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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的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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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的文学地位（精选7篇）由网友“江福骗子”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离骚》的文学地位，欢迎您能喜欢，也请多多分享。

《离骚》的文学地位

篇1：《离骚》的文学地位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熔成的诗篇。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与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与联想，采用铺陈描述的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造的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吸取了楚地民歌的营养，运用楚地方言韵律，反映楚地的民风，写成诗歌形式。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赋比兴的糅合形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语言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字数不等，句法参差错落，起伏回宕，并且多用“兮”字增强韵律和帮助表达充沛的感情。在屈原之后，有一些诗人竞相效仿，用楚辞体写作，但楚辞体最重要的作者仍是屈原，不仅因为他是这种诗体的首创者，而且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最高，又因为他的《离骚》代表楚辞，所以楚辞体又称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人模仿的.作品合编为《楚辞》，从此，《楚辞》便是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它对后世的影响，只有《诗经》可以与它相媲美。

中国文学史上历来“风”“骚”并称，“风”是指《诗经》，“骚”是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风骚”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篇2：诗经和离骚的地位

《离骚》是《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下面是诗经和离骚的地位，一起来看看吧。

《离骚》与《楚辞》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人模仿的作品合编为《楚辞》，从此，《楚辞》便是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它对后世的影响，只有《诗经》可以与它相媲美。

篇3：诗经和离骚的地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篇4：离骚文学常识

离骚文学常识

《离骚》是一篇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以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

(1)楚辞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代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 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他怀着亡国的悲痛，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一生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在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无比憎恨和对楚国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拓展阅读：《离骚》表现手法

深深植根于现实盼积极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观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现实主义导源于《诗经》，浪漫主义导源于《楚辞》。《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离骚》展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国能实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再现尧舜禹汤文武和三后那样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极力赞颂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他为了理想，坚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义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尽情驰骋，这在诗的第二、三两大段里有充分的表现。如上款帝阍一节，诗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从南方的苍梧山出发，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仑山上的悬圃。他在太阳洗澡的咸池给马喂水，在太阳升起的扶桑树下总辔启行。月神、风神、雷师、凤鸟、飘风、云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后拥。神游西天一节，写他驾飞龙、鸣玉鸾，从天津启程，取道昆仑，渡赤水，过流沙，经不周，到西海。想象丰富奇特，境界恍惚迷离，场面宏伟壮丽。

比兴手法的运用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其具体表现为：在广度上，它较多地应用比喻，构成庞大的比兴系统;在深度上，较之《诗经》更为注意比兴中“此物”与“彼物”的内在联系，用作比喻的事物与全篇所表达的内容统一，富有象征性。如诗中用“美人”喻指楚怀王，用“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把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中的意名胜具有了象征意义。

对比手法的运用

屈原在其诗篇中，以远古的尧、舜贤君的“耿介”、“既遵道而得路”与桀、纣暴君的“猖披”、“夫唯捷径以窘步”相对照，用以劝谏楚王要走正确的治国之路。又以“恐年岁之不吾与”和“惟夫党人之偷乐兮”相对照，使自己的热心为国与小人的苟且偷安形成鲜明对比。

抒情中有故事情节的叙述。

抒情诗一般没有故事情节。《离骚》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抒发其忠而被疏的愤懑之情。但是诗中的前一部分里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出生和被疏的事实，后两部分里更虚构了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款帝阍、历访神妃，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西天等一系列幻境，使这首抒情诗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看来似乎山穷水尽，眨眼又是一番新的景象，波澜起伏，百转千回，从而把叙事诗和抒情诗融为一炉。

篇5：《离骚》文学赏析

《离骚》文学赏析

《离骚》中的方言除了少数动词、名词外，多是一些最能表达喜怒哀乐愁的感情的语气词。屈原是楚人说楚语，《离骚》又是充满感情的抒情诗。

屈原是诗国的一颗巨星，远在众星之前，它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成为无数后继者所仰慕的风范。他的不朽之作──《离骚》，震古烁今，千百年来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成为我国诗歌史以至世界诗史上，最为激动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无尽藏。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来人们读《离骚》，人们认识它，分析它，开掘它，只要是一个态度严肃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过。它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激励，“美”的享受。它是那样完美而丰富，古老而常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是司马迁对《离骚》题义的解释。“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是他对诗篇创作动力的说明，也是对长诗《离骚》感情基调的诠释。屈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谗远逝。他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国兵挫地削，危亡无日，自己却竟被疏失位，救国无门。这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来说，能无怨乎?诗中有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最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是诗人蕴藏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悲伤怨愤之歌，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撼人心魄。

《离骚》一诗素称难读，这除了南楚的方言、历史、神话、风物带来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碍之外，主要由于全诗感情回环激荡，反反复复，脉络不易掌握。诚然，《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长诗，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叙传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而又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和事件叙写以及情节因素。因此，对于《离骚》一诗，我们只有首先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艺术深处，发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创造。

长诗《离骚》，叙写了诗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经历，从而说它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现实的描写，在自我形象中渗入了浓重的神话因素。诗中的构思，具有某些情节性，但也并非是客观的、真实生活经历的叙写，而完全是主观想象的飞腾。这一切都说明长诗《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也就是说我们读长诗《离骚》，特别应该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开的全部丰富性和贯穿于全诗的艺术特质。

贯穿于《离骚》长诗中的“情”，即司马迁所说的“怨”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诗人身处战国时期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热爱的祖国，原本是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怀王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满怀忠贞之志，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左徒要职，推行新政;谁料正当他忠心耿耿，报效祖国之际，却因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谣诼蜂起。“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谗见疏。他怨忿楚王之“数化”，“不寤”;怨忿“党人”之“贪婪”、“工巧”，怨忿“众芳”之“芜秽”、变节、堕落。最使他感到哀伤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做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祖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有怎样的一种激怨之情啊!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迸射而出，铸就这篇积忿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忠怨之情是长诗《离骚》的一条主线，而从全诗结构上看，则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可以视为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媭的责难至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遭到迫害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起来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最后的抉择。从艺术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象，表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虚写。

掌握了长诗《离骚》这一结构层次，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它的内在逻辑，亦即诗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轨迹，以及起伏于全诗中的细微的心理描写。

长诗《离骚》的开端就是很奇特的。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说：“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郑重之体也。”(清顾天成《离骚解》)诚然，开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肃穆的，含蕴是深邃的。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为他的至死不能去国埋下了伏线。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灵均，禀赋良善，公平均一。这是亲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条。总之，这起始的八句，就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爱(“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定下了基调。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这是对自己的。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因此他不满足于先天的“内美”，还“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实、提高自己，以便奉献于祖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是对楚王(“美人”)。他担心楚王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特别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诗篇展现了楚国社会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愤慨的图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谗多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随风转舵，堕落变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廷群小“贪婪”、“嫉妒”，蔽美称恶，无所不为。黑暗的现实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诗人的爱国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但长诗并未就此结束，黑暗的现实，巨大的苦闷，迫使诗人由现实进入幻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而全诗转入了第二部分。

坚贞的灵魂需要战胜诱惑。与常人一样，在失败的极端痛苦中，诗人的内心矛盾也是激烈的。在自己的理想不被理解，而且惨遭迫害的情况下，还应不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永无反悔的态度?在不被自己的祖国所容的情况下，应不应出走远逝，到他国寻求知音，展示自己的才能抱负?诗人通过女媭、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抉择形象化了，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了一颗经过炼狱的考验，而更加洁白无疵的伟大的灵魂。

女媭用“婞直以亡身”的历史悲剧来规劝他，劝他放弃执守，与世浮沉。这与诗人“依前圣以执中”的坚持真理的态度是矛盾的，实际也是对诗人既往斗争生活的否定。这一内心冲突是激烈的。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他需要历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于是他借“就重华而陈词”，重温了夏、商、周历代的兴亡史，并以壮烈的心情回顾了前朝那些为正义而斗争者的命运。这种再认识不仅增强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时更激发起他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宁死不悔的壮烈胸怀：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暂时的平衡。于是他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进行了新的“求索”。这样，诗篇又展现了一个再生的灵魂为实现理想而顽强追求的动人情境。诗中写他不顾天高路远，驾飞龙，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上叩天门，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他要唤醒楚王，他要挽救国运，他要寻求再次能有献身于祖国事业的机会。但楚国的现实太黑暗了，他遭到了冷遇，受到了戏弄，结果以困顿、失望而告终：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诗人完全陷入到绝望的悲哀之中：“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诗人本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祖国贴在一起的，他赤忠为国，但却“方正而不容”，那么他还有什么出路呢?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去国远逝，去求得自身安全和前途。这无论从当时“楚材晋用”的风习上看，还是从诗人主观的才能和现实处境上看，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出现了第二、第三个诱惑。

“索藑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占之的结果是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可言，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去寻求自己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但做出这样抉择对诗人来说毕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出现了巫咸的劝说，巫咸不但同样劝他出走，而且还以历史上贤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启发他趁年华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女媭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无疑也是诗人在极度彷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也就是坚定或动摇两种思想斗争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就得通过这种种诱惑。于是在诗中诗人假设自己姑且听从灵氛的劝告，“吾将远逝以自疏”，决心去国远游。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也就是看来一切矛盾、冲突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是就此远离开这黑暗的已无希望的祖国呢，抑是仍无希望地留下来?诗人深沉的爱国情志再次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终于还是留了下来。他明知道楚国的现实是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实际上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他不能离开他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离开。这样，诗人又从幻想被逼入现实，悲剧性的冲突不可逆转地引导出悲剧性的结局。他热爱楚国，但楚王误解他，不能用他，楚国的群小又凶狠地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这又与他深厚的爱国感情不能相容。最后，只能用死来殉他的理想了：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辉理想被扼杀了，这是诗人屈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屈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用自己生命所谱写的诗篇，如日月经天，光照后世，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而万世永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伟大的艺术是一个美的无尽藏，长诗《离骚》更确乎如此。我们读长诗《离骚》是感到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仰之弥高，它有着怎样的美的内含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这就构成了诗人无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辉耀目的美的形象。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是的，我们在长诗《离骚》中正是可以看到这种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洁白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琐，而诗人的人格和形象却是峻洁而高大的：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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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离骚》文学评价

《离骚》文学评价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

屈原正面评价

古代

屈原半身像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8]

班固明褒实贬评论屈原辞赋”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评价屈原其人”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他与先前的刘安出现了分歧。关于屈原人格评价问题，他在征引刘安关于可与日月争光的观点后说：“斯论似过其真。”班固对屈原展开正面批评。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对《诗经》和《楚辞》极为推崇。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近现代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篇7：浅析《春江花月夜》的文学地位

浅析《春江花月夜》的文学地位

《春江花月夜》一诗的诞生，它填补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以月为中心媒介,同时写男女双方两地相思,探索宇宙和人生哲理于同一首诗的空白。可以这样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在此之前，也有不少离人相思之诗，但都是从游子或思妇单方面地抒发相思之情.如曹植、潘岳有少量的相思悼亡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眠，揽衣起徘徊。”

这是一首思妇怀念丈夫闺情诗。唐代诗歌中也有不少离别相思之诗,除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外,其它诗都是从单方面写相思之情，如唐代诗人沈佺期的《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本诗从闺中下笔，写少妇的孤寂和悲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给个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带来的不幸。

大诗人李白在《子夜吴歌》之一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本诗如泣如诉地描绘了“万户”妇人在月光下，捣衣声中祈求期盼出征的丈夫早日结束战争回家的'心情。又如唐朝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在《春望》中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是作者在安史之乱时期，被困于长安，思念自己的亲人而作。杜甫在《月夜忆舍弟》这样写道：“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杜甫经常四处流浪，离开自己的故乡，对于自己的亲人、家乡是很思念的，尤其自己独在异乡，时逢战争，便更加思念故乡中的人、事、物。

唐代后期的李商隐《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典型的情人相思之作。表达出作者追求爱情而不能实现的缠绵相思之情。宋代苏轼也采用类似的相思题材，在《江城子》一词中写道：“……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一首悼念亡妻之词。

可以确定的是李白、杜甫的诗肯定受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倡导诗歌革新”的影响，李白、杜甫积极响应陈子昂的号召，积极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写出大量的符合当时潮流的诗歌，才会有盛唐的雄奇豪迈诗风，也才会出现诗歌的繁荣局面。然而陈子昂的诗作并不多，与之同代的张若虚率先响应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他的《春江花月夜》是施行这一主张的上乘典范之作，就是陈子昂的诗歌也远不及《春》诗的文学审美价值。

《春江花月夜》能在同一首诗中从男女双方多角度地抒写相思之情,在古代诗歌中确属罕见,这与它能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成为大家地位有很大关系.由此看来，《春》诗不论从主题的提炼和题材的加工，对唐朝繁荣的诗歌局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后代诗歌创作重要的启蒙作用。

★ 《离骚》的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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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骚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