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透视（精选8篇）由网友“车始终快我一步”投稿提供，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浅析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透视，希望大家喜欢!
篇1：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透视
关键词：创作思想 人道主义 文学作品
论文摘要：创作思想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其作品中的审美体现,它影响和决定着作家的创作成就。本文考察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渊源,探讨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在《急流三部曲》中的渗透形式,为人们进一步理解《急流三部曲》开拓了新视野。
一、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渊源
1.巴金受母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巴金童年生活在一个有着浓厚封建宗法色彩的大家庭里,父母的爱,骨肉的爱,别人家的爱使巴金生活在爱的世界里。巴金曾说过:“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她使我知道了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叫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奴婢,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巴金母亲这颗仁爱之心和浓厚的家庭文化环境，使幼小的巴金具有了仁爱和博爱之心,从而造就了巴金宽广而又博大的人道情怀。
2.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巴金早年选择了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并用它作为反抗旧社会的武器。他在《在断头台上》里写道“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伟大的崇高的行为,一面积极地为他们的壮志前进。”这是巴金为自己立下的人生誓言,表明了他的人生愿望和价值追求,最终形成了为他人而放散、为他人而牺牲的爱的生命哲学。
篇2：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透视
1.由无政府革命到文学革命。巴金在进行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要实现革命理想,不单是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就能做到的,还需要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不断的启发民智,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在《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一文中,巴金写道:“民众的不觉醒,民众组织力量不足,这使的社会延续下去。”这说明巴金已经认识到要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不能没有文学来参与。于是,在无政府主义破产后,巴金便正式走向了文学创作道路,这一点与当年鲁迅弃医从文有点相似。
2.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巴金在接触新文学创作后,用自己批判的笔、战斗的笔不停地探索人的心灵,创作出了不朽的文学巨着。在《谈春》里，巴金说:“倘若我的作品果真能够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一点温暖和希望,那么我这一生便不是白活了。作品能够帮助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的.好东西,这才是作家的光荣”。巴金怀着这样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理想追求现实人生,批判旧道德,呼唤独立人格,鼓励人们为争取个人的生存而努力奋斗。
三、《激流三部曲》中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渗透
(一)作品主题中渗透着人道主义。《急流三部曲》是揭示封建伦理道德“吃人”本质,再现“五四”时代民主精神,奏响封建家族灭亡葬歌的家庭系列小说,作品主题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显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根本。
1. 揭露封建家族制度的灭亡。20世纪初,中国封建制度自身肌体的逐步腐烂、小农经济逐步解体、中西文化逐渐融合、国内军阀混战连绵不断,这些内容在《急流三部曲》中都不同程度的有所反映,巴金用他热情的笔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由兴盛走向灭亡的全部历史,再现了封建家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逐步走向衰弱的全过程,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全貌,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残忍,表达了巴金反帝、反封建、反旧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思想。
2.寻求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五四”以来,中国妇女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不断追求个性解放,她们为挣脱封建礼教枷锁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巴金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脉搏,凭着自己人道主义的良知,着力描绘了在封建家族和礼教枷锁迫害下中国妇女的苦难生活。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批判了维护封建礼教的旧式妇女,赞扬了具有新思想的现代女性。
3.反映新旧社会的爱情生活。“五四”前后自由恋爱的爱情观已初步确立,新的爱情和婚姻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巴金以人道主义情怀和良知,描绘了新旧交替时代青年人的爱情生活,反映了新旧爱情观和婚姻观。《急流三部曲》把主要青年人物的性格、命运发展与其爱情、婚姻密切联系进行描述,对后人起到了良好的警世和教育作用,这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作品中的年轻人都在为获得自己幸福爱情和婚姻生活而不懈努力,但只有觉民和琴等少数青年对封建家庭反抗的比较彻底,获得了自己美好的未来;而像觉新、觉慧、梅、瑞珏、蕙等大多数青年由于缺乏反抗,导致了自己的爱情悲剧命运。
(二)作品人物形象中渗透着人道主义。在《急流三部曲》中,通过塑造一系列叛逆者、妥协者、维护者的人物形象,揭示这些人物的心理历程,展示作者的爱憎情感,同时表达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1.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生命充实型。觉慧、觉民、琴、淑英、淑华等人有着年轻人应有的青春和朝气,他们对封建礼教给予唾弃和蔑视,是作者讴歌的对象。觉慧这一形象是巴金自己的缩影,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先进青年,也正好体现了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反叛是觉慧性格中的基调,他参加请愿,加入均社、创办《利群周刊》,最后与封建家族彻底决裂,成长为一名革命者,把自己的理想同革命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2.封建礼教的妥协者——生命委顿型。觉新、枚、瑞珏、蕙、淑贞等人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青春之花过早凋零。觉新是巴金以自己大哥为模特塑造的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觉新受过西方文明洗礼,但压抑的家庭生存环境使他性格扭曲变形,“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成为其逃避现实的行动准则,使其不仅成为封建旧礼教的维护者、杀人帮凶,而且成为封建旧礼教的受害者和妥协者。作者对这些生命委顿型的妥协者,流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结,这正好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又一体现。
3.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生命腐朽型。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冯乐山等人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维护者和代表,他们虚伪、凶残、怯懦又荒淫无耻。高老太爷有着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蓄婢纳妾、追求享乐、冥顽不化。当他意识到无法抗拒时代前进步伐的时候,为了竭力维护摇摇欲坠的高家统治,他让克明去当律师,让觉新去办公司,借此分散高家投资方向,力保高家家庭经济繁盛,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代表封建大家庭统治的他已经无法阻挡新生事物的产生,只能在惶惶不安中打发日子。巴金给这些生命腐朽型的维护者安排这样的结局,折射出作者反封建、反旧道德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综上分析,巴金一生的创作都是用文学作品来体现、传播、扞卫他的人道主义,进而达到影响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目的,每一部作品都渗透着他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参考文献:
[1]宋曰家着:《巴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山东文艺出版社,。
谭兴国着:《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陈丹晨着:《巴金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
张慧珠着:《巴金创作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贾植芳着:《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巴金:《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
篇3：浅析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透视
论文关键词：创作思想 人道主义 文学作品
论文摘要：创作思想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其作品中的审美体现,它影响和决定着作家的创作成就。本文考察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渊源,探讨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在《急流三部曲》中的渗透形式,为人们进一步理解《急流三部曲》开拓了新视野。
一、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渊源
1.巴金受母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巴金童年生活在一个有着浓厚封建宗法色彩的大家庭里,父母的爱,骨肉的爱,别人家的爱使巴金生活在爱的世界里。巴金曾说过:“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她使我知道了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叫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奴婢,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巴金母亲这颗仁爱之心和浓厚的家庭文化环境，使幼小的巴金具有了仁爱和博爱之心,从而造就了巴金宽广而又博大的人道情怀。
2.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巴金早年选择了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并用它作为反抗旧社会的武器。他在《在断头台上》里写道“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伟大的崇高的行为,一面积极地为他们的壮志前进。”这是巴金为自己立下的人生誓言,表明了他的人生愿望和价值追求,最终形成了为他人而放散、为他人而牺牲的爱的生命哲学。
二、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与其文学创作道路
1.由无政府革命到文学革命。巴金在进行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要实现革命理想,不单是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就能做到的,还需要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不断的启发民智,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在《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一文中,巴金写道:“民众的不觉醒,民众组织力量不足,这使的社会延续下去。”这说明巴金已经认识到要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不能没有文学来参与。于是,在无政府主义破产后,巴金便正式走向了文学创作道路,这一点与当年鲁迅弃医从文有点相似。
2.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巴金在接触新文学创作后,用自己批判的笔、战斗的笔不停地探索人的心灵,创作出了不朽的文学巨著。在《谈春》里，巴金说:“倘若我的作品果真能够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一点温暖和希望,那么我这一生便不是白活了。作品能够帮助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的好东西,这才是作家的光荣”。巴金怀着这样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理想追求现实人生,批判旧道德,呼唤独立人格,鼓励人们为争取个人的生存而努力奋斗。
篇4：浅析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透视
三、《激流三部曲》中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渗透
(一)作品主题中渗透着人道主义。《急流三部曲》是揭示封建伦理道德“吃人”本质,再现“五四”时代民主精神,奏响封建家族灭亡葬歌的家庭系列小说,作品主题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显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根本。
1. 揭露封建家族制度的灭亡。20世纪初,中国封建制度自身肌体的逐步腐烂、小农经济逐步解体、中西文化逐渐融合、国内军阀混战连绵不断,这些内容在《急流三部曲》中都不同程度的有所反映,巴金用他热情的笔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由兴盛走向灭亡的全部历史,再现了封建家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逐步走向衰弱的全过程,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全貌,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残忍,表达了巴金反帝、反封建、反旧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思想。
2.寻求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五四”以来,中国妇女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不断追求个性解放,她们为挣脱封建礼教枷锁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巴金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脉搏,凭着自己人道主义的良知,着力描绘了在封建家族和礼教枷锁迫害下中国妇女的苦难生活。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批判了维护封建礼教的旧式妇女,赞扬了具有新思想的现代女性。
3.反映新旧社会的爱情生活。“五四”前后自由恋爱的爱情观已初步确立,新的爱情和婚姻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巴金以人道主义情怀和良知,描绘了新旧交替时代青年人的爱情生活,反映了新旧爱情观和婚姻观。《急流三部曲》把主要青年人物的性格、命运发展与其爱情、婚姻密切联系进行描述,对后人起到了良好的警世和教育作用,这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作品中的年轻人都在为获得自己幸福爱情和婚姻生活而不懈努力,但只有觉民和琴等少数青年对封建家庭反抗的比较彻底,获得了自己美好的未来；而像觉新、觉慧、梅、瑞珏、蕙等大多数青年由于缺乏反抗,导致了自己的爱情悲剧命运。
(二)作品人物形象中渗透着人道主义。在《急流三部曲》中,通过塑造一系列叛逆者、妥协者、维护者的人物形象,揭示这些人物的心理历程,展示作者的爱憎情感,同时表达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1.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生命充实型。觉慧、觉民、琴、淑英、淑华等人有着年轻人应有的青春和朝气,他们对封建礼教给予唾弃和蔑视,是作者讴歌的对象。觉慧这一形象是巴金自己的缩影,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先进青年,也正好体现了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反叛是觉慧性格中的基调,他参加请愿,加入均社、创办《利群周刊》,最后与封建家族彻底决裂,成长为一名革命者,把自己的理想同革命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2.封建礼教的妥协者——生命委顿型。觉新、枚、瑞珏、蕙、淑贞等人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青春之花过早凋零。觉新是巴金以自己大哥为模特塑造的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觉新受过西方文明洗礼,但压抑的家庭生存环境使他性格扭曲变形,“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成为其逃避现实的行动准则,使其不仅成为封建旧礼教的维护者、杀人帮凶,而且成为封建旧礼教的受害者和妥协者。作者对这些生命委顿型的妥协者,流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结,这正好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又一体现。
3.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生命腐朽型。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冯乐山等人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维护者和代表,他们虚伪、凶残、怯懦又荒淫无耻。高老太爷有着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蓄婢纳妾、追求享乐、冥顽不化。当他意识到无法抗拒时代前进步伐的时候,为了竭力维护摇摇欲坠的高家统治,他让克明去当律师,让觉新去办公司,借此分散高家投资方向,力保高家家庭经济繁盛,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代表封建大家庭统治的他已经无法阻挡新生事物的产生,只能在惶惶不安中打发日子。巴金给这些生命腐朽型的维护者安排这样的结局,折射出作者反封建、反旧道德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综上分析,巴金一生的创作都是用文学作品来体现、传播、捍卫他的人道主义,进而达到影响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目的,每一部作品都渗透着他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参考文献:
[1]宋曰家著:《巴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山东文艺出版社,。
[2]谭兴国著:《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3]陈丹晨著:《巴金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
[4]张慧珠著:《巴金创作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贾植芳著:《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6]巴金:《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
篇5：浅析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解读
论文关键词： 牺牲者 人道主义 大陆理性主义
论文摘要:《九三年》中的戈万是为了实现完美人性精神的牺牲者,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所表现的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法国传统民族方式中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
雨果的《九三年》是以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在概括理解这场革命的时候雨果看到了革命波澜壮阔背后的悲剧，他通过故事主人公戈万在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换出被俘虏的侯爵，威严而安静地接受刑罚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倡导一种纯粹人性化的世界，使人性复归于善良、温厚、有道德、富于同情心。
《九三年》中的戈万，刚一出场，作者便对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戈万三十岁，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笑起来像小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咒发誓。”他像是一个完人的形象，也就如同作品中所说的“先知”，“他爱沉思，善哲理，是位年轻的贤人。他的容貌像阿尔西比阿德，谈吐像苏格拉底。”当然，戈万的这种完美还表现在他在战场上的勇敢而坚强，睿智而从容，在战争中他更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在与叛军朗特纳克的搏斗中，他几乎一直占据着上风，最后，也是戈万将朗特纳克赶到了图尔格城堡之中。
故事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戈万也许就真的如他的老师西穆尔登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像丹东、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那样的革命中的年轻巨人了。但一次极偶然的意外改变了一切，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为了救农妇的三个孩子，放弃了惟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机会。面对着英雄一样的战俘，戈万这个像奥什、马尔索一样的理想青年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遐想：“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于是，他用自己换出了被关在牢房中的朗特纳克。
这里戈万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一种更广博的爱——人道主义。他的牺牲并非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这个单纯的个人（作为共和军的指挥官，他对朗特纳克的告示是：“戈万通知朗特纳克，一旦抓住他将立即枪决。”），而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舍身救人这一事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如果是他，他也是会那么做的（救出孩子）。
有些评论认为，选择朗特纳克这个典型来表现戈万的人道主义，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戈万的形象。在我看来，不尽如此。戈万这个人物的矛盾正在于纪律（革命）和人道（良心）的冲突。坚持人道，他必须做出释放朗特纳克的决定；遵守纪律，他必须让自己接受军纪处置。在朗特纳克这一典型的生死抉择上，恰到好处地使戈万成为了维护人道的英雄。
朗特纳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万的救人之举完全是必然的。戈万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宽大的共和国，主张的是仁慈。文中写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击敌人；他只有心灵，用它宽恕敌人。作为战胜者，他认为自己有权宽容战败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温和原则，他坚持不对女人作战，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戈万所坚持的是一种人道的善，所以，当他面对着朗特纳克的舍己救人的大善之举的时候，他无法用断头台的恐怖对待这位曾经的叛军将领，因为在他看来——推翻城堡，是为了解放人性；取缔封建，是为了建立家庭。对于戈万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的和谐才是永恒的真理。在戈万的意识中革命和人道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所以，当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纪律准则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种极为特殊的境域的出现，使这个人物的本质明显地凸现了出来——他选择了“赦免”——对于他来说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义不容辞地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
当然，放走朗特纳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会卷土重来，再次威胁革命。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许是因为写不下去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戈万而言，这已经是结局了，他捍卫了他所坚持的信仰——人道主义，并且像一个圣贤一样死去。
在雨果看来，革命是必要的，残忍、野蛮与血腥都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公社的“决不宽恕”和王公们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借着戈万的思考和行动表达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赤子之心。借着《九三年》雨果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赞成，但同时倡导在革命中仍要坚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浓的1793年表现了社会斗争的难以避免和无限冷酷，也表现了人性的无所不在和伟大的潜在力量，歌颂了戈万为了维护人道的悲壮牺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认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会之恶，消除暴力斗争，才能达到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反革命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参考文献：
[1][法]雨果著，桂裕芳译：《九三年》，译林出版社，。
[2]柳鸣九：《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
篇6：人道主义的超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研究
人道主义的超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研究
在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把自己历史观和世界观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改造为伦理学和价值学意义上来看待,是西方思想中固有的传统并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人道主义偏重于对历史的人性化理解和解释,而缺少对人本身价值要求的.真正关注;把人道主义当作伦理和价值学方面的准则和要求来看待,并把其当作理解人道主义的出发点和全部内涵,则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对西方历史观和世界观的人道主义的超越.
作 者：周峰 ZHOU Feng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广州,510275 刊 名：合肥联合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ON UNIVERSITY 年，卷(期)： 12(3) 分类号：A121 关键词：人道主义 经济学哲学手稿 历史观 世界观 伦理和价值篇7：浅析加缪存在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内涵
论文关键词:加缪;人道主义;反抗
论文摘要:通过对加缪著作哲理内涵的深入分析和理解,阐释加缪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以把握加缪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旨于展现加缪最终想告诉我们的是:人的生活虽然有黑暗的地狱作为终点,但其旅程毕竟还是可以充满欢乐的,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只有反抗才使其具有意义。
一、加缪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文学于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流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法国,以萨特、加缪为代表作家。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上帝死了”使宗教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地位动摇,开始了“一切价值重估”。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发达,但物质以外,人在精神上的困惑和不安也随之而来,人们开始缺乏归属感,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人不仅对世界,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怀疑。于是,存在主义在此时应运而生,它是试图化解人对于荒诞所感受的异化感和找不到出路的迷茫感的良药。
存在主义的哲学依据主要是“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同,存在主义注重形象胜于抽象,作家们往往善于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哲学和思辨色彩;其文学题材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总是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其基本主题是在极限的境遇里,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表现人在荒诞、绝望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绝境,还试图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重新建立人生观,这个重建包括反抗、自由、激情。
加缪,一向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一直否认在他身上冠以这个称号。事实上,每一个存在主义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同的存在主义。加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不同,他并不试图解释世界的荒诞性,他的关注在于人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并着重体现爱与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加缪从不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但他在作品中往往直面人、人的尊严、人的命运以及人应该怎样选择人生之路。加缪虽然没有形成其完整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然而,在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髓远远比哲学内涵更为丰富。
二、加缪的人道主义情怀
所谓人道主义,即是将人、人的尊严、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以追寻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纽约时报》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加缪:“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1]111的确,终其一生,加缪一直在探讨人面对荒诞所应具有的心态及其生存方式,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他试图在人的精神虚无之上重建“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观。加缪发现,自由选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荒诞性,只有传统意义的人道主义才能使我们找到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认为,生命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珍惜生命、激情生活是作为一个具有个体存在价值的人应该持有的态度,此外,加缪反对虚无主义,他试图告诉我们,“人应该认识到他的唯一的财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时又是可以尽量加以开发的,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2]。同时加缪也否定了自杀与死亡,认为反抗才是生命存在的动力,是人类尊严的体现,是充实自身的过程。加缪的“反抗”哲学突破了个人狭隘,是对于自我精神的超越。
在《鼠疫》中加缪曾提到:人的感情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加缪相信,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在绝望之中找到希望、战胜荒诞;朋友之爱、亲人之爱、情侣之爱会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从此远离孤独与恐惧;爱是一种对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人应勇于奉献和牺牲,并认识到“他人”是自我幸福的一部分。加缪希望可以用爱来改造人生,实现向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复归。
加缪的作品中,其人物原型或哲学理念,往往与古希腊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借助古希腊精神表达对社会的民主与均衡、自由与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好的渴望,所以在其字里行间,总是脱不去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追求一种和谐的语言、和谐的感情、和谐的思想。加缪的人道主义主要是以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为中心,着重体现爱与节制的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嬗变
众所周知,加缪的创作风格具有其独特性。加缪早期显示出了令罗兰·巴特“惊艳”的“零度风格”,即运用客观叙述的白描笔法、采用朴素的感情语调。但加缪中后期的创作却偏离了原本的零度风格,开始向“暖瓶”过渡,其感情基调也逐渐浓厚,不再像早期创作一样保持着“局外”式的冷漠。可以说加缪是在不断的写作尝试中,渐渐丰富和完善了自我,他最终没有成功完成零度写作的实验,而是开始专注地、穷尽他的一生之力去实践其人道主义理想。
与创作方法的渐变一致,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具有其清晰的发展脉络。他的思想经历了由个人人道主义向集体人道主义的转变,并循序渐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在创作早期作品《局外人》时,加缪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充满消极色彩,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无论做什么都对世界没有影响,人除了认识荒诞并麻木地接受命运之外别无选择。
但显然,写作《西西弗斯神话》时的加缪已经改变了这种看法,他不再认为人应该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无论世界怎样荒诞残酷,人都应在接受的同时保有自我的尊严,证明世界固然是无意义的,但人的存在却是有意义的。这一阶段加缪的思想已经从消极向积极演进,他致力于思考人的尊严和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他也有了乐观的态度。二战爆发后,加缪的思想出现了根本转型,此时他创作了小说《鼠疫》,他意识到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困境,只有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奉献的精神,用集体的力量行动起来反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此,加缪的反抗哲学逐渐显形,其人道主义思想也达到了高潮。
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所要表达的是:身处荒诞的世界,人具有尊严和自我价值,可以在对抗中表现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能够在绝境中克服并战胜荒诞的命运,最终体现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反抗者》: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精髓
“我反抗故我在”,这是加缪在文学创作中所表达的潜台词。加缪认为,当人面临荒诞与死亡,只有乐观、勇敢地抗争,人生才会拥有希望和未来。
1951年,加缪的《反抗者》经历多年的思想沉淀最终发表,这部随笔集是关于加缪多年来对人道主义思考的集中体现与总结,体现了他坚定的理想和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反抗者》的出版使加缪与萨特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并在此后陆续受到多方的责难和非议,阴影一直笼罩在加缪的头顶,直至其生命的结束。
加缪用《反抗者》来告诉我们:人性的力量可以改变荒诞的存在;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从容面对困境;反抗的力量可以战胜荒诞、改写命运。但同时,加缪又告诉我们,这种反抗必须是节制有限度的,而不是毫无理性的。加缪反对极权与专制,反对暴力的斗争,反对将“反抗”凌驾于人性之上,反对意识形态干预人的自由发展。
加缪与萨特友谊的瓦解在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有着严重分歧。加缪的《反抗者》体现了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创作的首要目标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加缪无法容忍人道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中成为一曲挽歌,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防止反抗意识成为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演化为极权专政。而萨特尽管也同样反对集中营,但他更关注于共产主义制度整体上所代表的历史进步,他认为加缪的观点无异于将革命的暴力与法西斯专政画上等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事实证明,加缪的思想同样带有片面性,有失客观,但加缪毕竟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提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改良方案,然而,在加缪的思想中,“世间的确存在着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信念始终伴随着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
古希腊代表着加缪的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于是在他在《反抗者》中引入了古希腊人文主义——“地中海思想”,即延续古希腊均衡节制的人文主义,形成以反抗为中心、关注人类生存的新人道主义,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和谐、民主、自由等美好的社会理想。与暴力的非理性相反,加缪的反抗是理性的,有条件的,它体现了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具有明显的崇高性。加缪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义。
《反抗者》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自我完善和升华,是加缪在存在主义道路上踏出的又一个前进脚印,也是他一生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制高点。《反抗者》形象“阐释了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里、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1]154。
参考文献:
[1]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50年代——新寓言派)[M].北京:文汇出版社,.
[2][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文集[M].郭宏安,袁莉,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0.
[3][法]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4]张容.加缪——西西弗斯到反抗者[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5.
[5]李元.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篇8：浅析加缪存在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内涵
浅析加缪存在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内涵
论文关键词:加缪;人道主义;反抗
论文摘要:
通过对加缪著作哲理内涵的深入分析和理解,阐释加缪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以把握加缪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旨于展现加缪最终想告诉我们的是:人的生活虽然有黑暗的地狱作为终点,但其旅程毕竟还是可以充满欢乐的,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只有反抗才使其具有意义。
一、加缪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文学于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流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法国,以萨特、加缪为代表作家。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上帝死了”使宗教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地位动摇,开始了“一切价值重估”。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发达,但物质以外,人在精神上的困惑和不安也随之而来,人们开始缺乏归属感,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人不仅对世界,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怀疑。于是,存在主义在此时应运而生,它是试图化解人对于荒诞所感受的异化感和找不到出路的迷茫感的良药。
存在主义的哲学依据主要是“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同,存在主义注重形象胜于抽象,作家们往往善于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哲学和思辨色彩;其文学题材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总是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其基本主题是在极限的境遇里,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表现人在荒诞、绝望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绝境,还试图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重新建立人生观,这个重建包括反抗、自由、激情。
加缪,一向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一直否认在他身上冠以这个称号。事实上,每一个存在主义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同的存在主义。加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不同,他并不试图解释世界的荒诞性,他的关注在于人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并着重体现爱与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加缪从不以人道主义者自居,但他在作品中往往直面人、人的尊严、人的命运以及人应该怎样选择人生之路。加缪虽然没有形成其完整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然而,在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髓远远比哲学内涵更为丰富。
二、加缪的人道主义情怀
所谓人道主义,即是将人、人的尊严、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以追寻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纽约时报》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加缪:“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1]111的确,终其一生,加缪一直在探讨人面对荒诞所应具有的心态及其生存方式,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他试图在人的精神虚无之上重建“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观。加缪发现,自由选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荒诞性,只有传统意义的人道主义才能使我们找到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认为,生命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珍惜生命、激情生活是作为一个具有个体存在价值的人应该持有的态度,此外,加缪反对虚无主义,他试图告诉我们,“人应该认识到他的唯一的财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时又是可以尽量加以开发的,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2]。同时加缪也否定了自杀与死亡,认为反抗才是生命存在的动力,是人类尊严的体现,是充实自身的过程。加缪的`“反抗”哲学突破了个人狭隘,是对于自我精神的超越。
在《鼠疫》中加缪曾提到:人的感情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加缪相信,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在绝望之中找到希望、战胜荒诞;朋友之爱、亲人之爱、情侣之爱会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从此远离孤独与恐惧;爱是一种对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人应勇于奉献和牺牲,并认识到“他人”是自我幸福的一部分。加缪希望可以用爱来改造人生,实现向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复归。
加缪的作品中,其人物原型或哲学理念,往往与古希腊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借助古希腊精神表达对社会的民主与均衡、自由与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好的渴望,所以在其字里行间,总是脱不去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追求一种和谐的语言、和谐的感情、和谐的思想。加缪的人道主义主要是以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为中心,着重体现爱与节制的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嬗变
众所周知,加缪的创作风格具有其独特性。加缪早期显示出了令罗兰·巴特“惊艳”的“零度风格”,即运用客观叙述的白描笔法、采用朴素的感情语调。但加缪中后期的创作却偏离了原本的零度风格,开始向“暖瓶”过渡,其感情基调也逐渐浓厚,不再像早期创作一样保持着“局外”式的冷漠。可以说加缪是在不断的写作尝试中,渐渐丰富和完善了自我,他最终没有成功完成零度写作的实验,而是开始专注地、穷尽他的一生之力去实践其人道主义理想。
与创作方法的渐变一致,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具有其清晰的发展脉络。他的思想经历了由个人人道主义向集体人道主义的转变,并循序渐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在创作早期作品《局外人》时,加缪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充满消极色彩,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无论做什么都对世界没有影响,人除了认识荒诞并麻木地接受命运之外别无选择。
但显然,写作《西西弗斯神话》时的加缪已经改变了这种看法,他不再认为人应该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无论世界怎样荒诞残酷,人都应在接受的同时保有自我的尊严,证明世界固然是无意义的,但人的存在却是有意义的。这一阶段加缪的思想已经从消极向积极演进,他致力于思考人的尊严和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他也有了乐观的态度。二战爆发后,加缪的思想出现了根本转型,此时他创作了小说《鼠疫》,他意识到个体存在价值的实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存困境,只有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奉献的精神,用集体的力量行动起来反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此,加缪的反抗哲学逐渐显形,其人道主义思想也达到了高潮。
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所要表达的是:身处荒诞的世界,人具有尊严和自我价值,可以在对抗中表现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能够在绝境中克服并战胜荒诞的命运,最终体现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反抗者》: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精髓
“我反抗故我在”,这是加缪在文学创作中所表达的潜台词。加缪认为,当人面临荒诞与死亡,只有乐观、勇敢地抗争,人生才会拥有希望和未来。
1951年,加缪的《反抗者》经历多年的思想沉淀最终发表,这部随笔集是关于加缪多年来对人道主义思考的集中体现与总结,体现了他坚定的理想和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反抗者》的出版使加缪与萨特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并在此后陆续受到多方的责难和非议,阴影一直笼罩在加缪的头顶,直至其生命的结束。
加缪用《反抗者》来告诉我们:人性的力量可以改变荒诞的存在;爱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从容面对困境;反抗的力量可以战胜荒诞、改写命运。但同时,加缪又告诉我们,这种反抗必须是节制有限度的,而不是毫无理性的。加缪反对极权与专制,反对暴力的斗争,反对将“反抗”凌驾于人性之上,反对意识形态干预人的自由发展。
加缪与萨特友谊的瓦解在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有着严重分歧。加缪的《反抗者》体现了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创作的首要目标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加缪无法容忍人道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中成为一曲挽歌,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防止反抗意识成为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演化为极权专政。而萨特尽管也同样反对集中营,但他更关注于共产主义制度整体上所代表的历史进步,他认为加缪的观点无异于将革命的暴力与法西斯专政画上等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事实证明,加缪的思想同样带有片面性,有失客观,但加缪毕竟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提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改良方案,然而,在加缪的思想中,“世间的确存在着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信念始终伴随着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始终。
古希腊代表着加缪的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于是在他在《反抗者》中引入了古希腊人文主义——“地中海思想”,即延续古希腊均衡节制的人文主义,形成以反抗为中心、关注人类生存的新人道主义,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和谐、民主、自由等美好的社会理想。与暴力的非理性相反,加缪的反抗是理性的,有条件的,它体现了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具有明显的崇高性。加缪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义。
《反抗者》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自我完善和升华,是加缪在存在主义道路上踏出的又一个前进脚印,也是他一生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制高点。《反抗者》形象“阐释了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里、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
参考文献:
[1]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20世纪文学史观(50年代——新寓言派)[M].北京:文汇出版社,20xx.
[2][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文集[M].郭宏安,袁莉,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190.
[3][法]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xx.
[4]张容.加缪——西西弗斯到反抗者[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5.
[5]李元.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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