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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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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篇1：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作者/蒋登科

摘要：诗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评价诗歌的重要角度，也是确定诗歌格调高低的主要尺度。把握这种关系的是诗人，对这种关系的不同处理体现出诗人不同的艺术姿态，而这种姿态对于诗歌的艺术效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诗歌的精神向度主要取决于诗人对诗歌与世界的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从诗歌历史考察，诗人在处理诗歌与世界的关系时，一般主要有四种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对这些姿态的基本内涵和艺术效用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当下诗歌的现状和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诗人；艺术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1－0071－05

诗歌究竟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还是应该以群体为本位？诗歌究竟应该是个人性的还是个性化的？这种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有些时候，持个人化观点的人似乎更多，尤其是在代表未来诗歌发展方向的年轻诗人那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简单而言有三点：其一，有些诗人认为，诗歌写作既然是以个人创造、个人劳动为主的艺术活动，个人性自然应该是它的主要特点；其二，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开放，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些诗人就把这里的人理解为“个人”，把艺术奠基于对个人的观照；其三，年轻诗人思想活跃，创造力强，脑子里较少过去那些关于诗歌的固定的框框套套，敢于挑战一些新的问题，试图和以前的做法不同，个人本位就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其实，以群体为本位和以个人为本位的诗历代都有，唐代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可以说是这两种倾向的代表。而这两种诗都流传下来了，喜欢它们的读者可以各取所爱。

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古今中外的诗人、评论家有许多描述。清代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清代沈雄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古今词话》）。诗人概括诗歌发展历史，并通过自己的体验，以诗话的方式描述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在现代，许多有成就的诗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胡风、袁可嘉等都发表过有价值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在强调诗的个人性、创造性的同时，也不反对诗与现实应该保持独特的关系。总体来看，人们对于以群体为本位而又具有个性的诗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即使在当下也是如此，这可能和中国诗学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诗人忽略了对广泛的外在现实的关注，而是躲在个人的世界里甚至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苦心经营，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与读者的疏离，我们不能说那些作品不优秀，有些作品在艺术想象、艺术表达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才气令人眼前一亮，但结果却是诗的读者少了，诗的影响力减小了，把它称为“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①应该是合适的。以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玉树大地震等所激起的社会影响，群体、国家的力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体现，又使人们（包括许多诗人）重新开始关注诗与现实的关系，很多诗人都创作了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我们不是说这些作品都是优秀的，但它们所产生的艺术效应确实和个人化的作品有所不同。

诗的精神向度主要来源于诗人的艺术姿态，也就是诗人观照世界、表现世界的基本立足点、出发点和精神上的最终归宿。就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诗人的艺术姿态取决于他们对诗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在具体的创作和作品中，这种姿态其实不只是个人本位、群体本位两种情形，细致一点划分，可以概括出对话、介入、逃避、消解等几种更具体的类型。而每一种类型在诗的表达、诗的格调、诗的影响等方面所产生的艺术效用都是有所不同的。

一、对话

对话方式是诗人与他所打量的对象处于平等的位置，通过对世界的平等观照揭示诗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抒写其人生态度。这种姿态在中国传统诗中非常普遍。许多诗人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打量来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反观人的地位与价值，揭示生命的规律。在这样的诗中，诗人并不比其他人高明，而只是艺术的发现者、心灵的表现者，以平和、关爱、抚慰的心态表达自己的人生观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山水诗是能够较好体现这种姿态的诗歌类型之一。山水诗通过寄情山水，或者说是通过与山水的对话，抒写诗人的性情、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由山水诗引发的对外在意象的大量使用，是不少其他题材的诗篇对这种姿态的延续。通过这种对话，诗人发现一些人生的哲理，甚至提升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学，比如苏轼的《题西林石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自然景观升华出对人生的理解，揭示出距离与美的关系，成为千古名篇。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其中的一些诗行，表面看似乎是在写自然风光，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实际上已经升华为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思考，达到了一种哲学式的开阔与包容。在诗人那里，山水已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自然“山水”，而是寄寓了诗人情感的对象，或者说，“山水”已经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主体与客体合为一体，处于平等地位，因而，在农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古代中国，山水诗往往与诗人的心态、情感能够很好地达成一致。

在新诗中，这种姿态也是诗人切入历史与现实、抒写心灵的重要方式之一。优秀的诗人往往不以先入为主的姿态给对象定性，而是试图通过深刻、广泛的体验，发现和提升对象所蕴涵的诗意和人生启迪。诗人的主体意识是通过对对象的精神蕴涵的挖掘而揭示出来的。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何其芳、绿原等诗人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审视、对民族精神的把捉，都是通过具体场景、对象体现出来的。对于困境与迷茫，他们没有怒发冲冠，而是深入内里，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使读者能够从中体会到诗人所抒写的现实与忧患。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对人生、现实的冷静思考一方面体现出思想的深刻，另一方面也是与历史、现实的对话，从中发现了具有普视意义的人生哲理，甚至生命哲学。

在诗歌创作中，对话不是简单的语词沟通，而是深度的心灵甚至生命交流，其间纠缠着矛盾、冲突，只是诗人处理这些矛盾、冲突的方式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有时甚至显得冷静、平和，其基本立足点是不把自己放在高于他人、高于世界的位置上，对着世界和他人指手画脚。

二、介入

介入姿态是揭示诗人与世界关系的另一种切入方式。其实，只要写诗，诗人都需要介入，介入世界，介入内心，但这里所谓的“介入”包含“干预”的内涵，就是诗人不但要揭示现实与生命的本质，而且要对其作出诗人自己的审美评价或审美判断。这种姿态在过去主要是针对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诗歌而言的。在中国诗歌中，介入现实的最早源头在《诗经》。《诗经》中的“风”诗中有许多揭示现实苦难、官民冲突的作品，其实就是对生活与现实的介入，如《硕鼠》、《伐檀》等。这种追求在中国诗歌发展中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在每一个时代都出现过关注现实、以批判的姿态而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三别”等作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新诗史上，由于国家、民族的苦难一个接着一个，介入现实的诗也非常多，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所有诗人都创作过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命运的作品，体现出非常开阔的视野、非常明朗的情感向度。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作品因为对现实与苦难的介入而成为新诗史上的经典。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是直接介入生活的，许多作品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批判，成为中国诗歌在艺术上复活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新诗艺术在遭到重创之后重新复苏的时期，也是新诗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归来者”诗人、“朦胧诗”诗人、“新来者”诗人②三路大军会聚诗坛，因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诗人思想活跃，针对社会、精神领域的诸多禁锢进行深入思考，大胆抒写人生理想，如柏华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北岛的《回答》，骆耕野的《不满》，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时的精神解放和后来的诗歌精神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诗人在深入了解历史、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把握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他们不直接揭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是抒写自己对于现实、生命的方向的追寻。郭沫若是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使用大意象，追求宏大叙说，但这不是空洞的、没有精神基础的诗意追求，而是把握了生命与现实发展的方向，因而，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另一个层面的揭示，其精神内涵是具有普世特征和恒久价值的。《凤凰涅��》是对追求新变的五四时代精神的赞美，但作品所表达的不断破坏旧我、重造新我的求新意识是具有普遍价值的。田间和七月诗派的一些诗人在面对民族灾难时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有些作品看似缺乏独创性、缺乏深度，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氛围下，诗歌不只是一种艺术品，而是迅捷地传达思想、凝聚人心的手段，诗人所表现出来的使命意识是可以产生广泛共鸣的，因而对其艺术价值尤其是精神价值，应该给予历史的、客观的定位。当然，这种介入方式，如果把握不好，没有深厚的现实基础，违背了历史、文化、生命发展的规律，诗人没有获得真正的艺术发现，就可能成为空洞的说教或者成为口号、政策的分行改写，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期间的一些创作，就把诗歌推向了远离艺术的歧路。

在以介入姿态关注现实的诗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的诗歌样式，就是讽刺诗。讽刺诗在中国历史悠久，源于《诗经》，延续于其后的每一个时期。它通过归谬、夸张等艺术方式揭示现实、生命中的负面现象，尤其是对象的非正常本质，抒写诗人对于正常生活的期待。明代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就是为人称道的优秀之作：“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来往官船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把当时的官民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在时代、社会的转型期，讽刺诗往往比较发达，20世纪40年代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是现代讽刺诗的代表，诗人臧克家也写过《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不少为人称赞的作品。杜运燮的“人物浮绘”其实也是讽刺诗的一种，是九叶诗派作品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讽刺诗一时间成为热潮，刘征、余薇野、罗绍书、梁谢成等诗人创作了大量讽刺诗，影响广泛。

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诗歌样式，除了文人创作，讽刺诗还以民间歌谣的方式在坊间流传，直接针对社会上的各种非正常现象进行讽刺、批判。这种歌谣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与普通的抒情诗相比，讽刺诗语言比较尖利，情感比较直露，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含蓄蕴藉的张力，因而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当讽刺的对象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之后，这些作品可能就较少受到读者关注。

随着诗歌“向内转”倾向的出现，诗人介入的对象和方式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由对外在世界的艺术打量转向对内心世界、对生命的深度思考，而且是以批判的态度为主。较早出现这种情形的是诗人李金发，他借助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抒写个人内心世界，抒写迷茫的生命体验，受到诗界关注。虽然有不少批判、质疑的声音，但模仿者也不少，说明这种探索是独特的、有价值的。戴望舒、施蛰存、废名等诗人延续了这种传统，在诗歌精神的建构上体现出了独特的追求。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九叶诗人将这种方式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穆旦的《诗八首》、郑敏的《寂寞》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介入的姿态在许多诗人那里都受到重视，一些女性诗人以艺术的方式反思女性的生命与价值，倡导女性意识，如唐亚平的《黑色沙漠》、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翟永明的《女人》组诗等等，都以其鲜明的特色而受到关注。不过，由于这些作品的参照视野多以“个人”的体验作为核心，较少把“我”与“我们”，“个人”与“群体”较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其出现后也受到了一些读者和专家的批评和质疑。但这些作品开拓了新的艺术视野，尝试了新的艺术方式，对新诗艺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

三、逃避

逃避姿态是处理诗歌与社会关系的又一种方式，就是诗人回避对社会现实的广泛考察和观照，而以他人的观念或纯粹的个人选择来抒写对于世界的看法。在古代诗人中，一些诗人因为个人的仕途不顺而愤世嫉俗，或者因为个人利益献媚权贵而歌功颂德，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现实的逃避。

在新诗史上，逃避姿态主要体现为两个极端。

其一是按照外在的政治、文艺政策的要求抒写诗人对于现实的思考，而忽略对于现实的深刻、全面的打量。这种情形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诗歌中比较普遍。上面说什么、政策说什么，有些诗人就跟着说什么，甚至出现了概念化、公式化、口号化、浮夸、迎合等现象，如50年代后期的赞歌和“土豆大如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违背基本事实的歌唱等等。这是一种先有理念再以分行的方式阐释理念的写作，把从体验到创作的诗歌写作程序颠倒了，其作品的艺术质量和艺术价值可想而知。除了少数自觉接受这种创作姿态的诗人之外，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不在诗人，而在于外在压力――诗人首先是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诗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巨大的外在压力。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因为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放弃了创作，比如九叶诗人中的杭约赫、唐祈等，一些诗人创作的作品不能（也不敢）拿出去发表，如唐��的历史题材长诗，牛汉、曾卓、流沙河以及一些“地下诗人”在“文革”期间创作的作品。对于这些坚持艺术个性、坚持诗人良知的诗人和作品，历史一般都会给他们做出公正的评价。

其二是由于矫枉过正导致的个人化。在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些时期，诗的政治化、观念化给新诗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后来的一些诗人就反其道而行之，误解了诗与现实的关系，认为诗与政治、现实无关，只需要按照自己的个人视角来打量世界即可，也就是说不客观、全面地把握世界，而只是抓住自己所感受、体验到的一个或几个侧面来揭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我们不应该回避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而有些诗人却不关注这种变化的现实，只是抓住他们所体验的社会、文化的负面因素，就大肆书写，揭示人的困顿、压抑、阴暗，或者只书写琐屑的个人身世感。我们不是说，这些现象、感受不能在诗中表现，但应该把它们放置于变化、发展的进程中加以书写，这样才符合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诗歌所表现的世界就是片面的、失真的。这实际上是对本真现实的一种逃避，至少是人为的遮蔽。孙绍振对这种情况给予过尖锐批评。他撰文对“后朦胧诗”进行过深度解剖，对由“新潮诗”演化而来的“后新潮诗”进行了全面的打量，他并不反对创新，但他客观分析了“后新潮诗”所存在的致命的缺陷。他说：“今天，孙绍振在这里却表示，目前大量新诗他看不懂了。不但如此，而且还在本年度《星星》的八月号上发表了文章，要‘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又说：“在我们的诗坛上，虚假现象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来。或者用一个年轻诗歌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到处都是‘塑料诗歌’。用外国文化哲学理论廉价包装起来的假冒伪劣诗歌占领了很大一部分诗坛。”他指出：“我们希望一切诗人都能把对于诗的使命感，对于自我的使命感，对于时代的使命感统一起来，首先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才谈得上把自己的生命升华为诗。我无法相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使命感，光凭文字游戏和思想上和形式上的极端的放浪，会有什么本钱在我们的诗坛上作出什么骄人的姿态。”③在他看来，责任感和对于世界的真实体验是诗歌创作所不可或缺的。在反思诗坛上的某些偏颇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导致另外一种偏颇。

采用逃避的姿态对待现实，并不是说诗人和外在世界没有关系――任何人其实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脱离现实的，而是说，诗人在处理这种关系时不愿意直接面对，或者因为现实给诗人带来了打击与创伤，于是他对现实感到失望，于是采取了故意逃避的态度。无论是写诗，还是处理任何现实中的问题，逃避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逃避而获得的体验，往往是个人的、表层的甚至带有很大的虚假成分；因为逃避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和事实出入很大的结论。

四、消解

消解这个词来源于西方，其基本含义是对既有思想、观念、现象中的不合理元素的批判、否定，是一种批判性继承，是推动文化、精神发展、更新所必须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深受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有些诗人把这种批判性的发展定位为单一的“否定”，主要体现为对既有的而且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现象、观念、思想进行否定、嘲弄，体现出摧毁崇高、消解理想、反对文化的精神追求，而又没有新的精神建构起来，最终导致诗歌在思想、精神上的迷茫。换句话说，消解是介入的独特方式，后者是比较客观、辩证地打量现实，而前者则主要是以反叛的、否定的态度打量现实。

在新诗史上，可以称为“消解”的思潮较早可以追溯到新诗诞生之时，人们对传统的否定其实就是一种消解，但在当时，人们找到了另外一些可以建构诗歌艺术的元素，比如西方的文化、艺术观念，也找到了白话作为诗的语言媒介，因此没有导致诗歌的最终失落。20世纪40年代，一些诗人的消解倾向也比较明显。诗人穆旦的《诗八首》对爱情的消解就有这样的特点。我们知道，从人们的总体观念上看，爱情是美好的，是人类心灵的归宿之地，是人类和谐、健康发展的条件，也是人类繁衍、发展的基础。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爱情也是如此。古代诗歌中就有闺怨诗。不过，歌唱爱情美好的作品一直是爱情诗的主流，其中包括思念、怀念、向往甚至忧郁等等。如果仅仅把《诗八首》作为纯粹的爱情诗来看待，那么，它们在没有考虑爱情的全面特征的情况下，却抓住爱情中的某些个别的、阴暗的现象，用不美好的一面来消解人们心目中的美好爱情。这其实是把个人的身世和爱情的本质混同起来了。

因此，诗歌所表现的不是普遍的爱情，只是穆旦自己体验到的爱情，是个人性的，是在自己的爱情受挫以后产生的一些否定性体验。这些作品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揭示爱情的本质，最多只是揭示了片面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爱情的消解。如果我们面对的爱情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可能都会对爱情持怀疑的态度，甚至玩弄爱情。这组作品的创造性体现在诗人发现了爱情的某些不同的内涵，变味的内涵，而且还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穆旦写的爱情其实只是一种象征，他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诗人的思考。这样一来，诗的内涵就扩大了，深沉了，因而能够使人常读不厌。

在“朦胧诗”时期，“我不满”、“我――不――相――信”等声音，其实是对“文革”践踏人性的反思和消解。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是对十年**的准确而又深刻的揭示，而且升华为对中国人劣根性的一种诗意的概括。

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诗人对于历史、现实的消解却越来越普遍，他们可以质疑孔子的价值，把象征中华文明的黄河低俗化、庸俗化，把人的精神肉体化，把美好的理想虚无化，把崇高的精神卑劣化，而他们又没有发现或者建构一种具有导向作用的精神来支撑人与社会的发展，最终导致诗歌缺乏精神向度。

诗人以不同的姿态打量世界，可以获得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但不同的姿态所产生的艺术效用是不一样的。人们现在都承认诗人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就诗歌发展的历史看，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诗人不应该凌驾于他人和世界之上，不过，优秀的诗人确实比普通人站得高，看得远，他们可以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从负面中看到动力。艾青就说过：“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优秀诗人总是能够通过诗篇带给读者关于生命的启迪，如果诗人打量世界的方式存在问题，他们不但不能提供启迪，反而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迷茫与困惑。这是与诗人作为时代精神“代言人”的身份不相符合的。

诗歌精神的建构应该是从多方面展开的。具体说，就是应该全面打量历史与现实，辩证地对待其中的一切，通过诗人自己的思考，张扬对人的发展具有意义的思想与精神，批判、解构对人与社会发展具有阻滞作用的内容。诗人是时代精神的发现者与建构者，如果我们的诗人在精神境界上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其视野、境界还不如普通人，所看到的、体验到的还没有普通人思考得全面，他们所抒写的内涵不能为精神、文化的建设有所促进，那么，诗歌的发展、诗人的地位与形象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的诗歌和诗人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已大异其趣，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蒋登科：《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北方论丛》第1期。

②“新来者”是吕进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在新时期开始诗歌创作的诗人，他们没有被列入“朦胧诗”群体，如雷抒雁、叶延滨、傅天琳、李钢、李小雨等。

③孙绍振：《后新潮诗的反思》，《诗刊》第1期。

作者简介：蒋登科，男，1965年生，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重庆，400715。

篇2：诗人黄庭坚的艺术人生

诗人黄庭坚的艺术人生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两宋时期，虽国运多艰甚至无力抵御外侮，但文化领域却群星璀灿，黄庭坚就是其中耀眼的一颗。

诗书之家又见神童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六月十二日，洪州府分宁县(今江西省修水县)高城乡双井里一个有着良好文化传统仕的宦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小生命。这位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的孩子，就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黄庭坚。

分宁黄氏是诗书世家，黄庭坚祖父一辈同族兄弟共十三人，均以学问文章显名，其中有十人考中进士，时称“十龙及第”，名声远扬。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也在仁宗庆历年间登进士第，虽一生仕宦不达，但为人守正不阿，这种品格对黄庭坚有很大的影响。

黄庭坚是家中次子，黄庶追慕古代大哲，用上古时帝颛顼(zhuān xū)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其命名。等弱冠之后，再以“鲁直”为字，希望儿子像宋真宗时的直臣鲁宗道那样刚直忠正。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据传满周岁时，家里人让黄庭坚“抓周”，在弓、矢、纸、笔等物件中，小庭坚一手拿起毛笔就不愿放下。幼年时，黄庭坚读书即能一目五行，读过几遍就能默诵，被乡人称作神童。

父亲去世后，他跟随舅父李公择读书。有一天，李公择到家塾来，见到四周堆得到处都是书，就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来提问，黄庭坚应对如流，舅父大为惊异，感叹他“一日千里”，前途不可限量。

黄庭坚7岁时就曾作过《牧童》诗，曰：“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诗题虽平常，但文字却异常老练，不像是7、8岁孩童的口吻。令人感叹的是，幼年黄庭坚对世道虽已有深刻洞察，后来他仍避不开“名利场”的坎坷跌宕。

嘉祐八年(1063年)，18岁的黄庭坚以乡试第一名赴京参加翌年的礼部省试，却落了榜。到了治平三年(1066年)的秋天，他再赴乡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庐陵人李询，当他读到黄庭坚诗题《野无遗贤》中“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一句时，不禁拍案赞叹，认为这个青年假以时日可以名扬四海、冠绝诗坛。黄庭坚于是再拔乡试头名。第二年神宗即位，他终于进士及第，当上了汝州叶县尉。

黄庭坚的政治生涯就此开启，那个芊芊神童，走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刚正不阿的性格

幼年那首《牧童》诗已显示出黄庭坚孤高傲世的.性格，进入仕途之后，他的愤世嫉俗也就更加强烈。

神宗年间，黄庭坚连着做了几个县的父母官，他以平易治理地方。当时朝廷颁布征收盐税的政策，各地可视具体情况决定税额多少，按现在的话讲，这和地方官的政绩直接挂钩。其他县都争着占多数，黄庭坚却量力而行，不让老百姓给政府“埋单”。所以黄庭坚主政的县征到的盐税很少，这固然取悦了百姓，却得罪了不少同僚。

哲宗即位后，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负责撰修《神宗实录》。《实录》一年后修成，他被提拔为起居舍人，这期间，黄庭坚遭母丧，按惯例回乡守丧三年。丧除后黄庭坚出任宣州知州。不想这时，几年前参与编纂的《实录》给他惹上了麻烦。

北宋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后，在章惇、蔡卞等人的带动下，所谓的“绍述派”开始清算“元祐派”，黄庭坚被诬蔑成元祐一党，他的《神宗实录》成了证据。章、蔡及其党羽摘录了其中千余条内容，认为是对神宗的诽谤。

《宋史·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次“文字狱”的审讯情况。黄庭坚在《实录》中写有神宗“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的话，遂被对方视为大不敬之词，要他作出解释。黄庭坚答道：“庭坚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凡是有所查问，黄庭坚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甚至连过堂的人都称赞他胆气豪壮。

事后，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被流放去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于是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

从此，一身正气的黄庭坚对官场已不再抱有希望，“山谷道人”的别号也取自这一时期。黄庭坚将更多的精力寄托在诗歌、书法、禅学修养等雅好上，年轻时文学创作中的嫉恶如仇，很大程度上被洒脱灵逸取代。

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为民请命的清官，多出一个在艺术领域纵横捭阖的大家。

篇3：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杜甫诗歌的出现既提升了唐诗的艺术性，又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巅峰时期，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性、写作手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诗前期诗歌作品以自信、雄浑的特点迎合了盛唐的时代风貌。安史之乱以后，盛唐由盛转衰，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身处的时代。他以深沉的思想去观察现实，诗歌风格也渐渐偏向于叙事些事，这些做作品以“三吏”“三别”最为出名。他还创作了诸如《兵车行》、《丽人行》、《北征》、《羌村三首》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经典诗歌。这些风格题材多样的诗歌或思想深沉，或批判现实，或反映时事。其诗歌的叙事在浓烈的抒情中显得更加沉郁，他的这种诗歌写作手法使杜诗在唐代诗歌中别具一格。

一、以抒情为主，叙事简单

杜甫在前期诗歌创作中，多以抒情为主，其中蕴含简单的叙事痕迹。这时期，杜诗的叙事成分不重，多以送别诗、游历诗、宴会诗为主。这些诗歌的抒情性很浓，具有简单叙事的特点，诗中的叙事成分多因为诗歌的抒情需要而被简单化、修饰化。事实上，诗歌创作者把是某个事件当做现实情形表现出来，而且会以这个事情来表现自己。即兴诗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杜甫的《行次昭陵》《游龙门奉先寺》等诗反映出了作者为了凸显诗歌主题，会将作诗的目的和事件以动宾结构陈述短语表现出来，完美地融合了诗歌的抒情与叙事两大特点。另外，杜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景物来客观叙事，以情感来主观表达。这种以真实景物反映真性情的写作手法要求诗人需要有一定的写作境界。要想写出好的诗歌，不但要精巧创新才能写出特色。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那些难以描写的景物，于诗歌语言中表现出不尽之意。杜诗在诗歌中运用描写性语言把这种效果发挥到了极致。描写性语言不同于陈述性语言，其动名词具有说明性和形容性。诗歌中的实在性和想象性因为这些动名词的巧妙运用而变得更加感人。例如杜甫《春望》中的“城春草木深”这句就以丰富的感情描写出了客观景物，语言也是双重性的。

二、以背景式叙事为主，叙事全面

杜诗在诗歌叙事中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根据历史事件或者以史诗方式来进行社会全景式描写，不是根据人物或者事件来进行描写，这样更有利于展示整个社会情境。黑格尔认为西方的该类型史诗不能圆满刻画社会情境，尽管这些描写具有层次性，可是还是不能完整地个别事迹的重点，重点性不突出。但是，以杜甫诗为代表的中国诗歌都是以小角度来呈现全局观，以诗题来引领全诗内容，而诗歌的重点内容便是根据诗题来进行发散描写。因此，杜诗的全面性背景式叙事描写与诗题、内容是有机统一的。安史之乱以后，杜诗作了大量叙事诗，大多都以全面的背景式叙事来揭示诗歌主题，展现诗歌内容，表达他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对社会的深切关注。

三、以戏剧性叙事为主，叙事单一

从安史之乱以后的杜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诗在叙事艺术中还表现出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深刻表现某个历史事件时，会深入事件的内部进行叙事描写，例如“三吏”中的《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中的《新婚别》《垂老别》等。这些以汉乐府形式创作的叙事诗中的.人物行为、语言、思想被诗人匠心独运地置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给读者呈现出了戏剧效果般的简单历史场面。这些叙事诗题材新颖，内容以简单的社会生活场面作为历史再现，表现了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感。这类叙事诗尽管是以汉乐府手法写成，但是又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继承。因为杜甫在这些叙事诗中将社会问题包含在典型事件中，用记言的方式描写人物和事件，全诗具有戏剧性效果，场面性和片段性分布其中。

四、以完整叙事为主，叙事客观

杜甫的上述诗歌叙事艺术是对我国古诗特点的深刻反映，即抒情精美，叙事并不是重点，特别是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杜诗中以汉乐府形式写成的叙事诗中主观情感反映强烈，没有深刻的情节叙事，人物形象描写也比较简单。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诗歌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诗歌的形式、内容、表现手法的创新是因为客观社会生活的变幻无常引起的。杜甫的叙事诗方面的集大成使他的诗歌在客观生活叙述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杜甫的叙事诗的社会视角广泛、历史意识强烈，他将社会现实写进叙事诗里，并运用多种方式在诗歌中完整叙述了客观故事，也因此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伟大诗人。

五、结语

杜甫在叙事诗中对叙事技巧的杰出运用，使其诗歌成为了我国古诗中的艺术瑰宝。在杜甫一生的叙事诗创作中，他始终是以天地万物的宇宙观来驾驭自己的艺术能力。他的叙事诗有着特别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包含了他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和忧国忧民思想。杜甫的叙事诗因为其创作出发点不同而体现出了不同的作用，例如《兵车行》中对朝廷的影射。杜甫的叙事诗有着丰富多样的叙事手法，他一生都试图追求诗歌对生活的客观、完整叙事。杜甫叙事诗的叙述表面看来是主观的，但是诗中诗歌的内容和叙述者的身份是相吻合的，运用了始终如一的内视角，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没有超过叙述者的所了解的知识范围的内容，给读者以可靠的的叙述效果。叙事的可靠性强化了诗歌内容的客观性，使得杜诗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

篇4：唐代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唐代诗人杜甫诗歌的叙事艺术

纵观杜甫一生所创作的诗歌，尤其是叙事诗，以叙事手法开展抒情，成为了他常用的诗歌表现手法。

一、以抒情为主，叙事简单

二、以背景式叙事为主，叙事全面

三、以戏剧性叙事为主，叙事单一

从安史之乱以后的杜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诗在叙事艺术中还表现出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深刻表现某个历史事件时，会深入事件的'内部进行叙事描写，例如“三吏”中的《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中的《新婚别》《垂老别》等。这些以汉乐府形式创作的叙事诗中的人物行为、语言、思想被诗人匠心独运地置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给读者呈现出了戏剧效果般的简单历史场面。这些叙事诗题材新颖，内容以简单的社会生活场面作为历史再现，表现了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感。这类叙事诗尽管是以汉乐府手法写成，但是又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继承。因为杜甫在这些叙事诗中将社会问题包含在典型事件中，用记言的方式描写人物和事件，全诗具有戏剧性效果，场面性和片段性分布其中。

四、以完整叙事为主，叙事客观

五、结语

篇5：艺术

艺术

艺术yì shù[释义]

①基本义：（名）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

②（名）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

③（形）形状独特而美观。

[构成] 偏正式：艺（术[例句] ～家。（作定语）这棵松树的样子挺～。（作谓语）〈外〉日语。

篇6：艺术

无须装扮头戴花，

各有杰作让人夸。

生活多彩互描绘，

人人皆是艺术家。

篇7：艺术

周国平曾说：“每个人都注定是灵魂的独行者。无论多么崇高的感情，也不过是一颗独行的灵魂对另一颗独行的灵魂最最深切的呼唤与回应罢了。”（引用恰切，起笔不凡。）

是呵！知音难逢啊！（“是呵”，流转自如；“知音难逢啊”，点题自然。）且看古今中外多少颗灵魂正在苦苦地呐喊！以为能够高山流水遇知音，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对牛弹琴的闹剧罢了——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开启下文。）

天才注定孤独。（本应紧接上文，但作者不急着举例，而来了个轻微转身，侧向切题。）

亨利？罗梭（原文即此，应是“梭罗”），一颗伟大的独行的灵魂。那个蒸汽机轰轰作响的工业革命时代不属于他，那些叫嚣着资本主义的怪物不是他的同类。而他的纯净、优雅，又与那个社会格格不入。正如艺术家吴履所说：“我见不得人，人亦见不得我！”于是这高傲的灵魂独自飘荡到那湖边，飘荡到那与世隔绝的仙境去。他亲自伐木、造屋、农作、酿葡萄酒——当然，还有写作。物质的缺乏、同类交流的缺乏并没有折磨他的心灵，相反，净化了他那本就透明清亮的水晶般的心。

知音难逢啊！可当我拿起《瓦尔登湖》，拿起那片幽静的土地，（“拿起”看似不合理，但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我总要暗自庆幸——幸好罗梭没有知音，否则何来这资本世界里最静谧的一声呼唤？

文森特凡高，另一颗为世人误解的伟大的灵魂。艺术的强烈情感与世人的嘲笑唾弃双重地煎熬着他那敏感而脆弱的心，至到他在那片麦田结束自己的生命，（原文即此，应改为“直到”。）他也没能找到知音。浓郁饱满的色泽下，是他那千疮百孔的心。他疯狂地爱恋着一个怀孕了的妓女，可她却说：“我看不起你。你不过是个穷画家罢了。”听到这句话，他的世界倒塌了。

知音难逢啊！可每当我看着那幅《向日葵》，感受着那鲜亮的黄色下隐含着的生命的张力，我也要暗自庆幸（“也”字用得好！）——幸好那妓女没有爱上凡？高，不然恐怕他早已沦为为家庭忙碌奔波的丈夫，又何来那些精神与痛苦在上面颤抖着的画作呢？（此句有表现力！）

天才注定孤独。（此处看似多余、无力，实则呼应前句，重申主张，更重要的是开启下文，使文意翻进一层。请注意下段的“因为”。）

因为只有独行的灵魂才能找到自己的上帝。没有另一颗灵魂同你在人生之路上一唱一和，有时反倒能让你更加专注地思考自己的来路与去向。知音固然重要，心灵的交流、思想的对话也必不可少。（思维之严密，此处可见一斑！）然而若实在寻不得知音，何不沉静下来，独自品味一段孑然一人的旅途？（这一段理性思辩，文采斐然。）

尝试在静默中同心灵对话，也许你会发现，自己已然是最好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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