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整理3篇）由网友“sysurobin”投稿提供，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希望大家喜欢!
篇1：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作为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又在剑桥那样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频繁的中西交往活动、活泼好动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他的性格单纯、热情、冲动，思想驳杂、浮泛又多变化，既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终不失快乐的基调。朱自清曾说，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单纯、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驳杂的思想在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且，这种矛盾和驳杂还使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徐志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的内容。面对黑暗腐朽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诗人呐喊着，要开放“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并宣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2]并为寻求自由、爱、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对理想是狂热而坚执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乱的。尤其当严酷的现实与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锐对峙时，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使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他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曾赞美列宁的精神，却又声称“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曾欢呼冬宫的红旗，称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又抨击十月革命为“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3]。这使他在创作中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
徐志摩复杂而认真的艺术实践，创造了迷人的艺术奇观。驳杂的主题表现、浓烈的情感抒发、多样的形式尝试、华丽的词藻和灵动的韵律，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风格特色。在其十年创作历程中，这种艺术风格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其诗歌的情绪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到中期的复杂多元，失望、激愤与忧郁日渐浓重，信心开始动摇，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中，矛盾与犹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再往后，诗人的理想、信心趋于崩溃，终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颓丧、孤独、恐惧、自卑和危机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识合成了寒气逼人的氛围。在寻找解脱的努力中，徐志摩实际上完成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机勃勃向西方“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气质的过渡。在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气袭人的诗歌世界里，惟一贯穿全部三个时期的主题是对美的礼赞。相对来说，展示自然美的诗歌多出于前两个阶段;情诗则大量集中在第三阶段。同时，诗人的视野也随着情绪的更替，经历了由外而内的转换，即从早期的朝向广阔天地的眼光，转变为后期的自我内心的观察和体味。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他经历了从早期的“情感无关阑的泛滥”到中后期的对诗歌形式的严谨而多样的探索尝试，创作了如《沙扬娜拉》、《为要寻一颗明星》、《再别康桥》和《云游》等一批融诗情、画意、乐韵和建筑形式美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徐志摩对新文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其文学活动方面。作为新月诗派的代表作家，作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创作及其影响，总与新月派连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首先，从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诗派的核心成员，更是后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帜。1923年春，从英国回来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办起了新月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同仁举行聚餐会，编戏演戏，吟诗作画，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诗集名字，提议以“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过，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属沙龙性质的团体。1926年《诗镌》的创办，以及其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诗艺的探讨，标志着新月诗派的形成。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编辑，第五期由饶孟侃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创刊和终刊时所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员因政局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积极努力下，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派也进入了后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华、东吴、大夏大学等校任教的同时，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终刊，共出刊4卷43期，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作品，也发表非新月派的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的作品。后期新月派的成员虽各有差异，但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创办了《诗刊》季刊，共出四期。同年9月，陈梦家从《诗镌》、《新月》和《诗刊》选了18位诗人的80首新诗，编成《新月诗选》一书，从中大致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不到两年，随着《新月》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其次，徐志摩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新月诗派的创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彻底冲决了传统的诗词形式，为新诗的发展开辟道路之后，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是新诗走向“规范化”，“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4]的任务日渐迫切。于是，新月派诗人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张。
1926年，闻一多借《诗镌》提出了著名的新诗格律理论，包括“乐音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5]，被公认为新月派诗歌特色的一个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在《诗刊弁言》中也声称“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诗人应当为新诗“搏造适当的躯壳”，寻找“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同时，也对闻一多的格律化理论和创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认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而“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6]，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诗歌创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继续《志摩的诗》已经开始的体式探索。在《大帅》、《罪与罚(二)》中，引入戏剧对话和独白，采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过具有一定戏剧性的情节，表现人物的独特命运与感情，由此反映军阀统治下下层民众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克制早期那种“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的情感，有意识地改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将情感的抒发与意象的营造、节奏的控制和音韵的选择和谐地结合，创作出如《再别康桥》这样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为徐志摩的诗名太大，往往使人们相对轻视了其散文成就。其实，同时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等，都对徐志摩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将徐志摩的散文归于“流丽轻脆”的一类，“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认为其特色是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欧化成分，从而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成为富有表现力的文章，仅就文体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于坦诚率真，在情感及其表达上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哪怕按照习俗认为是丢脸的事，他也会在文章中直捷地说出;同时，其想象力的阔远超脱、无羁无束，其词藻的华丽秀逸，其音韵的富于节奏和旋律感，都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若按照内容来分，他的散文可分为写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创作、自我剖析、议论时政和怀悼亲友等五类。这五类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类最能体现其散文的特点。所有这些散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诗歌情感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杨振声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他以一颗单纯到透明的童心，把对自然的执著爱恋，对自由、美和爱的热烈追求，对生命的真挚崇拜，对人世悲欢的感慨，对性灵的赞美歌唱，用丰润优美的诗的语言，严谨又多样的诗的形式，幽远含蓄的诗的意境，奇丽不羁的诗的想象，亲切又洒脱地表达出来，唤取了几代读者的美的情感。尽管由于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诗艺还没有来得及在整体上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胆多样的探索精神，已经取得的诗艺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注释】
[1]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八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
[2] 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见《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出版。
[3] 同前注。
[4] 于赓虞：《志摩的诗》，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9日
[5] 闻一多《诗的格律》，载《晨报副刊·诗镌》第七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
[6] 载《晨报副刊·诗镌》第1号，1926年4月1日出版。
[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八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
[8] 杨振声：《与志摩的最后一别》，载1932年1月《新月》第4卷第5期。
篇2：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摘 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其文学成就表现为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关键词：
篇3：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其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女性文学像一条小溪流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若断若续地流淌着。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掀起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高潮，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冰心、庐隐、丁玲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冲破了传统文化禁忌，以女性视角观察女人、写女人，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慈祥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其道德审美观念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中则塑造了一些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女性，虽然表面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实际上却放弃了自我。
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1]。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2]。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于青认为“张爱玲将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于历史深处，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对于五四呐喊时期便显得更深刻和有力”[3]。的确，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4]“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二、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
写实小说的本质是如实描写真实的人物和生活，并由此获取审美的价值。写实小说在中国历史悠久，最初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之后便发展出“讲史”的历史演义小说，再后来又衍生出世情小说这一支派，并逐渐推行开来，出现了《红楼梦》、《金瓶梅》等经典之作。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
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
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位批评家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风格的卓尔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说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风格，更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张爱玲拥有这样的荣誉，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张爱玲体’。”[5]的确，张爱玲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笔下独特的“传奇”故事，还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其小说用古典小说的外壳表现现代的主题，能把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沟通中外，既提高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位，又缩短了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上述种种创作技巧使张爱玲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作家贾平凹说过：“与张爱玲同生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6]
四、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的贡献
上个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我们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形成了“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7]。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同时，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魅力还吸引了无数读者和研究者，借鉴她的手法理念进行创作的作家为数不少。港台作家中，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是张爱玲上海、香港传奇中女人的翻版;施叔青创作的系列香港传奇可说是张爱玲笔下香港故事的延续。内地也有不少作家模仿、学习她，如叶兆言、苏童、王安忆和铁凝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毫不犹豫地记下张爱玲的名字。
【注释】
[1]余斌：《张爱玲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2]姚玳政：《想像女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3]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4]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5]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6]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7]张宏：《张爱玲小说的文化品格》，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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