0．9倍，比新建一家企业便宜10％，而且这种购并形成的投资，在投资完成后，可立即投入运行。还有人认为，当技术、销售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变动非迅速时，过去的信息和经验对未来收益的估计没有什么用处。结果是价值低估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且导致购并活动增加。因此，价值低估理论预言，在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及市场销售条件与股价不稳定的情况下，购并活动一定很频繁。
五、市场势力论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是因为可以借购并活动达到减少竞争对手来增强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控制的目的，提高市场占有率，并增加长期的获利机会。下列三种情况可能导致以增强市场势力为目标的购并活动。（1）在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和削价竞争的情况下，几家企业结合并起来，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2）在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商势力的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企业间通过联合组成大规模联合企业，对抗外来竞争。（3）由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使企业间包括合谋等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并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1980年惠廷顿研究发现大公司在利润方面比小公司的变动要小。这说明大公司由于市场势力较强，不容易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规模、稳定性和市场势力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信奉自由竞争市场的哲学立场。因而企业购并会受到垄断法的强硬约束。在购并产生过度集中现象时，常借由法庭控诉和管制手段来干预购并活动。
六、财富重分配理论
在购并理论中，另一探讨的主题是认为购并活动只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当购并消息宣布后，由于各投资人（股东）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或对信息的看法不一致，会导致股东对票价值有不同的判断，引起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的股价波动。这种价格波动，不是源于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间的财富转移使目标公司的市盈率性变动，投资人往往以购并公司的市盈率重估目标公司的价值，引起目标公司的股价上涨。同理，购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因此上涨；反之则反是。
购并活动的财富转移曾引起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财富的转移可能是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股东间的财富转移；有人认为可能是债权人财富转移给股东；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劳工或消费者财富的转移。Mc Daniel（1986年）对上述争论作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购并所创造的资本利得是不是源于债权持有人，即使以负债方式购并而增加负债比例、债权持有人也没有受到什么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以LBO方式购并而使负债大量增加，则对债权持有人的负面影响就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无定论。
篇4：西方企业购并理论综述
西方企业购并理论综述
【 正 文】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系魏冬）
购并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联的。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发生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购并狂潮。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购并热潮，经济学家们从多种角度对购并活动加以解释，进而形成多种理论。由于有关购并理论过于庞杂，故本文只就目前西方较流行的企业购并理论作一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支持企业购并活动。通过购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途径有两条。
第一、规模经济。一般认为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因而该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谋求平均成本下降。这里的平均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在两个级别上取得：第一级在工厂，包括众所周知的生产专门化的技术经济、工程师规律等；第二级在工司，包括研究开发、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加上合并的“协同效益”，即所谓“2＋2＞4”效益。这种合并使合并后企业所增强的效率超过了其各个组成部分增加效率的总合。协同效益可从互补性活动的联合中产生。如一家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队伍的企业和一家拥有一批优秀管理人员的企业合并，就会产生协同效应。
这一理论在70年代前的西方和目前的我国较流行。但是事实上规模经济效应在合并中的重要性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年调查发现，只有18％的`公司承认合并动机与规模经济相关。1980年考林、卡宾和霍尔调查研究后认为，“很难从他们调查的公司看出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惠廷顿调查后竞发现获利能力与企业规模大小不相关。这些事实都是对规模经济效益假说的反驳和挑战。
第二、管理。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间管理效率的高低成为企业购并的主要动力。当A公司管理效率优于B公司时，A、B两公司合并能提高B公司效率。这一假设所隐含的是购并公司确能改善目标公司的效率。在实践中这一假说显得过于乐观。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为购并公司有多余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对目标公司的管理中。此理论有两个前提：（1）购并公司有剩余管理资源，如果其能很容易释出，则购并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管理队伍为一不可分之组合，或具有规模经济，则必须靠购并加以利用；（2）目标公司的非效率管理可以外部管理人介入之下得以改善。
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购并的效率的动因。它能解释具有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相关产业购并活动，却无法解释多角化购并。
二、代理问题及管理主义者
代理问题是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提出的，认为在代理过程中，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代理成本，他们把这种成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所有人与代理人订立契约成本；对代理人监督与控制成本；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或次佳决策所须的额外成本；剥余求偿损失。
购并活动在代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有以下几种解释：
（1）购并是为降低代理成本。1983年Fama和Jensen认为，公司代理问题可由适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决策的拟定和执行是经营者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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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西方幽默理论研究综述
西方幽默理论研究综述
本文简要回顾了幽默研究的三大源远流长的理论流派,即社会行为角度的优越/蔑视论、心理分析角度的释放论和心理认知角度的乖讹论.它们构成了国外幽默研究的基本理论态势,当代有很多关于幽默的研究方法,其出发点都跟这三大理论有密切联系.近年来,很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在幽默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突出成绩,如“语义脚本理论”和“言语幽默的`一般理论”等,在当代幽默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年兴起的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和认知语言学在幽默研究领域也有别具一格的阐释,丰富了对幽默的研究.
作 者：蔡辉 尹星 Cai Hui Yin Xing 作者单位：蔡辉,Cai Hui(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071022)尹星,Yin Xing(国际关系学院,南京,210039)
刊 名：外语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年，卷(期)： “”(1) 分类号：H030 关键词：幽默 优越/蔑视论 释放论 乖讹论 计算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篇6：企业融资理论文献综述
企业融资理论文献综述
企业融资理论文献综述
资金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充足的资金有利于企业降低营运风险，更好的拓展业务，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资金来源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个渠道，外源融资又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依靠内源筹资已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外源筹资已逐渐成为企业筹资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法制、税收、监管等方面有显著的改善,为企业筹资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渠道，但是总体而言，我国企业筹资仍存在许多问题。目前，许多学者对企业筹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总结，并对影响企业筹资的各种环境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探索出当前形势下企业进行筹资的创新方式，并指出了中国企业有效融资的途径。
关于企业筹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赵艳荣指出企业筹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主要依赖银行贷款；重视股权筹资，轻视债权筹资；盲目追求筹资数额，忽视资金保值增值。杨琦（2010）认为中小企业由于信用意识不强，内部管理水平落后导致间接融资渠道不畅，筹资难成为发展的极大障碍。曲立峰（2010）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迅速成长阶段，企业筹资难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并且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实际上，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民间储蓄、企业资本和国家财政的规模不断的扩大，这就意味着筹资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金供应不足，而是资金管理缺乏科学指导，企业选择筹资渠道不正确。
许多学者对影响企业筹资的各种环境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杨帆（2010）认为自以来，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外汇储备过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境内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同时，在全球范围，随着主要经济体逐渐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涨，这必将向消费领域传递，通胀预期有可能在上半年就成为现实。作为企业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贷款的成本将会随着贷款利率的上涨而增加。邹剑峰（2010）认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虽然利率在不断提高，但是往往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利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了的，有时甚至会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如果采用借款的方式筹措资金，是十分有效的。杨琦（2010）认为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会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使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岳绪朝（）认为外部环境筹资风险的控制措施主要从利率、汇率的变动趋势，国家法律、法规，宏观调控政策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程度入手进行研究。当利率处于高水平时或处于由高向低过渡时期，应尽量少筹资；当利率处于低水平时，筹资较为有利，但应避免过度筹资。另外，因经济全球化，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汇率变动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相关企业应根据汇率的变动情况及时调整筹资方案。
许多学者针对如何进行有效筹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帆（2010）指出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应合理利用财务杠杆来应对多变的经济环境。为此，应增强企业财务杠杆水平的弹性；根据行业特点，在相关行业积极利用财务杠杆；财务杠杆水平应与企业预期的经营收益和现金流量相匹配。杨琦（2010）从三点指出如何拓宽融资渠道，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同时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刘慧（2010）指出要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形成多种债务形式推动上市公司并购业务发展。适当简化发行公司债券的审批手续,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同时应该发展和完善二级市场。关于如何进行筹资创新，袁振宇、何萍（）建议扩大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范围，使建立良好内部治理结构的大型企业可以直接投资于境外股票市场，尤其是符合《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的领域，支持企业通过间接投资的方式控制、影响上游资源，同时拓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金融与经济特约评论员（2009）指出政府投融资平台要通过不断创新融资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努力拓宽平台的融资渠道。在继续取得银行贷款支持的基础上，一是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企业债、企业中期票据等形式，拓展直接融资渠道；二是要通过项目建设与经营权的出让及回购、公私合作经营、资产支持证券、居民投资理财、信托产品和私募基金等形式，拓展民间融资渠道；三是要通过把矿产、森林、土地、收费权等资源作为抵（质）押物，拓展间接融资渠道。张岩，张新艳（2010）根据国外经验和理论支持提出:创业板采取“宽进严管制”的办法会使得二板市场更加具有效率，同时维护股民的利益。“宽进”是指具有足够的潜力的话就可以进入创业板，以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严管制”是指在经营操作中对上市公司进行严格的管理和退出机制，严格规定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情况，严格审计和政府监督制度，使广大股民能够第一时间获得上市公司的情况，做出判断，防止被虚假信息、上市公司的舞弊或者管理层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串通作弊。
以上学者针对企业筹资环境相关问题的论述具有现实意义，使笔者受益匪浅。但是，上述学者侧重从外部环境分析企业筹资存在的问题，如从通货膨胀，央行的货币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宏观调控政策等角度进行研究。但笔者更重视企业内部因素的论述，目前中国企业筹资渠道众多，但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仍很严峻，这与资本市场上没有形成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管理咨询、人员培训的中介机构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忽略企业自身的因素。众所周知，中小企业经营者(少数中小高科技企业除外)普遍素质较差，人才缺乏，且技术装备水平偏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加之财务制度不健全，透明度比较低，使得中小企业在生产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导致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加剧。而且，我国中小企业信用观念普遍不强——不按时归还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偷漏税行为，使得中小企业的信用度大大降低，不利于其筹集资金。所以，企业筹资时在充分利用国家，金融机构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应注重企业内部管理，提高整体实力；维护自身形象，加强企业信用观念；加强财务制度的建设，增加财务信息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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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现代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理论综述
现代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理论综述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从定义上看，公债管理政策(public debt management policy)即是指公债管理当局通过各种债务管理操作以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总称。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是在公债管理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坂人长太郎，1987）。
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经历了由广义向狭义的转变过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管理政策问题就有所涉及，但由于当时还处于公债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债理论的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是否应当借债、政府如何偿债等问题上，延伸开来公债管理政策即是与压缩债务规模紧密联系的。但是，以詹姆斯・托宾、本杰明・弗里德曼等为首的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公债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及赤字弥补方式（或盈余的使用），在现代预算管理体制下它是由一国或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审批通过的，政府无权决定。但对于公债结构，政府则完全可以自行掌握，因为政府提交审批的预算报告中通常并不包括公债的结构。换言之，政府的债务管理部门可在既定规模下自行制定公债结构的调整方案，并适时采取相应的发行、偿还和调换方式将其付诸实施(J.Tobin,1963)。
进一步来看，尽管形式上公债规模是由一国或地区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但公债规模也并不或不完全随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左右，这一点从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就可以看出。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古典主义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一边高举反对借债的大旗，一边却在大肆发行巨额公债，当时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debt ratio)曾长期高达100%甚至200%以上。二战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又风靡一时，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适时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建议，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赤字和发债规模并没有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而是呈现出连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到80年代以后，美国里根政府转而奉行供给学派的削减赤字、压缩债务规模的财政主张，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仅没降，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公债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所处状态（战争、灾荒等）、政府机构规模以及经济运行状况等许多客观因素，从操作层面上看它并不完全能够被“管理”，因此公债管理政策的核心在于结构调整政策。
二、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托宾q等）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 and 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自产生以来就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包括公债管理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当中。
具体到公债管理政策问题，托宾认为，公债管理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它由技术、资源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决定，尽管在长期内有关经济政策可间接对其施加影响，但并不直接受管理当局的控制，一般认为它是恒定的；二是资本的意愿收益率(the required rates of return)，它直接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如管理当局通过调节公债的结构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资产组合，这样可以改变资本意愿收益率。一般来说，在技术、劳动等外部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即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收益率比现有资本的收益率高，相应地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将低于其重置成本（即托宾q比率下降），那么投资者将减少资本持有，这样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紧缩；反之则相反。
这样看来，由于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不变，那么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公债管理是否会影响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了。托宾是从组合资产的替代性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政府增加短期公债的供给时，通常银行会将短期公债作为货币的优良替代（并非完全替代）手段而公众并不这样，这时银行会因短期公债可充作“二级储备”而减少对超额储备的持有，因此贷款和派生存款增加，相应地公众将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存款和公债的持有，两方面作用均会导致资本意愿收益率的降低而产生扩张效应。至于长期公债，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公债与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要大于与资本的替代性，这种情况与前述短期公债增加的效果基本相同，长期公债增加扩大了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意愿收益率，其效应是扩张性的；二是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大于与非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这时长期公债供给的增加即意味着资本供给的增加，资本价格（股价）下降导致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上升，其效应是紧缩性的。托宾通过论证认为前一种情况更符合现实，因而发行长期公债的效应也是扩张的。
既然两种公债的效应都是扩张的，那么公债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就取决于二者与资本替代性的比较。托宾认为，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要大于短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因而用短期公债替代长期公债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同理用短期公债替代活期公债（demand debt，即货币）所产生的效应则是紧缩性的。
三、公债管理政策有效
性的争论
沿用托宾开创的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探索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R.H.Scott,1965)在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债平均期限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的波动。但是，莫迪利亚尼和萨奇(F.Modigliani and H.Sutch,1967)在根据他们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公债期限的调整对美国当时金融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公债效应的组合平衡模型(mrffolio balance model)，论证了如果调换后的公债与实物资本的替代性比调换前更差，那么这样的公债管理操作则可以促进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t)。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将托宾的理论进一步实证化、模型化，结论也与后者不谋而合。
罗里(V.V.Roley,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将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多种证券均衡决定的方法应用于公债管理的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导出：公债管理对实物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组合中的方差与协方差越大，投资的风险越大，此时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宾的q值，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政府可通过计算特定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确定不同的'公债结构调整方案，根据需要选择扩张性的债务管理政策、紧缩性的债务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债务管理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债管理政策时加入了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以此来精确计算公债管理对金融变量（如利率）和实物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的影响。Agell和Persson(1992)建立了资产组合的条件方差―协方差模型，并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估算。由于组合调整的间隔取决于投资者的时间观，他们首先根据整个考查期内的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进行了测算。其次，在实践中的某一个时点上进行组合调整的依据并不是整个考查期间资产的收益状况，而是在此之前的历史数据，因此Agell和Persson又采用了移动样本历史数据测算法。历史数据并不是投资者进行组合的惟一依据，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未来资产的市场价格反映了现在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投资者的信息集不仅包括政府在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公债管理政策等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等‘合理信息’，还包括与市场基础价值无关的谣言等‘噪声’”。为更贴近现实，他们采用了华尔街市场中的期权报价作为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真实反映。经过测算，二者发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公债期限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不仅小而且还不稳定，这一结论随着测算方法逐渐现实化和复杂化表现尤甚。Wallace和Warner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与之类似的结论。
几乎与此同时，弗里德曼(1992)针锋相对地批判了Agell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完全按照Agell等人的结论――增加1%的长期债券提高市场利率0.0476%，“以美国现存公债余额的调整幅度，公债期限结构对利率的影响也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然后，弗里德曼将Roley(1982)的理论与美国的MPS计量经济模型相结合，得出了美国债务管理政策无论对金融市场的长短期利率还是对产出、资本形成等实物经济要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几乎与公债管理政策的资产组合方法发展同时，以卢卡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问题引入到公债管理，为公债管理政策开辟了新的方法。卢卡斯和斯托基(1983)认为，在政府的行为符合时间不一致性的条件下，如果政府预先并不做任何承诺，那么在一定时期内公债期限结构的调整将可能实现包括既定承诺的最优政策。但是，如果政府事先已作公开承诺或者政策本身即是一外生变量，也就是说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信息可完全共享），那么政策有效性的结果则不成立。Calvo和Guidott(199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此后，Persson等人(1987)和Bohn(1988)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理论应用于名义债券和指数化债券的分析；Bohn(1990)将时间一致性问题用于分析公债的币种结构；Broeck()则将该理论运用于公债的所有者结构的分析。他们均得出了与卢卡斯等人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在进行公债管理时都会遇到时间一致性的问题，即在缺少充分承诺的情况下上述诸种公债结构调整政策均会趋于无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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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英语教学设计研究新进展文献综述
英语教学设计研究新进展文献综述
石平秀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34）
摘要：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领域中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飞速发展，教学设计技术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国内外对教学设计研究多方面、多层次，本文尝试从近十年来国内外教育学者以及教学一线人员的研究结果出发，按三大主线索分析英语学科教学设计研究的分野，并指出英语教学设计研究将以二语习得理论为核心走向教学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的趋势。
关键词：英语教学设计；认知心理；建构主义；信息技术；整合
作者简介：石平秀，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科教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一、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R.M. 加涅将教学设计界定为系统化（systematic）规划教学系统的过程，是对资源和程序做出有利于学习的安排，任何组织机构，如果其目的旨在开发人的才能均可以被包括在教学设计系统中。因此可以看出，教学设计不是单纯指教学活动的安排，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包括分析、设计、设计评价全过程。教学设计技术本身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首先，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过程，有系统方法理论；其次，分析教学内容及设计教学活动过程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包括一定的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最后，随着科学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而产生的丰富的教学手段技术也是教学设计理论的补充。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教学技术理论甚至反过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学与教的过程，如现在国内外风靡的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慕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信息技术使教学从电化走向信息化。
现代教学设计理论可以由下图1所示，认知主义、行为主义、建构主义共为三大学习理论。行为主义起于20世纪代左右，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发起，行为主义强调行为的环境决定性。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它是反对行为主义的，把思维归结为问题解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教育领域中兴起的建构主义则基于情境、基于社会文化背景。与建构主义有关的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外语界最热的话题之一，几乎涉及外语教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最多，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知网中“多媒体”为关键词的英语教学设计论文与论文总数的比例达2/15，约14%）。
英语学科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源于三大学习理论的，图2为英语学科教学设计的理论构成学，其中语言学习理论在西方研究比较多的是二语习得理论，M.S.Troike在《二语习得导论》分别从语言学、认知心理、社会环境三大角度来解释二语习得过程。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英语教学设计研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最初相对简单的语法-翻译教学，发展到一个整合心理、认知、社会、文化和管理的多维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左右逐渐成熟的二语习得理论使得英语作为二语（second language）和外语（foreign language）的教学设计有了更具体的理论依据。其应用和理论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场国际化的行动，遍及各种级别学校的课堂学习以及专业教育。本文尝试从英语教学设计的三大主线来粗略总结最近十年来的研究进展。
1.体现差异化，因材施教---认知心理学为主线。
国内：主要是在班级设计、教学活动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尝试，如小班教学、作业分层、基于多元智力理论的英语项目化教学等。其中基于多元智能的英语项目化教学研究从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思想出发，探讨了这一认知心理学理论在项目教学法中的现实化。研究认为不能单凭某种标准测试的分数或几门书而考试的成绩衡量学生，而应重点培养并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初步创造的能力。在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形势下，多元智能理论和项目教学法相结合的模式会为外语教学改革提供一个良好思路，从而推动我国英语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国外：由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于1966年提出的认知心理学，是认知发展领域中最有影响的学派。皮亚杰在1970年发表了《发生认识论原理》，在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维果斯基强调学习者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维果斯基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符号中介、最近发展说、内化学说都在二语习得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主要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二语教学设计作为主要方向，如David Numan在《TheLearner-Centred Curriculum》一书中阐述了如何以学习者为中心，分析学习者的需要、兴趣等一系列方法技术。国外许多一线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尝试用多种辅助方法从母语对外语的正迁移作用来编排教学程序和内容，促进学生高效地习得英语这门外语，如TOMAK・N・Ercan在土耳其两所小学英语教学中将英语和土耳其语有意义地混合在一起，类似我国香港等地，一句话中中英文夹杂，结果表明土耳其的小学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特别在人称代词和be动词的学习上。
2.关注情境，基于问题解决---建构主义为主线。
国内：中国知网以“英语教学设计”为标题的学位和期刊论文，关键词含“任务学习”、“情境”、“互动”、“交际法教学”等与建构主义相关的词语的论文数量占4/15（约26%）。
“基于任务”的教学设计研究是这类研究的主力，因为其更具实践性，许多一线英语教师倾向于以任务为导向的教学。英语教学期刊中任务型教学设计研究论文数量占13%（不完全统计）。“基于问题学习”是建构主义所提倡的一种教学方式。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探索、发展的平台。“交际法教学”更是今年来流行于中国英语教学界的话题，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伊娜曾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做过一个调查，了解交际法在中学的使用情况以及教师对交际法的了解程度，结果发现82%的老师认为交际法是目前最先进的教学法，超过半数的老师自认为是在使用交际法。国外：“系统功能语言学”自诞生之日起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80年代中期趋于成熟，其标志是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的出版。在基本理论趋于稳定和完整的前提下，近二十年发展迅猛，在世界语言学发展潮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英语教学设计方面则表现为主流的教学设计方法---交际法教学，如John Munby的《交际法教学大纲设计》，交际法强调语言是通过交际获得的，同时也强调向学习者提供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机会的重要性。近年来，在国外建构主义理论的运用非常盛行，特别是将信息技术与建构主义理论结合，掀起又一潮改革大浪，全面刷新人们的师生观、教室观（教室不再拘泥于学校，处处是教室，只要有网络）。在下文的第三点将具体介绍最新动向。
3.网络技术用于教学设计---信息技术应用带来新活力。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教学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发展，突出表现在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的设计上，国内外的教学设计研究近年来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教学技术运用及研究。国际英语教学会议的主题是“计算机应用技术用于英语教学游戏设计”。在阿拉伯国家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英语教学会议则将语料库作为E学习的内容，网络应用于英语语料库的研究。近来风靡教学界的“翻转课堂”，重新转换课堂内外时间的安排。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课后完成自主学，教师则采用协作法来满足学生的需要并促成他们的个性化学习，共同研究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目标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更真实的学习。为了让学习更加灵活、主动，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身经验建构知识体系。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催生“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
而“魔灯”（MOODLE）则更进一步，它是依据社会建构主义教学思想而设计的课程管理系统软件平台，在教学活动中，师生相互协作，并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共同建构知识。翻转课堂又催生了“慕课”（MOOC），即大规模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最初是国外大学开始尝试制作由知名教授讲课的视频开放课程，以后发展迅猛，以至于现在由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成立的EDX所提供的免费开放课程，已经吸引了大约6000名大陆学生。我国也积极致力于抓住国内教学阵地，清华近期将开发30门新一代在线课程。207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签约“MOOC”平台Coursera。
三、未来研究趋势
随着我国英语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教育学理论研究重心的不断下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一线教学工作者着手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的改革研究。近年来，我国英语教学设计的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1）在宏观层面上，探索课程领域的理论发展走向；同时对学科教学设计统整评价、校本课程教学设计、教师教学能力对教学的影响等课题进行探究。（2）微观层面上，基于新课标，从目标倒推教学内容的设计改革；细分英语学科部门如普通和专门英语等。（3）对国际经验的反思与借鉴，探讨前沿课程理论与课题研究。随着科技的发展，英语教学课堂将会变得更加高效、更加丰富，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积极参与并赶超国际上关于二语习得理论的研究发展，在实践领域进行实证研究。
美国芬瑟曾写过一本著作《学校是一段旅程》，其实，教学也是一段旅程。教学设计则是布局：我们如何带领学生在获得知识（经验）的旅途中比较顺利高效地领略“大自然的魅力”，需要完善制定出行目标、路线、时机、方式等。在教学之旅，不同的教学设计可能让学生感受不同的教学“风情”，不同的教学设计理念就可能让学生领略不同的教学“风景”。在学习之旅，教师和学生都是风景的领略者，导游者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环境自身，而学习者对意义进行个人或社会合作建构以及解决问题，其内容纵向涉及问题解决的不同过程，横向涉及不同的问题解决类型，将二者融于一体，并在一个框架之中整合出现了一个个成功的典型案例，为理论与实践搭建桥梁。日本学者以“未来的英语教师---一名充满革新、基于网络多媒介环境的研究型英语教学者”（My English teacher-An envolutionar，web-based，multi-Agent environment for AcademicEnglish teaching.）为题，勾画出当今时代英语教学的新变化以及对英语教师的挑战。未来英语教学设计研究也将着手于这种新变化下的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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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西方组织理论演变的论文
关于西方组织理论演变的论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组织理论也在随之而改变，论文频道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为您提供一篇关于西方的组织理论演变过程的论文供您参考，内容如下： 论西方组织理论演变(1) 自泰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辟了组织理论以来，系统的组织理论经历了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进程。组织理论的演进与社会存在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也是辨证的否定过程。
古典组织理论的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取得一定的发展，对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这一时期，组织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派别：科学管理学派、行政管理学派、官僚体制学派。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主张实行职能管理制，不仅要单独设置职能管理机构，还要在职能管理机构内部的各项管理职能之间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分工，使所有的职能人员只承担1至2项管理职能；提出权利下放的例外原则，使上下级之间实行合理分工，上级把一般性的日常事物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只保留例外特殊管理事物的决策权和对下级工作的监督权。法约尔是行政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管理的五个基本的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并认为组织职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同时他又提出了直线—职能制的组织模式，设计了一种为解决上下级之间跨越统一的指挥链而进行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即“法约尔跳板”；他也概括了包括组织职能在内的14条一般管理原则。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认为组织治理机制有三种基础：其一是理性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对权力和法规的信念之上，并通过相应的规则来组织活动；其二是传统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古老传统和统治身份的神圣信念之上；其三是魅力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具体的、非同寻常的个人及其统治方式之上；同时韦伯用合理—合法的职权观念论证了官僚制存在的合理性，对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应该分为三层，顶端是主要负责人，主要职能是决策，中间层是一般管理人员，主要职能是执行主要负责人做出的决策，底部是业务人员，主要职能是从事具体的业务工作。韦伯论证了个人行为的合理性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形成了经典性的“官僚组织理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古利特和厄威克的组织理论是建立在泰罗和韦伯的组织理论基础之上。古利克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并认为组织的目标是协调，厄威克提出组织理论的八条原则。
他们的理论标志着“古典管理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古典组织理论构造了集权型层级制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表现形式适应了社会生产体制由作坊式小生产体制向工厂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体制的转化，促进了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组织结构理论用其科学和理性的准确性、严格性和普遍性来解释组织结构的变化原因，理论的重点放在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分析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组织理论也在随之而改变，论文频道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为您提供一篇关于西方的组织理论演变过程的论文供您参考，内容如下：
论西方组织理论演变(1) 自泰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辟了组织理论以来，系统的组织理论经历了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进程。组织理论的演进与社会存在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也是辨证的否定过程。
篇10：产业结构协调理论综述
产业结构协调理论综述
1 引言产业结构协调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既意味着产业结构本身的协调和优化，也意味着区域之间在产业发展上合理的分工。以区域的协调发展为例，区域是为管理社会、经济等活动的应用性整体，作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区域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彼此相连，相互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和谐则会对区域经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摩擦和冲突。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国民经济却并不等于各区域经济的简单累加。区域经济协调则会产生“1+1＞2”的效果，反之，若区域经济之间摩擦和冲突不断则结果往往是“1+1＜2”[1]。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直较大，改革开放以来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施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地区协调来实现。目前正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的干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产业结构区际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方利益抬头、产品的过剩与短缺并存、产业过度竞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国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研究探索产业结构协调的理论，以减少或协调产业发展的矛盾，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产业结构协调的重要性
2.1 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任何社会，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在客观上都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对一国来讲，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各个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国民经济要实现持续稳步增长，产业之间的发展必须协调，即在再生产过程中，应经常注意保持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这种内在联系和数量的比例关系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各个部门和行业之间；每个部门和行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同类产品生产的各部门和行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等，产业结构协调意味着从产业的角度看这些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是协调的。
2.2 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下，市场上的中间产品需求日益增多，产业部门之间彼此依赖程度日渐增大，结构效益的权重日益上升，以至于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支点。这种来自结构聚合的经济效益，其意义已大大超过个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对效益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应该是速度与效率的统一，只有产业结构协调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否则社会商品要么是短缺与过剩并存，要么是以周期性的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爆发出来。对第二次产业而言，由于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着供求关系和一系列数量比例关系，因此其发展必须与第一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只有产业结构合理，才能保证各产业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才能争取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2.3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
产业及产业的各部门总要落实到特定的区域上，并与区域所具备的条件结合起来。各地自然条件、区位状况、资源状况、现有生产力水平及区际经济联系各不相同，因此特定产业存在地域上的选择性。
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区域产业选择（布局）的利益机制，这种比较中的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地区协调则意味着各区域的产业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使各区域在发展本区经济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伯尔蒂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理论可知，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可以因此得到提高。
3 产业协调理论的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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