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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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篇1: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内容摘要: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根本特征和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产业集群的产业属性和地理集中特性决定了其可以提高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走产业集群的发展道路,作为绿色食品产业大省的黑龙江,应提高其竞争力,具体策略选择是提高全民绿色意识;发展绿色食品企业集团;建设高标准绿色食品基地;培育区域经济体,以促进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

关键词:绿色食品 产业集群 升级 路径

产业集群是指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公司及各种机构的集合。其具有产业属性和地理集中特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产业集群做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式,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战略方式,同时也是解决“大企业病”的有效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根本特征和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作为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网络具有接近市场的便利,也具有技术创新的便利和强劲动力,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也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升。这种在地域上相对集中、专业分工高度细密的产业集群所具有的产业竞争力,是“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方式,以及在地域上相对分散的生产方式都无法比拟的。

发展产业集群与提升综合竞争力

产业集群是创新因素的集聚和竞争动力的放大。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这种存在于行业内部而非个别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被称作外部经济效应。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贸易能够开展的原因在于贸易各方在成本上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取得受制于外生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而新贸易理论学者认为, 在市场与分工交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内生绝对优势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竞争中,自然禀赋以及先天技术条件所带来的成本上的优势地位正不断地受到来自于技术创新以及在竞争中产生的竞争优势的冲击而不断下降,竞争的结果不是取决于资源的丰裕与稀缺,而是取决于使用资源的效率, 即生产率的高低。产业集群现象,引起了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兴趣,由此形成了对产业集群新的观点。以研究竞争优势、竞争战略著称于世的学者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 能够对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从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看,那些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其产业内的企业往往是群居在一起而不是分居的。Porter指出:群聚区能够提高生产率,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公司改革的动力,促进创新,能够促发新企业的诞生。产业集群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 产业集群对提高生产率的影响

同一个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够使得厂商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能够物色招聘到符合自己意图的员工,能够及时得到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都使群聚区内的企业能以更高的生产率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有利于其获得相对于群聚区域以外的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

(二) 集聚对产业创新的影响

产业集群是新企业诞生的孵化器。由于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在产业集群的地方工作,创业者能更容易地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受到启发建立新的企业。再加上产业集群区域的进入障碍低于其它地区,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投入品以及员工都能在区域内解决,因而开办新的企业要比其它地区容易得多。企业所需要的客户、市场信息,创业者可能在新企业成立之前就已经具有了。集聚对创新的贡献还在于同行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这种非正式的交流往往不是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实现的,比如,不同公司员工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工作之余时间的聊天等,使得不同的思想不断在交流中相互碰撞产生新的火花。

(三) 集聚对产业竞争的影响

竞争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集聚带来了竞争,加剧了同行业企业间的竞争。竞争不仅仅表现在对市场的争夺,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同居一地,同行业相互比较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也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绩效好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而绩效差甚至平庸的企业会因此感受到压力,比较产生了激励。然而企业通常都把竞争对手看作一种威胁,总是在想方设法战胜竞争对手夺取市场份额或者防止竞争对手的进入。然而竞争对手的存在是有积极意义的。Porter在《竞争优势》中论述道:竞争对手的确会带来威胁,然而许多行业中合适的竞争对手能够加强而不是削弱企业的竞争地位。“好的”竞争对手能够有助于企业增加持久的竞争优势以及改善所处产业的结构。

集聚增强了竞争,竞争同时也提升了产业集群区的竞争力,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正和博弈”,竞争者为了更强更好而不断地从对手那里得到信息和激励,不断地改进管理,以更加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不断地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竞争的结果是,产业群聚区内的企业比起那些散落在各个地方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更容易通过竞争进入这一行业的前沿地带。

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近年来,黑龙江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绿色食品从无到有,品种、数量、质量均列全国首位,成为全国绿色食品生产第一大省,为中国绿色食品的摇篮和基地。

从黑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众多绿色食品企业基本上是“聚而不集”,相互之间没有产业上的紧密联系。同时,它们根本没有发挥出“第一粒树种”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番多(Pounder)把产业集群喻为森林,把关键性企业喻为第一粒树种。树种一旦落地,就可以长出一片森林。引至实际意即:第一个骨干企业建立后,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出一批与其配套的企业。所以,多年来,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缺的是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所能带来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良好势头的形成,具备了成型的产业集群,将会是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黑龙江省绿色特色食品生产品类由1990年起步阶段的单一的原料种植向多品类、深加工方面拓展,产品已增加到养殖业、山特产品、乳制品、酒水饮品、蜂产品等14大类839个花色品种。截至底,黑龙江省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总量已达到1110万吨以上,比增长了9.5倍;实现产值327亿元,比19增长了8倍。绿色特色食品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132亿元。龙头企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全省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上的绿色特色食品骨干加工企业已发展到106家,亿元以上的企业达到36家。黑龙江省的绿色特色食品生产已经形成了粮、油、乳、肉、蛋、菜、药、山特产、啤酒、饮料等产品的系列开发格局。

黑龙江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得较好,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的比较优势不明显,区域优势没发挥出来。绿色产品行业规模小,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产业竞争力不强。相对于东南沿海某些地区形成的产业集群,黑龙江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黑龙江省的绿色食品产业基本具备产业集群的条件, 因此,一方面要认清形势,看到机遇,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

篇2: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一)观念上提高全民绿色意识

通过各种媒体宣传绿色食品知识,从发展绿色食品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利于满足不同阶层的食品消费需求,有利于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升级、提高在国内外的竞争力等角度,提高民众对发展绿色食品的参与意识。普及创造一种产业集群文化,营造产业集群氛围,培养企业文化认同,鼓励企业植根本地,不断延伸、扩大产业链条。聚集效应能否显现不但与产业本身在空间上的整合,更在于文化上的认同,自觉接受通过产业集群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政府要尽快创造一种产业群文化使企业认识到植根本地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二) 发展以乳业、米业、大豆、山特产品为龙头的企业集团

这些产业在黑龙江具有一定的优势,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政府要为业已形成的产业群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积极营造有利产业专业化发展的投资和居住环境,推动和促进产业的群集。创造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做一些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的工作,如人员培训、提供信息等。政府要注意和利用区域分工,依据自身优势和产业基础,施行鼓励对同一产业进行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的政策,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运用财税政策,引导企业提高技术、扩大规模、推动产业快速升级;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促使决定性影响竞争力的高技术、高管理、高增值企业不断脱颖而出,持续健康成长。这将使绿色食品产业优势实现几何增长,从而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信息引导,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发布政府产业发展导向,现有各类企业的基本情况,急需配套的上、下游产业,产品、技术或市场相关的行业以及可供选择的项目方面的信息。

(三) 建设好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以及高标准绿色食品基地

提高对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的承接能力,加速资本、技术、人才的聚集,发挥其对产业和企业的聚集效应。积极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有机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为绿色食品提供强大支持。多建设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各类基地,特别是乳业、米业、大豆、山特产品等高起点、高标准的绿色食品基地。

(四) 培育发展区域经济体

打破行政界限,以市场为纽带,按照产业发展的特点,跨行政区域组织发展经济,培育区域经济体,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扶持发展中小企业。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政府可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定价总额5%的补贴;对绿色食品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其经营性亏损;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对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实行非专向性补贴;较大规模地增加对企业的科研补贴,在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之内,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所述,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走产业集群的道路,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要求。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的发展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科学规划发展目标。加强调查研究,以国内外市场对绿色食品的需要为依据,立足当地资源和产业比较优势,突出区域和行业的产品特色,注意引导开发名牌产品、特色产品和具有出口潜力的产品,把绿色食品开发与发展外向型农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对生态环境优良、科技水平较高的进行重点扶持,统筹规划,确立绿色食品的总体目标、基本思路及阶段目标,发展重点领域和区域布局,实施规划的配套政策、措施。重视并积极实施绿色食品产业聚集发展战略,以促进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升级。

篇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选择探讨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选择探讨论文

一、甘肃产业结构现状概述

(一)产业结构现状

1.产值结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可以反映出工业化的演进阶段。本文借鉴该学者的研究对甘肃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从开始,甘肃省第一产业的比重开始低于20%,往后逐年下降;从20到,第二产业以及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均在逐步扩大,且第二产业的比重和增速一直大于服务。甘肃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突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3.2:42.8:44,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继续下降,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

2.就业结构分析

就业结构是衡量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配第―克拉克定理通过就业结构来判断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随经济发展转移的方向为: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服务业转移,与库滋涅茨的产值变动趋势一致。根据《甘肃发展年鉴》的数据,甘肃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构成从1991年的69.1:15.17:15.72转变为20的58.02:16.10:25.88,甘肃就业人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结合三次产业的比重,当前甘肃工业化处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第二阶段。

(二)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甘肃三次产业的占比,可以将其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0年)是服务业迅速发展时期,第一产业和服务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二阶段(1990-年),甘肃第一、第二产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第三阶段(2000-)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后第二产业呈上升趋势,第一产业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服务业稳中略降;第四阶段(-年)服务业快速发展,第二产业的占比不断减少,20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

(三)甘肃产业结构主要问题

1.经济总量偏少。甘肃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速在-20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快发展,GDP年均增长率为10.7%,比全国同期高1.2个百分点。但经济总量偏少,2015年甘肃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9%,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左右。

2.产值结构亟待调整。从起,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率的拉动一直低于1%,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和我国经济结构大致相同,但服务业的拉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服务业GDP增长首次超过工业,而甘肃是在年,产值结构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3.就业结构不合理。根据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对比分析可知,甘肃就业结构不合理性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力不断下降,农村滞留大量劳动力;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产值占比不断提升,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两大产业仍存在较大的就业空间;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快于就业结构,不对称程度不断加大。4.服务业内部结构发展不均衡。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总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和转化,高层次服务业的发展成为衡量地区服务业内部结构合理性的主要指标。批发、零售、餐饮业与交通运输、仓储、邮电等传统部门仍是甘肃服务业的中坚力量;生产型服务业及与知识生产、传播、消费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还没有成为服务业增长的主体。甘肃服务业内部结构发展不均衡,服务业整体上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

二、甘肃产业结构实证研究

(一)偏离―份额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用于分析区域发展差距变动因素的基本方法。分析过程如下:选择参考区域,一般是国家或者省份,经济总规模用总产值或者就业人数表示;计算参考区和被研究对象的经济规模增量和增长率;将被研究区域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从产业结构因素和区位因素两个方面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

(二)甘肃产业结构分析本文将甘肃三次产业与全国进行对比,比较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量和增长率。从总偏离程度来看,除了-甘肃与全国的总偏离为87.66,其他各个时期均为负值,从绝对量来看这种偏离近年在增大,这表明1991年以来甘肃产业结构相对于全国相比逐渐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劣势还在扩大。横向来看,“八五”时期(1991-1995年),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分别为-3.35、11.15、-7.59,说明与全国同时期相比,第一产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处于劣势,第二产业的结构优于全国平均值,三产业竞争力偏离均低于全国;“九五”时期(-2000年),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分别为-0.55、-9.16、6.98,说明与全国同时期相比,第一、二产业的结构处于劣势,而服务业的结构要优于全国平均值;第一产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处于优势,第二产业的.结构与竞争力均比较低,总偏离较小;“十五”时期(2001-20),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分别为0.99、-73.3、65.3,说明与全国同时期相比,第一产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处于优势,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低于全国平均值;三产业竞争力偏离均高于全国,且服务业竞争力偏离的优势比较明显;“十一五”时期(2006-20),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分别为-32.39、-2.04、-17.25,说明与全国同时期相比,三产业的结构处于劣势,第二产业的结构高于全国平均值,第一产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偏量和竞争力偏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使得总偏离较低;“十二五”时期(-2015年),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分别为-53.68、-404.24、380.96,说明与全国同时期相比,服务业的结构具有优势,第一、二产业处于劣势,第一产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处于优势,第二产业低于全国平均值;服务业的结构偏量和竞争力偏量均高于全国,使得总偏离较高。纵向来看,甘肃第一产业除1996-2000年间结构偏离为较小正值外,其余阶段均为负,表明近年来第一产业比重略高于全国;第二产业除1991-1995年间结构偏离为正值外,其余阶段均为负值,而服务业恰恰与其相反,这表明1991年以来,甘肃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服务业的扩张,而导致甘肃产业结构在全国处于劣势的原因在于第二产业的比重过低;竞争力偏离分量在2006-年阶段转为正值,且各个产业竞争力分量均为正值,表明甘肃产业近年来竞争力有所提高,增长主要来源于服务业比重的竞争优势。

三、甘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现路径

(一)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科学划分服务业发展阶段,是正确制定政策建议的依据和基础。长期研究实践表明,产业系统的发展趋势与Logistic增长模型描述的规律一致:在有限性资源约束作用下整体呈“S”型。

(二)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企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主体,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离不开政府。政府要通过政策和战略制定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加强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能力和动力,创造良好的产业结构调整外部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指导和监管能力;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提升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完善科技、财税、金融等相关体制。

(三)立足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经济结构调整要立足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经济发展之路。甘肃拥有丰富的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矿产等资源,工业经济发展具有优势,为特色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力开发特色生物资源、文化旅游资源;推进重点项目、产业联动项目的建设,实现产业一体化,使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四)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近年来,国际社会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不断增强,产业生态化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甘肃是典型的高碳经济和高碳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就要构建生态化产业体系: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资源的单一开发向非资源和资源双向开发;重点发展旅游产业、生态农业、环保产业、煤转油和有色金属加工业等,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减少生态脆弱地区的占用,以生态化经济模式推进资源―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

(五)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环节。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产生,在危机的倒逼机制作用下,全球将进入创新密集的时代。甘肃要加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轻对低成本资源和高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加快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加强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通过引进人才等多项措施建设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升级,发展新型制造业,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53-65.

[2]崔玉采,王儒智,孙建安.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管理科学,2000(3).

[3]刘小辉,张航天.黑龙江省产业结构演进实证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模型[J].学术交流,2006(04):89-93.

[4]崔玉采,王儒智,孙建安.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管理科学,2000(3).

[5]夏青.现代服务业演化机制与效应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0:97-98.

[6]代文.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34-135.

篇4:佛山家具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探索论文

佛山家具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探索论文

基金项目: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pdjh2015b0201)

摘要:文章以佛山家具产业为对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调研佛山市政府及佛山家具协会、佛山家具企业和佛山电商产业园,深入分析佛山家具产业发展现状、主要问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文章通过文献研究、访谈调研的方式分析、总结国内外的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经验。最后,结合佛山家具产业特征,提出佛山家具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即,“互联网++传统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路径。

关键词:佛山家具;“互联网+”;转型升级;路径

前言

在经济新常态及“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佛山家具产业产能过剩、电商冲击、利润率下滑等危机,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佛山家具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各自在奋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升级路径,迫切需要政府、专家、第三方组织等来进行调研和指导。文章希望在佛山家具转型关键时期,为推动佛山家具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构建基于“互联网+家具产业”的产业发展模式创新、探索佛山家具行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不同路径提供一些合理建议。

一、发展现状

佛山家具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位。它具有起步时间早、产业链完整、企业数量多、产业规模大、市场辐射广、就业人数多等特点,是全国家具产业链最完整、家具品类最丰富、家具企业数量最多的家具产业集聚区。

据初步统计,全市拥有与家具制造及相关配套的上下游企业逾30000多家,重点是分布在顺德的龙江、乐从,禅城的张槎,南海的大沥、九江,三水的大塘等专业镇,约占全国家具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全市家具年产值1300多亿元,占广东全省家具产值的近一半;佛山家具市场约占国内20%的市场份额,占广东省40%的市场份额,商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各类销售家具的商品市场和零售网点经营面积超过1000多万平方米,是全国市场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家具商品流通集散中心,每年吸引全球各地近50000多名客商前来采购,吸引全国各地100多万消费者来旅游购物、体验和交易,“佛山家具”已经是一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城市名片;拥有遍布全国城乡的各类家具连锁店和经销点10000多家,形成了覆盖全国规模最大的家具渠道网络体系;全市拥有直接与家具生产及相关的从业人员30多万人,为家具产业提供相关服务的有20多万人,是全国家具人才最集中、从业人员规模最大的家具制造与分销中心。

佛山家具产业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幼稚期、成长初期,现在处于成长中期,进入到转型升级和变革的关键阶段,存在和形成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生产能力过剩严重。据初步测算,全市家具企业开工率不足70%,生产能力闲置现象比重严重,约15%的家具企业处于停产和倒闭的边缘。

受电子商务冲击。本地实体批发市场和商场的销售额下降严重,全市家具市场和商场的空置率接近25%,部分市场招商困难,部分商场和市场处于关门或歇业的临界点。

生产、销售模式传统。多数家具生产企业是传统的生产主导型模式,“先生产,后销售”,对市场变化、产品潮流、设计趋势反映迟钝。

家具企业利润率下滑严重。多数企业面临水电、人力、原材料成本、环保等生产成本上升和广告投入、经销费用、商场租金、会展费用等渠道成本的“双重挤压”,利润越来越稀薄,企业的生存压力普遍加大。

根据产业周期理论,佛山家具产业正临近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文章将通过梳理产业集群相关理论文献为佛山家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同时,通过总结访谈、调研所得资料和数据,为佛山家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现实参考。

二、理论文献

产业集群升级相关文献可以分为两类:外部拉动和内部推动。外部拉动相关文献集中研究全球价值链理论,内部推动则注重产业集群内部价值链的治理。

(一)全球价值链嵌入

Gereffi结合波特公司价值链理论和产业的全球组织,提出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以服装公司为例,意大利设计、印度采购原料、中国缝制成衣、销往世界各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资源跨国调配,提升产品,降低成本。对于地区产业集群,首先定位其所处全球价值链位置,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并将原来低附加值的环节向国外转移,如将加工制造环节向东南亚转移,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以提升产品竞争力、降低成本。Humphrey 和Schmitz(200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四种产业集群升级: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

全球价值链理论最广泛地被运用到解决产业集群升级问题中,国内外学者以全球价值链视角,通过实证研究产业集群升级问题。

(二)价值链治理与整合

产业集群内部推动主要是通过集群内企业个体间的努力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通过不断加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合作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发挥集群网络的作用,促进集群的升级。

国内有大量文献研究内部推动因素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主要观点有:加大研发和创新、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引领、供应链整合。

三、主要经验

除了文献研究,文章还通过访谈、调研的方式,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显示参考。为了深入了解各地在“互联网+”的经验,项目组先后赴浙江义乌和东莞虎门调研。

义乌模式。义乌小商品城在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体系、应用电子商务以及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模式经验,因此而获得国家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列为一系列示范或试点城市。就“互联多+”而言,义乌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带动型模式,即以“义乌购”网上交易平台为基础,将60000多户专业市场的各类商家、100多万种各类商品整体上网,然后融合到整体产业和区域经济中去。简单地说,它的模式就是“互联网+专业市场+产业”,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生态体系和相对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虎门模式。作为服装名镇,近五年来,虎门镇政府大力推动“互联网+服装产业”,几乎再造了整个服装产业链。其模式的主要特色是“互联网+科技创新中心+会展博览会+专业市场+服装电商产业园+服装制造企业”,产业的各种环节都借助互联网实现的重组和转型升级,从而形成了唤发了新的生命力。在这一模式中,虎门镇政府,尤其是商务局起到了具体的推动、整合和促进作用,实现了“政府推动,企业参与”的良性循环和“共振效应”。

四、佛山传统家具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通过文献研究、访谈调研,并结合佛山家具产业的现实情况,文章提出推进佛山传统家具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一)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家具O2O平台

联合和促进佛山家具产业互联网资源的整合运用,并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和理念,打造一个基于“佛山家具”区域品牌为基础的家具互联网O2O平台,从而成为推动“互联网+”背景下佛山传统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使之推动全市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电商平台。以“佛山市家具设计与制造学会”近1000家会员企业为骨干,以O2O平台为基础,将“佛山家具”的企业和产品整体上网,使之成为佛山家具产品的展示、交易平台。

交互平台。在线上建立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模块,用户将在该模块“设计”自己喜欢的产品,并向商家下单;而企业则借助该平台海量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设计出“畅销的产品”,不断改进和优化产品设计。

(二)嵌入全球价值链

佛山家具产业五大上下游产业(木工机械―原材料―涂料―五金配件―生产―销售),各环节物流的车程时间均在半小时以内,交通及其便利、物流成本低廉,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家具供应链体系。

然而,佛山家具产业多以加工生产为主,设计和流通环节相对薄弱,产品没有溢价能力。从生产主导向设计、流通主导转型是佛山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建立完善的流通体系,使产业重点心从以“制造环节”为主转为以“创意设计”和“采购分销”为主。

1、进一步推动佛山家具产业链的扩张和跨区域转移。促使中低端生产能力和产品加工生产的“外迁”和“外包”,使佛山家具企业向品牌型、总部型、创意型、服务型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迁移,使佛山成为全国家具产业的总部基地和创意设计中心。推动佛山家具企业在全国的跨区域布局,并重点在江西、四川、江苏、湖南、广西等中西部地区,设立佛山家具创意产业园、商贸城,使佛山家具产业链覆盖全国重点区域。

2、以顺德乐从为示范,打造国际家具采购中心。顺德乐从镇拥有“中国家具商贸之都”的殊荣,是广东省认定的“国际家具采购中心”。现有家具制造企业1300多家,家具及材料销售企业6000多家,形成了连绵十里的家具商贸市场。乐从家具城商铺总面积达到320万平方米,由博览中心、志柏、顺联、团亿、豪达等180多座现代化家具商城组成,绵延十多里,气势宏大壮观。乐从家具市场促成的家具销售额达300多亿元,居全国家具市场之冠,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家具市场,在世界的家具产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以此为基础,加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家具跨境电子商务和跨境物流体系,使之真正成为国际家具采购分销中心。

3、在全国城乡发展线下家具体验店。围绕“佛山家具电商网”平台,以众筹、加盟、联盟等方式,在全国城乡,尤其是重点乡镇,发展线下体验店、样板店和展示店,形成覆盖全国的佛山家具销售网络体系。推动林氏木业、左凡家居等龙头企业,在全国重点城市开设形象店和旗舰店,提升佛山家具电商的影响力。

4、形成基于互联网的家具智能物流体系。以自建、合作等多种方式,在全国重点物流区域,围绕O2O平台,建设多个佛山家具的区域性物流中心。加快推进相关佛山本地和外地的家具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建设。着力培育提供综合服务、仓储服务、运输服务、城市统一配送服务、物流信息管理服务等的第三、第四方物流企业。推动欧浦、国通等大型物流企业,积极发展家具智能物流,构建覆盖全国的智能家具物流体系。

(三)重点扶持若干龙头企业

培育和推动乐从、龙江、张槎、九江四个重点家具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专业镇,发展互联网家具,建成互联网家具产业示范基地,发挥区域龙头作用。同时,重点培育三至五家从事家具(或“泛家居”)生产、流通、供应链管理的企业或互联网平台(如“中国在线制造”),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做大做强,并在资本市场上上市。鼓励和推广林氏木业、维尚家具、左凡家具等互联网家具企业的模式创新,充分发挥它们的龙头带动作用。

(四)政府引导与基础设施建设

1、创新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传统家具企业合作模式。传统的家具产业转型推进模式一般是政府指导和企业主导,由于企业自身能力有限,因此转型升级效果不明显。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的变革需要内部和外部同步推进,而且更多地借助“第三方”力量。佛山市传统家具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在于合作模式创新,即行业协会指导、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主导、全市重点家具企业参与、重点专业镇支持的产业协同创新推进体系。这种模式和机制有利于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科学结合,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生命力。

2、培育若干家具电商创意园。重点建设顺德龙乐国际创意园和禅城新媒体产业园。龙乐国际创意园位于龙江镇中心城区,是家具生产创造和创意设计的产业链中心,新建的“佛山家具电商网”将落户于此,同时应引入家具产业链相关企业。新媒体产业园是华南知名的互联网创业产业园,这里已经落户有左凡家居、顺德家具网等知名互联网家具企业。政府通过加大对创意园的投资力度,引导创新企业入驻创意园,促使家具电商的集聚,形成互联网家具创意中心。

五、总结

佛山家具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家具产业集群,目前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等,正转入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文章可以通过文献研究、访谈调研,提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嵌入全球价值链、加大研发和创新、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引领、供应链整合、“互联网+传统产业”。最后,结合佛山家具产业的具体情况,提出“互联网+传统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引领,其中重点论述了打造O2O平台、在全球价值链下进行产业转移和建立完善的流通体系,而构建O2O平台对于佛山家具产业向设计环节转移、嵌入全国价值链、促进区域品牌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Gary Gereffi,John Humphrey,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2(1):78-104.

[2]刘光东,丁洁,武博.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以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J]. 软科学,2011,25(3):36-41.

篇5: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路径论文

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路径论文

摘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经济增长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物质支持,产业升级反作用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消费是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三大路径。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背景下,消费推动是保障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人力资本支持、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我国要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应强化人力资本支持,更好地发挥金融产业的作用。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融合发展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表现为:经济增长使国民收入增加,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将有更多的资金进行产业技术的升级改造①,而产业技术的升级改造将直接推动产业整体升级。此外,经济增长还会改变企业的发展环境,居民的消费需求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迫使产业升级。例如,经济增长使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居民对环境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在这种背景下,那些传统的高污染企业将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被迫转型发展。从表-1的数据可知,从到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速度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产业升级影响经济增长

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产业结构将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来看,产业结构的落后是其中的根本原因。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产业升级能够实现产业的技术提升与结构优化,由此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投入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主要生产的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质量的增长。而随着我国工业的升级发展,转变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实行高技术、集约化的模式生产,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取得了明显的提高。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技术创新路径

在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技术是核心推动力,技术创新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的首选路径②。技术创新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以技术创新的强度不同为依据划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前者是指一种缓慢的、局部的创新,类似于事物的量变;后者是一种根本性的创新,会引起创新对象发生重大甚至是本质上的改变,类似于事物的质变。

(2)根据创新的对象差异可以分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前者是指建立在产品技术创新上的产品局部改进,后者则是指产品生产方式方法的改变。

(3)根据创新的主体差异可以分为用户层面的创新、销售者层面的创新以及制造者层面的创新。通过分析国内外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可知,各国成功地将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进行融合无不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方式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工业产业。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它们将信息技术运用到产业升级中,成功地实现了保持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目的。对我国而言,在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采用技术创新路径也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例如,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与保障经济增长中,采用高新技术对原有的产业进行改造和升级,实现了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路径

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而言,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的支持。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落后的制度难以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实现正向的促进作用就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制度。对于我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政府必须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制度,并且制度的设计需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例如,科学的储蓄制度能够为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动力,既不影响消费经济的增长,资本的投入又能够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以及更好地服务社会。储蓄金融较为集聚的地方往往也是整体产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这是因为储蓄的集聚使得地方的资本变得更加雄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信贷资金,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推动产业升级。

(三)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消费推动路径

消费是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生产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要保证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顺利实施,采用消费推动的路径成为必然选择。如果产业升级所创造的新产品无法满足消费需求,那么这种升级将无法带动经济的增长,也就无法实现最终的融合发展。消费路径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现为:消费的发展能直接带动消费经济的增长,而消费的发展也使得消费者对于消费的产品质量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这就迫使产业进行升级以满足消费者新的消费要求。而消费者新的消费要求得到满足后又会进一步推动消费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一种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持不足

人是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当前我国在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本的支持不足。

1.教育投入低导致人力资本“质”的不足。从人力资本的“质”上来进行分析,可以明确为什么我国的人力资本存在较大的不足。造成我国人力资本在“质”上的不足的一个核心原因是,我国人力资本的教育培养缺失。我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这就使得我国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素质人才增长速度较慢。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就达到2.45万亿元,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20这一比例上升到4.5%。虽然我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明显增多,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我国短期内难以改变教育发展滞后的现状。我国教育经费投入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进一步导致了我国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落后与发展不平衡。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水平较高的是广东、上海以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本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2.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低。对人力资本进行教育培养已经成为各国实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主要对策,但各国的教育投入与最终的人力资本产出效率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我国传统的教育发展中,各类学校一般将获取的教育投资用来征地与新建大楼,以便能够更好地扩大招生规模。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学校的教育资金只有较少的一部分被用到实际的教学软实力提升中,欧美国家的教育资金投入则主要用在学生的发展上,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学校的大楼数量。也正是这种对教育投入资金使用用途的差异,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有较高的产出效益,而我国的产出效益较低。

3.劳动力缺乏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平台。人力资本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推动力,还需要有一个中间平台,这个中间平台就是为生产方式与人力资本供给方提供交易的一个场所,即劳动力市场。当前,我国还缺乏一个全国知名的劳动力交易平台,虽然不同地区出现了一些劳动力交易的中介机构,但由于政府未能做好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引导与整合,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缺乏统一的指导以及正确的发展方向,降低了劳动力市场效益。

(二)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经济增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表现为金融产业集聚的支持。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产业的支持,金融产业的大量集聚对区域或一国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第一,为产业升级提供更加便利的资金周转模式,增强融资和投资的便利性。金融企业较为集聚区域的企业可以直接在金融部门设置财务部门,从而利用本地区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来直接进行资金的划转以及融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应留出的余额资金越来越少,这就可以让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升级改造。第二,增强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产业升级风险。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中,金融交易的数量较大,其他地区的金融交易者会因为本地区较为完善的金融交易体系,而将自己的信息和交易转移到该体系中。那么,本地区所具备的流动资金越来越多,从而增强产业升级的流动资金支持,并降低由于流动性不足而产生的风险。第三,技术创新效应。北京、上海及深圳是区域内的主要金融产业集聚中心,这些地区往往也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地区,因为金融集聚能够为产业升级提供更好的技术创新机会。区域内的金融产业集聚虽然可以为区域的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同样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一定风险。第一,区域内的实体产业发展逐步弱化,从而使得区域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变得更加虚拟化,缺乏较为有力的实业支撑。第二,金融产业的高度集聚将提高本地区的整体消费水平,这样使得城市中的'一些低收入者的生活环境被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融合发展。第三,与其他地区争夺发展资源。金融产业的集聚会使得大量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支持资金被集中到少数区域,从而对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四、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一)提升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1.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水平。要实现人力资本的要素价值提升,最为有效的方式就在于对其进行教育培训,为此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教育投入存在地区失衡、整体水平不高的现象,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建立人力资本教育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政府部门应在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教育经费的投入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划内容,保障教育投入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增长。第二,适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培训领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单单依靠政府在人力资本培训上的投入,是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的,政府还应适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人力资本培训领域,促进社会资本更多地为人力资本发展提供便利。第三,人力资本教育投入要有所差别,中西部较为贫困的地区要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倾斜,提高其人力资本要素水平。

2.注重不同行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新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融合发展需要多种类型的高层次人才,必须培养不同行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这种针对行业特点来进行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方式。当前,我国需要进行升级改造的产业类型较多,如果在人才的培养上缺乏针对性将造成一些特殊行业的人才供给不足,而某些方面的人才供给又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很多高校在短时间内开设了大量的电商专业,使得该领域的人力资本供给快速饱和并产生富余。

3.完善劳动力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平台。人力资本要能够被充分利用并转化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力,必须有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本交易场所,即高效的劳动力市场。第一,政府要加强引导劳动力市场建设。第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要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提高企业的信息化利用水平。第三,推动建立不同产业的专业人才市场。

(二)增强金融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1.推进金融改革。要发挥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就必须对金融业的宏观发展环境进行优化,改革宏观发展制度,推动金融产业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科学引导作用。首先,对金融产业发展的区域限制进行改革,对于那些已经不适合市场新特点的壁垒性措施予以取消。其次,对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要从更高的角度来把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资本进入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促进金融市场更好发展。再次,对我国金融发展进行有效引导,既要有大的集中也要有小的集中。

2.改善金融产业发展环境。当前,我国金融行业规模有限、经营水平不高等,极大地制约了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中的作用的发挥。因此,我国应当从多角度入手优化金融业发展环境,为金融业发展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发挥创造更好的平台。首先,建立一种公共的信息平台和交易规范的秩序,使金融企业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获得基本公共信息。其次,要规范金融行业发展,防止出现一些无秩序的发展方式,保障区域内的金融市场稳定。当前,我国某些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出现一些无原则地迎合金融企业发展的现象,应完善法律法规,使地方政府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引导金融产业发展。再次,诚信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这也是当前我国很多区域金融发展所欠缺的内容,必须推动金融产业的诚信化建设。

注释:

①任保平、周志龙《新常态下以工业化逻辑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载于《社会科学研究》年第2期第35至41页。

②张志元、李兆友《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载于《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6期第144至149页。

③张维佳、宿晓翩《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于《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11至113页。

④孙晓雷、何溪《新常态下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证研究》,载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第39至56页。

⑤胡乃武、田子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及前景》,载于《经济纵横》2015年第8期第1至6页。

⑥李文军《经济新常态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载于《经济纵横》2015年第8期第73至77页。

篇6:张维川:多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张维川:多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此之前,湖北电力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张维川曾几次婉拒了<湖北电业>的采访.他说他觉得应该拿效益说话、拿年终利润说话.

作 者:邹平 作者单位: 刊 名:湖北电业 英文刊名:HUBEI ELECTRIC POWER 年,卷(期): “”(3) 分类号: 关键词: 

篇7: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的战略意义与路径选择论文

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的战略意义与路径选择论文

摘要:面对我国广大连片特困地区长期发展滞后的现状,不少专家学者对此有过较多的调查研究,关于经济与生态、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问题提出不少观点和对策,也是当前热议的话题。本文以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陕南三市为例,探讨如何在连片特困地区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本文认为陕南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的扶持政策,坚定地走生态经济之路,明确指出:目前应创新发展思路,坚持科学、均衡、循环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和整体开发,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重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节约资源,降低污染,走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之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陕南地区 生态产业 意义 思路

1 陕南连片特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

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对区域劳动生产率、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初始资本积累产生不同的影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陕南地处秦巴山区的核心区域,所以长期以来属国家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是亟待开发的热土。当前主要面临以下难题:

1.1 陕南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增长缓慢

1.3 陕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保压力不断增大

陕南地区深居秦巴山区腹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市场化程度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慢,经济发展缓慢,居民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与东部地区和省内其他地区的差距继续扩大。据统计,陕西全省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9%。在全省23个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易发点分布达到了9300多个。陕南的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地质条件最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于长期贫困的陕南地区,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是今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怎样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必须着力解决的紧迫课题。而陕南地处秦巴山区,山大沟深,自然灾害频发。近年来,产业发展所依托的土地、水、生物及矿产等资源,大多数分布在重点生态保护区和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产业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大。丹江口水库的两条主要水源丹江和汉江,分别发源于陕南地区的汉中和商洛,当地为保持水源的质量,不得不放弃部分项目的开发。因此,发展生态经济是保持陕南经济快速增长、增强区域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2 发展生态产业是陕南地区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技术先进、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强调经济与生态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态经济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既包括物质代谢关系,能量转换关系及信息反馈关系,又包括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关系,具有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功能,而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即为生态产业。

2.1 发展生态产业是陕南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陕西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区域发展思路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处理好环保与发展、稳定、民生的关系,兼顾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内在统一是必然选择。陕南的汉江、丹江流域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这将使一些优势资源开发项目受到政策和环境容量限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很大。面对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走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态经济道路成为陕南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2.2 发展生态产业是实现陕南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出路

相对而言,陕南生物资源丰富,开发优势较为明显,但长期受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使得经济在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也对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导致重大资源危机,资源、能源、生态与环境难以承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定受到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瓶颈的约束。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生态经济,才能使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和提升,经济发展也能走上遵循生态规律的正确道路。

2.3 发展生态产业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需要

经济增长方式落后是制约陕南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是目前陕南发展的总体状况。该区域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仍是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开发为主,缺乏按照生态经济原则要求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转化而构建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本就不多的资源得不到优化利用,经济长期处于低层次、低水平上的增长,这也造成了陕南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区域竞争力不强、自我发展的内在潜力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实现陕南突破发展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经济,重视生态技术的运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 陕南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生态产业的路径选择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突出“绿色、集约、、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思路,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加大力度开发出区域优势明显、科技含量高、质量好、附加值高的特色产品,形成完善的绿色产业体系,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突破发展。

3.1 抓住机遇,用好政策,加大连片开发力度

在目前形势下,陕南三市应抓住“一路一带”战略构想、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退耕还林和新一轮扶贫开发等发展机遇,科学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时,要有选择性,保护好当地青山绿水。要突出地方特色,创新发展思路,加快谋划长远发展规划。对陕南而言,应充分利用中省扶持政策,把陕南放置于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走规模化、产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破除小农思想、小打小闹、分散经营的现状;逐步建立特色鲜明、优势明显、集中连片、规模效应高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调整经济结构,提升扶贫开发与自身发展的能力。

3.2 因地制宜,创新思路,发展生态产业

各地要充分把握和利用当地资源与环境优势,选择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一项重大发展战略。确立“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综合开发”的发展道路,实现资源开发与资源培植相结合,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创新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如陕南各地应大力发展水电等清洁能源,发展生态林果业、绿色食品工业等,发展生态旅游业、绿色物流、生物技术等环保产业。随着这些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当地生态经济的建立,加快扶贫开发速度,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3.3 加强产业整合、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之路

要以发展生态经济为契机,对经济结构进行大力度调整。整合原有产业,构建生态、循环产业园区。推进节能减排,鼓励和支持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带动资源再生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加快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区域突破发展。对陕南来说,应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农产品、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重视建设集历史文化、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精品线路,打造特色鲜明、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协调发展的陕南旅游产业体系。重点发展粮、酒、烟草、核桃、板栗种植及加工业;加快建设陕南茶叶、油茶基地;发展魔芋、香菇、木耳等区域优势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产业。通过上述产业的调整与发展,还陕南一片青山绿水。

篇8:科技创新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升级路径选择论文

科技创新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升级路径选择论文

一、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耦合

正在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全方位地作用于文化产业的各个发展阶段,不断地赋予文化创意新的内涵,拓展文化创意产品的表现形式,再现和提升文化作品的价值,不仅带来了崭新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而且带来崭新文化形态的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

高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是文化和高新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文化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发展与传播,影响着创新的进程和结果。技术的进步又赋予了文化新的产品形式和展示方式。文化产业在我国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文化的本体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曰益变革的时代,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高新科技发展的趋势,倡导科技创新,运用高科技手段去改造与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开发新兴文化产业,传播先进文化,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创新,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

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意开端、内容为主、面向市场、满足消费者的服务性产业,高新技术对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意阶段,高新技术帮助其以丰富的形态呈现设计思路和产品雏形,如动漫、网络游戏等软件开发中需要的仿真技术、计算机图形技术、数据传输技术等,以及工业设计中需要的CDCAM等应用开发软件。在生产阶段,一方面,高新技术帮助以尽可能多、尽可能贴近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媒体形态承载文化产品信息,如产生以光盘、软件包、网页、视频、物理设备等多种形态为载体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和基本方式。在发行阶段,高新技术帮助以更少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更便捷的方式送达消费者,如通过网络利用电子商务等方式进行。在使用或消费阶段,高新技术一方面直接地为消费者消费文化产品、进行体验式消费提供软件和硬件支持,如电脑、电视(高清电视、流媒体电视)手机、PA等终端设施和视频软件、网络流媒体软件等;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为消费者创造了尽可能全面、深入送达文化产品和服务信息的平台,为其消费所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创造接受技术、信息支持与服务的便捷渠道。

由此可以看出,高新技术贯穿了文化产业的整个价值链条,同时为文化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和产业链条的延伸带来了更大的空间,科技创新是促进文化产业链升级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信息知识和科技创新的不断扩散以及应用速度和强度的不断増加,使科技増长周期不断缩短,进而使文化产业更新周期相应缩短,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使文化产业产向高技术、高集约化演化,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延伸了文化产业链,使文化产业向新业态、高层次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増长极。此外文化产业在与周边环境、制度环境相互协同,形成了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文化产业链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动力。

三、我国各地区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融合程度

在新一轮的信息化浪潮中,全球信息化和文化产业的高度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但其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特别是衡量科技进步重要指标的R&D经费内部支出额远远落后于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仅为57。24亿美元,而美国达到11583亿美元(见图1一1)同时作为我国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文化产业,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档环节,自主

创新能力较弱,产品附加值较低,同样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上难以获得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的趋势,为我国文化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笔者通过赫芬达尔指数测算法来测算我国各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的融合程度,以在科技背景下为我国文化产业链升级的路径提供合理选择。

近年来,我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纷纷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和适应性政策,但各省区之间由于地域特色和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对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升的高新科技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也不同。本文采用各省市的数据,通过测度各省区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测度文化产业和高新科技产业的融合程度,示意性地提出科技发展背景下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升级的路径。

GanbadelaandT3ris(:P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法研究了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融合状况,利用该行业内各行业的专利资料来计算行业间的技术融合程度。以X表示全体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专利个数,以X表示各行业的技术专利个数,以表示具有不同技术的行业数,引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表示行业间的技术融合程度,则有HH越小,表示技术融合程度越高;反之,则表示技术融合程度越低。

由于高技术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发生,主要是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向文化产业渗透或延伸,在两者价值链相互交融的基础上重构为一条既包含有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増值环节又包含有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増值环节的融合型产业价值链,具有更为广阔的利润空间和増长潜力,并形成了对原有文化产业链的替代。这类融合的发生在产业层次上就表现为明显的文化产品结构“软化”及升级的结构效应,从而出现文化产业技术化的现象,因此,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法在测算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度时,以高新技术产业増加值和我国各地区文化文物科技、科研单位的増加值,即HHt=2(X)2表示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同样HH越小,表示技术融合程度越高;反之则表示技术融合程度越低。其中各地区文化文物科技、科研机构増加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増加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网站《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测算出各地区赫芬达尔指数即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

表1第三列中的信息融合度括号里的数字是按测算出的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晦南除外)的技术融合程度进行的排序,“1”表示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的融合程度在全国排第一,“15”表示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在全国排第15依次类推。

由表1可知,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度地区差异很大,最高的是江苏、天津、上海、广东、北京,最低的是新疆、青海、西藏、宁夏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笔者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五种类型:

(1)文化产业强、科技融合度高:这类省市以广东、上海、山东、江苏为代表,它们文化产业居于全国前列,文化产业与高新科技的融合度也比较高,这类省、市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着力打造数字文化产业,将广电、网络服务、动漫游戏等作为首选产业门类,加大科技创新向文化产业领域经济效益转化的力度。

(2)文化产业强、科技融合度差:这类省市以辽宁、四川、安徽、云南为代表,表现在其文化产业増加值在全国位列中上,但其文化产业和科技的融合度列在中下甚至落后状态,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对艺术产业生产效率较强的带动作用,在立足本省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大新媒体技术的研发力度。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模式”是缺乏自身有利的技术支撑条件下,走出一条依靠艺术产业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整体进步的特色之路。

(3)文化产业弱、科技融合度高:这类省市以北京和天津最为典型,表现在其文化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度较高,文化产业増加值却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类省市可充分利用其良好的科技基础和人才优势,将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在与新媒体技术相关的动漫、网络游戏、影视、网络服务等门类,加大对文化产业内容的开发力度,通过建立版权贸易保护中心、动漫网络游戏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等高新科技产业相关的文化科技创意集聚区,强化技术对文化产品内容和服务的支撑力度。

(4)文化产业弱、科技融合度低:这类省市以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为代表,这类省区应该将科技发展放在第一位,这些省区只有科技先行,才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支撑和保障。

(5)两者都差强人意:这类省市如广西、重庆、河北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科技融合度处于中游,这类省市在科技基础相似的情况下,应该首先分析自身的文化产业基础和文化资源基础,实施差异化战略,避免同质化竞争。

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链升级的有效途径

(一)雅进文化业态创新,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

一是运用电子出版、数字影视、网络传输等现代技术,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文化博览、动漫游戏、数字传输等新兴产业。大幅度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科技水平,力争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方面,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二是鼓励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研发,开发文化数据处理、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远程教育及数字娱乐产品等増值业务,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不断升级。通过市场机制和现代化手段,推动文化创意元素、文化创造成果转化为文化产品,进入市场消费,使潜在的文化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使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三是注重科技创新和应用的前沿性,尤其要重视数字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二)强化科技支撑打造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

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丰富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促进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联动发展。利用现代科技,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发挥科技创新对创意产品内容的启发效应和对产品形式创新的带动作用,重点开发中文信息资源,把我国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换成数字文化产品,在丰富网络文化内容的同时缓解科技进步与文化内容的落差,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不同城市和区域的特点,科学规划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把其作为促进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新集聚区,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利用产业集聚能够带来创新、外部性、社会资本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増等效应,在产业园区内引导传统文化产业与广播电视、网络、出版物等传播载体以及创意设计产业有机结合,推动和提升社会认知和国际市场影响力。

(三)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文化产品中高科技含量

文化产业和高新科技日益融合的今天,运用高新技术创造文化产品己成为当前国际文化市场一轮新的竞争浪潮,世界各国纷纷通过不断提高其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科技含量来开发、转变和引导市场消费热点,増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我国文化产业的科技竞争力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要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科技竞争力,只有不断地开发产品的附加值,开发高科技含量产品,摆脱依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状况,引导国内软件开发商、网络运营商、内容供应商等各类企业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和民族特色的高科技文化产品。通过建立国际合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文化交流,同时充分重视保护和开发文化产品内容的独创性和民族特性,培养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文化创造力,强化其创新意识;在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广收博取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充分挖掘,顺应当今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潮流对文化生产、传播及消费方式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加快文化信息数字化进程,开发出更富新意、更具文化底蕴、更符合当代市场需求的新型文化产品。

(四)加强政策扶持,推动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融合

将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战略性内容产业,积极支持与数字文化产业相关的高新技术的创新、引进、吸收和消化。实施优先扶持政策,在文化产业专项资金中,优先扶持科技创新和版权交易产品。积极鼓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鼓励开发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竞争能力强、能形成产业规模的文化产品,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我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融合,建立起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科技成果向创意产业转化。加快文化产业相关法律与政策的研究与出台,以确保数字化过程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合理制定网上传播版税的分配比例,使著作权人、制作者、网络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得到公平分配。

篇9:自然垄断产业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自然垄断产业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自然垄断和其它提供公共产品部门中如何实现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隐含着比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调整更为深刻、复杂的课题,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经济职能的合理界定及国有经济的历史命运。关于自然垄断部门国有经济问题的复杂性问题的讨论还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技术进步、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自然垄断部门的国有经济已经或正在从作为政府对自然垄断部门实施规制政策的工具变成规制放松政策调整的对象,具体表现为民间资本的增量逐步进入传统上由国有经济控制的自然垄断部门及自然垄断部门国有经济存量的民营化;第二,中国加入WTO以后,依据《服务贸易协定》已经承诺对电信等公共生产和服务部门逐步进行对外开放,国外资本和国内民间资本也将逐步进入自然垄断及其它公共产品供给行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使我国国有经济成功地控制自然垄断部门并扮演国有经济应该扮演好的角色,必须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垄断部门国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垄断部门国有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自然垄断部门国有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运用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成功做法的同时,又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自然垄断部门国有经济调整经验和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办法,必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垄断部门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一、构筑自然垄断领域的有效竞争机制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自然垄断部门的`国有企业曾经是克服私人垄断弊害、实施自然垄断部门规制政策的有效手段。因为与其由规制当局去收集信息规制私人垄断企业以迫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目标还不如组建国有企业来得更省事。我国自然垄断部门的国有经济虽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泛国有经济化的产物,但同样隐含着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共同的规律。这是由自然垄断部门的特征和国有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的变化,绝大多数传统的自然垄断部门,特别是其中的非自然垄断业务,已经失去了由一家企业垄断或垂直一体化经营的合理性。在这类部门,如果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仍由一家国有企业独家控制行业的全部供给,其结果,或者是对消费者“宰你没商量”,谋求垄断高额利润(转轨时期容易发生);或者是囿于政府严格的价格规制靠政府财政补贴来维系正常的运转,供给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虽然比较低,但服务质量低劣且供给不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常态)。这两种情形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技术进步加快、市场规模和范围急剧扩张的条件下,还会使应该在适度竞争中不断发展的相关产业部门失去快速发展的机会。由于没有生产同类或替代品的企业可以选择,消费者始终是某些领域供求双方矛盾中的“弱势群体”。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会迫使该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努力改善生产和经营的绩效,以较低的生产成本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特别包括准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有可能成为传统的、国有经济存续自然垄断部门得以恢复和发展的机制。

但应当指出,在某些自然垄断部门中构筑有效竞争的机制,应该而且可能在现存国有经济的框架内来实现。这是因为:

第一,是国有经济掌握自然垄断部门和控制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的客观需要。国有经济不一定就代表公共利益,民营经济不一定违背公共利益。关键是有无规制和竞争。但引入竞争机制的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一是模拟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国有经济的民营化(民间资本的增量进入和国有资本的存量退出);二是对既存国有企业进行分拆,即把一家国有企业分拆成多家国有企业,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公司制度的改造,在国有经济控股的前提下吸引民间和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国有经济在公共生产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存在不是太多而是不足,在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的背景下,需要增加对这一块的投入,以便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共同条件。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原有的自然垄断部门中,国有资本存量退出、民间资本增量全面进入的模式下面,国有经济也并没有完全退出,而是以参股和控股的形式“顽强”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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