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累积过程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启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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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累积过程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启示论文

篇1:谈累积过程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启示论文

1 理论背景

瑞典学派又称为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学派。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加之1929—1933年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衰退,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和“现金余额说”难以给出恰如其分的理论解释,也不能提出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应运而生,并在战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实行的瑞典的经济政策,既保证了瑞典学派原有传统,又加强了其理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瑞典学派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而且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 主要观点总结

瑞典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其核心是将货币理论与实物经济理论联系起来。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动态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他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宏观经济动态理论中,体现了瑞典学派的主要观点。首先,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对萨伊定律提出挑战,否定了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经济自动平衡的观点,认为经济均衡是一种货币均衡而不是实物均衡。瑞典学派创立了“一分法”构建了货币与试题经济之间的桥梁。其次,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成为最早对“面纱观”提出挑战的理论。在魏克塞尔的理论中首先将利率划分为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货币利率即利息率,自然利率是资本边际效率,实质上就是投资的预期利润率。魏克塞尔认为,当二者背离时会引起一般物价水平(大部分商品普遍价格)的累积变动,从而破坏投资与储蓄的均衡乃至整个经济的均衡,形成经济向上或向下的波动状态。具体说来,这种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体现在:当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投资I↑→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价格↑→消费欲望↑→消费品价格↑→物价↑,同时还引入了预期因素。消费品价格↑→企业家预期收益增加↑→扩大生产→生产要素价格↑→螺旋上升累积上涨,除此而外,生产要素价格↑→生产成本↑→自然利率逐渐下降与货币利率相等。魏克塞尔认为货币(或货币量M)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决定价格水平(P)的,其传导的机制是:

M→i2(货币利率)→(i1- i2)(i1即自然利率)→R→P(R是投资额)这样一来,魏克塞尔第一次把货币理论和价格形成理论以及资本、生产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魏克塞尔认为物价波动的根源在于二者的背离。利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储蓄的供给和贷款的`需求,影响一般物价水平,进而影响生产的扩张和收缩。经济均衡的关键还在于货币均衡。由于自然利率为预期资本收益率,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是在客观的生产中产生的,由实物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均衡所决定,非人力所能调整。相对地,魏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由银行决定,二者的决定因素和机制不同。因此魏克塞尔倡导有中央调整货币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他的货币均衡主要思想包括:为了达到货币均衡即实现货币中性,魏克塞尔提出了变更银行货币利率以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宏观货币政策主张,根据物价的变动情况灵活地变动货币利率,自觉地不断使货币利率同自然利率保持一致。譬如当生产、物价发生向上的累积运动时,银行应主动提高货币利率以缩小其与自然利率的差距,使生产、物价上升的速度减慢,逐步接近于均衡状态。

瑞典学派,尤其是魏克塞尔的观点对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凯恩斯在魏克塞尔的理论基础上更深入地阐明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建立了货币经济理论。而且,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为瑞典学派伺候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方法。由此可见,它不仅为瑞典学派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凯恩斯理论的先驱,同时也为资本主义货币理论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3 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3.1 强调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虽然理论上瑞典学派在利率调整方面论证了“累积过程理论”的可行性,值得政府决策者关注的是,利率调整作为一种货币政策的手段具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它在烫平经济波动方面毕竟存在一些局限。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是利率。然而他又指出,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当利率很低时,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弹性为无穷大,投入再多的货币供给都只能落入强大的货币需求的“陷阱”之中,货币利率会出现绝对的刚性,因此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使货币利率的下降总是有限度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相对有限的。凯恩斯坚决反对提高利率而极力主张降低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会阻碍一切有用、合理的投资,并由于利率的替代效应使得人们的消费进一步地受到抑制。

综上所述,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就必须运用扩展性的财政政策和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与之配合。要使经济达到均衡状态,仅仅采用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时,要削减和平抑经济波动只能是一揽子政策手段,其中包括财政(税收)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以及国有资产调整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等等。在没有与其他政策配套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失效和低效是在所难免的。

3.2 不同投资类别对利率的弹性有差别

魏克塞尔倡导的调整利率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是,利率的变动对投资主体会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林达尔认为,按投资类型来区别各种利息率对物价的影响。借款人的借款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利率的高低对其借款多少的弹性大小是各不相同的。因而针对不同投资类型的各种利率对物价水平变动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譬如新上马投资项目的利率弹性相对与旧投资项目较大,因而利率变动对物价的影响也会较大。因此,为了实现物价的稳定,实施差别对待的利率制度更符合经济政策的本意。具体说来,在萧条时期对新上马的投资项目采取较低的利率有利于刺激投资,除此之外,对长期投资实行较低的利率以阻止经济下行。以上对利率的适当差别对待可以成为目前我国防止经济衰退的有利建议。但是针对我国复杂的经济局势,利率差别具体设定为多少还需要经过中央银行审慎的商榷。在差别利率上保持一个怎样的差别才能达到政策效用的最大化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的又一问题。

另外,从累积过程理论具体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它主要是从货币利率偏离自然利率的角度来描述累积的过程,而没有从储蓄偏离投资的情况来描述累积过程。而且,累积过程理论假定的前提是充分就业。而现实经济环境中难免会与充分就业的假设存在一定的差距。因而在实际预测政策的效应时,可能或多或少会产生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和背离。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决策者考虑采用相关货币政策的同时也要兼顾该政策可能会造成的其他效应,导致对预期效果的抵消和中和。

参考文献

[1]赵雁.关于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思考[J].税务与经济,,(6).

[2]夏丹阳.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姜宁.“瑞典学派”货币理论及对中国金融的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6)

篇2:谈加拿大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启示的论文

谈加拿大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启示的论文

【内容摘要】CBE模式作为当今世界上较为典型的职教模式之一,以培养实用性和适用性人才为原则,以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职业教育模式,广泛流行于北美和西欧。加拿大CBE模式已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其独特的培养模式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国职业教育应积极引进这一教学模式。本文通过对加拿大职业教育CBE模式的简单概述,分析了CBE模式的主要特点,重点探讨了加拿大CBE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加拿大;职业教育;CBE模式;教育特点

加拿大职业教育非常发达,能力本位的CBE模式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宗旨,在课程开发、教学方法和学业评价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职业教育特点。CBE模式作为当今世界上较为典型的职教模式之一,在加拿大职业教育中得到广泛而成功的运用。借鉴加拿大职业教育CBE模式的经验和方法对进一步思考和改进我国职业教育具有颇多启迪。

一、加拿大职业教育CBE模式的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教授为满足美国社会对各类从业人员培训时间要求紧、技能要求高的需要,提出了一种有效教学模式,即只要给予适当的帮助、充分的时间、恰当的教学和灵活的学制就能以社会化的教育满足个体化的需求矛盾,达到掌握性学习,这就是CBE教学模式的雏形。[1]加拿大职业教育是一种具有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特色的社区学院教育。CB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模式作为较为典型的四大职教模式之一,是以岗位能力为基础、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理论为依据开发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是当前相当流行的一种教育思想。为使学生具备适应不同岗位工作的职业能力,CBE模式围绕职业工作需要确定培养目标、设置专业和开展教学,强调职业所需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这里所说的能力是一种综合职业能力,即包括知识、经验、态度和反馈四项专项能力。由此可见,这种能力不是单纯的技能,而是一种适应就业能力,即以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涉及与本职相关的知识领域、动机情感领域、活动领域和评价评估领域的一种综合能力。以能力为本位的CBE模式,不仅突出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而且还将学生是否具备这种能力作为衡量学生、教师乃至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由于CBE模式是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因而特别适用于职业教育。

二、加拿大职业教育CBE模式的特点

(一)坚持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宗旨的职业教育理念

CBE模式是一种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本位的教育,认为教学的重点在学,不在教,认为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不是源于个体差异,而是由于学习环境不充分造成的。任何学生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条件都可以熟练地掌握所学内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高水平的教学指导是最重要的。CBE教学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强调自学和自我评价,侧重实践环节,强调“在做中学会做”,在实践中学习技巧,注重对学生能力的评价和考核。CBE模式包括四个阶段:课程开发DACUM、教学开发、教学实施和教学考评。课程开发是课程设计的目标,必须根据工作岗位能力要求进行开发,课程设计是实现课程开发目标的主要途径。教学开发主要依据教学大纲确定培养途径、编写教材,确定教学内容。教学实施主要通过确定授课人员、设计教学环节、入门指导、编制教学计划和设计目标等课堂教学和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的专项能力。教学考评主要包括入学前的诊断性测评、学习期间的考试和考评以及毕业测评,即对学生原有的能力进行考核,对达到一定标准的能力给予承认,并缩短学习时间;强调学生自我评估、自我测评,学院每年对学生进行二至三次全面评估,决定学生继续学习还是采取措施补救。同时,CBE模式在强调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求学生必须从社会实践中获得所需的技巧。因而,衡量CBE模式培训效果的指标,不是学生修了多少学分、参与多少次社会实践,也不是教师完成多少教学任务、上了多少课时课程,而是学生是否掌握了可检测的职业技能,这个标准是由相关标准逐一检验的。[2]

(二)以行业需求为核心的课程开发体系

培养实用和适用人才是贯穿CBE教学模式始终的原则,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CBE模式采用以行业需求为核心的课程开发体系。CBE模式重视课程开发,其独具特色的课程开发程序不仅列出每门课程必须掌握的技能和知识点,而且还将人才市场需求与教学相联系,形成一种新的教学体系。课程开发由长期工作、经验丰富的优秀人员组成政府咨询委员会,他们通过对职业范围、工作领域等职业分析,列出工作需要的职业能力和综合能力,编制DACUM表,提出教学模块,确保专业培训目标设定与课程内容设置是社会所急需的。DACUM表制定后,相关部门依据DACUM表依照相关步骤召开课程开发教师会议、课程开发委员会会议,设计开发课程,确保课程开发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这一过程大约耗时一至四个月。DACUM不仅使以行业需求为核心的课程开发体系得以实现,而且还在尊重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加拿大CentennialCollege为例,该学院的许多专业都有企业顾问委员支持,这些顾问委员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他们负责确定学习技能和培养效果的评估,这样不仅能确保培训出来的专业人才是社会所急需的,而且还能确保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能随着职业发展和学生变化及时调整,确保学院在业界的领先地位。

(三)注重学生态度培养的教育导向

学生态度是指学生对工作的态度,即对工作的情感、价值观、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CBE模式不仅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而且还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工作态度。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各学校对学生的态度培养不仅有明确的要求,而且还有硬性的考核指标。如阿尔伯塔省教育部规定,所有学院在课程设置上都必须开设以下课程:如何做人以及与人相处交流的语言交流课,如何树立做人准则的技术写作,如何与商家打交道、尊重理解别人、善于合作的商业和人际交往课以及计算机课,从行业和雇主对人才需求来看,这些课程的开设不仅能缩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距离,而且还能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为公司带来效益。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就业中心

为确保学生就业、提高学生就业率,CBE教学模式要求就业中心必须在学生入学前调查和决定社会紧缺专业,以调整学校人才培养规划;学生入学后,就业中心还负责与企业联系,开展校企合作项目,既为学生了解企业、参加社会实践提供帮助,同时又能增加学生收入,增进企业对学生的了解度;临近毕业时,就业中心负责向企业、雇主提供学生的基本情况,宣传学生、推荐学生。据统计,经过就业中心的努力,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六个月内,几乎全部能找到满意的工作。[3]以学生为中心的就业中心的存在不仅确保了职业教育的高就业率,而且还有力地保证了职业教育的生源和入学率。

三、加拿大职业教育CBE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构建完整的职教体系

我国职业教育应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充分考虑学生就业或深造的需要,逐步建立起纵横衔接、相互沟通的完整的职教体系,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向普及化和纵深化方向发展。一是职教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团队精神、社交技巧、创业能力等;二是为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加强各类教育资源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教育部门还应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完善和加强各类教育之间的衔接和相互配合,并建立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职教衔接沟通工作,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走向社会化、开放化和多功能化,构建起完整的职教体系。

(二)重视双师型职教队伍建设

依托行业办学,强调产学合作是CBE模式的突出特色。在产学合作过程中,职业院校的教师以及院校培养的优秀人才是职业院校的优势所在。加拿大职业院校不仅重视教师的专业技能,而且还非常重视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在我国职业院校中,高学历教师少,教师实践操作能力欠缺不仅是影响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优秀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职业院校中约有一半教师来源于高校毕业生,这些从学校直接走上讲台的教师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但实践能力却极为欠缺,因此,我国职业院校应通过在职教育、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或企业家到学校讲座或任课,在提高教师学历层次的同时,加强对教师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同时,职业院校还应完善教师管理制度,鼓励教师依托行业开发项目、走进企业锻炼和提高实践能力,促进专业教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保证专业教师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具备较强的动手机能,加快教师双师化进程,发挥职业院校技术开发、应用研究的优势,培养企业实际所需要的人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三)积极探索产学合作

实践性和职业性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衡量职业院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准。社会参与是增加投入、改善职业教育条件的基本途径,也是职业教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社会资源的基本渠道。因此,应加强校企合作,发挥企业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做到学校、企业互益合作,改善和加强学生的职业能力。第一,成立由职业院校、企业和有关机构参与的校企合作委员会,推进校企双方合作办学,成果共享,责任共担,实现学校、企业和社会共赢的局面。第二,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挥委员会优势,安排校企双方人员互聘或兼职,教师可以到企业锻炼,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也可以到学校做兼职教师;落实校企合作委员会经费,使其真正成为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发挥社会调研、成员培训等职能;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确定专业培训目标和教学内容,积极进行专业建设,开展订单式培养,促进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第三,校企深度融合。依据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建立产学结合基地,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为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的专业技术优势,还应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和顶岗实习基地,开展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活动,使校企双方真正做到相互融合,合作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以能力为基础的CBE模式的核心教育理念是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这不仅满足了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提高了职业教育的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CBE模式在职业教育中的成功运用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国内职业院校关注、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刘伟彦,刘斌.基于CBE理念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研究[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

[2]李春梅,杨阳.加拿大CBE职教模式及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J].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

[3]任靖福.加拿大百年理工学院基于CBE模式的课程开发及启示[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

篇3: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影响论文

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影响论文

【摘要】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它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应对突发事件,防范金融风险等;同时它也带来了较高的汇率风险,使我国承担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等。本文深入的分析了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双重影响,并针对其影响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影响对策

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呈递增态势。截至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额达到了16822亿美元。面对如此高额的外汇储备,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那就是高额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的经济有着双面的影响。

一、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保证我国偿还外债。保证对外债的还本付息是每个国家外汇储备的作用之一。我国的外汇储备保留额度,与相应的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736.18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比上年末增加506.30亿美元,上升15.68%。其中,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1535.34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41.74亿美元,增长10.17%,占外债余额的41.09%;短期外债余额2200.84亿美元,增加364.56亿美元,增长19.85%,占外债余额的58.91%。

据初步计算,20我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0%,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短期外债比例过大,这将给我国债务偿还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我们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规模,并使其与债务结构相匹配,提高清偿能力。

(2)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当国际市场出现变化导致出口锐减,或因季节性因素及突发性事件造成临时国际收支逆差时,国家可动用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无须采取压缩进口等影响国内经济正常运行的限制性措施。二是当国际收支发生结构性失衡,需要进行紧急或长期调整时,国家可以动用充裕的外汇储备进行调节,以缓和调整过程中的外部冲击,从而降低各种措施对国内供求均衡所带来的负效应,维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

(3)有利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条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和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我国已经实现经常项目开放,履行WTO承诺放松外汇管制,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做准备,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4)有利于实现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我国进行积极主动的外汇管制调整,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东荣早在4月27日就透露,我国正计划取消全国境外投资用汇规模限制,以满足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需要。而且将重新颁布《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以便把近几年境外投资外汇改革的试点经验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加以明确和巩固。同时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力争在扩大对外金融投资方面取得新进展。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能为实现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强大的资金保证。

2、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1)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加剧了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被认为是增加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一定的虚增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强制结售汇制度使中央银行实际上扮演了外汇市场最终出清者的角色,而包括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外汇需求受到高度抑制,造成虚假的.“供”大于“求”,难以真实反映外汇供求水平,使由供求形成的价格与实际价格相背离。

(2)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而国有企业加工贸易增长乏力。加工贸易的发展尽管有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但也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一方面,造成我国贸易依存度过高,致使我国外贸出口缺乏持续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阻碍了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加工贸易以外商投资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为经营主体的格局,造成我国原有的大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延缓了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

(3)限制了我国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币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在人民币缺乏弹性的汇率政策下,外部资本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变化等经济问题输入到国内,表现为高价进口和廉价出口。这样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销售价格较低,在国内加工制造能力过剩的前提下,每年形成巨大贸易顺差,不断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同时还造成资本项目下外币的国际过剩资本输入到中国,尤其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演变成为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使国内利率政策、其他金融和财政政策失去原本的效力,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中国经济外部不均衡引发了国内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等问题,并且我国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4)加大了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持有外汇储备的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它是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通过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影响商业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可能性。2007年中国向国外借债3736.18亿美元,存在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外汇储备实际是对国外实际资源的购买力,它们若得到有效利用,就可以增加国内投资和加快经济发展。因此,一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实质是将这些实际资源储备起来,牺牲和放弃利用它们来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经济效益的损失,是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使用国外实际资源的投资收益率的损失。由于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于其用于国内外投资发展经济的收益率,超过需求的外汇储备则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和机会成本的加大。我国每年要引进大约6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同时,我国又持着近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闲置不用。这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借钱给国外,其潜在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

二、面对高额外汇储备所采取的对策

面对高额外汇储备,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使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规模,做到既不影响储备功能的发挥,又能降低机会成本。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健全外汇储备管理法律制度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同样,在外汇储备的管理方面,也应当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完善立法,使我国的外汇管理和运营都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而目前,在外汇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中国外汇储备的“对外债权”性质是直接以“对内债务”性质为基础的,动用储备直接关系到中国公众的切身利益。而目前我国的外汇管理相关法律还没有对国企注入资本金的相关规定。因此,在如何处理好对上述配置的资本金的合理运用,保护好公众对改制决策和目标的知情权,定位好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都涉及到法律的真空问题,容易引起争议。

2、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和币种结构的日常管理

对于外汇储备的管理,必须注意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合理组合。流动性是第一位的,必须保持外汇储备能满足日常支付和不时之需,其次还要注意安全性,最后才能谈到外汇储备的增值。在储备币种结构管理上要依据宏观经济情况,有进有退,审时度势。

3、深化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

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管局宣布,境内机构即日起可自行保留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这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适当降低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速度,应该进一步改革结售汇制度,由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放宽企业、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额度。

4、管理好中国投资公司

作为专门从事外汇资金投资业务的中国投资公司持有的外汇资产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外汇储备,其对内和对外投资所受的限制或约束相对较少,不仅能够投资在固定收益类债券上,也能够进行股权投资等长期投资和战略投资,特别是后一形式的投资更容易从长期实现国家或政府的某些意图。例如利用外汇资金注资国内金融机构,实现财务重组和提高资本充足率。又例如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于资源、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股权,实现国家的资源和能源安全战略。

总之,面对高额外汇储备,我们要辩证分析,建立起外汇储备适度性的观点,并要根据我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现实来确定适度的规模。同时要加强管理,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国印、江华锋:浅议我国最佳外汇储备规模[J].EcologicalEconomy,(7).

[2]贾丽娜:对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思考[J].工业技术经济,2007(3).

[3]周思聪、徐昀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分析及对策[J].科技创业月刊,(8).

[4]张唯实: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J].发展,2007(4).

[5]刘微:关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研究与分析[J].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

[6]刘艺欣: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性[J].当代经济研究,2006(4).

[7]张慧毅:对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再思考[J].经济论坛,2006(1).

篇4:脑机制研究对我国双语教育的启示的教育理论论文

脑机制研究对我国双语教育的启示的教育理论论文

摘要:双语学习在社会交流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二语学习的年龄与使用频率这两个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着手,分别证实早期双语教育的必要性与提高晚期双语者二语使用频率对学习效果的重要性。在借鉴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我国的双语教育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双语;脑机制;双语教育

1前言

双语学习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技术上的利益共享。因此,双语教育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它是一种旨在培养和造就双语并用人才的教育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怎样利用外界环境以及自身因素的改变,最大效益地掌握与使用第二种语言。

早教计划以及错过学习关键期儿童的双语学习是这个教育领域的研究重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分别涉及双语学习的年龄与第二语言使用频率这两个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者在双语学习相关脑机制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早教计划以及错过学习关键期儿童的双语学习提供重要启示。

2双语学习的影响因素对于双语学习的作用

2.1学习年龄对双语学习的影响

双语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儿童应该何时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是不是越早越好?研究者从早晚期双语者的表征结构和激活区域这两个脑机制的研究中得到了答案,同时这也涉及到学习关键期的问题。

2.1.1双语表征与激活区域脑机制对双语学习影响

首先,许多研究表明早晚期双语者双语表征的脑结构是不同的。chee等人选取汉英两种语言的早期(6岁以前)双语者完成句子判断任务,脑机制结果记录激活最强的区域在前额皮层中部和下部,左侧的激活范围更广,两种语言的激活区没有差异。还有的实验也显示早期双语者的双语表征是在同一个系统中进行,而晚期双语者则是在不同的脑结构中进行双语表征。从不同的表征系统中提取与编码两种语言的路径,肯定多于从相同的表征系统中提取与编码语言,所以晚期双语者提取与编码双语的速度慢,学习与使用双语的消耗代价更大。

其次,第二语言的.学习需要动用更多的脑功能区域即语言加工资源。在激活区域方面的脑机制研究发现,早期双语者比晚期双语者学习二语时激活的脑区更多,尤其是大脑的前额皮质这个负责工作记忆的部位,这意味着早期双语者拥有更多的资源去加工语言。因此早期双语者在加工资源方面有更多的优势,使得个体可以有更加丰富的加工资源去加工第二语言,而晚期双语者的加工资源就比较匮乏不能够胜任其加工任务,使得第二语言的加工速度与准确度大大下降。

2.1.2双语学习关键期对双语学习影响

个体第二语言的学习年龄的问题总归为个体的语言学习生理关键期,即个体发展的某些特定时间段,大脑的结构与功能此时容易受到某些经验的影响,从而改变脑结构及其功能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同类型的人的可塑性只在人一生的某些确定时期占据优势地位,而在其他时期较少发生。个体过早或过晚的开始学习第二语言都是不利的。有脑的影像学证据表明学习开始得越晚,学习越困难,特别是在语音和语法方面。gopnik的实验表明,6~12个月是婴儿区分各种不同语音的敏感期,而到1岁半时,只能保有接触到的母语的语言能力,其他语言能力均下降。最初十个月的特定语言经验会使大脑对该语言的语音很敏感。同时,10岁是学习语法的关键期,过了关键期后双语加工的大脑激活模式已发生异常。因此,晚期双语者处理信息的大脑功能不如早期双语者。大脑关键期对于双语的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

2.2双语使用频率对双语学习影响

当人们经常练习或是使用一种东西的时候,就会增加对这件事物的熟悉感,而熟悉感会改变学习结果。因此,提高第二语言使用频率就会增加对第二语言的熟悉感。

根据kroll非对称性模型的观点,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都有联系,只是它们之间的强度不一样。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之间的词汇表征强度弱,而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之间的词汇表征强度强。如果直接采用第二语言与第二语言的联系进行反应,排除一语在二语学习中会形成的负影响,增加二语使用的频率,就可以使学习者在学习时更倾向于通过旧有的第二语言去连接要学习的第二语言,避免一语的负迁移影响,这对于学习二语是十分有利的。当个体通过二语使用频率的提高使得二语的熟悉度增加后,他在脑机制上也会有所改变,额叶是负责控制非目标语言的脑机制,如果经常的使用第二语言,能够使额区得到锻炼,并且能增加第二语言的激活程度,使双语者在使用第二语言的时候可以有效的避免第一语言的干扰,直接提取二语。因此,错过双语学习关键期的学习者要注重提高二语学习以及使用的频率,增加其对于第二语言的熟悉度。

上述研究表明,早期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更容易达到流利水平,晚期双语者的第二语言不容易达到高度流利的状态,即使能达到,在语音和句法上也不能达到母语的水平。因此,对儿童实施语言的早教计划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对于已经错过早教年龄的学习者来说,也可以通过练习、提高二语的使用频率来使得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增加,弥补其早期的学习缺陷。

3双语学习年龄与熟练度对我国双语教学的启示

3.1尊重个体的语言习得关键期,实施双语的早教计划

研究中存在着关键期划分的争议,因此首要任务是依据学习者内部生理机制的成熟划分双语学习的关键期。在确定学习者的关键期后,应针对生理成熟尤其是大脑结构完善的个体实施相应的双语教育,特别是语音方面的教育,语音训练对幼儿英语语音意识和字母知识有促进作用。要注重二语学习关键期的大脑结构的培养,提高学习的效率。

3.2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创设纯二语的学习情境

长期以来,我国双语教学的模式都是通过第一语言连接第二语言的方式进行,这会产生语言的负迁移即语用失误现象。因此,创造一种纯二语的教学环境十分必要,让学习者进行角色扮演活动,使其感受到一种非说不可的紧迫感,激发其对于二语使用的渴求。对同一内容的学习在不同时间内多次进行练习,提高个体的二语使用的频率以达到一定的二语熟练度。

3.3合理使用双语学习的策略针对不同个体综合运用教学策略,如记忆策略、形象结合等,使个体的双语学习更加高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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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贾艳萍。左右脑倾向对外语记忆策略的影响[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3):50―1,79。

篇5: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论文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过于受政治公共权力约束的道德教育采取强制性的方式,把一套社会既成的道德规范灌输给受教育者,由道德知识的传授养成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成了教育者从事道德教育的惟一任务。道德教育的这种强制性及对道德认知的狭窄性理解,造成受教育者对既成道德价值观趋同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逆反心理,从而钝化了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实践水平,消解了道德的教育认知功能。故本文将从道德认知理论出发思考其对我国德育的启示。

[关键词]道德认知道德教育教育启示

一、道德认知的内涵及道德教育的目的

道德认知内含这么几个要素:道德认识、道德思考、道德选择、道德创造。道德认知是指社会个体对生存环境道德规范的知晓、理解和掌握,它是道德认知的基础层面。道德思考包括产生推理、道德鉴别、道德批判、道德评价等方面。它要求道德主体对面临的道德规范内容是否符合道德行为事实、是否符合道德客观规律、是否符合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等进行思考。道德选择是指在面临各种不同道德规范时,通过比较鉴别,反思权衡后所作的认知上的取舍。道德创造是道德认知的最高层面,它是指道德上的新追求,既包括道德规范的改进也包括道德规范的创新。社会的飞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变动,使人们不得不对过时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进行改造。因此人们在赞同而接受一种规范后,还“必须逐渐学会怎样用新的生命去调和、清除其中的陈腐因素”,目的是为了“让它们适应变化不定的社会生存状况”。总之,道德自我总是渴求着新的追求,智慧的头脑总是向着新的经验开放。道德认知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体精神气质,道德教育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这种精神气质和行为习性。

道德行为不同于一般行为,它是基于自觉意识而作出的自愿、自择行为。由教师代学生作出的或在外界压力下学生作出的无奈选择,即便是遵循了道德规范也不能充分体现该行为的道德品性。主体进行积极的道德思考而后作出自觉自愿的道德选择乃至道德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积极参与、着意渴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积极意义恰恰在于体现了道德行为的本质。为此,有效的道德教育过程应该是一个需要学生理性和思维参与的过程,借助学生自己的智慧作出自主判断和决策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道德教育中最具影响力的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实验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佐证。认知发展理论的中心思想即是注重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认为要想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必须从培养他们的道德思维能力、判断推理能力入手。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师有目的的指导活动刺激学生进行思维,激励学生去积极组织自身的道德经验,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能力向下一阶段发展。英国杰出的教育哲学家威尔逊(JohnWilson)也认为道德的实质就是思维。他反对那种缺乏理性支持的灌输方法,认为培养道德思维可以使学生逐步脱离错误的思维方式。

另外,实现道德认知上的超越也是社会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信息传递手段的历史性突破把人们推进了网络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学校道德教育如果忽视对学生独立的价值思考和道德批判力的培养,就会使学生在无穷多的选择面前迷惘困惑、不知所措,甚至误入歧途。所以,学校德育必须以培养学生自身的道德判断、道德分析、道德选择和创造力为目的,使学生“在对各种道德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社会价值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结合个人道德现状,自主地、合理地选择个人所应确立或改变的道德取向以及所应遵从或拒斥的'道德规范”。

二、理论对实践的启示

从理论理解上的突破到实践尝试中的超越需要一个过程,道德认知能力的养成也不能只企求于教育者的单向道德灌输,还必须从变革教育理念的高度对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完善。

(一)树立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道德教育观

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把道德教育简单地混同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性的无限夸大忽略了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使教育者往往以道德操纵代替道德教育,导致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无地位状态。杜威就曾强烈反对过这种过分重视知识的传播和灌输的倾向,他认为“一切能发展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提出著名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做中学”的观点。

同时,柯尔伯格反对“美德袋”式的教育,主张促进学生认知发展;威尔逊注重培养学生道德思维,麦克菲尔的以情感的共情作用为基础的“体谅关心”理论,贝克的价值教育理论等等,也无一不是以尊重学生个性,尊重学生道德发展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总之,受教育者自我判断、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的道德认知能力的充分发展有赖于改变陈旧的道德教育陋习,重塑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二)选择比较方法,拓宽道德知识域

只有先有思考的对象才可进行必要的思考,只有先提供选择的机会才有选择的可能。社会共同体所认可的主流价值取向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构成道德教育的主体内容,但主流道德价值体系本身有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进、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经历着与其同质或异质的各种规范取向比较鉴别,采真去伪。“任何一种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取向都只有在同其他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的比较中才能证明其正确性或合理性。”只有让学生在比较中看到我们所倡导宣扬的规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异质规范的不合理性时(价值澄清),他们才会给自己下命令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服从合理的道德规范。所以在教学中,应当既重视课程的内容,也重视课程教学的形式;既重视正面的教育,也重视学生的选择;既重视整合性课程,也重视偶发性课程;既重视隐性课程,也重视活动性课程。 (三)实施“苏格拉底法”

迄今为止,道德规范、道德知识的灌输尚是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主流。普遍的灌输除了使受教育者掌握一些僵死的教条,造成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和在道德生活中的知行不一,对受教育者的道德发展无济于事。“真正的道德教育是苏格拉底式的”――用提问、对话的方式启发学生,帮助学生进行道德推理、发展道德思维的方法。柯尔伯格提倡的“新苏格拉底法”就是一种通过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诱发学生在道德上的认知冲突,在教师的引导下从事积极的道德思维的方法。而道德思维的功能就是解决个人之间基于原则而提出的不同意见的冲突。因此,“认知刺激”是实施“新苏格拉底法”的核心,学生可以在两难的认知冲突中,发展自己的道德思维能力,而后建构自己的道德观念体系。

(四)提倡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

苏格拉底对话法要求对话的双方或多方是平等互动的。学生是一个与教师一样有自己权利、富有个人思想的人,他们不是等着师去操纵的傀儡。教师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公平待他们,珍视他们的道德思考并允许和宽容他经意或不经意中所犯的某些失误。平等对话不强调惟一确答案,也不会因为期望学生和教师的意见一去阻止冲突和不一。对话中教师不再是外部规强制执行者但仍是学生道德发展的指导者。

(五)注重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效果,方法多样

西方的道德教育特别注重效果,从理论上看,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教育模式论和艾略特・突里尔等人的范式理论都试图有效地解决如何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的问题,卡洛・吉莉根的关爱理论也十分关注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人的整体道德素质问题;是以,若以这些理论为指导,我们的教学也必须要注重效果。当代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判断、选择、创造等认知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完成认知的任务、只要侧重道德思维的训练就能达到德性培养的教育目标。尽管道德认知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前提和指导因素,然而道德行为的形成、道德情感的培养、道德意志的锻炼和道德信念的养成对道德品质的形成更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仅仅靠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充其量只能解决道德教育实践中最紧要的问题,它是无法解决道德教育的所有难题,注重对实践等其他道德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全球教育者的道德共识。故道德教育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注意方法的使用,强调各门学科的相互配合,强调学校、家长、社区的协作,强调德育内容贴近现实社会生活,强调道德教育不仅包含着道德观念的灌输,而且还包括良好习惯、态度、情感、志趣和爱好的养成以及人格塑造和创造能力、批判精神的培养。课堂活动注重社会生活清静的模拟、角色模拟,课外要求学生积极参加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学校还通过其他学科和校园生活的道德教育,形成综合的校园道德教育工程,做到生活德育,而非知识德育。

(六)符合心理发展水平,坚持循序渐进原则

学生品得的形成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它经历了外在准则规范不断内化的和外在观念外显的复杂过程。根据皮亚杰的实证研究,人类的道德认知发展遵循他律而后自律的原则。学校德育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如想使学生形成某一频道,必须先教他遵守既定的行为规范,教他在适当的场所表现适当的行为。对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制定明确可行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都是必要的。

(七)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吴俊.木子.道德认知辨析及其能力养成.道德与文明..5

佘双好.当代西方道德教育流派德育课程理论的特征与局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3

黄骏.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9

李太平.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特点及其思想根源.比较研究.2003.9

屈正良.夏金星.彭希林.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对学校德育的启示.职业技术教育..34

篇6:西方企业战略变革理论述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论文

西方企业战略变革理论述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论文

摘要:变革管理学是构成西方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战略管理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的增强,关于企业战略的变革理论应运而生,为变革管理学增色不少。本文分别从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战略弹性、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企业战略变革障碍等方面介绍和评价了此理论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变革管理对我回企业战略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企业战略,变革,启示

“战略变革”包含两种形式的变革:一是企业组织的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另一种是企业战略的变革。前者是构成西方战略变革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英国曼彻斯特管理学院教授伯恩斯(Burnes,)认为,组织理论也就是变革理论。在大量关于组织变革的研究文献中,也有涉及企业战略变革的内容,但它处于依附的从属地位。这与战略管理的产生时期较晚有关。随着人们对战略管理的逐步重视,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难以预测性的增加,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关注亦与日俱增,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目前,此理论正在深入发展。而国内管理学界对它却较少关注,大多聚集于企业组织变革。然而,国内企业因复杂多变的环境而被迫实施企业战略变革的紧迫性亟需此理论的“智力支持”。因此,本文首先对此理论加以述评,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对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的相关启示。

一、企业战略变革理论述评

我们分别从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战略弹性、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企业战略变革障碍等四个方面展开。

1.经理人员的角色与行为

企业战略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效的组织与领导,企业各级经理人员理所当然地要履行这份职责。Prahalad&Doz(1987)通过对20世纪70、80年代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务是管理战略变革。美国学者Gioia&Chittipeddi(1991)利用单一主体的“讲道理”(sensemaking)和不同主体间的“给道理”(sensegiving)两个概念,通过对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战略变革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新框架以帮助理解战略变革开始阶段的不同特征,并用这种阐释法来说明高层管理者或团队活动是战略变革发起过程有效性的关键。瑞典学者Bohman&Lindfors分析了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战略行动者(strategicactors)认知结构的相互间关系,并结合对1990~1995年瑞典经济衰退期间10个企业集团战略变革的纵向研究,鉴别了两种驱动力量。他们所说的“战略行动者”就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通过对其的战略意识体系和战略形势本质的分析,考察了理论结构、现实结构和企业组织的政治形势的内在相互作用,得出了“战略行动者的学习过程和行为对于经济萧条时期的企业战略变革是必要的”的结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isenhardt和麦肯锡咨询公司Brown(1998)通过对全球计算机行业12家典型企业的调研,并结合复杂性理论、时间节奏理论、进化论等多种学科知识,提出了在激烈变革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新竞争战略――“边缘竞争”。她俩对公司高级官员、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与负责管理多个业务部门和多条产品线的业务整合人员的职能作了总结和归纳。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成立的“麦肯锡真正改革协作组”的研究(1995)表明:一批新型的中层经理人员是公司在变革(包括企业战略变革)方面表现杰出的原因。Floyd&Lane(2000)从社会交流和角色的角度,而不是战略过程分析中常用的有限理性或政治性决策的视角,把战略更新(strategicrenewal)定义为伴随着提升、供给、使用新的知识和创新行为以促进组织核心竞争力或产品市场范围变革的演进过程。他们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子过程:竞争力的定义、部署、修正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经理人员在他们的时间范围与当前战略的关系、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信息要求、情感特征等方面各不相同,由此导致了经理人员个体的不同战略角色(strategicrole)间和经理人员之间的战略角色的冲突。美国学者Markoczy(2001)从界定一致性(consensus)的多方面性出发,构建了一个一致性形成的概念,并把它应用于战略变革的背景下,结合对三家经历不同战略变革的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战略变革的早期阶段,一致性的基础场所不是在高层管理团队(topmanagementteams),而是在其它利益集团,尤其是在那些赞成和支持战略变革的利益集团。

西方学者们用认识心理学、社会学、复杂性科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考察了经理人员在企业战略变革中的角色与行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单一的高层管理者扩大到了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管理者,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战略变革全体经理层的参与性。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角色的多样性和战略变革过程不同阶段的职能要求的权变性,他们间的组合模型是多变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对此作了综述。但是,他们的讨论重点基本落脚在职能上,而对于隐藏在职能背后的内源性能力驱动因素:管理人员的战略思维(strategicthinking)能力和战略行动(strategicacting)能力较少涉及。而这两种能力的强弱与驾驭成功倾向型的战略变革息息相关。另外,企业战略变革的另一重要群体:员工,尤其是作为企业成功要素的重要载体――关键性员工,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2.战略弹性

弹性(flexibility)在变革管理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Prahalad&Doz(1987)在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研究中,对战略弹性(strategicflexibility)作了阐述。他们认为“战略弹性不主张长期的较大幅度变动,而是主张持续调整和精确微调”,而且“战略弹性要求有相当程度的多义性和多样性”(普拉哈拉德,2001)。曾因对组织弹性和战略变革的创新研究而获得“安索夫战略管理奖”的荷兰学者Volberda与合作者Rutges()把弹性(组织弹性)定义为“一个组织拥有的若干现实和潜在管理者能力的程度,管理者据此可以加快提高管理控制能力和改进组

织控制力的速度”。在此基础上,他们把弹性分成三种类型:操作弹性、结构弹性、战略弹性,每种弹性的区别在于内部弹性,即迅速适应环境要求的管理能力,以及外部弹性,即管理层影响环境的能力。这里的战略弹性是一种与组织目标或环境相联系的管理者的非常规性操纵能力。当组织处于难以预测的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时,战略弹性是必需的。当然它需要非常规的技术、有机的结构和创新的文化的综合性组织支撑。他们提出组织的学习过程对战略弹性的形成是重要的。芬兰学者Tienari&Tainio(1999)对组织变革中的弹性作了分析,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分析战略弹性,但由于战略和组织的有机联系,他们对组织弹性的研究结果对战略弹性还是有启发的。通过对组织的“弹性与刚性结构”的四种类型的分析,他们提出组织弹性的传统认识是有局限的,没有认识到它是高层管理者以循序渐进的执行程序来重组企业的快速决定。

综上所述,战略弹性作为企业战略变革中的学习机制,其顺利执行与否和变革绩效密切相关。但是,战略弹性的构成要素、具体形成机理,尤其是组织弹性和战略弹性的关系,在已有的战略弹性研究文献中尚不多见,但恰恰是这些问题对于战略弹性和企业战略变革的关系意义重大。

3.企业战略变革过程

关于战略变革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过程的类型及性质;二是过程的具体内容。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种情况。

Prahalad和Doz(1987)在对20世纪70、80年代的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区别了两种战略变革的过程:一种是公司危机引发的“迅速”、“剧烈”的变革过程,另一种是公司主动引发的缓慢的变革过程。后者是战略变革的基本过程,前者是后者的极端情况。他们通过考虑影响战略质量的因素,认为剧烈变革过程其效果不及缓慢变革过程。英国战略管理学教授Johnson和Scholes(1993)对此问题的观点是,总体而言,组织中的战略变革是渐进式的,偶尔会出现一些转型式变革。他们之所以认为战略变革的主导过程是渐进式过程,是因为战略变革主要是基于企业已有的行事方式或惯例所形成的“影响路径”或“影响环”上的一个社会系统而进行的。沃尔贝达和巴登富勒(1998)在对大型多业务企业如何在变革力量和稳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寻求平衡的战略更新的.文献综述中提出,从时间机制而言,学术界认为,战略更新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非连续的间断性革命变化过程;另一个是缓慢进化过程。荷兰学者BobdeWit和Meyer(1998)通过对大量直接或间接性战略变革的文献的整理发现,理论界有两个观点:一是非连续性变革视角的革命式(r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二是连续性变革角度的演进式(evolutionary)过程观点,两派观点各执一词。

关于企业战略变革的具体过程,Prahalad和Doz(1987)认为,几乎所有成功的战略转变都发端于一个关键的任命程序。然后,新任执行官对各级经理人员的认知过程施加影响。随后的变革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战略和认知产生多样性;第二阶段,系列的决策和执行权力的微调;第三阶段,由于战略变革获得合法性地位而紧随的战略再定位。

总的来说,企业战略变革过程的主流观点认为,渐进式变革过程是主导过程。这一理论观点在战略管理案例中能得到相应的印证。但是,研究者们不大关注渐进式战略变革的具体实施方式、渐进式变革与剧变式变革的关系、变革过程的设计的成本收益权衡及风险防范等问题。

4.企业战略变革的障碍

随着企业组织结构的转型、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组、企业内外部利益格局的调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更新,可以这么说,成功的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也是成功排除变革障碍的过程。Prahalad和Doz(1987)在对跨国公司和战略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管理层认识和行动上的滞后是战略变革的重大障碍。造成认识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分裂、同质性管理体系在异质性经营领域的推广和过去成功经验的重复。引起行动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权力重新配置导致的各级管理层分裂。另外,不能有效地使用构成管理基础设施的管理工具也是主要障碍之一。Johnson和Scholes(1993)认为,阻碍企业战略变革的因素包括日常惯例、控制系统、组织结构、标识、权力、依赖性关系。

由上可见,管理学家们着重从认知、权力与组织政治、惯例等角度分析战略变革方面的障碍。但他们的分析大多局限在管理层范围之内,很少涉及员工、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和对管理层的权力制衡有重要意义的公司治理机构。

二、启示

虽然我国企业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了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理论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使用,但是,它对开拓国内企业管理者的视野,培养战略思维能力,提高战略行动能力还是有借鉴意义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导致的竞争规则国际化,国内企业的战略管理逻辑正逐渐从“机会主义型”和“关系主义型”转变为“市场主义型”和“公平主义型”,战略管理在企业成长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可以这么说,一个不重视、不精通战略管理的企业是难以长大的。企业战略变革作为实施企业战略的重要环节必须受到重视。具体而言,西方企业战略变革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企业战略管理有以下启示:

1.管理者要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反应。就企业战略变革的诱因而言,有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强制性变革和内部情况变动造成的诱致性变革。管理者较易注意前者,但对后者也不能忽视。

2.建立一个由高、中、低管理和关键员工组成的战略管理团队,对战略变革实施综合、系统管理。尤其要注重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员工的角色和作用。中层管理者承上启下的有机联动性和关键员工对战略执行绩效的第一线真实感受和认识,是正确发起和实施战略变革不可或缺的要素。

3.培育战略学习机制,提高企业战略的转换能力。企业战略作为连接企业组织和环境的纽带,通过环境、组织和战略三者间的反馈式互动而成为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方向性装置”。战略学习机制在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组织学习是以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知识创新过程,所以要充分重视各种形式的企业知识创新活动,使企业在实施战略变革时不会感到“积重难返”。

4.合理、谨慎地设计企业战略的变革过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企业战略的变革要经历发起、制定方案、贯彻执行(其间伴随着绩效评估)等阶段,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深入调研、认真制定和扎实推行,不能凭借“长官意志”而武断拍板,一蹴而就。

5.制定细致严密的排除战略变革障碍的方案,做好相应的风险防范工作。受组织的“路径依赖”、经济人“有限理性”假设和“机会主义”的影响,战略变革的障碍是复杂多变的。成功的战略变革是以有效排除变革障碍为前提的。

尤其要引起注意的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企业家能力在企业战略变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战略企业家能力的主要内容是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行动能力。我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们要充分重视、培养和提高这种能力,实现经理能力向企业家能力的转变,并不断提高企业家素质,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实现自身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升级。

篇7:浅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教学改革的启示论文

浅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教学改革的启示论文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倡主体间平等的、对话式的交往,为解释我国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教学不只是实现某一种技能或是获取某一些知识的工具,它本身应该具有价值性、意义性和发展性。交往行为理论给我国教学改革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生关系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哈贝马斯可以说是当代享誉盛名的大思想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提高教育工作者对教学改革的自觉性,正确把握教学改革的方向,进而创造性地实践新课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他认为“工具行为”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针对现代西方社会目的合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他试图用交往合理性来拯救当代人类的精神危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用以下四点简单介绍一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的基础。系统世界是指社会运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过程,它遵循的是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人们在系统世界里受这一逻辑的支配。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方面,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行为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是交往行为,人们在交往行为中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促成了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

第二,哈贝马斯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划分为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是指主体间遵循着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在建立共同价值规范和充分论证基础上平等对话。

第三,哈贝马斯依据兴趣在认识中的不同作用将其分为三类: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解放的兴趣是人们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其实质是一种理性反思能力。

第四,交往行为实质上是主体之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交往与对话或者商谈的关系。语言的表达必须具备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是主体间由对话产生的“相互承认”和“相互信赖”的“认同过程”。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教学改革的启示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教学不只是实现某一种技能或是获取某一些知识的工具,它本身应该具有价值性、意义性和发展性。那么,究竟交往行为理论对当今的教育教学改革带来怎样的启示呢?下面我们就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生关系和教学评价几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一)追求价值理性,旨在培养完满人性的课程目标

教育教学应当以追求价值理性为终极目的,学生的完满人性和价值实现是第一位的。所谓的客观、静止、法定的知识技能仅仅是教学的物质载体,离开了鲜活的学生个体,根本就无知识技能可言。教师要具有“人”的意识和“人”的信念,学校教育要以学生的尊严、价值和意义为根本宗旨,一定要改变传统学校教育以增加学生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倾向,将学校教育的本质真正定位于培养具有完满人性的人。这不仅仅是对学生的身体、智力等方面的完善,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的精神,包括情感、意志的发展和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等。 (二)重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情感体验,回归学生生活世界的课程内容

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都是与现实生活有天然的联系。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是主体间交往行为展开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校教学要关注学生真实的、生动的日常生活,向学生提供广泛的课程内容,突破传统的单调的'课程内容,把具有实用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健康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引入课堂,以适应每个学生的身体、智力、情感等方面的潜能运动。

(三)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的教学方式

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来看,教学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对经验知识的占有,更应该关注学生“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培养学生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自主探究的能力以及反思批判的能力。在教学中,应该给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空间,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教师要开展创造性的教学,从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机械学习到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使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合作形成共生的学习共同体。

(四)和谐的学习氛围,对话式的师生关系

李森()认为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教师主体主导学生主体,学生主体接收并超越教师主体的主导,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过程。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平等主体之间诚实的对话,其中语言的作用举足轻重。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课堂教学是师生情感相互契合的共通过程,教学不是教师或学生的“独角戏”,而是师生间、生生间的对话,是双方内心世界的敞开,是彼此真诚的倾听和接纳。

因此教师要注重调整自己的教学语言,使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要求”,真正与学生融洽在一起,发自内心地使用关切、体谅的语气,真正创建一个师生情、学生情、教学情相互融合的情感场境,促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知识汇聚、思维碰撞、思想交锋、情感融合。

(五)评价促进发展,形成学生的自我评价

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看,教学评价应实现根本性的功能转变。过去的教学评价只注重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单纯用成绩来判定学生学习的结果。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价方式是从学科角度、成人观念出发的,其实质是将学生看作独立于评价体系的“物”,没有考虑到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后在学习态度、习惯、情感表现以及交往合作能力等方面的变化。

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及自我反思批判的能力,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该让学生也参与进来。教师要更多地以学生的个体发展、个体成长为标准,淡化教学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功能,指导和组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对自己学习情况及时地进行反思和调节,使评价真正成为促进进一步学习的有效手段。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释我国教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给教师的教学认识和实践提供一种宏观的教学理念。特别是今天,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交往价值导向的教学理念可以使教师具有开放的心态,从而在更高的层次来思考教学问题,并指导自己的教学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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