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意义论文（精选14篇）由网友“密小狮”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MBA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意义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篇1：MBA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意义论文
MBA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意义论文
现在工商管理教育广受欢迎，管理类书籍与期刊大量出版，管理话题被广泛 谈论，各种各样的西方管理思想与论着被介绍到中国来。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舞 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工商管理教育也高速发展，但工商管理的研究方法尚未形 成系统性的知识。著名华人管理学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徐淑英教授 认为，“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积累管理知识，以帮助各类公司在这个动态多变的环境中运营”.
一、管理的科学。
科学研究是人类追求知识或解决问题的一种研究活动。通过科学研究这一求 知活动，使人类自身的知识领域得以拓展，摆脱以前的无知和愚昧，而且经由科 学研究活动，还可以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科学研究以事实为依据，科学家尽量在研究中排除价值和主观偏好的影响， 所以在选择研究方法时，根据研究对象，科学地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盲从于某 种研究方法。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所使用的调査研究、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排除价值和偏好的影响，而捕捉到科学的事实。像英国的古德尔女士，中国的 任仁敏、严康慧女士，日本的Kano教授，她们在动物行为研究的过程中，能够 常年扎根田野，忍受孤独和寂寞，从而捕捉到了人们很少能够发现的科学事实， 并在其研究领域取得建树，就是典型的例子。就MBA而言，它是一个应用性很 强的交叉学科，要接受多个学科理论的指导和借鉴。所以，MBA研究应该从不 同学科和学术背景中吸取新鲜血液，从工商管理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践管理等方 面进行不断创新。
（一）研究方法。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呢？ 一般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满足以下 三方面的要求（黄速建、黄群慧，）：第一，从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看，科学 要有客观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第二，从科学研究过程来看，科 学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即可检验证实佳、逻辑一致性、知识可积累性和方法简练 性。第三，从科学结论或知识看，科学具有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马庆国 （）指出，管理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见图6-1）： -是实验方法；二是问 卷调查与统计处理方法；三是长期跟踪观察的研究方法。从我国目前管理学研究 状况看，这些方法的应用已经引起重视，但从应用范围和层面上还相当不够。我 国学者在国际顶尖管理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还很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研究方法论上还没有与国际上的通用规范完全接轨。
从国际上看，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日益丰富和完善，研究 方法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概括性的知识体系，具有理论的意义。管理学研究方 法也正日益向普遍化、理论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发展。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障碍也将逐步消除， 两种方法论将不断渗透和融合。由于现代管理学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因而 现代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总趋势必然是融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为一体。但是，由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领域中总会有科学方 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规范的研究方法将无法取代非科学的方法。
总之，研究活动在于知识的累积和进步，研究方法也在于“思”与“行”的 有效结合。即以“思”来创建理论，而“行”来确保实证过程。通过“思”与 “行”构成了求知过程，其产物便是新的知识。
（二）研究的目的。
所谓研究，是事实的说明，清楚说明前人未曾说明清楚的事情，研究的目的 和价值在于发掘知识并解决问题，解决前人未曾解决之问题。对于科学研究，一 种是为了获取知识，为满足求知欲而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做的研究；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为了建立理论或学说所做的基础研究。另一种是为实用，即为解决经营管 理问题或为寻求提高工作效率而做的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用研究，以解决 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为出发点。因此，如果要进行科学研究，要么是做基础研 究，要么是做应用研究，别无他途。对于学术界，往往较为重视前 者；而对于工商界，则更加注重后者。对于MBA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工商管理人 才，一般更为倾向于应用研究。
研究是一门“问题”学术，旨在发现有用的知识。我们要进行研究，就不得 不进行严谨的研究设计。根据研究目的，管理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根 据研究的性质，管理研究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根据研究问题之来源及假设 之种类，我们对管理研究分为探索性研究、叙述性研究和因果性研究三大类。探 索性研究是一种初次的探索工作，由于缺乏前人的研究经验和相关的理论根据，初次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的自然是一种更为广泛且较为肤浅的探讨性研 究。
通过探索性研究，可以多多了解问题。常见的探索性研究有文献调查和经验 调査。对于叙述性研究，针对叙述性假设而做的研究设计。叙述性研究一般分为 调查性研究、关系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此外，因果性研究是一种为验证分析性。 假设，证实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设计。
（三）研究的严谨。
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谭劲松教授（）认为，研究的终极目标是 为了创造出关于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知识，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而不是推广某 一具体理论或者学科。所以，我们进行的研究要善于发现研究对象的演进逻辑和 价值体系，找出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构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并将其 用于解释和预测现实问题。要解释研究对象的规律，找出其存在的本质，研究就 需要具有严谨的研究精神。不仅要有科学的精神，而且要有研究方法，同时还要 敢于挑战权威，正如卡尔？波普尔（Popper,K.R.）所说，科学的本质不是证明现 有的理论，而是要挑战现有的理论。因为，现实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完全证 实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暂时的”理论（有限真理），都是对现有问题 的“猜测性解释”,因此都是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反驳的，或者说向进一步检验和 反驳开放的。
二、MBA的研究方法。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工商管理学中如果没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那样复杂 的数学推导就上不得台面，就算不上真正的工商管理研究，研究的档次就不高， 这实在是需要认真推敲才能下判断的结论。
经济学主要是基于一般规律特征下的研究，大量的研究对象做出的经济行为 是一致的，重点在于对投入产出比的研究，以公开发布的数据为主，如果这些公 开数据不准确，需要修正和调整。经济学研究的实质在于不重视过程，尤其是不 重视对于企业“黑箱”行为过程的研究，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对宏观行业与微观 企业投人与产出之间的效益与效率分析。而数理经济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是其最常用的研究工具。在数理模型中，假设前提、研究框架和数学工具非常严格，你 变化一个参数，改变一个系数，是在分子还是分母上，都需要严格的证明和限 定，正因为如此，构建数理计量模型是如此之难，而基于数理模型得出的结论又 是具有如此的'公信力。
而MBA的研究方法则根本不同，这取决于MBA的研究对象不同。MBA研 究主要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表现和核心进行分析，提 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和策略，其结果是提升企业绩效与持续竞争能力。MBA 的研究方法在于过程的多样性和手段的丰富性，如不同的行业特性、不同的企业 规模、不同的成长阶段等诸多前提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工商管理学研究手段、工 具的丰富化和个性化。1983年，美国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对当时世界上200种 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没有哪种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其有效性 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必须同研究对象紧密结合起来 才是有效的，否则其研究结论是毫无价值的。
对于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手段，不能仅限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的 数据可信度如何，常常是值得推敲甚至怀疑的。工商管理学研究最精彩的环节根 本不在于采用了多少数学方法和工具，而是在于个性化研究对象问题的解决，思 路、过程机理等才永远是研究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使工商管理学研究 的问题不采用数学方法与工具，其实一样也不一定影响其结论的有效性，因为这 取决于研究什么问题。最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千万不要认为经济学、社会学采用 了大量的数学研究方法，就以为MBA研究也一定要采用复杂的研究方法，这是 害人的。所以对于MBA的研究方法只要能解决具体的企业实际问题，提高企业 的竞争能力和业绩，采取任何一种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法都是可行和有效的。
三、MBA研究方法的意义。
科学研究的作用在于应用科学的方法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而MBA毕业论文 研究方法的作用与意义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看作一种训练，一种对学习者做学 问态度的训练。通过MBA论文设计中研究方法的学习，使每一个接受MBA教育 者明白做学问要保持科学性、严谨性和客观性。
第二，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构想出他人无法想象的假设，并进 行他人无法实行的实证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们所做研究的学术价值 和实践意义，从而达到MBA培养的人才水平和要求。
第三，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成功造就出一批具有注重企业实际 并以一定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的“解决问题人才”,使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能有更多的真知灼见来指导企业的运行。
篇2：mba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意义论文
mba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意义论文
经济学主要是基于一般规律特征下的研究，大量的研究对象做出的经济行为是一致的，重点在于对投入产出比的研究，以公开发布的数据为主，如果这些公开数据不准确，需要修正和调整。经济学研究的实质在于不重视过程，尤其是不重视对于企业“黑箱”行为过程的研究，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对宏观行业与微观企业投人与产出之间的效益与效率分析。而数理经济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是其最常用的研究工具。在数理模型中，假设前提、研究框架和数学工具非常严格，你变化一个参数，改变一个系数，是在分子还是分母上，都需要严格的证明和限定，正因为如此，构建数理计量模型是如此之难，而基于数理模型得出的结论又是具有如此的公信力。
而MBA论文研究方法则根本不同，这取决于MBA论文的研究对象不同。MBA研究主要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表现和核心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和策略，其结果是提升企业绩效与持续竞争能力。MBA论文研究方法在于过程的多样性和手段的丰富性，如不同的行业特性、不同的企业规模、不同的成长阶段等诸多前提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工商管理学研究手段、工具的丰富化和个性化。1983年，美国一位着名的管理学家对当时世界上200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没有哪种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其有效性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必须同研究对象紧密结合起来才是有效的，否则其研究结论是毫无价值的。
对于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手段，不能仅限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信度如何，常常是值得推敲甚至怀疑的。工商管理学研究最精彩的环节根本不在于采用了多少数学方法和工具，而是在于个性化研究对象问题的'解决，思路、过程机理等才永远是研究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使工商管理学研究的问题不采用数学方法与工具，其实一样也不一定影响其结论的有效性，因为这取决于研究什么问题。最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千万不要认为经济学、社会学采用了大量的数学研究方法，就以为MBA研究也一定要采用复杂的研究方法，这是害人的。所以对于MBA论文研究方法只要能解决具体的企业实际问题，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业绩，采取任何一种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法都是可行和有效的。
科学研究的作用在于应用科学的方法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而MBA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的作用与意义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看作一种训练，一种对学习者做学问态度的训练。通过MBA论文设计中研究方法的学习，使每一个接受MBA教育者明白做学问要保持科学性、严谨性和客观性。
第二，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构想出他人无法想象的假设，并进行他人无法实行的实证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们所做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从而达到MBA培养的人才水平和要求。
第三，对于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可以成功造就出一批具有注重企业实际并以一定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的“解决问题人才”,使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能有更多的真知灼见来指导企业的运行。
篇3：染整工艺与设施发展历程论文
染整工艺与设施发展历程论文
1.染整工艺与设备
所谓染整工艺就是纺织工业中所说的印染技术，是对纺织材料进行物理、化学处理的综合性科学技术，而染整设备就是对纺织材料进行物理、化学处理的机械，染整工艺与设备是为了满足染整生产的技术和经济要求而设计、选用的，因此，染整工艺技术与设备性能决定了染整产品的质量、产量和加工成本。染整工艺与设备的开发是实现印染工业技术进步的有力保障，是适应染整行业技术改造更新设备的需要。染整工艺与设备的研制开发可以大大加快染整工业技术装备国产化的进程，从而满足染整企业对新型染整工艺与设备的需求。
2.染整工艺与设备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纺织工业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其中之一。早在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纺轮和腰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染色设备，当时人类并没有温暖、色泽鲜艳的衣服可穿，大多数人依赖大自然为生，于是他们便利用身边的植物作为染料，把自己的身体、脸染成各式各样的颜色，这可以说是染色技术的前奏。随着时间的发展，染色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并没有完整的染色设备，实行的是家庭生产阶段，长期使用的是大锅、水缸和竹棒。当时染色方法有两种：一是织后染，如绢、罗纱、文绮等；二是先染纱线再织，如锦。随着染色工艺技术的提高和发展，我国古代染出的纺织品颜色也在不断丰富。有人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做过色谱分析，共有二十四种颜色[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纺织工业同其他工业一样有了迅速发展，染整工艺设备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也就很快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纺织染整设备制造工业体系。以山东为例，当时山东印染行业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以及新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推广。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自行设计、制造了多台整套染整工艺设备，设计水平不断提高，设备性能不断改善，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纺织染整设备依赖进口的旧面貌，开创了纺织染整设备的新局面。1958年－1988年的30年间，山东省印染行业经过不断地创新与改造，主要生产专用设备已经基本配套齐全。1988年，全省安装有染整主要专业设备921台，其中连续轧染机41台，染缸395台，印花机52台（其中包括辊筒印花机32台，平网印花机9台，圆网印花机11台）。近十多年来，特别在把我国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形势下，通过引进和消化吸收，我国染整工艺与设备又有了迅速的发展，目前，染整工艺与设备正朝着高效、节能减排和环保的方向不断提高，可以预言，我国将以更高的水平，更好的质量和更快的速度制造出一系列更好的国产新型染整工艺设备。
3.染整工艺与设备的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外染整新工艺、新设备的不断涌现，显示出全球染整设备行业蓬勃发展的势头。高效、节能减排、环保成为21世纪染整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如今新型染整工艺与设备正朝着高效、节能减排、环保等方面发展。
3.1高效
当前染整工艺与设备强调快速、高效的反应条件，通过优化工艺设备，缩短工艺设备流程，以达到减少生产成本，提高设备的利用率，从而提高投资效益的目的。例如高效气体烧毛机。与其他普通烧毛机相比，高效气体烧毛机采用了新颖的火口，例如XH-Ⅲ-180Q[2]型喷射式火口，高能量的火焰可击穿空气及蒸汽缓冲层，并使灯芯绒的沟槽得到良好的烧灼，同时能防止烧毛斑，使涤纶织物表面燃烧成无任何残留、均匀的布面，另外，高效气体烧毛机能使火焰与坯布的接触面减到最小，并尽可能使热量不达到坯布底部，以避免热敏材料的热损耗，从而提高了织物的耐用性，避免了许多因烧毛质量低劣而造成的疵品，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高效气体烧毛机与传统的烧毛机相比，通过在烧毛口上的改进，在生产中达到了节能、降耗的良好效果。节省了加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达到了染整工艺与设备的高效发展。
3.2节能减排
染整工艺与设备的水、电、汽消耗量甚大，因此节能减排成为染整工艺与设备改进的重点。如何做到真正的节能减排呢？目前主要有以下措施：
3.2.1利用辐射能进行加热
采用新技术，利用辐射能进行加热，不但节能显著，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染整工艺应用远红外加热[3]较为广泛。应用远红外加热技术获得最佳总热效率，必须因地制宜采取光谱匹配、定向集中辐射和最佳综合效益三大原则更新加热系统。另外在进行远红外加热工艺更新时，还应注意投资效益，在节能的前提下，更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便获得最佳的综合效益。
3.2.2利用低附着量技术进行加工
织物从水洗槽中导出，水分以薄膜状态布满于织物表面及织物间和纱线内部。采用常规轧车机械挤压，大部分的非结合水分可被挤去，而纱线内部和交织格旁仍留有不少非结合水分，挤压后水分剩余量的多少取决于轧辊的材料、结构、硬度、压力、织物的组织和纤维材料、工艺水液的温度和工艺车速等因素。用贝伦辊替代传统的橡胶辊，组合后的高效轧水车使织物轧余率降低18％～20％，工艺车速比传统的提高23％[2]。
3.2.3充分利用回收技术
（1）采用优质的疏水阀
冷凝水回收系统中的疏水阀质量极为重要，若在一台烘筒设备上装上一般泄漏的疏水阀，则一年仍要浪费标煤30.8t。如果换成优质的疏水阀，如LS-UFO“李氏”牌自由半浮球式蒸汽疏水阀，该疏水阀无负荷漏汽率不到0.1％，即使以1％计算，一年的漏汽折合标煤约5t，比一般的疏水阀每年少浪费标煤25.8t[4]。
（2）采用BR型板式冷热水交换器
采用BR型板式冷热水交换器，回收平洗废热水的能量，热效率在80％以上[2，5]，热交换后的热水毋须动力输入平洗槽，大大节省了平洗槽冷水加热的`蒸汽，充分起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
（3）采用丝光碱回收蒸发新技术
若采用丝光碱回收蒸发新技术，连续九级组合蒸发器仅消耗蒸汽45000t，比三效蒸发器节约55000t蒸汽，按锅炉效率70％、管道损失2％计，仅节约蒸汽折算为标煤，每年为11550t。可回收烧碱8100t，相当于节电16.2×106度[4]，大大地节省了能源，从而达到了节能减排的良好效果。
3.3环保
环保是染整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染整工艺与设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是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措施。下面是三种关于环保的新技术：
3.3.1电化学前处理[2]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发明了一种电化学系统，用于无污染的精炼、漂白和丝光。该系统以一个电化学槽为基础，其阴极释放碱剂，通过该电极的纺织品可进行漂白和丝光，而其阳极则产生酸，以中和丝光后余下的碱。该方法有助于降低染化药品的用量，降低能耗，降低废水、废气排放量。
3.3.2酶处理技术[6]
酶的反应条件温和，针对性强，工业化生产能降低能源，减少资源消耗，是一种“绿色工艺”。棉纺织采用L40酶、果胶酶、纤维素酶的最佳混配液，实施冷轧堆退浆，精炼，双氧水漂白，工艺设备流程短，退浆率高，速度快，适合连续平幅加工，对棉纤维无损伤。与碱退浆相比，节省成本，少污染。
3.3.3喷墨印花技术
喷墨印花技术是一种清洁的、无环境污染的高科技印花技术，其设备能适应高品质、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需要。例如Stork公司的Trucolor喷墨印花机[7]可以直接在织物上打样和生产，与CAD联用可缩短印花周期，并且具有工艺过程无污染，快速完成上染固色而不需水洗，比传统印花减少了污染。近年来，随着能源染化助剂等价格的不断上升，其所占成本比重不断加大。节能、节水、降耗受到了染整行业的高度重视，所以目前染整工艺与设备发展总的趋势是：向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省时高效，短流程方面发展。高效、节能减排、环保已成为染整行业的主流共识。此外高新技术应用使高科技产品、智能产品逐渐增加，因此，另一重要发展趋势是广泛采用自动化技术，不断地进行设备改造，提高设备的先进性，从而提升了染整工艺与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使染整工艺与设备的稳定性得到大幅提高。
4.结语
近几年随着染整工业的发展，无论是染整工艺还是染整设备的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在高效、节能减排与环保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涌现出了更多更先进的国产染整工艺设备，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正日益缩小。
篇4：电子商务的概念与发展历程论文
电子商务虽然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世人众说纷纭，各国政府、学者、企业界人士都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对电子商务的参与程度，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表述，下面就是几个比较有代表和权威的定义：
国际商会于11月，在巴黎举行了世界电子商务会议（The World Business Agenda for Electronic Commerce）。会上专家和代表对电子商务的概念进行了最有权威的阐述：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指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的贸易活动的电子化。从涵盖范围方面可以定义为：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从技术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获得数据（共享数据库、电子公告牌）以及自动捕获数据（条形码）等。电子商务涵盖的业务包括：信息交换、售前售后服务（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细节、产品使用技术指南、回答顾客意见）、销售、电子支付（使用电子资金转账、信用卡、电子支票、电子现金）、运输（包括商品的`发送管理和运输跟踪，以及可以电子化传送的产品的实际发送）、组建虚拟企业（组建一个物理上不存在的企业，集中一批独立的中小公司的权限，提供比任何单独公司多得多的产品和服务）、公司和贸易伙伴可以共同拥有和运营共享的商业方法等。
美国学者瑞维・卡拉克塔和安德鲁・B・惠斯顿在《电子商务的前沿》一书中提出：“广义的讲，电子商务是一种现代商业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服务传递速度，满足政府组织、厂商和消费者的降低成本的需求。这一概念也用于通过计算机网络寻找信息以支持决策。一般的讲，今天的电子商务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产品和服务联系起来，而未来的电子商务则通过构成信息高速公路的无数计算机网络中的一条线将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
欧洲议会关于“电子商务欧洲动议”给出的定义是：“电子商务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商务活动。它通过电子方式处理和传递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它涉及许多方面的活动，包括货物电子贸易和服务、在线数据传递、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证券交易、电子货运单证、商业拍卖、合作设计和工程、在线资料、公共产品获得。它包括了产品（如消费品、专门设备）和服务（如信息服务、金融和法律服务）、传统活动（如健身、教育）和信心活动（如虚拟购物、虚拟训练）。”
HP公司认为，电子商务简单地说就是指在从售前服务到售后支持的各个环节实现电子化、自动化。
IBM公司认为，电子商务是指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是在Internet的广阔联系与传统信息技术系统的丰富资源相互结合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相互关联的动态商务活动。
篇5：电子商务的概念与发展历程论文
电子商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可以说，在几十年前主机系统出现时就诞生了。但是，近年来，Internet的出现给了电子商务以新的活力，基于Internet的电子商务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电子商务始于网络计算。网络计算是电子商务的基础。没有网络计算，就没有电子商务。其发展形式多种多样，从最初的电话、电报到电子邮件以及其后的EDI，都可以说是电子商务的某种发展形式。
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传统的商业是以手工处理信息为主，并且通过纸上的文字交换信息，但是随着处理和交换信息量的剧增，该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不仅增加了重复劳动量和额外开支，而且也增加了出错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更加便利和先进的方式来快速交流和处理商业往来业务；另一方面，
[1] [2]
篇6：发展历程与基本文献的论文
发展历程与基本文献的论文
1西方目录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
1.1西方目录学的定义
在 英语 中，目录学被称为bibliographical(bibliographic)studies或者study of bibliography。17《大英百科全书》第三版收录了目录学这个词条，从此目录学作为一个术语，进入了西方学科体系。[1]在西方，目录学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对于印刷材料(printed material)系统性的描述”。“当描述一本书的物理特征，研究某一本书的版本流变，或者钻研一份报纸的 历史 ，都可以说是从事目录学的研究。”[2]
西方目录学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支：[3]
(1)列举目录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 )：是指对文献，或者各类型文本的列举，产生目录、书目以及类似的检索工具。
(2) 分析 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主要研究书的制作过程，尤其是其物质材料的物理特征，即纸张、类型、构成、装帧、装订、手稿说明以及作者的标记，还包括写字间(scriptorium)和印刷作坊的工作活动。分析目录学的目的之一就是理解书的物质生产过程怎样作用于文本(text)（此处“文本”指的是以纸张为载体的具体内容，以下同。）的特性和状态。
(3)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是指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描述图书，包括对书的版式、构造进行规范的描述。这对于手稿和早期的印本书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一类书的任何一本，都可能是该书所记载的内容的单独的一种版本。可以看出，描述目录学既是分析目录学的产物，也对分析目录学有所贡献，尤其是从标准化这个角度。
(4)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是指对文本的现存状态进行考订，尤其是通过考订文本现存的版本，分析分别由哪些责任者（作者、编者、排印者、印刷者）对某一个版本负责。版本目录学是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1.2西方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目录学发展到今天，形成这四个主要的分支，主要是与其目录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的。西方书目的历史可以从古希腊的书目一直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尼尼微(Nineveh)的Sennacherib图书馆的泥版书目，而且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喜剧诗人就已在其著述中首先使用了书目(Bibliography)一词。[4]
随着古代罗马帝国的没落，古希腊罗马文明被中断，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古代大型图书馆被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的、规模极小的修道院图书馆所代替，整个中世纪目录是记录登记修道院图书馆藏书财产——称为财产目录，著录不规范，分类粗糙。比如，穆斯林八世纪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的目录，每本书只列出书名和著者。回教大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是按类编制的，同一类书常常按书籍到馆顺序排列。因此这种目录近似于按类编排的财产登记簿。[5]
而西方 现代 书目的发展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尤其是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以后才开始的。西方目录学家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书目始于早期的印刷商张贴在其店铺门口用于招徕顾客的广告目录(List)，而最早的印刷书籍广告目录可能是印刷商Heinrich Eggestein、Johann Mentelin或Pecer Schoeffer在1460年代所发行的广告目录。虽然这种目录在当时仅仅只有一页，且是单面印刷，书目记录能达到二三十条，但是，它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的现代书目从一开始便是纯粹的商业产物，也就是说，其使命乃是为了推销产品和招徕顾客（或者是为读者服务）。后来，一地的印刷行会为了确保印刷商对其所出书籍的垄断，要求各印刷商向行会登记其出版物，再由行会统一公布，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登记书目。在书目的出版上，由于书目著录的对象不是一地的藏书，而是层出不穷的出版物，所以，印刷商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广告其出版物。于是，早在1560年代西方就已经出现了现行书目——定期出版的书目。
德国是最早在西方推行印刷术的，因此书业最为发达，书目事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自16世纪中叶起，德国印刷商和书商为了拓展书籍贸易市场，便开始利用宗教节日的机会在德国乃至欧洲各大都会兴办定期的大型出版物交易会（如春季的复活节书市、秋季的米迦勒节书市等），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两地的这种书市最为著名。为了书市的需要，官方和私人都出版了专门的书目，这种书目就是在世界目录学史上闻名遐迩的Messkataloge（权可译作“书市目录”）。因为Messkataloge能较全面地定期揭示德国的出版物，所以它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现行国家书籍总目(the complete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推动和 影响 了整个西方的国家书目的发展。
从上述西方书目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在19世纪以前，西方的书目基本上都是列举式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主要是将关于各种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为一个有逻辑的和有用的编辑物，是工具性的书目，其使命在于纲纪群籍，提供完整的书目信息。正如Neal Harlow所言“书目的最高目的乃是通过不断的积累，为全世界提供各国文献的完整书目记录”。
然而，从19世纪开始，由于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日盛，整理英美文学遗产之风气开始兴盛，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一批学者开始把文学著作作为“物质实体”(physical evidence)来研究，通过揭示文献的物质形式特征，如纸的特征、版式的特征、铅字的特征等等，来精密、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这后来就形成了西方目录学的其他重要分支：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
2关于西方目录学史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西方国家，目录学研究主要是指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统一成为“实体目录学”(Physical bibliography)。虽然目录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目录学的研究在西方却是从20世纪初开始才成为一门学科。列举目录学，虽然不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一部分西方目录学家对此也作了一部分研究工作。比如乔治施耐德(Georg Schneider)的《目录学的 理论 与发展史》（ The ory and History of Bibliography，由Ralph R.Shaw翻译，1934），德尔多倍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的《系统性目录学的发端》（Th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第三版，法语，1950），阿尔钦泰勒(Archer Taylor)的一些作品，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导读》(Renaissance Guides to Books,1945)、《书目之书目的历史》(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1955)、《书目：种类和使用》（Bock Catalogues:Their Varieties and Uses,1957，由William P.Barlow,Jr.修订，1986）、《1548年以来的综合性主题目录》(General Subject-Indexes since 1548,1966)，还有西尔斯捷恩(Sears Jayne)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馆目录》(Library Catalogue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1956)以及鲁道夫布鲁恩(Rudolf Blum)的《Bibliographia:Eine wort-und begriff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和克鲁美尔(D.W.Krummel)的《书目：目的与 方法 》(Bibliographies:Their Aims and Methods,1984)。另外还有伯纳德布莱斯洛尔(Bernard H.Breslauer)与罗兰德福尔特(Roland Folter)合著的《目录学：历史与发展》(Bibliography: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这些作品大致给出了列举目录学的产生背景、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于目录学的这一分支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对于列举目录学的研究情况，本文不再细述，而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来介绍西方学术界对“实体目录学”的研究情况。
实体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籍的物理特征，致力于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书是如何制作的，并评价书的物理信息（如版本、源流、演变等）对书的版本和分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实体目录学所包含的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是20世纪学术发展史的重要部分。
1945年，伦敦的目录学协会(Bibliographical Society)在纪念其成立5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卷文集《目录学协会研究成果回顾，1892-1942》(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892-1942:Studies in Retrospect)，共有10篇文章，由福兰西斯(F.C.Francis)编辑完成。伦敦目录学协会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目录学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本文集是 目前 为止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目录学发展最好的综述。其中，福兰西斯写了一篇关于协会发民历史的回顾文章，格雷格(W.W.Greg)写了一篇关于目录学的学科历年和近期发展的重要综述，其余的都是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欧洲15以前的古版本研究，对1641年之前的英语书籍的“简短标题目录”(Short Title Catalogue)的研究，莎士比亚研究，18、19世纪的目录学发展研究，外国目录学研究，以及早期书籍装订发展研究和美国目录学发展研究等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目录学领域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这本文集不仅是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目录学发展的回顾，同时也试图通过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发展，表达了这些作者对自己一直关注并投入的事业的观点。这些学者的个人努力，对于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福兰西斯在文集的序言里提到著名学者波洛德(A.W.Pollard)时，说，“是他的天才为我们的协会融入了一种个性化的元素，一种开拓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我希望它永远与协会同在”。这种“开拓的精神”在当时的目录学研究者中，可以说是一种共识。比如，另一位著名学者迈凯洛(R.B.McKerrow)在他的著作《写给文学专业学生的目录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1927)中指出了开创目录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科是令人激动和兴奋的。这些目录学领域的先驱者们的努力和精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这本文集中，有一篇尤为重要的文章，是威尔逊(F.P.Wilson)的《莎士比亚于“新目录学”》(Shakespeare and the New Bibliography)。它可以说是这本文集的核心，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伦敦目录学协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目录学家，比如格雷格、迈凯洛和波洛德，都致力于研究书籍的物理特征对版本 问题 的影响，而且主要集中研究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威尔逊的这篇文章，在1970年又单独出版，由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作序，她在序言中说“在本书中，作者进行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该书是莎士比亚作品版本研究领域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不仅如此，威尔逊的这篇文章，也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析目录学在研究版本问题方面的 应用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目录学的任何分支做过系统的探讨。此后，1979年，西方目录学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托马斯坦瑟雷(Thomas Tanselle)，在Osler图书馆50周年庆典上发表了一个讲话，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包括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等分支领域，从而进一步使目录学的研究系统化。[6]
2.1对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与这个学科的杰出人物分不开。因此，对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的研究，也反映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方面，保罗尼德汉姆(Paul Needham)、福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和大卫凡德米伦(David L.Vander Meulen)的三篇文章颇具代表性。
尼德汉姆在1986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伯拉萧方法》(The Bradshaw Method)，介绍了亨利伯拉萧(Henry Bradshaw)在分析和记录书籍结构方面的贡献，重申了伯拉萧作为现代分析目录学之父的重要地位。尼德汉姆的这个演讲，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大家已知的信息，他通过阅读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笔记，对其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重新定义了伯拉萧的思想与其后继者的关系。尼德汉姆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叙述伯拉萧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其作为感性的人的一面。尼德汉姆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此外，尼德汉姆对于古书的目录学分析这个领域的掌握，也使他能够评价伯拉萧的研究工作及其在后来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伯拉萧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在他那个年代十分重要，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它们是如何研究书籍的前提。
另一篇文章是鲍尔斯的《迈凯洛在重建莎士比亚版本研究中的编辑原则》(McKerrow#39;s Editorial Principles for Shakespeare Reconsidered.Shakespeare Quarterly,1955,(6):309-324)。虽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自传性质的，但是它分析了迈凯洛的研究动机和其思想形成的学术环境。鲍尔斯认为，迈凯洛在他的《牛津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绪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1939)一书中，倾向于限制编辑的判断在目录学中的作用，是对于19世纪编辑滥用特权和多佛威尔逊(J.Dover Wilson)滥用“新目录学”的现象的一种反抗。鲍尔斯的这篇文章指出了迈凯洛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关于正确的编辑程序和编辑与分析目录学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基本观点。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鲍尔斯对于编辑问题所给予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篇文章是凡德米伦Vander Meulen的《鲍尔斯原则的历史与展望》(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Bowers#39;s Principles.PBSA,1985,(79):197-219)，追溯了鲍尔斯的《目录性描述的原则》(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1949)这本书的发展历程，并预计了其在未来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对于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做了细致的考察。而且，凡德米伦本身在描述目录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经验，这使他不仅能够分析学者和评论家的观点，而且对于描述目录学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他认为鲍尔斯的这本著作具有历史意义，其价值随着 时代 的发展会更加明显。
2.2目录学协会的 发展
另外一个反映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目录学协会。关于目录学协会的文章，从学术组织的角度折射出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福兰西斯关于伦敦目录学协会的《目录学协会：第一个五十年》(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A Sketch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另外两篇更早的关于伦敦目录学协会的文章是波洛德的《我们的21岁生日》（Our Twenty-First Birthday.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13,(13):9-27页）和范可纳梅丹(Falconer Madan)的《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Bibliographica,1896,(9):479-488)，尤其是第二篇，具有深远的 影响 。关于美国目录学协会的文章也有三篇比较重要的，一是亨利荷伊森(Henry B.Van Hoesen)的《美国目录学协会：领导者们和主要活动》(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Its Leaders and Activities,1904-1939.PBSA,1941,(35):177-202)，二是艾德斯坦(J.M.Edelstein)的《美国目录学协会：1904-1979》(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04-1979.PBSA,1979,(73):389-422)，发表于协会的75周年纪念会上，三是威伊干德(Wayne A.Wiegand)的《图书馆 政治 与美国目录学协会的组织》(Library Polit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1986,(21):131-157)。[7]
此外，威尔逊撰写了《Malone协会：第一个50年，1906-1956》［The Malone Society（以Malone Edmond命名的协会，Malone Edmond(1741-1812)，英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以他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年表以及莎士比亚（1790年）和德莱顿（1800年）版本而闻名。）：The First Fifty Years,1906-1956.Malone Society Collections,1956,(4):1-16］；爱德华波恩(Edward Born)撰写了《古登堡协会1901-1976》(Gutenberg-Gesellschaft,1976)；另外在《图书情报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也收录了一些关于目录学协会的文章，比如罗克萨斯(Roxas)的《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2:401-405)和艾德斯坦的《美国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2:395-401)。而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目录学协会的发展状况是在巴威克(G.F.Barwick)的文章《目录学协会和目录学》(Bibliographical Societies and Bibliography .Library,1930,(11):151-159)中有所体现。
Grolier Club（以格罗里埃式装订命名的俱乐部。）的资深成员格兰尼斯(Ruth S.Granniss)在她的一篇名为《私人图书俱乐部对目录学发展的影响》(What Bibliography Owes to Private Book Clubs.PBSA,1930,(24):14-33)的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考察协会组织对于目录学发展的影响，那么印刷、装订以及图书俱乐部的作用是不能够忽略的。这方面的一些相关著作有，休姆(Abraham Hume)的《英国的学术协会和印刷行会》(The Learned Societies and Printing Clubs of the United Kingdom,1847,1853)，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图书俱乐部和印刷协会》(Book Clubs & Printing Societ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9)以及阿道夫格罗沃尔(Adolf Growoll)的《美国图书俱乐部》(American Book Clubs,1897)和鲍尔(Florence M.Power)的《美国私人图书俱乐部》(American Private Book Clubs.Bulletin of Bibliography,1950,(20):216-220,233-236)，还有拉瑟(Lois Rather)的《书籍与协会》(Books and Societies,1971)。此外，一些独立的俱乐部也出版了它们的发展史，比如比格汉姆(Clive Bigham)撰写的《Roxburghe协会》(The Roxburghe Club,1928)，巴克(Nicolas Barker)撰写的《Roxburghe协会的出版物》(The Publications of the Roxburghe Club)，文特里奇(John T.Winterich)撰写的《格罗里埃俱乐部》(The Grolier Club,1950,1967)，以及一部文章《格罗里埃俱乐部，1884-1984：藏书、书展和出版物》(The Grolier Club,1884-1984:Its Library,Exhibitions,& Publications,1984)。
2.3传记性著作
在西方目录学 研究 的 文献 中，传记性的著作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虽然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大师们少有留下自传的，但是后人们对他们的学术生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 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纪念性论文集，这些文集展示了那些使得西方目录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因此在西方目录学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0年以前，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五个人物是伯拉萧(Bradshaw)、普罗克特(Proctor)、波洛德(Pollard)、迈凯洛(Mckerrow)和格雷格(Greg)，其中伯拉萧(1831-1886)一直受到后来学者的广泛关注。伯拉萧去世后两年，普洛特罗(George W.Prothero)出版了一本名为《亨利伯拉萧纪念论文集》(A Memoir of Henry Bradshaw,1888)的书，以维多利亚式的风格叙述了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生活和书信往来。第二年，简肯逊(Francis Jenkinson)编了一册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然后19，波洛德将伯拉萧与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书信编成了一本书信集(Letters of Henry Bradshaw to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Museum.Library,1904,(5):266-292,431-442)。而此后比较重要的关于伯拉萧的著作直到60年后才出现，由怀兹(Wytze)和海林伽(Lotte Hellinga)编订的两卷本的《亨利伯拉萧与赫尔特洛普、坎贝尔关于欧洲1500年以前古版本的书信集》(Henry Bradshaw#39;s Correspondence on Incunabula with J.W.Holtrop and M.F.A.G.Campbell,1966-1978)。由于伯拉萧对其他学者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他与他们的书信往来上，因此他的书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出版，比如由大卫迈克特里科(David McKitterick)编辑的一部分书信，发表于Hellinga Festschrift,1980:335-338和Quaerendo,1981,(11):128-164。同一时期，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也撰写了一部关于伯拉萧的重要作品《从一些未发表的文献看亨利伯拉萧对威廉布雷兹的影响》(William Blades#39;s Debt to Henry Bradshaw and G.I.F.Tupper in His Caxton Studies:A Further Look at Unpublished Documents.Library,1978,(5):265-283)。1984年，罗伊斯托克斯(Roy Stokes)作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即编了一卷《亨利伯拉萧，1831-1886》(Henry Bradshaw,1831-1886)，节选了伯拉萧的一些著作，列出了伯拉萧已出版的作品列表和关于伯拉萧的作品列表。在伯拉萧去世100周年的纪念会议上，剑桥大学图书馆为伯拉萧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上进行了至今为止关于伯拉萧的最有影响力的讨论，一些著名的学者发表文章或演讲，是对伯拉萧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总结。
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1868-1903)，是继伯拉萧之后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重要人物。波洛德为他写了一篇纪念讣文，发表于Library,1904,(5):1-34，在这篇文章之后，波洛德列出了普罗克特的作品列表（同卷Library:192-205,223-224）；1951年维克多斯克德洛(Victor Scholderer)写了一篇关于普罗克特的日记的评论性文章——《普罗克特的私人日记》(The Private Diary of Robert Proctor.Library,1951,(5):261-269)；80年代巴利约翰逊(Barry C.Johnson)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消失在阿尔卑斯山：普罗克特的一生》(Lost in the Alps:A Portrait of Robert Proctor,1985)，记录了普罗克特生平的一些信息，但更多的是在探讨普罗克特的去世之谜，而非其目录学研究的贡献。
波洛德(Pollard,1859-1944)，主要致力于研究欧洲1500年以前印的古版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版本，并颇有成就，这使得他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 分析 目录学领域的过渡性人物。波洛德是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19，Pollard出版了他的Shakespeare folios and quartos;a study in the bibliography of Shakespeare#39;s plays,1594-1685，这部著作是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的里程碑，为 现代 莎士比亚版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版本目录学开始发展，这个阶段的目录学发展称为“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代表人物是Pollard,Mckerrow和W.W.Greg。］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写过几篇自传性的文章，如《一个业余书籍研究者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n Amateur Book-Builder,Colophon,part 4,1930年12月）和《我的第一个50年》（My First Fifty Years，收录于A Select Bibliography of the Writings of Alfred W.Pollard,1938:1-15）。他去世之后，约翰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为他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5,(31):256-306;1/4个世纪之后，约翰威尔逊又在自己的自传《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Milestones on the Dover Road,1969)中辟出一部分来写波洛德(The Scholar as Saint:Alfred Pollard,237-249)。福兰西斯(F.C.Francis)也为波洛德写了一篇讣文，发表于Library,1944,(25):82-86，并在目录学协会的年度报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波洛德的文章《目录学协会的创建者》（the creator of the Society as we know it today,101页）。在“伟大的目录学家(Great Bibliographers)”丛书中，关于波洛德的一卷是《波洛德文选》（Alfred William Pollard: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编者为Fred W.Roper,1976），书后附有波洛德的作品列表，以及里奇曼(Roger Leachman)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波洛德对当代目录学的影响》(Alfred William Pollard:Hi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58-77)。[8]
迈凯洛(R.B.McKerrow,1872-1940)是新目录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如《目录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和《牛津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绪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都是新目录学领域的重要著作。格雷格(W.W.Greg)在他去世后为他写了一篇回忆性文章，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0,(26):488-515。除了前文提过的鲍尔斯的文章，其他一部重要的关于迈凯洛的著作是“伟大的目录学家(Great Bibliographers)”丛书中的一卷——《迈凯洛文选》(Ronald Brunlees McKerrow: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1974)。
格雷格(W.W.Greg,1875-1959)，被称为新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英雄”。他1948年写作的一部自传性著作《目录学手记：1877-1947》(Biographical Notes,1877-1947)，在他去世后的1960年才出版。威尔逊(F.P.Wilson)为格雷格写了一篇重要的纪念文章，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59,(45):307-334，其他学者，如欧特斯(J.C.T.Oates)，约翰？威尔逊(J.Dover Wilson)，埃里斯沃克(Alice Walker)，克莱尔？拜恩(Muriel St.Clare Byrne)，鲍尔斯和福兰西斯为他写的回忆文章，集中发表于Library,1959,(14):151-174。总的来说，纪念格雷格的文章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却广为流传，对于他的学术著作的分析研究也有很多。
此外，对于与目录学研究相关的领域，比如书的收藏、印刷等领域的核心人物，也有一些重要的传记性著作，这些作品从文献的角度对西方目录学史的研究也能起到以管窥豹的作用，不过，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就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西方目录学史的文献发展情况，主要是从对重要学者的研究、目录学协会的发展和传记性著作这三个角度体现出来的。本文列出的文献，一方面展现了西方目录学史的文献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对研究西方目录学史的学者有所帮助。
篇7：农村教育研究:意义、立场与方法之思论文
农村教育研究:意义、立场与方法之思论文
一、研究意义追问:“有用”还是“无用”
犹记2月至5月间，香港特区正处于“非典”的大恐慌之中。当其时，我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为期3个月的访问研究。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下午，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带领一群访问学者，照例前往市郊公园“行山”。爬山途中，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给访问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各位调查研究某一问题，一般都经历过很长的时间，其间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却并不比“当地人”高明多少。试问各位同仁，大家自觉学者进行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
现在，我己经不太记得，自己当时有没有回答上述问题;或者如果我曾经回答过的话，又是如何回应上述问题的了。如果只是从教科书上搬来现成的说法，诸如科学研究可以认知现象、解释问题或预测未来之类的搪塞一下，并非困难，但是，不能不说，从那时起，我就痛苦地感受到，熊景明女士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而又困难的问题。说其尖锐，是因为这一问题，是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研究者，都会遇到他人质疑自己，并且也会经常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称其困难，则是因为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致力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如果他不是一个过于僭妄的人，这一问题的确令人难以遽然作出十分肯定的答复。因于此，尽管以前我也经常自问此一问题，但自从熊景明女士提出上述问题后，它就像一丛蓬勃生发的带刺野草，迅速根深叶茂，再也无法从我内心深处拔除了。刚好凑巧的是，后来我在一本熊景明女士参与编写的有关农村题材的著作中，看到了她本人对此问题的一个间接回答。据那书中记载，一些受访的农村地方人士指出:虽然通过学者之口哪怕只是说出了跟本地人士完全一样的见解和主张，但却更容易引起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注意。而这种注意，就会促使一些棘手的问题能够得到较快的解决。
当然，这种间接回答，显然难以把学者的专门研究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区分开来。不过，大多农村教育研究者都很清楚:农村教育研究往往就是对策研究，而这首先就要求应认知某一具体的农村教育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然后才可能提出可行的破解之道。一般说来，对于研究者而言，认知问题并非极端的困难，但提出真正可行的解决问题之道，却绝非易事。尤其是当研究者深入认识到产生诸多农村教育问题的体制和政策背景之后，就会愈发感到: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无论如何高明美妙，如果不能被整合进社会现实的利益和价值博弈结构中，最终都会成为‘水月镜花”。这样一来，学者们的专门研究除掉能够“唤醒’少数人了解相关的教育问题外，甚至还不如媒体对一些问题的披露性报道更能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果真如此，这就又回到了熊景明女士的上述问题上来:学者们的专门研究，究竟价值何在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和正在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人都难以回避的锥心之问。
二、研究立场反省:“客观”抑或“同情”
当前，农村教育研究中存在着的另一个重大困扰是，究竟应该从何种立场出发，观察和讨论农村教育的诸多问题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看，有些研究者是从一种“局外人”的立场上，
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另外，最近几年来，也逐渐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这突出地体现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在引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和“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后，所做出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之中。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
上述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当然也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譬如，有人就曾明确指出：一些农村问题研究者总是预设了一种远比农村教育当事人更为高明的立场，总是以用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话语体系，先入为主地去框套和剪裁农村教育现实，然后得出自以为深刻的结论，提出自以为得计的对策和建议。其实，这些研究者并不见得比农村教育的“当局者”更能明白某些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也不一定能比当地人深刻和高明到哪里去。这些农村教育研究者，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农村教育的各方相关人士究竟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其实，他们也不在意农村教育的相关人士到底有哪些感受和想法。他们的兴趣之所在，仅仅是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果而己。这种研究的立场和思路，是完全“外在于”农村教育的真实场景的。针对上述问题，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应该说，上述批评及其主张，对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状况而言，是相当中肯和富有启发性的。
然而，也应看到，哪怕是一个从事纯粹“行动研究”的农村教育研究者，只要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单纯的“行动者”，他就不应该忘记自己承担的“研究”使命。因为，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罕中‘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另外，作为“旁观者”的研究人员，无论如何努力去“同情”地‘理解”那些“当局者”，也无法达到他们本人对自己的理解程度。这就表明，研究者根本就不应该把自己的使命仅仅定位在同情和理解当地人之上。而且，即使是从研究者的单纯认知使命出发，由于“客观地”认知与“同情地”认知所致之“知”有所不同，而欲致何种之“知”又与研究目的密切关联，这就要求，农村教育研究者在进入研究‘现场”之际，首先就应明确：自身的研究目的是认知和理解问题的现状阐释和建构新的价值与意义还是指导和改造农村教育实践抑或三者兼而有之然后，再据此择定自己的研究立场更为恰当一些。从此出发，容易发现，笼统地以一种研究立场批评其他立场，根本不太可能具备太多的建设性意蕴。
三、研究方法整合:“客位”与“主位”交融
那么，在现实的农村教育研究中，有没有对上述“客观”与“同情”两种不同研究立场加以整合的可能性呢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当代人类学家、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所创立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方法论。或许他的观点，能够为我们确定恰当的农村教育研究立场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
马文°哈里斯认为:由于一般人们习惯于认定，客观就是“科学的”，主观就是“非科学的”，所以，运用“主观”和“客观”这对范畴讨论社会文化现象，经常会导出不恰当的结论甚至是引起人们观念上的混乱。为此，他主张，“应当解决两组不同的`区别:第一，思想事件与行为事件之间的区别;第二，主位事件与客位事件的区别”（马文。哈里斯著:《文化唯物主义》，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关于第一种区别，即要求研究人类生活时，应注意区分人类行为活动及其对环境的效果，又要注意人类头脑中感受到的所有思想和感觉;对于第二种区别，就是要求研究者应对事件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能够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加以考虑和认知，即从参与者本身的立场即“主位立场”以及旁观者的立场即“客位立场”加以衡量与考察。据此，马文。哈里斯提出了“主位文化”和“主位观点”以及“客位文化”和“客位观点”的概念与范畴。在他看来，主位文化的观点，是以事件参与者或文化负荷者的观念和范畴为依据，也即以当地提供消息的人所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为最终的判断标准;相对而言，客位文化的观点，则代表着科学的判断，可经由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加以证实，或说把旁观者在描述和分析事件时所使用概念和范畴作为最终的判断依据。对于一项活动或事件，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即参与者和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前者称为“主位研究法”，后者称为“客位研究法”。检验主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是否被当地人认可为正确的、有意义的、恰当的;检验客位研究法是否恰当，则只看它能否就社会文化异同的原因给出科学的理论阐释。这时研究者所使用的观念，就不再是当地人一定要认可的观点，也不一定能被当地人所理解了。研究的目的，即不是为了从主位观点转向客位观点，也不是从客位观点转到主位观点，而是尽可能描述两种不同的文化观点，并且，尽可能地用一种观点解释另一种观点。
上述理论视角带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研究农村教育，同样有一个区分“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以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站在同情和理解的立场上，试图更贴近当地人的思想情感、以更接近当地人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待农村教育问题，从而获得对“主位文化”和“主位观点”的深刻认知，固然必要;然而，农村教育研究者的任务，肯定还不能就此止步！由于农村教育研究者具有“当局者”无法具备的系统知识和学术训练背景，从而使其有可能以超越‘当局者”的客位文化立场，去观察当地的农村教育状况，并获得当地人不可能获得的“客位文化观点”。农村教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整合两种不同的文化观点的基础上，对农村教育问题给出恰当的解释与说明。至于农村教育问题能否有效地加以解决，则根本就不应列入农村教育研究者的“认知任务”之内，而必待农村教育“主持人”竞其功！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就不仅可从一个侧面确证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必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或许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种能够融会‘客观立场”与“同情立场”的研究方法论，从而把农村教育研究推向一个更新的境界与高度。
篇8：人口学研究方法：规范与发展
人口学研究方法：规范与发展
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 避免统计方法和数据的误用王谦 （国家计生委计财司 副司长）
由于工作关系和职业习惯，笔者对各种各样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分析文章中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比较关注，经常可以发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被误用的情况。本文通过一些实例，分析由于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而造成统计方法和数据误用的情况。
1 个案与群体
〔实例1〕某调查报告称，某村出生婴儿10人，其中男婴6人，女婴4人，出生性别比高达150，严重失调。
〔实例2〕某乡给某村下达人口计划，其中一项指标是计划生育率，要求当年的计划生育率不低于95%，而该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实例3]某地计生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出某县一个超生5胎的情况，据此称该县超生问题严重。
〔实例4〕某县总人口不足50万人，近年来在孕妇中推广服用“福施福”。上级要求检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发生率是否逐年下降。还有不少地方把孕产妇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当作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考核内容。
这几个例子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或少量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地方宏观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所分析的对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体性，这个群体是由每个个体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个个体是否发现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作为表现群体规律的统计数据，只有当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后才有意义。群体的规模太小，尽管对每个个体的统计是准确的，指标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计算结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规律。
如实例1，一个村的出生人数仅为10人，计算的出生性别比要么是100（“绝对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例2中计划生育率受出生总数的影响，要么计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个计划外出生，计划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或孕产妇死亡率一般统计时均以10万作为分母，对于一个县，每年出生几千人或1万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发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几例，偶然性很大，在统计数据上很难表现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个特例说明全县的情况，更是欠妥。各种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教材上并未说明各项统计指标适用的人群至少要达到多少，但一般说来这些统计指标绝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许多指标在县、乡级使用也不太合适。多年来各级是通过报表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报表由上级制发，基层单位按统一的口径填报每个项目，然后逐级汇总、上报。这样以来，上、下级的报表式样相同，只是数量大小有差别，于是，上级单位计算哪些指标，下级单位“照葫芦画瓢”计算相同指标。特别是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要逐级分解、落实，相应地，工作指标也被层层分解，上一级控制的指标（如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视。
2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实例5〕1995年8月，在全国上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上，某省计生委分析本省当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数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时称，由于自当年起全省广泛推行“三结合”，许多群众为了发家致富，主动退出二孩指标，于是二孩出生明显减少。笔者的同事立即对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动退出二孩指标导致二孩出生减少，那么原来应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妇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应退出二孩指标，而那时候，该省并未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开展“三结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标，其二孩出生减少的效果应在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群众退出二孩指标与二孩出生数量的减少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
〔实例6〕许多文章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这两个例子说明分析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化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人口现象的发生既受自然属性的影响，也受社会属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属性对人口现象的影响和制约是有条件的、间接的。而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是无条件的、直接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和制约常常要通过自然属性来实现。在分析人口现象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人口的自然属性，然后再解释社会属性。就实例5而言，从妇女退出二孩指标到二孩出生减少，至少间隔10个月，即妇女的怀孕期，无论推行“三结合”力度多大，妇女10个月的怀孕期不能缩短。退指标的发生与出生数的减少在时间上不“同步”，至少要“滞后”一年。也就是说，1995年上半年因开展“三结合”妇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标不会影响这个时期的二孩出生数量。关于实例6，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属于社会属性，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确会影响其生育行为。然而，影响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节育行为，具体地说，影响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迟结婚（不发生性行为）、采取避孕措施和流产（终止妊娠）。妇女文化程度影响到上述生物因素发生变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够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识，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减少怀孕的可能），并通过上述因素影响生育孩子的数量。直接讲文化程度与孩子数量的关系，未免有些牵强。
3 定量与定性
〔实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当年的人口形势，将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许多分析报告在列举了对比数据后得出结论：“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显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各项指标的数量，发现变化并不大，如计划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为14.9‰（这其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能导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减少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为2%等等。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得出的定性结论应当是：“工作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保持平稳的态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对数据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断。如果忽视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数量变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析应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种先“定性”，再计算数量变化的做法，违背了“定量”与“定性”的基本规律。这样进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给定性的结论加一些数量的点缀。
4 模糊和精确
〔实例8〕某地区的一份材料称，根据来每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推算本地区20年来少生了1831275人。
〔实例9〕某县计生委利用农村赶集日人口比较集中的机会，出动服务车，设置咨询台，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县计生委的汇报材料称，“一个月来在集日上接受宣传、咨询的群众累计达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实例8和实例9中的人数和人次数的统计和计算十分认真仔细，数字如此精确，令人钦佩。但转念一想，不免生疑：实例8中利用总和生育率计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龄别生育率与分年龄妇女人数相乘计算出生人数，一般来看，每个年龄组的计算结果都不会是整数，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个年龄组累计下来，个位数已经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数累计起来，怎么可能精确到个位数呢？况且20年间，该地区的人口
并非处于“封闭状态”，各年龄组人数因为人口迁移而变化，也会影响到计算少生的数量。至于实例9，在一个开放的、人们频繁走动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个人接受了宣传，哪个人接受了咨询，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使有标准，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把握，因此，根本没有可能逐人统计。实例8、实例9中看似精确的数据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说“20年大约少生了18万人”，“一个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服务的人次达10余万”，或许有几分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和计划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观层面的事情，与此相应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状态或趋势，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做到精确。许多同志在应用统计方法时，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义和计算过程，而对计算中数据的来源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属于社会经济统计范畴，很多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允许有一定的误差；即使是全面的调查（如人口普查、全局报表），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或影响，存在着调查误差，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这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之一。
5 原因与结果
〔实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利用相关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变化进行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和相关系数。把人口出生率作为自变量，看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影响因变量（人均GDP）变化的数量大小。
在这个例子中相关分析法本身以及有关的数据都是正确的，然而，用这样一个函数式来解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是有问题的。其一，就统计方法来说，相关分析只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说明因果关系；其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固然相互影响，但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发展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即经济增长是“因”，而人口增长是“果”。颠倒了因果关系，不仅逻辑上讲不通，数量上的“相关性”也失去了意义。
笔者在多年的工作中体会到，由于人口和计划生育所具有的特点，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和统计数据的解释有别于其它部门和领域对于统计的一般要求。正确地应用统计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和规律，只有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和规律，才能避免在统计分析中陷入误区。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应用
郑真真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副教授）
统计学的应用随着微型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几乎是无处不在。有了一定规模的数据和一个统计分析软件，就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各种估算和分析。然而由于统计分析方法本身并不像加减乘除那样简单，而一些统计分析软件已经发展到几乎是人人都可使用的程度，如果使用者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操作并得到结果，可能出现对统计分析方法误用或滥用的现象。本文仅对一些统计分析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准确、全面、正确的描述是所有实证分析的基础，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是值得怀疑的。一项研究能够将所研究的现象或对象描述清楚，就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但是因为描述性统计所用方法简单易得，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均值的局限 普遍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测量之一是均值。它对于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来说是比较好的测量，对于不对称分布则不然，尤其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有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个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报告方差，或用直方图／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提请读者注意群体内部的差异。
不同群体的可比性 在描述性统计中，往往涉及到对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群的总体描述，以反映社会变化或地区差异。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人口研究中，不少事件的发生都是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如我国妇女大部分在35岁以前完成了生育，从而导致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极高的避孕现用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样本之间存在避孕现用率的差异可能只是年龄结构的差异，而不是年龄别避孕现用率的差异。又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但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种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绝对数的使用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调查研究也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惊人的巨大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人群的比例。
小样本的代表性 在一次抽样的小样本中求得的率或比例会非常不稳定，与另一次抽样的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距。因此当研究仅限于从小样本获得的资料时，应当在报告比例的同时也报告样本量。
2 双变量统计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首先分析的往往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用相关或列联表等方法。一般在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如在经过统计检验后证实两变量有显著相关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才有意义。因此，双变量统计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在应用中对有些问题的忽视，双变量统计分析也很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
卡方检验的局限 在利用列联表对两个定序／定类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时，需要进行统计检验来判断两个变量的相关是否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不少研究结果都用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报告相关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卡方统计量的计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样本越大，卡方值就会相应增大，因此大样本的卡方检验很容易得到显著结果。所以一般在报告卡方检验结果以说明两变量是否显著相关时，还应当同时报告相关强度，即相应的相关系数，如Gamma,Lambda等。
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与差别的实际意义 在检验两个定距变量的均值差别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由于样本量越大，样本均值分布的方差就越小，因此常用的t检验结果就越可能显著，任何细微的差别都可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有时具有统计意义显著性的差异，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意义并不大，如同在两个草堆之间找出一根草的差距，对判断两个草堆的大小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对任何检验结果都应当有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
虚假相关问题 双变量分析中的虚假相关问题，几乎在所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中都会涉及到，在统计分析方法的教学中也被视为经典问题。但是多少年来，人们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经典的错误”，即认为可见的或统计检验结果显著的相关就是真正的相关；更为大胆的做法是把这种相关关系推向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对于有的变量来说，即使是经过检验判定两者具有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也不一定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关系，因为
可能有未考虑到的变量或不可测量的变量在同时对两个研究变量起作用，有时甚至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例如，火灾的大小是以火灾损失来衡量的，而参加灭火的消防员人数是与火灾大小有关的，火灾越大，出动的消防员就越多，但凡是具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根据出动消防员人数和火灾损失两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断定出动消防员越多火灾损失就越大，因为火灾的规模是决定因素（但很难直接衡量）。在有关人口科学研究中也有报告虚假相关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提法就是一例。因此，在分析相关关系时，应当根据理论、知识、经验、甚至常识来判断这种分析是否有意义、是否存在其他变量的作用（称为外在变量），避免得出有悖于常理的分析结果。有些虚假相关是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判别的，如在控制了另外一些变量后观察两个变量的偏相关，或在双变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多变量分析深入研究。
3 多变量分析
回归分析是多变量分析中应用最多的方法，尤其是逻辑斯蒂回归更是被广泛地应用。在众多应用中，比较明显的问题是使用方法是否得当和对结果的报告和解释是否规范、合理（见第2期《人口研究》刘金塘文）。此外还有一些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分析框架的重要性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各变量之间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没有一个清晰合理的分析框架，那么回归的结果有可能会引起质疑。一般应在报告回归分析结果之前，介绍该分析的框架，如各变量的定义、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假设关系及其理由等，对建立的回归模型做出合理性论证。有一些变量可能是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的，如性别、年龄等，最好事先解释清楚。对假设因果关系的模型，应当至少能够说明：(1)该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合理的；(2)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来说，应当是原因发生在先、结果发生在后。如有些回归分析中，未加说明即把所有与因变量显著相关的变量都囊括在自变量中，甚至有些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明显的互为因果关系，显得分析逻辑混乱；还有的论文在简单介绍研究背景和数据来源之后，急于建立因果关系并推出回归分析结果，然后再根据各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显著性一一说明，这相当于事后解释；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在具备“奔4”微机和较易操作的软件的今天，转瞬间就可完成一次回归分析，但是在此之前，需要有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文献检索和理论框架构建，才能确保统计分析的科学性。
分析方法应用的条件 每种多变量方法都有各自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者假设不成立，该方法的应用就成问题。如Pearson相关是考察线性相关关系，多元方差分析只能辨别线性相关因变量的多元差异，线性回归分析假设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因子分析方法也是建立在各变量具有一定的线性相关基础之上的；另外，在逻辑斯蒂回归中，每个分类都应保证有足够的频数，如果频数太少就会影响参数估计的稳定性；等等。尽管一般不在报告分析结果时说明各种假设是否成立或条件是否满足，但是在进行分析时应当自觉地进行考察。如果不能满足条件或假设不能成立，就对数据进行转换或调整后再分析，或者改变分析方法。
多变量分析结果的展示和解释 多变量分析的结果一般是通过列表来展示的。现在一种并不少见的做法是直接把统计软件的输出直接复制到论文中，我们往往会在文章中看到包括回归参数估计、参数标准差、检验统计值、检验显著性、偏相关系数等等n行m列的大表，使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实际上参数标准差和检验统计值是提供给分析者的信息，没有必要列在结果中；如果不是有特别需要的话，偏相关系数也不是关注重点；最主要的应当是回归参数估计及其显著性。
在列出分析结果之后，应当对结果的实际意义进行解释和讨论，而不是复述分析结果的数学意义。此外，在多元统计分析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分析者对变量作用不具有预期统计显著性的失望，因此绕开不显著的变量，甚至对数据或模型进行各种调整以获得显著结果。其实，统计分析结果不显著往往也是有实际意义的。例如在分析我国高龄老人的地区分布时发现，高龄老人比例与当地医疗卫生指标没有显著关系，这说明我国医疗系统还没有具备延长老人寿命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高龄老人的存活不是主要靠医药维持的。所以，在解释分析结果时，只要是在分析框架中涉及并参与分析的变量，无论作用显著与否，都应当给予充分的讨论；对于那些由于知识或信息的限制难以下结论的结果，可以作为问题提出，以便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进一步研究。
此外，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分析结果也不会十分完美。因此在讨论结果的同时，也应当就此向读者说明。例如当一个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确定系数较低时，需要指出该模型有限的解释能力，探讨可能存在但没有纳入分析的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必求最新、只求最合适 有些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常常因为自己没有应用最新的统计分析方法而感到忐忑不安；在评论某项研究的创新性时，有时也出现把学术创新和应用新方法混为一谈的现象，例如认为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的研究水平低于应用解释性或预测性方法的研究。新方法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出现了新方法并不意味着传统方法就不再适用，而是各有千秋。统计分析方法是工具，哪件合适就用哪件，能用锤子解决的问题不必开冲床。有时越是复杂的方法，假设条件也会相应较多，应用的局限性更大。因此，盲目追求方法的新颖并不是高水平研究的保证，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最合适的方法。而对所用方法的真正了解，是正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前提。
总和生育率的内在缺陷及其改进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教授）
1 总和生育率的应用目的及评价原则
年龄别生育率及其概括性指标总和生育率(TFR)是生育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体系。但是现在它们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本文不讨论出生漏报导致统计失实的问题，因为其性质并不在于统计方法，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本文只局限于这一指标体系内在的有效性问题的方法论讨论。一个指标是否有效应该以研究目的为标准来判断，因此这一讨论将结合当前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进行。
统计指标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对调查对象本身特征的直接描述，另一种则用于推断估计。很多情况下，统计指标同时承担着这两种功能，比如样本统计量反映了样本对象的特征，同时又服务于推断估计总体参数。既然是一种估计，自然会有推断偏差或误差。评价不同估计的优劣是看谁的偏差或误差更小。
那么通常我们应用TFR到底要反映什么？一是为了在控制育龄妇女结构的条件下概括时期生育水平，二是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注：在这一方面，总和生育率与人口的粗再生产率和净再生产率的性质类似，后两个指标中只不过又控制了下一代的性别和死亡因素的影响而已。）两种性质都反映在各年龄组生育率的合计上。通常，不同基数的相对数指标不可以直接相加（注：如男性平均年龄加女性平均年龄没有意义。）。为什么年龄别生育率可加，是因为设置了假设队列的概念。TFR主要不是平均的概念（注：早期将其翻译为平均生育率的确是错误的。至于年龄别生育率对妇女其他差别所做的均质假设，其实存在于所有汇总指标之中，而不论其分组有多细，但是都不会因此而称为“平均××率”。），而是总
和的概念（即假设队列经过所有年龄后生育总和）。因此，TFR一身兼两任，其内容为时期生育率总和，其形式为队列终身生育水平。从前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描述了该时期生育水平，从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时则是假设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注：但这种估计从原理上不同于一般统计量从样本推断总体的情况，但有关评价原则却是类似的。）。其值实际上涉及了35个实际队列，并且只有在生育水平及年龄模式长期不变的苛刻条件下，它才真正与实际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相吻合（但是队列仍是泛指的）。尽管这一假设队列与真实队列并不能很好对应，但起码可以及时提供一种队列终身生育的估计来满足实际需要。
2 缺陷一：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背离
表现A：最早对TFR的批评是由于其剧烈的时期波动。一逢时期突发事件（如中国1958～1961），实际生育量发生了变化，TFR就会大幅度下降。应该说，批评并不是指向其描述时期生育水平的功能，而是指向其作为终身生育估计的功能。因为，这时TFR的下降只是由于时期特殊原因影响，并不意味着终身生育水平真的下降。实际上，时期效应一过，TFR马上便会出现反弹（即常说的生育补偿），然而反弹的水平也并不能标志终身生育水平真的那样高。总之，TFR短期内剧烈波动时，将其作为终身生育率估计来理解很成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弹年份的分孩次TFR(i)会超过1，特别是一孩TFR(1)会大大超过1（注：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姚新武，1995），1963年TFR=7.463，其中各孩次TFR都大于1，最高的是TFR(1)=1.568。作为队列估计，即是说每人生育一个半一孩，显得很荒唐。）。人口统计学对此采取的对策是，避免采用这些年份的TFR来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或者采用若干年份的TFR的平均值来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希望将欠年与盈年的误差相抵消。
表现B：然而，有时即使社会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事件，TFR也会背离终身生育水平。但是，往往只是在TFR提高时才会受到一定关注（注：如1983年左右中国人口学界对TFR的讨论。）。理论分析可以证明，这种背离既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特别是在负偏离的情况下，往往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并且，这种负背离实际上正是当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因此特别需要重视。
这种背离产生的原因是婚育年龄的变化，或者说是队列的年龄别生育模式的改变。而负偏离则对应着婚育年龄的推迟。与时期突发事件对婚育年龄的推迟的暴发性影响不同，生育模式的自身转变具有较长时期的持续性、变化上的渐进性、现象的隐蔽性等特征，并且它并不一定伴随生育补偿现象。甚至有时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偏离的存在。
人口统计学早就揭示出，晚婚晚育可以延缓人口增长，但这是从长期人口发展的角度来证明的。而晚婚晚育对年份TFR有什么影响，则很少有人涉及。从理论上说，取得同样的终身生育总量，可以有不同的进程表。即假定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数量不变，从某一时期开始各队列的生育年龄开始推延，这一过程可以持续较长一段时期，直至最终稳定在一个新的生育模式上。我对此做过一些模拟计算，在这种情况下，生育模式转变时期中每年的TFR一定会低于事先所设的队列终身生育量，而这段时期两端及以外各年份的TFR则可以等于事先所设的终身生育水平。这表明，即使将整个转变过程或更长时期中各年的TFR都加在一起平均，得到的还是―个偏低的终身生育估计。
更普遍的情况是生育模式的变化与终身生育量的变化同时发生，这时TFR下降同时受这两个因素变化的影响，由生育模式变化导致TFR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偏离便较难分析。
实际问题：实际工作需要不允许我们等很多年再提供真实队列终身生育统计，而现在只有TFR一种估计方法，并且我们知道TFR还会经常偏离队列终身生育水平，因此急需寻找一种更好的估计来取代它。否则尽管当前TFR的值虽然很低，即使不论统计失真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否仅仅反映TFR发生了负偏离，那么我们凭什么肯定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了。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当生育年龄推迟告一段落时，TFR向终身生育水平回归时会回升多少。要知道更替水平的真正概念是实际上某队列与其终身生育后代数量的比（注：从这个意义上，净人口再生产率等于1仅是一种时期估计的标准，并且也服从上述偏离，并不是真正的更替水平。）。
有关改进：Bongaarts和Feeney提出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该方法旨在提供一种根据时期数据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较好估计（注：Bongaarts和Feeney(1998)警告说，这一方法不适用于那种特殊时期效应（即重大灾害等）的年份。）。郭志刚()对此进行了介绍，并用中国多年生育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检测和评价，结果是TFR'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的确大大优于TFR（注：郭震威()认为TFR'不伦不类，既不是时期生育指标，又不是终身生育指标，是个尴尬的指标。我认为，它只是应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另一种根据时期生育信息对终身生育水平的新估计而已，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尴尬的。统计中凡是不能直接测量的时候，都得采用估计来代替。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它是否比传统TFR更接近于终身生育水平。）。
该方法基本原理可以这样来理解：现实中生育模式转变时，除了导致该年生育数量有所变化以外，还会有其他共生现象，如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MACi)也会变化（注：Bongaarts和Feeney(1998)强调要用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而不能用总的平均生育年龄，因为后者会抹煞实际变化。）。MACi实际上是生育模式转变的测量值，可以在理论上建立其变化量与时期生育变化量之间的函数关系。TFR'便是在常规分孩次TFR(i)的基础上利用MACi的变化信息来调整，得到去进度效应的分孩次TFR'(i)，然后再汇总为TFR'。经过调整，TFR'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修正TFR距终身生育水平的偏离，因此TFR'更接近于队列终身生育水平（这里队列仍是泛指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TFR'来替代TFR原来所承担的终身生育估计的功能，而TFR还可以继续承担描述时期生育水平的功能，TFR'与TFR之差可以作为生育推延对当前生育水平影响的估计（注：我曾当面请教Bongarts,问TFR'方法是否可应用于预测模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能。）。
我认为，尽管TFR'指标还有继续改进的余地（注：比如某一年的MACi的计算还要前一年和后一年的数据，因而多少丧失了一点及时性。然而，我自己曾尝试过另外的计算，比如只用前一年和当年两年的信息，调整的结果也并不差。），但显然Bongarrts和Feeney为解决这一估计问题指出了极富于科学价值的方法论途径。并且，这一新指标不仅可以用于监测队列终身生育水平，也可以用于分析以往的生育数据（郭志刚，2000），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的'生育转变史和计划生育史。
3 缺陷二：总和生育率不能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
对某些重要因素进行统计控制可以为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的比较提供更大的可比性。尽管TFR控制了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但是它并没有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然而，当前许多人口模拟研究都不能再忽略育龄妇
女的孩次结构问题，否则会有损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注：比如，与调整生育政策相联系的人口模拟如果忽略现有一孩的妇女人数，便无法计算由于多年积累在一孩的这批妇女在政策调整时将产生的特殊生育效应。另外，有关生育政策后果方面的研究（如四二一家庭结构）也有类似问题。）。
问题的表现：实际上生育过程是严格的递进事件，也就是说，只有未生育者才能生育一孩，只有生育过一孩且尚未生育二孩者才能生育二孩。而常规生育率则是以年龄别所有妇女总数作为基数，因而没有容纳育龄妇女的曾生孩次信息，也就不能控制曾生孩次这种结构影响。因此，比较孩次结构差别较大的年份或地区之间的年龄别生育率（或TFR），便不能区分其差异到底是出于生育水平不同还是出于孩次结构不同。当其用于人口预测模拟时，如果假定两地区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相同，同样的系列生育率的假设会导致孩次结构十分不同的地区（代表着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将会有相同的出生人数，显然这严重地偏离实际情况。因此，面对当前的许多研究需要，基于年龄别生育率的TFR方法无论是用于比较分析上还是用于预测模拟，都会影响其结果的有效性（注：至于分孩次的年龄别生育率，只是对分子（即出生）划分了孩次类别，但是并没有对育龄妇女本身划分孩次结构。其基数没有控制孩次结构，因而从本质上说也没有控制孩次结构。）。
替代方法的产生：实际上，计划生育采取了分类指导原则后，便产生了多种生育政策类型，其显著特征便是孩次控制上的不同。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政策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便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导致Feeney(1985)和马瀛通等(1986)分别以不同思路创建了孩次递进生育指标体系。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采用孩次递进比作为生育测量的基础来构建指标体系。如前所述，每年的出生可以划分孩次。如果再将某一群体生育指标的基数由对应口径的年中妇女总数换成年初对应（即前一）孩次妇女时，便称为孩次递进比（注：实际上可理解为一种概率，如本年年初某年龄组（或孩次间隔组）只有一孩的妇女中在本年生育二孩的比例。）。然后，还可以将孩次递进比换算成递进总和生育率。
Feeney的模型突出地考虑了孩次递进间隔因素，不考虑年龄结构，因而常被称为间隔递进模型。而马瀛通等的模型则突出地考虑了年龄递进因素，因此常被称为年龄递进模型。
这两种方法不仅可用于在控制妇女孩次结构条件下的比较分析，也可以用于预测模拟（注：应该指出，其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老一辈人口学家早在1970年代所自行创建的标准（或可变）生育率预测法中也已经包含了控制孩次结构影响的思想（刘铮、邬沧萍、查瑞传，1981）。）。递进方法不仅可以在预测中控制孩次结构，而且应用于模拟预测时实际上比常规生育率方法更方便（注：这里的方便指，它只需要每年期初妇女的孩次别人口数便可以直接乘以递进比便得到对应的生育量，而不需要再计算其中妇女人数。）。由于递进比的概率性质，还能根本避免孩次别总和生育率出现的那种超过1的现象（注：尽管如此，Bongaats和Feeney(1998)认为这一类应用生命表方法的生育指标仍然没有真正控制生育进程变化的影响。）。
主持人评论
本期论坛邀请的三位专家都有多年从事人口统计和数据分析的经验，对人口学研究方法有很深的造诣。王谦副司长通过从多年工作中积累的大量实例，分析了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经常发生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被误用的情况；郑真真副教授则对统计分析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进行丁独到的分析和总结；郭志刚教授对总和生育率指标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分析了其内在缺陷和改进方法。
王谦副司长通过10个典型实例说明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中，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在五个方面经常被误用。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些属于统计分析中容易犯的错误，带有普遍性，如，错误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统计分析中忽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结论不是由统计分析中得出，使得定量分析只是定性结果的一种点缀。有些问题则由于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特点而显得更为严重，如他指出的，大部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指标在村一级或县、乡不适用是因为总体规模不够。统计所研究的是总体的数量关系而不是个别的数量关系，所以统计指标在一定的总体规模下才有意义，这是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但是在实际中却经常被误用。我们经常看到的错误都是统计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错误”，而不是“高深错误”。统计学上的概念和方法可能很简单，也容易理解，但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运用并不容易，需要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
郑真真副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对描述性统计、双变量统计和多变量统计分析中经常被忽视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她不仅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而且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做，她所讨论的内容是大部分统计教科书上所没有的，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对于正确地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具体的问题这里就没有必要再评述了。她的分析源于多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总结和升华，很多观点具有独到性，如对描述性统计的重视，多变量分析结果的展示和解释，不必求最新、只求最合适的方法。
王谦和郑真真从不同角度对统计分析和统计数据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郭志刚教授则对人口统计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指标是否有效应该以研究目的为标准来判断，他从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背离和不能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这两大缺陷出发，对问题的表现形式、实际工作中的需求以及改进方法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其中渗透了他自己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和体会。我看完他的文章觉得获益匪浅，如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调查所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指标都非常低，这里面有统计漏报的问题，也有总和生育率指标自身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在婚育年龄推迟时，总和生育率会低估终身生育水平。在以往的人口学研究中，对方法论的讨论和重视是不够的。研究方法的创新源于实践的需求，面对21世纪更加错综复杂的人口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这是目前我国人口科学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三位专家的分析和讨论有很大的实用性，值得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认真学习，但是毕竟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概括全面，这也不是本期论坛的初衷。我们希望通过本期论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同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中国规范的人口学研究毕竟只有20多年的历史，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统计分析方法的误用和研究的不规范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甚至有可能更严重，但是我们不能漠视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体同仁的重视和努力。我觉得目前至少可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提倡学术争鸣，鼓励同行之间开展批评，这将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规范；
(2)编审人员把好质量关，使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符合学术规范，杂志上文章的示范作用往往比教科书要大得多；
(3)加强统计分析方法的教学工作。强调方法的适用性和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主持人 刘金塘）
【参考文献】
1 刘铮，邬沧萍，查瑞传.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2 马瀛通，王彦祖，杨叔章.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
进指标体系的确立.人口与经济，1986;1,2
3 姚新武.中国生育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4 郭震威.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方法”的一点看法.人口研究，2000;1
5 郭志刚.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01;1
6 郭志刚.时期生育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1
7 Feeney.1985.Parity progression projectio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Florence 1985,vol.4
8 Bongaarts and Feeney.1998.On the quanturn and tempo of fertilit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4(2):271～291/中译文：人口研究，2000;1
篇9：人口学研究方法：规范与发展
人口学研究方法：规范与发展
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 避免统计方法和数据的误用王谦 （国家计生委计财司 副司长）
由于工作关系和职业习惯，笔者对各种各样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分析文章中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比较关注，经常可以发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被误用的情况。本文通过一些实例，分析由于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而造成统计方法和数据误用的情况。
1 个案与群体
〔实例1〕某调查报告称，某村20出生婴儿10人，其中男婴6人，女婴4人，出生性别比高达150，严重失调。
〔实例2〕某乡给某村下达人口计划，其中一项指标是计划生育率，要求当年的计划生育率不低于95%，而该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实例3]某地计生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出某县一个超生5胎的情况，据此称该县超生问题严重。
〔实例4〕某县总人口不足50万人，近年来在孕妇中推广服用“福施福”。上级要求检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发生率是否逐年下降。还有不少地方把孕产妇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当作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考核内容。
这几个例子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或少量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地方宏观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所分析的对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体性，这个群体是由每个个体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个个体是否发现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作为表现群体规律的统计数据，只有当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后才有意义。群体的规模太小，尽管对每个个体的统计是准确的，指标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计算结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规律。
如实例1，一个村的出生人数仅为10人，计算的'出生性别比要么是100（“绝对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例2中计划生育率受出生总数的影响，要么计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个计划外出生，计划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或孕产妇死亡率一般统计时均以10万作为分母，对于一个县，每年出生几千人或1万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发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几例，偶然性很大，在统计数据上很难表现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个特例说明全县的情况，更是欠妥。各种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教材上并未说明各项统计指标适用的人群至少要达到多少，但一般说来这些统计指标绝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许多指标在县、乡级使用也不太合适。多年来各级是通过报表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报表由上级制发，基层单位按统一的口径填报每个项目，然后逐级汇总、上报。这样以来，上、下级的报表式样相同，只是数量大小有差别，于是，上级单位计算哪些指标，下级单位“照葫芦画瓢”计算相同指标。特别是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要逐级分解、落实，相应地，工作指标也被层层分解，上一级控制的指标（如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视。
2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实例5〕1995年8月，在全国上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上，某省计生委分析本省当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数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时称，由于自当年起全省广泛推行“三结合”，许多群众为了发家致富，主动退出二孩指标，于是二孩出生明显减少。笔者的同事立即对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动退出二孩指标导致二孩出生减少，那么原来应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妇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应退出二孩指标，而
[1] [2] [3] [4]
篇10：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展望论文
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展望论文
1、机械传动技术的萌芽
因为传动系统是机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传动系统与机械是同时产生的，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传运装置，机械才得以产生。比如，我国春秋时期即已经广泛使用的桔槔，便可以视为简单的机械，其中，最为智慧的，就是杠杆原理的运用，而这里的杠杆，恰恰就是传动系统，可见传动系统在机械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对于机械的不自觉使用，早在春秋时期，智慧的先人就已经开始了。另外，指南车是展示我国先人智慧的又一发明，这是利用齿轮传动系统和离合装置来指示方向的车辆。关于指南车的记载，虽有神话成分，或存在史实上的矛盾，但《宋史舆服志》记载的指南车结构和技术规范，尤其是齿轮大小和齿数的详细记载，不仅证明指南车在我国古代确实存在，也显示了我国古代机械制造的高超水平。另据考证，早在战国到西汉之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齿轮，就已经诞生了，另参酌其他古籍，当可推知，指南车的发明，肯定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颇为可信。放眼国外，关于机械的记载与使用也比较早。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机械传动的记载。罗马时代，则发明了水力驱动，木制齿轮传动的“谷物碾磨机”，后来，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斜齿轮传动，在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只不过，这种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显得过于原始。进入14世纪，以时钟的发明为标志，齿轮传动系统产生了一个飞跃。因为时钟比较精细，传动齿轮自然也需要精密化、小巧化，于是，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先人的智慧值得景仰，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各类传动系统也和机械本身一样，处于原始阶段。直到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实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大显身手，现代意义的机械才得以产生。从本质上来说，蒸汽机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飞跃对于传动系统自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从那以后，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得到了极大应用。
2、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
19世纪末，电动机和内燃机获得广泛使用，对机械传动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到20世纪初期，机械传动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直齿轮、斜齿轮、锥齿轮和蜗杆传动相继问世，性能、精度及耐久性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可以满足机械工业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后，齿轮几何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齿形、啮合及齿轮之间的展成关系，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实现精确化，这使得机械传动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在精确计算的支撑下，研究人员逐步掌握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强度及轮齿弯曲强度，基于动载荷的机械传动设计也初步成型，并应用于高速重载的汽轮发电机传动系统。这期间，研究人员还提出了齿轮齿廓和齿向修形设计的方法，以提高承载能力。
进入20世纪60年代，肇端于美国的宇航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导航系统、火箭助推器对传动系统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求传动系统体积小、承载能力强，可靠性更成为首要的考量标准。为此，研究人员不遗余力，对直齿、斜齿、锥齿的表面疲劳强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严谨的可靠性增长试验，通过研究，发现传动系统的原材料和齿轮的啮合性不仅关乎其承载能力，也与其可靠性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促成了非金属材料（如高强度塑料）齿轮的产生。进入70年代后，机械传动技术更有了飞跃式的发展，空间啮合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研究人员相继推出曲线锥齿轮、环面蜗杆、点接触蜗杆及圆弧齿轮等新式传动系统，极大推动了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迎头赶上发达国家，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机械传动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在空间啮合理论的推动下，少齿差行星传动、变型伺服传动、新型蜗杆传动等新型传动系统相继出现，弹性变形理论、制造误差的啮合理论、局部共轭理论及失配啮合理论，都达到很高水平，齿间载荷分配和应力分析也得到广泛应用。这期间，传动系统减振降噪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并获得诸多成果，轮齿三维任意可控修形设计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创举，根据轮齿修形的要求，多自由度数控齿轮加工机床纷纷问世。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更为深入，研究人员提出了齿轮传动系统故障诊断、状态监控和失效预警的思路，并开发出相应的监控与诊断软件，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大型关键设备的传动系统，使之走上了智能化的台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传动系统的研究由微观返向宏观，即传动系统的研究并不单纯以传动系统为对象，而是把机械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传动系统与整机的匹配、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
3、机械传动技术的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传动的模式早已不再局限于齿轮、链条等接触式传动，通过电磁感应原理来传递动力的`非接触传动（如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已进入实用，与传统的接触式传动相比，非接触传动具有无磨损、寿命长、效率高等优点。当然，传统的轴承等接触式传动，仍大有用武之地。今后，机械传动技术领域的研究，应在优化改进传统传动技术的基础上，探寻创新型传动模式，在一段时间内，研究重点仍然是前者。大体来说，机械传动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3.1提高机械传动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和智能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机械传动领域也不能例外。机械传动技术应与计算机控制技术相结合，实现信息化和智能化，即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要求，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从而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最佳匹配与融合，这一研究也是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以至于机械装备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获得重大进展，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广泛应用。目前，自动变速传动是最为主要的信息化、智能化传动模式，一般来说，包括三种形式，即机械自动变速ASM（Automaticshiftmanualtransmisson）、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Automatictransmission）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Continuouslyvariabletransmission），这三种传动形式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代表着传动技术信息化、智能化的主流。但在国内，相对而言，AT、CVT技术还存在较大差距，应重点攻关。
3.2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现代材料科学肇端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人们认识到，先进材料对于高科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材料科学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在传动技术领域，新材料的运用也方兴未艾，比如梯度材料、陶瓷材料、纳料材料、高分子聚合物、智能材料、表面涂层及自修复材料等，均以其鲜明而独特的性能特点，推动着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的提高。材料科学是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是一门与工程技术密不可分的应用科学，我国材料科学的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有些领域甚至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应保持并发挥这一优势，将其扩展到机械传动等生产领域，为国民生产提供科学技术支持。
3.3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高真空、微重力、大温差，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以及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极端）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这类特殊（极端）环境下的传统系统开发及其适应性研究，以及传动系统在该环境下的服役特性研究，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此外，微机械中的微型传动系统，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因为尺度效应的影响，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机械管理开发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均有很大不同，当传动系统的尺寸小到微米或纳米级时，会产生很多新的科学问题。比如传动副元件的表面积与体积之比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将起主导作用，同时微传动系统的摩擦学、热传导与常规尺度的传动系统不同，这就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4、结语
本文回顾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并对其研究方向作了简要的展望。传动系统是机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机械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传动系统也与原动力系统、执行系统相协调，产生了飞跃式的发展。总体来说，机械传动系统的发展是朝着高效率、重荷载、低噪音，适用性强且成本低的方向发展，并特别强调传动系统的节能与环境意识。
篇11：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研究论文
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在哲学发展进程中，哲学观对于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的作用，具体到每个人的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影响和推动了哲学发展的进程。本文以笔者在日常课程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思路，简单论述和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强调每个人的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强调哲学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表达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一些浅薄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哲学发展；哲学观；意义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哲学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论述了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哲学发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很少有哪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在分析和探讨每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哲学界的多数人和多数理论家都专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种哲学理论或者某个哲学流派，似乎哲学界对于哲学发展的界定大多数都在于哲学发展史。但是笔者认为，哲学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传递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哲学是什么样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常会产生一些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哲学观出发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看法和认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待哲学发展，简单分析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表达笔者对于人的哲学观点和态度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达笔者对于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个人思考。
一、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是关于哲学整体的思考和发展，有的则是关于哲学中某一流派的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有的是关于哲学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观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观是哲学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而每个人对于哲学的观点不同，又形成了个人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观。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笔者认为任何哲学观都不能被判定为错误，因为哲学观的根本就在于人对于哲学是如何认识的。哲学观需要的不是对错，哲学观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纳。通过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哲学都强调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和研究哲学问题时都要把人的观点贯穿其中。从某种意义上，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理论，它所追求的也总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性，总要从有形存在进入无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究终极关怀。[1]尽管哲学观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其他因素的影响来看哲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把哲学的发展看做是你的哲学观、我的哲学观、哲学大家们的哲学观、所有人的哲学观的综合和碰撞的过程和结果。诚然，哲学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很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结构和其他各种因素的洗礼，但是，在哲学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人对于哲学观点的研究，才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
二、对哲学观的含义的理解
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任何观点和理论的出现以及兴盛，都离不开人的主体地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人在哲学中的主体作用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且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学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人学思潮在中国出现和兴盛，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人学研究的学者和哲学理论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人学的学说和理论。这些学说和理论尽管各不相同，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脱离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哲学学说和理论，归根到底都是研究者对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都是研究者对于哲学的认识和观点。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不论创立之初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论创立之后有多少人信奉和追随，不论其在社会思想中是不是显学，都只不过是人对于自身的.哲学观点的阐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人的哲学观才是哲学中所有问题和所有观点的根本。吉林大学刘福森教授曾经说，“哲学观，不是知识，而是态度。”[2]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在哲学史上根本就没有能够普世古今中外的作为知识论的“一般哲学观”[3]，所谓哲学观，就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哲学的态度。
三、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社会实践的发展才是哲学不断发展的根源。尽管各种哲学理论和各种哲学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忽略这个根源。因此，要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就无法避免的要研究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笔者认为无需引用或者借鉴任何哲学流派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人是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各种哲学流派是如何解释和分析社会实践的，都不能否认任何形式的社会实践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所有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所有哲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所有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都脱离不了人的作用。在哲学发展的进程中，人的作用的根本体现在于人的哲学观或者说人的哲学态度，深刻影响着哲学发展的进程，决定了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方向，决定了对所有哲学问题的看法和研究的方向。鉴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鉴于人的哲学观在哲学研究和探索中所起到的作用，笔者认为，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表述：哲学观是哲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01.
[2]刘福森.哲学观：我们该如何对待哲学[J].江海学刊，，（1）：12-21.
[3]王国有.人学的可能性[J].求是学刊，，（1）：15-17.
篇12：筒仓侧压力研究历程回顾与展望论文
筒仓侧压力研究历程回顾与展望论文
摘要：筒仓侧压力的确定是筒仓结构设计的关键，筒仓侧压力的确定常用的有三种方法：理论计算方法、试验方法和数值分析方法。本文是对这三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个回顾，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看法。
关键词：筒仓；侧压力；试验方法；理论分析；数值方法
一、前言
筒仓是一种功能性构筑物，它不但可以用来贮存散体物料，而且可以向外进行卸料。决定筒仓仓壁设计的主要因素是物料作用于仓壁上的压力，而物料的散体介质力学特性及其流动时所产生流态的不同决定了筒仓仓壁受力的复杂性，所以筒仓的受力一直是各国学者关注的问题。研究筒仓压力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理论计算方法、试验方法和数值方法。下面就回顾一下国内外各种方法的研究历程，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二、筒仓压力研究历程回顾
（一）理论计算方法。1895年Janssen根据静力平衡原理，推倒了著名的Janssen公式，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筒仓设计规范，仍然是在Janssen公式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1976年Reimbert根据试验结果，推导出静力条件下筒仓侧压力公式，并认为该公式适合于筒仓在装料、静止贮料时的压力计算。苏乐逍以贮料及仓壁的弹性为研究问题的基础，讨论了弹性变形在卸料过程中对动压力的影响，并指出贮料及仓壁的弹性变形及其传播有助于破拱和削弱压力峰值。李国柱、刘定华在从理论上探讨筒仓仓壁的动态压力的计算问题，考虑了筒仓的流动压力及侧压力系数随仓体深度而变化的情况，建立和求解了微分方程，得出仓壁的动态压力近似计算公式。A.Khelil和Z.Belhouchet从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入手，研究筒仓在对称荷载作用下，根据各种贮料的特性以及与圆柱筒仓壁的相互作用建立了平衡方程，通过求解平衡方程来得到侧压力的分布特性。
（二）试验方法。塔赫塔美谢夫在1938～1940年对多处实体筒仓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试验中，通过改变填仓速度、卸料状况、出料口布置等因素得出了极其复杂的仓内散粒体应力状态图形。1980年森山、上竹对圆柱形钢筒仓进行试验，试验表明，模型仓的某些部分出现了高动压，并测量到模型仓上的侧压力情况。1995年刘定华利用小模型筒仓模拟大型圆筒煤仓，采用三个模型筒仓，其中三个模型的直筒部分相同，而漏斗部分分别做成漏斗口直径和漏斗高度两两相等，以此来对比漏斗参数的变化对仓壁压力及仓内物料流动状态的影响。屠居贤采用有机玻璃做成的深仓模型，分别对粒状煤、小麦和干砂进行了卸料试验。试验表明仓壁最大侧压力发生在两种流动形式交界处而不是在筒仓根部，并在试验的基础上导出了仓壁侧压力的计算公式。C.J.Brown做了方形筒仓的模型实验。贮料采用砂和大豆，测出了筒仓在装料、贮料、卸料状态时的应力、应变状态，并提出墙的刚度对侧压力分布有较大的影响以及装料过程和卸料过程中贮料的应力状态是不同的。
（三）数值分析方法。目前，研究筒仓压力的主要数值分析方法有：有限单元法和离散单元法。
1、有限单元法。19T.Karlsson假设筒仓内储料在静止和流动时密度为常量，服从Mohr-Coulomb屈服准则，采用Euler坐标系统模拟筒仓在卸料瞬间（1秒内）的力场和位移场。同年，曾丁认为筒仓内的散体是服从Mohr-Coulomb屈服准则的理想弹塑性介质，散体与仓壁的摩擦属于Coulomb摩擦接触问题，建立了接触单元，从连续介质的角度，用有限单元方法模拟了散体对带漏斗的筒仓的静态仓壁压力，以静态解为初始条件，用给定位移的方式，模拟了卸料初期的仓壁动压变化情况。20J.Tejchman和T.Ummenhofer做了筒仓的分层模型试验，并结合了有限单元的分析，在数值计算时采用能突出散体物料特性的极硬塑性本构关系，并认为单纯的数值模拟不能反映出筒仓受力的真实情况。年D.Briassoulis使用有限单元分析了筒仓在受非对称荷载作用下的性能，分析了筒仓在装料和卸料时受非对称荷载情况下筒壁的性能和应力的发展状态，结果表明，筒仓贮料能产生非对称压力的特性在筒仓结构设计中是不能忽略的。M.A.Martinez和I.Alfaro运用有限单元对筒仓进行了分析，并从考虑物料的物理特性入手，采用不断更新、划分网格和单元的方法，选用Drucker-Prager和Mohr-Coulomb非联合屈服准则更好的计算筒仓静态下的仓壁受力性能，在轴对称情况下的`卸粮过程中的动态侧压力，并在前面结果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进行了筒仓在震动情况下的力学性能分析。
2、离散单元法。1991年魏群为了印证Janssen公式与实验结果存在的较大差别，模拟了一个直径为300cm、高450cm的圆形筒仓，在筒仓中按正态分布随机产生了颗粒半径为12cm的颗粒散粒体，分析其在静态和动态作用下对筒仓的作用力。1994年P.A.Langston使用1，000个颗粒单元，通过减少摩擦系数来模拟管状流动向整体流动的转变，并且还分析了颗粒半径、卸料口开口半径以及漏斗倾角对筒仓侧压力的影响。2000年俞良群、邢纪波利用离散单元法模拟了筒仓装卸料过程中的力场和流场，并探讨了颗粒密度和物料密实度的影响。20Shie-Chen Yang和Shu-San Hsiau模拟了在筒仓卸料时加入正八字形楔体和倒八字形楔体分流器的情况，发现两种楔体都能将管状流动转为整体流动，在加入楔体后筒仓内的压力分布变化很明显，并且能够减少作用在仓壁上的压力。杜明芳等运用颗粒流程序模拟了筒仓压力及其流态，并证实了用颗粒流程序来模拟筒仓压力是可行的。
三、筒仓侧压力研究方法发展展望
筒仓仓壁受力的两个主要特点就是：
1、要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及其流动特性；
2、仓壁受力主要是由散体的自重应力水平决定的。那么，研究筒仓受力较好的方法就是既要能够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又要考虑筒仓内的实际自重应力水平。
而上述研究方法中的理论计算方法和有限单元法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筒仓内的散体物料看成是连续的，并没有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和流动特性，所以不能反映筒仓的实际受力机制。
试验方法中的现场足尺原位试验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它得出的试验数据是最真实的，是最能反映筒仓的实际受力情况的，但试验费用非常昂贵，并且所得数据只有单一代表性，较难得出普遍的规律。而筒仓模型实验，操作方便，可重复进行，但因几何尺寸的缩小，普通的筒仓模型并不能重现原型筒仓的重力场，无法再现原型筒仓的力学特性，从而降低了试验的说服力。那么，如果能在一个模型筒仓上得到一个接近于原型筒仓的重力场，再对这样的模型筒仓进行试验，这时的试验结果就能很好地反映原型筒仓的受力情况了。
离散单元法虽然能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和流动特性，但是由于原型筒仓内的颗粒数量巨大，用离散单元法来模拟原型筒仓内的实际数量的颗粒因计算机容量的限制难以实现，所以离散单元法模拟的结果实际上是模型筒仓的受力状态，其不能反映原型筒仓的受力状态。
在应用离散单元法来模拟筒仓的受力时，为了弥补重力场的不足，就要通过增大散体物料所受的重力。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
1、增大散体物料的重力密度；
2、增大散体所受的重力加速度g，这两种途径在离散单元法中很容易实现。这样的离散单元法模拟结果也可以反映原型筒仓的受力情况了。
总之，研究筒仓受力的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所以在实际研究中应使这三种方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主要参考文献：
[1]Janssen，H.A.Getreidedruck in
Silozellen，Z.Ver.1895.
M.L赖姆伯特，A.M.赖姆伯特着.顾华孝译.筒仓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
苏乐逍.立筒仓卸料结拱弹性变形及其对仓壁压力的影响.郑州粮食学院报，.
李国柱，刘定华.筒仓动态压力的计算和测试.宁波高等专科学校，2000.
A Khelil，Z.Belhouchet.Analysis of elastic behavior of steel shell subjected to silo loads.Journal of Constructional Steel Research 57.2001.
TAKHTAMISHEV，S.G.（1947）report by TURITZIN，A.M.Journal of the structural Division，1963.
森山（R Moriyama），上竹（T Jokati）.散料在动态和静态状况下对模型贮仓仓壁压力的研究.国际筒仓设计研究论文集，1987.
刘定华，王建华等.钢筋混凝土筒仓侧压力的试验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1995.
屠居贤等.模型筒仓卸料试验和仓壁压力计算.烟台大学学报，.
[10]C.J.Brown，E.H.Lahlouh and J.M.Rotter.Experiments on a Square Plan form Steel Silo.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2000.
[11]T.Karlsson，M.Klisinski et al.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of granular material flow in plane silos with complication geometry，Powder Technology，1998.
[12]曾丁，郝保红等.筒仓静态壁压的有限元分析，2000.
[13]J.Tejchman，T.Ummenhofer.Bedding effects in bulk solids in silos：experiments and a polar hypoplastic approach.Thin-Walled Structures，2000.
[14]D.Briassoulis.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a cylindrical silo shell under unsymmetrical pressure distributions.Computers and Structures，2000.
[15]M.A.Martinez，I.Alfaro.Simulation of axisymmetric discharging in metallic silos.Analysis of the induced pressure distribu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different standards.Engineering Structures，.
[16]魏群.散体单元法的基本原理数值方法及程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17]P.A.Langston，U.Tuzun.Continuous Potential Discrete Particle Simulation of Stress and Velocity Fields in Hopper：Transition from Fluid to Granular Flow.Chemical Engineering，1995.
[18]俞良群，邢纪波.筒仓装料时力场及流场的离散单元法模拟.农业工程学报，2000.
[19]Shie-Chen Yang，Shu-San Hsiau.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granular materials dischargedfrom a silo with the placement of s.Powder Technology 120，2001.
[20]杜明芳，张昭，周健.筒仓压力及其流态的颗粒流数值模拟.特种结构，.
篇13：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研究论文
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研究论文
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很少有历史学家对历史编纂中所包含的史实产生过怀疑，他们坚信自己是在“寻找真相”，正如历史学家艾尔顿所描述的:“在此，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历史的主题，亦即过去的事件，而不是它们所遗留下来的证据，或历史学家的劳动产物沥史编纂学)。这个产物不管再怎么偏倚、怀有偏见、不完全和不成熟，它都体现了对事件的记述。这些事件的发生，完全独立于那些注视着它们的人··…过去··…凛然耸立在那里。’心虽然人文学科所具有的反思性让艾尔顿仍然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真相”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怀疑，②但是，在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学科化和规范化进程注定这种怀疑只允许被保留在一种适度的和暂时性的状态之中，它终究要被某种历史实在论所抛弃。在这一点上，艾尔顿最终与他所极力反对的持历史相对主义观点③的卡尔志同道合:在万史是什么》.书中，卡尔最后还是回归到对过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寻求上来，尽管这种回归是在通过与“未来’相联系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中被给出的。①
然而，这种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保持着良胜和健康发展的适度怀疑，却被“后现代”文化语境彻底瓦解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登。怀特把元史学建立在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叙事主义的历史诗学理论。这一观念直接造成了史学界的某种分化，耶尔恩。吕森将之称做“当前史学理论中的精神分裂症”—边是对于使历史学接近于文学的语言的、修辞的、叙事的程式，对此我们有着敏锐的意识和反思。一边是我们还有着—然而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这么着力强调—对于历史研究的技巧、量化、统计学，许许多多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史料中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辅助手段的认可。这两个方面之间没有枉何欣人信服的关联’。②在吕森看来，前者不再关心过去的真实存在及其意义，而是叙事方法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赋予历史学家建构过去及其意义的权利;后者则依旧沿着科学逻辑和19世纪史学规范所指明的方向，继续探索某种历史真相以及用以研究它的那些方法与技巧。
尽管叙事主义的介入被某些对之持“理解’态度的史学理论学者看做一种“激活”而不是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实质一旦被接受下来，它对传统史学价值体系的消解力量却是巨大的。就海登。怀特而言，这一消解力直接体现在他对历史编纂话语形式主义的深邃反观和论证—《形式的内容》.书中。《形式的内容》是怀特继《元史学》《元史学肺目比，怀特思想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该书体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积极应对”。③在具体内容上，该书对人文学科话语形式进行了更为宽广的、本体论式的探究，其中涉及实践、语境、作者、读者等诸多领域的互动与关系，这些后结构主义话题远远超出了《元史学》中单就历史编纂的叙事结构与话语转义层次的论证。尽管有着某种变化，但纵观怀特的前后著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一贯思考和不断深化的主题，即关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应当更多地从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获得其合法性的规训、法则及其不同的探询方式中找寻，而不是在依据这一规训所得出的结果沥史事实冲找寻。在此，被普遍认为是形式的东西，恰恰就是其内容本身。而所谓的“内容”，‘在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赋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并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意义与其说代表的是清醒的思想，还不如说代表的是梦幻”。
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延伸而来的两大主题，即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对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中所表达出的历史观念进行评价与探讨。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作为过去的历史是否可以认知以及如何认知;第二，历史是否具有意义以及意义从何而来。在评介怀特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之前，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我们可能已经熟知的“历史”的概念问题以及怀特本人对它们的看法。
一般认为，历史的存在以三种形态呈现出来。第一种是作为本体论意义的存在，亦即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总和。但是在怀特看来，“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反映，而不是被反映的事物”“这是因为，按照定义，一项事实只有不在被看做是现实感知的可能对象时，它才是过去的”。这就是历史作为某种知识对象的吊诡之处:当人们去认知它时，它已经不存在;当那些可以被经验确证的当下部分淇中一部分是作为眼前的生活事实，一部分是作为过去生活的.遗存物破认为显现给人们的时候，它还没有或已经没有资格成为它自身沥史)了。这一点也许正像作者在书中所引述的:利科认为关于‘时间的困惑经验”只能够通过历史、文学等符号性话语的方式“间接地论及”。这种形态的历史存在正是怀特在其史学理论中所要彻底消解的。第二种形态是历史作为某种文本的再现，主要指那些历史学叙事编纂的产物。这一类型的历史存在是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史学理论所要探讨的主题。在怀特看来，文本再现无疑是历史得以存在并能够被探讨的唯一方式。第三种形态是历史作为过去“遗留物”的当下存在，它“具体表现为文献和遗迹;作为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社会实践的要素，具体表现为习俗、观念、制度、信仰等等”。但是与其说它是可以被现成接受的“历史”不如说它是史料，用来提供给史学实践者一个通往过去的桥梁。这种形态，恰恰就是怀特用以指出能够把文学、神话与历史区分开来的唯一证据。亦即，历史是在“真实的”而非“虚构的”事件上建构起来的。
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关于历史这里提到的是作为第一种形态的历史，也可称之为过去提否可以被认知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普遍对怀特本人存在一个误解。由于怀特在关于“历史实在”的反思上诉诸叙事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视角，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他与不可知论及其传统联系起来。如荷兰历史哲学家F. R安克斯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肿评价的那样，怀特仍旧是“康德事业的组成部分”，①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怀特是把过去和“自在之物”一并归入了不可认知的领域。而历史学家基思。詹金斯在《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中也同样表述了怀特具有“吾人不能理解过去”的观点。②其实，在这一点上应该看到的是，怀特本人既没有否认有一个作为“真实”意义的过去存在着，也没有专门去谈及过去是否可知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历史自身除了只是那些作为叙事性再现的文本存在之外别无他物的话，那么重新遵循传统的史学认识论将显得毫无意义。不过怀特并没有像作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当代语言哲学那么极端。如果单纯从怀特思想的哲学基础出发看问题的话，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确实域一相情愿地才巴一个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消解掉了，但是，作为涉及历史领域的哲学理论自身，它还要被某种更为具体的和具有本学科性质的话题关注所限定。
那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过去以及过去如何显现自身。 在切三式的内容》第一章《叙事性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中，怀特指出:“如果仅是一个再现中的实在论问题，人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把年代纪和编年史形式看做是实在向知觉呈现自身方式方面的两个范式”(32页)。这两种记录过去的形式所展现的内容，似乎正是作者意图表达的某种“真实”即一幅“空白”、“匾乏”、“断裂”以及“混乱”的世界原始图景。这一认识无疑是怀特整个立论的基础，他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不断地揭示历史学实践是如何在叙事性“符号装置”的帮助下“通过把所指概念内容府系统地替换成作为指涉对象的超一推论(extra - d iscu rs ive)实体，从而产生出意义来”渝言叉并揭示“在审美外观下再现道德”的要求，是如何通过叙事行为为认识自身“预设了一个关于实在的观念”。由此可以看出，怀特倾向于世界吐去讲非是不可认知的，只是这些文体模式代纪、编年史吸其内容是在某种被通常看做“客观性假定缺乏”(犯页功状况中显示给我们的。正是由于没有能够满足叙事预先给予认知的这种判别客观性和实在性的标准，这两者阵代纪、编年史泡括它们的形式和内容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历史去提如何被认知的，怀特给出的答案与他就“历史是什么’所作的简短答复是一致的:“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论述，其内容是想象、杜撰的与发现到的成分参半。心因此，历史知识作为历史学实践的结果与历史本身在怀特这里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过去’在历史编纂中得到了完美的、基本忠实的再现橡传统史学实践直观的那样海也不是说，历史仅仅是一个互为文本的事实橡分析历史哲学认为的那样);而是说，历史应该被表述为一个关于事件不断纳入到话语构建之中，形式事环断转化为内容沥史功方式和产物。
在《元史学》导论中，作者曾阐述了他的历史诗学理论中关于形成“历史事实”的四种比喻修辞模式稳喻、转喻、提喻、讽喻和三种解释模式(隋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方法运作。②在娜式的内容》中，以上观点被提升为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对传统历史编纂话语淑事)的两种认识:一方面，史学实践依赖于叙事符号系统，“把所指概念内容有系统地替换成作为指涉对象的超一推论疾体”偷言第2页);另一方面，叙事文本自身“唤起一种‘实质’，在记J忆而非梦幻或幻想的领域内起作用，并在‘实在’而非‘想象’的招牌下展开来”可见，叙事性符码首先为历史认知行为“预设了一个关于实在的观念”以便于划定人们在历史创作和阅读中把“真实’与“虚构’近乎本能区分开来的认知界限。
接着来看历史意义的问题。关于历史是否具有意义，怀特的答复是明确的，即单纯的过去淇形态存在于年代纪和史料记述在经验直观的显现中股有意义域者被称为无意义的意义叉它仅仅表现出某种缺失和断裂的一面，只有当过去被赋予一定认知形式，即历史叙事的时候，意义才得以显示并且能够转换。因此对怀特来说，历史意义与历史的产生具有同时性，它们无疑都来自对过往事件的叙事性编排和再现，文本的历史即是拥有意义的历史。 那么历史的意义如何产生呢?怀特认为，“叙述((narration溉是实现历史阐释的方式，也是表述对历史题材之成功理解的话语模式”。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不是被发现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叙事的历史就是意义生成的历史。“从这一模式提供的视角看，话语被看做是一种生产意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传递有关外部指涉物信息的工具”。然而，在解读怀特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从深层方面来讲，历史文本产生不同意义的根源似乎并不直接源于话语转义的纯语言结构方面，而是来自怀特所另外论述的关于“解释模式”的部分。在这里，意识形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怀特的论述具有含混之处，它使我们隐约感到的是两种观念基础在同时、平行地起着作用:一方面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它强调的是叙事性语言结构在形成历史事实及其意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结构主义的语境分析，它则强调作者的意向性和道德抉择在构建事实意义中的作用。对上述情形基思。詹金斯也感到了同样的困惑，只不过他仅仅认为这是由于作者“表述次序可能有误”造成的。
然而，表述的含混在此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作者思路转向造成的特征，而不是某种笔误。这种思路变化，正如怀特自己所说的，是转向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积极应对”。于是我们在对怀特的总体阅读过程中才会出现以下印象:作者最终为上面两个观念基础赋予了层次性，他确实表达了“意识形态的模式预先决定了采用何种转义方法”的观点。②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在怀特的表述中，“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与作者意向和道德选择相一致的。
考察怀特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主要原因，似乎和以下情形有关:尽管他本人也提到“话语行为模式试图说明的正是这种话语的复杂的多层次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可以对其意义做多种阐释的能力”的话语或文本的事实。这样，对于形式的关注就必然要从单纯的话语转义理论视角转向对于某种语境的后结构主义解读视角上来。这一点也说明了，作者为什么在娜式的内容)}s}二章之后要与多位当代思想家进行对话，其目的就在于寻求文本沥史意义得以产生的背后的机制问题的答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娜式的内容嵘三章里，作者从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得知了历史学自身话语规范化和使过去去崇高化背后，有着对“实在性”意义的幻想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它具体表现在兰克关于历史学实践务必寻求“如实直书”的理想境界中。在第四章与第六章，怀特似乎看到乌托邦空想是如何转换为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并让历史和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现实意义。在第五章与福柯思想的对话中，作者大致认同了历史实践中，在不同学科话语背后起作用的幻觉机制，即“求真意志”。它不断将事件文本化、“问题化飞使其“转变成一种道德关怀和伦理控制的对象”进而产生意义。在第六章对利科叙事性形而上学理论的阐释中，怀特意识到人类对时间性经验及其困惑的释放，是如何通过借助某类“符号性话语”坟学、历史性叙事语言床实现其意义建构的。而在关于文本语境的最后一章中，怀特则指出如果从语境分析的角度出发，文本无论高尚或卑贱，“它们都同样充满意识形态成分” “通过它，并由于确立一种对世界的心理定向，各种不同的意义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心理定向中，某些符号系统被授予特权，成为辨识事物‘意义’的必要的、甚至自然的方法，而其他一些符号系统则被压制、忽视或隐藏在将一个世界呈现给意识的过程中”。
总括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理论，其所意图赋予生活世界的现实意义，正如他在书中第六章结尾时热切展望的那样:“历史学说是由自古希腊人开始的西方思想传统艰难培育出来的，它成为了人类将自身意识从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工具，难道这样一种历史学说不可能准备与在它帮助下得以实现的政治一起隐退吗?‘历史学’、政治和叙事的死亡难道不都可能是另一场伟大变革的各个方面吗?这场变革在范围和效果上都类似于标志着与古希腊人所开创的古风映裂的那场变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会把人类从伪历史的存在状况中解放出来，进而开创一种真正历史的存在。问题可能不在于如何走进历史，而在于如何走出历史。
可见，后现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力图根除的并不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结构成分的历史叙事本身，而是要揭示并消解那些被标榜为科学的历史话语，以及隐藏于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力，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把历史意识放置在更为自由的语境下运作，让所谓的专业领域与非专业领域在语言游戏的层面展开对话，以赋予每个人平等构建事实的权利。但是，谁都不难看出，历史诗学理论落入了和所有作为其观念基础与文化背景的后现代主义同样的反讽处境之中，虽然这种吊诡也许正是它们无所顾忌的精神象征，但毕竟虚无化了其自身拥有的所有现实意义，就像它虚无化了作为其根基的包含着某种传统的现实一样。
篇14：俄罗斯足球的发展历程与崛起因素论文
俄罗斯在历史上是当之无愧的竞技体育强国，其拥有诸多的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但与美国、中国等竞技体育强国一样，足球运动与其传统优势项目相比则多少黯然失色，换言之，足球项目并非俄罗斯的传统强项，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一度被外界视为其弱势项目。
然而，近些年来，俄罗斯足球呈现出了快速上升的态势，诸多的复苏迹象表明，俄罗斯足球正在逐渐走向崛起。如2005年和2008年两度有俄罗斯足球俱乐部问鼎欧洲联盟杯冠军，再如2008年俄罗斯以“黑马”的姿态晋级欧锦赛四强，又如2013年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强势力压葡萄牙队时隔10年再次跻身世界杯殿堂，这些成绩有力的宣告了俄罗斯足球的强势回归。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在俄罗斯“杀入”欧锦赛四强后宣称俄罗斯已经恢复足球强国的地位。鉴于此，本研究将对俄罗斯足球崛起之历程进行梳理、回顾、分析与提炼，总结归纳有益之经验，为我国足球发展提供相应参考。
★ mba 自我鉴定
★ 课程学习个人总结
★ MBA开题报告
★ 选题策划书
★ 课程个人学习总结
【MBA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意义论文（精选14篇）】相关文章：
营销课程学习个人总结2023-08-04
攻读学位研究计划范文2023-08-20
同济大学MBA论文开题报告2023-11-10
新入学学员申请书2023-04-14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2023-07-16
网民跃居全球第二意味着什么？2022-05-02
人力资源在职研究生论文题目2023-11-29
狼道营销培训心得2022-05-14
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新思考新方案2023-05-25
MBA论文答辩的注意事项202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