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二孩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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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二孩调研报告

篇1:生育二孩调研报告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此项决议一出,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热议。早在6月,笔者所在课题组进行了一项关于“北京民众当前生育意愿和行为” 的调查,调查访问形式为电脑辅助电话调查(CATI),以在北京市家中或工作单位有固定电话、年龄在20―50岁的成年人作为访问对象。此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201份,被访者平均年龄31.6岁(标准差为8.8),男性占49.5%,女性占50.5%。

73.2%被访者认为理想子女数为2个

当被问及“您认为幸福美满的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时,73.2%的被访者认为“2个最好”,19.4%的被访者认为“1个最好”,4.8%被访者认为“3个及以上最好”,还有2.6%的被访者认为“没有孩子最好”。据此推算,北京居民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个,标准差为0.6。

总体看来,理想子女数与被访者的婚育情况直接相关,与其他特征的关联并不明显,如性别、出生年代、居住地区和户口所在地等因素。单从婚育角度而言,未婚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明显高于已婚人群。理想子女数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人们所处具体生活状态、阶段的影响,如大多数未婚人士总是会对幸福家庭的重要纽带――孩子充满憧憬,而已婚人士则可能会更多地面临工作、养家等实际压力,因此会优先考虑能否养得起的问题。同时,不同类型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也存在差异,“男非女独”家庭期望有2个孩子的比例最高,“男独女非”家庭的期望值相对次之,“双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最少。我们认为,人们以往的家庭成长经历往往会对其理想子女数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拥有兄弟或姐妹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深知亲缘同伴的重要性,因此更希望拥有1个以上的孩子。而对于“双独”夫妻而言,他们难有类似的体验,一部分人可能无法认识到“兄弟姐妹”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理想子女数会相对少一些。我们还询问已生育子女的被访者“您对现有孩子数目满意吗?”结果显示,七成以上的人表示满意。不过,拥有不同数量孩子的被访者,其满意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如拥有2―3个孩子的人满意程度最高,这部分人群中95.0%的人表示满意,而对于仅拥有1个孩子的人,其满意程度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有32.4%的人表示并不满意。

结合相关的访谈资料,我们还发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而言,拥有2个孩子是较为理想的数量。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拥有1个孩子就够了。相比之下,不愿意生育孩子和希望拥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并不算太多。可见,以往那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变得日益淡薄。

生育理性使得多数人不生育二孩

如前所述,大多数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那么他(她)们真的会生育2个子女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生育问题上会表现出更多的理性,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家庭状况和经济能力做出更合理的决定。在调查中,我们向已有1个子女的被访者询问了其生育二孩的计划,结果表明,有84.6%的人表示不打算生,仅有15.4%的人说有此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打算再生的被访者中,明确表示计划再生一个的人数比例61.2%,想生但尚未列入计划的为35.8%,而仅有3.0%的人坦承目前已经怀有第二个孩子。

客观而言,是否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不仅与个人特征有关,还与家庭特征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性别因素的影响有限,男性与女性的再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年龄是关键性因素,如在已有1个孩子的家庭中,20―29岁年龄段的人有近一半打算再育,30―39岁年龄段打算再育的人减少至1/5左右,40岁以上希望再育者的比例则不足5%。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生育年龄是先天性的制约条件。此外,认为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被访者几乎不打算再育,认为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仅有约1/5的人打算再育。大体上,“双独”和“单独”家庭更倾向于再生育一个孩子,而“双非”家庭打算再育的比例不足前者的一半。通过访谈了解到,原有政策是限制“双非”家庭打算再育的直接因素,此外,年龄偏大也是促使他们放弃再育的重要原因。从居住地来看,分布于城市与农村被访者的再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若是分户籍来看,非京籍者明显比京籍者更希望再育。综上,20―29岁年龄段的人群以及“单独”或“双独”家庭,由于在生理、政策等层面具备相应的条件,因而他们更有资本向往再生育一个孩子;同时,那些认为理想子女数为2个且已生育1个子女的非京籍人群(即流动人口)更有可能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

对一孩家庭生育意愿与计划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认为一个家庭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比例可以达到70.5%;如果落实到生活实际,有32.3%的人表示对现有1个孩子的数目并不满意,比例不及前者的一半;在更进一步地涉及未来的再育计划时,仅有15.4%的人表示打算再生育,比例又减少了一半。可见,理想与现实似乎总是存在某些差距,看似存在矛盾的表象,事实上却反映出生育观念变迁的实质及其复杂性。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生育就是一种现实性的选择,而当前,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接受1个孩子。

在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群中,“一个孩子太孤单,两个孩子有个伴”是首位原因,占52.6%;其次是“喜欢孩子,喜欢大家庭”,占31.6%;再次是“希望儿女双全,凑个‘好’字”,占7.0%;因为符合国家独生子女二孩政策打算再生育的占7.0%;持从众心理的仅占1.8%。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选择是否生育第二个子女时,是比较理性的,出发点主要是精神层面,多从孩子和个人角度考虑。在不打算再生育的人群中,年龄大是主要原因,占22.8%,这部分人大多年龄超过36岁。其次是经济原因,占19.9%,受访者觉得“北京生活压力太大,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也一般”,“想要但是养不起”,“目前养一个孩子已经很吃力了,如果经济条件好一些,可能会考虑再生一个”。再次是不符合当时政策条件,占17.9%,现在政策全面放开,可能有些人会考虑生育二孩。还有些人感觉“一个够了,不想要第二个”,占15.4%。“抚养孩子太累、负担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占13.1%。可见,人们之所以不打算再生育,主要还是现实条件、客观因素所限,政策因素的影响其实在先前就已经退居其次了。

52%被访者认为生育二孩能提升幸福感

我们还特意针对不同子女数量的预期效应进行了调查、测量。结果表明,65.6%的人认为,等到孩子均成年后,其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会因多一个孩子而获得提升;有27.1%的人则认为,在未来,拥有2个孩子会比1个孩子更有可能提高其经济地位;当然亦有7.2%的人认为,如果多一个孩子的话,将来的经济地位还会下降。与上述情况相类似,75.5%的人认为自己将来的受尊重程度不会因孩子数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仅有23.2%的认为拥有2个子女会比1个子女使自己的受尊重程度提高,当然,还有极少数人(约1.3%)正好持相反的观点。在幸福感上,选择“有2个子女会比只有1个子女让人感到更幸福”的比例达到了52%,表示“感觉一样”的比例为41.4%,而表示“会更不幸福”的比例相对较低,仅占6.7%。

不难理解,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即便多生一个孩子,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会因为这一点而发生太大的改变;倒是在幸福感的评价方面,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多一个孩子会感到更幸福。伴随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现如今人们对于子女的价值定位、期望都已经发生重大的改变,作为新生一代的父母,他们不会也难以指望自己的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为自己带来一些经济收益或社会资本,因此子女数量的多少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在精神慰藉和幸福回馈方面,或许多生一个孩子还是具有显著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幸福感、经济状况和照料三方面对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在理想层面,人们希望拥有两个孩子,主要基于幸福感和经济状况两方面的考量。例如,如果有人预期有2个孩子比1个孩子更幸福,就更有可能希望生育2个,反之则亦然;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养得起的人比养不起的人更期望生育第二个孩子,但能否养得起都是基于自我感受的判断。谈及是否打算生二孩时,除了幸福感和经济因素存在显著影响外,老人能否帮忙照料二孩也存在显著的影响,如果老人能照料得越多,打算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总之,大多数公众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的选择更加务实并趋向于理性化、个体化。

篇2:生育二孩调研报告

生育二孩调研报告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此项决议一出,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人们是否会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人们的实际行为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显然已成为当前亟待探讨的问题。早在206月,笔者所在课题组进行了一项关于“北京民众当前生育意愿和行为” 的调查,调查访问形式为电脑辅助电话调查(CATI),以在北京市家中或工作单位有固定电话、年龄在20—50岁的成年人作为访问对象。此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201份,被访者平均年龄31.6岁(标准差为8.8),男性占49.5%,女性占50.5%。

73.2%被访者认为理想子女数为2个

当被问及“您认为幸福美满的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时,73.2%的被访者认为“2个最好”,19.4%的被访者认为“1个最好”,4.8%被访者认为“3个及以上最好”,还有2.6%的被访者认为“没有孩子最好”。据此推算,北京居民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个,标准差为0.6。

总体看来,理想子女数与被访者的婚育情况直接相关,与其他特征的关联并不明显,如性别、出生年代、居住地区和户口所在地等因素。单从婚育角度而言,未婚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明显高于已婚人群。理想子女数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人们所处具体生活状态、阶段的影响,如大多数未婚人士总是会对幸福家庭的重要纽带——孩子充满憧憬,而已婚人士则可能会更多地面临工作、养家等实际压力,因此会优先考虑能否养得起的问题。同时,不同类型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也存在差异,“男非女独”家庭期望有2个孩子的比例最高,“男独女非”家庭的期望值相对次之,“双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最少。我们认为,人们以往的家庭成长经历往往会对其理想子女数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拥有兄弟或姐妹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深知亲缘同伴的重要性,因此更希望拥有1个以上的孩子。而对于“双独”夫妻而言,他们难有类似的体验,一部分人可能无法认识到“兄弟姐妹”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理想子女数会相对少一些。我们还询问已生育子女的被访者“您对现有孩子数目满意吗?”结果显示,七成以上的人表示满意。不过,拥有不同数量孩子的被访者,其满意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如拥有2—3个孩子的人满意程度最高,这部分人群中95.0%的人表示满意,而对于仅拥有1个孩子的人,其满意程度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有32.4%的人表示并不满意。

结合相关的访谈资料,我们还发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而言,拥有2个孩子是较为理想的数量。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拥有1个孩子就够了。相比之下,不愿意生育孩子和希望拥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并不算太多。可见,以往那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变得日益淡薄。

生育理性使得多数人不生育二孩

如前所述,大多数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那么他(她)们真的会生育2个子女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生育问题上会表现出更多的理性,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家庭状况和经济能力做出更合理的决定,

在调查中,我们向已有1个子女的被访者询问了其生育二孩的计划,结果表明,有84.6%的人表示不打算生,仅有15.4%的人说有此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打算再生的被访者中,明确表示计划再生一个的人数比例61.2%,想生但尚未列入计划的为35.8%,而仅有3.0%的人坦承目前已经怀有第二个孩子。

客观而言,是否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不仅与个人特征有关,还与家庭特征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性别因素的影响有限,男性与女性的再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年龄是关键性因素,如在已有1个孩子的家庭中,20—29岁年龄段的人有近一半打算再育,30—39岁年龄段打算再育的人减少至1/5左右,40岁以上希望再育者的比例则不足5%。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生育年龄是先天性的制约条件。此外,认为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被访者几乎不打算再育,认为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仅有约1/5的人打算再育。大体上,“双独”和“单独”家庭更倾向于再生育一个孩子,而“双非”家庭打算再育的比例不足前者的一半。通过访谈了解到,原有政策是限制“双非”家庭打算再育的直接因素,此外,年龄偏大也是促使他们放弃再育的重要原因。从居住地来看,分布于城市与农村被访者的再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若是分户籍来看,非京籍者明显比京籍者更希望再育。综上,20—29岁年龄段的人群以及“单独”或“双独”家庭,由于在生理、政策等层面具备相应的条件,因而他们更有资本向往再生育一个孩子;同时,那些认为理想子女数为2个且已生育1个子女的非京籍人群(即流动人口)更有可能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

对一孩家庭生育意愿与计划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认为一个家庭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比例可以达到70.5%;如果落实到生活实际,有32.3%的人表示对现有1个孩子的数目并不满意,比例不及前者的一半;在更进一步地涉及未来的再育计划时,仅有15.4%的人表示打算再生育,比例又减少了一半。可见,理想与现实似乎总是存在某些差距,看似存在矛盾的表象,事实上却反映出生育观念变迁的实质及其复杂性。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生育就是一种现实性的选择,而当前,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接受1个孩子。

在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群中,“一个孩子太孤单,两个孩子有个伴”是首位原因,占52.6%;其次是“喜欢孩子,喜欢大家庭”,占31.6%;再次是“希望儿女双全,凑个‘好’字”,占7.0%;因为符合国家独生子女二孩政策打算再生育的占7.0%;持从众心理的仅占1.8%。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选择是否生育第二个子女时,是比较理性的,出发点主要是精神层面,多从孩子和个人角度考虑。

篇3:生育二孩申请书

兹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夫妇,

男方出生年月:__________,民族:_____,婚姻状况:初婚 户口性质:农村,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户籍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居住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方出生年月:__________,民族:_____,婚姻状况:初婚 户口性质:农村,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户籍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居住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于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登记结婚,曾经生育(收养)子女的情况如下:

以上陈述属实,如有虚假隐瞒,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现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请予审批。

双方申请人签字(摁印):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篇4:生育二孩申请书

生育二孩申请书

兹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夫妇,男方出生年月:__________,民族:_____,婚姻状况:[初婚/再婚] 户口性质:[农村/城镇],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户籍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居住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方出生年月:__________,民族:_____,婚姻状况:[初婚/再婚] 户口性质:[农村/城镇],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户籍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居住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于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登记结婚,曾经生育(收养)子女的情况如下:(注明每个子女的出生时间、性别、现存活状况、判随情况)

以上陈述属实,如有虚假隐瞒,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我们认为符合《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_____条___款的规定,现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请予审批。

双方申请人签字(摁印)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篇5:二孩政策调研报告

为更好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下女职工权益保障情况,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根据集团公司工会女工部要求,杨河煤业公司工会通过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与女职工权益保障情况调研活动。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据统计,截止20xx年底,全公司共有职工3271人,其中女职工627人,占职工总数的19%;基层工会女职工小组22个;公司女职工就业分布在生产、后勤、经营等各个部门。

为切实保障女职工的劳动权益,我公司在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到了有效落实。

一是从源头参与予以保障。工会积极参加劳动权益保障政策制定,针对女职工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使女职工的劳动权益从源头上得到保障。

二是从机制中不断加强。公司工会和女职工委员会积极参与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将女职工劳动权利、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的有关条款纳入公司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及时签订了集体合同,严格执行禁止安

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及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女职工的“四期”保护基本得到落实,对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女职工给予应有

的照顾,将职工劳动权益从机制上予以规范、保障落实,较好了维护了女职工的特殊利益。

三是权益得到保护。有关男女同工同酬,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教育培训等条款均纳入到集体合同之中;公司每年都为在岗女职工进行了妇检,思想汇报专题且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还为全公司在岗女职工发放了每月每人xx元的卫生费,维护了女职工的特殊权益。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怀孕、哺乳期的女职工保护、工资待遇有变化。本次调查显示,女职工怀孕、哺乳期工资受到一定影响,主要原因是产前检查、哺乳时间不计入劳动时间。

二是女职工享受劳动权利和权益不够充分。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改革步伐的不断加速,女职工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表现在初次就业、下岗分流和再就业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单位负责人认为女职工因怀孕、生育、哺乳等原因导致出勤率少、创造价值少,故而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将不少女职工“优化”下去,导致女职工的就业权利难以保护。

二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企业因效益不好等原因对致使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女职工劳

动保护设施的建设受到相当影响,女职工劳动保护和卫生保健工作未引起足够重视,以致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被打折扣。

篇6:全面二孩调研报告

全面二孩调研报告

近期,张家界调查队就“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开展了专项问卷调查。调研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受到社会普遍肯定,但二孩生育意愿相对不高。养育成本较高、孩子无人照看、担心孩子入学难是主要制约因素。受访群众普遍期盼政府优化生育环境、出台激励举措。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我们在张家界市永定区解放社区居委会,随机抽取了20位居民填写调查问卷。受访对象均为城镇户口,其中男性9名、女性11名。受访者学历总体较高,高中学历10人,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10人。受访者的工作单位类型相对集中,以机关事业单位、自由职业者和打零工者居多,各有7人,占全部样本的70%;在国企工作、个体经营者分别有2人、4人。受访家庭中育龄妇女的年龄分布为:26-30岁的6人、31-35岁的1人、36岁以上的13人。受访者家庭经济水平差差不齐,家庭月收入总体维持中等水平,4000-6000元的有11人,占55%;元以下的2人,2000-4000元的有4人,6000-10000元的有3人。受访对象育有一孩的居多,还没有小孩的、有多孩的分别有1人、2人;在育有一孩的17人中,孩子的性别比基本持平。孩子的年龄结构差异较大,2岁以下的2人,2-5岁的有3人,6-14岁的有4人,14以上的有10人。

二、对“全面二孩”政策和生育意愿态度迥异

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大多数受访对象对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持肯定和欢迎态度,有15位受访者认为这一政策很好,占全部调查样本的.75%;认为应该坚持“单独二孩”和无所谓的仅有5人,占比为25%。受访者普遍认为放开二孩政策,对于家庭、社会均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方面,能有效减轻养老负担,延缓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能够有力拉动消费、提振内需,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家庭人口结构,有利于少年儿童身心发展,促进家庭和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改善当前男女性别比失衡等社会现象。

对于是否愿意生育二孩,受访对象则心态各异:愿意生育二孩的仅有8人,不愿意生育二孩的有5人,因各种原因尚在犹豫的有7人,三种类别所占比例分别为40%、25%和35%。在不考虑经济或其他养育因素的前提下,愿意生育二孩的也只有12人,不愿意生育的为8人,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60%、40%。生育意愿在不同学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不难看出,“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肯定,但二孩生育意愿相对不高,并未达到社会广泛预期。

三、二孩生育意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对于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大部分受访者都是基于多个因素的综合考虑。其中,有15位受访者认为一个孩子太孤独不利于成长,希望通过生育二孩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有6人是为了满足父母或家族长辈心愿,有8人是为了避免失独风险,有8人是想要儿女双全,有4人是希望有多个孩子,还有6人则是为了分担孩子将来的养老压力,确保自己老年的生活保障。

而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压力。20名受访者中,有7人认为当前养育孩子的成本有点高但可以接受,认为成本较高勉强承受、成本太高难以承受的分别有11人、2人。调查中了解到,养育孩子最基本的保教、培训等费用年支出早已突破万元大头。现阶段养育孩子的年支出在1万元以下的仅有3人,年支出在1万-2万元之间的有6人,年支出为2万-3万元的有10人,超过3万元的有1人。有12人认为生育二孩会给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

除经济因素外,担心孩子无人照看、个人空间被挤占、培养孩子的精力不够、担心孩子入学难等因素也有所考虑。与此同时,对生活质量的注重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20名受访者中,认为生育二胎的家庭与只生一胎的家庭相比,生活更幸福的仅有4人,认为生活质量不高的有5人,认为没什么不同的有11人。对生育二孩带来的住房面积不足、一孩的反应、对女性事业的影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成为一些父母纠结的重点。

四、社会期盼优化生育环境并出台鼓励政策

如何让政策落地生根、发挥实效?受访对象对此纷纷建言献策,建议政府优化全面二孩生育环境、采取鼓励措施,成为大家的共识和期盼。大部分受访对象表示,要让群众积极响应政策号召,想生敢生,关键还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优化社会环境。一方面,要结合地区实际,加快制定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时间表,修订完善人口和计生法律法规和细则。加强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等一系列配套公共服务的供给,规范服务行为,简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的均衡布局发展,逐步消除城乡间幼教发展差异。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法规,规范生育保险、二孩产假等规章制度,切实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另一方面,可根据各地财力情况,采取适当激励措施,鼓励和引导育龄妇女有计划的生育二孩。在进一步完善现有剖宫产生育补助、晚婚晚育补助的基础上,对二孩家庭发放适当养育补助,提高原有补助标准。各单位可结合岗位实际,弹性调整女职工生育二孩产假,准许男性职工调休照顾生育二孩的妻子。增加对公办托儿所、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的资金投入,对困难家庭适当减免幼儿入学费用。

篇7:二孩生育证办理程序

20二孩生育证办理程序「汇总」

夫妻申请办理再生育手续的,需要先审批再生育,审批主要是核查申请人是否符合《**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根据适用条款不 同,所需证明材料也不同,具体情况请咨询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办理生育证的夫妻手续齐备后,原则上在女方户籍所在地计生办办理。

办理二胎准生证所需材料:

1、《再生育一个子女申请审批表》

2、《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当事人情况调查表》

3、夫妻双方居民户口簿(现役军人无须提供;集体户口的,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户口本地址页复印件和本人页原件)

4、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现役军人提供军官证)

5、结婚证(再婚的需提交离婚材料)

6、夫妻双方存档单位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外省市户籍的,须提供外省市户籍地出具有效期内(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三级婚育情况证明)

7、女方为军人的`,须提供女方部队师级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女方婚育情况证明

8、第二个子女已经出生的,须提交该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

9、依法收养过子女的,需要提交西城区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不孕症诊断证明

10、一孩病残的,需要提交西城区病残儿医学专家鉴定组开具的《北京市区(县)病残儿医学鉴定结论通知书

11、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需出具双方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书《,另外还需要双方父母档案所在地出具独生子女证明(申请人父母为外省市户籍的,需要父母户籍所在地出具三级婚育情况证明);

12、丧偶的,需要提供与原配偶的《结婚证》、原配偶的死亡销户证明或加盖死亡章的户口本;

13、夫妻双方均为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的,需要出具调出地区(县)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证明

14、退回的第一个子女《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书》、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和退回独生子女费单据的A4纸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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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全面开放二孩还有多少生育潜力?

全面开放二孩还有多少生育潜力?

7月11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12日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在去年末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不知是从“只生一个”到“单独二孩”的政策转变太大,还是有关生育计划的政策非同小可,国家卫计委在开放“单独二孩”没有出现生育反弹的情况下,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表述和行动,还是显得那么谨慎。实际上,如果把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当做试水,那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结果也是不难想象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但是,国家卫计委仍然认为“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似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还是存在着生育反弹的风险。这在国家卫计委与相关专家之间,形成了“皇帝不急急太监”的尴尬局面。

不少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生育率太低,带来劳动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严重隐患,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显得十分紧迫。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东伟更是直言不讳: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这才是应该引起警觉的。

然而,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还有多大的生育潜力?毋容置疑,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已经是对“双独”的让步,也就是说一部分非独生子女的'家庭,也已经搭载了“单独二孩”的新政策,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对“单独二孩”的态度已经摆明了,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扩大的受益面也屈指可数了。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依赖于这些积极响应计生政策的家庭,也即当前能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那些有钱“犯得起法”的,以及那些不计后果的,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单独二孩”,甚至“全面开放”,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从来就没当回事。除去了这部分人,在“单独二孩”政策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还能发掘出多少生育潜力?

制定政策的人或许以为政策很好使,但在生育问题上,不准超生时很有政策的优势,因为,守法的是绝大多数,但当有条件容许多生一个时,政策就缺乏了强制性。相关部门可能还停留在当年开展计生工作的难度上,觉得“单独二孩”政策会像泄洪一样引发高峰。殊不知,现实的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让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真正体会到了“只生一个好”。而生得起也养得起的,可能根本无需政策开放,至于那些不顾三七二十一的,哪里还顾得上“单独二孩”还是“全面开放”。

如此看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好像没有多大的潜力可挖了。行文至此,笔者突发奇想,如果按照原来超生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原理”,有条件放开生育指标就意味着对相关家庭的变相“经济补贴”(因为不用征收超生费了),那么,与其进一步放开生育指标(结果可能还是让有条件“超生”的家庭得益),还不如用更直观的奖励,补贴那些双独家庭生二孩,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篇9:一孩生育证明

办理流程:

所需材料:

(1)夫妻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

(2)《苏州市非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卡》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在苏居住不满半年);

(3)《苏州市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证明申请表》;

2、办理程序:

(1)持所需材料到女方现居住地社区办理;

(2)社区接到申请后,进行认真审核。对情况不清的,要通过电话、传真、上传国家PADIS流动人口子系统等方式向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计生部门进行通报,并将核实情况记录在案(30日内不回复的,再酌情处理);

(3)对情况清楚的,社区原则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签署初审意见,将《申请表》及《管理服务卡》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原件报街道计生办;对不符合条件的,或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提出异议的,由街道签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4)街道计生办接到申请材料,对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签署审核意见,在其《管理服务卡》服务记录栏里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现居住地查验记录栏里加注“已验证,属初育”,盖街道计生办章;申请材料全部退还社区;由社区通知当事人。

(5)对于参保的流动人口,社区在为其办理《生育保险联系单》时,可直接送街道为其《管理服务卡》服务记录栏里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现居住地查验记录栏里加注“已验证,属初育”,盖街道计生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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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一孩生育证明

〖我要听内容〗

各镇(街道、盐官景区管委会)计生办:

依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为规范计划生育执法行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持良好的生育秩序。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启用《一孩生育证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一孩生育证明》样式《一孩生育证明》(附件)做成一张硬卡片,大小64开,正面底色玫瑰红,字黑色, “一孩生育证明”用宋体初号加粗,中间圆形“人口标志”为绿色(Φ20MM),下面“浙江省海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制”用楷体四号加粗;编号、“剪角作废”宋体五号。反面底色为白色,字为宋体四号。《一孩生育证明》全市统一格式,由市人口计生局印制。

二、启用及过渡期

1月1日起,全市统一启用《一孩生育证明》,原颁发的《生殖健康服务证》(简称为旧证)仍可继续使用,过渡期为12个月,即在201月1日至年12月31日间,旧证与新证同样有效,1月1日起停止使用旧证。

三、编号方法

2006年1月1日起核发的新证,编号规则:浙嘉A×××××××××。“浙嘉”表示浙江省嘉兴市;“A”表示一孩;前2位“××”为海宁市编号03;3-4位“××”为年份码;第5-6位“××”为(镇、街道、盐官景区)编码,本市(镇、街道、盐官景区)编码如下:许村01,长安02,周王庙03,盐官04,丁桥05,斜桥06,袁花07,黄湾08,硖石09,海洲10,海昌11,马桥12,盐官景区13;后3位“×××”为本年度(镇、街道、盐官景区)发放的一孩生育证序号。

四、启用规定

《一孩生育证明》发证机关为海宁市人口计生局,由市人口计生局在“发证机关”处加盖红印章。贴夫妇照片处加盖市人口计生局钢樱

根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放《一孩生育证明》。因此发放和填写有关号码由各镇、街道、盐官景区负责。

各地计生办应当及时与医疗单位联系。2006年1月1日起,已婚育龄妇女可凭《一孩生育证明》或旧证在各医疗单位合法生育,分娩后《一孩生育证明》由医院剪角作废。

已婚育龄夫妇持有《一孩生育证明》在叁年内未生育的,持有旧证的夫妇在2006年未生育的,以及生育后婴儿死亡的,由生育管理所在(镇、街道、盐官景区)计生办负责更换新证,证号不变。

篇11:一孩生育证明

符合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夫妻,在怀孕三个月内携带绘声身份证、结婚证、相片,向女方所在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的村(社区)申领并填写《生育服务证申请表》;受理申请的单位或村(社区)审核无误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报送镇计生办;镇计生办审核无误后,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免费发给《生育服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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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论文

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论文

一、二孩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

我区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初婚家庭中,扣除病患、结扎等特殊情况,有生育能力的育龄家庭共计48093个。在这些家庭中,育龄妇女为30岁以下的家庭有5993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13%;30-35岁的家庭有10703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22%;36-40岁的家庭有11025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23%;40岁以上的家庭有20372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42%。我们将有生育条件的家庭按育龄妇女年龄进行比例抽样,共抽取500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

在被调查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查总数的16%,没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査总数的63%,不确定的占调査总数的21%(如图)。

生育意愿随育龄妇女年龄影响很大,年龄越大生育意愿越小。不同年龄段的家庭中,30岁以下的家庭,有生育意愿的占该年龄段家庭的35%,没有生育意愿的占38%,不确定的占27%;30-35岁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24%,没有生育意愿的占44%,不确定的占32%;36-40岁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15%,没有生育意愿的占66%,不确定的占18%;40岁以上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3%,没有生育意愿的占88%,不确定的占9%。(如图)

二、影响生育意愿因素

1、从受教育程度看,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要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在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为9%,高中教育的30%,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有61%;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20%,高中教育的占42%,大学教育及以上的占38%;在不确定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12%,高中教育占35%,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占53%。

2、从职业分类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生育意愿要高于其他职业。而企业职工的生育意愿最低。在职业分类中,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二孩生育意愿最髙,为23%,其次是个体工作者、无业人员和企业职工,所占比例分别是19%、15%和14%。没有生育意愿的职业分类中,企业职工排名最高,为67%,其次是无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和个体工作者,所占比例为64%、59%和56%。

3、从家庭收人看,生育意愿受家庭收入影响明显,在相同收人层次中,收人高的家庭选择“想生”的比例高于“不想生”,而收人最低的家庭犹豫度最高。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收人低于5万的家庭占38%,收人5-10万的家庭占46%,收人10-20万的家庭占20%,20万以上的仅占1%。由于家庭收人问题较为敏感,所以这个数据应低于实际水平,但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不同收人水平的生育意愿。

在调查的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26%,5-10万的家庭占44%,10-20万的家庭占29%,20万以上的家庭占1%;在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35%,5-10万的家庭占47%,10-20万的家庭占1*7%,20万以上的家庭占1%;在选择不确定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37%,5-10万的家庭占42%,10-20万的家庭占21%,20万以上的'家庭没有选择。

4、“为大宝”是选择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选择“有生育意愿”和“无所谓”的调查者中,有86%的调查者选择“给大宝一个伴,利于大宝性格培养”作为选择生育的原因之一。33%的调查者是因为自己喜欢孩子选择生育,31%的调查者是因为多孩多保障选择生育,18%的调查者是因父母意愿选择生育。

三、存在的问题

1、扎堆生育考验社会公共资源的承受能力。系农历羊年,有属相偏好的的人群会选择提前或者推迟生育,政策放开后,有政策预期的,特别是年龄偏大的群众会选择在生育,预计20出生将会有爆发性增长。在生育高峰年,医疗机构的孕产资源、孕婴行业的服务资源以及后期的教育资源等种种资源分配紧张的问题都将考验正常的社会秩序。

2、二孩生育的配套服务和保障机制不完善。在本次调查中,74%的调查者因无人照看孩子而选择不再生育,80%的调查者希望社会提供更多更优惠的0-3周岁的托儿服务;76%的调查者希望增加看护假。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年龄、经济因素外,社会配套服务和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更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3、“想生”但不能生和不敢生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育龄妇女年龄在40岁以上家庭有20372个,占符合条件家庭的42%,这个数据是排除已知的绝经或手术失去生育能力的家庭,但疾病或其他因素影响生育效果的情况未知。选择因育龄妇女年龄过大而没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查总数的45%。年龄偏大的家庭会担忧生育能力和生育效果,也是现实存在“想生”却不能生和不敢生的问题。

四、做好二孩政策实施保障工作的建议

1、随时做好政策咨询和办理工作。卫计部门随时提供政策咨询,一旦政策可以实施,要广泛宣传并做好各项手续办理工作。本次调查有意愿生育的家庭中,希望马上怀孕的占近65%,在政策实施后将会有一个手续办理髙潮期,要提前做好预测和准备工作,保证快捷方便。

2、提供全面的孕产期服务。卫计部门应根据出生预报,提前做好规划,提高产科门诊和病房的接待能力,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流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专业的服务机构,方便有需求的育龄群众随时咨询访问,服务机构孕期随访工作也要做全做细。特别是希望马上怀孕的人群中涉及到相当一部分的高龄产妇,对高龄产妇要建立一套专门孕前、孕中的检査方案,对每一位高龄产妇要独立建档,提高随访密度,加强保障服务力度。

3、提供更多更优惠的托儿、育儿机构服务。祖辈帮忙带孩子一直是我区的家庭养育传统,现政策放开,很多家庭的祖辈年龄已大,无法胜任带孩子的工作。我区现在0-3周岁的托儿机构几乎空白,政府可推出或鼓励社会推出更多优质优惠的服务机构解决这一问题。

4、相关部门可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做好保障工作。劳动人事部门要提前做好行业指导和就业培训,向社会输送更多保姆、月嫂、育婴员等专业服务人员,保障需求;物价部门要监控“婴儿潮”概念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防止漫天要价,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教育部门要根据出生情况,预测生源,做好弹性应对,对于生源陡增的年份,要做好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的配备,保障正常的教育秩序。

篇13:生育二孩高龄产妇的遗传研究论文

生育二孩高龄产妇的遗传研究论文

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要求生育的高龄妇女数量不断增加,高龄女性生育问题已成为生殖医学的关注热点。在对高龄女性开展生育咨询时,不仅应强调3个增高的风险(不孕率增加、流产率增加、畸形儿增加),同时还应该告知加强三查,即孕前检查,植入前遗传学检查及产前检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帮助解决高龄妇女的生育问题。应用多种遗传学检测技术(包括细胞遗传学、亚细胞遗传学、生化遗传学、免疫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等),结合医学影像学和计算机数据分析,对准备妊娠夫妇在遗传咨询的基础上,进行孕前检查;对欲行IVF/ICSI的夫妇进行PGD/PGS及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应用现代医学方法直接检测胚胎和胎儿,或通过对母体的检查预测胎儿生长发育状况,诊断胎儿是否有缺陷及先天畸形,并提出医学建议,均可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的风险。本文针对高龄产妇所面临的问题,就如何开展遗传咨询进行讨论。

1高龄妇女生育面临的问题

1.1高龄妇女不孕率增加

高龄产妇(≥35岁)引起不孕率增加主要原因为:卵子老化、卵母细胞质量改变;卵巢储备功能减退;胚胎种植率下降;染色体分离错误,染色体异常几率增加等。在辅助生育技术中,应用IVF/ICSI技术,妇女的年龄是IVF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国内外文献报道,年龄<34岁成功率高可达50%,年龄≥35岁成功率在30%左右,年龄>40岁成功率10%左右。应用人工授精技术,妊娠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国内外资料各项研究均表明,<30岁的妇女前3个周期的周期妊娠率平均为10%,而≥35岁妇女前3个周期的周期妊娠率则为6%,>40岁的妇女临床妊娠率明显下降。可见年龄与妊娠率呈负相关。

1.2高龄妇女流产率增加

据资料统计,流产占生育夫妇的15%,高龄孕妇流产率为30%~40%。在高龄孕妇流产比例中,仅染色体异常一项就占50%~80%。高龄会导致致死性染色体异常增加,这些染色体异常胚胎必发生流产。第一种异常为多倍体(三倍体、四倍体),一般在孕早期就发生流产;第二种异常为单体型,除X单体(45,X综合征)部分可以出生外,其它单体一般都导致流产,如21单体就很难出生;第三种异常为三体型,除少数三体(21三体、18三体等)出生为畸形儿外,多数三体如16三体导致流产;此外还有多体型、严重的染色体结构异常、严重的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以及其它染色体严重畸形,均可导致流产的发生。

1.3高龄妇女畸形儿增加

高龄妇女生育的另一问题是畸形儿出生率增加。年龄越大,卵细胞越容易发生变化,人体包括卵巢所承受的各种有害物质的影响也就越多,这些因素都会使染色体发生突变的机会增多,以及染色体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发生不分离现象等。表现为染色体病患儿出生,如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Turner综合征、Klinefelter综合征、5p综合征(猫叫综合征),以及致病的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患儿及其他先天畸形。

2高龄妇女生育对策

2.1高龄妇女加强孕前检查

遗传咨询的目的是通过询问孕产史,对不良孕产史夫妇及患儿进行遗传学检查,综合年龄及整体情况选择助孕方式。在遗传咨询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①反复流产、已生育一个遗传病患儿,需要对再次妊娠的再发风险进行评估;②亲代怀疑为遗传病,要求确诊。对于遗传病再发风险的估计:染色体病和多基因遗传病以其群体发病率为经验风险,而单基因遗传病则根据遗传方式进行家系分析,进行发病风险估计并预测其子代患病风险。遗传咨询应提供产前诊断方法的有关信息:根据子代可能的再现风险度,建议采取适当的产前诊断方法,充分考虑诊断方法对孕妇和胎儿的风险等。目前应用于临床采集标本的方法有绒毛膜穿刺、羊膜腔穿刺、脐静脉穿刺等,产前诊断方法有超声诊断、生化免疫、细胞遗传诊断、分子遗传诊断等,根据产前诊断结果提供相应的生育建议。

2.2高龄妇女加强植入前遗传学检查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胚胎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概率增加,导致流产率及生育异常儿概率增加。应用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对高龄女性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GS)或诊断(PGD),选择健康的胚胎移植,达到生育正常后代的目的。PGD 与PGS应用技术相同,主要区别是目标人群不同。PGD是对已知有遗传致病因素的人群,通过遗传学筛查达到阻断相关遗传病的传递,如各种染色体病和某些单基因遗传病(如血友病、地中海贫血等)。PGS针对的目标人群较广,通常亲代本身并无基因或染色体异常,但高龄、不孕不育、反复出现染色体异常的胚胎或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和反复种植失败等。目前PGS筛查内容不针对于特定致病遗传因素,通常以筛查染色体非整倍体为主,其目的是提高辅助生殖的成功率,未来对高危人群进行单基因病和遗传基因携带者的筛查是PGS的发展方向。

3高龄妇女加强产前检查

3.1产前筛查

孕妇高龄是产前诊断的直接指征,但高龄夫妇往往对来之不易的妊娠行有创产前诊断顾虑重重,因此可推荐他们选择胎儿无创产前DNA(NIPT)检测。无创DNA检测是对孕妇外周血中的胎儿游离DNA的片段进行高通量测序,从而检测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基因。此项技术对21三体和18三体的检出率及准确率明显高于孕妇血清学检查,高龄人群是NIPT最显著的受益者。

3.2细胞学染色体检查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胚胎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概率增加,产前细胞学染色体检查是尽早发现异常患儿的有效措施之一,其分析方便简捷、结果直观可靠,是目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产前诊断方法。传统羊水穿刺通常在妊娠16~23周进行,许多中心研究已经证实了羊水穿刺的安全性高、细胞遗传学诊断精确性高等特点,而且开展细胞学染色体分析技术所需的仪器、试剂、耗材等成本相对较低。细胞遗传学诊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首先,标本获得需要在特定时间,一般在孕18~22周(这个阶段羊水比较充足、细胞活性较好),同时需要较大的标本量且检测周期长,需要双平行法进行培养及分析,通常2~3周才能完成分析;其次检测范围受限,一般只能检测>5~10MB的结构异常,对于<5MB的结构异常和一些额外标记染色体的来源则无法明确诊断。此外,染色体核型分析的诊断水平与染色体制备的质量有很大关系。相对于外周血来讲,羊水细胞所制备的带型分辨率更低,使得微小结构异常的发现更加困难。有产前诊断研究资料显示,被认为是“正常”的核型中有10%~16%的染色体结构还存在微小缺失和重复。最后要说明的是,羊水细胞培养有一定的失败率。

3.3FISH技术检测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是将染色体显带技术与原位杂交技术相结合,利用DNA 分子链中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用生物素标记探针DNA与目标DNA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杂交后,在荧光显微镜下对待测DNA进行定性、定位分析。可用于中期或间期细胞的分子细胞遗传学研究。产前诊断中染色体异常通常发生在21、18、13、X、Y 5条染色体上,FISH 技术通过探针标记常见的这5条染色体,用于产前诊断单纯高龄因素和唐氏综合征筛查高危孕妇,实现快速产前诊断。FISH技术应用产前诊断的主要问题为诊断范围受限,目前可以明确诊断的染色体种类有限,主要包括13、18、21、X、Y 5种,其它染色体数目异常及结构异常尚无法诊断。而且,由于标记探针位置的限定,上述5种染色体中部分三体的诊断也是FISH 诊断的盲区。如FISH技术标记的18号染色体是着丝粒部位,因此不能诊断18号染色体长臂的部分三体。而且,FISH 检测价格昂贵,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FISH 在产前诊断的应用将逐渐被取代。

3.4其他亚细胞及分子学检测

3.4.1 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aCGH) array-CGH与CGH的原理相似,使用基因组DNA 克隆点制到芯片上(而非细胞中期染色体)制备成array-CGH芯片,array-CGH 结合了CGH 的高通量和FISH 的'高分辨率等优点,一次检测相当于对基因组同时进行了成千上万个独立的FISH。array-CGH 检测需要的样本量少,无需细胞培养,直接提取样品DNA即可用于实验,大大缩短了实验时间。

3.4.2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aSNP)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由基因组核苷酸水平上的变异引起的DNA序列多态性,包括单个碱基的转换、颠换以及单个碱基的缺失和插入。SNP是人类基因组变化最主要的形式,某些SNP直接影响蛋白的结构、表达及遗传稳定性等。SNP-array芯片是将大量的SNP位点序列采用特殊方法固定在硅芯片上,获得高密度的SNP微阵列,然后与样品杂交,通过激光扫描、软件分析获得结果。aCGH 与aSNP共同点:均为高通量检测基因组中拷贝数的改变,都可以检测染色体数目异常和结构异常及染色体的微缺失及重复等。缺点是不能诊断染色体平衡易位、倒位等,此外由于敏感性高容易造成过度诊断。

3.4.3 基因测序技术 Illumina/Solexa GenomeAnalyzer测序(第二代测序)技术为一种通量更高、速度更快的测序技术,在生物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基本原理是边合成边测序,在Sanger等测序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用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4种不同的dNTP,当DNA聚合酶合成互补链时,每添加一种dNTP就会释放出不同的荧光,根据捕捉的荧光信号并经过特定的计算机软件处理获得待测DNA的序列信息。基因测序技术提高了检测的分辨率,同时发现大量的小片段的CNVs改变(<1MB),这些CNVs与疾病的关系目前还难以解释。某些CNVs属于良性改变,不具有病理学意义。因此分子诊断实验室建立自己的实验平台及评估方法十分重要,包括是否为新发生的CNVs、是否曾在正常人群中被报道过、CNVs长度大小、是否在文献库中有报道、是否遗传自父母等。对所发现的CNVs的解释成为实验室诊断及咨询人员的最大挑战,仅从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没有准确的规律可循,因此主观正确评估十分必要。

总体来讲,第二代测序使时效与通量均获得增加,实现了快速产前诊断;增加了诊断精度,可实现染色体微小结构异常的诊断和多种出生缺陷的分子产前诊断,将多种技术平台组合应用,提高了产前诊断水平。

对于高龄妇女生育,遗传咨询和指导要贯穿于生育的全过程,结合上述产前诊断方法为高龄妇女生育风险评估提供科学的指导。

篇14:全面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年多以来,生不生二孩成了社会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低于“十三五”生育规划的年均6‰的目标;2016年中国人口增长809万,也低于预期增长900万的年均目标。

“谁最不敢生二孩?就是那些书读得多,钱赚得少,在异地打拼的”,一位坚持一孩家庭的奶爸说的话,似乎戳中了很多在城市刚站稳脚跟的年轻人的心。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数十个家庭,他们来自上海、广州、杭州、金华等地,覆盖了一二三线城市。其中最不敢、不愿意生的是一二线城市里收入中等、房贷压力大、教育期望值又高的所谓“中产阶级”或“新中产”,正如上文那位奶爸说的一样。

国家卫计委在2015年有一个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人数分别占到74.5%、61.1%、60.5%。

这一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而托育服务严重短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此外,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许多家庭也由于这些因素在考虑推迟生育,或影响再生育的决策。

“独生爸妈”更愿意生二孩

今年34岁的清水是上海某985高校的教师,她的大女儿悠悠今年4岁了。2016年7月,悠悠的弟弟出生了,如今她儿女双全,是大家眼中的“人生赢家”。

之所以选择二孩,除了2013年国家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契机外,也与她和丈夫作为独生子女那份孤独的童年记忆有关。

“我母亲是医生,夜以继日的上班,我爸爸则整天呆在实验室。那个时候自己带一把钥匙,回家冷冰冰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感觉很不好,我不想让女儿也有一个孤单的童年。”她说。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中,这几乎是所有二孩家庭主要的出发点:希望两个孩子有个伴,不那么孤单。这其中,特别是童年有缺失感的“独生爸妈”往往更愿意生二孩,希望在孩子身上弥补那份没有兄弟姐妹的遗憾。

此外,因为是“独生爸妈”,双方父母可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都要更多,也是促使他们“敢生”的一个因素。

不过,幼小的孩子不一定对父母的好意时时买账,有些原本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变成二孩家庭后,要面临平衡两个孩子的问题,通常会表现为两个孩子为吸引大人注意而“争风吃醋”。

今年33岁的上海IT工程师胡胡有两个儿子,大宝4岁,二宝刚满两个月。“尽管怀孕的时候也经常做大宝的心理工作,但是二宝真正出生后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大宝还是会吃醋嫉妒,最崩溃的是二宝在哭闹的时候,大宝为了引起大人们的注意也故意哭闹。” 她说。

“大女儿今天到病房要拉妈妈,被拉开,要爬上小婴儿篮,也被拉开,觉得被嫌弃,眼神里都是落寂,回家说了几句话就哭了。”老婆最近刚生二孩的池先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大女儿才两岁半,已经懂得很多。

一线城市50-100万收入家庭不敢轻言二孩

对清水来说,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大部分工作是在家做的,但现在最大的困窘是,有了两个孩子后,工作经常被打断,尤其集中精力写论文时。“比如我刚写了300字,老大放学了,老二醒了,等过会我再写的时候就要从头再捋一遍思路,压力大的时候经常夜里睡不着。”

怀孕期间,为了不落下课程,她一直坚持上课上到生产。如今二宝还小,她要评副教授,今年的科研压力也比较大。

不止一位妈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了个孩子,颈椎病、腱鞘炎这些都无法避免地会加重。

不过,最折磨她们的还是睡眠的不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睡个整觉。

这几位二孩妈妈的作息呈现惊人的一致:每天6点多起床,7点多出门上班,晚上6点多下班到家,吃过晚饭后陪孩子做作业、洗澡、睡觉,基本都要过10点,等自己再收拾好睡觉就要11点多了,每天最多就睡六七个小时。

受访的这十位二孩妈妈中,有三位都不得不做了“全职妈妈”,随之而来的是不可回避的经济问题。

几个年收入在50-100万人民币之间的上海二孩家庭表示,通常两个孩子上幼儿园前开销不大,主要是奶粉、尿不湿、衣服等,一年约在四五万。

“老大上幼儿园之后就贵了,学费一年5万,等老二也上了就得10万,那个时候估计一年得15万的花费。”一位上海妈妈说,幸亏公婆帮忙带孩子,否则还得请保姆照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这些二孩妈妈,带孩子的标准配置是两个老人,或者一个保姆加一个老人,或者自己全职在家加老人或保姆一名。“也就是必须得保证能有两个大人照顾两个小孩,不然是不敢生的。”

而生活在上海、广州、杭州这些地方,两个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每年的花费至少要准备十几万,再加上基本上家家都有几十年的房贷,经济压力不小。

陈冉就是因此而坚决不要二孩的上海妈妈,虽然她和丈夫年收入可观,但两人都没有上海户籍,打算将孩子送到学费一年10万元的私立学校就读。

陈冉算了一笔账,如果是两个孩子,上学后一年光学费就要20多万,再加上家庭一年的房贷支出25万,这样不吃不喝就要近50万。而作为一个生活品质还不低的人,家庭的各种支出也不小。

不希望降低现有生活品质,也想集中物力财力和精力来培养一个孩子,是陈冉这样的很多一线城市妈妈的想法。

谁在生育二孩?

最近,山东省因为“最敢生”上了几次头条。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达到1846万,较2015年增长11.5%。但根据山东卫计委的数字,2016年山东省人口出生数量达到177万人,同比增加53万人,增幅为42.7%。其中一孩出生占出生总数的34.2%,同比增加15.7%;二孩出生占比63.3%,增幅为69.9%。

几位山东的受访者表示,现状确实如此,身边“能生的基本都在生(二孩)”。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中有的人认为这与山东各个城市整体的房价不高有关。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17年春节回乡的观察来看,二三线城市的同学或朋友似乎更热衷于生二孩,这与他们的生活成本、职业压力等都比一线城市低不无关系。

他们或有钱,或有闲,或没钱没闲但要求不高把孩子放在农村老家由老人带,而最不敢生的,正如前文的.那位上海奶爸所说,是那些“书读得多,钱赚得少,异地打拼的”。主要就是一二线城市所谓的新中产,在房贷、教育等压力之下,对二孩望而却步。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是否选择生二孩受经济、地域、受教育程度以及羊群效应等方面因素影响。

他指出,影响因素有经济问题、照料问题、个人事业发展等问题。“如果经济压力很大,但有父母帮助照料,可能就会生;如果经济压力不是很大,但家里没有人照料,也可能不生。”

另外,他指出,生不生二孩还有羊群效应和从众心理,因此会有个时间的变化。

一些受访对象则表示,社会也没有做好全面二孩的准备,比如产假制度、幼托等,都不完善,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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