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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作者/余俊
3月7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在发言时，严厉批评了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度干预。
与此同时，被视为高校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仍然备受社会舆论关注。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面对媒体谈及南科大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表示，“还是‘去行政化’，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高校“行政化”并非新话题行政级别、外部行政权力对办学自主权的剥夺与干预、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可看成是高校“行政化”表现出来的三个方面。
记者发现，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被采访者无一不首先谈及高校的行政级别。
“一个搞教学、搞科研的高校，不以教学质量、科研成就论高下，却纷纷以副部级、正厅级这些行政级别论尊卑，简直是可笑！”某副部级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这样评价。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大学却多达1000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0多位副部级干部，还有4000位厅级干部。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至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范文网 )“试想一下，我国各行各业，除了高等教育、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拥有如此密集的官员特别是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并组成蔚为壮观的‘官场’？”有学者这样发问。
事实上，拥有行政级别或行政职务的高校“官员”，往往也更容易占据晋职评级评优的各类榜单。
教育部评选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当中，100位获奖者担任行政职务的占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占一成。在同年评选的两院院士中，35名中科院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48名工程院院士，超八成是现任官员；特别是60岁以下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你只要查阅一下各个高校的人员名单就可以发现，一个大学真正的专职教师最多一两千人，而机关、后勤人员往往数千上万人，而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不仅具有行政级别，同时还拥有学术职称。”著名杂文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如此感慨。
而石定果提到行政权力对学校管理的过度干预，只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方面。一些大学老师对此感受更为直接。合肥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吴秋芬教授说：“在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的立项审批中，行政力量强行介入，强化了对学校的干预。”
除了外部的行政干预，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同样让人倍感忧虑。
24岁的王俊雄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他在上海警备区服役两年后，退役返校成为一名保安员。1月4日，正在校门口执勤的王俊雄向记者表示，“学校对我很关心，做保安挺开心的。”根据学校规定，王俊雄可享副科级干部待遇，试用期工资1650元，正式录用后月薪多元，与他同一批返校做保安的本校毕业生还有梁正权和陈聪。该校保卫处处长刑连义介绍，20，保卫处招收了退伍返校的大学生士兵周俊杰和徐铮，他们从保卫处的保安职位做起，如今，周俊杰已调任学校管理系行政秘书，徐铮成为学校园林系党政秘书。不难看出，与其说保安职位让人满意，不如说“副科级”待遇以及未来的仕途发展潜力更让人满意。
原本应当市场化的高校后勤服务体系，却被纳入官场序列，“副科级保安”背后，显现出高校“行政化”的冰山一角。
《嘹望东方周刊》曾总结了大学“行政化”的五个特点：一是大学官场化，校长与政府官员“交换”频频。二是资源分配行政化，“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行政领导往往享有“特权”挤占有限的学术资源。三是评价机制一元化，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四是教授人格矮化，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科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五是学生世故化，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顾及学业，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早在10多年前，有“魔芋大王”美誉的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就直指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官僚迹象明显。4月25日，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他向学院申请提前退休。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更是在广州“公众论坛”上炮轰“校长官员化”现象。他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这是可悲的”。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直言目前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他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次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要逐步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当年7月29日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明确指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在正文中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逐步”二字，“去行政化”成为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高校“行政化”的症结何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国大学‘行政化’绝不是一堆可以随时拆卸的积木，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的社会现象。”陕西教育学院副院长文明教授从三个方面指出了高校“行政化”的症结所在。
他认为，高校“行政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全面的行政体制，不仅仅是学校，企业、银行、医院，甚至各类行业协会，都被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之中。自近代大学创建起，“官办官管”制度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1992年，中央指定14所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享受副部级待遇。增加7所；增加10所。还有学者认为，大学的行政级别只不过是确定大学世俗定位和规范大学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充其量说它“未能免俗”而已，并非大学之弊的祸首。辩护者称，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渗透于各行各业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奠定了“官本位”在中国牢不可破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是高校“行政化”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文明教授指出，“我们在奖励优秀人才时，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依旧是授予官衔”。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官衔和行政级别对人才社会地位的标签作用和激励作用都超越了金钱、财富、荣誉等其它因素。“不仅科学院、工程院和中央企业都设有正、副部级官位，工、青、妇、工商联、民主党派、基金会、论坛组委会，甚至连一些古刹名寺的住持、道长也有行政级别。确定了行政级别后，当事人的办公室、用车、秘书、职务消费权、住房、医疗保障、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很快就会随之配套到位。”
魏剑美认为，“行政化”还是一个客气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衙门化、官僚化、老爷化。他说，“衙门化不仅仅体现在高校机构的设置、权力的分配、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等方面，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上面。”
“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对学生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中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王明东，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该校，期间还曾留校兼任辅导员和行政人员，对高校学生的生态环境非常熟悉。他表示，曾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教授连一个共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找学生谈话时经常要选择自习教室，而某主任却有单独宽敞的办公室，并且，请客吃饭还能报销？
《羊城晚报》曾曝光这样一个细节：北京某高校的“求是协会”到包间聚餐，成员们自觉地让主席上座。等主席坐下，副主席、各部部长、副部长依次入座，干事们则另坐一桌。主席端起一杯酒，“这杯酒我敬大家”，不会喝酒的女生也不得不喝一杯……这情景与官场做派没有两样。难怪有高校教师感慨：高校官场化，是社会官场化的投影；社团官场化，则是高校官场化的镜像。
“官本位是社会的大环境，并非只有高校如此！”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白寅副教授直言。高校有了行政级别、个人拥有官位与权力，就意味着拥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特殊资源。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领域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才会有大量的专家学者甘于以牺牲学术研究时间为代价，去换取“官位”。
文明认为，“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与文明持相同意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高校行政化体系是自上而下诸多评价体系催生而成的。“本科教学评估，硕士点、博士点评估，重点学科评估，甚至党建、工会都要评估，这些名目繁多的评估体系，把大学紧紧绑在它的船上，或一根远程操纵的梯架上。”
正是有外部的行政指令，才会有学校的行政服从；资源、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就不得不听命。
篇2：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政府向学校放权，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管办分离；二是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政府必须减少对高校具体事务的干预，完成从一个全能政府到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魏剑美认为，“与此同时，还得力促高校内部的民主力量。比如教授委员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目前的教工代表大会更多是形式上的，代表们基本没有审查实质性的.事物，比如财政开支的情况。”’
近年，也有不少高校尝试着从内部管理上，让学术与行政分离，试探性地迈出了“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20夏天，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4月，在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中，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
209月，上任湖南大学校长才一个多月的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去行政化”的提出已经有些年头，但“去行政化”的道路仍然异常艰难。
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认为，“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现状，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当做追求的目标。”
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白寅表示，在全社会“官本位”思想不变的大环境下，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单独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未必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取消行政级别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这恐怕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的行政头衔。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完全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3月4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大学去行政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府要完善宏观管理体制，要能支持大学自主办学；第二，大学内部的学术治理结构、行政管理设置，包括大学的学术权力，教授、学生的民主，以及制定的章程等问题，都能通过基本的规则、程序、章程进行规范。”将校长考察任命机制改为公开选任被认为是保证大学独立性的前提之一，也被看成是“去行政化”最有可能的突破口。
今年年初，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试点公开选拔校长，教育部人事司称，今年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完善大学校长选任办法。此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他强调，专业化不是行政化，不是按照官员的标准来选校长，而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来选。对此，熊丙奇在其微博上发表观点称，公选校长体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相比于此前的校长选任，有很大的进步。当然，做好校长选拔，还需要对综合面试、民意测验情况进行公开。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来选。仍然由教育部门来选，还是由高校成立的大学理事会、校长遴选委员会等独立性的选举机构来选？过程是否公开？选举结果是否能得到认可？”对此，教育界人士并不乐观。
显然，取消行政级别还是公选校长，如果没有配套的政策和举措，都未必能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
在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上，南方科技大学是个绕不开的坎儿。谈及这几年在南科大的实践，朱清时承认“去行政化”实现得并不理想。他坦言去“行政化”需要顶层设计，“从我们基层单位做起，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上级权力要干预你，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抵御。”新成立的南科大尚且步履维艰，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似乎更加“路漫漫而其修远”。但是，改革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校行政化现象终将淡化，高等教育必将迎来明媚的春天。
篇3：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论文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论文
[摘 要]高校行政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并在近年来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文章对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若干问题进行归结，为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行政化；去行政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672— 272806 — 0138 —03
高校行政化的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共同呼吁“去行政化”，国内一些高校如南方科技大学、吉林大学、深圳大学等已开始进行改革尝试。7月， 国务院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改革思路，从政策层面上表明了政府要对高校进行去行政化改革的决心。可以说，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正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与此同时，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研究文献较多，各界人士对高校去行政化问题争议很大。鉴于此，笔者试就近年来有关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略作评述。
一、关于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的概念辨析
（一）高校行政化的内涵及表征。要探讨何为高校行政化，首先就要弄清楚“行政”和“行政化”的内涵。所谓行政，广义的理解是指国家机关和非国家机关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乃至私人组织中的计划、决策、协调、人事、后勤庶务等管理活动；狭义的理解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1]。任何一个管理单位除其本身特殊的业务管理之外，还有诸如决策、计划、协调、人事、监督、庶务等等通常被称为行政管理的活动。
再看“行政化”一词，它是由“行政”二字和“化”字组合而成的。“化”字在甲骨文中由一个正立的人和一个倒立的人构成，人倒过来了，正是“变化”之意。结合行政的概念来看“行政化”的含义，指的就是原来应用于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运行机制、行为方式等行政管理活动被延伸到了非行政领域，并且发生了变化。由此引申而理解高校行政化，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高校行政化，其实质就是高校被一套不适合其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体制给控制了。
杨德广教授认为，高校管理行政化是政府和高校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行政运行机制管理教育、管理学术，而不顾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2]。陈学飞教授认为，行政化的基本表现是高校被纳入政府细密的控制之下，高等教育内内外外，行政之手无所不在，以至于腐蚀和扭曲了大学的本性和精神[3]。教育部袁贵仁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有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个方面的倾向，外部行政化倾向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内部行政化倾向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4]。
由上可知，高校行政化有这么几层含义：
（1）高校行政化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校科层制管理模式下的一种产物，它是指高校行政权力主导一切；
（2）政府按照行政机构的特征来管理高校，政府直接任命高校领导，并赋予其一定的行政级别；
（3）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呈现与政府行政机构相似的特征，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被忽视，在这样的前提下，高校用行政方式及手段来管理原本属于学术自由的事务，高校学术自由和自治未能按照其应有的规律得到很好的发展。
视频时长：00：26一名中国留法学生杀死法高校行政秘书播放：42728次 评论：6833人
从以上含义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校行政化的表征有内、外两个方面：一是在外部上，政府对高校的事务行政干预过多，把高校当成政府的附属机构来管理，没有给高校过多的发展空间，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本质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二是在高校内部本身，因为受到政府科层制管理方式的影响，高校内部管理也照搬了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使得内部管理行政权力泛化，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颠倒了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
（二）高校去行政化的内涵。对于高校行政化产生的种种问题，不同的学者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不少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校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皆因行政化而起，所以高校要去除这种按政府机构管理方式办学的行政化现象。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院士认为，高校要去行政化，应该恢复到以学术主导的方式来运作，而不是由行政权力来运作[5]。他主要是从学术权力的角度来看待高校去行政化这一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则从教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定义高校去行政化。他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要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教育，不能用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或手段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6]。我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王洪才教授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要去掉行政特权，其直接表现就是去官僚化，使大学回归学术本位，而非简单地去掉行政级别[6]。
根据以上对高校行政化内涵的分析，结合学者对高校去行政化内涵的理解，高校去行政化的内涵就是指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要尊重高校“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本质，不能按照官僚制的科层管理模式来管理大学；而高校也要摒除依附在高校管理体制上的行政特权，确立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还大学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本来面貌。
二、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观点
近年来，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研究文献较多，主要是围绕高校需不需要去行政化、为什么要去行政化、怎么样去行政化等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
（一）高校需不需要去行政化。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校长、学者都认为高校应该去行政化，这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内在需要，而且要将去行政化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持这种观点的有袁贵仁、顾秉林、许智宏、朱清时、王树国、龚克等。
（二）高校去行政化等不等于取消行政级别或行政管理。顾海良认为，取消行政级别，并不是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全部内容，去行政化也不是去行政管理和行政官员，因为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或“官本位”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成因，需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大背景中去审视这个问题[7]。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也认为，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才能获得教育地位，但是如果全社会整体的行政环境不改变，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不要取消，而且还应加强[8]。黄达人也比较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反而会弱化高等教育地位[9]。这表明，去行政化并不等于取消行政级别或行政管理那么简单，必须与社会的整体行政体制一同考虑，对大学而言，行政管理必不可少，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
（三）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发展方向，但困难比较多。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表示，大学去行政化是方向但客观上存在困难。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道出了这一担忧的深层原因是，大学体制改革决不是靠局部的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如果社会官本位体制不改变政府对大学的高度管制模式，大学“去行政化”只能是一句空话[10]。安徽师范大学的杨靖也认为，高校去行政化虽有必要，但时下改革之路上障碍重重，难有作为，要真正将“去行政化”这一政策落实下去，形成制度和规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11]。这些观点虽带有一定的悲观和畏难情绪，但也说明，任何改革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四）有部分学者认为，担忧归担忧，既然去行政化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改革进行到这一步，应直面改革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田艳丽认为，我国高校正在去行政化的道路上迈进，但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困境，因此要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困境进行分析，才能找出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12]。刘晶认为，大学的“去行政化”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然而制度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去行政化”必须要先弄清“行政化”制度存在的文化背景、体制传统等“路径依赖”，之后才能重构“去行政化”后的制度[13]。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也指出目前去行政化改革出现困难的焦点在于，国家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整体“布局”还未定，对于涉及面甚广的去行政化改革就无从下手，因此，“布局”很重要[14]。
三、关于去行政化改革应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要不要“行政”的问题。管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活动。国家产生以后，国家政务逐渐从混沌的社会事务中分离出来，并逐渐出现了以国家政务管理为主要职责的专门机构和集团[2]。作为社会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分支，高校自身也要进行诸如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行政管理活动。高校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必需的，但是，行政管理只是一种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我们不能用行政权力去主导学术权力。因此，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去除被泛化了的行政。
（二）关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包容与合作问题。大学组织有科层体制的特征，但大学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层组织，在这个组织架构中，除了行政权力，还有一个学术系统的权力，即学术权力在起作用。从大学组织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来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存在，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学术权力是大学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本质要求，学术权力是基础；而行政权力是大学组织有序运转的保障。高校内部产生的“行政化”现象，其实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错位，把原本应作为主导地位的学术权力当成附属地位了。为此，去行政化要摆正学术权力的位置，处理好它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使它们之间能协调运行，共同服务于大学的基本职能。
（三）关于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如何平衡的问题。“自治”是大学的本质特征，然而，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场所，从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学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或支配。可以说，政府不可能放任大学发展，而大学也不可能脱离政府而存在。由此看来，既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二者之间应通过法律手段建构一种合理的关系模式，把双方权、责范围分清，让大学能实现更多的自治。为此，高校去行政化，并不是要脱离政府，实现大学的“无限自治”，而是要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实现“有限自治”，达到共同治理的平衡状态。
高校行政级别：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新闻 广州：高校学子义务植树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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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去行政化 高校无法只身前行
北大提出在院系一级去行政化改革，再次把大学去行政化的命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大学去行政化，话说白一点，就是去行政级别。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估计敢公开反对的没有几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存在理论正确性。大学就是大学，怎么也论起做官了？你看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哪个有行政级别？当然，还隐含了一个话题，一旦有行政级别，就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听谁的？
可是，我想反问一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有行政级别？难道只有大学有行政级别，其他就没有了吗？
大学、中学、小学、企业……连社会团体也有行政级别，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处级，科级，几乎覆盖整个系统，纷繁复杂。
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特点。各种隐性、显性福利待遇都与这种级别密切挂钩，没有了行政级别，就没有了各种福利待遇。比如，部级医疗待遇和局级就有明显的区别，局级则和处级也不同，退休后工资也因级别不同而不同，林林总总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里，大学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
美国的大学校长，他们的薪资是多少？何况他们很多学校还是私立性质的，我们呢？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校长年薪动辄五六千万港币，内地可能吗？
赋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只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环节，取消这个局部体系的级别几乎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它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管理与服务部门的调整。比如，财政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单列一个公务报销体系？劳动人事部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一个完全不同的薪酬体系？
我相信，很多校长老师是支持这种改革的，但是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与之相关联的福利、薪酬待遇等调整没有到位前，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支持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去行政化，高校无法先行。因为要修改这个体系，需要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系统修改，全局不动，只动枝节，几无可能。这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这里。相比高校，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似乎要容易得多，但多年下来，也几乎没有太大进展。
与去行政化的观点直接相关的是，舆论一直强调教授治校，这也是去行政化一个重要基础理论认知，对此我不能完全赞同。
上世纪90年代，著名华人学者田长霖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这也是第一次有华人学者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田长霖在谈到他做校长与教授的区别时，用了一个字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区别：钱。大意是平均下来每天他需要搞到100万美元的捐赠，否则学校就难以为继。
英国高校管理体制更为明显，有一个名义上的校长，但同时有一个执行校长，名义上的校长更像一个招牌，执行校长才是真正的校长，其原因就是强调校长首先需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而不是学术能力。因此，校长首先是一个管理人才，是教授中的优秀管理人才，而不能只是懂得治学的教授。
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高校无法先行，因为做不到。（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篇5：高校去行政化不是拿掉校长级别那般简单
日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表示，北大将尝试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这番言论掀起了新的一阵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很多人认为，公立高校上至校长下到院系主任都有行政级别，是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但是，教育界也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取消行政级别不能解决行政化问题；校长、院长有了行政级别，才能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平等”对话。争议之外的共识是：行政化严重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打击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影响科研创新的全局。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高校去行政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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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存在行政管理，在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都有行政级别而去行政化讨论并不热烈的时候，社会广泛关注大学的去行政化，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可能是大学的行政化比其他行业更严重；二是大学的学术气氛更浓，容不得行政过度干预，学校系统反抗更强烈。
行政化和正常的行政管理只是度的把握问题，理想的大学行政管理既要保证大学的教学和学术权力的良性运转，又要监督和防范教学和学术权力的不当偏离。我们今天谈论的大学行政化，其实是大学的行政管理既有管理过度的问题，也有行政管理不作为的问题，如对资源分配和各种评价过度使用行政管理权限，学术权力参与得少，是今天反行政化的主要起因；对学生学习权利的行政管理不作为，导致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下降等。
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管理
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大学也不例外。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质不是取消大学级别和层次，而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各种资源配置方式，让学术权力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对教授学术水平的评价应以学术同行为主，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绩效评价政策。高等教育要深化改革，当大学的办学经费、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不是政府拨款时，大学的过度行政化甚至官僚化会自然消亡。很明显，民办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就并不高。
大学的去行政化不能简单地与国外类比。中国的大学是在靠政府主导和提供主要资源的条件下逐步发展的，而国外的大学是在经费自筹的基础上不断自主发展的。中国大学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费分配和人事任命的掌控，为了防止和减少大学的腐败现象，政府通过层层上收审批权限使监管越来越严，不能把政府加强监管等同于行政化。
大学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应该去掉学术权力按照行政权力的逻辑来运行的管理模式，去掉给教学和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应行政级别，去掉行政机构对学术事项的决定权，去掉掌握学术权力者也套用官僚作风的行权方式。其实，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有两种不同的结构模式。行政权力是金字塔结构，每上一级台阶都会增加权力范围；学术权力则不同，研究越深入细节，越有发言权。所以，应该去掉行政管理对教师授课、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非科学性制约。
大学去行政化不能等同于去行政级别
历史上，给大学校长确定行政级别是为了解决教育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这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有人认为，大学行政级别的存在，限制了学校独立行使自主权的空间，用行政规则管理学术，会让学校充斥衙门作风。那么，取消了行政级别就没有衙门作风了吗？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行政管理，管理学理论认为管理的有效幅度是7~8人（或机构），两千多万的在校学生、巨额的经费开支，不分管理层级的依据是什么？
有人认为，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后，让政府和高校之间保持距离，能增强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学术地位受到尊重。只讲从政府拿钱的权利，又要与主办者保持距离，这算什么逻辑？只要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大学校长就只能是委任制；只要大学校长采用委任制，大学校长就自然有委任机构的相应级别。
大学的去行政化关键不是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而是要改变目前大学内部按照政府机构设置的管理部门，避免大学成为政府的下级机构，要在大学内部按照教学和科研的本质规律设置相应的服务部门；大学的去行政化还体现在教师自身的观念上，教授不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去与处长、科长工资待遇或社会地位挂钩。
依法规靠章程才能去行政化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要实现大学系统的良好运转，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大学的发展行为，来明确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政府相关部门依法管理大学，在法律的基础上办大学，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研发出创新成果，使大学真正担当起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急需高质量人才的责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
为了使大学科学发展，国家已经出台了《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前几年，教育部组织了各大学制定大学章程，进一步规范大学的运行模式，使大学的发展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大学要依据《高等教育法》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在政府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依据高等教育法和大学章程理顺大学党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真正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主要依据大学章程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实现大学由行政主导，转为行政服务学术发展；靠大学章程规定大学内部制度建设与各机构之间运行的关系，实现科学高效管理，避免大学的行政化。
大学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学术委员会首先要有符合《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人员组成和明确的议事规则，机构和程序规定是学术委员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第二是要有与行政权力交叉相配套的若干制度，对于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的行为设计有效的约束机制；第三是学术委员会组成和规章制度要结合学校学科和文化特色。
大学行政管理的内涵决定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只有当大学行政管理服务于教学与科研，服务于广大师生，大学的人才培养才能得到科学发展。只有当教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被尊重，人才培养方案和计划被认可，学生的基本权利——学习权利才能被关注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提升，行政管理也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
大学去行政化的根本，就是要使行政管理确保学术权力的良好运作，监督学术权力的不当偏离，保证教师的教学、科研权力，从而最终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使高等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_民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篇6：心有多宽 路有多远
心有多宽 路有多远 -资料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每月领取养老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
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
新旧衣服不挑拣，好也御寒，赖也御寒。
常与知己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谈。
内孙外孙同样看，儿也心欢，女也心欢。
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
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观。
心宽体健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赵朴初92岁时所作。
在这首《宽心谣》里，我看到了一位睿智的老者，用乐观的心态、宽广的胸怀面对生活的繁琐，而看不到一丝丝的抱怨和忧虑。常常听到有人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为什么在赵朴初先生的诗里，我们找不到一点点的不如意？
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对于大自然来说，我们也跟四季的`花开花落一样，要经历华美的盛开到凄凉的凋零；岁月如梭，我们还要经历一年又一年的风霜雪雨，冬去春来……生命只是80%E4%B8%AA/' target='_blank'>一个过程，每一天、每一年，都是岁月的篇章，
资料
岁月的河流川流不息，一去不回头，点点滴滴的生活琐碎渐渐汇集成我们生存的日记，凝结成我们记忆的永恒。
生命仅仅是一个过程，不会给我们任何承诺。每个人的一生之所以如此的不同，关键是在你度过的每一天里，你是快乐的度过？还有忧虑的生活着？正如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一样，世界给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清晨黄昏，为什么有的人笑如春风拂柳，有的人叹似落红铺径？难道真的是命运使然？
不，我不这样认为。快乐和忧虑都同样存在于我们心中，而聪明人只向心灵索取快乐，把忧虑深埋在心底。看到不平事、听到不恰当的语言，有没有必要“拔剑而起”？还是“一笑置之”？由于我们的心灵的空间有限，因此我们对周围的事物只能做出有限的感知，不可能把什么事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到那些使你快乐的事情上，不要为琐事烦恼，不要为别人的言行而坏了自己的心情。
除了我们可以感受的事物以外，其实，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得到快乐的人和事都被我们忽略了，一位名人说：关注力就像阳光，你关注什么， 什么就会生长。我们快乐的感觉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我们忧虑的情绪也是我们自己赋予的。
快乐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给你希望和力量；快乐就像一股力量，它可以给你勇气和自信；快乐就像山间清新的空气，可以把笑脸传播到你的亲朋好友之间，从而叫你看到更多的好人、好事。
海纳百川，岂容乃大；心容四海，自然快乐相随。心宽，就是你战胜一切的秘诀。
篇7：心有多远,路有多远散文
心有多远,路有多远散文
心有多远，路就有多远。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只是拿过来用。话说有一个高龄的老妇人跟别人说她要周游世界，当然遭到很多人的讽刺和反对。首先因为她的年纪很大了，体力上根本谈不上坚持。其次她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没钱，你只能走路喽。看你走一步掉一块的，别没出国就死在半路上。类似这类声音数不胜数。老人家都置之不理，依然实行着自己的计划。结果她做到了。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哗然。许多人对此充满好奇，更多的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大家都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中间有什么惊险历程，也有许多的人生专家想通过这件事情写出一个励志的故事，教训社会上一些不懂事的孙子。面对这些惊叹荣誉好奇，老妇人很淡然地说：“心有多远，路就有多远。”老人家不是什么哲学家或者故作高深的社会学家，却说出了让他们脸红的话。
我们不想探寻老人家传奇的经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只想她的这句足以摧毁古今的一句话。有些东西不在于你说没说，而在于你做没做。大部分的人生活在现实与梦呓之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命的是不知道怎么做。长于静夜之中思索，生命的根本在哪里，如何去安放灵魂，在繁杂的现实世界中个人的坐标该如何地加以确定。不知不觉中这颗喧嚣不已的心竟然平静得幸福无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该是每个人最后的选择。从小到大就像生长在不同土地的作物一样，肥沃的土地未必生长的就是粮食，也有可能是莠草，也可能半途夭折。贫瘠的土壤也有茁壮的秧苗。但是，大部分的生长却出奇的一致，就好比婚姻，心思细腻文采斐然的林黛玉不可能嫁给粗鄙不堪倚老卖老的焦大一样。人们都在确定高亭广厦至少也需门当户对。于是寿命就在固定的氛围固定的圈子里轮回，从精力充沛貌美如花到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就像一株植物从木秀于田到开花撒子到凋零委顿。美学上有一个新名词“囧”，说的是镶在框子里的一张脸，活不出什么新意。说着混沌的话语，脸上挂着混沌的`笑容，做着无可无不可混沌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按照长辈的思想努力使自己造就成乖乖形象，中年时摆出一副俨然家长的态度，老年了淡定得像一潭死水。总觉得这种人就像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很令人讨厌。记得印度地区曾流传着一则故事，说有一个老人八十五岁了以前信奉的是苦行教派，忽然有所觉悟改信佛教，研习佛教至深经典《大毗昙经论》，周围的人就笑话他，骂着很难听的话，有人说：“你这老狗，真是自不量力，中途背叛自己的信仰，还想取得无上成就，真是痴人说梦不知廉耻。”面对各种非议，老人家发下宏愿：“今生不取得阿难含果不成为《大毗昙经论》的精通者，绝对不让肋骨触及枕席。”结果日夜钻研求教名师，经年之后成就印度佛学领域的一代宗师“胁尊者”。也是世界文化史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其实路没有多远，只是你的心疲惫了。或者因为前途渺茫，或者因为没有同行者倍感孤独，或者那本就是一时好奇的选择。就好像有的人在日记中说我要去塔克拉玛干参透人生的真谛，结果一辈子连沙漠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这也算是当代的清谈主义吧。
心有多远，路就有多远。 玄言远旨，令人深思！
篇8： 进城路有多远美文
进城路有多远美文
在山沟出生的黄三生，早年鲤鱼跳龙门考上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在乡下教书。
在乡下教书的黄三很想进县城。想想分配会上领导的一席话，黄三还是看到了进城的希望。领导说不管分配在城里还是乡下，这些都是工作需要，乡下的老师请放心，只要你们安下心，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工作，到那时，乡下的老师仍然可以进城。
黄三安心地待在了乡下的一所中学里，他把学校当成了家，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弟弟妹妹，他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他一心一意搞教学搞研究。那年月初一初二不会考，要检验教学成果，只有等到每三年一次的中考。黄三耐心干了三年。也可以说这样说，是进城的念头诱惑着他、激励着他。
三年后的中考，黄三的班上考上了五个中专生，这可是刷新了黄三所在学校的记录。以前，每个班能考上两三个中专生就了不得了。黄三班上竟然一下子考上五个中专生。校长也惊叹不已，在大会上表扬了黄三。黄三心想，我要的不是表扬，不是扎根这所学校，我要进城。
黄三上县里找到管人事的领导，他说他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工作，他说他班上考了五个中专生。领导在烟雾中似乎静静地听着。黄三说完了，静静等着领导的答复。领导把烟屁股摁在烟灰缸里，却哈哈大笑起来，领导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领导笑得眼泪飞了出来。
领导的笑终于停住，只听“啪”的一声响，领导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领导严肃地说，你班上考上五个中专生，你厉害啊！你尾巴上天了啊！你知道不知道，有的老师班上考上六个中专生，考上八个中专生，还有考上十个中专生……
黄三进城的路被领导一巴掌给挡住了，但是领导的话让黄三开阔了眼界。竟然还有班级考上那么多的中专生。这对黄三来说，又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激励。
又是三年，这三年里，黄三更加认真，更加敬业。三年后，黄三班上考上了八个中专生。但是，黄三仍被挡在了进城的路上。黄三算是明白了，进城似乎和班上考上几个中专生没有直接关系。
黄三恨自己没有亲戚在县城当官。他失望，消沉，就在他颓废的时刻，他的爱情来了。学校附近村子一个叫小青的女子看上他。小青虽说是个农民，但是小青漂亮、勤劳。黄三就娶了小青。
婚后的生活虽清贫，但也其乐融融。黄三把进城的念头抛在了脑后，每天只是平平淡淡教书。时光如流水，儿子会走路了。儿子上五年级时的一天，一个亲戚勾起了黄三进城的念想。
那天，亲戚在黄三家里喝了酒，亲戚涨红着脸说，为啥还不进城？城里的生活，那不是一般的'生活，马路宽，电灯亮，商店多，要啥有啥――
黄三似乎在梦境里一下子醒来，他说，怎么进城？
亲戚晃着脑袋，伸出一个巴掌。黄三说，五百。亲戚说，你别当儿戏，五千！黄三吓了一跳。进屋给小青说，小青吓得直拍胸脯说，城里有啥好？五千块钱我们不吃不喝一年也赚不到！
黄三进城之路被五千块钱挡住了。又是几年后，黄三在城里办事见到当年的亲戚，亲戚说，那年让你出五千就进城，你还不干；现在不行了，进城要三万！黄三听到亲戚的前半句话，他进城的念想凌空降落，但是亲戚的话说完，进城已经和黄三不相干了。现在不要说三万，就是三千黄三也舍不得。儿子正在读大学哩。
儿子大学毕业，工作了；黄三老了，退休了。
退休后的黄三，用住房基金贷了十万块钱，还有自己一辈子教书从牙缝里省下的七八万块钱，黄三在城里买了一套七十平方米的房子。黄三搬家进城那天，恭贺的亲朋好友离去后，黄三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进城了――我一不低头，二不送礼，三不投机钻营，我进城了！
城里的生活就是比乡下好，街道宽，电灯亮，商店多，要啥有啥――
黄三开始享受城里人的生活，逛街，逛商店，虽然不能要啥买啥，但是让眼睛享足了福。
黄三刚品出点城里人生活的滋味，儿子从省城打回电话，说女友让买房后再结婚，说他们已经看好一处房子，首付二十万。
黄三给儿子说能不能租房结婚，儿子回话，女友说了，不买房，就分手。黄三一筹莫展――
几天后，黄三卖掉刚住进来的房子，依旧回到乡下，住进了在风雨中摇晃的土坯房子。
篇9：铺向名牌的路有多远？
一、品牌的生存意义――“品牌”是中国企业的“生死分水岭”，
在欧美大学商学院MBA教材或品牌管理理论中里，“品牌”是作为“高附加值”还是“低附加值”商品的判断值的主要标准。“高附加值”的“品牌”可以视为“名牌”，“低附加值” 的“品牌”可以视为“非名牌”。
在中国习惯于把“高知名度的品牌” 视为“名牌”。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企业出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对“名牌”的理解和追求意识己相当的强烈。国家相关部门在指导中国创名牌工作上也成绩显著，如近年来“中国驰名商标”及“中国名牌”的面世。中国各行业的一些龙头企业也在世界上创出了中国品牌的魅力，如家电业的海尔、TCL等。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企业创“品牌”尤其是世界级高价值的品牌之路还非常的远，难度也非常的大，甚至近期有学者还偏激提出“中国企业不具备做品牌的能力”。
轻工产品对“品牌”的依赖性较大，不做品牌，企业是无法生存的。我对中国轻工企业的企业生存状的判断中，“品牌”则应被理解为企业的“生死分水岭”。
在欧美市场，不论是大众消费品还是工业品，每一产业前三名的企业都是被著名品牌企业占据，前三名的市场份额占据行业的70％左右。也就是说70%的大钱让三个“名人”捞走了，小钱让97个名气小的人在抢。
在中国市场，品牌同样也在左右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
1、价格上：在日用产品的领域，有品牌产品的售价比普通产品高出15%――40%以上。
2、销量上：目前中国日用产品的每一个行业中，大约都由一二百家企业组成，多的有一千多家，但一个行业中由前15名企业的销量占去整个行业销量的60%以上，
3、利润上：据测算，在超级商业大卖场，品牌产品的销售成本与非品牌产品比较，品牌产品的固定销售成本要低3-4%，加上变动成本，品牌产品的可以低出8-15%，8-15%是很多日用产品全部的销售毛利。
据相关报道，2004年1-10月诺基亚手机和中国某手机大王的产量基本相当，但销售值据说差距46亿，这46亿就是品牌附加价值。
2002年，索尼在中国只买60万台彩电，利润是中国整个彩电行业的总和。60万台超过3000万台，这也是品牌附加价值。
4、生存上：目前中国商业业态发生结构上的改变，大型商业业态将占去社会销售量总额75%以上的份额。预计三年内中国商业业态销售量总额的70%――80%也将被连锁大卖场左右，国际上的大型商业业态将都会采用OEM方式推出自己品牌。中国今后大型商业业态也会采用OEM方式推出自己的品牌这。随着中国今年对零售业放开，不出五年将有一大批中国企业为中外大型商业业态“打工”。
一家海外咨询公司有一份调查报告：未来中国商业市场贸易格局：外资品牌占60％，中国品牌企业占35%，没品牌企业占5% 。
这个比例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在拉美，沃尔玛、家乐福等商业巨头几乎将本土企业沦为加工车间，本土品牌消失，企业家及中产阶层快速萎缩，经济主权沦丧。世界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拉美空心化”。
为中外家电大卖场“打工”能挣多少钱，美国某大型商业业态在中国贴牌一台燃气烤炉支付加工费6.1美金，折人民币50.02元。而一台中国品牌燃气烤炉在美国大型商业业态销售赢利47美金。折人民币385.4元。
所以说，中国企业没有品牌，就没有生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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