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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泡茶馆原文

时间：2023-07-27 07:33:30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汪曾祺散文泡茶馆原文（锦集12篇）由网友“aka王者荣耀”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汪曾祺散文泡茶馆原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汪曾祺散文泡茶馆原文

篇1：汪曾祺散文泡茶馆原文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他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不是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类大茶馆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的大茶馆，后来大都陆续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卖茶一般都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她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得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条小小的凤翥街上来开一爿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玛、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里有点缺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

再往前，走过十来家店铺，便是凤翥街口，路东路西各有一家茶馆。

路东一家较小，很干净，茶桌不多。掌柜的是个瘦瘦的男人，有几个孩子。掌柜的事情多，为客人冲茶续水，大都由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儿子担任，我们称他这个儿子为“主任儿子”。街西那家又脏又乱，地面坑洼不平，一地的烟头、火柴棍、瓜子皮。茶桌也是七大八小，摇摇晃晃，但是生意却特别好。从早到晚，人坐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风水好。这家茶馆正在凤翥街和龙翔街交接处，门面一边对着凤翥街，一边对着龙翔街，坐在茶馆，两条街上的热闹都看得见。到这家吃茶的全部是本地人，本街的闲人、赶马的“马锅头”、卖柴的、卖菜的。他们都抽叶子烟。要了茶以后，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圆形，皮制的，外面涂着一层黑漆，打开来，揭开覆盖着的菜叶，拿出剪好的金堂叶子，一支一支地卷起来。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我却于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使我大为惊异了。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每天下午，有一个盲人到这家茶馆来说唱。他打着扬琴，说唱着。照现在的说法，这应是一种曲艺，但这种曲艺该叫什么名称，我一直没有打听着。我问过“主任儿子”，他说是“唱扬琴的”，我想不是。他唱的是什么?我有一次特意站下来听了一会儿，是：

……

良田美地卖了，

高楼大厦拆了，

娇妻美妾跑了，

篇2：汪曾祺散文泡茶馆

汪曾祺散文泡茶馆

“泡”。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温暖的汪曾祺先生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并不因为他是名人，是心里很想很想。

从未见过汪老，只听人说，他身高不够七尺，是个很不起眼的老头儿。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起眼的人，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力量。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个刘恒。他在《冬之门》里写了一个复仇故事——最后把土匪头子杀了的，不是大块头的英雄，而是最没能力杀人的一个厨间的委琐的饭夫。《冬之门》让我一夜没睡好，我感到人是高贵的，因为人是生物界中唯一不靠体力取胜的动物。

我固执地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文章与他本人应该是一种宿命关系。汪老的文章很小却有大的内力;他本人便不应该驴高马大、张牙舞爪，悄然而柔韧地生活写作，于他于他的读者，都惬意。

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在我的办公桌上，内室的枕畔，便均备放一本汪曾祺。

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盖因汪老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

读汪老读得久了，竟幻化出这样一种情景：

在一个古旧的小木屋里，有一只用泥抹的小火炉，围炉坐着汪老和我。汪老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老人，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童。炉中无声地闪着橘黄色的光，照得爷儿俩的脸也一片橘黄。汪老平静地讲他的故事，故事也无大的波澜。他的故事讲得脉络清晰，里边的人物即便是丑角也有几分妩媚，即便是惊天悲哭也有间歇中的微笑。这使你感到，他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叙说自己的生活经历。见我听得很专注他便说：

“你看，人活着，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见我不吱声，他以为我没听懂，便用绵温的.手抚一抚我的头，“不必想它了”。他不强迫我懂，其实，我早已懂了。继续听他讲下去。到了后来，那个火炉与汪老竟成为一体了。

这一幻境，其实就是读汪老文章的感觉的具象。他不强迫你读懂他，他不强迫你接受他，你却被他感染，甘心情愿地接受他。正如那悄然冒着橘黄色火苗的火炉，它不强烈地炙烤你，你却感到了抚到心尖上的温暖。

如果人有颜色的话，汪老便是橘黄色的。他的故事，有一个总的主题：便是人活着是一种有意思的事。

汪老很尊重他的读者。汪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人生境界的深厚，使他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豪气;不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大千，而是取与读者平等的角度，娓娓地跟你谈些什么，使人心灵的毛孔张开，需要的便是这种娓娓的气氛。这娓娓的情调，会给心灵以滋润。猛火给人以表皮的刺痛，文火才把温暖滋润进骨髓。汪老乃大睿智也。

汪老很尊重他笔底的人物。他把笔下人物当作自己的友人，而不是一任笔尖拨动的玩偶。他爱他的人物，不忍心糟践他们。因为，在朋友眼里，友人只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短处，却没有大恶丑——

那个行医的王淡人先生(《钓鱼的医生》)，痴迷垂钓，爱做傻事，傻到竟把抽烟的病人接到家里，管治病，管吃喝，却不取分文。感于他傻事仗义，汪老在小说的结尾，写了这么一句：你好，王淡人先生!

这是在写小说么?这声你好，非经年老友不说出口啊!

还有在《八千岁》中写宋侉子。宋侉子是个混迹江湖的马贩子，乃俗鄙之人。花钱住在情人家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酣，钱袋却瘪，宋侉子怎么办呢?汪老写道：

(宋侉子)就说一声，“我明天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龙骓骏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这俗人身上的一股超然大气，一些正人君子能望其项背么?

所以，汪老的文字，虽然平静，却是真性情之作。真性情，是一种温暖的东西，浑然地滋润到读者的心里去，便是极自然的事。

索性直接说，汪曾祺是个善写人性的作家，是一个(在当代作家中甚至是唯一)能把人性写得是那么回事的中国作家。

“人间送小温”，这是汪老说的。这便是汪老文章使人感到温暖的根本。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这就是王老给我们最深的启示了。

你好，汪曾祺先生!

篇3：汪曾祺泡茶馆

汪曾祺泡茶馆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那么汪曾祺真的是泡茶馆来涨学问的?

泡茶馆，涨学问

江南人冯时可入云南时，看滇西清泉，感叹此地苍山洱海绝境，但寺无好茶，辜负了大好的日月。同是江南人，徐霞客则在云南发现了独特的饮茶风范。

多年后，他们的同乡人汪曾祺，在茶里找到了另一个乐园。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学问与才情是在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笼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的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的，然而他逃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学生逃课，有损老师尊严，系主任朱自清比较上火，经常点卯，事后经常严厉批评逃课学生。文学教授闻一多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期末考试，照样给高分。因为汪确实有才。有一次，他给人代写文章交差，闻一多不知情，大声评价说，这文章比汪曾祺写的都好。

逃课的原因，一是为了读书，一是为了喝茶。这种生活，昆明人叫“坐茶馆”，汪曾祺按照北方叫法称为“泡茶馆”，“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对本土茶生活的命名。因为他们往往在茶馆待的时间更长，更久。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汪曾祺住在民强巷，离他很近的一家茶馆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开的，他经常去，印象深刻，所以记得字号。

另一家茶馆则是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的绍兴老乡开的。汪曾祺等人囊中羞涩时，常打发学生中的绍兴小老乡去找店老板借钱，到手之后，直奔南屏电影院。进入昆明茶馆的，除了联大学生，还有相士、“马锅头”，做小买卖的商贩，还有“唱围鼓”的。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打茶围”不同，汪曾祺观察到昆明茶馆里的“唱围鼓”和舒新城观察成都茶馆里的“打围鼓”，表演的背后，都指向生存的压力，茶馆要借此招徕生意，表演者要从中抽取钱利，维护生存。

在西南联大，只有沈从文的课，汪曾祺不逃课，而沈氏对他也青眼有加，亲自指导小说写作，帮忙联系发表文章，求人提供饭碗，师生间因此引出了一段佳话。茶馆里喝茶读书之外，顺手写个文章啥的，自然不在话下。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巴金的《憩园》都是在茶泡中诞生的，汪曾祺说：“我这时才开始学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他说的这家茶馆在文林街，大学二年级时，曾经常跟两个外文系的同学泡在这家茶馆，“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一语。”

抗战时期，学生在茶馆似乎是一个典型。跟汪曾祺同年出生的唐德刚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也坐茶馆，四年大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茶馆里喝‘玻璃’喝掉的。”唐德刚观察下茶馆生活如在眼前：

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把大胡子。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年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这群泡茶馆的人看起来一副闲得蛋疼、虚度光阴的样子。但唐德刚后来总结说：“笔者在海外教书，算来也二十多年。所参加的各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为数不少。但是那些‘会’就很少比我们当年沙坪坝上的茶馆seminar更有才气，更富智慧。”

他认为当年那些才气纵横的沙坪坝旧侣，本质上也是精英人才。如唐德刚在这段泡茶馆的生活，就自己总结出一套治学方法，他颇为自得的说：“笔者之所以不惮烦，把自己这篇上不得台盘的茶馆作文也重叙了一大遍，主要是我觉得，那时我们沙坪坝茶馆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谈的‘学问’，似乎已经突破了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框架了。”

唐德刚当年选修“文字学”，从一个“县”字出发，最后写出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很受顾颉刚的看重，顾氏也曾对他勉励有嘉，要他“多治商史”。唐德刚是有本钱说这话，他晚年专攻口述史，成为一代大家，史学上的成就自然非胡适可比。

昆明后联大时期的茶馆

林徽因的昆明茶馆描述道：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划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西南联大的旧址在今云南师范大学，穿过一二一大街，走过文化巷，就到茶馆林立的文林街，再往下走，就是青云街以及翠湖周边区域，云南大学正门也在这里。

比汪曾祺他们晚到昆明上学的赵仲牧等一批新学子，在云南大学延续了西南联大学生泡茶馆的风气。

从1949到1953年，整整四个年头，除了偶尔涉足街东头的茶铺，听听滇戏清唱外，街西头几家茶舍我几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

大学生对“泊来品”颇感兴趣桥牌是泊来品，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桥牌之戏是当时大学生酷爱的娱乐之一。茶舍里的小方桌很适合四个人围座打桥牌，两开间的铺面，往往在同一时间摆开了好几个桥牌的战场。现代打桥牌用汉语叫牌，那时**惯用英语叫牌。下午或傍晚，假如你在云大东门外闲逛，老远即可听见“one spade”,“two diamond”……的声浪，可算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特色。街西头忽高忽低的洋叫牌声，同街东头震耳欲聋的滇剧锣鼓声，一洋一土，互相呼应，形成了很有趣的文化反差。

赵仲牧说，青云街西头的茶舍，是校园的扩展和课堂的延伸。云大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带着浓重的口音在茶舍里讲解温(庭筠)、李(商隐)诗。刘尧民讲《词与音乐》，张若铭谈纪德。他感叹说，“抗战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青云街的茶舍成了当时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泡茶馆的风险也是那代人共同的警告。汪曾祺观察下的正义路茶馆、老舍观察下的北京茶馆、闻一名的《茶馆小调》，都指向同一个词汇：莫谈国事。

赵仲牧回忆说，“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阶层谈论‘国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赵仲牧先生在青云街茶馆参与了“12·1”运动的讨论，又去听了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李闻事件”给青云街西头的茶客带来一股愤怒激昂的情绪。但后来的茶馆，“青云街西段的气氛变了，茶馆和店铺全都提前关门，街上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昏黄的路灯下，云大东大门内外全是军警和便衣，任何人均不准进也不准出，我只好离开青云街。第二天凌晨，枪声大作，众多军警围攻会泽院。‘9·9’整肃事件之后，学生有的回家，有的下乡，有的进了‘夏令营’。青云街西段的茶客稀少了，谈笑声和叫牌声暂时归于寂静。”

又过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学子还会上茶馆吗?

茶客汪曾祺

汪曾祺在大理写过一副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给武夷山招待所的对联则是“四周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一派恬淡闲适。

这样的地方，总是让人忍不住要喝茶。杨丽萍、叶永青、野夫、普明一干人，在这里玩出了一个下午茶。，我们受到邀请，来到大理办了一场茶会，用高脚杯喝萃取的茶膏，弹吉他的是周云蓬，讲段子的是野夫。

汪曾祺喝茶不挑，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都入得口，喝茶的频率也很高，一天要换三次叶子。但对茶的品级是有要求的，好的留着喝，差的则用来煮茶叶蛋。他曾经谦虚说自己对茶是外行，却总结了一套标准，以为“深、热、满三字尽茶理”。看起来，他年轻时泡茶馆，多少也学了几招。何况他喝茶是家传的。

汪曾琪小时候观察祖父用宜兴紫砂壶泡龙井，再用细瓷小杯分茶饮用。那时，祖父一边教读《论语》，一边分茶给他喝。

1947年，汪曾祺在杭州喝过一次龙井茶之后，才知道水对于茶叶重要性。这使他想起在昆明喝茶的愉快时光：“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他还批评盐城的水不好，泡茶用的水要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用。还说菏泽的水最不好吃，没法泡茶喝。这大概跟胡适和闻一多在国外没茶喝的感受是一样一样的。照他的描述，这菏泽水估计还不如闻一多喝的白开水。汪曾祺不喜欢花茶，只喜欢老舍家的花茶。他还在苏州东山“雕花楼”喝过碧螺春，在湖南桃源喝过擂茶。

汪曾祺说，“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这可能是他精通厨艺的一种自然联想。不仅如此，他还动手煮过茶粥，自以为很好喝。但他觉得茶叶烤鸭子，有茶香而无茶味。想来，这跨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茶归茶，美食归美食，汪曾祺自然很清楚界线在哪里。

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看菜谱)，多做。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时炮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干代)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声动十里人。

鲁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经历沧桑世事难以明了。胡适是开满鲜花的平原，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如沐春风之感。汪曾祺是精致的园林。有小桥流水，乱石横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锅碗瓢盆，让人觉得亲切。有时，就连我在曼松村吃清炖土鸡时，总也觉得老汪就在我们身边。

汪曾祺不但是美食家，动手能力更强，炒得一手好菜。历史上有名的厨子都厉害，汪曾祺情迷美食，实在活得通透。有些年，汪曾祺被江青拉去写革命样板戏，老汪顺带发明了一句“人走茶凉”，实在是洞若观火。他点评江青说过的话，觉得“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一句说得好。当时做菜的厨师巴结江青，做凉拌小萝卜时，把皮给削了，老汪的观点是，“萝卜去皮，吃起来不香”。

篇4：泡茶馆汪曾祺

泡茶馆汪曾祺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不是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篇5：汪曾祺的泡茶馆

汪曾祺的泡茶馆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篇6：汪曾祺散文花园原文欣赏

汪曾祺散文花园原文欣赏

【花园原文】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裆子永远

眯着眼假寐(我想它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巳时将尽，它唱一会，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呵?它是哪儿来的，是哪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的纠在一起。

“巴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甚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

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

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的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

上的云。

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拈。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儿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都溜”(一种蝉，叫的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循它的声音找着时，拍，得了。

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想想我捉过多少“都溜”!

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

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它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的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

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

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

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济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

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喂呐，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它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摊水了。

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瓣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决不偏斜转弯。

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的飞在墙角花阴，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

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

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

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谷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甚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

它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故乡的鸟呵。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有时一只鸟冒冒失失飞进那个花厅里，于是大家赶紧关门，关窗子，吆喝，拍手，用书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可怜的东西这一来完全没了主意，只是横冲直撞的乱飞，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网，最后大概都是从两椽之间空隙脱走。

园子里时时晒米粉，晒灶饭，晒碗儿糕。怕鸟来吃，都放一片红纸。为了这个警告，鸟儿照例就不来，我有时把红纸拿掉让它们大吃一阵，到觉得它们太不知足时，便大喝一声赶去。

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花。也不知从甚么人处得来的，欢喜的了不得，把父亲不用的细篾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它住，

篇7：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

草巷口往北，西边有一个短短的巷子，我的一个堂房叔叔住在这里。这位堂叔我们叫他小爷，他整天不出门，也不跟人来往，一个人在他的小书房里摆围棋谱，养鸟。他养过一只鹦鹉，这在我们那里是很少见的。我有时到小爷家去玩，去看那只鹦鹉。

小爷家对面有两户人家，是种菜的。

由小爷家门前往西，几步路，就是阴城了。

阴城原是一片古战场，韩世忠的兵曾经在这里驻过，有人捡到过一种有耳的陶壶，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世忠的兵用的水壶，用韩瓶插梅花，能够结子。韩世忠曾在高邮属境击败过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邮城外。有人说韩瓶是韩信的兵用过的.水壶，似不可靠，韩信好像没有在高邮屯过兵。

看不到什么古战场的痕迹了，只是一片野地，许多乱葬的坟，因此叫做“阴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开出来种麦子，挖了一大片无主的坟，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麦子没有种成，阴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坟累累，杂草丛生。

我们到阴城去，逮蚂蚱，掏蛐蛐，更多的时候是去放风筝。

小时候放三尾子。这是最简单的风筝。北京叫屁股帘儿，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苇篾子扎成一个干字，糊上一张纸，四角贴“云子”，下面粘上三根纸条就得。

稍大一点，放酒坛子，篾架子扎成绍兴酒坛妆，糊以白纸，红鼓，如鼓形；四老爷打面缸，红鼓上面留一截，露出四老爷的脑袋——一个戴纱帽的小丑；八角，两个四方的篾框，交错为八角；在八角的外边再套一个八角，即为套角，糊套角要点技术，因为两个八角之间要留出空隙。红双喜，那就更复杂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风筝都是平面的，下面要缀很长的麻绳的尾巴，这样上天才不会打滚。

风筝大都带弓。干蒲破开，把里面的瓤刮去，只剩一层皮。苇秆弯成弓。把蒲绷在弓的两头，缚在风筝额上，风筝上天，蒲弓受风，汪汪地响。

我已经好多年不放风筝了。北京的风筝和我家乡的，我小时糊过、放过的风筝不一样，没有酒坛子，没有套角，没有红鼓，没有四老爷打面缸。北京放的多事沙燕儿。我的家乡没有沙燕儿。

结束语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篇8：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实用】汪曾祺散文（精选13篇）】

篇9：汪曾祺岳阳楼记原文

汪曾祺岳阳楼记原文

岳阳楼值得一看。

长江三胜，滕王阁、黄鹤楼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座岳阳楼了。

岳阳楼最初是唐开元中书令张说所建，但在一般中国人印象里，它是滕子京建的。滕子京之所以出名，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很少没有读过《岳阳楼记》的。《岳阳楼记》一开头京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虽然范记得很清楚，滕子京不过是“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然而大家不甚注意总以为这是滕子京建的。岳阳楼和滕子京这个名字分不开了。滕子京一生做过什么事，大家不去理会，只知道他修建了岳阳楼，好像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滕子京因为岳阳楼而《岳阳楼记》，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岳阳楼，有那么多人对它向往。《岳阳楼记》，通篇写得很好，而尤其为人传诵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可以这样说：岳阳楼是由于这两句名言而名天下的。这大概是滕子京始料所不及，亦为范仲淹始料不及的。这位“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老子的事迹大家也多不甚了了，他流传后世的，除了几首词，最突出的，便是一篇《岳阳楼记》和《记》里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呜呼，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

写这篇《记》的时候，范仲淹不在岳阳，他被贬在邓州，即今延安，而且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记》中岳阳楼四周景色的描写，完全出诸想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没有到过岳阳，可是比许多久住岳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岳阳的景色是想象的，但是“先天下这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是久经考虑，出于胸臆的，真实的、深刻的`。看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有了独特的思想，才能调动想象，才能把在别所得到的印象概括集中起来。范仲淹虽可能没有看到过洞庭湖，但是他看到过很多巨浸大泽。他是吴县人，太湖是一定看过的。我很深疑他对洞庭湖的描写，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

现在的岳阳楼早已不是滕子京重修的了。这座楼烧掉了几次。据《巴陵县志》载：岳阳楼在明崇祯十二年毁于火，推官陶宗孔重建。清顺治十四年又毁于火。康熙二十二年由知府李时、知县赵士珩捐资重建。康熙二十七年又毁于火，直到乾隆五年四总督班第集资修复。因此范记所云“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已不可见。现在楼上刻在檀木屏上的《岳阳楼记》系张照所书，楼里的大部分楹联是到处写字的“道州何绍基”写的，张、何皆乾隆间人。但是人们还是相信这是滕子京修的那座楼，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实在太深入人心了。也很可能，后来两次修复，都还保存了滕楼的旧样。九百多年前的规模格局，至今犹能得其仿佛，斯可贵矣。

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过一个像岳阳楼这样的建筑。全楼为四柱、三层、盔顶的纯木结构。主楼三层，高十五米，中间以四根楠木巨柱从地到顶承荷全楼大部分重力，再用十二根宝柱作为内围，外围绕以十二根檐柱，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全楼纯用木料构成，逗缝对榫，没用一钉一铆，一块砖石。楼的结构精巧，但是看起来端庄浑厚，落落大方，没有搔首弄姿的小家气，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很压得住，很有气魄。

岳阳楼本身很美，尤其美的是它所占的地势。“滕王高阁临江渚”，看来和长江是有一段距离的。黄鹤楼在蛇山上，晴川历历，芳草萋萋，俯瞰，宜远眺，楼在江之上，江之外，江自江，楼自楼。岳阳楼则好象直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楼在岳阳西门之上，城门口即是洞庭湖。伏在楼外女墙上，好介洞庭湖就在脚底，丢一个石子就能听见水响。楼与湖是一整体。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不成其为岳阳楼；没有岳阳楼，洞庭湖也不成其洞庭湖了。站在岳阳楼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湖中帆船来往，渔歌互答，可以扬声与舟中人说话；同时又可远看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湖水，远近咸宜，皆可悦目，“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并非虚语。

我们登岳阳楼那天下雨，游人不多。有三四级风，洞庭湖里的浪不大，没有起白花。本地说不起白花的是“波”，起白花的是“涌”，“波”和“涌”有这样的区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可以增加对于“洞庭波涌连天雪”的一点新理解。

夜读《岳阳楼诗词选》。读多了，和千篇一律之感。最有气魄的还是孟浩然的那一联，和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刘禹锡的“遥望洞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化大境蜀为小景，另辟蹊径。许棠因为《洞庭》一诗，当时号称滕子京的《临江仙》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整句地搬了进来，未免过于省事！吕洞宾的绝句：“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很有点仙气，但我怀疑这是伪造的（清人陈玉垣《岳阳楼》诗有句云：“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踞华楹”，他主张岳阳楼上当奉屈左徒为宗主，把的吕洞宾的塑像请出去，我准备投他一票）。写得最美的，还是屈大夫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

篇10：汪曾祺跑警报原文

作家汪曾祺的《跑警报》收录在哪本书?大家是否阅读过原文内容呢?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部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 ——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

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篇11：茶馆往事散文

茶馆往事散文

老被服厂的对面，曾经是个茶馆───老家唯一的一家茶馆。

儿时的印象大多模糊，唯有此地记忆犹新。一开始也就是个茶摊，炎热的夏季，在门口摆上一张方桌，几个粗瓷大碗，茶一定是劣质的，不必细细品尝，一口气干到底才符合“大碗茶”的称号。按理来说，茶摊应该摆在一棵绿荫如盖的大树下───老槐或者古榆，既能解渴又可乘凉。但这些都没有，只是阳光下普普通通一张方桌，就招徕了不少客人的驻足。

茶简单，价格便也低廉───1毛钱，简单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消费者。所以一向节俭的祖父也会光顾这里，但他喝大碗茶不只是为了解渴，更像是从掏出1毛钱的行动上来向别人或者自己证明一下：生活好了。退休后的祖父的生活压力确实不大，因此也领我去喝过两回大碗茶，那种略带苦涩的味道后来成了伴随我读书写字的茶香，对茶的喜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上小学时，有时会故意绕两分钟路来看看这张方桌，看看碗里淡淡的茶色，或者看看客人喝茶的模样。终于有一天，我带着点诚惶诚恐掏出了1毛钱，平生第一次在没有大人陪伴下花了钱，那一碗茶我是用双手捧起来的，往嘴边送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溢出来。

来喝茶的人多了，茶摊的主人也便生出了财意，因地制宜把房屋修整一番，把门前方桌撤掉，改成了在室内的大桌子上喝茶，他本人也因此而有了众所周知的名字：林茶馆。大碗茶登堂入室，身价涨了，客人们却相对少了。生意总会推动人的智慧，林茶馆又去外地请来评书艺人，惊堂木在茶馆里敲响的第一下，就惊动了一批热衷于收音机里的评书迷们。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个评书的时代，刘兰芳，单田芳凭着声音就倾倒了亿万观众；《薛刚反唐》《杨家将》《岳飞传》……在神州大地荡气回肠。到茶馆讲评书的艺人们头脑聪明，他们不拘泥于这些听众们耳熟能详的名家名段，更多的时候是在讲这些段子的“续集”。这种创新着实吸引了很多人，于是他们不再计较大碗茶的改头换面，三毛钱一段评书，两毛钱一壶茶管喝管添，茶馆里人头攒动，经常人满为患。

祖父也成了常客之一，高兴的时候还捎带着我，去过过茶瘾和评书瘾。每讲到关键时刻，说书人总会“啪”地一拍惊堂木：下回再说！这叫卖个关子，听众们如果觉得不过瘾，就会央求茶馆主人加一段，这样再交上一毛钱，听到日落西山方回家去吃饭。很多年后我懂了，这样的关子就是悬念，作用就是吸引读者的兴趣，想想我在写故事的时候能将悬念手法运用自如，不知道是不是从听评书起就受到了熏陶。

茶馆的艺人总是流水般换来换去，水平有高有低，生意也有起有落，真正大红大紫过的评书艺人是位年轻的女子。她的眉眼早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长得很白，一身红色的旗袍着实映红了小镇的半边天。我的记忆中，小镇上当时还没有穿旗袍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只知道从大腿那开着气，女艺人坐下来的那一刹那总会撩一下旗袍，那耀眼的白色肌肤便在那一刻弥漫到茶馆里的所有空气中。

女艺人神态潇洒，声音有一种铿锵起伏的美感，现场的掌声不断，“再加一段”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林茶馆的生意也在她的口齿下达到了顶峰。但仿佛不是所有人都是奔着评书来的，茶馆里陆续来了些年轻的生面孔，他们总是抢在第一排，有的还在女艺人撩旗袍时吹着口哨，茶馆里素有的安静被打破了。而我的评书瘾也在那个午后永远地划上了句号，女艺人那天讲的是《呼家将后传》，“杨文广一看对面的女将，心想大哥呼延庆一世英雄，怎么就死在她手中？他本想挺枪就刺，可他枪法绝招是一刺胸口二刺肚脐，这怎么能刺得下去呢？”那几年茶馆里的评书五花八门，基本上全都忘记了，唯有这一段记得真记得牢，就是因为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刺下去？后来长大了才算明白了，只是我依然迷惑，杨文广是自恃良将身份不好意思往女将关键部位刺，还是出于怜香惜玉不忍下手呢？那个呼延庆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也是因为更加怜香惜玉而死的呢？这一切都已经无法考证，因为茶馆被封了，女艺人走了，据说是有伤风化。那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封闭落后的边陲小镇却仍然容不下那身大红旗袍，更容不下那一撩的风情。

从那以后，茶馆再也没有开起来，前些年有人租了茶馆唱过几天二人转，也草草收场了。偶尔回家乡，路过那的时候总不想抬头，但是即便是低着头，我也能看到残垣败瓦。不由自主地，每每想起《京华烟云》的主题曲：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最繁华时总是最悲凉。

篇12：中茶馆散文

中茶馆散文

写茶馆的散文不少，对“不可一日无此君”的茶客而言，“此君”既是茶汤，也是茶馆，难分彼此的。想要品饮此类散文的读友，可在袁鹰主编的《清风集》中一睹为快。《清风集》书名太雅，天下茶客有几人知道这“清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花竹松柳风”，而乃茶饮的心境之风呢？袁君自序中有“几杯茶罢，凉生两腋，那真是‘乘此清风欲归去’了。”编辑《清风集》很大原因似出于对酒的逆反，袁称“饮茶的人肯定比酒徒、酒鬼不知多出多少倍，尽管酒的名声大得多。”“清风”大概旨在提升饮茶之风，重振茶之雄风。

汪曾祺的《泡茶馆》和秦绿枝《孵茶馆》或“泡”或“孵”是同一个意思，秦文对上海老城隍庙的茶馆都有耐人回味的段落，更有老报人的高见——“当政者如要体察民情，即使自己不便去，也不妨派手下的人经常去坐坐茶馆，可以听到真正的民间的声音”。但特别能侃的还是汪曾祺，一一列举了泡茶馆对抗战时西南联大学子列的种种好处，尽管有些牵强。汪先生为了给茶馆捧场，几乎“奋不顾身”：“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原以为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肯定也是给“惠泉”捧场的文章，没想到这老兄居然敢实话实说，一点面子也不给。先是把惠泉茶社从茶价、茶具到服务态度挑剔了一番，然后又向陆羽“天下第二泉”的文字抬杠子，说，“惠山因泉而出名，泉因陆羽而出名”，但“陆羽没有充分的根据就把天下的泉水评定甲乙，实在有点狂妄，但大家偏不去想，甚至连自己的视觉、嗅觉、味觉都不必用，不必分辨惠泉茶的色香味，跟着大家喝彩就得了，保险不会遭到讥笑和非难。”相形汪先生的“过誉”，姚先生似乎有点“过贬”了。但毕竟是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茶客，难免揉入作家个性中敢爱敢恨的主观心绪。

杨景明的《成都茶馆记》有现场写生——“走进茶馆，只要往茶椅上一坐，就有茶主儿一手提铜壶，一手端茶碗，笑吟吟上来……”朴实也生动。但“文殊院一带的茶馆是佛门弟子品茗养性的地方”似判断失准，那儿我去过，密集的竹椅上其乐融融，香客归香客，茶客归茶客，客串的当然有，可并非主流。我写过一题《文殊院品茶》，称茶客中“老妇的比例则神气活现地超过一半，她们三五成群，人手一盅盖碗茶，个个朗声笑语，在茶园的.斋堂中尤显声势”。“茶园”就是“茶馆”，四川人、北京人都有管“茶馆”叫“茶园”的，其实“茶馆”在各处多有别称，如广东叫“茶楼”、海南叫“茶店”、厦门还有叫“茶桌子”的，以及那林林总总的“茶室”、“茶屋”、“茶居”、“茶坊”……，大多也应是“茶馆”一家子的。新近装修时髦时尚的则一律以“茶艺馆”称之，中间插上一个“艺”字，更让人觉得有“异军突起”的态势。

四川茶馆中的风云人物应该是“茶博士”，就是那些提着长嘴开水壶为茶客加水的伙计，穿梭于百桌千客之间，挥洒自如，游刃有余，颇有大将风度，称为“茶将军”也不为过。“茶博士”一称我以为既包含了人们对传统技能由衷的敬重，也不乏茶客言语的风趣与亲和。看来人生在世，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为人们所尊所敬的。原以为“茶博士”为川上独家，读了舒湮的《坐茶馆》，方知镇江茶馆中也有“茶博士”，且技高一筹：“茶博士的胳膊能搁一摞盖碗，他手提铜壶开水，对准茶碗连冲三次，滴水不漏，称作‘凤凰三点头’。”我见识过的“茶博士”只有“一点头”，看来强中更有强中手，那“一点头”的“茶博士”似乎只能屈居“茶学士”了。

写茶馆，怀旧的多，乡情的多，柳萌写道：“谁要说到‘茶馆’这两个字，我立刻会联想起，那写着‘茶’字的招幌，那鸣鸣作响的茶炉声，如同一位热情好客的好朋友，微笑着老远就同你打招呼。”其情其景，真令人心里痒痒的一片温馨。而达之写闽南的老茶馆就更有滋味了——“蒙蒙的烟霭。淡黄的灯花。郁郁菲菲的茶香。一种《菜根潭》推崇备至的‘花看半开’的境界。方桌高凳儿蜕落了原本色泽沉着富丽的茶色油漆，却不令人生破落之感，主顾们惬意于这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如果说达之的文字犹如黄昏中一盅酽酽的“铁观音”，那么杨宇仪的《水乡茶居》则是中秋夜色里一壶醇和鲜爽的“碧螺春”了，“月已阑珊，上下莹澈，茶居灯火的微茫，小河月影的皴皱，水气的飘拂，夜潮的拍岸，一座座小小茶居在醉意中，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湿漉漉的、反射着月光的文字竟使我渐醉……

★ 梁实秋《雅舍谈吃》散文集:《读<烹调原理>》

★ 名人故事《汪曾祺为何爱逃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